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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史玉柱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年仅27岁。在这个年龄当上处级干部，再加上有高学历、领导的赏识，如果史玉柱继续留在统计局，未来的仕途的确是“不可限量”。因此，史玉柱的家人和朋友都极力反对他下海。但这没能阻止史玉柱的决心。临行前，他慷慨激昂地对朋友宋京京说：“如果下海失败我就去跳海！”
1.辞官创业，深圳寻梦
1989年，史玉柱完成了硕士论文答辩，从深圳大学软科学管理系研究生班毕业。不过，这一次毕业后的史玉柱却没有像上次那样接受别人安排的命运。他回到安徽，便递交辞职信，申请辞职，并告诉自己的家人：“我要下海。”
这是一个让周围人非常惊讶的选择。因为在1989年的中国，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还相当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这一年全国研究生仅为37232人。而在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中拥有这么高学历的就更少了。
然而，真正的成功者是不会安于现状，更不会甘于现状的。史玉柱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早在深圳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史玉柱就已经深思熟虑下定决心：既然市场经济是未来的主流，那么毕业之后就应该“下海”，就不应该再回到计划经济体制里面去。可以这样说，是那个时代的浪潮强烈地感染了史玉柱，而他的满腔热血和年轻的心也感应到了这股浪潮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以只想“下海”去“冲浪”。
领导和同事们都为他惋惜，连平素最了解他的父母此时此刻也感到不可思议。稳稳当当的“官”不做，舒舒适适的日子不过，偏要辞职，自己把自己推到东漂西泊的未知中去，不是发了“疯”又是什么？但是，只有史玉柱自己明白，他的心里正涌动着一股不可遏制的创业冲动。
通过合肥卖录像机的朋友，史玉柱认识了当地的一些计算机界的人。其中就有一个专门卖计算机的代理，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代理商，于是，史玉柱就找他借了一台IBM的电脑在家里自己编软件。
其实，在原单位统计局里，史玉柱就已经发现了一个市场机会。当时四通电脑打字机已经非常流行，买一台四通电脑打字机大概要2万多元，每个单位都得买。但是这个时候，每个政府部门，就是每个局、每个厅，很多处都有一台计算机了，还得买一台打字机。“而电脑放在那儿就觉得是一种浪费，所以我就想编一个软件，让这个软件能拥有四通打印机的功能，直接用电脑打字，这样就会节省成本，此后我就花半年时间编了这样的一套软件。”
不久，在史玉柱合肥的家中诞生这套后来被称为“M—6401”的文字处理软件。史玉柱送了一套给原单位。几张软盘一装，就能打出比四通打字机24点阵更漂亮的64点阵字，而且，编辑屏幕比四通打字机的一窄条要大很多。从此单位的四通打字机被放到一旁没人用了。那个时候，金山的WPS还没有上市。
也许是史玉柱正好赶上了一个好时代。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电脑技术，特别是在文字处理、桌面印刷排版领域，还处在非常原始落后的状态。而这也可以追溯到今后中国几乎所有电脑公司的发源，从四通、联想、方正、金山到巨人。
而此时的史玉柱，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个东西“有戏”。它打破了专用文字处理机甚至超过了通用电脑的价格这一规律。最后史玉柱决定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积累的知识，在这个领域里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未来之路。
