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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可能是在做梦。梦见我在上中学时十五岁，我耐心地解数学题。我手肘支在黑色课桌上，熟练地用圆规、尺子、量角器。我沉着努力，周围的同学们在小声说话。有个同学正在黑板上写数字，几个贪玩的学生在玩桥牌。我离他们很远，不时陷入想象并看着窗外。好像有一根树枝在太阳里轻轻摆动，我久久地注视着。我是个精力不集中的学生。我兴致勃勃地观赏太阳，就像留恋这些令人回忆起少年时代的课桌、粉笔、黑板。我快乐地把自己关在受人保护的童年里！我很清楚，人要先经过童年，上中学，认识许多同学，然后面临考试，考试后得到几张毕业文凭。然后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迈过几道门槛，一下子变成了成人。脚步声变得沉重了，我们走上了正式的人生之路。刚踏上它，我们终于与真正的对手较量，使用手中的武器了。我们用尺子、圆规、角规来创造这个世界，或战胜自己的敌人。该结束了，孩时的种种游戏！
我知道，中学生敢于面对生活，他们急于战胜困难，在他们眼里大人们遇到的艰难险阻并难不倒他们。
但我是个特别的中学生，我懂得静静地享受生活，不急于面对生活的挑战……
度特尔特走过我的身旁，我请他过来：
“坐下吧，我给你算命。”
我给他翻的是一张黑桃A，我很高兴。
他坐在我对面，他的课桌和我的黑色的一样，双腿悬在半空，微笑着。我谦虚地笑了一下。菲涅克向我们这里走来，手臂搭在我的肩上：
“出什么事啦，老同学？”
天，这一切是多么的温馨哪！
一个学监（是学监吗？）打开门，叫过两个同学。他们放下手中的尺子、圆规，出去了。我们目送着他们。他们的校园生活结束了，他们投入到生活中去了。他们用学到的知识为国效力。他们和大人一样，将与对手初试锋芒。这是所神奇的学校，每个学员都会轮流走出去，走的时候没有不舍，那两个同学都没看我们一眼。然而命运或许会把他们送到很遥远的地方！毕业后我们分开了，还有再相聚的那一天吗？
目送他们走后，我们低下头。我们还生活在温室里……
“你听我说，度特尔特，今晚……”
就在此时，门又一次又被打开，我像听见了法官的最终判决：
“圣埃克苏佩里校官，度特尔特中尉，到司令部去！”
学校生活结束了，这就是生活。
“你已经知道轮到我们了？”
“菲涅克在今天早上已经飞了。”
既然司令部传唤我们，可能是要我们执行任务吧。现在是五月末，正是惨败的时候。部队牺牲机组人员和机组，就像用一杯水去浇灭森林大火。当一切都处在崩溃边缘，你认为的危险是什么样的？整个法兰西目前还有五十个大的侦察机组，每个机组三人。其中二十三个机组在我们的三十三大队二中队。三圈内，二十三个机组就已经丢了十七个。我们像蜡烛一样在熔化。昨天我对加霍尔中尉说：
“战后我们再谈这事吧！”
加霍尔中尉答道：
“我的校官，你还奢望能活到战后？”
他没有开玩笑。我们都十分明白，他们把我们卷入战火中，我们的行动根本毫无意义。整个法兰西只有我们五十个人肩负全部的战略任务。辽阔的森林燃烧着熊熊大火，他们杯水车薪，想用几杯水去浇灭它：他们是要我们牺牲了。
他们的布署总是正确的，谁能抱怨呢？我们的回答这有：“是，司令。是，司令。谢谢，司令。”但回答完毕，这行动任务对于我们来说是荒唐的。我们的周围，全部都在爆裂崩塌，死亡本身也显得十分荒谬，这就更显示出荒谬的彻底了。在这场混战中，死亡失去了它的认真性……
我们走进亚里亚（今天他还在突尼斯领导着这个三十三大队二中队机组）的司令部。
“你好，圣埃克苏佩里；你好，度特尔特，请坐。”
我们坐下来。司令在桌面上摆出一张地图，回身对传令兵说：
“给我找天气预报。”
接着他用铅笔敲桌子。我仔细察看他的神色，他的脸紧绷着。他一夜未睡，坐着车到处奔走，找参谋部，师参谋部、军参谋部……他和供应商争吵，因为他们不提供飞机的零件。在回来的途中，他又被混乱的交通绊住了脚。他连最近的搬出搬入的行动都指挥。因为我们换了基地，就像穷人被贪图势利的房东逐出。亚里亚这一次指挥机组行动，救出了飞机、卡车、十吨物资，他现在已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了。
“就是这样……”
他一直在敲桌子，眼睛根本不看我们。
“真蠢……”
然后他耸耸肩。
“这是一次愚蠢的行动，但参谋部的人不同意更改。我与他们争论过，但他们就是不肯让步……就是这样了。”
我和度特尔特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些什么。从窗口看出去，天空是那么安静和谐。我听见母鸡咕哒地叫，因为司令部安置在农场里，情报室则在学校。我不想把夏天、成熟的果实、正在生长的雏鸡、茁壮成长的小麦和迫近的死神做对比。我不认为死亡即将来临时，不该有平静的夏天，美好的事物恰好起了讽刺作用。但我却感觉：“这个夏天有问题的……”我看见农用机械被扔进沟里，被丢弃的坏了的车辆，被放弃的农庄，就像空无一人的农庄里空流的泉水。清澈的泉水变成了沼泽，它曾那么的关照人类。突然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幅荒谬的画面：出了问题的时钟，它在众多出了问题的时钟里：乡村教堂的钟、火车站的钟、空房子里壁炉上的挂钟、逃走的钟匠的橱窗成堆无用的挂钟的尸骨……战争爆发……人们再也不需要挂钟，不管庄稼，不修理火车车厢。以前人们引泉解渴，姑娘们用水洗漂亮的衣服，如今澄澈的泉水在教堂前流淌成了泥沼。人们在夏天死亡……
我像病人听到医生的最后诊断：“你患了不治之症……”作为病人的我，想到安排身后事了。
我们，度特尔特和我都明白，我们要执行的任务是要作出牺牲的。
“既然这样，”司令说，“我们就不能过分顾虑任务的危险性了……”
当然，不能“过分”，因为谁都没有错。意识到死亡的我们没错，牢骚满腹的司令没错，下达命令的参谋部也没错。司令罗罗嗦嗦，因为他认为参谋部的命令荒诞至极。
我们知道这些命令荒谬，参谋部也知道。但他们必须发布命令。战争时期，参谋部发布命令后，交给威武的骑兵。现代化一点的，就交给摩托兵们。骑兵从浑身冒汗的马上跳下来，把命令带到威胁着人们死立的战场上。他们如同占卜的人，预示命运，他们带来“真理”，而参谋部的命令能重新打造另一个天地。
这，就是战争的略图，战争的彩图，而每一个人都在尽自己的努力使战争像战争，大家都在勤勤恳恳地干着。每个人都在认真按游戏的规则，玩战争这游戏，希望这场战争像一场战争。就为了使它像一场战争，他们毫无目的地牺牲机组。没有人认为这场战争不像战争，认为它无任何意义。没一幅略图适合。就像拉线木偶一样，人们拼命拉线，但线与木偶根本没有连接。参谋部毫无目的地乱下命令。他们要求我们提供战事情报，但我们无法获得情报。空军是不可能向参谋部解释战争的，航空兵可通过观察来核实假设的情况，但现在这些都不是假设了。他们要求五十个机组塑造一副战争脸孔，但战争没有这副脸孔。他们问我们问题，就像询问用纸板算命的部落。
我看着度特尔特，他是我的用纸板算命的这个部落的观察员。昨天他和一个师的长官对峙：
“离地面十米，以每小时五百三十公里的速度飞行，我如何给你定标记方位？”
“你们能看清楚他们开火的方位呀！如果有人冲你们开火，开火的地方就是德军的方位。”
度特尔特说：“在争论过后，我狠狠地打趣了他们一番。”
