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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经方用难精缘于思路混
一、读懂《伤寒》，会用经方，必须正本清源
当医生，主要功夫在于临证，也就是会看病，看好病。
而《伤寒论》经方治病，主要是依据证候反应，而不是依据病因病理。对此，岳美中先生说得非常明白：《伤寒论》是“言症状而不谈病理，出方药而不言药性”。
唐宋以后的医家或医者，不少是将《伤寒论》方证理论与《内经》病因理论掺杂解读，理论混淆，脉络不清，所以，很难以清晰的思路解读《伤寒》，临证不会用经方。
陆渊雷先生就说：“张仲景识病的本领，神妙欲到秋毫颠，但是他所著的书，只教人对证用药，那些神妙的识病方法，简直不提，并不是守秘密，不肯教人，也没有什么怪异法术，实在是因为‘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的缘故……仲景书中教人凭证候用药，不佞以为是古人淘炼出来的一种方便法，因为要使人人能懂，就不得不如此，这也可以算古人的科学方法吧。所以读了仲景书，人人会做医生，人人医得好病……唐宋以后学医的人，偏生不甘心做医匠，定要把《内经》《难经》等一起拉过来，高谈病理，反而弄得笑话百出。”（《陆氏论医集·卷三·中医不能识病却能治病》）
这段话将张仲景教人以治病的规矩法则的苦心，以及《伤寒》经方治病的实质揭示得明明白白。
所以，要想读懂《伤寒》，会用经方，必须正本清源，搞清楚经方的源流，不掺杂医经理论，才能思路清晰，当个明白医生。
经方派和医经派是两大流派，只有将这个区分清楚，才能学好《伤寒》，用好经方。
学经典，用经方，首先要弄清经方的学术渊源，正本清源读经典对于读懂会用经典是很重要的。
《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及已经失传的《汤液经法》等古经典，是经方派的代表著作。
《汤液经法》虽已经失传，但其中的部分经方已经保留在《伤寒杂病论》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中。
这些经典，厚重质朴又生机无限；这些经方，药味精练而效力无比。
“经方治大病”是历代医家的共识。
但这些能治大病的经典经方为什么会用者不多呢？这说明经典很难读懂，读不懂，理不明，自然就不易掌握。
二、自古“经方”与“医经”是两大学派
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大医精诚第二”中说：“张湛曰：‘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
张湛是东晋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玄学家，养生学家，生活于约335~410年或326~418年。他撰有《养生要集》《列子注》《冲虚至德真经注》等，特别在医学方面也是博览群书，颇有造诣。
以张湛如此的博学，还发出了经方“难精”的感叹，大抵是学然后而知其难度的肺腑之言，也说明《伤寒论》等经典的难读和经方的难用是由来已久的，从汉代以来，经方理法就很不易掌握应用。
对于这个“难精”，我认为，一是《伤寒》六经辨证体系难以读懂，二是经方方证难以精准把握。所以后人学时方者多，而学经方者少，用经方者少。
实际上，经方“难精”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少医者对医经、经方的学术渊源认识不明，理论上相互混淆，学说中互相掺杂，所以学习时很难理出清晰的思路，这就直接影响了经方的学习和临证应用。
关于中医流派，古代就已经区分得很清楚了。
如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等所辑《神农本草经》中，在“神农本草经序”有一句话：“《记》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郑康成曰∶慎物齐也。孔冲远引旧说云∶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诀》。”
当代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先生依据此说并潜心研究后，认为中国医学最古的流派为三：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诀，并认为张仲景属于《神农本草》一派。
这是符合中医史实的。
据东汉史学家班固所编撰的《汉书·艺文志》记载，早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存在一些医学流派了。
《汉书·艺文志》将方技分四类：一曰医经，二曰经方，三曰房中，四曰神仙，并列有“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
所谓“方技”，在古代泛指有关医药技术和知识，《辞源》说，方技“古代指医、卜、星、相之术”，“医”冠为首。
《汉书·艺文志》说：“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这里所举的人物都是古代医学大家，用以说明方技主要是使人达到祛病延年、健康长寿的知识和技术。
“方技”中所包含的最主要的两大派别，就是“医经”学派和“经方”学派。
第二节《内经》重医理中医学根基
一、《黄帝内经》是医经家（学派）的理论根基
咱就简单从《汉书·艺文志》中的医学流派区分说起吧。
《汉书·艺文志》在论述“医经”家（学派）时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并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
这段话的含义是，医经主要就是论述人的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及疾病的根源，辨别生死，阐明针刺、砭石、草药汤剂、火灸等治疗手段的理法。认为调和百药以成合适的方剂，如同磁石吸铁那样显效。