在1991年上海开发浦东之前，广东一直是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而紧邻香港的深圳更是前沿重地。在深圳的创业气氛中熏陶了几年的史玉柱，此时已经很难再回到办公室里，做一个体制内的机关干部了。
关于这一点，2005年史玉柱在接受《中国新时代》采访时也承认，“我以前在安徽省政府的统计局上班，因为觉得那种工作环境使人的想法与个性受到压抑，决定下海经商。最初的创业在深圳开始，那时的感觉特别好，从很低的起点一步步往上爬，是最快乐的时候”。
放弃了前途似锦的仕途，史玉柱只能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了。前面是大海，后面是温柔的妻子、可爱的女儿，能这样不顾一切地跳下去吗？可命运之神总是亦真亦幻，总会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总是在难以取舍时让你取舍。
面对即将来临的辉煌，史玉柱毅然转过身去，让人们在其背影里去评说酸甜苦辣。一种荆轲式的悲壮使史玉柱的血燃到沸点。如果说在1989年史玉柱下海创业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并没有显现出他的身上有商业基因；那么他的下海，与其说是个人的抉择，还不如说是时代的浪潮推动所致。
但是，雄心抱负和现实总是会有一些距离的。这时，史玉柱身上仅有东挪西借来的4000元钱和自己开发出来的M—6401桌面中文处理系统。等待着他的，到底是什么呢？当然，如果没有那一个决心和那一步的迈出，或许就不会有几年以后的奇迹和今天的众说纷纭了。
2.押宝“汉卡”，初战告捷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想创立一番事业，是一件异常艰辛，异常磨难的事情。先不说人才、资源、市场等因素，单讲初期资金的筹集就是一大难题。不过这些并没有让几乎一贫如洗的史玉柱打消深圳创业的念头。因为技术就是资本，让史玉柱充满信心的是他开发的那一套软件——M—6041桌面汉字处理系统。这套软件后来被人们称为“汉卡”。
80年代末的深圳，已经开始由一个小渔村在悄然而迅速地蜕变成一个现代大都市。那时的深圳已撤县建市，建设中的深圳在不断地升温并沸腾着。一时间，深圳成了许多掘金者的朝圣之地，虔诚如伊斯兰教徒对麦加的热爱。杀出了一条血路的深圳仿佛在一夜之间崛起，被人们称做“一夜城”。在史玉柱的眼里，三年的研究生生涯所带给他的更多的并非专业学识的长进，而是一种城市思维，一种深圳思维。
深圳的确是一个遍地黄金之地。回想当年第一批昼夜排队买股票的深圳淘金者所上演的暴富神话，令所有人不得不为之动容，也令大多数人遗憾得捶胸顿足。
机会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但它只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作为创业者，更应该有一双慧眼去敏锐地发现机会、捕捉机会。敏锐的目光、果断的决策是现代创业者必备的素质。创业者如果没有敏锐的触角，没有决断之才，不能及时作出正确决策，那么在市场变幻中只能束手无策。
在那个时候，电脑还是一个稀缺的东西。一般的公司和单位，或者说很多人对它还不太了解，再加上当时电脑中文化的不足，电脑普及现象不怎么理想。史玉柱在深圳大学学习的时候，敏锐地感觉到，随着汉字全拼特别是王永民发明的汉字五笔输入法的成功开发，汉字的输入问题已经得以解决，但电脑软件的“中文化”问题，则成为电脑能否在中国普及的关键。史玉柱一下子看到了这里的市场前景。
都说良将“不打无准备之仗”，虽说那时史玉柱的胸有成竹并非全无根据，但是创业的艰难仍然显而易见：吃、住、行，怎么解决？在那时已经初显繁荣的深圳，区区4000元在当时还不够“大款”的一顿茶资，也不够一套一百平方米的中高档房子一个月的租金。更何况产品的开发还需要设备，需要推广渠道。这一切并非是人力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一定的财力作为支撑。那么史玉柱又是如何用4000元来解决这些难题的呢？
为了解决住宿的问题，史玉柱重新挤到深圳大学学生宿舍去住；搞科研没有仪器，他就采取“浑水摸鱼”的策略，“混”到学生堆里去，在学校的实验室里偷偷地编写程序。然而，这种办法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史玉柱已经不再是深圳大学的学生。不久，他就被机房的管理员发现，无法再到机房去“蹭”机器用了。无奈之下，怀着宏大抱负的史玉柱不得不再次寄人篱下。通过熟人的引荐，他常常到配置有计算机的学校某办公室里等别人下班，然后再“上班”。有的时候甚至要等别人把电脑游戏玩够了，他才能用一种久违的亲切去触摸别人的计算机。
