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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玉柱成名之后，曾有记者采访时问他童年时代的生活。史玉柱笑着回答道：“别看我在跟同伴拼力量时显得软弱，在另一方面我可是出奇的胆大，同学们都叫我‘史大胆’。大概小时候的这种意识，对我后来的冒险精神和创业精神有一定影响。”
1.平凡少年痴迷小人书
1962年，史玉柱出生在安徽省北部怀远县城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一直到上大学，史玉柱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这个面积近2400平方公里、隶属安徽省蚌埠市的小小县城度过的。曾有记者这样描绘怀远：“这是一个在中国的行政地图上很难找出的小地方。”不过，这个小县城的历史却比多数大城市要悠久得多。
根据清代光绪年间成书的《凤阳府志》记载，怀远县城最早建于南北朝时期。但是怀远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上古。在怀远县东南部，有一座涂山。《史记》记载，当年的大禹召集各个部落的人商议治水便是在涂山。为纪念大禹，人们在涂山修建了禹王庙，几经重修，至今的禹王庙仍然保存完好。现在的怀远县城里，还有一条以大禹名字命名的道路——禹王路。
在怀远县西南部，有一座与涂山相对的山叫荆山。据说春秋时期著名的“和氏璧”就是采于这里。
明清时期，怀远县归属凤阳府，也就是现在民间戏剧中唱的“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地方。的确，怀远是一个自然气候比较差的地方。在建国后的1949年到1982年的33年间，怀远发生较大洪涝灾害的年份就有10年，发生旱灾减产的年份有5年。史玉柱出生的时候，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根据《怀远县志》记载，这一年，怀远县政府正忙于精简职工，号召全民种瓜种菜以抵抗灾难。
也许正是应了“福祸相倚”这句老话，虽然史玉柱出生在“天灾”之年，但是他却非常幸运地避过了另外一个可能影响到人生未来的“十年文革”。史玉柱到上学年龄的时候，时间已经步入上世纪7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断的学校教育已经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下于1968年得以恢复。这使得史玉柱避免了学业中断的危险，非常顺利地完成了从小学到后来的研究生的教育。应该说，与他同时期的民营企业家中，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接受过这么完整的教育。
与大多数出生在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他的童年与所有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人大同小异。这些年间，尽管国家大事频出，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史玉柱家庭条件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父亲是怀远县公安局的干警，而母亲则是一个普通工人。据《研究失败》作者方向明曾在书中描述史玉柱所言：“别看我的父亲是警察，但家教极严，他经常告诫我：‘即使别人打你，也不许还手。’”
应该说，童年、少年时代的史玉柱身上并没有表现出企业家的潜质。史玉柱小学时候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刘宗英老师曾经回忆说：“史玉柱小学的成绩一直都是中等，但其做事比较有恒心和耐心，而且非常内向和老实。”
怀远县城内，一条名叫永平街的小街道上，有童年史玉柱接受启蒙教育的怀远县第二实验小学，史玉柱的小学生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年这所学校叫永平小学。学校的对面是生活区，也就是史玉柱从出生一直到小学毕业居住的地方。
