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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七月初七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七夕节是我国农耕社会传承下来的重要节日之一，除汉族外，满、壮、侗、苗、畲、朝鲜等少数民族也过七夕节。有些少数民族对这个节日还有其自称，如满族称之为“祭星节”，鄂伦春族称之为“祭月亮”等。
七夕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也是过去女子最为重视的日子。在七夕的晚上，女子穿针乞巧，陈列花果、女红，制作的各式家具、用具等都精美小巧，惹人喜爱。人们在七夕之夜，还举办各种祈祷福禄寿喜的活动，祭拜七仙女中的七姐，祈祷仪式虔诚而又隆重。
七夕节又称乞巧节、女儿节、少女节、七娘会、双七节、香桥会、巧节会等。七夕节这一天还是魁星节、晒书节、神仙节、盘古王节，以及耕牛生日等节日，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具有浓厚的文化意味。
总之，七夕节从产生到发展，经过了不断丰富的过程，在民间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一）七夕的起源
在我国的远古时期，七月初七只是有一些与农事相关的活动，而非后代形成的七夕节。那么，七夕最早起源于什么呢？
1.源于自然崇拜 七夕最早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的崇拜。据历史文献记载，至少在三四千年前，随着人们对天文的认识和纺织技术的产生，就有了有关牵牛星和织女星的记载。
人们对星星的崇拜远不止是牵牛星和织女星，他们认为东西南北各有七颗代表方位的星星，合称二十八宿。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叫魁星，又称魁首。后来，有了科举制度，中状元叫大魁天下士，读书人把七夕叫魁星节，又称晒书节，保持了七夕最早来源于星宿崇拜的痕迹。
2.源于时间崇拜 七夕除了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的崇拜之外，也来源于古代人们对时间的崇拜。“七”与“期”同音，“月”和“日”均是“七”，给人以很强的时间感。
我国古代把日、月与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合在一起叫“七曜”。在民间，七数表现在时间上的阶段性，即在计算时间时往往以“七七”为终局。
旧北京在给亡人做道场时，往往以做满“七七”为完满。以“七曜”计算现在的星期在日语中尚有保留。
在我国的台湾，七月被称为“喜中带吉”月。因为喜字在草书中的形状好似连写的“七十七”，所以把七十七岁又称为“喜寿”。
此外，因“七”又与“吉”谐音，“七七”又有双吉之意，是个吉利的日子。
3.源于数字崇拜 在我国古代民间，把正月初一、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七月初七、九月初九，再加上预示成双的二月初二和初三的倍数六月六这“七重”，均列为吉庆的日子。
在算盘上，“七”又是每列的珠数。“七”，浪漫而又严谨，给人以神秘的美感。而“七”与“妻”同音，于是七夕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与女人相关的节日。
七夕还别称“星期”。这是因为牛郎、织女二星所在的方位很特殊，一年才能相遇一次，因此故称这一日为“星期”。
王勃的《七夕赋》说“伫灵匹于星期，眷神姿于月夕”，就把星期与月夕相提并论，点出了一年四季中与亲情、爱情相关的最美好、最凄楚动人的两个夜晚。因此，后人便把男女成婚的吉日良辰叫作“星期”。
七夕源于人们对自然、星辰、时间、数字等的崇拜，而在其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男女爱情的内容也融入其中，体现出人们追求幸福和美好情感的愿望。
（二）七夕的演变
农历七月七这天，在夏商周时代就有人注意到了。古人认为“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当时在民间，这一天只有些与农事相关的活动。
《诗经·小雅·大东》这首诗描述说：银河两岸的织女星、牵牛星，尽管有其名，却不会织布，不能拉车。当时的统治者也是如此，虽身居高位，却没有体恤百姓的行动，不过徒有其名而已。
诗中对织女、牵牛两星仅是作为自然星辰形象，引出一种隐喻式的联想，并无任何故事情节。这时人们对两星的认识，虽然很可能与当时农耕信仰中的谷物神（牵牛）和帝女之桑女神（织女）有关，但还只是有关日月星辰简单的神话形象，同对爱情的认识和想象尚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之中，自然它还不能成为传说的前身或胚胎。
然而，这不是说同传说绝无关系。因为，此时的牵牛与织女，已不再是纯粹自然现象的星座而并无其它含义，牛郎织女星作为一种文化的因素，开始进入文学的大系统之中。正是这种因素，为这个古老而浪漫传说的生成，准备了潜在的文化条件。
牛郎织女传说主要人物牛郎、织女的原型，是周人的祖先叔均和秦人的先祖女修。周秦文化的交融造就了这一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经过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长时间的孕育。战国时代初具雏形，至汉末形成基本情节，奠定悲剧基调。