那一段时间，史玉柱的一天是从黄昏开始的，书桌前一盏40瓦橙黄的台灯，成了照耀他的太阳。这样的日子是孤独而寂寞的，是枯燥而艰难的。深圳，一个新崛起的城市，无论白天还是夜晚，这里都充满了五光十色。有谁是以与一台计算机相对的方式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呢？然而，史玉柱又是充实的，不管如何艰难，他毕竟为自己的梦想找到了实践的机会。计算机屏幕的方寸之间就是他内心广阔的天空，那里面无数闪烁的星星，就是一个年轻人所拥有的希望。
经过近一个月努力，他在固化字体、增加字库、批处理的基础上，还解决了所见即所得的界面问题，集录入、排版、编辑、打印于同一界面；并且所有功能都以中文窗口菜单提示，经过综合压缩，保证大字无锯齿、小字笔画均匀的效果。
史玉柱把他的软件拿去压缩成了一种可以装进电脑主机里的卡，“汉卡”之名也因此而来。之后他把第一批产品命名为M—6401。经过反反复复的可行性论证，史玉柱相信自己的M—6401桌面文字处理系统已经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应该展翅高飞了。当时他确信M—6401已经是一个成熟产品。
但是卖软件得有电脑来演示。史玉柱在报纸上找到一家专门卖计算机的，就上门去找他们谈。当时那个经理也懂计算机，史玉柱就把自己的软件演示给他看，说：“我就卖这个产品，但我现在没钱，你让我先把电脑拿回去，我估计半个月内会有钱。等我软件卖了钱，给你多加1000元。”当时那台电脑售价是8500元，由于没有现钱，史玉柱便想用延期付款的方法，即支付9500元来买这台电脑。
没想到，卖电脑的老板居然同意了，而且派他的副经理将电脑送给史玉柱。这名副经理后来加入了史玉柱的公司，现在是征途公司的副董事长。
有了产品，想要把它卖出去，史玉柱还需要有个公司。史玉柱找到了原来在深圳大学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同时也在天津大学深圳科贸发展公司挂职。史玉柱就把自己的产品向科贸公司的人介绍了一下，人家很感兴趣。“因为我没有营业执照，就专门给我成立一个电脑部，等于我来承包这个电脑部，赚了钱都是我的，但是我每个月要上缴固定的管理费。当时也不多，大概一个月交一两千块钱，就这样开始有这么一个摊位卖软件。”于是，史玉柱和当时只有十九岁的蔡玮一起用手中仅有的、一直舍不得花出去的4000元钱承包了天津大学深圳科技工贸公司电脑部。这个电脑部将成为史玉柱起家的大本营，他要从这里向中国的计算机软件市场发起攻击。
就这样，史玉柱靠着整合基本的资源，有了自己的公司，自己的电脑，自己的产品，开始了自己软件的销售。
俗话说，“酒香也怕巷子深”。货好还得宣传巧，总不能只是待字闺中吧。为了尽快打开软件销路，史玉柱想到了打广告。对于刚刚起步的史玉柱来说，利用广告的效应壮大自己，当然是首选途径了。可是打广告需要钱，而史玉柱当时根本就没钱。没办法，史玉柱想到了先打广告后交钱。他一气跑到北京，闯进如日中天的《计算机世界》报社广告部，拿出自己研制的软件演示给当时的广告部主任贺静华看，以说服他们同意自己的要求。最后，几经沟通，贺静华答应先给史玉柱打三期1版广告。
1989年8月2日，《计算机世界》第一次刊出了史玉柱的M—6401中文软件广告，广告语出惊人——“M—6401，历史性的突破”。这是史玉柱第一次做广告。大家知道，在以后的日子里，广告已经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广告。
史玉柱这种打整版广告卖软件的做法，在当时是个创举。广告的确做得很触目惊心，不过，史玉柱其后的等待也是惊心动魄。13天的等待，度日如年。“如果广告没有效果，我只好逃之夭夭。”事后，史玉柱这样说。
13天，漫长得像13个世纪。只有史玉柱自己知道，在这13天里，他的心是怎样跳动的，血是怎样流淌的，那一分一秒的时间是怎样从窗前流过去的。就在广告登出后的第13天——8月15日，史玉柱在银行账户上第一次收到了三笔汇款，一张是8820元，是广州批发的3套；另外两张是零售汇款，每张3500元，共15820元。
这哪里是汇款单，分明是一张张黎明来临的通知书啊！史玉柱恨不得立刻向全世界发布：我看到曙光了！伙伴们来不及欢呼雀跃，就激动得抱成了一团。虽然没有外界给予鲜花和掌声，但内心的澎湃之情却表现得更加猛烈。可以这么说，这笔近1.6万元的汇款，不仅挽救了史玉柱的小企业，也昭示着未来“巨人”的正式起步。创业的激情再次被这场大火熊熊点燃。
