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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伤寒》方书祖经典须苦读
我曾写过一首诗：“水龙吟·经方春回”，发表于2012年9月3日的《中国中医药报》上：
南阳活人奇书，谁人能得其中旨？
唐宋以降，经方运舛，法度废弛。
至简之道，臆说纷呈，迷离真思。
叹中医疗效，难遂人意，须寻根，君可知？
正本清源苦读，始体悟大道真谛。
六经思辨，方证相应，赅尽千疢。
探赜索隐，复兴汉术，吾侪之志。
喜《伤寒》春回，传承仲景，须有仁士。
从这首诗中，引出一些对于经典经方的思考。
现在的中医有几个特点：看后世方书的多，读经典著作的少；用时方的多，懂经方的少；以方（药）套病的多，会辨证的少；开大方的多，开小方的少；热衷于西医的多，笃信中医的少；普及西医的多，宣传中医的少；学风浮躁的多，潜心研究的少。
这几多几少的特点，几近湮没了中医的精华，模糊了中医的特色，制约了中医的疗效，使中医看似兴盛，实则衰落。
所以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认真思考中医的前途，认真思考经典经方传承的重要性。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与同道共同探讨一下对经典经方的思考，最重要的是通过思考，来寻找中医的根，抓住中医的根，走对中医的路。
一、张仲景立医极，著《伤寒》，功泽千秋
张仲景，名机，是东汉时代（约为公元150~219年间）的南阳郡涅阳县人，涅阳位于现在的河南南阳邓州市和镇平县一带。
河南出了个张仲景，河南人应当引以为自豪，河南的中医更应当在弘扬和传承仲景经方学术上有所作为。
张仲景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家，跟华佗、曹操是同一个时代。
那个时代，战乱频仍，疫灾连年，据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记载，他的家族原有二百多人，自建安以后不到十年间，就有三分之二的人感染疫病身亡，其中死于伤寒的竟然占到十分之七。
所以他痛心疾首，立志苦读古中医书，并师从他的老乡名医张伯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从医数十年，恪守医道，返璞归真，恬淡虚无，精益求精，练就了高超的医术，求医者无数。
据说，汉末建安年间，张仲景在任长沙太守时，由于疫病流行，百姓罹病者较多，张仲景看到百姓疾苦，良心所驱，心急如焚，就打破戒律，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时便大开衙门，在大堂上为百姓诊脉治病，因此有了“坐堂医”的称谓。
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年张仲景的医风医德是何等高尚，当官不忘为民服务。
也有人说，张仲景没有当过长沙太守，但从这个传说来看，张仲景为医至诚，医术高明而求医者众多是确实的。
为将古中医经典传承下去，以在更大范围内济世救人，张仲景一边行医，一边参考《神农本草经》《汤液经法》等前代医学典籍，选取其中经临证检验而确有卓效的药方，又创制一部分经验良方，著成了《伤寒杂病论》一书。
《伤寒杂病论》包括现今我们所见到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两部经典的内容。由于东汉末年连年兵火战乱等原因，《伤寒杂病论》已经散佚，后经王叔和搜集整理，才得以传世。
到了北宋年间，林亿等人将《伤寒杂病论》内容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使后人误认为是两部书。
为方便理解，书中凡是说到《伤寒》者皆泛指《伤寒杂病论》，凡是说到《伤寒论》《金匮要略》者，就具体指《伤寒论》和《金匮要略》。
张仲景《伤寒》这部书是经方辨治的法典，是治病救人的千古奇书，普适性强，活人无数，成为从事中医者的必修经典。
因为张仲景著作中所创的完美的六经辨证法则，以及他经方配伍的出神入化及疗效的神奇，因此，他被历代医家誉为“医圣”，也是中华医学史上唯一能配得上“医圣”称号的医学巨匠。
也由于张仲景在中华传统医学上的丰功伟绩和巨大影响力，成为后世所有中医的共同的导师。
张仲景这位“医圣”，可以与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相提并论。
如清代医家陈修园在《伤寒论浅注》中就说：“医门之仲景，即儒门之孔子也。”
《说文》：“圣，通也。”《尚书·洪范》敬用五事中说：“五曰思……思曰睿……睿作圣。”孔颖达传曰：“于事无不通谓之圣。”
这就是说，圣人是通过学习和思考，深明道义，精通事理，通达万物。“圣”可以说是人的品行才智的最高境界。
孔子被誉为孔圣人，是因为孔子一生对中华民族作出了两大贡献：
第一大贡献是“立人极”。这个“立人极”的理念是北宋著名哲学家周敦颐提出的，他在《太极图说》中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
所谓“人极”，就是做人的最高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中正仁义”，也就是说，孔子一生达到了做人的最高境界。后来的学者在学问上有可能超过孔子，但在精神境界上是难以企及孔子的。所以，孔子的精神境界就是我们做人的标杆和表率。
第二大贡献就是修订“六经”。这个六经就是儒家学说的六部经典：《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的《乐经》已经遗失，就只剩下了“五经”。这“五经”连同“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一起，是南宋以后儒生学子的必读经典，因为这些书中记载的内容是集历代圣贤思想智慧之大成的学问，是中华民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不可少的学问。
与孔子相似，张仲景呢？可以说对中华民族传统医学也作出了两项伟大的贡献：
第一大贡献是立医极。
张仲景一生苦学多思，“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勤于临证，深谙古中医的大道至理，开创了六经辨治大法，遣方用药少而精准，出神入化，疗效神奇，达到了为医者的最高境界，立了医“极”，后人无超越者。
后世医者在辨证论治大法及经方应用上，如果能够将张仲景的经方学术好好传承下来，真正会在临床上应用就已经难能可贵了，要想超越张仲景的学术境界，在目前，甚至是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第二大贡献是著《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的理论核心是六经辨治法则，这个六经的“经”，不是经络的“经”，而是法则，《周礼·天官·大宰》说“‘以经邦国’。《注》‘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者也’”。
这个六经辨治法则充分体现了中医治病的整体性和宏观性，其中蕴涵的严谨而又圆融的辨治学术，可操作性强，极为切合临床实际。
自这部经典著作问世以来，书中揭示的六经辨治大法和经方，救治了无数患者，历经一千八百年而疗效不衰，实可谓“历久弥新”，无超越者，据说东汉名医华佗见到此书后，倍感此书的重要性，感叹道：“此真活人之书也！”
明代医家方有执在《伤寒论条辨》中说：“昔人论医，谓前乎仲景，有法无方，后乎仲景，有方无法。方法具备，惟仲景此书。然则此书者，尽斯道体用之全，得圣人之经。”
这就是说，就是因为有了这部书才使得中医从此告别了没有规律可循、没有方法可依的经验医学，从此就有了“方法具备”的系统的辨证施治的准则，这里可以借用清代学者钱泳在《履园丛话·耆旧·西庄光禄》中的一句话来比喻张仲景暨《伤寒杂病论》，实可谓：“世之言学者，以先生为圭臬云。”
我说的这些意思是中医是国宝，而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就是国宝中的顶级，因为，中医是世界上唯一保留得最完整、最系统、流传至今仍在应用的，并且服务人数最多的民族传统医学，而这个传统医学学术之所以能得以流传而没有衰落，正是因为有了《伤寒杂病论》这部系统而科学的辨证论治的思想和方法支撑着。