刘宗英老师还说，由于自己的爱人跟史玉柱的父亲是同事，因此她对史玉柱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刘老师说，有一件事她记得很清楚：史玉柱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坚持先做完作业再吃晚饭；如果作业没做完，父母怎么劝都没用，他是不会中途停下，吃完饭后再继续做的。因此史玉柱从来没有未完成课后家庭作业的时候。这是她通过家访才知道的。虽然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但可以想象得到，史玉柱从小就具有做事非常认真而且耐心十足的性格。
和许多青少年一样，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史玉柱对外部世界诸多东西都充满了好奇，尤其是对复杂的东西总要一探究竟。“为什么天是蓝的呢？为什么云是白的呢？地球是什么形状？淮北平原为什么会那样平坦呢？”这些都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史玉柱非常感兴趣及想弄明白的问题。不过在今天看来，这种痴迷或许也是一种个体灵感积累的过程吧。
史玉柱当年的邻居李大爷说，他和史玉柱的母亲当年是一个厂的同事，两家住得很近，是看着史玉柱长大的。据他回忆说，“这孩子小的时候比较内向，不怎么爱说话，不属于调皮的孩子，但喜欢看书，尤其是小人书，可以说到了着迷的程度”。
据说，史玉柱那时对小人书已经痴迷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可以不吃饭，可以不睡觉，可以逃学，甚至考试不及格都没关系，但是却不可以不看闪烁着童心光芒的小人书。他一遍遍地看，一本本地看，一摞摞地看，不知看过多少遍了，可仍觉得百看不厌。也许正是通过小人书，史玉柱从茫然无知的少年开始认识了这个精彩的大千世界。
可是这样看来看去，该做的作业总是忘了做，该背的课文也不背了，最后史玉柱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以至于到了小学四年级，史玉柱竟成了一个留级生。其实，面对老师的叹息，家长的责怪，年少而无忧的史玉柱对留不留级并不在意，但望子成龙的父母却再也无法容忍了。最后，妈妈在一气之下，把史玉柱一箱令他魂牵梦萦的小人书化为灰烬。小人书被烧了，史玉柱倔强地一直盯着这堆灰烬，他的内心或许不能接受自己心爱之物如此被毁掉，但是他也在寻找平时和蔼可亲的妈妈今天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他的眼睛慢慢闭上，眼眸中流出两滴晶莹的泪珠，孩子般的赌气让他把嘴角抿得紧紧的，因为他不是一个轻易认错的孩子。
虽然小人书被烧了，但书上描写的那些古代英雄，特别是《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却永远留在了史玉柱的记忆深处。
应该说，史玉柱并非一个“小时了了”的人物，用他自己的说法，他的童年基本上是在“默默无闻、平淡无奇”中度过的，他身上并没有表现出未来会成为企业家的潜质。而且安徽悠久的商业历史与史玉柱之间也没有丝毫关联——尽管他一度被人们看做徽商中儒商风格的代表人物。
2.合肥之游愿望实现
毋庸置疑，小人书在无形中给童年史玉柱带来的内心成长是不可估量的。史玉柱特别对《三国演义》入了迷，不过，他是后来才知道《三国演义》里“张辽威震逍遥津”的故事中所说的逍遥津古战场，就是在离自己家乡不远的合肥市。作为一个喜爱三国战争的小男孩，他从内心深处感到由衷的骄傲，以至于在后来一段时间里逢人便说：“逍遥津古战场就在合肥，我要去合肥。”然而，令史玉柱更感惊奇的是，合肥不仅是逍遥津古战场，而且还是东吴名将周瑜和宋朝清官包拯的故乡。当史玉柱知道自己心目中崇拜已久的清官包拯的故乡就在合肥时，心动不已。他真想一步就迈到合肥，亲眼看看替民伸冤、流芳百世的包拯的故乡。于是，他朝思暮想，琢磨着怎样才能让父亲满足他这个愿望。可以说，史玉柱从小就非常执著，他想做的事，从来就没有做不到的。
直到有一天，史玉柱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原来父亲要去合肥出差。在他的一再恳求之下，父亲才勉强同意带他去了，但是为了让史玉柱听话，父亲跟他“约法三章”——史玉柱保证路上绝不调皮。
一大早，天还没亮，浓雾弥漫着小城的道路，史玉柱就和父亲一起上路了。这时的城市又黑暗又静寂，只有穿插在城区里的几条林荫路上，不时落着凝聚在树枝上的露水，滴滴答答，发出一些微弱的声响。一路上，天真烂漫的史玉柱睁着大眼睛，憧憬着他的合肥之旅。