因为法兰西兵从未见过法兰西的飞机。如果说有一千架法兰西飞机散布在阿尔萨斯的敦盖斯克，公平不如说它们在广阔的天空中被削弱了。因此，在战场上，如果有飞机在空中急驰过，那肯定是德军的。趁它们尚未投弹前，设法用大炮把它们打下来就行了。所以法兰西军队只要听见飞机的声音，就立刻用机枪和大炮扫射。
度特尔特说：“用这种办法打探情报，得到的情报实在是珍贵无比！……”
他们考虑到情报，是因为在战争的略图中，需要考虑情报！……
不错，但战争也是出了问题的。
很庆幸——我们清楚——他们不考虑我们这里的情报。我们无法传递。道路堵塞，电话又出了故障，参谋部紧急转移。有关敌人具体方位的重要情报是由敌人提供的。几天前，我们在拉翁附近讨论防线的可能位置。我们派了一名联络中尉到司令部去。在途中，他乘坐的车遇到一辆压路机，机后藏着两辆装甲车。中尉立刻转身就跑，但一阵机枪的子弹把他射死了，并且打伤了司机。装甲车是德国人的。
归根结底，参谋部就像桥牌手，有人从隔壁问他：
“我该如何打发黑桃皇后？”
桥牌手只能耸耸肩摇摇头。他根本看不到隔壁的牌局，他能说什么？但参谋部没有耸肩摇头的权利。如果它下属还有几个部门，它就要命令它们，掌握它们，试试运气。在战争时期，虽然这些行动是漫无目的的，但必须行动，命令部下行动。
但随意给黑桃皇后一个角色并不容易，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先是惊讶，后来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大山开始坍塌了，工作失误。大家相信一旦战败者遇到很多问题，动用了一切……竭力去解决它们，但他们首先逃避了问题，他们不再懂玩游戏了，不知道把飞机、坦克、黑桃皇后用到什么地方了……
大家竭力去思考，它如何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便顺手把黑桃皇后扔在桌上。大家有点不自然，但不是发烧，只有胜利才会令人发烧。胜利才能组织工作，才能建设，每个人会费力地搬石头。
失败把男人们泡在烦乱的情绪里，甚至浸泡在毫无作为的失望里。
因为，要求我们完成的任务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一天比一天无价值，一天比一天血腥、无意义。司令部的人没任何办法阻止大山坍塌，只能把最后的王牌甩在桌子上。
度特尔特和我就是他们要甩的王牌。我们听从司令的命令，他向我们说明下午要完成的任务。他派我们飞到高空七百米处，埃勒斯地区坦克仓库的上空。“在你们完成航程归来时，”司令以这样的口吻对我们说，“你们到顺右边的第二条街第一广场的角落的烟草商店，给我买火柴……”
“是，司令。”
这项任务既有意义也无意义，他下达命令时的话语既抒情也不抒情。
我小声说：“这项任务是要做出牺牲的。”我想起……许多事情。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我会静静等待夜的降临，我要好好地想象生活的美好。可是说到生还……如果这顶任务不难，会有三分之一回来的可能。如果任务“有点蠢”，很显然，那是不可能回来了。在司令的办公室里，我不觉得死亡有什么意义，既不英雄，也不悲惨。死亡是混乱的标志、结果。机组如果没有我们，不过像交通混乱时丢了行李。
并不是我不考虑战争、死亡、牺牲、法兰西，和其他东西。我缺乏定向概念，准确的语言。我很犹豫。我所追求的真理七零八落。我只能分开考虑它们。如果我侥幸活着回来，我会等夜晚降临时去思考它们，亲爱的夜。到了晚上，理性睡了，只留下感性的东西。否定了白天的分析后，真正重要的东西鲜明地浮现在眼前。把散得七零八落的板块重新拼凑起来，我又成了一棵平静的大树。
白天要为油盐柴米酱醋茶而烦恼，到了夜里，在应付琐碎的家务和争吵过后，我们找到了爱神。因为爱比空谈空想更伟大。星光下，我们守护着入睡的妻儿，考虑以后生活所需的油盐柴米酱醋茶。睡梦中的妻子显得那么娇弱，需要我的呵护。爱是人人需要的东西，它无所不在。夜，快来吧！让值得爱的人与能鼓励我的事清楚地呈现在我眼前！让我想到我们人类的伟大文明，我的祖国对友谊与和平的憧憬，让我期待为某一个不可动摇的真理服务，虽然它或许还难以表现……
现在的我完全像个被宠坏后又被丢弃的基督教徒。我和度特尔特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我们当然是在令人满意的情况下去扮演。没有任何内容的时候，人就挽救仪式。上帝不帮我们时，我就等待夜的降临。如果我这次还能活着回来，我会一个人走上林中大路，悠然自得，在那儿好好想个透彻，我为什么该去赴死。
2
我从梦中醒来，司令突然对我说：“如果这项任务令你感到很烦恼……或者你觉得身体不舒服，我可以……”
“你这是说的什么呀，司令！”
司令知道自己说的话是莫名其妙的，但每当机组人员有去无回时，记起他们出发时那毫无任何希望的脸，他就把它们看做不祥的征兆，内心的自责忽略了这个。
司令的顾虑令我记起以色列人伊斯拉厄尔。前天，我在情报室的窗前吸烟时看见他快步走过来，他长着犹太人式的大红鼻子。我突然注意到他的红鼻子。
我与他交情很好，他是我们机组飞行员中最勇猛、最谦逊的一个。大家常提到犹太人行事谨慎。也许他把勇敢当作谨慎，因为他谨慎，才成为战胜者。
我注意到他的大鼻子，它只亮了一会儿……急速的脚步声把他和他的大鼻子都卷走了。我并不是故意开玩笑，我是在无意间回头问加霍尔的：
“他为什么长了一个这么大鼻子？”
“天生的呀。”加霍尔答道。
他还说：“他要去执行一项荒谬的任务，低空飞行，他走了。”
“啊！”
那天夜里我们没见他回来。我自然地想到他的鼻子，那样的鼻子长在无任何表情的脸上，很特别，与众不同，看得出他内心的忧心忡忡。
如果是我让他出发的，他这颗鼻子会如同谴责般折磨我，会令我愧疚不已的。听到要他出发的命令后，他只说：“是的，司令。”“是，司令。好的，司令。”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是，鼻子却违反了他的想法，不由自主地发亮。他能够控制自己脸上的表情，但却没能控制鼻子的颜色。鼻子的发亮，流露出他的内心世界。鼻子在无意中向司令表明了它的主人对命令的强烈反对和对生的渴望。
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司令坚决不肯命他以为受到预感困扰的部下执行任务。预感常常是不对的，但战争时期，上级的命令就是对执行命令的官兵的判决书。而亚里亚是军官，不是法官。
军士T的情况也是这样。
伊斯拉厄尔勇敢无畏，而T军士胆小怕事。他是我所有认识的人中惟一的胆小鬼。接到上级命令后，他立即头昏眼花，就像有人给了他当头一棒，他会全身僵硬，面无表情，眼睛发亮。
T的表情与伊斯拉厄尔不一样。当伊斯拉厄尔意识到死亡的来临，受到刺激，鼻子发生异常。T没有这些变化，他嗓音变了。听完长官的命令，他的不安从眼睛蔓延到脸上，他的灵魂好像脱离了他的躯体，阳世与他之间有了一片毫无感觉的沙漠。我从未见一个人像他那样精神不集中的。
“那一天我不该命让他出发的。”后来司令自责地对我们说。
那一天，司令对他下了命令。T虽脸色苍白，还微微地笑。当刽子手高举屠刀的那一刻，受刑的人的笑大概就是这样吧。
“你如果身体不适，我代你去吧。”
“不，司令，既然已经轮到我了，就该我……”