这就是说，医经家所研究的内容是中医基础理论和临证治疗两个方面，但偏重于中医基础理论和针灸学说，这可以由《黄帝内经》中看到。
因为，“医经”七家，代表著作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白氏旁经》等，二百一十六卷。
迄今仅有《内经》一书传承了下来，医经家（学派）的学术体系的重要经典著作就是《内经》。
一说到《黄帝内经》，大家可能都会肃然起敬，因为这是中医的巨著之一。
关于这部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中医界基本上都认为，它不是一个时代内，或者某一个人独立著成的，而是从战国开始，直至秦、汉的几百年间，许多医家将他们经临证实践后总结出来的经验、理论观点等逐渐汇集，不断增补而成，其中不少内容是在东汉补充完善的。
托名“黄帝”所作，是古代著书约定俗成的做法，这是因为平民的知名度不高，没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影响程度，恐无人重视，才托古代大人物之名出书以扩大影响。
《淮南子·修务训》就分析托名著作的原因，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这种托名著书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推动了古经典的流传，是有益的。
《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博大精深。《素问》和《灵枢》保存了大量先秦古医经的思想和理论，也汇集了不同医学流派的学术文章，集中反映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是中医基本理论之祖。
这部书的形成，基本标志着中医基本理论体系的成熟，也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及各种中医学流派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内经》的理论，涉及中医领域的各个方面，诸如阴阳五行学说、脏腑经络学说、病因病机学说、诊法学说、治则治法学说、运气学说、养生学说、针灸学说等。
另外，《内经》对人体的生理活动、病理变化，以及指导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法则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其重要的辨治特色是脏腑辨证理论和经络辨证理论，较详尽地阐释了中医理法方药的独特思维模式，从而形成了中医基础理论的理论根基。书中重视中医理论的阐发，而直接论述治病的方剂很少。
二、扁鹊《难经》拓展了《内经》的微言奥旨
医经派还有以一本《难经》，全称为《黄帝八十一难经》，相传为春秋战国时期名医秦越人（扁鹊）所作。
这部经典也和《内经》一样，不是一个时代内，或者某一个人独立著成的，其成书大约在秦汉之际，或是东汉时期，经过一些医家逐渐修改、增补完善，并托扁鹊之名成书而流传于后世。
《难经》以设难答疑的形式，比较详尽地阐释了脉学、经络、脏腑、疾病、腧穴、针法等81个中医基本理论难题。
《难经》不仅演绎和拓展了《内经》的微言奥旨，而且对病证脉学理论等有着独到的见解，如明确提出“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等，并对五脏之积、五泄等病多有阐发。
《难经》对脉诊的论述尤为精当，创立了“独取寸口”和分寸关尺三部诊脉法，在脉象诊病及各类脉象的鉴别等方面，都发展了《内经》的理论，至今仍然在临床上应用。
《难经》还系统地论述了奇经八脉的循行和功能，弥补了《内经》经络学说的不足。
因此，《难经》以其独特的理论和见解，有效地指导着中医学的发展及临证实践。由于《难经》的作用重大，《四库全书提要》评价这部书说：《难经》在“历代以来，与《灵枢》《素问》并尊，绝无异论”，现在仍然被誉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
综上所述，医经家（学派）的学术体系应当是以《黄帝内经》《难经》等经典著作为代表。
第三节《伤寒》重医术临床学根基
一、《伤寒杂病论》是经方家（学派）的理论根基
要弄清经方学派的理论渊源，先谈谈经方的涵义。
“经方”首出于班固《汉书》。什么叫做经方呢？
《辞海》说，经方是“古代方书的统称。后世称汉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中的方剂为经方，与宋元以后的时方相对而言”。
这种释义是基本符合经方意义的。
首先记载“经方”名称的是《汉书·艺文志·方技略》。
其中将方技分为四类：“一曰医经，二曰经方，三曰房中，四曰神仙。”载有“医经七家”和“经方十一家”。
经方十一家，代表著作有：《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五藏六府瘅十二病方》《风寒热十六病方》《泰始黄帝扁鹊俞柎方》《五藏伤中十一病方》《客疾五藏狂颠病方》《金疮疭瘛方》《妇女婴儿方》《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等，共二百七十四卷。
这些书籍因年代久远，大多已经遗失。
《汉书·艺文志》在论述经方时说：“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这段话的基本涵义为：经方是根据草木金石药物寒热温凉的不同属性，测度病位的深浅，病情的轻重，凭借药物的性味功能，以及自然气候感应适宜的情况，分辨药石的性味不同，应用寒凉或温热的方剂，疏通郁闭，解散瘀结，使机体恢复平衡中和的状态。
如果辨证失误，治方失宜，用热药来治热证，用寒药来治寒证，虽然对机体的危害还没有外在的表现，但体内的精气已经受到损伤，阴阳已经失去中和平衡，这是失于误治。
