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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墓游记
从文墓静静地安窝在凤凰听涛山腰。早已闻名他那句牛皮的墓志铭——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也令人惊讶地暗淡在有点麻的碑石上，轮廓模糊。墓主是一个不长口才的人，他将热烈的情绪与激烈的想法限制在一个个平缓的字句中。没几个人读懂他的翠翠，但人人都拿翠翠在向往爱情的淳朴与痴狂。从文的夫人在他去世后曾说，没人理解他内心在想什么。
让人意外的是，令这座小城暴得大名的从文墓地，破旧不堪。我辈只能算是前文学青年，怀着景仰大师的心情，专门踏访他的归宿。谁曾想到，登山的入口，写着大大的公厕几字，乡土菜的招牌也没有忘记这个游客必来之处。本是初冬，肃杀一片，再加上这几个不怎么爽目的招牌，不怎么卫生的地面，心情骤然败落。不知道其他游客见此景有何情。那位安息于此的游子，肯定不会爽快。
黄永玉题字的碑石在去从文墓的途中。“一个战士，要么战死沙场，便是回归故乡”。他将表叔从文视为“战士”，我想很难恰贴。是形容他的内在抗争精神，还是写他的文学精神？我对从文生平和性情知之零碎，就不敢再多妄言了。
多向上走几个台阶，就看到了从文的墓碑。那边16字的墓志铭被风雨模糊了，风岁月消蚀了，本来字体不大，需要仔细观看。墓前不知是哪个偈拜者留下的桔子，黄灿灿的，像熟足了的岁月。不知从文生前喜欢吃桔子不，这是他家乡的特产。很惭愧，急腾腾到了墓碑前才记得没有带束鲜花。我是不习惯祭拜亡灵的人，更多的关于生死的思索停留于纸上，所以疏于准备。
简单的没有规则的碑石，以至于让同来朋友还想继续找从文的坟墓。通过从文墓地的石板路，日益破碎，野狗游荡，山化烂漫，乡野的味道迎面扑来。而相反的方向，是那些戴着老建筑帽子的商业化店铺，那里洋溢着殖民文化的小资与繁华——非本土的旅游产品扎堆吆喝；河的对面，小资或愤青味道的酒吧日夜喧闹。这也是所有旅游名胜的通病，与凤凰同名的丽江也是如此。酒吧仿佛无孔不入的病毒，引起当地发烧，之后是游客感冒。
我们是来寻找什么？说实在的，这里的山并非高峻秀美；沱江的流水也不清澈。凤凰和中国所有的小城一样充斥着没特点的水泥楼房，而那些翻新的民居像被圈养的动物，沿江摆开，从高处望去，泾渭分明。我是来看建筑的，但建筑可以复制，多年以后，人们有必要千辛万苦几经转车到这里看房子？我们是来看这里的百姓，可以说，凤凰小县城的人，和我们的生活没有两样，更多的苗人生活只能去深山老林去体会。
朋友说旅游何为？大部分人就是想看奇山秀水，不忘景前留影；有的人想寻找一段奇遇，或许是旅途的结识新朋，或许是遭遇艳情，山水倒是其次；还有人，想在别样的民俗中寻找文化的踪影，在仔细琢磨中体会闲暇的乐趣。
很可惜，我们都是生活压力下的匆匆旅人，更多的只能做“到此一游”的过客，走马观花般劫掠了当地民俗和风光的艳丽之花，心始终是游荡漂浮的。本来是平复心情的旅游，也难掩浮躁，走进舶来的酒吧，企图安抚寂寞之心。
挫折
从毕业至今，经历了不少人生挫折，但让人放心的是任何工作的困难均能成功化解，并且自己也喜欢那些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厌恶毫无生机的千篇一律；而情感上呢，由于惧怕，不太轻易触碰，因而无所谓失败；在人际关系上，很简单，以心换心，从不参与利益争斗，无所谓暗箭伤人，腹背受敌，爱之则近之，讨嫌者请滚远。