T在司令面前直挺挺地站着，目光直视着他，没有任何动作任何表情。
“如果你精神恍惚……”
“轮到我了，司令，轮到我了。”
“T，你再考虑考虑……”
“司令……”
T就像个木头。
亚里亚说：
“于是我就让他走了。”
后来发生的事让人难以理解。
T是机枪手。德军战斗机曾试图冲他们开火，但敌机的机枪出了问题，掉头走了。与T一起出发的开员和T之前还谈过话，开员也没发现有什么反常，就在离陆地只有五分钟的时候，他没有接到T的什么回话。
晚上找到了T的尸体。飞机的机翼砸碎了他的脑壳。他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全速跳伞。当时他们在盟军的领土上，是没有任何危险的，看来敌军歼击机的偶然出现使他丢了魂，他身不由己地去了。
“你们去换衣服吧。”司令命令我们，“五时三十分准时起飞。”
“再见，司令。”
司令做了个动作。因为迷信吗？
我的烟灭了。我在口袋里掏火柴，没找到：“为什么你总是没火柴？”
这倒是真的。向司令辞行后我出了门，问自己：“我怎么总是没火柴？”
度特尔特对我说：“这项任务困扰着司令。”
我想：“他才不会在意呢！”我心里想的这句赌气的话，并不是针对亚里亚司令，我被一件摆在面前、但无人承认的事实困扰着：“精神”的生命是断断续续的，惟有“智慧”的生命是永恒不变的，或基本是这样。我的分析能力几乎从未变过。“精神”不观察事物本身，它观察联系物体间的感觉。比如通过观察人的面相。“精神”从充满幻想走到绝对的盲目。爱产业的人，当他只看到不协调的物体连在一起时，他的末日就到了。爱女人的人，如果在爱情中只见到烦恼、拘束、困难的时候，也就是他的末日了。喜欢任何音乐时，他的末日也就到了。就像当我不再理解我的国家的时候，我的末日到了。一个国家不是所有地区、风俗、事物的总和，不是我能把握的。它是大写的人。当我不理解这大写的人的时候，我的末日来临了。
亚里亚在总司令那儿过了夜。他们进行了只有逻辑性的争论。纯粹逻辑否定了“精神”的生命。然后他筋疲力尽地回来了，遇到了无法疏通的堵塞。回到机组又是无数物质上的匮乏。这些困难折磨着你，就像人无力控制山体倒塌的种种结果。他把我们集合起来，命我们执行一项很难完成的任务。我们是松散的。我们对于他来说，不是圣埃克苏佩里或度特尔特——具有物体的观察事物的，或不观察它们的思考的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人。我们是大物体的板块，需更多的时间、沉默和后退才能装配在一起的。我为怪癖而烦恼，恰好亚里亚只注意怪癖，他只派有怪癖的“画面”到埃勒斯地区。在解不开的问题面前，在混乱中，我们被分成了板块：嗓音、鼻子、怪癖。然而板块是不会表达什么的。
这里说的不仅仅是司令，包括所有的人。埋葬战友的时候，我们爱死人。但和死神没什么关系。死是一件庄严的事。死是与死人的新的关系网。死重新安排了世界。表面上没有什么改变，实质上什么都变了。虽还是和以前一样，但意义不同。要体会死亡的滋味，体会失去战友的感觉，我们就必须想像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但缺少这时候。想像需要我们的时候吧。但已经不再需要我们了。想像互相友好往来的时候吧，却发现它无任何意义。我们必须看到生活的希望。但在埋葬的那天，根本就没有希望，也没有时间。在埋葬死人的那天，他的尸体是残缺的。我们只顾着顿足，和认识与不说认识的朋友握手，考虑丧葬的具体事情，无法集中心思在死人的身上。第二天，我们才在沉默中怀念死去的人。他完整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又完整地离开我们。为了这死去的、我们无法挽留的人，我们号啕大哭，伤心不已。
我讨厌战神的图像。冷酷的战士弹了一滴眼泪，用粗暴的俏皮话掩饰心中的感动。这话说错了，冷酷的战士并没有掩饰，他想讲的确实是俏皮话。
人的素质不是其中原因。如果我们一去不复返，亚里亚司令会十分伤心，他比任何人都要痛苦。只要关系到我们的生死，而不是各种琐碎的东西；只要通过无声能让他重建。因为如果今夜问题雪崩般出现，把我们的死往后延迟，亚里亚司令会忘记为此难过。
因此，我执行任务时，没想过西方激烈的战争，我想的是当前的小事。我想到飞达埃勒斯七百米高空的荒谬、我们想得到情报的虚荣心，想到不慌不忙地着装、打扮好去刑场的事。然后想到我的手套。我到哪里去找回我的手套？我的手套丢了。
我再也见不到我居住的教堂了。
我穿上飞行员的服装是为了效劳死神。
3
“快，我的手套在哪儿？……不……不是这一副……到我的公文包里找找……”
“找不到，校官。”
“你真笨。”
他们全都是笨蛋。包括找不到我的手套的人和那些决定低空飞行任务的人。
“我向你要一枝铅笔已有十分钟了……你没有铅笔吗？”
“有的，校官。”
这一个还不笨。
“用线把笔捆上，线钩在这颗纽扣的孔里……喂，机枪手，你好像一点儿都不急嘛……”
“我已经准备好了，校官。”
“哦！好。”
我扭头冲观察员说：
“准备好了没有？度特尔特？什么都有吧？你计算航向了？”
“已经计算了，校官……”
好，他已经计算好了。一项要作出牺牲的任务……我问你，是否忍心为了无关紧要的情报牺牲机组人员？如果我们有一人生还，带了情报回来，但又传达不到任何人手里……你怎么办……
“参谋部应聘请招魂巫师……”
“为什么？”
“为了今晚我们能通过，在转动的桌子上，把情报转给参谋部。”
我并不爱唠叨，但我还是小声道：
“参谋部，参谋部，让他们去执行毫无意义、白白送死的任务吧！”
当执行的是让人失望的任务时，着装的仪式便显得费时很长，我们是在认真谨慎地打扮，送给人活活烤死。费力地穿三层厚厚的重叠装备，穿可笑的服装，接通氧气、暖气、机组成员之间的通讯装置，看起来像旧货生意人。我戴上面具吸气。一根橡皮管像脐带一样把我和飞机联系起来。它是不可或缺的东西。飞机里的温度很热，飞机和人接通了联系。他们还给我和我的心添加了部件，我一分钟比一分钟更臃肿而难以活动，我努力地转身，只要一动，我的关节就劈啪地响，以前骨折过的地方还很痛。
“给我另一副面罩。我已经向你说过很多次了，我不要我的那副面罩，它有点紧。”
因为，不知什么奇怪的原因，到了高空，在地面上觉得合适的面罩，在高空就像铁钳一样夹着骨头。
“校官，我已经替你换过一副了。”
“呀！很好。”
我还在一直唠叨，而且一点也不觉得内疚。感觉不公平才要喊出来嘛！再说发发牢骚也没什么。这时我们正穿过那儿，我说过的那里的沙漠中心，这儿只是残余。我一点儿都不感到羞愧地希望奇迹出现，以改变下午要执行的任务。比如说喉头送话器有了问题。喉头送话器是经常坏的！劣货！它坏了，我们就不用执行送命的任务了。
维津校官板着脸向我走过来。他向我们每一个人走过来，在我们绷着铁青的脸准备执行任务之前。维津校官是我们这儿负责与敌机的警戒组织关系的，他负责告诉我们敌机的动向。维津是我喜欢的朋友，可只要看见他我就有不祥的预感。
“老兄，这任务混蛋！混蛋！混蛋！”他对我说。
他掏出一些纸，然后迟疑地看着我：
“你从哪儿出去？”
“阿尔贝。”
“啊！真是混蛋！”
“别说废话了，怎么了？”
“你不能出发！”
我不能出发！……太好了，维津！他从上帝那儿找到了喉头送话器的问题！
“你过不去。”
“为什么？”
“因为德国的歼击机在阿尔贝上空分三班轮流执行任务。在六千米，七千零五米，一万米上空各有一班。接替的飞机没来，任何一班都不离开天空。遇上敌机马上歼灭。你这是自讨苦吃。而且，你看！……”