这段话中最后的“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一语，是经方治病的关键所在。经方治病的目的就是“反之于平”，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就在于“中医”二字。
关于这句“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没有深入参悟其中的要义，多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有病与其让下等水平的医生乱治，还不如不治，让机体自身修复，这反而能抵得上一个中等水平医生的治病疗效。
我认为，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解读，没有反映出经方治病的意义。
试想，有了病能不去治吗？病情不重时，有时可以依赖自身机体的调节而慢慢修复。而正气虚弱之人患病，或患急危重症呢？机体处于正气虚衰，或正虚邪盛的状态，如果不靠方药因势利导来扶助正气，或扶正祛邪，或祛邪助正，能自我修复吗？
我认为，“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这句话，实际上蕴涵着经方辨治的精髓所在。这里的“中医”不是指人，而是指一种状态，是经方治病所应当达到的一种中和平衡的状态。
这句话确切的涵义应当是，有病被庸医用药“失其宜”，误治到了“不治”的地步，也就是说，治成了“坏病”，病情已经很危重或缠绵难愈，难以治好了，这时就必须以经方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使机体达到一种“中医”的阴阳动态平衡的状态。
经方是以草木金石药物的偏性治病的，治病的要旨就是使机体达到一个动态的阴阳中和的状态。
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千金方·序例·大医习业第一》中也提到过“经方”一词，谓：“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
这里所说的“经方”，已经涵盖了古中医经典如《内经》及《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子。
二、“经方”所指有多种说法
中医界关于什么是经方，有多种说法，简单来谈谈。
一是指《汉书·艺文志》方技类记载的经方十一家，包括汉代以前“经方”十一家著作中所记载的方子，可惜都已经失传。
二是指唐代以前，包括唐代医著中的“经验方”。
这里包括汉代名医华佗所撰，孙思邈编集的《华佗神方》，亦名《华佗神医秘传》（原题《古代真本》），其中就收集了大量有效验的经验秘方，累计约1103方，其用药简便廉验，切于实用，可以说是一部“经验方”之大成。
还包括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的几千首方子，这两部书上承汉魏，下接宋元，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医学百科全书，实用价值很大。
《千金要方》约成书于唐永徽三年（652年），共30卷。书中所载的医论、医方，有孙思邈数十年来行医的临床经验总结，也有他博采群书，汇各家之长，集《内经》以后至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之大成，是一部临床价值较高的著作。
《千金翼方》约成书于永淳二年（682年），也是30卷。书中集孙思邈晚年近三十年的临床经验，写得更加全面，以补早期著作《千金要方》的不足，故名翼方。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就是比《千金要方》更为全面地搜集整理补录了仲景《伤寒杂病论》的经方。
所以这些方子被称之为经方也是理所当然的。
三是指《黄帝内经》《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所记载的方剂。
《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个部分，是一部综合论述中医基本理论的经典著作。《素问》侧重于论述人体生理、病理、疾病治疗原则原理，以及人与自然等基本理论。《灵枢》则侧重于论述于人体解剖、脏腑经络、腧穴针灸等基本理论。
《灵枢》《素问》共同构建了中医治病的整体观、矛盾观、经络学、脏象学、病因病机学、养生和预防医学，以及诊断治疗原则等理论框架学说，但很少涉及疾病治疗的具体汤方。
所以，《内经》中只有汤液方剂13方，其中《素问》8方，《灵枢》5方。除汤液醪醴和豕膏为单味药物外，实际汤方只有11方。
而《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则主要论述汤方的辨治，共记载方剂300余首。
四是特指《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377首方剂。
《伤寒论》全书载方115首，实际为113方，也就是115方减去不是正方的猪胆汁、土瓜根方，以及只有方名而无方药组成的禹余粮丸方。
猪胆汁和土瓜根是在《伤寒论》第223条蜜煎导中附带提到的：“若土瓜根及大猪胆汁，皆可为导。”条文后提到猪胆汁方时，用了“又”字：“又大猪胆一枚，泻汁，和少许法醋，以灌谷道内。”因为这不是正方，所以林亿在《伤寒论》序中说是112方，即为115方减去无方药组成的禹余粮丸方、土瓜根方、猪胆汁方。
《金匮要略》全书载方262首，其中正方182首，附方23首，附录方57首。
中医界目前公认的经方，实际上主要指的是《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方子。
三、《伤寒》方为经方当之无愧
《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方子为经方是当之无愧的，为什么呢？
一是这些方子经得起临证考验，历经千年而疗效不衰，历代医家评价极高，都奉为方书之祖。
二是这些方剂的确符合《汉书·艺文志》所论经方的特征：“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