人生难免遇上挫折，没有挫折的人生像毫无波澜的流水，而挫折正如河底尖利的碎石和巨大的卵石，它们将柔弱的河水塑造得有些凶险，不可小觑。最出色的水平不是风平浪静地老死于床塌，而是长于搏击风浪却最终葬身水底。
但是不是所有挫折历经过了，丰收的果子就捧在眼前？是不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突然间我怀疑这句话的客观性与准确性。
我推猜第一个说出这话的人定是事业有成者，他不敢忘掉自己吃过的苦，更不忘记告诉别人——成功不是唾手可得，你可要吃得下苦，言下之意是不吃苦，就与成功无缘见面；没有遭遇狙击的登陆不是脚踏大地！
也许归纳这句格言的名人没我的小肚鸡肠，但君子之言往往被后世小人篡改并胡乱标签时，君子就成了最大的帮凶。小人看不惯别人顺利的发达，尽管自己双手并未握过铁锤，但他会用铁锤一般的语言猛砸看不顺眼的人。
道德
我愈来愈感到道德力量的渺小，原来在我视为强大的万能的道德武器，现在，我怀疑它的普适性，甚至本能地警惕一切披着道德外衣的东西。道德是人内心的法度，它是神与自我的约定，它不是某个具体东西，它是流变的，像一股股流动的风，只有你自己努力感受它，才能感受它的锋利与力量。
当一种现实猝不及防地降于眼前，那是你梦中千呼万唤的。但你一直怀疑它的真实性，恍恍惚惚，像晕船的感觉，你冷漠的神情仿佛未感觉幸福的来临，你无情的言语在在刻毒地伤害，你一直在防范什么，在防范中，你的冷酷与自怜同时增长，你不相信轻易到手的东西，你觉得委屈，生活中缺了什么，于是你在拒绝与牵挂中学会惦记。
不愠不火，不亢不卑，不猛烈，不怯弱，这就是典型的有教养的特征。教养不是用金钱与权势就能堆彻，金钱买来的是冠冕堂皇，权势得到的是趾高气扬。在衣帽光鲜与盲目自信中收获的是自欺欺人的高潮和口是心非的诌媚。教养不拒绝金钱与权势，它不是后两者的同谋。有教养的人必定明白人的限制与自由，他目光笃厚地与众心接触，不因你是富家而自矮三分，不因你是权贵而百般溜须。他貌似中庸的姿态平缓着愤怒者的嘶喊，减少疯狂者的仇恨，削弱着强者的贪婪。他以超越和悲悯的态度面对不义与丑恶，仇恨与正义。他像一道能吸纳无穷力量的橡皮厚墙，谁对他也无奈。
好玩而绝望的鲁迅
关于对鲁迅的评价，我看到最别致也最动听的就是陈丹青的讲演文章《我谈大先生》。他一大观点就是：就其文学价值而言，文章的好玩，百年中国，无人出其右。好玩是骨子里的，是性情，但更让人记忆深刻的，还有他的绝望，先生在散文集《野草》中表达的人性的复杂，人性的黑暗，几乎让人窒息。好玩与绝望正是构成鲁迅最本质的生命特质，陈丹青说，“好玩，然而绝望，绝望，然而好玩，这是一对高贵的、不可或缺的品质。由于鲁迅其他深厚的品质——正直、刚烈、近于妇人之仁的同情心——他曾经一再欣然上当。许多聪明的正人君子因为他上这些当而贬损他。可是鲁迅都能跳脱，都能随即看破而道破，因为他内心克制不住地敏感到黑暗与虚空。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至今远远高于他的五四同志们，为什么至今没有人能够掩盖他，企及他，超越他。”
陈丹青的一篇文章，让那些一辈子吃鲁迅饭的专家教授汗颜。关于鲁迅的绝望气质，倒是有研究文章提及，当更多地被专家割裂性研究，我们看到的是愤怒的，对人性失望的，对同类悲观的鲁迅形象，他更多是德国刻板的尼才，而不是一个汲取魏晋风骨的中国士人。陈丹青很机智地用好玩来。
判断鲁迅的性格与文章，超越了许多争论不休的关于鲁迅文学价值的判断。好玩，是一种直接把握，作者从大家被过分误解的鲁迅的笔仗开始，说了鲁迅并非与自己的论敌全是不共戴天，夜里他骂过的人，第二天他照样与他们吃饭，而被骂的并非全是怒气。一位年轻时与鲁迅交过火的老先生，到了晚年还得意洋洋：“好哉，我就给鲁迅先生一枪刺下马来！”