他给我看一张纸，他在纸上涂了很难让人理解的说明。
维津最好还是让我安静。“马上歼灭”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它让我联想到交通红灯，违警罚款。而在这儿，违警罚款就意味着死亡。我尤其憎恨“马上”，我感觉我已经被人瞄准，成了靶子。
我努力地冷静下来。敌人为捍卫他们的方位从来就是“立即”、“毫不心疑”的。这全是废话……而且我藐视歼击机。当我降到七百米的高空，D.C.A.就会攻击我，它不会放过我！我突然冒火了！
“你急忙赶来，就是要告诉我，德国的飞机布下天罗地网，我出发是错的！快去通知司令吧……”
维津本可以轻松地让我放心，只要他说上“阿尔贝上空出现敌人的歼击机……”
但意思是毫无差别的！
4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上了飞机。只剩下试喉头送话器了……
“度特尔特，你听见我讲话吗？”
“听得很清楚，校官。”
“你呢，机枪手，可以听见我的话吗？”
“我……是的……很清楚。”
“度特尔特，你听得到机枪手的声音吗？”
“清楚，校官。”
“机枪手，你能听见度特尔特的声音吗？”
“我……是的……很清楚。”
“你为什么总说：我……是的……很清楚？”
“我在找我的铅笔，校官。”
喉头送话器没有问题。
“机枪手，瓶里的空气压力正常吗？”
“我……是的……正常。”
“三个瓶子都正常？”
“对。”
“准备好了吗，度特尔特？”
“准备好了。”
“机枪手，准备就绪了吗？”
“准备就绪了。”
“好，可以了。”
我起飞了。
5
不安的情绪来于失去真正的身份。在等待我的未来是幸与不幸的消息时，我有种被人抛到虚无中的感觉。事情未解决，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我的态度和感情只是暂时的伪装。时间一点点过去，我却没一点成就，就像时间不能令大树成长。一个小时后，真正的人将进入我的躯体。这陌生的人冲我走来，从外面，像幽灵似的。于是我感到不安。维津的坏消息带给我的不是不安，而是痛苦——痛苦与不安是两个概念。
当然我的时间不再白白浪费。我的作用终于得以发挥了。我不再揣测无法预知的未来，我不再是一个被困在灾害中的人，我对未来又重新充满自信。我用一个个实际行动充实未来。我检查罗经，使它保持三百一十三度，调节螺旋桨的桨距，加热油。这都是眼下要做的有用的事情。就像做家务，白日琐碎的事可让人忘却衰老的失落感，房子也因此变得整洁明亮了，地板也光亮平滑了，空气也清新流畅了。我现在真的在检查氧气是不是流通。因为我们上升得非常快：六千七百米。
“度特尔特，氧气可以吗？你感觉怎么样？”
“可以，校官。”
“机枪手，氧气行吗？”
“我……是的……可以，校官……”
“你没找到铅笔吗？”
我又恢复成了那个按S键钮，A键钮，检查我的机枪性能的人，还要……
“喂！机枪手，在你的投弹区后面是不是一座很大的城市？”
“呃……是的，校官。”
“好，试试你的机枪。”
我听见机枪扫射的声音。
“没问题吧？”
“没有。”
“所有的机枪都没事？”
“呃……是的……校官。”
该我射击了。我在想我们胡扫乱射的子弹到哪里去了。在盟友的乡间，它们不会杀人，因为大地是辽阔的。
这样我的每分钟都过得很充实。我现在没有不安的感觉。虽然，我周围的飞行条件会改变，会有不同的问题出现。但我已投入建造的未来中。时间慢慢动作，塑造我，磨炼我，使我成形。孩子教老人时耐心，也不害怕。他是孩子，他玩孩子的游戏。我也在玩游戏，我点算我的世界里仪器，操纵杆，手柄，按键。有一百零三件机件要检查，操控（我几乎在作弊，机枪有两根操纵杆，还有安全销）。今晚我要让留我住宿的农夫感到惊讶。我要问他：
“你知道今天的飞行员检查了多少机件吗？”
“我怎么会知道？”
“没关系，说个数吧。”
“你要我说多少？”
我的这个农夫一点也不聪明。
“随便说好了。”
“七个。”
“是一百零三个！”
我会很得意的。
我身边的所有零件各归其位，收到它们完好的信号后，我轻松了。管道，电缆等内脏组成流通网络，是接在飞机上的机件。飞机上的机件就像我的亲人。我转转这个键，慢慢加热了我的衣服，氧气太热，烧热了我的鼻子。这氧气是随着飞机的上升，通过复杂的工具供给的。飞机哺育了我，起飞之前我没把它们当作人类，现在飞机哺育我，我对它产生了子恋母的感情，乳儿的柔情。我身上的重量已分散在各支撑点。三层的折叠衣服，沉重的降落伞压在座位上。我巨大的鞋踩在平衡杆上。带着又硬又厚的手套的双手在地面上难以行动，到了天上便任意地操纵开盘，操纵开盘……操纵开盘……
“度特尔特！”
“……上……尉？”
“首先检查你的开关，我只听见你断断续续的声音，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听……你的……上……”
“摇摇你的破玩艺！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度特尔特的声音清楚了：
“听得很清楚，校官！”
“好的，今天操纵装置照例还是结了冰。开盘很硬，而平衡杆整个都固定了！”
“海拔多少？”
“九千零七米。”
“温度呢？”
“四十八度。你呢，氧气供应可以吗？”
“没问题，校官。”
“机枪手，氧气可以吗？”
没人回应。
“喂，机枪手！”
没人回应。
“度特尔特，你听得到机枪手的声音吗？”
“听不见，校官……”
“叫叫他！”
“喂！机枪手！机枪手！”
没人回答。
俯冲之前，我用力摇晃飞机，如果他睡着了，我得弄醒他。
“校官？”
“是你吗，机枪手？”
“我……嗯……是的……”
“你没弄清氧气情况？”
“不是的！”
“那为什么不回话？”
“我在做无线电试验，断了电源！”
“你混蛋！我警告你！我差点就要下降飞机了，我以为你死了！”
“我……没死。”
“我知道。但你别再自作主张了！看在上帝的分上，一定要通知我！在断开电源之前！”
“对不起，校官，我知道了，校官，我会通知你的。”
因为氧气出现问题时，机件没什么变化，人隐约有欢快感，几秒钟内就会晕倒，几分钟内死亡。因此要不断检查氧气的供应，开员也要常常查看乘客的状况。
我轻按面罩的供应管，让鼻子充分享受阵阵热气所带来的生命力与活力。
总之，我正在执行我的任务。我只感到行动时身体的快意。我既没有临危的胆怯（着装时我有点不安），也不觉得在完成伟大的任务。西方与纳粹的斗争这次成了我行动的内容，成了我对操纵杆，手柄，开关的活动。这很好。圣徒爱上帝，在对点燃蜡烛的喜爱上就能看出来。圣徒在漆黑的教堂里以同样的步伐行走。当所有的烛台点亮了，他就搓搓双手，很自豪了。
我也洋洋得意地解决螺旋桨的桨距问题。使航向保持在将近一度，如果度特尔特稍微看一下罗经，他会惊叹的……
“度特尔特……我……罗经上的航向……可以吗？”
“不，校官，太偏了，偏右点。”
糟糕！
“校官，我们经过边界了，我开始拍照了，现在，海拔多少米了？”
“一万米。”
6
“校官……看罗盘！”
不错，我的飞机偏左了。并不是出于随意……是阿尔贝逼迫我这样干的。我猜它应该离这里很远，但它已以“立即歼灭”的重量压在我身上。在我行动不便的身躯里隐藏的记忆力有多强！我记起飞机坠落，脑袋开花，糖浆般黏糊的昏迷，躺在医院的夜晚。我的肉体凡胎害怕敌机的疯狂扫射，它要避开阿尔贝。我没盯着它的时候，它便朝偏左方向去了。它向左面射击。像一匹老马，为了活命，受了惊，就不相信眼前的障碍。它关系到我的肉体的生死……而不是我的精神，灵魂……我刚刚分心，我的肉体就趁机回避阿尔贝。