他看到一排排树木从自己眼前掠过，觉得特别兴奋。他仔细地看着车厢里的每一样东西，行李架、茶几、卖食品的小车，感到无尽的新奇和乐趣。火车经过的所有村庄也使他觉得有趣。几经辗转，他终于来到位于安徽省中部的一座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合肥。
到了合肥，史玉柱圆了自己的梦，他终于看到了《三国演义》中“张辽威震逍遥津”的故事中所说的古战场——逍遥津公园。
逍遥津公园在合肥市东北角，整个公园里，“逍遥津”是最精华的一部分。逍遥津古为淝水上的津渡。相传东汉末，孙权被曹操的大将张辽击败于此。经过《三国演义》和京剧《逍遥津》的渲染，逍遥津在史玉柱的头脑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现在的逍遥津是片波平如镜的湖泊，林木葱郁，景色迷人。史玉柱和父亲两人同坐一条小船，向孤山脚下慢慢划去。
史玉柱坐在船尾望着孤山。他父亲一边划船，一边掌舵。孤山上郁郁苍苍，山坡上绿茵似锦，盛开着斗艳争奇的五颜六色的鲜花，如同一大片翡翠上镶着各色各样的珠宝玉石。船慢悠悠地在一片澄碧的湖水上轻轻飘过。静静的湖面上布满了青翠欲滴的荷叶，像是插满了密密麻麻的翡翠伞似的，把湖面盖得严严实实，只是当中留了一条狭长的水道，恰巧够一条船划过。
史玉柱看呆了，觉得自己进了仙境一样。他想起《西游记》中描写的情景，自己仿佛成了孙猴子，闯进了天宫。在一片碧绿当中，仿佛有人撒了无数支朱红的大字笔，饱满的笔锋冲着明朗的晴空；偶尔有一二朵盛开的水红色的荷花，又像是一个少女含羞似的露出红艳艳的面孔，笑脸迎人。
史玉柱被荷花吸引住了。他伸手抓一把荷叶，用手在湖里掬水，向荷叶上一撒，无数大大小小的珍珠落在碧绿的玉盘上似的，一粒粒珍珠又迅速地滚到荷叶当中，变成一粒滚圆的大珍珠。
这一天，父亲还带史玉柱去了包河公园。在公园门外，父亲说：“这就是包公幼年时的读书处。”史玉柱跑过去，仔仔细细地看着，他觉得什么都新鲜。父亲继续说着：“那边还有包公祠。因合肥是包拯的故里，当地人为了纪念他，所以修建了祭奠包拯的专祠——包公祠。它建在包河中央的香花墩上面。”“为人一生，要做好事，以后会流芳百世；倘若做坏事，就像秦桧似的留下千载骂名。”多年后，史玉柱回忆起来：“父亲的话句句刻在了我的心上。”
史玉柱跑进包公祠，站在粉面修髯、红袍玉带的包公塑像前久久伫立着，忽然问道：“爸爸，这个包拯怎么和书中描写的包拯不一样呢？”
父亲抬头仔细看着说：“那些只是民间传说。真正的塑像就要根据史料去做，不可能按人们的意想去做。”
包公祠三面环廊，四面临水，风景优美。史玉柱望着它真不愿离去。父亲见状，便说：“还有好去处呢！我领你去曹操点将台。”
史玉柱瞪大眼睛问：“真的有曹操点将台吗？”
“怎能有假，爸爸骗过你吗？”
他们来到教弩台，只见它那类似谯楼式的围有红色墙垣的高坛，高有七米多，建筑很突出。父亲说：“当地人们通常称它为‘曹操点将台’，实际上是三国时（公元222年）魏将张辽所筑教弩台，也就是张辽与他的部下教习强弩的地方。”
这时，史玉柱突然发现东面有座小桥，便喊起来：“爸爸，你看，那边还有小桥呢！”父亲笑笑说：“相传，那是当时孙权兵败脱险的地方，因此得名‘飞骑桥’。”他们又走到一座寺庙前，史玉柱先跑进去。看到罗汉的全身金光闪闪，父亲站在史玉柱身后，感叹地说：“真不错！保存完好。”
合肥的这次旅行，给史玉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连环画中的故事似乎变成了现实。以至于每当回想至此，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史玉柱总会情不自禁地说：“这不是一次纯粹的游玩，在整个过程中父亲给我讲了很多蕴涵哲理的故事，它们让我明白与其崇拜小说中的历史人物，还不如努力去让别人崇拜自己。”
3.《十万个为什么》的启示
幸福的童年总是相似的，很多人在童年时代都看过《十万个为什么》。对大多数人来说，看过之后，为什么还是为什么；但对于史玉柱来说，在看完《十万个为什么》后却表现出了他特有的天赋。对于这本充满魔幻的书，史玉柱有着自己非常独特的读法——他要亲自去探寻“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
《十万个为什么》这一系列图书首次出版发行时间，恰好在史玉柱出生之后。当时此书风靡一时，几乎所有重视教育的家庭都为孩子买过这套书。由于小人书没有了，从合肥回家后的史玉柱只好找来《十万个为什么》。而这一次，父母不仅没有反对，而且还相当支持。
于是，自然而然地，年幼的史玉柱很快就迷上了科学技术，并千方百计地去试验和探究。