不必顾及持异见的是熟人或朋友，不赞同了，照样煽耳光，这里的底气就是他磊落的胸怀，他不怕次日见熟人时候的难堪，他依据的文气与理气是充足的，他很自信这些（尽管这些自信，有可能是判断失误），如果依据他对历史的熟识与认知，他自然知道避嫌，但他没有那样，他不是乡愿，他痛恨乡愿。这不是率性而为的玩性是什么？鲁迅的好玩，也直接表现他的幽默与不动声色的讲笑话的本事上，微观地表现在他取文章的题目和书名上，什么《论他妈的》、《南腔北调集》、《三讲五嘘集》、《而已集》、《三闲集》、《准风月谈》等，几乎是信书拈来的神来之笔，没有举重若轻的心态，没有散淡的闲情，恐怕不会是这么趣味横生吧。
当然有人在回忆文章中写过先生的平易近人，先生的仁心，但更多地站在反驳批评先生文章的对立面上，把人的性格和文章的分割开来，带着人情色彩。而像陈丹青这样，将人的性格与文风统而论之，以“好玩”概之，实属创见。
好玩，表明上是人的幽默、有趣，文章的可读、机智，但更高层面的理解，好玩，应是肯定其性格和文学的张力，是张力与活力的复合词，极形象地说明他的丰富性与多种可能性：“深刻，然而精通游戏；挑衅，却随时自嘲弄，批判”，你凭自己的理解，认为他会这样，结果他偏没这样，而是冲刺到反向的远方；他的不确定，不是浮萍，而是有其深厚的依据——那就是他的大气，他不是为花架子而玩，不是为他人而玩。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相信什么，怀疑什么。
我们看老先生的文章，更多地体味到他的深刻与犀利，而忘了他的好玩。
将好玩与绝望结合起来，观照先生，我们看到的是复杂但可以理解的先生，我们过去对鲁迅的认识，道德的和意识形态的过多，把先生僵化了。近几年来，一些所谓的牛人，基于反抗僵化的、神化的鲁迅形象，口出恶言，贬损鲁迅。前者或者后者，要么出于别有用心，要么是以批鲁迅达到消解胸中块垒的目的。百般被利用和被误解的鲁迅啊。
鲁迅同时代的人，那些知识分子，那些热心政治的文人，总因各种原因挑剔鲁迅，他们可能在文章中大骂某人或某党，但仍热衷跑官场，或以结识要人为荣光，至少很重视自己被要人重视的殊荣，鲁迅除了在教育部任职过后，我们很少看见过他出入过哪个达官的饭桌，充任哪个显贵的幕僚。
现在的那些骂鲁迅的，更多地把骂当成职业训练、生存的手段。他们知道污蔑或贬斥鲁迅就是点击率和发行量，就是腰包鼓鼓。好玩的鲁迅，他们看不到，看到的是被油彩重描的鲁迅，他们自以为打碎了神像，可这神像跟鲁迅有什么关系？
可以说，陈丹青是鲁迅隔代的知音。况世稀有。
胡兰成笔下的张爱玲
最近几天夹杂着读书，忽而粱文道《我执》，忽而胡兰成《今生今世》。
同样是写情感，胡写得得意而坦然，譬如对女人之欢。而梁则是理性的揣测与小心，在不安中寻求情感的纯洁与安稳。
胡兰成与张爱玲之间的情史，如果只看胡的记述，可见其彼此的沉醉与清醒。
张与胡交往时，张知道胡是有妻室之人，而且不乏许多女友，甚至是胡的“挟妓游玩，她亦不会吃醋”。如果情形真像胡兰成说的那样，张可谓比女权主义的祖母与实践者波伏娃都要“想得通，行得早”。胡兰成讲张爱玲对婚姻是随缘的态度，不强求，不曾追求过哪个，她认为有志气的男人对结婚与否尚可慷慨，她是女子，也能如此。
胡说张是一个书里惯会描画“恻恻轻怨，脉脉情思”，但现实生活中很少牵愁惹恨，不会缠绵悱恻。这与张的个性相关。张爱岭从小喜欢打扮，但不喜欢走母亲设定淑女路线。走路不是东撞，就是西磕。
这透露出张性格里的强。强，让她不喜欢向别人主动弯腰，即使人人喜欢的爱情。强，让她变得桀骜，对于文坛名人，没几个看得顺眼。
