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口店遗址的最初发掘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是世界上迄今为止人类化石材料最丰富、最生动、植物化石门类最齐全而又研究深入的古人类遗址。周口店古人类文化遗址的发现，给中华民族历史文明谱写了一首美丽庄严的序曲。

（一）周口店被称为“中国猿人之家”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约五十公里处，处于山区和平原接壤部位。

周口店附近山地多为石灰岩，在水力作用下，形成大小不等的天然洞穴，成为埋藏“龙骨”的仓库。这些山地，就是驰名世界的龙骨山。

龙骨山上有一个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2.5米至42米不等的天然洞穴，是50万年以前“北京猿人”栖息的地方。他们先后在洞穴里群居了40多万年，遗留下他们吃剩的残余食物和用过的器具，还有他们的遗骸。后来，这个洞被塌方的泥沙和崩落的石块所埋。

早在1918年，瑞典科学家安特生及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发现第一地点后，经1921年、1923年的两次发掘，发现了不少哺乳动物化石，特别重要的是在这些化石中有两颗人的牙齿，它是“北京猿人”遗骨的最初发现。

自1927年以来，又经多次大规模发掘，特别在1929年12月2日的发掘中，科学家在龙骨山的巨大洞穴里又发现了一块完整的原始人头盖骨以后，周口店即以《中国猿人之家》闻名于世。

1927年，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将周口店发现的三枚人的牙齿正式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这一年是周口店正式遗址开始发掘，中国地质学家李捷参加发掘工作，并发现了周口店第三和第四地点，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也是新地点的发现者。

根据发掘的地点，科学家们把这种原始人类定名为“北京人”，把这座洞穴称之为“‘北京人’遗址”。

（二）李捷与周口店遗址发掘

李捷是中国地质学家。1894年4月29日生于河北成安县，1977年1月30日卒于宁夏银川。

1916年李捷毕业于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曾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湖北省矿产调查队队长，河北建设厅厅长，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局总工程师，水利部勘测设计管理局地质总工程师，水电建设总局副总工程师等职。

李捷早年在华北、鄂北、豫南、陕南从事区域地质矿产调查。他是周口店“北京猿人”发掘工作最早的主持人，1927年著有《周口店之化石层》等文。

北京西南五十多公里有个小镇叫周口店，当地老乡自古以来就在周口店镇西一座小小的石灰岩山上挖“龙骨”，卖到中药铺里作为药材。

1920年前后，在北洋政府农商部担任矿业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中药铺里发现龙骨，其实是脊椎动物的化石。

瑞典科学家安特生在当地人指引下，找到了被称为龙骨山的小山。后来，安特生聘请了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中国发掘化石。

师丹斯基到周口店进行零星采集、小规模发掘有不少收获。他把发掘到的大批材料带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去研究。至1926年，他发现在周口店龙骨山上发掘出的化石中，有两颗牙齿很像人牙。

师丹斯基的简单结论引起了广泛重视。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与前任所长丁文江，后来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与该基金会所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从事大规模系统的发掘工作。

当时双方达成协议，采得的化石不带出中国，留在中国境内供中外地质古生物学家共同研究，研究成果在中国的地质古生物期刊上发表。

中国方面的现场总指挥，就是在野外工作十多年，经验极丰富的年轻地质学家李捷。经过他们辛勤的工作，半年之后，发现一颗人牙化石，经协和医学院的人类学家步达生研究鉴定，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俗称“北京人”，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北京猿人”。

李捷当年在英文版的《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发表了《周口店化石层》一文，次年又在中文版的《科学》月刊上发表了《周口店采集研究之经过》一文，对此作了全面详细介绍。

正是李捷为周口店古人类遗址的系统发掘和“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立下了头功，也为两年后“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划时代发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捷是第一个参加周口店发掘工作的中国地质学家。不难看出，从安特生、师丹斯基的零星采集、小规模发掘到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等划时代的重大发现，这当中，李捷、步林开始的大规模系统的发掘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三）步达生与周口店遗址发掘

步达生1884年7月25日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市。父亲曾任王室的法律顾问，母亲则是王族的后裔。步达生从小就注意磨炼自己的意志和性格。他刻苦学习，积极进取。

有一年的夏季，步达生在加拿大地质调查局工作。通过野外作业，他获得了构造地质和地层学方面的实际知识。这为步达生日后出色地组织周口店的发掘和圆满地协调广泛的新生代研究工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06年，步达生在多伦多大学毕业，获得了医学学士学位。但是，步达生对生物学深感兴趣，于是他就重返校园去学习比较解剖学，一直至1909年毕业。同年，步达生在西保留地医学院任解剖学讲师，从此开始了他的教学和研究生涯。