张仲景不仅是医圣，而且可以称作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华传统医学的昆仑。中华民族得以受惠于张仲景的《伤寒》经方学术，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福报。
二、《伤寒杂病论》是中医临床的根
《伤寒杂病论》这部经典著作就是中医临床的根。我们中医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却这个根，不能丢弃中医经典学术。
学中医要有理性，要明白现阶段中医理论的“现代化”“科学化”和“创新中医理论”等提法是不切实际的，继承都没有搞好，何谈“创新”？而现今扎扎实实地传承和普及张仲景的经方学术，澄清中医的源头，抓住古中医的根才是当务之急。
中医传统经典学术与西医现代医学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
中医传统学术至今已经存在了5000多年，从《伤寒杂病论》开创了完整的辨治理论算起也有近2000年了；而西医是从17、18世纪才发展起来的，时间约200多年。
中医的根，就是自古就已经存在的系统的、成熟的中医辨治理论及有效的经方，如《伤寒杂病论》《汤液经法》等。这个根已经是精华的东西了，已经是历经几千年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东西了，要“创新”这个理论是很难的。
如在1800年前，桂枝汤就能治疗“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伤寒论》第13条），脉浮缓。而今天，这个桂枝汤一字不改，仍然对太阳中风证有奇效，这就是中医的根。
所以，中医传统经典学术的立足点在于传承。
西医学实际上是现代很多科学门类中最年轻的学科之一，而且从形成和发展时就没有坚实的根基，所以在发展中经历了许多次中断，一直在蒙昧中徘徊，曾经风行过放血、导泻、热敷，以及千奇百怪的药方，后来都被证实没有确实疗效，充其量相当于安慰剂。
直至当今，能被现代医学归纳并诊断的疾病，还不到实际存在的一半，而在能被诊断的疾病中，有三分之一的也治不好。西药在临床上也还一直在验证，今年推荐的一线用药，可能明年经临床验证毒副作用很大，就要降为二线用药或遭淘汰。
如胰岛素增敏剂罗格列酮曾被认为是2型糖尿病治疗的理想药物，具有强大而持久的降糖作用，2001年进入中国市场后曾经风靡一时，后来西方研究表明罗格列酮与许多心脏问题的风险增加相关，因此，2010年，欧洲药品管理局中止了罗格列酮在欧洲的使用。
说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说西医不好，西医是基于现代科学的进程而发展的，长处是显而易见的。而是说西医还需要不断地发展、创新和完善。
三、《伤寒杂病论》乃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
历代医家凡有成就者没有不读《伤寒》的，凡深入钻研《伤寒》并验之于临证者，无不为《伤寒》经方治病的神奇疗效所折服。
由于《伤寒》卓越的学术成就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后世医者都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
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卷九》说：“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可见孙氏对张仲景尊而敬仰之心。
金代医家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论·序》中说：“汉张长沙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撰为《伤寒论》数卷，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为医门之规绳，治病之宗本。”
金代医家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中说：“易水先生云：仲景药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治杂病若神。后之医家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
元代医家朱丹溪在《局方发挥》中说：“仲景诸方，实为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也。后之欲为方圆平直者，必于是而取则焉。”
由上述可知，金元时代的著名医家都认为张仲景的方和法，是医方之祖，是历代医家必尊的规矩准绳。
明代医家方有执《伤寒论条辨》说：“《伤寒论》之书，仲景氏统道垂教之遗经，治病用药大方大法之艺祖，医系继开之要典，有生之不可一日无。”这里将《伤寒论》誉为终生必读之书。
清代医家柯琴在《伤寒论注·伤寒明理论》药方论序中说：“自评古诸方，历岁浸远，难可考评。惟张仲景方一部，最为众方之祖。是以仲景本伊芳尹之法，伊芳尹本神农之经。医帙之中，特为枢要。参今法古，不越毫末，实乃大圣之所作也。”这段话将《伤寒论》誉为行医必须掌握的核心学术。
清代医家俞根初在《重订通俗伤寒论》中说：“前哲徐洄溪曰：医者之学问，全在明伤寒之理，则万病皆通。”此为画龙点睛之说，一语道破了为医临证实战的理法根源。
日本江户时代的汉方医家尾台逸士超在《医余》中说：“医之为术，自古有其法，仲景氏，搜罗论述，以立规矩准绳，学者变而通之，活而运之，则可制万病于掌握矣。”日本汉方医家研读《伤寒论》关键在于临证活用，如吉益东洞提出方证相应的“方证主义”，就是对《伤寒论》变通活用的典范。
《伤寒杂病论》是历代中医必读之圣典，是中医辨证之圭臬，众方之本源，其中既有辨证之严谨法度，更有用方之圆机活法，中医欲求提升疗效，济世救人，非《伤寒》经方而莫能为之。
自古研究《伤寒杂病论》者不胜枚举，且代不乏贤，名家辈出，并纷纷著书，为《伤寒论》羽翼，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甚为独特而令人瞩目的伤寒学派。
汉代以后的中医大家，没有不精通《伤寒论》者，历代各大学术流派，如金元四大家及明清的温补学派、温病学派等学术思想的创立，无不受到《伤寒论》的启迪。
实践证明，不懂《伤寒论》，难以成就中医名家或明医，难以治疗沉疴大症，这可以说是中医界的共识。正如清代医家徐灵胎在《慎疾刍言》中所说：“一切道术，必有本源，未有目不睹汉唐以前之书，徒记时尚之药数种，而可为医者。”
由张仲景的医学成就，我想到了康德。
俄罗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戈洛索夫科尔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康德》一书中，曾对康德有过一段恰如其分的评价：“在哲学这条道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是来自何方和走向何处，他都必须通过一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康德。”
康德是18世纪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他被认为是对现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使哲学深入到了一个新的理论维度。
康德曾有句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
张仲景和他的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何尝不是这样？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学术思想使中医传统理论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理论和临床思维高度。