至于与胡兰成的因缘，则是胡主动投怀送抱，肆意撩拨的结果，当然，胡的口才与文才着实打动了张。张爱玲愿意为胡，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万千人中，惟有胡兰成独入张的情眼，若非胡的自炫与自恋，则见张的柔弱与寂寞。
不过胡兰成为人是坦率的，他也写到对张的引诱与偏好。隔几天就去看张，后来则是每天一去。他很吃惊时人都知道张的文章好，但没有热到他想要的温度。“我与他们一样面对着人世的美好，可是只有我惊动，要闻鸡起舞。”胡兰成也是明白张是不轻易为谁而改变之人。两人结婚了，“两人怎样做亦不像个夫妻的样子”。胡做出了男人的担当，他自知汉奸文人的前途迷离，“为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办仪式，只写了婚书为定”。
“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这是胡张婚书上最后两句话，为胡的手笔。干净的，简洁的书写与祈祷，可见胡用情时的醇厚，用字时的匠心。
张爱玲在性情上，外人看来是个乖戾的上海女人，爱与恨，不轻易外露，而且见不得不洁之人。喜欢刺激的颜色，而且吝啬。林达曾说过，张爱玲曾说过要定居美国拉斯维加斯。而拉斯维加斯的现实繁华与眩目世相，与张的性情，有点曲径通幽的味道。
张爱玲到最后是不愿意承认与胡兰城的情缘，至少不承认胡笔下自己的形象。
其情可谅。孤傲的张爱玲，即使西学学养深厚，面对胡的始乱终抛，难以释怀是可以想见的。
胡兰成号称自己在张爱玲面前找到了自己。
这也确是两性相悦的结果。
胡是珍重张的意见的：
买来贝多芬的唱片，硬要听懂，在9岁学琴的张的一句“不喜钢琴”声中，兴味嘎然而止。
张给了胡更多启示与熏陶：胡原来不喜欢京剧、绍兴戏等，在但张的指点下，居然也好上这口，他发现“我原来是喜欢它的”。如果排除胡的投其所好的蓄意，那他们的心灵此刻真是相契。胡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山河岁月》也视为受张的影响。
幻变的火车
上大学前，没有亲眼目睹过火车；而坐火车，更是一种害羞的奢望。父亲是铁路工，回乡探亲，必是大包小包，每次接他，都必须用架子车拉行李。“火车好有劲！”这是儿时的感叹。能看看这个怪兽该多好啊。可惜的是，家乡不通火车，父亲回家必须在西安火车站下，再转长途汽车而回。火车，那时就只好乖乖待在想象中。
上大学时，送外省的同学回家。进站台了，一声哨响，黑压压的人，或拖儿带女，或手提肩挑，呼啸向前；地下通道幽暗肮脏。人群慌张的的模样，类似跑空袭。与火车初次相遇，有点失望，“坐火车，原来如此狼狈。”
大学毕业，前往长沙，参加应聘考试。用湖南同学的学生证买张坐票，一路紧张，光担心被人查票，连吃都忘了。20多个小时的颠簸，居然没怎么睡。事后回想，那次列车上的人，吃吃喝喝，叽叽喳喳，一路嘴不停。他们是快活的，满火车的人是快活的。因为前方，是希望与目的地。
落脚长沙后，每年返回故乡，多是乘坐火车。火车的轰隆声、汽笛声，听起来，格外亲切。它护佑我回乡。我可以像父亲那样，成为家人惦念的对象；我可以像父亲那样，掏出包里送给家人的礼物。而车上林林总总的旅人，亦是我感受异乡风情、增长见识的绝佳机会。火车是丰富的，承载着鲜活的知识、隐藏着迷人的奇遇。
父亲退休了，在一个风水上佳的谷地，找到一处修墓的佳地。他想早早地占位。兄长找到最好的师傅，一座带着围墙、柏树葱郁的墓地落成。父亲满足了，常言那块地的妙处。然好景不长，一条铁路线破山而来，横亘在父亲的墓地与村落之间。涵洞窄小、铁网护路，这下彻底挫了父亲的神气。一个一生服务铁路的工人，晚年最得意的抉择，就这样活生生被火车击碎。父亲墓地附近，他种植的核桃树，枝繁叶茂，果实累累，他不再稀罕。
