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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稳定货币，健全钱法，是汉初统治者所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课题。这一问题，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变得更加尖锐起来。
汉武帝凭着文景时期的积蓄，开始了对匈奴的长期战争，造成国家财政支出大增，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局面。为了扩大财政收入，支援战争需要，汉武帝进行了大规模的财政改革，币制改革则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西汉元狩、元鼎年间，政府企图藉铸钱之利以弥补巨额的财政亏空，也企图用更换新币的办法限制豪商巨贾居奇取利，操纵货币，再加上关东地区遭受水灾，急需巨款赈贷。因此，汉代政府决定进行币制改革。
（一）昙花一现的白鹿皮币
在建立统一的货币制度的斗争当中，汉武帝曾根据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发行白鹿皮币和白金三品。
1.皮币出现的历史背景 文景之治是汉文帝、汉景帝两代四十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的盛世。
文景之治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直到武帝即位后的几年里，汉朝在将近七十年的时间内，国家安定没有战事，天下百姓除了遇到水旱灾害，都会衣食丰足。京城和边郡的粮仓都是满满的，国库中有大量的钱财和物资。
有人这样描述，京城存钱有万万之多，由于存放太久，连串钱的绳子都腐烂掉了，以至于无法计数。粮仓里的陈粮又压上陈粮，装不下就只得堆积在仓外头，很多粮食都因此而腐烂不能再食用了。在百姓聚居的街巷中，处处有马，田野中更是有许多成群结队的马匹。连看管里门的小吏也都吃着精米和肉食。
有的官吏任职很久，以至于在任期间生子抱孙，做官的后代就拿官职作为姓氏。可以说人人自爱，不肯轻易触犯法律，总是好行仁义，不做有失体面的事情。
后来，汉武帝多次发动大规模对匈奴的战争，耗尽了几十年积攒的国家资财，国库空虚。朝廷不得不依靠在野的地方贵族、豪强、工商巨富，让他们拿出相应的钱财帮助国家走出困境。
当时，富商大贾们并没有向国家伸出援助之手，而是蠢蠢欲动，开始积贮财物，大肆奴役贫穷之人。他们动辄使用成百辆的车子转运货物，在市场上乘时射利，贱买贵卖，获取丰厚的利润。
即便是那些有封地的诸侯，也不得不向富商们低下高贵的头颅，因为他们的生活生计还得仰仗这些大商人。大商人凭借充足的金钱资本，从事冶铁、煮盐等商业性生产活动，控制着大量的劳动力，累积起来的财富多达万金。
富商不但不帮助国家解决燃眉之急，还凭借地方经济实力的强大，公然对抗中央朝廷。最可怜的是无所依靠的老百姓，他们的生活陷入困顿之中。
这样，汉武帝和公卿大臣商议，决定用更改币制的办法来解决国用，同时打击那些投机取巧兼并田宅之徒。
公元前119年，因为天灾人祸，国库不足，汉武帝决定正式制造白鹿皮币和白金币。
本来币制变更是国家财政经济政策的重头戏，可皮币的出台却有点匪夷所思，只是这个时候皇帝私家的禁苑之中出现了白鹿。
白鹿的出现给币制变更提供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当时，相关的官员便向汉武帝提议说：白鹿是一种吉利的象征，用它的皮制成货币，一定可以为国家带来吉祥。而且皮币质轻价贵，古时就曾经专门制作出皮币以充当诸侯之间交往的礼物。今天，相距较远的王侯们使用大量的铜币做往来礼聘，真是既烦琐又费时费力。
既然皇帝的狩猎场中有白鹿，可以就地取材，用白鹿皮造出皮币来，这比起开矿取铜制币来说简单多了。皮币的价值可以由朝廷自行规定，在经济流通领域中的作用很可能会更大些。
这一提议正当其时，正和汉武帝的心思，剑锋也直指郡国地方势力。皮币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做成，四周绘饰有华丽的彩色绣纹，每张价值40万钱。凡是皇亲国戚以及诸侯等朝见天子、敬送贺礼时，必须用这种皮币铺垫玉璧，才能算作礼物，仪式方得以举行。