可以说，在中医学这条道路上，一个中医要想真正掌握好治病的本领，他必须通过一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张仲景及他的《伤寒》经方学术。
对于《伤寒杂病论》，我们对它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愈是理解得深透，就愈是在我们心灵中对张仲景产生由衷的敬仰，愈是感叹《伤寒》辨证理念的睿智博通和经方疗效的神奇。正如陈修园在《长沙方歌括》中所说：“经方愈读愈有味，愈用愈神奇。凡日间临证立方，至晚间一一于经方查对，必别有神悟，则以温故知新。”
说了这么多，主要就是要强调一个道理：真正学懂中医，给人治好病，如果不明白张仲景《伤寒》的法度和经方，可以说就是没学成，没有抓住中医的根本。
第二节经方效彰明重在勤临证
一、《伤寒》经方“一剂知，二剂已”
《伤寒杂病论》是一部真正的临床书，其中的经方用好了，疗效不仅非常明显，而且快捷，能够达到“一剂知，二剂已”的境界。
所谓“一剂知，二剂已”，这句话出自《素问·腹中论》。“知”，是有感觉，有疗效，临床症状减轻；“已”，是临床治愈。这就是说，服一剂可感知其疗效，服二剂可去其病。正如明代医家马莳在《素问注证发微》所注云：“服一剂则觉病有退意，服二剂则病自已矣。”
这句话实际上应当看做是见效快的比喻词，也应该是《伤寒杂病论》经方疗效的真实写照。这并不是说经方治病全部都是一剂见效，二剂就痊愈，而是说经方治病疗效是迅速的，一般外感病证确能达到一剂见效，二三剂就基本痊愈。
如《伤寒论》中的桂枝汤治疗太阳中风证，方后说，一服汗出病解，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可再服。还不出汗，可服至二三剂。也就是说，至多服二三剂后病就痊愈了。
“一剂知，二剂已”，是历代医家经临证实践后对经方取效快捷的赞誉，但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应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有理性，要活看，不要认为达不到“一剂知，二剂已”就否定经方的疗效，对那些慢性病、急重症、疑难病证，只要三五剂中药能够见效、好转，后续的中药都在持续地见效就是用好了经方。
疗程的长短，见效的快慢，还要依据病情的轻重、个体的差异等因素来看。多数情况下，经方见效是比较快的，但见效和治愈是两个概念。
如用经方“续命汤”类治疗中风，要想治愈，疗程是比较长的。对此，孙思邈深有体会，他在《千金要方·治病略例》中曾说：“若治风病应服治风汤者，皆非三五剂可知也。自有滞风洞虚，即服十数剂，乃至百余日可瘥也。”
而想要达到“一剂知，二剂已”的这个目的，就要深入思考《伤寒杂病论》的理法，悟透张仲景的经方应用的圆机活法。
所以，我认为，《伤寒论》这么好的一本书，我们应当熟读、精读，反复思考，反复感悟，还要将全书条文背下来，背得滚瓜烂熟，至少要将有证有方的重点条文及提纲证条文熟背，印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里。这时，你就会感到临证时其理法了然于胸，开方时挥洒自如。
不下这个苦功夫，要想做到“一剂知，二剂已”，基本是不可能的。
经方治病起效快，我在临床上是深有体会的。
这里举几个医案来说明一下，用经方治病如果辨证准确，的确能够达到既见效快又疗效好的目的。
这里需要事先说明一下：这本书在以后的不少章节中谈到有关理论观点时，都会穿插一些我临证辨治的医案，这样写，是为了加深大家对六经方证病机辨证思路和经方治病的理解。
因为，这些医案都是用六经方证病机辨治的思路和方法来辨治的，这个思路在书中要逐步展开来谈。对于初步接触《伤寒论》的医生来说，您开始看这些医案时，可能会有诸多不明白的地方，这不要紧，先给您一个感性认识，您先有个印象，等您将全书看完了，您也就明白我的这些苦心了。
二、郑重声明：书中所举医案的药量及用法不可照抄照搬
这里要重点声明的是：对于书中所举医案的药量及用法不可照抄照搬！
我辨治的医案里，所用经方都是有方有量的，但这都是我辨证后依据方证病机等证据而用的。
对于部分峻药，如炮附子、制川乌、细辛、半夏、麻黄、桂枝、大黄、芒硝、生石膏及柴胡等药物的使用，药量有时比较大，但也都是我依据患者的证候病机和患者的体质状况而酌定的。里面也有不少是我自己的临证用方、用药经验，大家千万不可盲目照搬应用！
因为患者存在着个体差异，病情轻重不同，证候变化不同，医生个人的辨证思路不同，察色按脉问证等观察角度和认识的不同等诸种因素，切不要将您辨治的患者与我书中所举的病案对号入座，盲目照抄照搬我医案中的方药。
再者，每一位病人的具体情况差异很大，遣方用药的配比和剂量，必须辨证后具体来定。用方要严格以《伤寒论》的理法为原则，用药剂量要严格以《药典》规定为参考依据。
三、医案解析
（1）咳嗽，泄泻
陈某，男，2岁半。2013年7月24日初诊。
主诉：咳嗽10余天，加重伴腹泻1周（其母代诉）。
病史：患儿平时体虚，易患感冒。10天前患感冒，出现咳嗽、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曾服用抗病毒口服液、小儿氨酚烷胺颗粒及头孢克肟干混悬剂等药物治疗，并在某医院门诊输液5天，效果不明显，咳嗽有所加重，夜间咳嗽次数增多还出现了腹泻，每天3~4次。听人介绍来找我诊治。
刻诊：咳嗽阵作，咳时喉中有痰鸣声，打喷嚏，流涕，发热，腹泻，腹泻前常有一阵哭闹。纳差，无汗。指纹双侧浮露色红过风关。舌苔薄白水滑。腹诊：腹坦软，无压痛。听诊双肺呼吸音粗糙，无呼吸困难，无三凹征。体温37.8℃。
六经脉证解析：咳嗽，打喷嚏，流涕，发热，无汗，指纹浮露色红过风关，舌苔薄白。为太阳伤寒证。
咳嗽，喉中痰鸣声，流涕，腹泻，纳差，舌苔水滑为太阴里虚，水饮趋于下焦，上犯于上焦。
指纹浮露色红过风关，为外感风寒表证。
腹泻前哭闹的原因，是阵发性腹痛不适。
刻诊时腹部肌张力正常，无胀满感，按压时小儿没有哭闹拒绝，说明腹内没有实邪。
六经辨证：太阳太阴合病。
病机：风寒外束，内有寒饮。
治疗：小青龙汤加味：生麻黄6g，桂枝6g，干姜6g，旱半夏6g，炙甘草6g白芍6g，五味子6g，细辛6g，茯苓10g，生白术10g。3剂。每天1剂。水煎取汁120mL。因小儿服药困难，嘱其母亲给患儿多次少量频服，可每隔2小时服1次分6~8次服完。
上方服完1剂就明显见效，患儿的母亲感激地说，真是谢谢你开恁好的中药吃1剂药就退烧了，咳嗽也减轻了，夜间睡觉也平稳了，比输液有效多了。共服3剂而愈。
六经方证病机辨析思路
该案证候收集全面后就要逐项解析，依据《伤寒论》六经的大框架来归类，很容易就可辨证为太阳太阴合病。
咳嗽，打喷嚏，流涕，无汗为何辨为太阳伤寒证呢？
《伤寒论》第35条说：“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风寒之邪伤表，皮毛紧束，肌表郁闭，卫气津液郁聚于肌表和上焦抗邪，正邪交争较剧烈，气机郁阻，会出现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无汗等症。正如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所说：“体表水分较多，水多热亦多，就对皮肤内层产生一定的压迫，刺激神经……无处不痛。”（冯世纶主编《胡希恕讲伤寒杂病论》。后文凡是引用胡希恕先生语者，除注明者外，余皆出自此书）。
患者不仅会无处不痛，而且因邪不外达而上逆，会出现喘或咳的症状，也如胡希恕先生所说：“体表排泄废物的功能受阻，毒素不得外泄，蓄积于肺而喘。”这里的“喘”字，提示有饮、气上逆的病机，上逆则或咳喘，或打喷嚏，流涕。
该案证候病机为外感风寒束表，内有水饮不化而停于心下，上逆而为咳嗽痰鸣，下趋而为腹泻，正合《伤寒论》第40条方证病机：“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所以，主方选用小青龙汤外解表寒，内化寒饮。
方中加茯苓、生白术有桂枝去芍药加茯苓白术汤方义，以加强化寒饮，降逆气，除热消食止泻之力。
《神农本草经》（下文简称《本经》）谓茯苓：“味甘平。主胸胁逆气，忧恚惊邪，恐悸，心下结痛，寒热烦满，咳逆，口焦舌干，利小便。久服安魂魄养神，不饥延年。”
《本经》说白术：“味苦温。主风寒湿痹，死肌，痉，疸，止汗，除热，消食，作煎饵，久服轻身延年，不饥。”
方证病机与证候病机相应，所以疗效明显，1剂药服完疗效就很明显。
介绍这个医案，主要是说明中医治病并不慢。这个医案就是以《伤寒论》方证病机辨证思路来辨治的，书中后面的章节要详细地来谈这个思路，这里是先让大家熟悉一下。
第三节《伤寒》治急证自古就有名