父亲沉默了。病怏怏的。最后，哥哥提议并掏钱，“必须迁坟”。白花去一笔钱，父亲自知难受，不过儿子的主动示孝，让他的脾气好了大半年。
如今我南下广州工作，妻儿仍在长沙，火车更是交通的首选。桌子上已散落了不少车票。翻看着它们，想象着一次次返乡时的急切与幸福，归去时的伤愁与寂寞。一张张车票，似乎幻化成储存记忆的碟片。而光阴的故事，就这样被火车一片片串联。
聂绀弩：老了也骂娘
这是一个不惧专制，性情散漫，脾气倔强的老人。他不像那些经受文革的文化人的通常作为：或感恩其身份、地位的恢复，或抚摸伤口回忆其光辉往事，或把自己在反右和文革中所作所为时代化或者说故意遗忘，或只记得自己的屈辱而无视自己对别人的伤害，等等，聂老没有这样，他一直保持真性情，解放前，他清高，不轻易买别人的账，他只需要认真地看书，不痛快就发发脾气，发脾气解不了馋就骂娘。
他骂了林彪和江青的难听话，他坐牢了。期间，他把《资本论》看了17遍，他把《资本论》当成了《圣经》。按理讲，这样一个饱学之士，他通晓中国历史的后门，了解潜规则，但他没有按照常理生活和出牌，他没有因出来牢门，地位日隆而性情温和，成为秩序的维护者，文联里，有人做着圈子里排座位的勾当，他不屑为之，他要的是性情的自由。
他不怕妻子，妻子过河拆桥，故意隔离与他情谊深厚的几个老大姐之间的往来，他心知肚明，他发脾气。他也说刻薄话，说妻子看上了他的钱财，他要把稿费都要以党费上交。他是敏感的，他警惕与权贵的交往。有个高官欣赏其才学，给其新作写序，别人在称赏聂老水平之余，更是或真心或假心替聂老高兴（毕竟这人也是有文化水准的人，也身居要职）：有这样的人物给你写序，不知怎么找的呀？聂老刹时急雨突至，黑云翻飞，怒气冲口而出，“妈的个B，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别人视为珍宝的东西，在他眼里，简直就是狗屎，或不如。
我现在看那些遗留不多的所谓文化老人，他们文革事后写的所谓真话和常识都被我们这个时代敬为天语，他们的反思文章，被我们这些年轻后生不吝词语地称赏，其实，事后的理性恢复容易，而当事时的冷静更难，聂老，不论身受磨难前，还是身被荣光时，他是通透的，思想的光芒时时在他激愤的言辞闪烁，这才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脊梁。所谓的中正和温和，其实是民族精神的安眠药，看似宽容，其实是匆忙计算和平衡后的产物，它没了温度，没了热血，没了持久的生命力。
我们把过多的鲜花献给了思想中等的人，而真正的民族良知，被我们遗忘，我总想，我们的文化昆仑需要思想的血脉、精神的脊梁，这精神和思想，不是改良的、阉割的，不书写化了的。
聂老的个性或者说火气，不单是个性问题。他最关键的是保持了知识分子的良知，清醒地坚守自己的文化阵地，在他的战壕中，他尽心尽力，谁侮辱了自己的战士身份，他定会拼个你死我活。他的文化批判的坚韧和敏锐，不受自己的待遇或别人的感受而变化，难怪他喜欢金圣叹！
我们都是异乡人
金钱的嚣张，与精神的荒芜，人伦的失序，与道德的高调虚伪，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中国人面临如此的现实困境。
我们都是鬼祟的善人。有资格讲真话的人，不在其位；没水平布道的人，挟金钱，媾和权势，在一日千里的强占舆论高地。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用理论去粉饰金钱和权势。赋予他们以良知与德行。而那些拥有赤子之心的人们，或恐慌于物质的匮乏，或胆怯于虚荣的鼓惑，或惊惧于现实的打压，于是不再光天化日，不再明火执仗，不再堂而皇之地为生民立命，为弱者鼓呼，而是学会曲径通幽，学会迂回包抄，抵达简单的善，需要鬼火照明。