“吹尽黄沙始到金”。没有深刻体验过等待痛苦的人，尝不到极度喜悦的滋味。一张张订单纷纷飞来，到了9月下旬，软件的销售额已超过10万元。面对这第一笔巨大的利润，不少与他同甘共苦的伙伴说：“咱们把钱分了吧，也让大家高兴一下！”但史玉柱却半晌没有出声，他反复思忖着这笔钱的用法。作为一个曾经在创业路上极度缺钱的人，他深深懂得每一笔钱都要花在刀刃上。最后，他咬咬牙说：“这钱不能分，还要派大用场呢。”最后这10万元都投入到了下一轮的广告宣传中，结果是仅仅四个月后，就实现了100万元的销售收入。就这样，巨人集团的事业由此起步。
3.新产品的研发和升级
首战告捷的史玉柱并没有停止奋斗的脚步。正所谓“兵贵神速”，商场如战场，只不过是看不到硝烟弥漫而已。
在创业的初步阶段，史玉柱不仅在逐渐认识外界和市场，同时也渐渐地发现和认识自己了。此时，一种新的无法形容的意识，像海心的潮水一样，在月圆时分从他心头卷过。下一步路该怎样走呢？
傍晚来临时，史玉柱常常在河畔踽踽独行。霞光把海水染成了绛红，斜阳移到西方去了，古人的诗句此刻也会在史玉柱的心头响起，“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啊，他的事业应该要一直像朝阳一样向前走，而绝不能落到日薄西山的田地，那样只能徒增伤感。
在当时的中国，由于用户普遍缺乏对电脑的了解或只是初步涉猎，在突然面对功能强大的国外新软件时，经常感到无所适从，软件的许多功能用不上或者不会用，而解决自身问题所需要的功能又没有或者不方便。这种技术产品与用户所需之间的距离，是在中国普及电脑、提高应用水平所必须跨越的障碍。面向用户所需而提供强大的、适当的技术支持，是中国的软件技术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史玉柱瞄准了这一高科技空白，犹如发现了一片闪耀着神奇魅力的星系，他的目标就在其中。
在今天看来，这一发现好像不算重大，也是一种偶然。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不仅是史玉柱日积月累的结果，也是对国内计算机市场最重大和最前沿问题的思考。机遇从来只属于那些有准备的头脑。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生就是一种选择。特别是当一个人正处在十字路口时，瞬间的选择将决定你日后的道路是暗淡还是辉煌，是开阔还是狭隘。
史玉柱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可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目标确定了，就看怎么干了。俗话说：大干大成，小干小成，不干自然一事无成。史玉柱很快就大干起来，没日没夜地干。他选择的是一种“集中营式”的生活。在高科技带来高效益的今天，高效益使得产品的更新换代周期愈来愈短。人人都追求高效益，人人都在为高效益进行竭尽全力的竞争。史玉柱对此洞若观火，要想成为一个大企业家，这种清醒意识比什么都重要。史玉柱要重新封闭自己的外在空间，要用自己的智慧和毅力与一个未知王国进行艰苦的对话。他的路才刚刚开始，他的雄心壮志才实现最初的一点，朝着朝阳升起的地方奔跑，才是他今后始终要追求的。
在史玉柱之前，当时国内出现的科技型企业大多是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建立的，比如联想和方正。当然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高校和科研院所理所当然拥有强大的研发力量，它们开发出高科技产品，不足为奇。
但史玉柱不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通过接受教育和对技术的热爱而开发出一种新产品，并因此获得成功，创办了自己的集团公司。这简直就是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标准样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会认同媒体给史玉柱加封的“中国的比尔·盖茨”头衔，而他的创业史，也在一遍一遍的传播之中，被塑造成了一个“创业神话”。
“喜新厌旧、见异思迁”，这始终是消费者的消费天性。没有人愿意永远穿着一件过时的外套，一连几天吃同样的食物；人们总是喜欢在自己的生活和消费中有一些新的改变，获得更好的享受和不同的体验。