关于白鹿皮币，《史记·平准书》记载：“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文中提到的“藻缋”，学者王雷鸣在《历代食货志注释》一书中注为“指白鹿皮币边缘附以有彩色图案的刺绣物件，以为装饰。”
皮币的称谓，在很早之前就有了。在先秦指毛皮和布帛，统治者间常作为贵重的贡品和礼物。汉武帝又赋予皮币新的内容，规定王侯、宗室朝觐皇帝或相互聘享，必须用白鹿皮币。
鹿在古代是宫苑中蓄养的珍贵动物，白鹿更是汉武帝宫苑中所特有的。用白鹿皮制币，确实很难伪造。汉武帝规定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须以白鹿皮币为“荐”，同时规定白鹿皮币只能由少府以40万钱高价独家经营。
这种做法，不失为加强中央财力、打击诸侯王的一种有效手段。但是，皮币过于奢华，没有在基层流通的物质基础，不久便废止了。
2.张汤与颜异的皮币之争 发行白鹿皮币，作为打击诸侯王、加强中央财力的手段，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白鹿皮币只有方尺大小，它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实在算不上什么实物货币。
因为白鹿皮币造价太高，流通不广，所以也不能真正发挥货币的作用。严格说起来，它甚至还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货币。
提到皮币的使用废除，必然要提到两位人物，他们便是张汤与颜异。
皮币政策出台的时，匈奴浑邪王等人前来投降，大汉朝廷正要兴兵攻打匈奴，崤山以东的广大地区却发生了水旱灾害，平民百姓流离失所，他们都仰仗官府的供给，但官府库藏空虚。
早就摸透了朝廷心思的大臣张汤，顺着皇帝的思路，“请造白金及五铢钱”，说是请求铸造银钱和五铢钱，这当然也包括白鹿皮币在内。
按司马迁的记载，汉武帝是和张汤“合谋”之后，才造出白鹿皮币的。张汤和皇帝在廷议上抛出造新钱的计划，主要是为了让朝廷的手头宽裕些，以便进一步“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趁势让国家垄断盐铁的经营权，打击富商大贾。
白鹿皮币一经推出，首先引起了颜异的质疑和责难。颜异是什么人？皮币出炉之后，他为什么要首先反对呢？
颜异，当朝的大司农。秦时置治粟内史，汉景帝时改称大农令，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掌管租税钱谷盐铁和国家的财政收支，是九卿之一。
颜异对这个别出心裁的皮币毫不客气，他批评说：“现今各王侯朝贺之时用蓝宝石进献朝廷，每块价值不过数千钱，而垫玉璧的白鹿皮反而每张值40万钱，这真是本末倒置！”
这话让汉武帝听来，心里很不是滋味。毕竟汉武帝为皮币之事挖空心思不说，还贡献了那么多鹿皮。想一想，皮币之事没有皇帝的参与和拍板，是不可能付诸行动的。
颜异的话让皇帝身边的近臣张汤更是大为不快。张汤是古代著名的酷吏，当时，张汤与长安的富商田甲、鱼翁叔等人暗中往来频繁，这些富商，才是张汤真正贴心的朋友。
张汤本来是想拿皮币往脸上贴金，经过颜异的搅和竟成了无甚高见的下策。这位酷吏此后一直寻思着如何反戈一击。
颜异说出这些不中听的话来，并无他意，因为他身兼大司农之职，言论也主要是从货币实用性的角度来考虑的，这是颜异的本职所在。而且，从颜异的立身行事来看，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本分之人。
颜异早先只是一个济南亭长，正是因为自己的廉直才一步步升迁为九卿的。颜异的廉洁正直不是错，错误的是碰到了专主纠察的御史大夫张汤。
张汤想除掉颜异，替皇帝的皮币出台扫除一个障碍，但总得找一个合适的罪名。后来正好有人因别的事情控告颜异，张汤立即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颜异一次和客人谈话，客人说到了刚刚下达的皇帝诏令有不妥之处，颜异听后并没有搭腔，只是嘴唇微微动了一下，用司马迁的原话就是“微反唇”，表示不满的意思。
张汤抓住了这个“小辫子”，认为颜异身为九卿，明明知道诏令有不妥之处，却不启奏皇上，反而在肚子里诽谤，应予处死！
从此以后，张汤开创了一个腹诽治罪的先例，口里不言心中讥笑的也要治罪。这让大多数公卿大夫只好采取阿谀奉承以讨欢心的策略。
可怜的颜异到死也许才真正明白过来，不是因为自己的“微反唇”而招来了杀身之祸，真正的原因是自己反对皇帝出台皮币，触动了朝廷的经济利益，给皇帝大展宏图制造了障碍。