我们都是乱渡的舟人。科学的昌达，日益在销蚀宗教的影响。一方面是日益被科学争取过来的普罗大众，一方面是被现实折磨得失去目标感的高知分子。前者是蒙昧被开化的结果，而后者是开化后失去敬畏与灵魂的结果。在贫富分化，物欲膨胀与文明冲突的今天，两者都有重新投入宗教怀抱的可能。我们贫穷的时候，需要精神激烈，甚至需要偏激的精神刺激，有奶便是娘，灵魂乖戾，可能是待同情的羔羊，也可能是待审判的罪人；我们脱贫了，我们拥有了高科技的生活，但灵魂空荡，失去学习心，失去慈悲心，失去进取心，轻易放纵肉体，轻易投降感观刺激，轻易放弃戒律，轻易给屈服找到借口。我们是灵魂飘荡无所依无所向的舟人。
我们都是伥茫的空心人。我们苦闷于自己的失去，我们焦虑于自己的没有，我们对真正需要的精神和信仰，却客气地拱手相让，自动降低自己的精神海拔。我们似乎既明白迷茫的病灶，又不愿意真实地面对。
我们都是伪装的羔羊。我们喜欢丛林法则，吃死弱者，抹着口边横逸的鲜血，还高蹈地宣讲社会进步的本质与良知的逻辑起点。其实，有的口边流血的狼，剥掉外皮，露出的是温顺的羊头。他们也许本就没有吃掉别人，可怕的是信服，至少不反对弱者被吃的必然命运。同情，成为时代最被鄙视的情操。
我们就这样身处精神与灵魂的荒原，被隔膜绑票，希望人性美好，却各自支离着人性。既明白自己的无力，又相信自己的无所不能，我们彼此都不相信，彼此都没有同情，我们都是异乡人。
西班牙内战
林达在《西板牙旅行笔记》中比较详细地考察了西班牙那段牵动国际的内战史，一个被国际纵队理想化的惨杀史。
被意识形态严重割裂的群众，一分为二为左右两派，在复杂的国际形式下，癫狂起来，亢奋屠杀，革命以革命的名义随意枪杀“反革命者”，右派肆意报复，无数知识分子在不明就里的情况倒下，或么是自己的阵营，要么是对方阵营，要么干脆就是残暴的没有理由的残杀。共和派内部盛行一种“兜风”的行刑方式——被关在监狱的所谓“反革命者”，突然被一队“革命者”拉走“兜风”，走时卡车满人，回来时车厢空空。那些被兜风者，下落可能有二：要么暴尸街头，要么毙命郊外。
在那里，没有独身其身，只有打着各种旗号进行疯狂射杀的斗争，共和派与佛朗哥派之间，共和派内部之间，阵营清洗与战场炮火，同样无情地屠杀着无数无辜者。
那些高唱着国际歌的国际志愿者，在西班牙大地上没有找到善良与理想，收获的是来自敌人或自己人的子弹，不少人是狼狈逃窜，理想破灭，精神残破。
人性恶的普遍嚣张，不再有意识形态之别。甚至，张扬善的政党或组织，其恶行更为可恐！
一个把报复视为正常行为逻辑的民族或政党，是没有明天的。以残酷清算了“阶级敌人”的残酷，其实不是证明自己行为的光荣与伟大，而是在证明对方行为的合理性。在那看似痛快淋漓的清算里，你，这个打着民主与自由，无私与博爱旗号的人，和你反对的人一样邪恶，一样是草民百姓的敌人。“任何对抗，是有勇气和能力让自己变得和对手不一样，否则，就依然是落在对手给你预设的陷阱里。”
佛曰：怨怨相报何时了。佛看到了武斗的虚妄。针锋相对，只会让戾气飞扬，留下的是他们的英雄，而血肉化为尘埃的，是芸芸众生。
分类：精神抽筋。
乡镇青年的成长分析
“记得多年前看郝舫写的KURT KOBAIN的传记，跟着热血沸腾。那时候我20岁，以为自己是垮掉一代那个路子，理应在酒精，乱交，天才的写作中的了此残生。年龄日长，几天前我过了29岁的生日，却最终发现，哥们真是理性，建设性。我喜欢巴赫，看青山，绿树，进D厅就不自在，见到陌生女生（也有男生）仍不安—有时还用大声喧哗，傲慢来掩饰不安。有时候，我怀疑自己是六十岁的心脏，但是，每当看到电影里英雄主义场面，不管是古罗马的，还是拯救大兵里的，是编造出来的指环王，还是真实的，我都热泪盈眶。我迷恋那种节制的力量，那种在不可逆转的悲剧面前，仍保持从容，镇定的气质。昨天看了一整天的上的LINCLON的忧郁症的文章，为此动容。”
