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产生及发展

庙会又称庙市或节场。作为一种社会风俗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

庙会风俗，则与佛教寺院以及道教庙观的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庙会又是伴随着民间的信仰活动而发展、完善乃至普及的，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一）产生

与其它民俗一样，庙会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能够体现出时代的色彩。

在秦代，庙会的内容仍然单一而稳定，即祭祀祖先与神灵。在西汉时期，道教开始初步形成。庙会受到了宗教信仰的影响，内容开始出现了多元化的色彩，各种习俗也开始初步形成。

在《西京杂记》中，描述了当时的祠庙祭祀习俗：“汉制宗庙，八月饮酎，用九酝，太牢”“京师大水，祭山川以止雨，丞相御史二千石，祷祠如求雨法”。

九酝，即九“股”，分九次将酒饭投入曲液中。《齐民要术》分次殿饭下瓮，初股、二股、三股，最多至十股，直至发酵停止酒熟止。先股的发酵醒对于后股的饭起着酒母的作用。

太牢，即古代帝王祭祀社稷时，牛、羊、猪三牲全备为太牢。古代祭祀所用牺牲，行祭前需先饲养于牢，故这类牺牲称为牢。又根据牺牲搭配的种类不同而有太牢、少牢之分。少牢只有羊、猪，没有牛。

由于祭祀者和祭祀对象不同，所用牺牲的规格也有所区别：天子祭祀社稷用太牢，诸侯祭祀用少牢。《礼记》中太牢指的是大牢。

而京师，则是指长安一地，从中可以管窥中原地区庙会文化的基本内容。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同时，这一时期的道教也逐渐形成。两教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生存竞争，在南北朝时，各自均拥有了一定的根基。

到了唐宋时期，道教和佛教都达到了全盛时期，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动，如圣诞庆典、坛醮斋戒、水陆道场等。

水陆道场，也叫水陆法会、水陆大会、水陆斋，是我国佛教最隆重的一种经忏法事，全名是“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是设斋供奉以超度水陆众鬼的法会。

水陆法会需要七昼夜才能功德圆满。七昼夜之中，讽诵经典如上。水陆法会虽分七个坛场，其实是一堂整体的佛事，每一坛同等重要，缺其一就不能名之际水陆法会。每日分三时，至总回向坛宣读文疏，昭告十方法界，将每日所诵经典功德回向。

因此，水陆是不分内坛、外坛的，斋主们随自己发心，共同成就此一法会，就是最大的功德。诵经功德贵在自己的发心虔诚，发心愈大，虔诚愈深，则功德广大愈是无可限量。

除了一些宗教活动上的竞相比拼，佛、道二教竞争的焦点还在于：一是寺庙、道观的修建；二是争取信徒，招徕群众。为此，在其各自的宗教仪式上，均增加了娱乐的内容，如舞蹈、戏剧、出巡等。这样一来，不仅善男信女们趋之若鹜，乐此不疲，就是凡夫俗子也多愿意随喜添趣。

为了争取群众，佛、道二教常常用走出庙观的方式，以扩大影响。北魏时，佛教盛行的行像活动，就是如此。

行像是用宝车载着佛像，巡行城市街衢的一种宗教仪式。赞宁的《大宋僧史略》上说：“行像者，自佛泥洹，王臣多恨不亲睹佛，由是立佛降生相，或作太子巡城相。”这是佛教行像的起源。

赞宁，北宋僧人，佛教史学家。俗姓高。浙江人。后唐天成年间在杭州祥符寺出家。清泰初年入天台山受具足戒，精研三藏。后往灵隐寺，专习南山律。

赞宁与人谈论，辞辩纵横，有“律虎”之称。内学之外，兼善儒、老、百家之言，博闻强记，擅长诗文，声望日增，为吴越王钱俶所敬，署为两浙僧统，赐“明义示文大师”号。

赞宁向以学识广博知名，太平兴国初奉诏旨编修《大宋僧史略》三卷，记载佛教事务及典章制度的起源和沿芏。著作尚有《四分律行事钞音义指归》三卷、《舍利宝塔传》一卷、《护塔灵鳗菩萨传》一卷等。此外还有外学著作多种，大多佚失不存。