读小学五年级时，小小年纪的史玉柱在自己的家门口竖起一根高高的木头十字架，架子上缠满蜘蛛网状的金属线，再接通一根地线，浇上盐水，然后用一些废旧的收音机零件，因陋就简地组装了一个收音机。打开它时居然音量很大，使他不敢相信。
初次的成功“膨胀”了史玉柱的“野心”。如果说是小人书让史玉柱熟悉了传统和历史，那么《十万个为什么》则让他变成了一个敢想敢做的实践者——那一年，史玉柱要制造炸药，要造那种把诺贝尔炸得遍体鳞伤的炸药！
这一次，史玉柱按照书上说的“一硝二磺三木炭”的方法，开始自己配制土炸药，认真且严谨得就像科学家在做一项极其精密的实验。几经反复，终于配制成功了。
在炸药制作成功后，史玉柱还异想天开地想试试炸药的威力。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史玉柱悄悄把炸药埋在路边。这时近乎“疯狂”的史玉柱全然不知炸药爆炸可能带来的后果。
果然，一声巨响，炸药爆炸了。爆炸不仅“炸”开了史玉柱满脸的喜悦，同时也“炸”响了自己名字，别人送其外号为“史大胆”。不过，这也“炸”怒了父母的心。因为，炸药爆炸的巨响吓坏了刚好经过的邻居。那一年史玉柱刚好十岁。
史玉柱的胆子就这样慢慢地练了出来。后来史玉柱总结出一条规律：只要有胆子，敢干，就有成功的可能。
史玉柱挨了父亲的一顿暴打和母亲的一番责骂，但是史玉柱大胆的疯劲并没有因父母的恼怒而收敛。想一想，一个连炸药都不怕的小孩，还会怕什么？这以后，史玉柱的胆子更大了。据史玉柱儿时的伙伴回忆，在史玉柱居住地附近，那时候“史大胆”的称号可谓是如雷贯耳，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就这样，史玉柱一路走过了他的童年时代。
4.《哥德巴赫猜想》下的数学梦
转眼间，史玉柱上了初中。由于原先住的地方要改造，史玉柱全家只好搬走了。陌生的学习环境似乎羁绊住了史玉柱的玩心，小时候从不喜欢学习的史玉柱居然改“邪”归正了。初二时史玉柱开始在学习上发起“疯”来。这一“疯”就了不得了，他“疯”成了学校里尽人皆知的“黑马”，各科成绩都有进步，特别是数理化成绩直线上升。初二之前，史玉柱成绩不好，贪玩，爱看小人书，经常被妈妈训。那么，是什么促使他突然转性了呢？原来那一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史玉柱知道了“学习好可以考大学”，从那以后，上大学成了他奋斗的目标。
有了对未来的预期，再加上父母的管教，史玉柱开始“改邪归正”。
“上了中学，我才真正认识到自身的潜力，原来我就是一个学习的料。”多年以后史玉柱幸福地回忆着自己初中的学习生活。
“上课我很少听讲，因为总觉得老师讲的都很简单，都是一听就懂的那种。我就自己看书，看历史、人物传记，而我最感兴趣的是数学人物的传记。”
“恰好中学教我们数学的老师特别喜欢陈景润，几乎每节课他都会讲陈景润是怎么怎么攻破数学界的难题‘1+2’，还逼着我们读了几遍《哥德巴赫猜想》。那时科学家的地位特别高，所以我当时特别想攻‘1+1’，这也是高考我选择浙江大学数学系的原因。”
“上中学时，我真的努力啊。日常生活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没有周末，没有休息日。经常是最早一个到教室，下晚自习后最后一个走。”
很快，极具数学天赋、发愤图强的史玉柱成为老师重点培养的对象。而史玉柱也的确没令老师失望。他不仅数学成绩在班里，乃至这个年级都是一枝独秀，就连整个理科成绩在学校里也是无人能及。此时的史玉柱也当之无愧地成了父母交口称赞的好孩子，成为亲戚、邻居小孩学习的好榜样。
“史家小孩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小时候他可真是顽皮啊。不过，一上中学，他整个人彻底脱胎换骨了，学习刻苦不说，还变得非常有礼貌和懂事。”事隔十几年后，史玉柱的邻居谈起他的童年时滔滔不绝。
从初中开始，到离开家乡去上大学前，史玉柱特别喜欢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去爬山。究其原因，史玉柱曾这样解析：“大家都爬山，我不去爬山，觉得好像太另类，所以就养成了爬山的习惯。”
早上5点，天还没亮，史玉柱就开始从山脚往山上爬。从史玉柱家通向山顶的路上，只有他一个人。每天史玉柱都要克服恐惧，从栽满石榴树的一片坟地穿过，为的是黎明时分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会聚在怀远山顶，一起等待天亮。后来在巨人大厦坍塌后，史玉柱的“死而复生”也跟登山有联系。不过，这次他选择“重生”的地点是喜马拉雅山。