经方治病的法度就是辨证明确，无“失其宜”，“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素问·至真要大论》）。
《伤寒论》的经方学术就体现了“反之于平”，使人身处于“中医”即阴阳中和平衡状态的辨治理念。
如《伤寒论》95条：“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荣弱卫强，故使汗出，欲救邪风者，宜桂枝汤。”
人体正常时荣行脉中，卫行脉外，荣卫处于中和的状态。而患太阳中风证时，荣卫便失和而为病：风寒之邪外袭，卫气大量趋表抗邪，病邪盛，阻碍卫气的运行，此乃卫强；荣气失去了协和的对方，不能与卫气和调，就会汗出，此乃荣弱。
总之，就是荣卫失却中和了，就要用桂枝汤使机体“微似有汗”，以助卫气发表祛邪，邪风去则卫气复与荣气中和同步，达到“中医”的状态，则诸症悉除。
再如，四逆汤证的三阴虚寒，法当寒则温之；承气汤证的里实热伤津，法当热实则泻之；小柴胡汤证的三焦不利，表里阴阳不通，法当和解表里，疏利三焦；半夏泻心汤证寒热错杂成痞，法当寒温并用，和中降逆消痞，等等，都是以经方来纠正阴阳的偏盛偏衰，促进中和而愈病。
经方所治，皆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扶正祛邪，祛邪以助扶正，使机体“常得中医”，致力于“反之于平”，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谓：“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四、经方应分为广义经方和狭义经方
我认为经方有如此多的说法，有点儿太麻烦，应当将经方分为广义经方和狭义经方两类。
广义的“经方”，是指汉代以前的古医家经过长期的临证实践反复证实而得来的确实有效的经验之方，包括《汉书·艺文志》所载“医经七家”和“经方十一家”中的方子。
狭义的经方主要是指《伤寒论》《金匮要略》上所记载的方子，这些方子之所以称之为“经方”，顾名思义是经得起临证考验的。
五、《伤寒》经方是足堪师法的千古名方
这些方子组方严谨，配比合理，可以说每一个经方都是经过了张仲景临证亲自验证的，否则，是很难写出如此思路缜密而又圆机活法的经方及用方法度的。
这些方子又经过历代医家或医者的亲身验证，的确是药简效宏，出神入化，不论是什么时代，不论是什么病，只要出现相应的方证，这些经方取来一字不改，照样效如桴鼓。
这些方子针对性强，久经临证考验而疗效不衰，且经得起临床重复验证，是足堪师法的千古名方，实可谓利如关羽之刀，美如曹植之文，神如赤壁之火，功如都江之堰，不愧为那个英雄辈出时代的杰作。
对于这些经方，清代医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中给予了高度评价：“圣人历代相传之经方，仲景间有随症加减之法，其治病无不精切周到，无一毫游移参错之处，实能洞见本源，审查毫末，故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应，真乃医方之经也。”
狭义的经方还应包括《汤液经法》中的方子，因为，《伤寒论》中很多方子都源于《汤液经法》。
如晋代医家皇甫谧《针灸甲乙经·皇甫序》中说：“夫医道所兴，其来久矣。上古神农始尝草木而知百药。……伊芳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芳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
清代陈修园《长沙方歌括·小引》也指出：“汉《艺文志》云，《汤液经》出于商伊尹，皇甫谧谓仲景论伊尹《汤液》为十数卷，可知《伤寒论》《金匮要略》诸方，除崔氏八味肾气丸、侯氏黑散外，皆伊尹之遗方也。”
据南朝梁时道教学家、医药学家陶弘景所撰《辅行诀》中记载的《汤液经法》中常用方来看，《伤寒论》中麻黄汤源自《汤液经法》中的小青龙汤；桂枝汤源自《汤液经法》中的小阳旦汤；小柴胡汤源自《汤液经法》中的大阴旦汤加芍药；白虎汤源自《汤液经法》中的小白虎汤等。
所以，《汤液经法》也是经方派的经典著作之一，《汤液经法》的方子也为经方。
经方是以《伤寒论》六经理法为指导，以方药直指病证靶点为主旨的方证相应的辨治方法，这就是经方医学。
而与经方医学相对应的就是医经医学，医经医学及其流派所创制的方子为时方，时方多是唐宋以降，特别是宋元明清的方子。
时方主要是以《内经》为宗旨，以病因病机学说、脏腑经络等辨证为辨治方法。
综上所述，经方家（派）学术体系是以《伤寒杂病论》《汤液经法》《神农本草经》等经典为代表。
第四节《伤寒》重方证自古有传承
一、《伤寒》的实质是不尚空谈
《伤寒杂病论》是经方家（学派）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石。
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方学术体系的辨治特色就是《伤寒》的六经辨证，方证病机相应，药症相应，汤液治疗。
《伤寒》与《内经》的理论立足点不同，《内经》《难经》等经典著作是着重从理论上阐释脏腑、经络辨证等中医基础理论的学说，而《伤寒》主要是从临床辨治的角度来论述中医辨治学术的学说。
陆渊雷在《陆氏论医集·卷三·〈伤寒〉〈金匮〉之内容》中对《伤寒杂病论》独特的治疗术分析得很精辟：“《伤寒》《金匮》是方书的鼻祖，怎样叫方书？就是教人用方药治病的书。……《伤寒》《金匮》的药方虽这样多，却并不空谈病理，只说怎样的病证，怎样的脉象，应当用哪一首药方去治疗，所以《伤寒》《金匮》与《内经》，刚好成了个反比例。大概从东汉到唐朝，中国的医学，渐渐脱去推想的理论，侧重于方药治疗。”
陆渊雷在《陆氏论医集·卷一·整理中医学刍议》更加强调《伤寒》经方临证实质就是直接治疗病证：“国医之胜于西医者，在治疗，不在理论……惟经方自《伤寒论》《金匮要略》……皆仅凭证候以用药，无空泛之理论。”
实际上，《伤寒论》的最宝贵之处就在于其创立了三阴三阳六经辨治大法，这个“经”，非经络之经，而是治病的法则、大纲，正如《左传·昭公十五年》疏曰：“经者，纲纪之言也。”
《伤寒论》理论大法就是三阴三阳六经辨证，而六经辨治大法的实质就是六经方证系统。