4世纪以后，我国佛经翻译渐备，信仰亦次第普及，造像风气大兴，除铜像外，还有木像和夹紵像，行像的仪式也自西域传入了。

夹紵像又叫脱胎像、干漆像或者行像。据文献记载，它是由东晋时著名雕塑家戴逵，在传统髹漆工艺基础上所创制的。他先用泥塑出人物粗坯，然后糊上麻布、反复涂漆，待干后使泥脱空即成为夹紵像。这种雕塑重量轻，易于搬动，适合当时人们抬佛像游于街衢的需要。

5世纪初，法显旅行印度时，在西域和印度都曾亲见行像的仪式。西域行像在佛生日以外也有举行的。7世纪时，玄奘赴印度留学到屈支国，即今库车时，曾见到行像的仪式。

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迁都洛阳后，大兴佛事。每年的释迦牟尼诞辰日，都要举行佛像出行大会。佛像出行前一日，洛阳城各寺都将佛像送至景明寺。佛像多时，就有千余尊。

景明寺是宣武皇帝建立的。在洛阳宣阳门外，皇家道路的东边。寺院东西南北，方圆500米，前面可以看见嵩山、少室山，后面靠着皇城，树木垂落绿影，绿水回荡着波纹。地势优越，明朗而干燥，是独一无二的美景。

山上建造庙堂、庙观，光彩富丽，有一千多间，重重叠叠的房屋，屋瓦、屋檐交错、相对，五彩缤纷的楼台亭阁，有空中浮道相通，虽然有四季变化，室内却感觉不到寒暑的更替。

到了佛诞日，佛像出行时，队伍中以避邪的狮子为前导，宝盖幡幢等随后，音乐百戏，诸般杂耍，热闹非凡。

汉代以后，庙会向多元化转变。汉代庙会的主体性质因为佛文化的传入而发生了变化。从此，佛文化如滔滔洪水般涌向中州大地。

伴随着佛教教义的传播，佛寺星罗棋布，分布于中原地区的名山、巨邑、小镇。许多著名的寺院，如洛阳白马寺，开封相国寺，登封少林寺，临汝风穴寺，镇平菩提寺、石佛寺及瓦宫寺，信阳灵隐寺，光山净居寺，安阳高阁寺，济源盘谷寺，辉县白云寺，汝南小南海，永城崇法寺，许昌文明寺，项城高丘寺等，如雨后春笋般，林立中原，并留下了许多神奇的传说。

于是，崇佛庙会应运而生，林林总总。中原地区广大庙会中，佛与道或分庭抗礼，或相互渗透，使庙会文化更加丰富。

（二）发展

唐宋以后，庙会的迎神、出巡，大都是这一时期行像活动的沿袭和发展，并逐渐推广到四川、湖广、西夏各地。元、明以后，行像之风才逐渐衰落。

除了佛、道二教的行像，他们还在寺、观中举办道场，定期进行一些法事或佛事活动，坐等信徒俗众前往斋戒听讲，顶礼膜拜。

原来属于民间信仰的酬神活动，纷纷与佛道神灵相结合。其活动也由乡间里社，逐渐转移到了佛寺和道观中进行。

在佛、道二教举行各种节日庆典时，民间的各种社、会组织也主动前往集会助兴。这样一来，寺庙、道观场所，便逐渐成了以宗教活动为依托的群众聚会的场所。而这些宗教活动的逐渐世俗化，更多的是由民间俗众出面协商举办。

庙会变化，不仅大大增加了这些活动自身的吸引力和热闹程度，也使这些活动中的商贸气息，随着群众性、娱乐性的加强而相应地增加。在宗教界及社会各界的通力协助下，庙会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兴盛

唐宋时期的庙会，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在全国都已形成规模，但就庙会的活动内容来说，仍偏重于祭神赛会，而在民间商业贸易方面相对薄弱。庙会的真正定型、完善，则是在明清以至于近代。

明代，是中原广大地区庙会昌盛的重要转折时期。经济飞速发展，使得在洛阳、黎阳、陈州等规模较大的城镇，大兴土木、建造庙宇成为可能。明代手工业的繁荣，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庙会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繁密。

明代庙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行会或者称为会馆、公所的大量兴起，使庙会更加秩序化。中原地区出现许多会馆，他们敬祀关羽，立祠建庙，特别是建造戏楼等祭祀场所，使庙会的影响和作用进一步地扩大化。

我国庙会，是从古代严肃的宗庙祭祀和社祭，以及民间的信仰中孕育诞生。汉、唐、宋时期，加入佛、道教的宗教信仰和娱乐形式，尤其经过明清的进一步完善发展，突出商贸功能，从而成为人们经济生活、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