我感觉不到什么的困难，我不再想误了任务。我相信我刚才有了这样的心愿。我想：“喉头送话器会出现问题，我困了，要去睡了。”我把这张懒人床想像成一幅极妙的图画。但其实我也明白，对一项失误的任务是无任何指望的。除了一种让人难受的感觉。就像一种必需的蜕皮没完成一样。
这样我想起了我的中学时代，我小时候……
“……校官！”
“什么事？”
“不，没事……我还以为看见……”
我讨厌他以为自己看见的东西。
不错……我小时候，要上学，要很早起床。早上六点就要起来，天又冷。我们揉睡意朦胧的眼，为毫无趣味的语法课而发愁。我希望自己生病，躺在医院里，温柔的修女把甜甜的药水送到我的床头。对这类“天堂”我自绘了千幅幻想的美好画面。当然，如果我得了感冒，我会故意咳嗽得声音很大。而在医院里醒来时，我听见上课的铃声，那是为别人响的，如果我装病，铃声对我会是煎熬：它把我变成幽灵。外面响的是真正的时间，上课时庄严的时间，热闹的课间操的时间，热气腾腾的饭堂开饭的时间，外面，时间给活人创造了丰富的生活。但我在天上，已被生活遗忘了，为淡而无味的汤药、潮湿的床、不辨何味的时间和孤寂的房间、漫长的等待而恶心。
对一项失误的任务，是没什么希望的。
7
当然，有时候，任务让人不满意。显然，我们像在玩模仿战争的游戏。我们在扮演着宪兵、小偷的角色。我们正确地遵循所谓的道义、标准去行动。昨晚我就是这样驾车在路上急驰的。卫兵按命令在车前架起刺刀，因为它可能是坦克！我们在玩坦克前架刺刀的游戏。
对这残酷得让人无法明白的事情，我们怎么会激昂。很明显，我们在扮演哑角至死的那一天！为难以理解的事去死，太可惜了！没人会激昂地着装。圣人欧席代应该是经常作出奉献的完美的男人了，碰到这情况，他也会躲到一边去。我的同事们穿上戎装后也沉默，神色粗暴。这不是英雄的害羞神色，绝没有掩饰激昂的意思。它流露了他们的内心的真实感受。我了解这神气。当一个部下不明白主子所下达的命令的意思时，他的神气就是这样，但他们会忠诚地执行命令。他们都想像着自己的宁静的房间，但他们不会想到那儿去睡觉！
因为重要的不是什么兴奋激昂。大失败时期，没有兴奋的希望，重要的是行动，而每个飞行员对此是什么看法，那是无所谓的。我认为孩子想到语法课会兴奋，那是做作可疑的。重要的是要控制住自己的表情，目的在于立刻流露出自己的反感。这目的不是为了“智慧”，而是为了“精神”。“精神”明白什么是爱，但它睡着了。而诱惑，我明白它的目的，当“精神”睡着时，被诱惑就是被诱惑，是让步于“智慧”的理由。
山体坍塌，我赔上性命有什么用？我不知道。他们不断对我说：“你听从分配就好了，让你去哪儿，哪儿就是你的岗位。你在那儿比在空军中队里还有用。开员，那是可以成批地培训的……”论证本来就是不容争辩的，所有的论证都是不容争辩的。我的智力赞成，但我的本能把智力压倒了。
为什么当我没有丝毫要反对它的时候却觉得这推论是假的？我想：“储存知识分子，就如将果酱罐子摆在做宣传的货架上，为了战后被吃掉……”这不是答案！
今天我还是和同事们一样，起飞了，没有什么推理，不管存在的事实，没有反对。我知道我有理由反对。我对自己承诺，如果我能生活，我会在夜去到农庄里散步，到时候，我也许能习惯。到时候再看吧。
也许，到那时，对我看到的东西我无话可说。我觉得一个女人漂亮，我无话可说。很简单，我看着她在微笑。知识分子转变脸孔，要一一地加以解释，但看不见脸上的笑容了。
了解，不是拆卸，也并非解释。这是走进幻觉。但为了看见，首先最好参加最艰苦的学徒时期……
一整天看不见我的农庄。执行任务前，它是柴泥的墙，有点脏的农民。现在是距我十公里的下面的一点点沙砾，就是我的农庄。
但今晚也许会有一条看门狗醒来，吠。我一向喜欢这样迷人的农庄：在寂静的清夜里，在一条看门狗的吠叫声里，做着梦的高高在上的农庄。
我没让他人理解我的种种希望，对此我毫不介意。只要这睡着的安静整齐的农庄只为我出现，还有农庄里那些储存种子的，关着牲畜的，保留着习俗的房子的各种的关闭的大门！
农民们晚上从田里归来，吃完饭，哄孩子睡下，然后静静地安歇。万籁俱寂，除了乡下那漂亮被单下传出的缓慢的气息声，像雷雨过后，大海上波涛的起伏。
夜间结算期间，上帝停止使用财富。当人们因沉睡而松开手指，张开双手直至天亮，我觉得储存的财富这样更显分明。
于是我或许看着无名的东西。就像盲人由手掌牵引着向大火走去。它不懂如何描绘火，但它找到了它。也许，这样，出现了要保护的东西，无法看到的，但在农庄的夜的灰烬下，像火炭般硬。
对一项失误的任务我没有希望。要理解一个简单的农庄，首先必须……
“校官！”
“怎么啦？”
“六架歼击机，六架，在左前方！”
这声惊叫像晴天霹雳。
必须……必须……然而我还要及时行乐，要爱的权利。我要弄清楚我是为谁而死的……
8
“机枪手！”
“校官？”
“你听见了吗？六架歼击机，六架，在左前方！”
“听见了，校官！”
“度特尔特，他们发现我们了吗？”
“已经发现了，向我们瞄准了。我们在他们上空五百米。”
“机枪手，听见了吗？我们在他们上空五百米，度特尔特，还远吗？”
“……还有几秒钟。”
“机枪手，听见了吗？几秒钟后，我们就要被他们盯住了。”
我看见他们了！很小，像一群毒胡蜂。
“机枪手！一秒钟后，他们就逼过来了。我看见了，他们在那儿！”
“我……我什么也没看见。啊！我看见了！”
我却又看不见了！
“他们准备歼击我们吗？”
“对！”
“他们上来得快吗？”
“我不知道……我不相信……不！”
“校官，你有什么计划？”
是度特尔特在说话。
“你要我怎么做？”
我们都沉默了。
没什么可打算的。这要看上帝的安排。如果我旋转，我就会使我们的间距缩短。因为我们直奔太阳。在高空如果不上升五百米就甩不掉猎物几公里，到达我们的高度时，他们就能找回他们自己的速度，在太阳里消灭我们。
“机枪手，情况还是老样子吗？”
“对。”
“能甩开他们吗？”
“嗯……不……行。”
这要看上帝和太阳了。
知道将有一场激战（我宁可被敌人杀死，也要作战），我用尽全力为结了冰的脚蹬解冻，我有种怪感，但我还是紧盯着歼击机。我全身压在僵硬的操纵装置上。
我再一次发现，在这次行动中，我的感觉大不如以前。而我着装时不是这样的。我还气愤，正义的气愤。
但没有牺牲的陶醉。我喜欢遇到失败。
“机枪手，他们是否被我们甩掉了？”
“校官，我们甩掉他们了。”
这就行啦。
“度特尔特……度特尔特……”
“校官？”
“不……没什么。”
“怎么啦，校官？”
“没什么……我原以为……没什么……”
我没说什么，不是捉弄他们。我开始螺旋式飞行。他们会看到我开始螺旋式飞行。
华氏五十度的冷温我还在流汗，这不正常。啊！我已经明白了：我头晕，头晕……
我一会儿看见飞机的地板，一会儿看不见飞机的地板。掌握着开盘的双手开始发软，我无力讲话，我无力控制自己。失去了控制力……
我按紧橡皮管，鼻子吸到一股清新有活力的空气。那应该不是氧气出了问题。是……是的……当然，我很意外，是脚蹬。我用尽全身力气去踩脚蹬。在一万米的高空中，我以摔跤运动员赶集的身份行动，然而氧气毕竟是有限，我只能小心使用它。
我快速的吸气吐气，我的心脏跳得快，很快。就像紧张的小铃铛的铃声。我没对他们说话，开始螺旋式飞行，他们很快就知道我的眼睛时而清楚而且模糊……我冒冷汗，心情不是很好。
生命慢慢回来了。
“度特尔特！……”
“校官？”
我把发生的事告诉他。
“我……以为……”
可我放弃了。说话用去了很多的氧气，讲这三个字我就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我虚弱，像个刚恢复的病人……