不知疲倦的学习中，时间过得很快，六年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转眼就到高考填报志愿的关头了。应该说，那时的史玉柱成绩已经相当出色了，所以，班主任老师的安排是让他搏一搏清华或者北大，为学校和老师增光添彩。
但年少时自称“史大胆”的史玉柱这次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浙江大学，填报的院系为浙大数学系。
其实，就史玉柱当时高考前的几次考试的成绩而言，填报清华北大应该没什么问题，然而史玉柱却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
在当时的史玉柱看来，选择浙江大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立志做中国下一个陈景润的史玉柱觉得浙江大学的数学并不比清华、北大差多少，并且浙江离家近，回家、去学校都很方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史玉柱敬佩的数学家陈景润曾经授课于浙大。
“皇天不负苦心人”。没有任何的悬念，1980年，史玉柱以全县总分第一名（其中数学考了119分，仅差1分满分）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换句话说史玉柱成为了当年怀远县的理科状元。
从小学沉迷小人书而留级，并制作炸弹吓人的“不良”少年，一举成为怀远县的高考理科状元，史玉柱轰动了整个县城。直到今天，史玉柱的童年故事还在被县城里局部范围的人们津津乐道，被县城里的家长当做教育小孩的典范。
然而，史玉柱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刚刚读完了一学期后，就毅然放弃了“成为陈景润第二”的理想。据他后来反思，“我很想做成一件事情”，但是“我又意识到我做不成这件事情”，这是“我理想破灭的主要原因”。
史玉柱回忆当时的情况，“全国那时候的中学生、大学生都曾经崇拜陈景润，崇拜陈景润很自然就把数学看得很高，后来一到大学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上大一的时候我就知道了，‘1+1’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是非常难的，因为刚上大学我就到图书馆去借《数论》看。那时候才了解，不光是我，估计整个中国学数学的都在研究和想方设法地去证明、解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被别人研究得太多了”。
可以说，当史玉柱知道“1+1”不可能突破之后，他的数学理想也就破灭了。由于理想的破灭以及当时还没有找到其他的奋斗目标，失去学习动力的史玉柱大学成绩一直处于中等。最后，失意的史玉柱开始跑步。体育锻炼的爱好是史玉柱从初中开始养成的。到浙江大学后，他每天从浙大跑到灵隐寺，然后又从灵隐寺跑回来，18里路，风雨无阻，就这样坚持了4年。
大学期间，在数学上没有什么造诣，史玉柱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事物上，尤其对新鲜事物有异乎寻常的兴趣，涉猎的范围极其广泛。无论是打网球、玩桥牌、弹吉他、集邮，还是踢足球，史玉柱总是在同学中第一个去尝试，并且玩得还算有模有样，尤其是足球。
史玉柱是数学系足球队的主力前卫队员。他说，这个位置很适合他的性格，既可冲锋陷阵，又能在中场横抢竖截，还能够紧缩后场，筑起坚固的防守城墙。史玉柱深深地理解到了足球的精髓。在史玉柱看来，人生就是一场比赛，在比赛中你只有竭尽全力地去奔跑，尽其所能地去防守、进攻才有可能获得胜利；否则，任何停顿都可能带来致命的失败。
很多了解史玉柱性格的人都知道他直爽，不矫情，不做作。大学期间，最使史玉柱难忘的还是那一罐正宗的湖南朝天辣椒。或许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史玉柱的个性。
有一天，史玉柱忽发奇想地对寝室的一位上海籍同学说：“上海人总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的佼佼者，高于全国各地的人。我就是不服气，今天咱们就来论个长短。”旁边的同学问道：“怎么个论法？”史玉柱毫不犹豫地说：“打赌，吃辣椒！”辣椒是由一个湖南同学带来的。俗话说，“四川不怕辣，贵州怕不辣，湖南辣不怕”。可见湖南辣椒辣得可以。