1914年，步达生获得了一次半年离职学习的机会，到英国曼彻斯特市的艾利奥特？史密斯研究室，在史密斯教授指导下学习。同时，又在荷兰中央研究所艾里斯？卡佩斯教授指导下从事脑的研究。

史密斯是英国第一流的神经解剖学家，当时正在处理皮尔唐人头骨的复原工作。那时，围绕着这项工作，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强烈地吸引着步达生，使他对探索人类进化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这种兴趣，改变了步达生的专业方向，使他后来成为一位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家。

1915年，步达生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拜访奥斯朋和马修两位教授，获准研究该馆收藏的一些有价值的哺乳动物的颅内模型。这对他日后的事业又是一段有深远影响的交往，他后来在人类发祥地问题上所持的“中亚起源”观点，明显地是受到了这两位古生物学前辈的影响。

对于步达生的转变，他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同事许文生说过这样的话：“这儿是他一直在等待的来自未知的召唤。一种立即变成挑衅和机会的召唤。那是一种只有准备有素的人才抓得住的稀有机会之一……他以前的一切兴趣和经验都立刻而且自然地变成了研究目前他最注意的新问题的基础。”

1919年，步达生应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考德里教授的邀请来到中国，在该学院任神经学和胚胎学教授。两年后，在1921年的时候，被任命为解剖科主任。

就在他抵达北京不久，步达生就和安特生结成科研上的伙伴，负责研究安特生在辽宁、河南和甘肃等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骨。

1922年年底，步达生写信给北京协和医学院负责人胡恒德，提出一个考察人类发祥地的野外工作计划。步达生在这个计划中写道：“现有的一切证据表明：人类及其祖先的分化地区的中心在中亚某地。”这个观点，后来在他发表的论文中有更加系统的阐述。

步达生与安特生一起筹备一个以新疆为目的地的中亚考察计划，从1925年夏天起。一直至1926年秋，当这个计划马上就要落实的时候，从瑞典传来已经发现两颗“北京人”牙齿化石的消息，经过步达生的努力，终于争取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赠款，并于1927年2月达成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发掘周口店的协议。

1927年春，步达生和他的同事一起加紧进行发掘前的准备工作。包括物色参加野外工作的人选、去周口店察看现场、拟定发掘的方案、向协和医学院交涉存放标本和进行整理、研究的办公用房，甚至连装运标本用的木箱等，步达生考虑的面面俱到。

经过细心缜密的准备，周口店的发掘终于在4月16日正式开始了。以后几年，每逢野外季度开始和结束时，步达生都亲临周口店具体指导，使发掘工作一直顺利进行。但是，步达生从来不居功自傲。相反，他总是把功劳记在别人身上，尤其是几位在发掘现场工作的科学家们。

步达生作为医学院解剖科和新生代研究室的负责人，他的工作也是十分繁重的。以此同时，他还担负起研究周口店人类化石的重任，并且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27年底，步达生根据周口店发现的人牙化石，建立了“北京中国猿人”这个新属新种。

就在当时，许多专家认为此举过于仓促，因为材料只有几个牙齿。而如果当时他定为“真人”，也许会得到更多人的承认。

然而，步达生不图省事，抱着严肃的科学态度，极其审慎地研究了这些牙齿，详细地观察了那些牙齿的结构，最后大胆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后来，随着发现越来越多的“北京人”化石，他的结论终于获得整个学术界的公认。

为了使化石减少在修理过程中的损坏，步达生常常自己动手修理从周口店送来的各种人类化石。

步达生为了摆脱行政事务的干扰，专心致志做研究，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工作。别人下班回家了，步达生就进入办公室，随身把办公楼大门反锁上，好让朋友们不来打扰他，这时才开始他又一个“工作日”。

步达生的许多重要著作都是在更深夜静、大楼内除他以外空无一人的情况下完成的。有一张步达生在写一篇文章时记下的写作进度单，从那张工作表中我们可以了解他工作的一般情形时间被排的非常的满，休息的时间几乎很少。

由于身体上的操劳过度，步达生在1934年春病倒了。在住院的期间，还总惦记着周口店和新生代研究室的工作。步达生的身体稍稍恢复，他就又埋头工作。终于，病魔过早地夺走了他的生命。