也就是说，六经辨证蕴涵于方证之中，其理法和临床融合得非常紧密，读一个个方证条文就如同在分析一个个病案，其辨证理法既中规中矩，又圆机活法，经方方药配伍严谨，照顾周全，丝丝入扣，治病不推论病因病理，独重病机相合，方证相应，药症相应，是应用汤液辨治的独特的临床治疗术。
六经方证系统辨治病证讲究直截了当，没有繁琐的辨证推理环节，辨证时以六经框架归类，只要证候病机与方证病机相合，方证相应，就可以准确地选方治疗。
正因为《伤寒论》无理论之空泛，有方证之实质，所以流传一千八百年而疗效不衰。《伤寒》经方的临床普适性极强，其神奇的疗效令从古至今的医者都叹为观止。
历代有不少医家注疏《伤寒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所以，我们初学者应该多看原著条文，边读边思考，然后有选择地看一些名家注解，看这些注解时要带着思考的态度去看，以怀疑、审慎的态度来看，还要通过临床验证，看谁的注解最接近仲景方义，最切合临床实际。
疗效是硬道理，通过临证，通过思考，才能发现有的注解是不准确的，或者是臆测的，而有的注解是有益于临床的，我们可以从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知识融入自己的脑海里。
不过，《伤寒》研究水平再高的医家，也不可能完全弄通张仲景学术的内涵和外延，只有苦读《伤寒》，勤临证，学习–思考–临证–再学习–再思考–再临证，只有反复学习，反复思考，反复实践，才能一步步接近仲景学术思想的原点。
二、《伤寒杂病论》传承的有功古医家
《伤寒杂病论》是张仲景在东汉末年的晚年之作。
由于连年的战乱，许多古医书简都散落佚失，或残缺不全，即使是成书不久的《伤寒杂病论》也是如此。
而这部经典得以流传下来，历代有几位医学大家是有很大功劳的。
（一）王叔和整理编次《伤寒论》，首功一件
一是西晋王叔和整理编次《伤寒论》。
王叔和，生活于魏晋之际的201~280年间，山阳郡高平人，也就是今山东省微山县两城镇人。
这位王叔和在当时就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医家，也是一位医书编纂家。他博学多才，精通经方，并对脉诊有较深入的研究。
在中医学发展史上，王叔和作出了两大重要贡献：一是整理《伤寒论》，二是著述《脉经》。
对于《伤寒论》的整理编次，是他任太医令期间完成的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当时，他曾详细地研究了当时所流传的残缺不全的、不同版本的《伤寒论》，对这部有法又有方的著作的重要医学价值感到震惊，并感到有责任恢复这部著作的原貌，以解救庶民百姓于病痛之中。
于是，他多方搜集张仲景一些散在于其他书简中的旧论，并到各地去寻找该书的原本，但仅搜集到了《伤寒论》，而杂病部分并没有见到。于是就将所搜集到的伤寒部分整理修复成册，这就是现今流传的《伤寒论》。
此外，王叔和撰于公元3世纪，也就是1700多年以前的《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这本书集汉代以前医家医著之大成，如《内经》《难经》及张仲景和扁鹊脉法等内容，结合临床实际而写成，全书共分10卷，98篇，分别论述三部九候、寸口脉及二十四脉脉法。
重要的是，《脉经》中也选撰了张仲景的不少经方，卷五述仲景、扁鹊脉法并分列诸经病证，如伤寒、热病、杂病、妇儿病证的脉证治疗等；卷七以伤寒、热病为主，卷八为杂病，收录了《伤寒论》的一些主要内容。
王叔和所整理的《伤寒论》存在着经方理论和医经理论混淆掺杂解读的现象，这对后人读《伤寒》用经方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误导。但瑕不掩瑜，王叔和发现并整理《伤寒论》而公诸于世的功劳还是巨大的。
（二）孙思邈辑《千金方》收录《伤寒》，功德无量
二是唐代孙思邈广为搜集《伤寒论》经方并收录流传。
孙思邈在唐代曾被誉为“药王”，尽管他已经是一位对中医中药都有很深造诣的医家，但从来没有放弃过苦读经典，并广为涉猎各种医论药方。在他行医的过程中，深感“人命至重，贵于千金”，而当时却没有多少比较系统完善的医理方药可用，便下决心在行医之余撰写一部系统的医药方书，定名为《千金要方》。
在撰写过程中，他千方百计地广为搜集当时流传的一些医家的书籍及民间秘方等，在搜集时偶然发现了张仲景的部分汤方，应用于临证后效如桴鼓，倍感振奋。但再多找一些此类方时却难以寻觅，在《千金要方》中只收录了一部分。
所以，《千金要方·卷九·伤寒上》结尾处有这么一句话：“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对此，有人认为，孙思邈在撰写《千金要方》时没有见到过张仲景的著作。
实际上，在《千金要方》“卷九·伤寒上”“卷十·伤寒下”中引用的伤寒方有一部分就是仲景的原方，如桂枝汤、麻黄汤、桂枝加厚朴杏仁汤、大青龙汤、大承气汤、抵当汤、大陷胸汤、甘草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白虎汤、苓桂术甘汤、茵陈蒿汤、麻黄升麻汤等。
这就说明了孙思邈在撰写《千金要方》时虽然没有见到过《伤寒论》的全貌，但已经搜集到了《伤寒论》的部分内容，因为搜集仲景方时比较困难，因此才有“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的感叹。
由于孙思邈对仲景方的执著，边临证，边不懈地搜寻《伤寒》方论，到他晚年著《千金翼方》时，已经得以大量而全面地引述张仲景的《伤寒》方证了。
《千金翼方》的重要成就在于系统地研究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创立了从方、证、治三方面研究《伤寒杂病论》的方法，开以方类证的先河，为后世研究《伤寒杂病论》提供了一个非常切合临证的路径。
这充分说明孙思邈一生都在孜孜以求地搜集整理和学习研究张仲景的经方学术。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实乃名副其实的精诚大医。
南宋学者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是道出了孙思邈一生对仲景《伤寒》方的追求：