一、《伤寒》经方是辨治急危重症的利器
民间流传着一句话：“中医是慢郎中。”意思是说中医治病见效慢，服中药是治疗慢性病，慢慢地调理的，治疗急重症还是要看西医。
所以，大多数人去找中医看病时常说：“你给我开点儿中药调调吧。”而在西医那里看病时常说：“你给我开点儿药治治吧。”
这一个“调”字和一个“治”字，就反映了人们对中、西医治病层次两种不同的心态。
这个“调”字，暗寓中医治病就是慢慢地调理，不指望能有多快地见效，不指望中医能治疗急症。
实际上，中医并不是慢郎中，中医治病不仅是整体地调，而且能达到快速治疗的目的。
历代中医在《伤寒论》的指导下，就一直将中医药应用于急危重症的救治中。
如《伤寒论》中的四逆汤、通脉四逆汤力驱阴寒，回阳救逆。
干姜附子汤急救残阳欲脱；白通汤迅速破阴回阳，通达上下；四逆加人参汤急救回阳，生津固脱；大承气汤急下燥实而存津液；小承气汤急通腹滞而泻热结；厚朴三物汤急通气滞而治痛闭等。这些都是中医治疗危急重症的重要而速效的经方。
当今，中医的一些有识之士也都在探索中医治疗急危重症的途径。
《中国中医药报》2010年5月12日在《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医院之路》中报道了广东省中医院于2010年3月成立了“中医经典临床应用研究基地”，主要用中医经典名方和特色疗法辨治急危重症和疑难病，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甘肃日报》2012年9月17日在《中医急救，大有作为》中报道，甘肃省早在“甲流”时期，就将中医运用于突发事件。当时，有超过300万人次服用中药抵抗甲流。除了突发事件，平时危重病人的急救中，中医也发挥着显著的作用。
甘肃省卫生厅下发的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指南中，明确要求建立中西医共同参与卫生应急制度。在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中医已经在ICU病房等领域大显身手，该院ICU病房已经实现了100%的中西医结合抢救。
国内一些网站报道，2011年3月9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李可中医药学术流派传承基地在广州市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成立，这个基地灵活运用仲景方药，成功抢救了不少急危重症病人，救治了许多疑难杂症病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这些事例都是中医辨治急危重症的有益尝试和探索，致力于回归中医经典的急救之路。
由这些报道可知，中医治疗急危重症有简便易行，不需要复杂的各种检验检查，见效快，成功率高，安全稳妥，且费用低廉等优势，在救治急重危症及治疗疑难病证方面，有强大的生命力。
不过，西医基于现代科学，从微观入手，建立在分子、原子这些理论基础上，以物理、生物化学等直观、可视与可实证的方法研究人体和疾病，在急救方面的优势是尽显的。
但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各系统的自我协调整合，氧化能量物质代谢及神经体液的整体调控机制还是人体生命的主导。人的病症是复杂多变的，在急救中不能只重视微观而忽视人体的整体调控机能。
而中医治病重视人身整体阴阳动态平衡的理念是符合人体生命机能内环境保持内稳态机制的，以中药扶正祛邪以助人身自我修复能力的恢复和建立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在急危重症的救治上，应当中西医协作，互相取长补短，既重视微观的内环境紊乱，也重视宏观的生命支持，即扶正，整体阴阳协和。这才是完整的救治，是对生命的担当和尊重。
据《中国中医药报》2013年11月18日报道，国家已经开始重视整合中西医优势，对急危重症及疑难病组织中西医进行临床协作攻关，形成中西医结合的综合诊疗方案。这说明在治疗急危重症方面，中医日益受到重视。
我在临床上，常用《伤寒》经方辨治急危重症。举个例子。
二、医案解析
（2）心悸（心律失常），胸痹（冠心病，心力衰竭），痞满。
李某，男，72岁。2012年8月24日初诊。
主诉：阵发性胸腹部满闷撑胀伴心慌1月余，加重1周。
病史：患者有冠心病、房颤史，经常发作胸闷、心慌。1月前又发病，频发胸闷、心慌，胸腹部胀满。1周前症状加重，每天多次发作，端坐不能平卧，遂来我院住院治疗。经有关检查，诊为冠心病，缺血性心肌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房颤，慢性支气管炎。
患者入院时不愿意服中药，就先行西医治疗，给予吸氧，强心，利尿，扩血管，改善心肌代谢及抗生素等治疗，心慌有所减轻，已经可以平卧，但胸腹胀满症状仍然每天发作数次，活动后加重。每次发作就感到从胸部至脐上撑胀满闷不适异常难受，坐卧不安。无奈，患者请求服用中药。
刻诊：面色晦暗，胸腹部撑胀满闷，动辄即发作，有气塞感。发作严重时心慌，膈气频繁。发作时还泛酸至咽喉部。无头晕头痛，口干不苦，不渴，无恶心呕吐，无畏寒，汗出正常，纳差，乏力，心烦，大便两日一次，初头硬后溏，小便黄，双下肢不肿。舌质紫暗，舌体胖大边有齿痕，苔黄滑腻，脉偏数，沉弦尺不足，叁伍不调，心律绝对不整。
六经脉证解析：胸闷，心慌，纳差，乏力，大便后溏，舌体胖大边有齿痕，苔滑腻，脉沉弦尺不足，叁伍不调，心律绝对不整，为太阴病，水饮上逆。
腹部胀满闷气塞，泛酸，膈气频繁，口干，心烦，大便两日一次，大便初头硬，小便黄，舌苔黄，为阳明病，气机上逆，湿热蕴结。
舌质紫暗，脉弦，为瘀血。
六经辨证：太阴阳明合病，属厥阴。夹瘀。
方证病机：水热互结于胸腹，寒热错杂，水饮气逆（气机上逆，水饮上逆）。
治疗：半夏泻心汤合苓桂术甘汤、橘枳姜汤：旱半夏30g，干姜30g，黄连10g，黄芩30g，白人参30g，炙甘草30g，茯苓40g，桂枝30g，白术20g，陈皮60g，枳壳30g，生姜30g（切片），红枣8枚（切开）。4剂。每日1剂，水煎40分钟，取汁450mL，分3次服。
二诊：患者说，药后感到舒服，诸症都明显减轻，比输液效果好，还见效快特别是胸腹部撑胀满闷等症状发作次数明显减少，已经没有了气塞感，膈气消失就是咽喉部不时产生白色黏痰，不咳嗽。效不更主方，去枳橘姜汤。半夏泻心汤合苓桂术甘汤、半夏厚朴汤：旱半夏30g，干姜30g，黄连10g，黄芩30g，白人参30g，炙甘草30g，茯苓40g，桂枝30g，白术20g，厚朴30g，苏叶20g，生姜30g（切片），红枣8枚（切开）。又服4剂，病情稳定而出院。
六经方证病机辨析思路
该案为心力衰竭所致心功能受损及胃肠道淤血的症状，属于中医的心悸、胸痹和痞满的范畴。
该案患者的痞满，就是胸痹的兼夹症，但在该案中症状最为突出，最为难受不适。
这个心悸痞满，是水热互结于胸腹，临证应抓住寒热错杂，水热互结于胸腹和气机上逆的病机而治。
《伤寒论》第149条说：“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
《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说：“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半夏泻心汤方证病机为寒饮瘀热互结。
该案患者久病必有瘀血，阳明里热与太阴水饮瘀血互结于中焦，升降失调，寒热错杂，上逆而为呕、为悸，下趋而为利（便溏），中则有痞阻。
泛酸可视为“呕”，与“呕”的病机一样，同属水饮、气机上逆。
所以主方选半夏泻心汤和胃降逆除痞。
《伤寒论》第67条说：“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
《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中说：“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
苓桂术甘汤方证病机为太阴水饮上逆。
该案水饮上逆于上焦则胸腹部满闷伴心悸。所以合苓桂术甘汤降冲逆化水饮以除满闷心悸。
《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说：“胸痹，胸中气塞，短气，茯苓杏仁甘草汤主之；橘枳姜汤亦主之。”橘枳姜汤方证病机主要抓住痞满、气滞和水饮。