1990年1月，求伯君的WPS借助方正的品牌和渠道横空出世。史玉柱一看不妙，于是便在1990年1月的某一天，和另一个伙伴背着热水器再一次来到深圳大学。他们把自己反锁在一间房子里，过一种“集中营式”的生活。不管外面的世界是精彩还是无奈，他们只和计算机同在。一个星期下一次楼，下楼不是转悠，而是就近买一箱方便面。没有和外界发生任何不必要的联系，不能看新闻联播，也没有众人为之疯狂的世界杯足球预选赛，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甚至连中国人最看重的春节也不得不为此牺牲。春节在他的眼里，只是工作中的一天。
整个深圳对于他们而言，只存在眼前的两台计算机。胡子长了，头发乱了，他们看上去就像被拘留的囚徒一样，但是没有人会在乎这些外表上的变化，只有脑海中那些宝贵的想法、思考的火花才是他们为之兴奋的。最“可怜”的或许就是史玉柱身上的衬衫了，自从他们来到这间房子，这四件白衬衫就遭受了被虐待的命运。第一件穿“黑”了，就穿第二件、第三件、第四件；都穿“黑”了，又从四件“黑”的衬衣里挑出相对“白”一点的再穿。如此周而复始，那四件衬衫就这样被史玉柱翻来覆去地折腾了近五个月！他们过着类似苦行僧的生活。除去睡觉，他们几乎没有一刻停止对技术问题的思考。
150个昏天黑地，150个日日夜夜，伴着20箱方便面的支撑，史玉柱和他的伙伴进行了一场超重量级的拳击比赛，在筋疲力尽的时候，他们凭点数取胜——他们终于成功了。
但是等到M—6402投入市场的时候，WPS已经超越了M—6401。虽然M—6402缩短了和WPS的差距，但还是无法超过WPS。
M—6402产品受到冲击，需要继续升级。史玉柱决定投资80万元开发M—6403。对于当时一个注册资本仅200万元的小公司来说，80万元可以说是一笔巨资了。
1991年8月，M—6403面世，这套软件在造字功能、自定词组、联想功能、编辑排版系统等方面有独到之处，是对M—6401和M—6402的深化。
4.爱妻出走，曲终人散
封闭开发让史玉柱投入了全部的精力，一年之中，除了电脑，就是方便面相伴。然而当史玉柱兴高采烈、满怀喜悦地带着比M—6401功能更齐备、质量更可靠的M—6402汉卡走出深圳大学，一路小跑地回到深圳的临时住所，推开位于安宝大厦家里的大门时，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临时的“家”里一片狼藉，先前和妻子一起购置的简易家具全不见了，房间里空无一物，不辞而别的妻子仅仅留下一张字条，便离他而去。
书生气十足的史玉柱开始东奔西跑，走街串巷，在茫茫的人海中寻找那张曾经如此熟悉的面孔。他好像是在荒凉得没有边际的沙漠中失去了方向，每一步跋涉都不敢想结果是什么。他累倒了，在迷离的梦幻中，那些高楼大厦都是压向他的一座座大山，而路边每一盏点亮的路灯都成了流着泪水的眼睛。
经过半个多月的商谈，史玉柱还是没能让妻子回心转意，两人离婚了。一个曾经温馨和美好的家庭就这样不复存在了，甚至没有给他留下任何补救和回旋的余地。
虽然我们无从知晓史玉柱的妻子离去的真正原因，但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理解，至少从史玉柱放弃老家的美好仕途来到深圳之时，他的妻子已经作出了很大的让步或者说是牺牲。他的妻子来到深圳，屈居于一所临时租住的住房里，早已证明了她的宽容。如果说史玉柱的妻子是一个势利的小女人，那么她更不会在这个时候负气出走，因为这个时候史玉柱已经不是早先那个一文不名、一贫如洗的穷小子了。之所以选择了这一条路，或许史玉柱的妻子更为看重的是个人的感受，或许正是史玉柱给不了她期望中最基本的关怀，才致使这个女人终于下定决心和史玉柱分开。
有人说，这个世界只有两种女人，一种是注重精神的女人，一种是注重物质的女人。和注重精神的女人在一起，你可以没有家财万贯，但你必须一心一意地爱她，并且无时无刻地表现出你对她的重视和关心。由于她的敏感，你绝不可以在精神世界有半点出轨。而和注重物质的女人在一起，你必须努力地挣钱，满足她的虚荣心和无穷无尽的物质欲望。也许你在身体上很累，但在精神上你却了无负担，因为这类女人往往最不在乎的就是这一点。然而，这类代价昂贵的爱情却并非所有人都消费得起。
大概史玉柱的妻子属于前者吧！完全忙于工作而无暇顾及妻子，不知不觉中冷淡了妻子而导致妻子的出走是史玉柱这段并不完整的婚姻的最好注解。史玉柱对此曾表示十分懊恼，但更多的却是愧疚。