“孙真人为《千金方》两部，说者谓凡修道养生者，必以阴功协济，而后可得成仙，思邈为《千金前方》时已百余岁，固以妙尽古今方书之要，独伤寒未之尽，似未尽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论。后三十年作《千金翼》，论伤寒者居半，盖始得之。其用志精审，不苟如此，今通天下言医者皆以二书为司命也。”
（三）林亿等医家整理校对《伤寒》《金匮》，成就斐然
三是北宋医家林亿整理校对了《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
林亿，官朝散大夫，光禄卿直秘阁，精于医术。
嘉祐二年（1057）宋政府设立校正医书局，林亿为主要校正者之一。他先与掌禹锡、苏颂等校定《嘉祐补注神农本草》20卷，熙宁年间（1068~1077）又与高保衡、孙奇、孙兆等人共同校定和刊印《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匮玉函经》《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唐代以前的重要医著。
《伤寒论》经西晋王叔和搜集编次，仅见《伤寒论》传本，但杂病部分只有部分内容散见于其他文献中。
到了北宋初期，翰林学士王洙在翰林院所存的残旧书籍中发现了《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卷讲伤寒，中卷讲杂病，下卷记载方剂及妇科病的治疗，就将这个发现上报了朝廷。
林亿与高保衡等人奉朝廷之命校正《伤寒论》时，当时已经有王叔和校定的《伤寒论》单行本传世，便重点将王洙发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做了编次整理。将这本书中的上卷伤寒部分删去，将中、下卷和治疗妇人病的部分重新编排校正，并将其中方剂分别列于各个证候之下，又将各家方书散在记载的仲景治疗杂病的医方等，分类附于病证之下，题书名为《金匮要略方论》，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见到的《金匮要略》。
现在通行的《伤寒论》版本有两种，一是林亿等人校正的宋本，但宋代原校本现在国内已经遗失，现存的只有明代万历二十七年，即公元1599年赵开美的复刻本，赵刻本因是按照宋本复刻的，所以基本保存了宋版《伤寒论》的原貌。
（四）成无己最早注解《伤寒论》，一大创新
另外还有宋金医家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又称成注本，这本书撰成于1144年，是现存最早的《伤寒论》全注本。这个本子也是完全遵照王叔和的整理编次，对《伤寒论》不作任何改动，所以也可使我们得以窥探王叔和编校本的全貌。
《注解伤寒论》在明代嘉靖年间又经汪济明校勘翻印，所以又称汪校本。
成无己首创注解《伤寒论》的方法，在学术上不偏不倚，以经释论，以论证经，颇有独到见解。
虽然成无己以《内经》《难经》的理论来解释《伤寒》，造成了医经派理论与经方派理论的掺杂，或许会对后世解读《伤寒》有误导之嫌，但他毕竟开创以注解的方法研究《伤寒论》的先河，在《伤寒》研究学术上也是一个创新。
（五）感恩这些使《伤寒》流传至今的先师们
这些卓有远见的古医家们，为给后人留下传统医学的精华，在那个动乱的时代里历尽艰辛地搜集经典旧论，并呕心沥血地用他们所处那个时代的语言来诠释整理经典，这些努力往往对经典起到了保护和延续的作用，如上面所说的王叔和整理《伤寒论》，孙思邈搜集整理收录《伤寒》方证，林亿整理校对《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论》等。
今天，我们得以见到《伤寒论》《金匮要略》这些经典巨著，真是应当感恩这些先师们。
如果没有他们的慧眼识珠，这些经典恐怕早已被湮没在历史文化的变迁中。
世界上其他国家应该也有传统医学经典吧，也有传统文化吧，但只有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流传了下来，并至今仍在造福人类，从这个事实来看，这些国家的经典传承是远远不如我们的。
感恩历史上这些大师们为我们搜集、整理、保存并传承了这些伟大的经典，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至今受惠于中医而却病延年。所以说，他们也是我们中医的脊梁，我们永远的先师。
第五节《伤寒》溯源流《汤液》《本经》求
一、《神农本草经》与《伤寒论》
《伤寒论》是中医的四大经典之一，读《伤寒论》，首先要弄清源头。
中医的四大经典应当是《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和《神农本草经》。
这“四大经典”是卫生部早在195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第一届西学中班”教学计划中就确立了的主要内容。在这个计划中有一段话：“学习中医，必须要系统学习‘四大经典’，即《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四部著作”，这就是卫生部早就认可的四大经典。
因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伤寒杂病论》一部书中的内容，所以，现在中医界公认的四大经典还有一部《难经》。
《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伤寒论》《金匮要略》）和《难经》，这就是古中医学的经典，也就是中医的根。
其中，《神农本草经》的作用是巨大的。
若要学好《伤寒论》《金匮要略》，必须读懂《神农本草经》。不读懂《本经》，可以说就不明白《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用药法度。
为什么这样讲呢？
清代医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医学渊源论》中说的一些话，可以为我们做一精辟的解答：“然《本草》起于神农，则又在黄帝之前矣。可知医之起，起于药也。”