橘皮即陈皮，《本经》说橘皮：“味辛温。主胸中瘕热逆气，利水谷。久服去臭，下气通神。”陈皮理气去痰饮，既可温胸中痞塞和胃肠道痞满气滞，又可通阳明气滞，理气而不伤正。
陈皮用30g左右，调理气机，60g以上可泄滞气而通便；枳实入上焦降逆气；生姜温中焦，散水饮，降逆止呕。三味药通滞气，降逆气，又温化水饮，用于该案，正合病机。
二诊时，患者咽喉时有不少白色黏痰，说明仍有痰饮上逆咽喉，气滞不通的病机。
《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中说：“妇人咽中如有炙脔，半夏厚朴汤主之。”《千金要方》中说：“胸满，心下坚，咽中贴贴如有炙肉，吐之不出，吞之不下，半夏厚朴汤主之。”贴贴就是黏附，附着，意为痰涎结聚。
半夏厚朴汤证病机为气滞痰饮阻滞。所以合用半夏厚朴汤加强化痰饮、降逆气之力。
第四节《伤寒》自古盛后世乏传承
一、《伤寒论》经方学术盛于上古而衰于后世
《伤寒论》探赜钩玄，功侔造化，堪称活人之经典，但真正深入理解这部经典要旨的医生已经不多见了，现今用经方治病的医生太少了。
在清代医家黄元御的《四圣心源》中，阳湖张琦在序言中叹道：“医学盛于上古，而衰于后世。……而方药至张仲景而立极。厥后皇甫谧、王叔和、孙思邈祖述而发扬之。起废痼，润枯毙，含生育物，绝厉消沴，黄岐之道，于斯为盛。自唐以降，其道日衰，渐变古制，以矜新创。至于金元，刘完素为泻火之说，朱彦修作补阴之法，海内沿染，竞相传习。蔑视古经，倾议前哲，攻击同异，辩说是非。于是为河间之学者，与易水之学争；为丹溪之学者，与局方之学争。门户既分，歧途错出，纷纭扰乱，以至于今，而古法荡然矣。”
这段话实在是点出了人们厚今薄古，学入歧途，医道日衰的要害之处。
什么是上古？上古多认为是三古之一，指较早的古代，在我国历史分期上多指夏商周秦汉这个时期。
什么是上古中医？上古中医实际上指的就是汉代以前的中医，包括汉代。这个时期的中医就是以《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及《难经》为代表的中医学术，在临床术上就是以张仲景《伤寒论》为代表的经方学术。
上古的中医学术就是中医的根，这个时期的中医成就已经达到了巅峰，这得益于良好的传承。
二、中医学与传统文化及学术的变迁
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要了解中医学术的变迁，先了解一下传统文化和学术的基本发展脉络吧。
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博大精深，宏旨远奥，具有系统性和连续性，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史中，历代圣贤智者创造、传承下来的有关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系统而完整的知识、文化和学术体系。
中华传统文化和学术的基本发展脉络，史学家都认为是萌芽于西周以前，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定型于秦汉时期。
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文化的形成期，这个时期伴随着社会的剧变和经济的大发展，科技文化的发展也是较为迅速的，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很活跃，是中国历史上学术繁荣、学派竞出的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盛局面。
诸子百家就发端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则进入全盛时代，当时产生了反映各学派思想的学术著作一百多种，成就了国学的元典时代。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将这个时代学术的盛况描述得非常生动：“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
这个时期，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形成使传统文化和学术达到了鼎盛。
儒家思想提倡中庸思想，儒家经典四书之一《中庸》提出的“致中和”的理念就是国学的核心精神，这个中和思想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化里，我们中医治病的核心理念也是“致中和”，就是要让人体达到中和平衡的状态。
秦汉时期，因国家统一，生产发展，各民族政治经济联系加强，对外交往扩大，科技文化进一步发展，确立了中国科技文化在当时世界上领先的地位，这个时期实行的文化政策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中医学的根基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和学术，所以中医学也基本符合这个历史发展的规律，正如近代医学家谢观在《中国医学源流论·医学大纲》中所说：“中国医学科分数期，自西周以前为萌芽之期，春秋战国为成熟之期，两汉之世为专门传授之期，魏晋至唐为搜葺残缺之期。此一切学术皆然，而医学亦莫能外也。”
而中医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是历经坎坷的。
先秦是中医学术思想理论大发展的时期，我们今天的一切中医学术思想也都成熟于这个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医学术如其他传统学术一样，也是学派众多，百家争鸣的。
而到了秦代，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始皇在文化上采取了偏激的政策，他的“焚书坑儒”的政策虽然在短时期内维护了统治，巩固了统一，但这些措施对我国文化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再加上连年的战乱，中医的一些学派都转为师徒相授的模式。
汉代，自从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观念后，以孔孟为正宗的儒学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儒学开始成为封建统治者的首要选择，并且影响到文化的各个方面。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念也干扰了学术的发展，当时虽然重学，但在中医学术方面，只能是师徒相授，没有了百家争鸣、学术汇通的学术繁荣景象。特别是在东汉末年，天灾人祸，天下大乱，医书散佚较多，不少流派也濒临失传。
魏晋南北朝也是一个王朝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因为是乱世，国家没有精力整理修葺历代文献资料，而民间的有志之士们却比那些官员们更有责任和担当，他们不仅积极撰修史书，而且大力搜葺残缺的学术资料，力争将学术传承下来。当时还是竹简，搜集整理非常不易，他们也坚持将文化学术记录了下来，正如《隋书·经籍志》所说：“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
当时的竹简，经过数百年的文化的变迁，很不易保存，即使保存下来的也有不少被虫蛀了，字迹难辨。还有的因为穿竹简的绳子断裂，竹简就会散开，后人就难以搞清楚顺序及一些字句的意思了，这就出现了常说的“错简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内经》《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中的有些语序难以解读，很多人就质疑为错简。
唐代以前研究《伤寒》的医家很多，皇甫谧、王叔和、孙思邈等，名家辈出，并多有著述，探求《伤寒》真机。
三、唐宋以降，各家学说蜂起的利弊
而唐宋以降，古中医的精华进一步失传。
宋元开始，主流医学主张放弃古中医学，另辟蹊径，于是出现了金元四大家。
金元四大家是指中国古代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学流派，即刘完素的火热说、张从正的攻邪说、李东垣的脾胃说和朱震亨的养阴说。分别代表了火热、攻邪、补土、滋阴四个不同的学派。