“出了什么事，校官？”
“不……没事。”
“校官，真让人捉摸不透！”
我是捉摸不透，但我没有死。
“……他们……有没有人盯着……我……们……”
“啊！校官，这只是暂时的！”
这是临时的：这儿是埃勒斯。
就这样，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我还以为我死过去了。我记起萨贡。在他参战打伤之后的几天，我们去看望他，那是前两个月的事。在法兰西地区，当敌机包围他的时候，可以说他觉得自己已经被钉在死刑柱上了，在十秒的时间里，他还以为自己死了呢！
9
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躺在病床上。跳伞的时候，在机翼上他的膝盖骨被打碎。可他没有撞击的感觉。他的脸和双手严重灼伤，不过没致命的伤。他不紧不慢地给我们讲他的故事，轻描淡写地，就像勤务兵向领导作汇报：
“我被照明弹包围着，凶手们看见了我，马上射击了，突然我的飞机的地板炸开了，我看见有些浓烟，啊！浓烟不算浓，好像来自前舱。我想过那是……哪有连接管你知道吗……啊！那儿火势好像不很大……”
萨贡咧咧嘴，他又在斟酌字句。那儿火势大或不大他认为对于我们很重要。他犹豫着：
“然而……起了火了……我便赶紧叫他们跳……”
因为飞机在十几秒之内就能变成火炬……
“我的舱门被我打开了。我错了，舱门刚一开，引进来了空气……火势……我内疚了。”
在七千米的高空，好比火车炉膛里的火卷起火浪，而你却只有内疚！我没时间问萨贡，他是出于英雄主义还是羞耻心。估计他也不知道这是英雄主义还是羞耻心。他会说：“不是的！不是的！是出于内疚……”他特别想弄明白怎么回事，这是很明显的。
我知道人的大脑容量特小，只能容纳一个问题，当你出谋划策绞尽脑汁时，你就会忘了当时用拳打你的疼痛。有一回我的水上飞机出了问题，我快要被淹死了我们以为，我感觉到冰冷的水是温的。或说得确切些，我的意识中没有水温的感觉。意识好像被其他的忧虑占据了。我的意识中没有留下水温的痕迹。这样，跳伞技术把萨贡的意识占领了。萨贡的世界局限就在操纵滑动舱门的手柄、其中一个降落伞把手的地方，他的念头被机组人员跳伞的技术缠住了。“你们跳了没有？”没有人回答他。“有人在飞机上吗？”没有人回答他。
“我认为飞机上只有我一个人，我认为我可以走（他的脸和双手被烧伤了）……我迈过座舱，走到机翼上，我确实向前俯身：我没看见观测员……”
观测员被歼击机击毙了，尸体在座舱里横躺着。
“我赶紧往后舱退去，机枪手不见了……”
机枪手也被击毙了。
“我认为只留下我一个人了……”
他想了想：
“假如我知道……我就能回到机舱里……更不会烧得那么厉害……在机翼上我逗留了很长时间……离开座舱之前，我检查了那架飞机，使飞机上仰，飞行是对的，呼吸还能承受住，我并不感觉难受。啊！是的，我在这儿呆的时间太长了……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他总是自己问自己连自己都搞不明白的问题：他以为自己在飞机上，飞机着火了，敌人的飞机反复盘旋，向飞机了发射弹药。萨贡说，他没有希望，没有感觉，他有的是时间。他一味沉浸在闲逸里。我一点一点地感受到这不比寻常的感觉，有时伴随着死亡的临近：没料到的闲逸……有人用事实推翻了对战争的描写，什么仓促，慌忙！萨贡呆在那儿，像被时间遗忘了！
“然后，我蹦了，”他说，“我蹦的动作不好，我看见自己在旋转，伞打得有些早，我担心我被缠在伞里。我慢慢的等着稳定，啊，我等了很长时间……”
从这次遭遇的开头至结尾，萨贡回忆着当时等待保留下来的情景。等待火势烧得更旺，等待在机翼上面，不知道等什么。当时往地面跳的时候，他还在等待。
这是在萨贡身上发生的事。发生在普通的萨贡身上的事，这个比一般人还要普通的，不知怎么办的萨贡身上的事。他在深渊的边沿不耐烦地走来走去。
10
我们在外压减小至正常压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又坚持了两个多小时。机组人员被耗尽精力。我们哪敢讲话。我曾一两次试着对着脚蹬使点劲，最后我还是放弃了。有一种让人非常劳累却又愉快的感觉，每次都像一种被侵犯了的感觉。
度特尔特想拍照，提前把飞机盘旋飞翔，我尽我所能的在开盘上下功夫，让飞机向自己这个方向拉，为度特尔特盘旋了二十圈。
“高度多少？”
“一万零二百米。”
我还在想萨贡的遭遇……人总是人，我们是人。我也还是我。萨贡是萨贡。死了的人已经不能再复活了。矿工有矿工的死法。文学家为了耸人听闻，把死描写的非常吓人。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呢！
在西班牙，人们经过几天的挖掘，从地窑里救出了一个男人，他是鱼雷击塌房子才被埋在里面的。好些人静静地围观他，他们突然有点窘，都来观看这个几乎是从地狱回来的人。他的身上还披着碎石瓦片，因窒息和饥饿，已很麻木迟钝，就如没有知觉的怪物。有几个人大着胆，向他提出问题，他也能专心听着。这时人群的表情又发生了变化了。
人们提的是愚蠢的问题，没有人敢提主要问题。他们问他：“你有没有知觉……想过什么……做过什么……”他们就像这样在深渊边扔下跳板的，就好像夜里给需要救助的聋哑人抛出跳板。
这个人有能力答话的时候，他说：“啊！是的，我听见崩塌的声音，时间显得特长……”
或者还说：
“我心里非常着急，时间太长了……啊，太长了……”
或者还说：
“我腰很痛，很痛……”
这个人讲的是老实人讲的话。他多次提到他丢的手表……
“我找它……找了很久……但里面实在太黑……”
可以肯定，生活教会了人要珍惜时间，或对事物产生爱。他是人，他以人的感觉去感觉世界，就算那是在夜晚崩塌的世界。没人问他那个基本问题，最想了解的问题：“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你记起了什么？”他想不起来，只会说：“我自己……”
不管什么情况也不会唤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本不应该怀疑的一个外人。生存，就是一开始就要坚强的活着。用一个已备好的灵魂，那简直太容易了。
有时光亮突然会使命运转方向。这光亮只会是突然的幻觉。由“精神”产生的，是要慢慢准备的路。我是慢慢学会了语法的。他们教我学会了句法，我的情感让他们唤醒了。这样一首平平常常的诗打动了我的心。
然而，此刻我没感受到任何爱，但不，今晚有什么事情启发了我，我拖了沉重的石头献给看不见的建筑。我已经准备过节。我没有权利说，出现了一个让我也不认识的我，因为我正在改变着现在的我。
我希望有什么战争的奇遇，除了这没有意思的准备工作。就像学语法一样，以后要付出的……
由于慢慢地消耗，我们的年青生命在退化。我们在慢慢的变老。任务也在衰老。在高空的时间相当于在地面生活多长时间？在一万米的高空中生活一小时相当于地面一个星期、三个星期、一个月，能锻炼心，肺，动脉，再说，我不觉得问题有多大，半昏迷状态像给我增加了好几个世纪：我在老人的恬静中沉浸，着装时的激动心情似乎是很远很远的事，已经不存在了。埃勒斯在憧憬无限遥远的未来。
战争？奇遇？在战争中哪有奇遇？
我在十分钟之前差点消失了，而且我没什么好说的，除非在三秒钟时间内看见小黄蜂。持续了十分之一秒的奇遇。不过，我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提起过它。