他在《医学源流论·本草古今论》中又说：“本草之始，昉于神农，药止三百六十品。此乃开天之圣人，与天地为一体，实能探造化之精，穷万物之理，字字精确，非若后人推测而知之者。故对症施治，其应若响。仲景诸方之药，悉本此书，药品不多，而神明变化，已无病不治矣。”
这说明历代一些医家也认识到《伤寒论》中的一些方药证治是本于《本经》的。
《本经》成书年代自古有不同的考论，有人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也有人认为成书于秦汉时期。而现在医学史界公认结论是《本经》成书于东汉末年，约公元200年，成书年代应当早于《汤液经法》和《伤寒杂病论》。
《本经》是总结了战国时期以来医者的许多用药经验，后又经秦汉时期一些医家不断地抄录增补而成的我国早期的临床用药专著，也是中华民族传统药物的第一次系统总结，被历代医家誉为中药学的经典。
《本经》与《伤寒杂病论》《汤液经法》都有一定的渊源。
《伤寒杂病论》不仅是对疾病治疗的真实记载和规律总结，也是对药方的探索，其中所用的绝大多数药物就是《本经》所记载的。
《伤寒杂病论》中经方配伍特点、剂型的确立、毒性药物的运用及服药时间等，基本上都是依据《本经》中所记述的药物分类、四气五味及主治特色。对《本经》所载药物的具体运用上不仅有继承，而且多有创新和发挥，如对桂枝、芍药、甘草、附子、半夏、大黄、人参等药物功效的继承和拓展应用等，使之更切合临床实际。
所以，学好《神农本草经》对于理解和应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经方的处方用药特点，有切实的指导作用。
宋刻《伤寒论序》中道出了《伤寒杂病论》与《本经》的渊源：“夫《伤寒论》，盖祖述大圣人之意，诸家莫其伦拟，故晋皇甫谧序《甲乙针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
由此可见，《伤寒杂病论》与《本经》是一个体系。《伤寒杂病论》千古一部活人之书，方药出神入化，这也说明了《本经》这部书的功不可没。
《本经》的最大特点就是文字简练古朴，主治简约直观，对于每一种药物的性味、功能、主治及配伍等，直接点出作用靶点，针对性很强，没有一丝的浮华和玄奥，也就是说没有废话。
由于长期忽视《本经》的宣传和学习，以至于目前不少中医根本不了解《本经》的重要作用，更不会依据《本经》上药物的性味主治功能在临证中加减运用。
六经辨治，了解方证，更要明白药症。经方加减用药，一定要在《本经》药症上加减，才能确保经方的佳效。
二、《汤液经法》与《伤寒论》
仅有中药还不行，一味中药，或杂乱无章地堆积中药是不能治病的，虽然也有单味药治病的记载，但那是单方，很难有普遍的治疗意义。治病还要依据药物的性味主治功能合理组方才行，而最为合理的组方，就是经方。
经方的代表就是《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子，这里面大多为汤方。
张仲景历经临证实践，“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伤寒杂病论》中既保留了一部分佚失古籍如《汤液经法》中的汤方之精华，也创制了一部分疗效确凿的名方。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对中医经典的弘扬和传承是多么的重要，自古依然。
我们都知道，《伤寒杂病论》是经方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石，而《汤液经法》与《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一样，也是中医古代的重要经典著作。
《内经》和《难经》虽然理论比较全面，可在汤方方面说得并不多。而《汤液经法》就主要谈的是汤方组方和用方法度。
《汤液经法》书名最早见于东汉班固所撰写的目录学文献《汉书·艺文志》中，其中提到的“经方十一家”中，包括“《汤液经法》三十二卷”。这就说明《汤液经法》也是经方家（派）学术体系的代表著作之一。
《汤液经法》相传为伊尹所作。这位伊尹，是夏末商初人，最早擅长烹饪，后由厨艺而通治国之道，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贤能的相国和帝王的老师，曾辅佐商汤王建立商朝，被后人奉为“元圣”。
伊尹也是博学多才，旁通百家，不仅在思想、政治、军事、厨艺上颇有建树，更重要的是还精通医术，善用草药汤方为人治病，疗效如神。
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中就说伊尹：“闵生民的疾苦，作汤液本草，明寒热温凉之性，酸苦辛甘咸淡之味，轻清浊重阴阳升降走十二经络表里之宜。”
元代医家王好古在《汤液本草·序二》中也说：“神农尝百草，立九候，以正阴阳之变化，以救性命之昏札，以为万世法，既简且要。殷之伊芳尹宗之，倍于神农，得立法之要，则不害为汤液。”
这些论述都认为是伊尹发明了汤药，并撰写《汤液经法》流传于世。有人认为《汤液经法》是托名伊尹，但我认为也不尽然。
伊尹既然精通厨艺汤饮调味，进而触类旁通地依据草药的性味制作汤方治病是完全可行的。
《史记·殷本记》中说：“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至于王道。”这是说，伊尹想求见商汤而苦于没有理由，于是就去给有莘氏做陪嫁的男仆，背着饭锅砧板来见商汤，借谈论烹调滋味的机会向成汤谏言，劝说他实行王道。
所以，以伊尹的才学，能以烹饪滋味而论及治国，也必定能以汤饮五味之理旁及草药汤方而治人。
不过，这部《汤液经法》中伊尹所创制的汤方，必定也是搜集并参考了上古先贤医病有效的经验方而创制的。
民国时期的中医文献学家杨绍伊先生曾详细考证了《汤液经法》，于1948年撰写了考证之作《伊尹汤液经》。杨先生认为《汤液经法》撰于汉代以前，是最早把阴阳五行理论应用于中医临床的中医药元典。
只可惜《汤液经法》原书已经失传了，淹没在了历史文化的变迁中。不过没关系，另一位圣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汤方在传统医学中的地位，他就是张仲景。