产生金元四大家的社会基础也是由于长期的战乱，人民生活贫苦，疾病流行等因素，这些医家们深入研究古代的医学经典，结合各自的临床经验，自成一说，来解释前人的理论，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这也算是个学术创新吧，他们也确有真才实学，也确实治好了不少病人，他们的这些真才实学，实际上也是源自于古中医学如《内经》《伤寒》等这个根的。
但他们的学说，有的理论偏颇，与古中医学相悖，有人甚至主张抛弃古中医学理论，如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就说：“勿滞仲景纸上语，惑世杀人”，这是没有真正透彻理解张仲景《伤寒》学术思想的内涵。
《伤寒》中在论述攻下时的思想非常丰富、全面且有原则性，条文中多提示医者既要在阳明实证期适时而攻，分层级而攻，如调胃承气汤、小承气汤、大承气汤，又要注意不能误攻，特别强调误下会导致诸多变证，这既治病又稳妥，堪称中医大师的手法和风范。
而张子和的“攻下学说”却比较偏激，单纯强调病由邪生，治疗当以攻邪为主，认为“吐汗下三法，先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张子和《儒门事亲》），在全面、系统和完整地论述攻下理念方面是远远达不到仲景学术思想的境界的。
人之病，有正邪两方面因素，单纯攻邪，岂不更伤其正？邪盛者病属于阳热实证时可以单纯攻邪，而正虚甚者病属于阳虚寒盛时，真元已衰，还能单纯攻邪吗？在这种情况下，攻邪必伤正，元气如何自复？后人说张子和是师古而不泥古，但这个“不泥古”，不应与古中医学的治病大则相悖的吧？
近代名医陆渊雷先生对金元四大家也是颇有看法，曾一针见血地说：“宋朝以后，出了刘张李朱四大名医，叫做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守真河间）主张‘降心火，益肾水’；张从正（子和戴人）主张‘汗吐下’；李杲（明之东垣）主张‘养脾胃’；朱震亨（彦修丹溪）主张‘滋阴降火’。从此以后，盛行朱丹溪一派医学，一味甘寒滋补，把仲景派医书束之高阁，面子上尊仲景为圣人，骨子里存了个‘敬而远之’的意思。”（《陆渊雷医书合集·唐宋以后的医学》）。
自金元四大家以来，各家学说蜂拥而至，虽然大都自认是得以仲景学说的启示，但学术思想却多偏于一端，门户分立，歧途错出，纷纭扰乱，以偏治偏，以偏概全，不能普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医者。
明清以降，是温病学派大行其道的时期，医者唯叶天士、吴鞠通是宗，其学说影响之深远，以致延续于今。
大多数医者临床辨证思维定式唯“火”“热”是宗，大多数治疗都是一派寒凉，而不用仲景方，“是以伤寒，麻、桂问津乏人；温病，芩、连到处风行”，“施治伤寒，视麻、桂为蛇蝎”（祝味菊《伤寒质难》），也就是说，不敢用麻黄、桂枝、附子等药，常用黄连、黄芩等大苦大寒药，以及不痛不痒的银花、连翘、桑叶、菊花等轻清寒凉之药。
祝味菊在《伤寒质难》中对这种苦寒清法不当伤正多有警示：“寒凉之药，用以疗人，得其当，则化暴为驯，不得其当，则害人伤正。有抗力，始能产生抗体，抗力不足，又复清之，则愈清愈怯，安见其生抗体耶？”
陆渊雷先生更是叹道，一些所谓的名医临诊开的方子“无非是冬桑叶、甘菊花一派清汤白水的药味”，所带的高徒“写惯了这种方子，弄得胆小如鼠。柴胡、葛根，怕它升阳不敢用；麻黄怕它发汗不敢用；桂枝太热了不敢用；黄连太寒了不敢用；至于附子、干姜，那是只配古代的北方人吃，现时代的江南人，万万吃不得。等到三年满师，自己挂牌应诊，不消说得，自然套着老师的老调，也是冬桑叶、甘菊花、淡豆豉、清水豆卷，一派千妥万稳的药方……用下去就不灵”（陆渊雷《陆氏论医集·卷三·具体的条目》）。
由此可见，后世一些中医抛却经典，不用经方，不是真正为病人医病，而是滥用寒凉，或只求稳妥敷衍，实是有悖于中医“济世救人”的古训。
四、当今中医特色的缺失
更有甚者，一些中医蔑视古经，无视古法，认为古经典已经过时，而要所谓的“理论创新”等。因而，开方治病不懂古法至理，辨证阴阳不明，六经不识，开方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用药掺杂西医思维，不伦不类，或开药动辄二三十味，杂药乱投，不见章法。
一些中医院大多没有中医特色，名为中医院却实际是西医治疗为主导，而中医的方药及特色疗法点缀，可有可无。
现在有的中医院，开中药不辨证，图省事儿，应付差事。门诊上治疗感冒、咳嗽，中药就一个方子，煎好封袋，谁去看病，不论寒热，都开这样的袋装药，人手若干包。
还有一些患者反映，在某中医院的住院病区，有些病房里不论是几个患者，吃的中药也都是一个方子，一并煎煮封袋，分发给每个患者。有的吃完了，问医生要时，医生就说你先借其他人的药吧，等都吃完后再开给你，你再还给人家。
试问，这还是中医吗？这是糟蹋了中医，浪费了药材。无怪乎不少患者有病了，到专门从事中医医疗的中医院去看病，也不尽如人意，慨叹道，现在是想看中医也难遇到真中医呀。
上述种种现象，皆是中医退化的表现，这样下去，中医疗效怎能不滑坡，真是实堪忧虑。
五、学中医必须寻根溯源
学中医，愈古老愈好，因为中医是有根的。学中医必须寻根溯源，找到本源，抓住根基。
而学西医，愈现代愈好，因为西医是无根的，西医是附依于现代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科学还是不完善的，还在不断地向前探索、发展和创新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中医和西医之区别就在于是否有根。而中医的特点就是有根。中医的这个根就是我们所说的精华的东西，就是《伤寒论》《金匮要略》《内经》《难经》等古经典。
如《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理法和经方是古人探索、思考和实践的大智慧所创造，又经历代医者几千年来临证检验而疗效不衰，其理论已经臻于完美，配套成型，至今无人能够超越，只能继承、继承、再继承。
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本钱去质疑张仲景的话是否正确，因为他的六经学术思想放之万病而皆准，他的经方疗效历经千年至今而不衰。
张仲景不仅继承了古医家的精华，也有自己临证实践的大智慧，大创造。他得到的是从这个根里长出来的主干，而我们得到的只是末梢的枝叶。
我们研习经典的人，目的不是去发展它和创新它，而是要传承它，学习研究它，用好它，能抓住更多的粗枝，甚至能够探及主干。也就是说，能继承好、理解好、用好经典经方就是好中医。
而西医所依附的现代科学的所有内涵，都是从零开始被创造出来的，还是在不断地向前探索、发展和有待完善的。现代科学的生命只能是发展、发展、再发展、创新、创新、再创新，这就如堆柴火，总是后来者而居上。牛顿不会比爱因斯坦更高明，爱因斯坦也不能预见到霍金的结论。
现代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得到很多暂时性的结论，几乎所有结论都是暂时性的，公理可能不公，定理也不能定，必须靠不断发展和创新来证实这个结论是否还能适用。
现代科学在探索和发展，西医也在探索和发展。因此，西医一年不更新就基本上落伍了。如很多临床指南，如《高血压病指南》《糖尿病指南》等，国际上几乎是一年一个版本，新版本中多多少少都有对旧版本知识的更新和扬弃，所以，西医知识一年不熟悉就属于墨守成规了。
第五节《伤寒》蕴真谛经方须后继
一、《伤寒》自古为医者的必读之书
《伤寒》这部经典，六经辨证明晰，理法既中规中矩，又圆机活法，方药配伍严谨，独重方证相应，是应用汤液辨治的独特的临床治疗术。
从这一部经典开始，中医就步入了规范的临证途径，也就是说，对于复杂多变的疾病，从书中诸方证所体现的“辨证施治”法则入手，就有了六经统病，辨证识机，“知犯何逆，以法治之”（《伤寒论》267条）的规矩准绳。
《伤寒》是中医临床学术的根本，是中医疗效的源头。自古就一直为医者首要的必读之书，国家医师资格考试的必考用书范围。
如北宋林亿在《校定备急千金要方后序》中说：“臣尝读唐令，见其制：为医者皆习张仲景《伤寒》、陈延之《小品》。”
北宋王溥撰在《唐会要·医术·卷八十二》中记载：“乾元元年（758年）二月五日制：自今以后，有以医术入仕者……各试医经方术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二道、《素问》十道、张仲景《伤寒论》十道。”