这是我摘录许知远博客上的一段话，尽管我想用部分话语，但为了避免以偏盖全之嫌，我乃大篇幅引进。此段话的中心思想，我想大概归纳为：许是一个自小内心忧郁，耽于幻想的乡镇少年。在叛逆的青春期受到天才人物成长的启示，可能不是天才，也不安于平庸的成长，幻想自己就是天地间至大至刚的英雄，并被一些虚幻的高大的悲剧形象所震撼，迷恋“力”。因为内向，手无缚鸡之力的缘故，这“力”不是漫山遍野的“蛮力”，是有节制性的理性之力。这也许造就了许的性格：救世情怀、抑郁神经。许自称的镇定和从容，在我看来，乃是有节制性的力的延续，它基于一种对自身限度的认识，似乎抽去了苦难意识和悲悯情怀，这可能就是他招人诟病的根源所在。当然我们也可能如此认定：许的“镇定”，是惧怕改变环境而引来“杀身”之祸，他是孱弱的，胆小的。他给自己的“可怜”披上了知识的外衣——“节制的力量”、“从容和镇定的气质”，以至后来〈经济观察报〉标榜的、许所先上的“理性和建设性”。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仍是那个刚刚从农村到北京上学的小学生，那是22年前的事情了吧。我记得自己上中学时，上大学时，总是和大城市的孩子们玩不到一起，我经常会觉得自己很土，到了初三还不知道TDK是什么，工作了很久，去那些北京最时髦的酒吧，还觉得不舒服。在社交场合，总是不知道如何开始第一句话。记得有一年，悲痛的发现自己，永远成不了凯鲁亚克式的作家，心里苦恼不已，觉得自己乏味异常。”
这段话同上面的摘录同出一处。许知远终于从乡镇跳向城市，这不是一般的城市，而是中国闹腾在大的、住着全国最牛的人的都会。那个乡下的忧郁少年猛然间投身中国最牛的大学，身份的瞬间转换，让人很容易发生视角幻觉，仿佛自己真的是主宰城市命运的未来精英。郁郁气质的人，最容易患上精神贵族的强迫症——把眼下的不如意，想像成命运对自己的锤炼；把社会的不公与不义臆想成自己将来改造的目标。在虚假的使命感中磨练自己。当然在如此的精神和意志的八卦炉里折腾，变化格外迅猛。
有了精神贵族意识的许，因为来自乡镇，对物质的沉醉尚未适应，他不习惯走进酒吧，不喜欢和漂亮女生搭腔，“在社交场合，总是不知道如何开始第一句话”。我说，这种对物质都市的“不舒服”，是精神贵族的习惯性抵触，但如此不适，并不防碍他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靠近或欣赏。
前几日，我和博友（我称博客上认识的朋友为博友）1944聊到这样一个话题：目前社会上有抱负，或者说干预主流价值观的人，很多是乡镇出身（我这里的乡镇包括县城和三线城市）。他们出身小康或着贫寒家庭，从小成绩优异或者不上不下，但他有着文学或思想或文艺的偏好，当走进大学的那一天起，他的世界不再风平浪静。他开始左右开弓，汲取知识与思想。他书本上阅读的苦难多于生活苦难，他文字里的忧伤多过现实中的援手相助，他爱真理，他鄙视一切以强权和强力解决问题的逻辑与手段。当他走出社会，他的教养与学识，让他有条件成为精神传道士，他开始进入媒体，扛上摄影或摄像机，几番沉浮，在都市中修筑着自己的精神高地。这里的，有我熟悉的譬如原〈南方都市报〉主编程益中，原〈南风窗〉副总编辑张良、导演贾樟柯等。
