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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战国时期流通的刀、布、郢爰和贝币等大小、形制、重量和货值不一的庞杂混乱的六国货币，把秦统一货币的政策和圆形方孔的半两钱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在货币方面，汉承秦制，西汉初年所铸的钱，虽陆续减轻重量，仍然称为“半两”。由此可见，秦半两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一）萧何赠刘邦秦半两
战国后期的物价很低，正常的粟价每石大约只有几十个钱，一斗米也只要三枚秦半两就够了。
有记载说，纵横家苏秦到燕国去，只要百钱就够了。还有记载说，萧何多送了两枚秦半两给刘邦，刘邦就非常感激，以致后来为萧何增加了封地。
当汉高祖刘邦还是一个平民的时候，在他的家乡沛县有个秦朝的属官萧何，就有几次用他的身份庇护过刘邦，等到刘邦当上了亭长，萧何还常常帮助他。
到秦代末年陈胜起义，各地响应，刘邦聚集了几十人，杀了秦朝的沛县县令。当时，萧何、曹参等辅佐刘邦起义，推刘邦为沛公，征发沛县子弟，得到士兵三千人，投奔项梁，项梁又给刘邦兵五千余人，大将十人。这样，刘邦就成为项梁部下的主力军了。
当刘邦率众军进驻咸阳时，有些官吏每人送他三枚钱，唯独萧何送了五枚。当时通行的钱当然是秦半两，三枚、五枚都指的是秦半两钱，可见当时铸钱不多，也不是任何事非钱不能办。
大概当时取与之间常常就是几个钱。《史记》还记载：汉高祖五年既杀项羽，天下已定，接着便论功行赏。群将争功，一年多还不能决定。
刘邦以为萧何功劳最大，封为酂候，食邑也多。其他的武将有点不服气，说萧何光用笔墨谈兵，并不去作战，为什么反而高升？
刘邦说，你们知道打猎吗？知道猎狗吗？打猎，追野兽的是狗，而发指示的是人。现在各位能得野兽，只是“功狗”，至于萧何是发指示的，是为“功人”。
这时武将们也不敢再争了。
于是刘邦又封萧何父子10多人，都封为食邑。并且萧何本人增加到了2000户，这也有他当初多奉送两枚秦半两的因素。
（二）汉初的半两钱荚钱
汉朝建立以后，因为刚刚经过严重的战争创伤，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百业凋敝，民生艰难。百姓生活困苦，购买力低下，社会能供应的生产、生活物资也不丰富。
在这种情况下，秦半两币值过重，流通不便，不利于国民经济恢复的弊端就显现了出来。汉高祖认为秦钱太重，因为当时铸造的半两钱方孔太大，周边像四片榆荚合成，所以被称为“荚钱”。
荚钱面值较轻，因而流通顺畅，特别适合于在特殊困难时期普遍贫困的平民使用。然而由于铸币权下放到私人手里，没有形成统一严格的管理，导致各地所铸货币形制各异，没有统一的标准。再加上前朝流弊犹存，各种不同样式、轻重的钱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令百姓不知所从，货币的信用度很差。
还有一部分人借铸币牟利，在造币过程中掺杂实假，随心所欲的偷换铸币原材料、任意减重、大量滥造，更加重了恶钱的泛滥，加重了百姓对货币的不信任感。
当时，长安城中一部分不法商人为了发国难财而囤积居奇，肆意哄抬物价，再加上恶钱泛滥所造成的货币贬值，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据《汉书》记载：“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一石米的价格竟与一斤黄金等价，而一匹马则要百金，也就是100万钱。由此可见，当时的通货膨胀率有多高。
其实，汉初颁行荚钱，固然是为了方便在战乱中丧失财产的百姓自救，另一个现实的原因是，由于汉朝开国时的62郡中，直接掌握在朝廷手里的只有区区15郡，其余全部分给异姓或同姓诸侯王作为封国。
由汉朝廷直接掌控的这区区15个郡，真正富有铜矿的地区很少，反而是南方的吴、楚两大藩国铜山盛布，南北矿产资源的分布很不均匀。
中央政府要铸钱又缺少铜料，于是只好以“秦钱重难行”作为财政困难、原料不足的遮羞布，一面大量回收旧币，销毁化为铸币的铜材，一面铸造耗用铜材量较少的轻钱。
（三）汉代半两的币值改革
汉代初期的轻钱仍然被称为半两，但较之标准半两、甚至秦二世时的减重半两钱，重量已大大减轻。
一般认为汉初官铸的半两钱，钱重只有三铢左右，仅及标准半两钱重的四分之一。民间私铸之钱，制作更为粗劣，钱重与官铸钱也有差异。
即使如此，中央所铸的轻钱仍不敷所用，于是汉高祖又允许民间自铸荚钱，以发掘民间潜力，借助市场的力量自行增加货币供应量。
中央政府的这一举措仅是应急之举，虽然可解一时的燃眉之急，但也会助长民间盗铸钱币的歪风，终究不是长久的解决办法。果然在公元前186年，汉朝政府终于忍无可忍，不得不出手整顿混乱不堪的货币市场。
吕后二年，汉朝政府决定加重货币来提高币值，由政府铸八铢钱。
由于与南越及匈奴作战，军费开支大增，又重新实行货币减重，行五分钱。所谓五分，就是半两的五分之一。
高帝末年和吕后时曾禁民私铸钱。汉文帝五年改铸四铢钱，并废除了禁止盗铸的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