《伤寒杂病论》中收录了不少《汤液经法》中的汤方。
关于《汤液经法》与《伤寒杂病论》的关系，历代一些医家和学者都认为，《汤液经法》是《伤寒杂病论》经方的源头。
《汤液经法》流传于汉代时，张仲景一定是看到了这部书，也一定是在给人看病时广泛应用过这些方子，并为这些汤方的严谨配伍和神奇的疗效所折服，从而意识到这其中的不少汤方有解救世人病痛疾苦的重要价值，便在撰写《伤寒杂病论》时，将部分方子收录其中，并融于六经辨证的方证系统之中。
从1988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等所撰《敦煌古医籍考释·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的考证记载，以及杨绍伊先生的考证之作《伊尹汤液经》中，都是认为《伤寒》是由张仲景论广《汤液经法》而来。
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言中也说：“伊芳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芳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
元代医家王好古《汤液本草·序一》说：“殷伊芳尹用《本草》为汤液，汉仲景广《汤液》为大法，此医家之正学，虽后世之明哲有作，皆不越此。”
“论广”，“广”是将论述扩充、扩大之义。这就是说，历代至今的一些医家、学者认为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采用和拓展增益了《汤液经法》里汤方的精华。
近代著名经方临床家胡希恕先生也据此认为《汤液经法》是《伤寒杂病论》的蓝本。
再从南朝齐梁时期的道教思想家、医药家陶弘景撰写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来看，书中也道出了《伤寒杂病论》与《汤液经法》的关系。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说：“陶隐居云：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为方亦三百六十首。……实为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今检录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检用诸药之要者，可默契经方之旨焉。”
书中在“二旦六神大小汤”方证之前还有一段话说：“‘隐居’曰：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山林僻居，仓卒难防外感之疾，日数传变，生死往往在三五日间，岂可疏忽。若能深明此数方者，则庶无蹈险之虞也，今亦录而识之。”
这些话就说明了伊尹所撰《汤液经法》中的汤方为医家之规范，为治病疗疾的重要方，而张仲景《伤寒论》中经方也依据了《汤液经法》。
如《伤寒论》中的“桂枝汤”，源于《汤液经法》中的“小阳旦汤”。小阳旦汤方证为：“治天行病，发热，自汗出而恶风，鼻鸣干呕者方。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生姜（二两，切），甘草（炙，二两），大枣（十二枚）。”
《伤寒论》中的“黄芩汤”源于《汤液经法》中的“小阴旦汤去生姜”。小阴旦汤方证为：“治天行病，身热，汗出，头目痛，腹中痛，干呕，下利者方。黄芩（三两），芍药（三两），生姜（二两，切），甘草（二两，炙），大枣（十二枚）。”
《伤寒论》中的“黄芪建中汤”源于《汤液经法》中的“大阳旦汤”去人参。大阳旦汤方证为：“治凡病自汗出不止，气息惙惙，身劳无力，恶风凉，腹中拘急，不欲饮食，皆宜此方。若脉虚大者，为更切证也。黄芪（五两），人参，桂枝，生姜（各三两），甘草（炙，二两），芍药（六两），大枣（十二枚），饴（一升）。”
《伤寒论》中的小柴胡汤源于《汤液经法》中的“大阴旦汤”去芍药。大阴旦汤方证为：“治凡病头目眩，咽中干，每喜干呕，食不下，心中烦满，胸胁支痛，往来寒热方。柴胡（八两），人参，黄芩，生姜（各三两），甘草（炙，二两），芍药（四两），大枣（十二枚），半夏（一升，洗）。”
《伤寒论》中的麻黄汤源于《汤液经法》中的“小青龙汤”。小青龙汤方证为：“治天行病，发热恶寒，汗不出而喘，身疼痛，脉紧者方。麻黄（三两），杏仁（半升，熬打），桂枝（二两），甘草（炙，一两半）。”
《伤寒论》中的小青龙汤源于《汤液经法》中的“大青龙汤”。大青龙汤方证为：“治天行病，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喘咳不已者方。麻黄（去节），细辛，芍药，甘草（炙），桂枝（各三两），五味子（半升），半夏（半升），干姜（三两）。”
《伤寒论》中的白虎汤源于《汤液经法》中的“小白虎汤”。小白虎汤方证为：“治天行热病，大汗出不止，口舌干燥，饮水数升不已，脉洪大者方。石膏（如鸡子大，绵裹），知母（六两），甘草（炙，二两），粳米（六合）。”
《伤寒论》中的竹叶石膏汤源于《汤液经法》中的“大白虎汤”加人参。大白虎汤方证为：“治天行热病，心中烦热，时自汗出，口舌干燥，渴欲饮水，时呷嗽不已，久不解者方。石膏（如鸡子大一枚，打），麦门冬（半升），甘草（炙，二两），粳米（六合），半夏（半升），生姜（二两，切），竹叶（三大握）。”
由这些方证的证候论述与方药的组成可以看出，《伤寒杂病论》与《汤液经法》的确有一定的渊源。
但《伤寒论》创造了六经辨证理法，并且对这些经方方证的论述比《汤液经法》更为全面和系统，方药配伍更为严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理法方药俱备的医书。
因而，《伤寒杂病论》被后世医家称为“众方之祖”，是当之无愧的。
古经典《汤液经法》虽然失传了，但其中的重要经方却被张仲景慧眼识珠而传承下来了，并且详尽地、创造性地告知后人如何辩证地使用这些经方，如何灵活圆融地应用这些经方。
这就是张仲景对中华民族的最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