也许史玉柱已从这次失败的婚姻之中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从不闲着的他也明白，他无法改变与生俱来的性格和使命，这或许也是史玉柱至今仍未再婚的重要原因。尽管他的身边并不缺乏关心他并能辅佐他的能干女人，但史玉柱不想再次伤害爱情，伤害渴望关怀的女人。
大病了一场的史玉柱终于挺过去了，只是觉得腹内空空而食不甘味，每天只知道拼命喝水，喝得越多就越渴，越感困乏。因为长期的超负荷运转和这一次感情上的致命打击，使得史玉柱已经永远失去了当年在足球场上连冲带突的风采。对这其中的得失，他到现在还无法说清楚。他曾经问过不同的朋友：“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婚？”没有人正面回答他。的确，对于这个问题，又有谁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呢？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要忍受一般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似乎是每一个成功者的宿命。既然一切已无法挽回，那么无论多么沉重的创伤也只能留给时间去慢慢愈合。
暂时脱离家庭负担的史玉柱，此时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他把家庭中的伤痛全部化成创业的动力。
5.抢占市场，打通渠道
1989年10月，史玉柱将100万元再次全部投入到《计算机世界》做广告，特别是最后一个季度，广告做得简直铺天盖地。当时在IT行业，媒体的分众化趋势没有形成，互联网的时代还根本没到来，《计算机世界》几乎就是唯一的选择，效果因此匪夷所思。M—6401月销售额乘势攀升到了500万元。1990年前三个月，史玉柱已经挣到了3000万元。
不过，在当时因为打广告的事情，公司还发生了一次令史玉柱至今都难以忘怀的内讧。在9月初，经朋友介绍，史玉柱招聘了3个员工。加上史玉柱一起，一共4个人。对于公司的利润，其中一名员工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股份，大家应该将赚到的钱分掉。”
那时候，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大家对真正的股份制也不是特别清楚，光知道股份有用，好像在这儿干就应该大家都有股份。但是史玉柱不同意，主张继续打广告。史玉柱对员工说：“股份的事情可以商量，但每人25%不可能。”因为产品完全是史玉柱自己开发的，启动资金也是个人出的，他至少应该控股。最后，史玉柱提出他们一起可以占10%~15%。
但是这个方案提出来，2个男员工都觉得占得少，不同意。而剩下的一个女孩不想参与，她又是管财务的，所以这2个人也拿不到钱。结果当时就闹得很僵，史玉柱当时也很生气，当场就把一台IBM的286电脑给摔了。怎么办呢？这两个人后来看到公司有几台电脑和打印机，当时的价格差不多也要几万元钱，就抱着走掉了，再也找不到人。
“我从此再不搞股份制了。中国人合作精神本来就很差，一旦有了股份，就有了和你斗的资本，这个结构就是不稳定的。”经历了这一次风波之后，史玉柱把这一原则贯彻到底，无论是在巨人还是现在的征途。后来史玉柱就采取给高管层很高的薪水和奖金的制度，甚至给比他应该得到的股份分红还要多的钱。“我认为这个模式是正确的，从此以后，我的公司就再没发生过内斗。”
当时，这两个人走了之后对业务也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因为技术全掌握在史玉柱手里，而客户的名单、联系方式也在其手里，财务也动不了。但是，通过这个事情史玉柱却摸索出了这么一套自己认为很有效的资本管理模式。
当年10月，为了打开销售市场，史玉柱想出了一个新的点子，一下子使销售额超过了WPS。当时软件业还是“广告+销售”这个单纯的模式，不是特别重视渠道。史玉柱就发起了一个连锁会议，表明自己和经销商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史玉柱力排众议，以凡订购10块巨人汉卡就可获来往路费为条件，邀来全国各地电脑经销商200余人，共聚全国巨人汉卡连锁销售会议。此举当时几乎遭到所有伙伴的反对，但事实很快证明了史玉柱的远见卓识——会议总投入不过几十万，但却为巨人打造出一个全国性的销售网络。参会的人后来大多成了史玉柱汉卡的代理商。后来软件界都知道了的这种现场订货的销售模式，就是始于史玉柱。
