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战国时期流通的刀、布、郢爰和贝币等大小、形制、重量和货值不一的庞杂混乱的六国货币,把秦统一货币的政策和圆形方孔的半两钱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在货币方面,汉承秦制,西汉初年所铸的钱,虽陆续减轻重量,仍然称为“半两”。由此可见,秦半两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一)萧何赠刘邦秦半两
战国后期的物价很低,正常的粟价每石大约只有几十个钱,一斗米也只要三枚秦半两就够了。
有记载说,纵横家苏秦到燕国去,只要百钱就够了。还有记载说,萧何多送了两枚秦半两给刘邦,刘邦就非常感激,以致后来为萧何增加了封地。
当汉高祖刘邦还是一个平民的时候,在他的家乡沛县有个秦朝的属官萧何,就有几次用他的身份庇护过刘邦,等到刘邦当上了亭长,萧何还常常帮助他。
到秦代末年陈胜起义,各地响应,刘邦聚集了几十人,杀了秦朝的沛县县令。当时,萧何、曹参等辅佐刘邦起义,推刘邦为沛公,征发沛县子弟,得到士兵三千人,投奔项梁,项梁又给刘邦兵五千余人,大将十人。这样,刘邦就成为项梁部下的主力军了。
当刘邦率众军进驻咸阳时,有些官吏每人送他三枚钱,唯独萧何送了五枚。当时通行的钱当然是秦半两,三枚、五枚都指的是秦半两钱,可见当时铸钱不多,也不是任何事非钱不能办。
大概当时取与之间常常就是几个钱。《史记》还记载:汉高祖五年既杀项羽,天下已定,接着便论功行赏。群将争功,一年多还不能决定。
刘邦以为萧何功劳最大,封为酂候,食邑也多。其他的武将有点不服气,说萧何光用笔墨谈兵,并不去作战,为什么反而高升?
刘邦说,你们知道打猎吗?知道猎狗吗?打猎,追野兽的是狗,而发指示的是人。现在各位能得野兽,只是“功狗”,至于萧何是发指示的,是为“功人”。
这时武将们也不敢再争了。
于是刘邦又封萧何父子10多人,都封为食邑。并且萧何本人增加到了2000户,这也有他当初多奉送两枚秦半两的因素。
(二)汉初的半两钱荚钱
汉朝建立以后,因为刚刚经过严重的战争创伤,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百业凋敝,民生艰难。百姓生活困苦,购买力低下,社会能供应的生产、生活物资也不丰富。
在这种情况下,秦半两币值过重,流通不便,不利于国民经济恢复的弊端就显现了出来。汉高祖认为秦钱太重,因为当时铸造的半两钱方孔太大,周边像四片榆荚合成,所以被称为“荚钱”。
荚钱面值较轻,因而流通顺畅,特别适合于在特殊困难时期普遍贫困的平民使用。然而由于铸币权下放到私人手里,没有形成统一严格的管理,导致各地所铸货币形制各异,没有统一的标准。再加上前朝流弊犹存,各种不同样式、轻重的钱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令百姓不知所从,货币的信用度很差。
还有一部分人借铸币牟利,在造币过程中掺杂实假,随心所欲的偷换铸币原材料、任意减重、大量滥造,更加重了恶钱的泛滥,加重了百姓对货币的不信任感。
当时,长安城中一部分不法商人为了发国难财而囤积居奇,肆意哄抬物价,再加上恶钱泛滥所造成的货币贬值,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据《汉书》记载:“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一石米的价格竟与一斤黄金等价,而一匹马则要百金,也就是100万钱。由此可见,当时的通货膨胀率有多高。
其实,汉初颁行荚钱,固然是为了方便在战乱中丧失财产的百姓自救,另一个现实的原因是,由于汉朝开国时的62郡中,直接掌握在朝廷手里的只有区区15郡,其余全部分给异姓或同姓诸侯王作为封国。
由汉朝廷直接掌控的这区区15个郡,真正富有铜矿的地区很少,反而是南方的吴、楚两大藩国铜山盛布,南北矿产资源的分布很不均匀。
中央政府要铸钱又缺少铜料,于是只好以“秦钱重难行”作为财政困难、原料不足的遮羞布,一面大量回收旧币,销毁化为铸币的铜材,一面铸造耗用铜材量较少的轻钱。
(三)汉代半两的币值改革
汉代初期的轻钱仍然被称为半两,但较之标准半两、甚至秦二世时的减重半两钱,重量已大大减轻。
一般认为汉初官铸的半两钱,钱重只有三铢左右,仅及标准半两钱重的四分之一。民间私铸之钱,制作更为粗劣,钱重与官铸钱也有差异。
即使如此,中央所铸的轻钱仍不敷所用,于是汉高祖又允许民间自铸荚钱,以发掘民间潜力,借助市场的力量自行增加货币供应量。
中央政府的这一举措仅是应急之举,虽然可解一时的燃眉之急,但也会助长民间盗铸钱币的歪风,终究不是长久的解决办法。果然在公元前186年,汉朝政府终于忍无可忍,不得不出手整顿混乱不堪的货币市场。
吕后二年,汉朝政府决定加重货币来提高币值,由政府铸八铢钱。
由于与南越及匈奴作战,军费开支大增,又重新实行货币减重,行五分钱。所谓五分,就是半两的五分之一。
高帝末年和吕后时曾禁民私铸钱。汉文帝五年改铸四铢钱,并废除了禁止盗铸的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