面对史玉柱发起的挑战，同样是年轻气盛的上海同学哪肯让步，说：“打赌可以。但有个条件。在吃辣椒期间，不准吃其他的任何东西。”史玉柱抢着说：“好，你一勺我一勺，谁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上海同学一拍桌子说：“好！一言为定。”于是，根据“君子协定”，史玉柱撮起一勺咽下去，顿觉五脏俱焚，嘴巴火烧火燎得想说话，却又不知说什么好。经过七八个回合的较量，史玉柱最后以两勺的优势取得了胜利。当那位上海同学奋不顾身冲向水龙头的时候，史玉柱兴奋地抖动着双拳，但这时的他也已经辣得说不出话来了。
史玉柱就此得出的经验是：“只要你豁出去了，那就不是你怕辣椒，而是辣椒怕你。做任何事情都是这个道理，树立必胜的信念非常重要。”
这些往事在史玉柱的记忆里，在他为人行事的作风中都有着或隐或现的表露。在巨人集团里，员工们都说巨人有个“史大胆”。不过，史玉柱的胆子并不仅仅是看着连环画大起来的，同时也是在自己动手的“为什么”的试验中大起来的。
曾经痴迷于魔方的史玉柱还说过：“人生就是‘魔方’，是色彩斑斓还是暗淡无光，全靠自己的一双手。”
5.统计局的电脑奇才
上了大学的史玉柱在对哥德巴赫猜想有了更为理智的认识之后，对数学的热情便慢慢地转移到了跟计算机有关的编程方面。
1984年，大学毕业后的史玉柱被分配到了在当时看来专业非常对口的安徽省统计局工作。因为在当时看来数学系就是搞数字的，搞加减乘除的，而统计局就是搞数字的，所以当时大学毕业后这样地分配在很多人看来是非常合适的。其实数学不仅仅只是简单的加减乘除，主要是为了培养人的一种逻辑思维能力。
幸运的是，对于这个浙大数学系毕业的高才生，安徽省统计局的领导班子还是非常重视的。到单位报到不久，史玉柱就被通知安排去西安统计学院进修。也正是这次为期几个月的进修，对史玉柱后来涉足计算机软件开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事实上，史玉柱读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浙大数学系就细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纯数学，一个是计算数学。当时史玉柱想，纯数学太枯燥了，计算数学或许还能涉及其他知识，于是就选择了计算数学方向。后来史玉柱回忆说，那时还是小型计算机时代，他们每次进机房都必须换衣服换拖鞋什么的，到机房上课基本上都是自己去编程，编程的结果还需要打纸带。在当时的史玉柱看来这样非常罗唆，计算机的用处也并不是特别大。所以那时的史玉柱对计算机是没有多大兴趣的。应该说，跟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雅虎创始人杨致远等因兴趣走上创业之路的人相比，史玉柱创业的原因还是有所不同的。
到了西安统计学院之后，进修班的老师是一位号称“抽样调查之父”的美国教授。他介绍了最新的国外抽样调查方法、统计方法、抽样方法，可以说没有一样能够离开计算机。
从西安统计学院进修回到单位之后，史玉柱当时负责的工作就是农村抽样调查数据的处理。那时候单位里面还没有计算机，用的计算工具也很原始，是用计算器在那里加来加去的，于是史玉柱就提出要求，单位应该买一台计算机。应该说当时的计算机是一种非常昂贵的设备，由于领导也知道计算机能提高效率，而且现在单位也有人能用得上，所以也就答应了史玉柱的要求。最后史玉柱南下广州，花了5万块钱扛回了一台IBMPC。
那时候的史玉柱还是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没有家室之累。有了计算机之后，他常常在别人下班都走了后，一个人留下来在计算机机房里继续琢磨、研究。这时，浙大高才生的计算数学功底开始发挥作用了。数学其实就是锻炼大脑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门科学，而且专业人士认为，计算机编程的难度不在于语言，而在于算法，所以一般计算数学出身的人编软件，要比计算机系编软件的人水平高。史玉柱使用计算机进行编程后，过去需要20人甚至更多人干的统计活，现在只需要两个录入员，花一两天就干完了。
统计局一般是每年秋天做一次统计，汇总一下。以前都是有一批人在做这个工作，现在被史玉柱这么一改进，一下子很多人就没事儿干了。史玉柱自己也没事儿干了。闲着也是闲着，既然有这么好的统计数据，史玉柱就开始琢磨能分析点什么。
此时史玉柱就开始自己编写分析软件，这个软件设计可以分析出很多有用的数据。比如年收入400元以上的农民会买哪些东西，消费特征是什么；年收入400元到500元的农民消费特征又是什么。把这些人的数据抽出来一汇总，然后再和平均数一对比，一分析就能出很多的结论。