1992年10月，在珠海度假村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巨人电脑连锁会，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电脑盛会。那年巨人汉卡销量一跃而升至全国同类产品之首，M—6403年销量28万套，产值1.6亿元，实现利润3500万元。短短几年期间，史玉柱几乎成了电脑软件业的领跑者，他的产品在汉卡市场的销售额，甚至超越了汉卡市场的先行者联想集团。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应该说，此话用在古时科举秀才身上是非常恰当的，但此时，用在一介书生史玉柱身上则更合适。这个身高1.80米，体重120斤左右的瘦长青年，在30岁之时，便成为国人心目中的创业英雄。
1992年，有家知名媒体搞了个民意测验，问的是“你最崇拜的两个人是谁”。答案一出天下惊——一个是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另一个就是史玉柱。
几年后，当巨人集团已经变成了过去时，有研究者比较巨人和微软的早期发展，认为两家企业都是民营或私营企业，都是靠电脑软件起家，创业时的经营条件十分相似。
史玉柱和3个伙伴以仅有的4000元人民币开始了巨人的创业，产品只有一种，即史玉柱自己开发出来的M—6401桌面文字处理系统，不到4个月，就实现利润近百万元。随后两年内，巨人集团以软件业为根本，相继开发出M—6402文字处理系列产品及M—6403汉卡。到1992年底，销售收入近2亿元，实现纯利3500万元，企业年发展速度500%。
再看微软公司，由比尔·盖茨创建于1975年，当时加上雇员也只有4人，启动资金是3000美元，按照中美两国的消费比价，与巨人的创业资金基本相当，产品也只有一种电脑软件。微软公司起初的发展速度也十分惊人，到1977年底销售收入达到382万美元，年发速度636%。
这样的比较，也许是在某种程度上受了史玉柱“中国的比尔·盖茨”的称号的影响，潜意识里将史玉柱等同于比尔·盖茨，将M—6401及以后的系列产品等同于微软的Windows系统。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比较看起来激动人心，却与事实失之千里。
想要了解史玉柱为什么能够凭借一款软件在短短两年里将口袋里的钱从4000元变成3500万，就必须了解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印刷业的变化。
1988年，在著名专家王选的带领下，北京大学研制出华光IX照排系统，创新研制出第四代激光照排机，从铅字排版直接跳跃到最先进的激光照排，不经照排机输出毛条、人工剪贴成页阶段，直接跨入整页组版、整页输出阶段，从而使中国在1987年至1992年实现了报业与印刷业的技术革命。
1987年，北大方正首先提出“发展开放式彩色桌面出版系统，淘汰传统电子分色机”的建议；1992年首先在《澳门日报》的编辑排版中推出方正彩色报纸编排系统；1994年方正继续推出方正高档彩色电子出版系统，其校色技术、挂网技术、高速栅格图像处理器、彩色拼版与图文合一排版等关键技术均为自主开发。
对比上面这些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研发成果，可以发现史玉柱的M—6401并非一个原创的技术，在桌面印刷排版系统上，史玉柱并不是一个创造者，而是一个追随者。M—6401及其系列产品，不但无法同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相提并论（后者划时代地让计算机从专业技术人员的专利变成普通人也可以轻易操作的机器），甚至同四通、华光、方正这些比巨人起步仅早几年的公司开发出的产品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
前巨人集团副总裁王建曾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用电脑进行文字、文本编辑和排版处理的系统一经出现，其汉化工作被史玉柱看到了，但是更被北大方正、四通，以及金山等公司看到了，他们出品的华光轻印刷系统、4S系统、WPS系统，背后有资源支持。”