从《伤寒》对后世医家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来看，就足以证明，这部经典是经得起各个时代临证实践检验的。
然而，现今这部济苍生、安黎元、造福人类的活人之书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更鲜有潜心苦读经典者及用经方于临床者。
在一些中医药院校，《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教学所占学时甚少，而且是选修课，致使相当一部分学生毕业后对经典理论不甚理解，不会用《伤寒论》六经辨治。甚至还有人认为经典理论陈旧过时，古方不能治今病。
我经常和一些中医药院校的本科在校生或毕业生聊起有关《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的学习及经方的应用问题，不少人认为下的工夫不大，反正是选修课，学好学不好无所谓，不太重视。即使是学了，也感到难以入门，似懂非懂，不会应用。
每当听到此言，我就思索，这么好的经典临床治疗术，至今仍然作为选修课来学，这是不是中医教育的一个重大缺失？
难怪不少学生毕业后对于辨证施治仍然是一头雾水，更不用说用经方治病了。
还有一些《伤寒论》或《金匮要略》专业的研究生也感叹道，虽然是这个专业的研究生，但学后在临床上也很难把握六经辨证的方法，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来应用经方，如何灵活来开经方。
有一位中医药大学的本硕连读在校生，暑假期间来跟我临诊抄方1个月后，感慨颇深地说：“上大学多年，还真是不知道经方可以这么应用，用了疗效还这么好，这真是使我看到了学习经方的光明前景。”
不少学生，在学校学经典实际上大多是为了应付考试，毕业后就将经典著作束之高阁了，上班后为了适应一些中医院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的临床状况，多是疲于恶补西医知识，热衷于西医治病，对于用中医临证，也是图省事，以方以药套病，或者依照西医的思路来开中药，这实在是本末倒置。
二、辨证论治思维的弱化和缺失
现在有些医生开方不见法度，废医存药，别说用经方了，真正用中医辨证论治的思维来开时方的也不多见了。会开“方”的不多，而能开“药”的多见。
中医的“方”，是中医治病的根本方法，一张处方，不论是经方还是时方，大多是经过历代医家长期应用并证明确有疗效的，体现了古人整体辩证思维的智慧。
中医的“方”是在简单的单味药治病的基础上逐渐完善的，各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巧妙地配合，能达到互相间协同作用和制约毒副作用的功能，是以方来协调人身整体以祛病，治病就是开方，所以古有“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之说。
方中不论药物多少，配伍原则都是严谨的，是在辨证的基础上确定的，是有法度的，中医的这个有辨证有理法的处方过程就是“开方”，而不叫“开药”。“开药”，大多数是没有法度的药物堆积。
常听中医说：“我给您开个方吧”，西医就常说：“我给您开点儿药吧”，西药是以理化指标定位药理成分，以这些药的有效成分来治疗人体的局部病变，治病就是开药。
现在一些中医用中药也像西医一样思维，治病也按西医生理、生化、病理指标表示中药的功效，抛弃中药鲜活的自然之性，而只看重中药的有效成分，这种所开的“药”，是被完全西化了的中药。
如开药时，见一个症加一味药，见一个病加一味药。如病人头痛，就加上川芎、藁本、白芷等；头晕就加上天麻、钩藤等；失眠就加上酸枣仁、柏子仁、夜交藤、朱砂等；腰痛就加上杜仲、川断等；胸痛就加上丹参、红花等。小小的一张处方中堆满了几十味药物，药方芜杂，没有法度。因此有人调侃说，这样的方子哪儿是治病的，纯粹是卖药的。
还多见有以西医思维来开中药的，西医说要抗菌消炎治疗，就清热解毒药物堆积；西医说要改善血液循环，就活血化瘀中药罗列；西医说要治疗高血压病，就大开特开平肝潜阳、平肝息风药等。中医治病不讲理法方药，辨证施治，而也是什么“药理作用”“有效成分”。
这种中、西医思路不清的处方，这样以方套病，废中医思辨而牵强附会于西医理论的治疗，实在是一种思维的懒惰，心态的浮躁，学术的退化。这样的方子能有多少疗效呢？我想，不少中医都是心知肚明的。
这些都缘于一些中医不读《伤寒论》等经典著作，不想着打牢中医的根基，造成了辨证论治思维的弱化和缺失。这也是当今中医西化、退化的因素之一。
三、《伤寒论》等经典经方后继乏人
近些年，国内从上到下都在要求重视中医，宣传中医，鼓励“读经典，做临床”，中医经典学术似乎是很红火了，但实际情况却是不容乐观的。
中医表面上是繁荣，实际上疗效滑坡，潜藏危机，中医不仅后继乏人，而且后继乏术，特别是《伤寒》经方学术，更是明白者寥寥。
后继乏人是中医人数匮乏，更重要的是缺乏真正坚守中医思维模式和中医治疗特色的中医，即所谓“铁杆中医”。
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09年中医基本现状调查报告》中说，全国从事中医的人数只有40.86万人，而在这40余万人中，相当一部分在临床上并没有完全依据中医经典法度来辨证施治。
后继乏术是中医经典学术的缺失，导致医术不精，中医疗效整体滑坡，人们看病首选中医的人数处于逐年下滑的趋势。
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省市中医医疗需求与服务调查》数据显示，农民选择看中医的比例比2000年时下降了10个百分点，慢性病就诊中医的比例从原来的67%变成现在的38.34%。这是令人忧心的。
为何时下读《伤寒》、用经方的中医寥若晨星？为何中医教学和中医临床失去了中医特色，中医疗效不好呢？
一是在于中医药院校培养学生时就本末倒置了，对临床根基《伤寒论》等经典著作的教学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是进入临床后不少中医不读经典，不会用经典，不注重中医的临证思维而热衷于寻求捷径，倾向于西医的医理、药理思路来开中药，因此多见“中医的处方，西医的思路”。
三是中医院“西化”现象严重，不在中医特色的疗效优势上与西医院竞争，而是耗巨资引进各种检查仪器和大型设备，与西医院拼设备。中医业务只是作为点缀，不重视学经典、用经方，不重视中医经典的继续教育。当然，不能说这些现代化先进设备中医不能用，这肯定能作为中医的四诊延伸，为辨治作参考。因为你是中医院，拼设备，用西医，不能放弃或轻视中医的特色优势。
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中医，不论是中医药院校还是中医院，在教学设计、管理模式、思维模式、宣传理念及运作机制上，皆忽视了中医经典著作特别是《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真学和真用。
这不能不说是中医经典传承的伤痛。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提倡读经典，传承经典，勤临床，用经方，真正掌握好仲景经方学术。
读经典，用经方，只要入了门，会有新的感受的。
一位同道说：“我干了40年的临床，现在学了《伤寒论》，用了经方，看到疗效恁好，才知道以前学的都是枝节末叶，是皮毛，现在才算是真正接触到了中医的根，尝到了经方治病的甜头。”
第六节《伤寒》须传承学风宜端正
一、《伤寒论》经方学术的弘扬和传承
弘扬，大力宣扬之义；传承，传递，接续，承接之义。
经方的弘扬和传承就是指《伤寒论》《金匮要略》经方学术思想的大力传扬和继承。弘扬和传承仲景经方学术，是一个无负先圣，功在当代，利在后世的事业，正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张载《张载集·张子语录》）。
明代医家裴一中在《裴子言医·序》中说：“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
这句话极为中肯，我们中医人应当以此自励。对医生来说，这句话有点儿“恨铁不成钢”的意味。
这就是说要学好中医，必须潜心苦读先贤经典，学识要能做到通达贯穿天地人间的大道之理，努力研修而成娴熟的临床术，并且还要有一颗佛心，即“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大慈恻隐之心”，这句话也很重要，是孙思邈《千金要方·序》中所说的。
有此德才，才可谈得上行医。