汉武帝这次相信了诬陷之人的话，也不管张汤曾经为他除去多少个异己，也不念张汤为朝廷出过多少力。
在老百姓看来，皮币中看不中用，因为它只解决了社会上层礼尚往来的交易成本问题。确实，有些纸币意味的皮币相对于那个时代确实有些超前了。
（二）白金三品的出现与废除
元狩四年，与发行白鹿皮币的同时，汉武帝还发行了白金币。因皮币仅限于王侯宗室朝觐聘享时使用，发行量大概不会太多，所以白金币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白金三品的出现与西汉黄金使用的频繁是息息相关的。
1.西汉黄金货币的繁荣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黄金正式宣布为法定货币。出土的秦朝黄金货币很少，汉代黄金货币出土的数量与范围却相当可观。
根据20世纪以来载诸报刊的考古出土资料进行初步统计，汉代的黄金货币出土的报道共有26处，遍及14个省市。汉代黄金货币流通范围，已远远超出战国时期楚国的领域而遍及全国。
汉代的黄金货币与楚国的爰金有所不同。西汉的黄金货币大多是饼块形状，大小不等。1968年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金饼40块，呈不规则圆饼形，中心内凹，背面粗糙。经鉴定，含金量为97%，每块大小、重量、厚度不等，共计719.4克，平均每块有17.99克。
在满城二号坟墓中出土的29块金饼中，含金量为95%，共计438.15克，平均每块只有15.11克，比满城一号墓出土的金饼每块少2.88克。值得注意的是，满城二号墓出土的不规则饼状，周缘留有切割的痕迹，有的还经过锤打。
很显然，这种饼块状的黄金货币，根据交易的需要，可以任意切割，仍处在比较原始的称量货币阶段。
河北满城汉墓，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墓，当为汉初的黄金货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汉初法令规定，黄金以斤为计算单位，但河北满城出土的黄金货币都在一两左右，这可能与汉初经济凋敝，黄金货币流通量较小有关。
到汉武帝时，黄金货币有了较大变化，那就是对马蹄金与麟趾金的铸做。到了汉武帝太始二年时，黄金货币有了比较固定的形制。
汉代的黄金是政府规定的法定货币。当时，黄金货币使用的地域几乎遍及全国，此已为考古资料所证实。河南扶沟县、西安汉上林苑、江苏盱眙南窑庄、辽宁新金县等地出土的黄金货币，都有“上”字。
很显然，这个“上”字可能与汉代称黄金货币为“上币”有关。为什么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却有这一相同的刻记出现？答案只有一个：这些“上币”是由中央政府或郡国统一铸行，然后分散到全国各地去的。
根据汉代黄金货币出土的情况来看，考古学者初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汉代的黄金价值与秦代相同；汉代的黄金货币是法定的“上币”，流通地域较广，但每次出土量很少；黄金货币以饼块状为主，每块除一两型小金饼外，大致都在一斤左右；有些饼块状黄金货币底部刻有各种记号，有的刻有斤、两、铢的重量；黄金货币根据交易需要，可以任意剪凿，分散使用。
从以上结论中可以看出，汉代初期的黄金货币仍处在比较原始的称量货币阶段。这样，金、银等贵重金属以一种货币的形式出现便成为现实。
2.扑朔迷离的白金三品 汉代以后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白金三品，其情况不得而知。司马迁和汉武帝是同时代人，其所记当时目睹情况自当可信。但是，历代研究钱币的人，对于白金三品却各有不同的解释。
关于白金三品的名称也存在争议，《史记》原文为“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白金三品的名称俱在，好像是无可争议，其实不然。
《史记》一向以行文流畅著称，而此处上下语句晦涩难懂，不合司马迁风格，后人认为错脱是可能的。
关于白金三品的重量，《史记》只记载了龙币重八两，马、龟两币的币重却没有明确记载。
先秦的刀布遗留下来的不知有多少，汉代以后，却从无人见到过白金三品的实物。有些钱谱，如宋代洪遵的《权志》虽曾绘有图像，但也只是想象的。关于白金三品的形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上品，方孔圆形，上有龙形图案；中品，方孔方形，上有马形图案；下品，方孔椭圆形，上有龟甲文。