既然史玉柱的产品并非“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也不能在技术上领先于其他系统，从而使产品不容易被替代，那么为什么史玉柱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凭借这样一款并不先进的产品在市场上所向披靡呢？
王建的答案是，“史玉柱只有一个优势，价格便宜，其他产品因为开发成本高，购一个系统需要几万或几十万，而史玉柱只要几千元就卖”。
应该说，价格优势当然是史玉柱获得成功的一个因素，但能让这个因素发挥作用的，还是经商潮带来的包装印刷需求。
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第二轮经商热潮中，出现了大批民营企业。这些初具市场意识的企业明白“好酒也怕巷子深”的道理，知道产品需要包装，需要宣传。这样的需求为印刷业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市场，于是大大小小的印刷厂应运而生。
印刷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型印刷厂大量出现，自然带动了对印刷排版系统的需求。这个时候，史玉柱产品的价格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巨人在1991年到1992年间的高速发展，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除了印刷业的爆炸式增长，史玉柱的成功还得益于当时个人电脑的落后。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在计算机方面采取对华禁运的政策，国内个人电脑相对落后，对中文的支持还不太成熟，由于处理器和内存等方面的限制，电脑还不能支持软字库，必须借助外挂设备，这也是史玉柱的M—6401为什么要制作成“汉卡”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个时代持续的时间非常短。随着1993年17国组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解散和对华禁运取消，以及个人电脑硬件、软件技术的突飞猛进，中文支持已经不再是一个瓶颈。而对于普通用户而言，微软的Office办公软件已经可以满足基本的排印需求。这个时候，不论是汉卡还是装在汉卡里面的M—6401，就都已经失去了意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开发印刷排版系统的企业都注定要灭亡，它们可以向专业印刷排版软件的方向发展。方正就是一个例子。80年代后期开始，方正的电脑排版技术迅速产业化并被市场广泛接受，这项技术的大面积推广为方正集团获得了十几亿利润，奠定了方正的软体产业。至今，方正汉字电脑排版系统，仍然占据了国内80%以上的市场、海外华文90%以上的市场，中文照排市场份额全球第一。
但这条路，对于史玉柱来讲，不论是技术上还是资金上，都是他力不能及的。
曾有将巨人同微软相比较的研究者认为：“财富迅速积累后，史玉柱便沉不住气，没能像微软公司那样专一软件产业的深化，而从1993年开始了企业经营战略的转移，实施多角化经营战略。这一战略的选择是后来巨人集团走向衰落的转折！”这个结论就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不过，在1992年，不管是史玉柱、巨人公司的员工还是整个社会，都把巨人看做一个高技术含量的科技企业。人们丝毫不怀疑这家神奇的公司有能力成为“中国的IBM”。
曾经担任巨人集团副总裁的王建在反思巨人时写过这样一段话：“细想一下，一个100多人的公司（当时），研发一种并不太高科技的汉卡——实际上是做英文软件的汉语转化工作。巨人在做自己的广告宣传时，除了汉卡，对电脑主机的宣传在每一种机型下面都注明‘黄金标牌，美国本土主机’的字样，这已表明在硬件上巨人只是代理商的地位。但广告的宣传，不但使社会误解了，也使巨人公司内部的人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真是一个高科技公司了。”
就是在这样的错觉氛围里，史玉柱的巨人集团的名声越来越大。盛名之下的史玉柱和巨人集团，不免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错误的高估愈来愈同巨人的实际能力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