到了秦汉以后，对相隔银河的织女星和牵牛星，就附会了不少神话传说，产生了许多与之有关的民间故事，给这节日的风俗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
七夕风俗除继承远古的一些习俗外，在汉代以后，还产生了与牛郎、织女相关的文学故事。
在西汉时期，织女、牵牛已经被传为两位神人，而且有了塑像，面面相对。汉武帝刘彻命人于京都长安开凿昆明池，并于池的两侧摆放牵牛、织女石像。如班固《西都赋》载：“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张衡《西京赋》曰：“乃有昆明灵沼……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
牵牛和织女已经从天上来到了人间。原来被远远地隔离在银河两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因素同牵牛、织女传说的结合日渐明显。
牵牛、织女两星已经具备了人物形象，弄机织布，思念流泪，并且开始被编织为一幕恩爱夫妻因受银河之隔的爱情悲剧。
到了汉代，在司马迁的笔下，织女的家庭出身才有了一些眉目。在《史记·天官书》中说：“织女，天女孙也。”意思是说织女是天帝孙女，亦称天孙，是个仙女。
仙女长年织造云锦，自从嫁与河西牛郎后，织造就中断了。天帝大怒，责令她与牛郎分离，只准每年七夕相会一次。而牛郎则未能脱俗，始终是个凡夫俗子。因此七夕相会，也就是仙凡相会。
在《汉书·天文志》中，也有牵牛、织女双星的记载。到了南北朝时，任昉在《述异记》中记载：
大河之东，有美女丽人，乃天帝之子，机杼女工，年年劳役，织成云雾绢缣之衣，辛苦殊无欢悦，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怜其独处，嫁与河西牵牛为妻，自此即废织纴之功，贪欢不归。帝怒，责归河东，一年一度相会。
在汉末《古诗十九首》中，也有这样的描写：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这首诗比起《诗经·小雅·大东》中说的更加凄凄切切，道出了一对有情人，两地相思，饱受隔绝之苦的爱情悲剧。诗中虽然没有直言牵牛、织女是夫妻，但织女终日思念牵牛，渴望相见，“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情节则是十分清楚的。
在东汉应邵编撰的《风俗通义》中有一段记载：
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为梁以渡织女也。
这表明，在当时，不仅牵牛、织女为夫妻之说已被普遍认可，而且他们每年以喜鹊为桥、七夕相会的情节，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并融入了风俗之中。
在七夕之夜，妇女们不仅争出家门观赏“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的“鹊桥之会”，而且还要祭拜牛郎织女星，乞愿七巧。
对于这一点，可以从汉代的一些画像中体现出来。据吴曾德著《汉代画像石》一书记载：山东省历城县孝里铺孝堂山郭氏墓石祠中，有一幅石刻天象图。图中有牵牛星、织女星遥遥相对，在织女星下有一女子正坐在织机上操作，旁边还有一只飞鸟，就是传说中牛郎、织女以鹊为桥、七夕相会的表现。
此外，在河南省南阳汉画馆中，也有一幅表现牛郎织女的画像。这幅画像右上角有一牵牛星，星下画一牛，牛前有一人做扬鞭牵牛状；左下角有一织女星，里面跪坐着一位头挽高髻的女子。这显然也是对牛郎、织女传说的一种艺术表现。
在三国时期，更有不少诗文反映了这一内容。如曹植的《九咏注》说：
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得一会同矣。
由此可见，牵牛、织女已经成为诗人表现爱恋和思念之苦的一种突出和常用的意象。
至魏晋南北朝时，牛郎织女传说已与七夕紧紧到联系在一起。人们都以牛郎为勤劳能干的代表，织女是心灵手巧的代表，七夕节的所有习俗都与牛郎织女有关。
与此同时，还涌现出许多描写七夕风俗的诗歌。其中最多的是描写七夕穿针的诗。如梁简文帝萧纲的《七夕穿针诗》：
怜从帐里出，想见夜窗开。
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
刘遵的《七夕穿针诗》：
步月如有意，情来不自禁。
向光抽一缕，举袖弄双针。
穿针乞巧的习俗在此时已出现，并被后世之人不断地延续了下来。
明代是牛郎织女传说演变的重要时期。由于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牛郎织女传说在明代进入了文人和民间艺人的视野，被加以重述。明代产生了以牛女为题材的小说、戏曲，短篇小说有《鉴湖夜泛记》及依据其改编的《灵光阁织女表诬词》，中篇小说有《新刻全像牛郎织女传》，杂剧有《渡天河织女会牵牛》，传奇有《相思砚》《鹊桥》。
《鉴湖夜泛记》是明初文学家瞿佑《剪灯新话》中的一篇短篇文言小说，记述元代处士成令言一日忽至天河，遇到织女，织女诉说神界并无牛郎、织女结为夫妇的事。
小说虽继承了民间牛女传说中一些因素，如织女具有高贵的身份，但将织女塑造成一个高贵且与牵牛无关的神仙，从根源上否定民间流传的牛女传说，这是以反封建为主题的民间传说，在理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的必然遭遇。
明末白话小说《灵光阁织女表诬词》，内容由《鉴湖夜泛记》增益而成。由这篇白话小说可以看出，瞿佑的《鉴湖夜泛记》在文人阶层中的影响。作品反映了在理学思想禁锢下文人思想的僵化，及其对古代神话、民间传说的曲解。
明代后期，商业经济迅猛发展，新经济因素萌发，市民阶层形成，民主思想萌芽，涌现出了以罗钦舜、王廷相和李贽为代表的反理学的新思潮。民主思想的萌芽对牛女传说的传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