“校官，稍微踩一踩左边的脚踏。”
度特尔特难到不记得我的脚踏结了冰？我记起一幅童年时我曾心仪的木刻画：北面是曙光为底，画面是毁坏的帆船的奇怪的墓地，在大海中凝然不动。它们水晶般的手臂在夕阳中慢慢展开。在死寂的气氛中它们张开保留着风痕的帆，就如一张床保留着柔肩的痕迹，使人感觉到它们又硬又直，发出折断的响声。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结了冰。操纵杆结了冰。机枪结了冰。我问机枪手：
“你的机枪怎样？……”
“没什么呀。”
“啊！好。”
呼气管里的冰针被戴了面罩的我给咳出来了。我必须不停地通过软橡胶压压窒住我的结了霜的塞子。我能感觉到它在我的掌心里嘎吱作响。
“机枪手，氧气还有吗？”
“还有……”
“瓶里的压力多少？”
“嗯……七十度。”
“啊，还好。”
对于我们来说，时间也好似结了冰。我们似乎是三个老人。一切都不动，着急也没用。没什么是残忍的事。
战争里哪有奇遇？有一天，司令亚里亚提醒我：
“你要小心！”
小心什么，亚里亚司令？眼睁睁的看着歼击机以迅雷的速度落在你的头上；歼击机群在离你一千五百米的上空，它们发现你在它们下面，不急不慌，迂回曲折，锁定方位，瞄准你，你却对这些一无所知。你现在就像在鹰爪下的一只小兔子。兔子以为自己活着，还在草地里玩耍。但已经成了老鹰的一顿美餐。粘在视网膜中比落到陷阱里强，因为鹰不会再放过它。
而你还在继续飞行，做梦，观察地面，你已成了敌人的一颗棋子。
九架歼击机直升空中，高兴的时候，还翻个跟斗，它们的时间很充足。它们以每小时九百公里的飞快速度发出炮箭，从不放过它的目标。轰炸构成强大的射击力量，能有效地做好防卫，但侦察机组在天空中孤立无援，肯定打不过七十二挺机枪，它们的子弹非常厉害就光光束就能把我扫描出来。
就在你们知道有仗打的时候，歼击机就像不敢接近的不动声色的眼镜蛇，一下子放出毒液，就在你们上空。眼镜蛇猖狂地摇晃着，抛出它们的电光，继续摇晃着。
歼击机消失之后，其它东西也就没有造成损坏。连表情都没变。变的是天空，没有任何敌物，重归和平。歼击机已经变成公正的证人，当观察者切开的颈动脉喷出第一道血，当右马达的发动机罩喷出第一道火焰，毒液渗入心脏，脸上的肌肉痉挛，眼镜蛇盘成一团了。歼击机组不能再杀人。它撒播死亡，它路过的地方死亡发芽。
当心什么，司令亚里亚？碰上歼击机，我想不出主意来。它们真的存在吗？它们盯住了我，我还是不相信它们的存在！
当心什么？天空中什么都没有！
大地空无一物。
从十公里那么远观人，看不出那是人。太远了看不到它们在干什么。长焦距的照相机竟然变成了显微镜。必须要有显微镜才能看见——看不见人——人仍然能脱开这仪器——但看得见人影，大道，大炮，车队，平底驳船。人在显微镜的一个小薄片里做实验。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学者，对于我来讲，只管在实验室里研究战争。
“他们射击了吗，度特尔特？”
“我认为他们开火了。”
度特尔特什么都不知道。爆炸的地方太遥远，浓烟与地面混在一起。发射的炮弹不准确，不可能打到我们。我们在一万米的高空，根本就不会打到这来。他们射击是为了定住我们，让我们反击，就是为了驱赶我们。在浩瀚的天空，没有了歼击机，天空就像雨过天晴没有一朵乌云。
地面上的人能看见我们的飞机，是由于高空飞翔的飞机拖带着珠色的虹霓，就像新娘拖着的婚纱。火流星经过造成的震动，使大气屋的水蒸气凝聚。我们从水针般的卷云退绕过去。如果现在的条件有利于云的形成，我们的航迹会逐渐地加厚，成为乡村上空的晚霞。
歼击机通过机身上的无线电报、大片的爆炸、我们拖带的虹霓，向我们扑过来。然而我们却沐浴在似乎是虚拟的星空中。
我很清楚，我们以每小时五百三十公里的速度飞行……感觉我们好像没动。而这里发生一切都在空间。这样看的话，尽管地球以每秒钟四十二公里的速度运行，它也只不过是缓慢地绕太阳转。运行一周要用一年的时间，它也耗损了，我们也是，在这万有引力的练习中，我们慢慢地适应。你是在问空战的密度？就好比教堂里的尘粒！尘粒，可能我们引来几十或几百的尘粒甚至更多到我们身上。但抖动地毯时抖出来的尘粒，慢慢地升到太阳里去了。
亚里亚司令，你是要我当心吗？垂直往下看，我只看到了不同年代的小玩艺，在纯水晶下。我转身面向着博物馆的橱窗，但是背光。在我们前面遥远的地方，可能就是丹麦和大海。但用余光看，再大的东西也看不清楚。目前太阳太低，我俯瞰一块闪闪发亮的板块。
“透过这蹩脚货，你到看见什么，度特尔特？”
“往下看，能看到的，校官……”
“嗨！机枪手，有没有歼击机的消息？”
“没有消息……”
事实上，我根本不可能知道我们是不是被敌机跟踪，难到是他们从地面上发现了我们的行踪。在我们身后拖着类似我们的“室女星座的儿子”的收藏品。
“室女星座的儿子”我想像不出来。眼前出现一幅图画，我自认为它很迷人：
“……就如绝色佳人般可望不可即，我们只能追随着我们的命运，慢慢拖着缀着冰星的裙袍……”
“稍微踩一踩左边的脚踏！”
这就是现实。我又回到我的蹩脚货的诗意上来：
“……它的追求者被我的飞机的螺旋飞翔引起满天空的螺旋飞翔……”
踩踩左边的脚踏……踩踩左边的脚踏……必需做得到才行！
“绝色佳人”错过了螺旋飞翔。
“如果你在唱歌……校官，转过眼去看。”
我唱歌了吗？
而且，度特尔特打断了我的轻音乐式的念头：
“照片已经拍得差不多了，马上就可以朝埃勒斯方向飞了。”
我可以……我可以……当然！我们要把这个时机掌握好。
看！负责瓦斯的操纵杆也结了冰了……
我在想：
“这个星期有三分之一的飞行员完成任务回来。这样说来，战争的危险性太大。假如我们是能活着回来的人，我们的功绩也没什么可说的。从前我可是生活在奇遇中：建设邮电航空线，撒哈拉分站、南美分站……但战争绝不是真正的奇遇……历险，它只不过是奇遇的代用品。奇遇是来源于它所建立的丰富的联系、它提出的问题、它的造就上。要把扔硬币、猜正反面的游戏变为奇遇，把生死押在它身上是不行的。战争不是奇遇，战争是疾病，好像伤寒。
也许我会明白，我惟一的战争的奇遇是，我在奥尔贡特的房间的奇遇。”
11
我曾经在奥尔贡特·圣第兹尔郊区的农庄暂住过。一九三九年我的机组驻扎在圣第兹尔。奥尔贡特村的房子很简陋，墙是用柴泥搭的。夜间的温度非常低，农用溉灌的水都结了冰。着装之前，我的任务就是把炉火点着，但要点炉火就要跳出暖烘烘的被窝，我高兴地把被子卷成一团。
我觉得，在这冰冷的房间里，没任何东西比我这简陋的寺院——床更好的了。经一天劳动，我在这里幸福地享受着休息的同时也感到安全。我不会被任何东西威胁。白天，我在严酷的工作条件下还要严防高空、伤人的投掷物。白天，我的身体饱受痛苦，被无情地撕毁。白天，我无力支配我的身体。不再属于我。任何人可以夺去我的躯干，抽去我的血。还是因为有了战争这个现实，各种附件都从我的身体里当成商品卖掉，我不再是它们的主人。如果有人，要你的眼睛，你就得把你的看东西的本事让给他；看门人来了，要你的腿，你就要把你走路的本事让给他；看门人来了，带着火炬，要你脸上的肉，你只是一个作为赎金的妖怪，向他转让你笑的本事，向人表示友好的本事。因此，白天，我的身体是可以暴露给我的敌人，让他们伤害它，还可以变为生产牢骚的工厂。现在它是我的朋友，听我的话，跟我做好朋友。在我半睡半醒的状态中蜷成一团，用于享受生活，舒舒服服地打呼噜。但我必须跳出被窝，用凉水洗涤它，剃刮它，穿上衣服，把那生铁碎片献给炮弹。刚从被窝出来，就像把它从妈妈的怀抱里硬拽出来，从妈妈的心口拉出来，从小就让我离开疼我、爱我的妈妈。