当时，史玉柱所在部门的人都是学农业的，他们没料到数学系的人也能分析出农业上的数据、农民的收入、基尼系数等等，而且一瞬间就可以搞出来。
随着史玉柱的软件不断地完善，各地的统计局都纷纷开始使用这套软件。1985年，国家统计局在河北唐山召开的全国统计系统年会上，明确要求全国各地的农村抽样调查都用史玉柱的软件。为此，史玉柱得到了二三十元奖金和一个技术进步奖。相比当时每月54元的工资而言，史玉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而当时史玉柱年仅23岁。
出类拔萃的工作业绩引起了有关领导的关注和重视。编完软件之后，史玉柱就基于这些分析出的数据，写了一篇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学术文章，最后文章被发表在了学术价值很高的一本杂志上。碰巧的是，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看了史玉柱的这篇文章，连连称赞，极为欣赏。
这位副省长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同时还是深圳大学的客座教授。通过这层关系，上级决定将史玉柱作为年轻干部中的“第三梯队”进行培养，保送史玉柱到刚成立不久的深圳大学软科学管理系学习，做这位副省长的进修研究生，并且对他许诺，“只要史玉柱一毕业，马上就可以定为处级干部”。在那里，史玉柱首次真正接触到IT行业。
“官本位”思想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的价值观念的时代，年纪轻轻就可以在省委大院“捞”个处级，谁都会有理由对自己的辉煌前程进行美好的想象。可以说，此时摆在史玉柱面前的是一幅未来极其美好的蓝图……
可对于史玉柱来说，最终能不能“捞”到个一官半职并不是最重要的，他最为看重的是这次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史玉柱就这样来到深圳读书了。
当时的深圳，正是率先开启全国改革开放之先河的地方。当时的深圳大学尽管成立时间不长，但是学生的精神面貌跟内部省份完全不一样，整个学校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学生和老师的思想都比较开放，特别是经济头脑都非常活跃。
当时，史玉柱所学的专业是软科学，其实就是数学和经济的结合，把数学应用到经济研究上面去。作为导师的副省长一个学期也就来上几次课，其他时间基本上由自己支配。
在当时，学校里非常流行搞勤工俭学，几乎每个学生都在不同程度地搞一些兼职。作为研究生的史玉柱当时是师兄弟三个人，但大家都觉得要面子而不想去，所以通过联系最后就被安排在软科学系里面做助教，也就是帮老师们改卷子、改作业，然后一边学习。
那时候深圳大学的学校气氛非常开放，经常都有外面的人来学校办讲座。1988年，史玉柱听了当时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的讲座。
当时万润南主要就是谈四通是如何创办的。讲座题目大意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保险》，意思是，四通就是一个“泥饭碗”，但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能变成一个“金饭碗”。可以说这个讲座对史玉柱的触动非常大。从那时起，史玉柱经历了第一次商业思想上的洗礼，之后便有了准备创办企业的理想。
而且这时史玉柱也在图书馆里看了不少国外经济方面的书。当时他就逐渐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将来，市场经济肯定会成为一个主流。不过这个观点在那个时候还几乎找不到多少人赞成，因为当时的政策对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有不少限制的。
那时候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其社会风气就是大家都在做生意、挣钱。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身处这个环境的史玉柱很难“出淤泥而不染”。到毕业前夕，史玉柱也开始经营一些小生意了。虽然赚得不多，也就一两百块钱，但是这对史玉柱后来进行创业的影响却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