根据步达生的助手胡承志先生的回忆，出事那天的情景是这样的：“步达生持博士是1934年3月15日去世的，死在办公桌旁。他经常是夜间工作，白天休息。前一天我正在修复山顶洞人的挠骨时，把剔针弄断了，想找他要一个。当走到他的房间门口时，听到杨钟健先生和他正在高谈阔论。这时已是下午17时，我未进门就下班走了。第二天早晨我一上班，就听说他在昨晚因先天性心脏病复发而与世长辞。”

步达生在逝世的时候留下了大量有着历史价值的光芒万丈的学术著作。从1913年算起，一直至1934年逝世前发表的《关于“北京人”的发现、形态和生活环境》一文为止，总数有56篇，而且这还不是步达生所写的文章的全部。

正如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委员会1934年5月8日开会通过的备忘录所说的：步达生教授的不幸早逝，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卓越的同事。步达生在科学上的辉煌成就使本学院增光。步达生在“北京人”方面的研究已使他名扬四海，而这一工作在今后将仍然是对于早期人类历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四）中国考古学家重大发现

1929年，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发现了第五、第七和第八地点，找到了“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同年将已发现的地点，以“北京人”遗址为第一地点，其余的依序编号及至第九地点。

斐文中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从1929年9月26日开始，他主持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并于当年12月在周口店第一地点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斐文中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这一消息的公布，立即震动了世界学术界。

在此之前，虽然德国的尼安德人、爪哇的“直立人”和德国的海德堡人的遗骨已经问世，但这些发现由于保守思想的束缚并未得到学术界公认。

通过对“北京人”及其周围自然环境的研究，表明五十万年前北京的地质地貌与现在基本相似，在丘陵山地上分布有茂密的森林群落，其中栖息着种类丰富的动物种群。

这些动物种群也曾经出现过面积广阔的草原和沙漠，其中有鸵鸟和骆驼栖息的遗迹，表明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说明北京曾出现过温暖湿润和寒冷干燥的气候状况。

自从“北京人”头盖骨发现以后，特别是随后又发现了石器和用火遗迹，直立人的存在才得到肯定，从而基本上明确了人类进化的序列，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以后又继续进行挖掘整理，共发现完整或基本完整的盖骨5具、头部残片21块，比较完整和残破的下颌骨12件、牙齿100余颗，残破的上下肢骨12件。

但是，这些珍贵的样本，都因日本侵华战争的战乱而失踪，至今没有下落。

“北京人”化石失踪后，它的命运一直被各种各样的、令人眼花缘乱的传说、谣言所笼罩。有一种说法是日本人把所有从火车上卸下来的箱子装上驳船，准备送到一艘开往天津的货船上去。不幸，驳船翻掉了，“北京人”化石沉到海底了。

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劫火车的日本人不懂这些化石的价值，或许把它们当作破烂扔掉，或许把它们当作“龙骨”卖给中国商人。而果真如此，则它们早就被研成粉末当作药品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装有这些化石的箱子已经到了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营，但未来得及装船就发生了日军占领事件，化石从此下落不明。

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后，斐文中教授又于1931年考查“北京人”石器、烧骨和用具，为人类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证据。

北京猿人究竟是什么样儿？从对已出土的四十多具猿人个体化石复原得出：他们身体矮小；四肢与躯体基本与现代人相似；能够直立迈步行走，只是他们脑量平均值只有现代人的三分之二，且呈现出头骨低平；眉嵴明显突起；面部和嘴巴向前突出；下巴颏仅有微弱痕迹等古猿特征。

从周口店地区地质、地貌及其第一地点出土的动、植物化石来追溯当时祖先们生存的自然环境，可以想象出：在龙骨山西北是起伏的山丘，山丘上生长着繁茂的森林，剑齿虎、野猪、斑鹿和犀牛出没于林中；东南方为成片的广阔草原，有成群的三门马、大角鹿、羚羊往返奔驰；河边、湖畔是河狸、水獭和水牛活动的场所；洞穴的居住者除了北京猿人外，还有洞熊和鬣狗。先人们生活在这里，以鹿类和其它一些小动物为狩猎对象，并经常以野果、树叶和根茎等为食。同时，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命，他们还需同野兽进行顽强搏斗……

人们现在看到的是貌似“北京人”复原的面部化石，其额骨和下颌骨的特征非常明显。

这块石头静静屹立在黄茅岛的海滩边，向人们述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那一段惊动世界的失踪大案。

新中国成立后，斐文中教授曾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人类室主任，在国际上先后被授予法国地质学会会员，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国际第四纪联合会名誉会员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