与此相反的，二线和中心城市的青年，大学毕业后，更多地是寻找物质天堂——利用一切条件，挤身城市的强权部门或行业垄断部门，做公安、公务员，做银行职员、软件工程师。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能带来物质利益的部分，对广大乡镇出身的青年没有吸引力，而是相反，绝大多数乡镇青年都向往那样的去处，我只说，城市青年的竞争力强与乡镇青年，他们中间那些想冒尖做精神贵族的欲望少于乡镇青年，或者说，即使有，也怎么突出；而在物质的索取方面，他们几乎呈现一边倒的进取姿态。
我为什么喜欢用乡镇青年而不是城镇青年，是因为我以为中国更像一个鸡鸣狗吠的大集市，百姓没有公民意识，城市化进程畸形。我们更多的城市本质就是乡镇，农民性更强。
我在此无意分化城市青年和乡镇青年的鸿沟，只是概括一种我自以为的现象，凡是概括，必是遗漏。有趣的现象是，那些城市青年慢慢成了中产阶级，而乡镇青年们在言说或批判主流价值的过程，其社会地位也慢慢被主流价值所肯定。他们有条件享受城市中一切物质，只是心中稍一点文化的害羞或别扭，就如许知远所称的“不适应”。
销魂的程界西村
一挂又一挂的猪肉，一只又一只刨膛的母鸡，一辆又一辆淌着黑水的隔夜垃圾，在这几百米长的小巷子狭路相逢，称兄道弟。冲天腥味里，小朋友嬉笑着追打；街旁的窗里，一位老奶奶眼神冷漠地向外张望；刚给小菜淋过水的男人尖声地喊着老婆；对面的小店，一对情侣吃着早餐；昨天开着电动三轮车的父亲，今天又出发了，左右穿插，灵巧前行，三岁的儿子蹲坐在车厢的小板凳上，愣愣地四处张望……这是8点的程界西村，一个非典型的广州城中村的清早画面。
与被著名成人专栏作家刘原歌颂成革命摇篮的杨箕村相比，这里多的是臭气，缺的是脂粉。当年刘某人夜班回家，硬着头皮闯过一排排暗红的发廊，抵御着门缝无数热情的勾魂眼，跌撞地摸回腥热的单间。忍听隔壁欢声，怒看窗下卖笑，一股乡思拔地而起，纯洁的灵魂敲出一颗颗惹火的汉字，一篇篇地撒向祖国的大好青年。杨箕村是刘原等无数南方系青年的青春按摩地。有人被抚慰，有人被励志。那些走出去的，行走江湖，内骚外纯，遇鬼收鬼，见佛杀佛，端的是淫界无敌长老。
程界西村，不见半点风月之痕。几次错目，居然认成“租界西村”。也好，且把这个烟火熏蒸的地方当成十里洋场、化外之所，出入其间，果然有种天地不收的豪气开始侧漏。大学朋友前来探望，一句“污秽之地”的恶评，让我顿生撞墙之感；一句“泥中珠玉”的感叹，又令我顾盼自雄。咳，咳，真俗！朋友在吹捧之余，上下其手，帮我装好了纱窗。看样子，他是有让我在污泥里继续打滚、将牛逼的节操进行到底的意思。他是学佛的，打坐时，双腿盘绕，我跟学，惊呼如此这般会断腿骨的。他嘿嘿笑着，只说：你试试，你慢慢试。有人学佛，是坏事干尽，梦里已装不下安宁；有人学佛，是历尽人间悲苦、自愿做人性的减法。我这朋友，醇厚在外，灵性于内。处处与人为善，会写诗歌能弹琴。他学佛，我相信那是缘份的水到渠成，本性的自然亲近。
窗外飘进几声吊魂的女声戏曲，几铲飘香的爆炒，哗啦的洗麻将声，午夜的房间，热闹里的孤岛；楼道里哐当有人碰上铁门，高跟鞋的踢哒踢哒由远而近，由近而远。恍然记起，这是个白领公寓。作为一个严重拉低我国白领标准的资深吊丝，我深感内疚，呼吁那些昔日从杨箕村走出的、如今一方的诸侯、举国的高富帅们，毫不吝啬地挥动你们如雷指点，敲打檄文，告诫那些颈戴黄金项链的包租公或包租婆们，没文化不可怕，乱丢帽子遭雷打。对，就发表在你们的精神高地《南方都市报》上，就地开化这些城中村地主。
“你喜欢我不？”
“那还用说，喜欢！”
“为什么？”
“你是我儿子啊！”
这样的对话，基本每天发生在程界西村的某个房间里。光着膀子，窗子半开，风扇坐在椅子上猛摇，老男人端着电话，一时会忘记梦里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