秦朝以后，方孔圆钱成为中国货币的主要形式。这种钱一般正面铸字，称“文”，背面无字，称为“幕”，无图案。白金三品从形式上来讲，完全和我国的传统不合。此外，虽然白银自古即为金三品之一，但从来没被用作货币。
自汉武帝铸白金三品后，我国自明末外国银元流入后才铸用银币，时间相隔一千多年。这在我国货币史上是个很独特的现象。
汉武帝铸造白金三品，和外国的影响也有关系。自张骞通西域以来，汉与西域往来频繁，西域银币流入我国不在少数，为和西域各国通商，依照西域银币的形制造钱是完全可能的。
总之，白金三品就像是海市蜃楼一样扑朔迷离，在人们的不断研究与考证中，也许总有一天，白金三品的真面目会呈现在世人眼前。
3.铸行白金三品的意义 发行白金三品和白鹿皮币同为汉武帝币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如果说，发行白鹿皮币在加强中央财力、打击诸侯王势力的斗争中还起过一定作用的话，那么，发行白金三品却是完全失败了。
而且，白金币是银锡合金，银和锡的比例并没有明确规定，盗铸有利可图，所以民间大规模私造。《史记·平准书》中记载：
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年，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
由此可见问题的严重性，白金三品已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元鼎二年，白金三品终于废止。
秦朝统一以来，铜钱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但由于钱币的价值太低，不便于用于大宗交易，只有金银这两种贵金属，才适合于作为价值尺度与支付手段的币材。这是世界各国币制的通例，中国也不例外。
西汉时，黄金的使用已相当普遍，但主要是在上层阶级之间流通，如帝王的赏赐、官吏们的馈赠等。汉代的文献中，还没发现平民之间用黄金交易的记载，这和黄金有限而用途甚广不无关系。
西汉国力强盛，国内外贸易发达，需要单位较大的货币。白金三品的发行，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实在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但是，由于政策的失当，如银钱比价不合理，银锡杂铸而无确切的比例等，被盗铸者钻了空子，老百姓对白金三品并不信任。
汉初货币履行屡废，据统计，除了白鹿皮币和白金三品以外，自汉高祖至汉武帝，几十年间，钱制改了九次，每次都使老百姓蒙受损失。
统治者朝令夕改，也实在难以取得老百姓的信任。所以，虽然白金三品的发行尽管符合货币发展的趋势，但还是没有逃脱被废弃的命运。
白鹿皮币和白金三品虽然使用的时间很短暂，然而在中国货币史上却有着重要意义。白鹿皮币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纸币的前驱，白金三品则是中国法定银币的源头。
（三）三株钱的铸造与流通
汉武帝刘彻于元狩四年冬，下令废止了汉文帝时期铸造的四铢半刃钱，更改为铸三铢钱。
由于多年来频繁地发动战争，穷兵黩武，国库空虚，汉武帝想通过更换货币的办法来缓解当时出现的财政危机，但因地方私铸泛滥，劣币大量充斥市场，造成货币混乱的局面，并没有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株钱钱径为2.3厘米，穿径为0.8厘米，厚0.15厘米，重2.5克，三铢钱“铢”字的“金”旁，上呈三角形，下是王字直笔到底为一横，与五铢钱的铢字笔画形体截然不同，背平无轮廓，成为三铢钱独有的一大特征。
当时，由于新铸的钱和过去的钱，钱文都为半两，同在市场上流通，大小、轻重、优劣不一，用轻钱时需再加若干，交易很不方便。再加上诸王、达官、豪富大量私铸牟利，更增加了币制的混乱，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生产和交换，也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三铢钱虽然仅仅铸行了几个月，成为我国货币史上流通时间最短的货币，但它在从半两钱制向五铢钱制演变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