而“才近仙”的要求似乎是有点儿过高了，但这句话是说明，从医者的素质必须高于其他行业，毕竟，医道是关乎人命的神圣职业，“人命关天”呐！要求能不高乎？
而要想达到“才近仙”的境界，不学经典是不行的，不掌握仲景法和仲景方是难成真中医、明白医的，更不用说成为精诚大医了。
这几年，经方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部分《伤寒》学者、教授及有临床实力的经方医师，都在为经方的弘扬、传承与振兴付出辛勤的劳动。
一些城市也连年举办不同名目的“经方学术会议”“经方研修班”“经方论坛”之类的学术平台等，这的确是个好事，这使我们看到了经方复兴的曙光。
但其中，真正阐述《伤寒论》六经辨治要义的，比较纯正地应用《伤寒》经方临证内容的也还是不多的。
我曾多次参加此类经方学术会议，但会议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会议给我的印象好像是时方论坛，阐释《伤寒论》六经辨证而有独特观点的不多，探讨真正经方临证思维的不多，探讨比较纯正的经方临证辨治特色、经验和方法的更少见。
一些医案中用六经辨证及以经方思路解析的不多，有时医案中只有经方的影子，但夹杂了大队的时方和自拟方药。
这样一来的弊端有二：一是在经方里掺杂了大量的时方或自拟方药，失去了经方的法度；二是既然标榜是经方研修应用，为何用太多的时方或自拟方来喧宾夺主呢？如何启发参会者应用经方临证的思路呢？
你可以说这是活用经方，但却失去了经方的精髓和灵魂，就不能说是经方论坛了。这种理法不清、思路不明的经方、时方或自拟方药夹杂，只能起到误导的作用。
当然，我并不是说时方不好，大多数时方也是历代医家在经方的基础上创制而成的，时方如果真正用好了，也是一代实力派临床大家。我们学经方，绝不能排斥时方，经方、时方可以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互补，一切以临床疗效作为判定的标准。
但既然是“经方论坛”，就应当名副其实，主要就是来论经方的辨治，致力于复兴古经典经方学术，谈比较纯正的《伤寒》六经思辨，授人以渔，给人一把打开经方宝库之门的钥匙，让人听后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经典经方临证应用的启迪。
经方论坛不能名副其实的原因，我认为有两个方面：
一是主办方片面追求名人效应、轰动效应，只请一些知名教授、知名专家讲课，而这些名家可能讲课是高手，能说得头头是道，动人心弦，但用《伤寒论》六经经方临证实战并不见得是高手。据说，有些《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研究生导师就很少应用经方或比较纯正的经方临证。
二是全国真正会用经方临证的实力派专家、教授也确实不多。
因为，《伤寒论》教材几十年一贯制，都是以经络解六经，不少教授们就一直这样教学生，教学时条分缕析，口若悬河，非常熟练，而临诊用《伤寒》时可能是一头雾水，摸不着头绪。因为如果没有对六经的实质进行真正深入认识，则难以理解教材中的六经应用，临证时用经方不知从何下手。这不是教材的错，而是有些教授对六经钻研深度、广度的不足。所以，最后很多教《伤寒》的教授舍弃经方，干脆还是用《汤头歌诀》上的时方来得顺手。
老师的经方临证就不精不熟，教出的学生就更不用说了，肯定也是很难入仲景门，所以，临证不会用六经辨证、不会用经方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疗效是硬道理。中医疗效的源头在于仲景经方学术。
中医经典经方学术盛于汉唐以前而衰于后世，至今仍未全面复兴，因此，现在亟待弘扬和传承。
学习经典经方，继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香港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二、香港中医学经典重传承的精神值得学习
不久前，我应邀去香港讲学，有幸结识了香港的一些中医专家、教授和同道，通过与他们交谈，并走访了中医诊所，感受到香港中医有三大特色：一是继续教育，勤奋好学；二是中医经典的传承与保留中医传统；三是兼收并蓄，包容性强。这是我们内地中医应当学习和借鉴的。
首先谈谈香港中医的继续教育，勤奋好学的特色。
港人自古就有应用中医中药治疗疾病和养生的传统，所以，至今在香港看病首选中医的人很多。在港岛、九龙、新界等街头巷尾，各类中医诊所随处可见，而在这些诊所执业的多是注册中医师。
香港建立的中医药规管制度的起点较高，其中最大的特色是规定中医师必须持续进修，也就是我们内地所说的继续教育，以不断地提高中医的业务素质。
香港中医师的注册或续签注册采取的都是学分制，凡不参加持续进修的中医师，也就是说年度进修学分考核不合格者，将无法注册或续签注册。再者，香港的中医师是不允许开西药的，只能用中医中药治病。
这些严格的法规制度，对香港中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特别是“中医师续签注册采取学分制”，逼着香港的中医去加强学习，不懈追求知识，不断进步。如果不思进取，不继续进修，技术水平就不能得到提升，这不仅不能继续注册，而且病人也不会再找你看病，你的生存就成问题。所以，香港的中医不少都是勤奋好学的。
相比之下，内地的一些中医继续教育机制，要么没有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的管束，或没有建立起来，要么即使有也是形同虚设。因此，一些中医继续学习的动力就显得不足，无须勤奋，无须继续追求知识，得过且过、不思进取者大有人在。反正中医不行，中药无效，就以西药顶着，中医水平的高低与否，与其生存发展的关系不大。
二是谈谈香港中医对经典学术不懈地学习和传承，以及普遍应用中医传统疗法的特色。
香港中医深知中医经典理论和学术对提升临床疗效的重要性，没有疗效，在香港就难以生存，所以他们对经典学术的学习和传承是坚持不懈的。
一位知名香港中医专家说：“香港中医较好地继承和保留了传统的中医疗法”，事实的确如此。
据了解，对于内科病证，有不少中医喜爱用《伤寒论》中的经方辨治，也有经方、时方都用者，他们大多比较重视辨证，不会掺杂西医的思维来开中药。为提高临床水平，有的到处寻求名师求教，有的刻苦研读经典，总之，学习经典的精神是比较足的。
对于骨伤科病证如骨折，多用古老的传统小夹板固定治疗，而不是动辄手术。对于骨关节炎及伤科病证，多用手法治疗及针灸治疗等。中医传统疗法在香港得到了很好地传承和应用。
香港的传统中医得以保留，也有一定的历史渊源。1840年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政府曾承诺尊重中国人的传统风俗习惯，允许保留一切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医药作为传统习俗之一，深受香港华人的信赖，因此中医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
自香港开埠以来，虽然中医药业也曾几经波折，遭受过歧视、压制和排挤，但总体上，中医传统的汤方、针灸、按摩等治疗手段一直在香港医疗保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香港民众的健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特别在香港回归以来，香港的中医不仅队伍日益壮大，学术也多元化发展，并积极参与国际性有关传统医药事宜，以推动传统医药的国际间交流。
三是谈谈香港中医兼收并蓄，包容性强的特色。
中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有丰富的传统理论底蕴，学术流派众多。香港中医的包容性很强，他们对中医经典理论和学术流派，从不进行无谓的争论和空谈，多认为空谈无益，只有疗效才是检验的标准。
为提高中医理论和实践能力，他们特别重视学习中医经典，对所有裨益于临床的、传承经典的、学术流派的学说和观点等都非常关注，还不断了解和寻求对于《伤寒论》六经辨证思想、胡希恕先生的六经方证辨证学说及扶阳学说等有研究的内地专家教授，热情邀请讲学，认真学习讨论，兼收并蓄，并积极地在临床上验证。
香港中医这种不懈传承学习经典，不断接受新理论、新观点，追求新知识，以提升临床疗效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