犹豫之后，考虑之后，拖延片刻之后，我从被窝里爬出来，紧咬牙关，跑到壁炉旁，拿来一堆木柴，波上汽油，壁炉着火之后，我又一次走过我的房间，钻进被窝，暖和身体，用鸭绒被蒙住头，只露出眼睛，监视我的壁炉。开头它没有反应，然后发出短促的火苗，照亮了天花板，然后炉火熊熊，像在组织节日活动。它噼噼啪啪地响，呼呼地叫，好像在唱歌。快乐的就像乡村婚礼的宴会，人们开始喝酒，取乐，互相用手肘碰撞。
我感觉就像被温暖的火保护着，被忠心的，殷勤的牧羊狗看护着。它很有责任心，我看着它，心里温暖而舒适。节日热闹到了高潮，天花板上晃动着人影，屋内暖洋洋，奏响了美妙的音乐，屋角炉火熊熊，房里充满迷人的烟味，松脂味，我在朋友身边跑来跑去，现在我跳出被窝，跑到火炉旁，就像跑到最大方的朋友旁。我不知道我是要烤烤肚子还是烤暖胸窝。我被这最热烈、最耀眼、最灿烂的火光吸引着，它正在竭尽所能的介绍自己。
我就这样，三次点着火炉，躺下，跑到火旁烤火：我三次穿过我的冰冷的房间，冻的牙直哆嗦，体会远征北极的滋味。我曾经跨过无边无际的沙漠，向舒适的中转站飞去，如今这熊熊大火给了我补偿。它在我面前燃烧，为了我，跳它的牧羊狗式的舞蹈。
这个故事几乎没有什么意思。我却认为是一次非常有用的探险。这个屋子给我的感觉，是我作为游客参观这里体会不到的。它非常一般，只有一张床，一只水罐，一个破炉。我只会在这儿打个盹，我怎么做才能分辨出它给我的三种感觉，它像分为三个省，三种不同风俗，瞌睡的、火的、沙漠的感觉。我怎会有不同的体会：首先是孩子躺在妈妈怀里的，被保护着，被爱抚的感觉，然后是一个士兵的感觉，为受苦而生的身体的感觉；再就是一个人的，受益于火的感觉。火是部落的地方。火招待了所有的人。朋友来探访的时候，我们盛情的款待他们，他们把椅子拉到火旁，谈白天碰到的问题、不安、家庭。他们一面搓手，磕烟斗，一面说：“不管怎么说，火给了人光明和温暖！”
以后不会有火让我体会到温暖，再没有冰冷的屋子让我体会探险的滋味。我从梦中醒来，心里很空虚，非常的疲惫。听到有一个人的声音，度特尔特的声音，他还在坚决地表达他的空想：
“校官，稍稍踩踩左边的脚踏……”
12
“虽然我兢兢业业，忠于职守，我仍然是一个打过败仗的机组人员。我无法从失败里走出来，满脑子全是失败。我的手里就拿着失败的标记。”
管瓦斯的仪器的开关结了冰。我只能向高速转动。现在我的两截废铁向我提出了罢工。
我开的飞机的螺旋桨的桨距的增加量限得太低，我非要加速飞行的话，我不能保证每小时八百公里的速度，不能保证马达的超速运行。然而一个马达的超速运行会会导致整个飞机不能正常运行。
有必要时我会切断开关。如果这样做的话，会出现问题，任务就不能完成，飞机受到损失。而这里的地势非常不适合着陆。每小时八百公里的速度不能与地面接触。
因此，问题是我拉开柄栓。经过第一番努力，我解决了左柄所存在的问题，但右柄还是老样子。
假如我让已没有问题的马达，左边的马达减速，我就能安全接近地面。我若要让左边的马达减速，就必定要加强右边的马达的侧拉力，而它定会让飞机朝左飞行。我必须顶住旋转。但目前这操作的脚蹬整个结了冰。我控制不了右边马达的侧拉力了，只有给左马达减速，我就螺旋飞行。
想不出其他的办法，只好冒险超速。在降落的时候，从理论上讲，这是会折断的。三千五百转：如果折断会很危险。
所想的一切都是无稽之谈。没一件事出到点子上。我们的世界里是由相互不配合的齿轮构成的。问题绝不在齿轮，而在技术人员。缺少的是技术人员。
仗打了九个多月了，我们还没有解决技术上的问题，让机枪和操纵杆适应高空的气候。我们碰到的不是所有人的疏忽。大部分人是正直的，有觉悟的。原因是他们的懒惰才造成现在的后果。
就像把我们的命全都交给了这些不管用的零件就像命运压在我们大家身上。就像压在面对坦克的配备了刺刀的步兵身上。它压在一比十比例的对抗敌人的机组人员身上。它把这个难以完成的任务交给了改造机枪和操纵杆的人身上。
我们在盲目的管理机构里生活。管理机构是机器。管理机构越完美，就越能控制人的专断，专横。在完美的管理机构里，人起齿轮机构的作用，懒惰、不正直、不公平在这里根本不存在。
但像机器老用一种方法地控制系列动作，管理机构也不创造。它掌握什么人对待什么人失误；什么样的办法处理什么样的问题；管理机构的设立不光是为了解决新问题的。如果在冲压、冲制的机器里加上木制的零件，也不可能做成家具。要机器适用，人必须懂得使用它的方法。但在用于掩饰人的专横的管理机构里，齿轮机构拒绝人的介入，它们拒绝技术人员。
从十一月份起，我是三十三大队二中队的成员，我刚到大队，我的同事就告诉知我：
“你要到德国去散步。不带机枪和操纵杆。”
然后他们又说，就算安慰我：
“放心吧，你到了那里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不等你发现歼击机，它们就把你打下来了。”
五月份，就是六个月之后，机枪和操纵杆还在冻冰。
我想到一种说法，它和我的国家一样古老：
“在法兰西，当一切似乎都完蛋的时候，就会有奇迹拯救法兰西。”知道是怎么回事。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环境损坏了美丽的管理机器，它停止了工作，没有更好的办法，人们就用达不到标准的人来代替它。而人救了一切。
鱼雷把空军部炸为灰烬的时候，人们急忙找来一个下士，对他说：
“你负责把操纵杆冻冰的问题修好。一切都是你说了算，修吧！但如果半个月之后还修不好它们，你就去坐牢。”
大概那个时候，操纵杆就不再冻冰了。
我知道解释这毛病有很多种说法。北方某省的征用委员会征用小牛犊，也不能把所有怀孕的母牛全杀死取出腹中的牛胎呀！机器的齿轮——征用服务处的长官没别的权力，只有齿轮的资格。他们全听从另一个齿轮的，就像在同一个手表里，所有反对都无用。因此，机器开始出现问题，就轻易被用于屠宰小牛犊。哪怕只有很小的问题。本来它可以在毛病更为严重的时候，才开始屠宰长官。
我被全面的失败弄得心灰意冷。都是因为我觉得去掉一个马达不碍事，我就在左边的操纵杆上又使了力。我是不情愿去做的，力气可能太夸张了。最后我放弃了。这番努力颇费心机。说实话，人不适宜在万米高空使力。这番心力非常痛苦，尽管迷惘中有一部分意识被唤醒。
假如他们愿意，马达会爆炸，跟我无关。我用力呼吸。如果我任性，我不能再呼吸。我记得以前吹气能把火烧旺。我把火吹旺。我想让它旺起来。
好像什么东西让我弄坏了，再也修不好了。在万米高空用力过大会导致心肌撕裂。心是很脆弱的，为了如此粗重的活弄伤了它是非常不值的。这就好比同烧钻石去煮一个苹果。
13
这就像烧掉北方所有的农庄，却没能阻挡德军的侵入进攻，甚至仅仅拖延半天功夫也不行。然而农庄的储存物、古老的教堂、古老的房子、许多的纪念品、上了漆的胡桃木地板、衣橱里的漂亮衣物、窗帘、一直用到今天的没有损坏的东西——而现在，从敦克尔克到阿尔萨斯，我看见它们全被毁了。
从万米的高空观察，“燃烧”这个词非同一般。因为，从高空看农庄，和看树林上面一样，只看见凝然不动的浓烟——一种白色的好像霜。火隐藏在浓烟下面。在万米高空，时间好像过得很慢，既然它不再有动作，没有劈啪响的火焰、灰烬、片片黑烟，只有凝固在琥珀色中的奶灰色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