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年代的文学奇品

乔治·奥威尔

在听说有这么一部作品存在的几年之后，我终于获得了这本书。它真是这个焚书年代里少有的文学奇品。在翻阅了格列布·斯特鲁韦的《苏俄文学25年》后，我发现其故事是这样的：

俄罗斯著名的小说家和评论家扎米亚金于1937年在巴黎去世。他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曾出版过一些作品。《我们》约写于1923年，尽管该书的内容与俄罗斯无关，与当时的政治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它是一部描写26世纪的科幻作品。但是由于书中的内容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合，便被禁止出版。后来，这部手稿辗转流到国外得以出版，现在已经有英语、法语及捷克语等语种的译本，但是俄文版的从未出版过。英译本曾在美国出版过，但是我未能得到过一本。后来，法语版推出后，我成功地借到过一本。依我看来，这部作品虽不是最好的一部，但必定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作品。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没有一个英国的出版商有足够的胆识来重出这部作品。

在阅读《我们》时，我肯定大家首先都会留意却从未指出过这么一个事实。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部分创作灵感肯定是源于这本书。这两本书都描写了原始的人类精神对纯理性化、机械化和毫无感情世界的反抗，这两本书中故事所发生的时间都被假设在600年后。在这两本书中所营造的故事氛围很相似，他们描写的是同一类型的社会。尽管赫胥黎的作品内容在政治意识方面少一些，更多地流露出受近期生物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影响。

在扎米亚金描写的26世纪里，乌托邦里的居民完全彻底地失去了他们的个性，以至于用数字代号作为他们名字。他们居住在玻璃房中（写这部小说时，电视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是为了便于政治警察（他们称其“护卫”）。的监视。他们穿着相同的制服，通常是以号码或者是他们穿着的制服来称呼一个人。他们靠合成食物维生，通常的娱乐消遣是在喇叭里播放的大一统王国国歌的歌声中四人一起并排行走。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他们被允许可以放下他们所住的玻璃公寓中的窗帘一个小时（他们称这一个小时为“性爱时间”）。当然，那里的人不会结婚，不过他们的性生活却并非完全地滥交。为了能做爱，他们每个人都会领一个玫瑰券，他们的做爱对象在规定的性爱时间内完事后会在小票上签字。大一统王国被一个叫做“大恩主”的人统治着，“大恩主”每年由全体选民重新选举产生，但是他总是能全票当选。这个国家的指导纲领是幸福与自由不兼容。在伊甸园里，人类是幸福的，但是因为他们愚蠢地要求得到自由，所以被驱逐到荒野中。现在大一统王国通过剥夺人的自由来恢复人的幸福。

至此，这部作品与《美丽新世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扎米亚金的作品在整体的架构上没有那么好。作品的故事情节可读性不强，很松散，故事情节较为复杂，不易总结。但是它有着鲜明的政治观点和思想，这是其他作品中所缺少的。在赫胥黎的作品中，“人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加以解决的。因为它设想通过在人出生前的培养、用药和催眠性的暗示，可以做到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人类机体。制造出一个一流的科学家和制造出一个智力底下的半痴呆人是同样的容易，因为两者的原始本能相同，比如都有着对母体母性的感觉或者是对自由的渴望，而这些都极易处理。同时，他们对作品中所详细描述的社会为什么会形成阶级，则没能给出一个清晰明了的解释。经济剥削不是目的，欺压和操纵别人的渴望似乎也不是其动机。那里没有对权力的渴求，没有虐待狂，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冷酷无情。那些位于最上层的人也没有想一直待在那里的强烈动机，尽管人人都以一种空虚的方式幸福地活着，但是他们的生活极其缺乏目标，以至于令人很难相信这样的社会会长久地存在。

总体而言，扎米亚金的书与我们自己的处境密切相关。尽管会有教育和护卫们进行防范，但是人类许多原始的本能依然存在。故事的讲述者D—503是位极有天赋的工程师，但是他也只不过是个循规蹈矩的可怜虫，身处乌托邦生活中，会经常因为一些返祖性的冲动占据他的心而担惊受怕。

D—503爱上了一位叫I—330的号码（在书中，爱是一种形式的犯罪）。I—330是地下反抗组织的成员，她暂时成功地把D—503引向造反的道路。当造反开始后，大恩主的敌人好像非常地多，这些人除了谋划推翻大一统国，能够放下公寓的窗帘外，他们甚至沉溺于吸烟、酗酒这些恶习。最终，D—503被挽救后，免于承受因自己的愚蠢行为所带来的恶果。当局宣布，他们已经找到了导致近期动乱的原因：那是因为有些人患上了幻想病。导致幻想病因的神经中枢的位置也被确定了下来，这种病可以通过X光来治愈。D—503接受了这个手术，手术后的他能够轻松地去做他一直都应该做的事。向警方出卖自己的同党。他看着玻璃钟罩下被压缩空气折磨的I—330无动于衷：

“她看着我，双手紧紧地抓住椅子上的扶手，直到她的双眼完全闭上。他们把她拖出去，用电击的方法使她恢复知觉，然后再把她放到玻璃钟罩下。如此反复了三次，但是她却没有吐露一个字。与她一同被带来的那些人则显得更为老实一些：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第一次受刑后便招供了。明天他们将会被送到大恩主的机器里接受惩罚。”

大恩主的机器就是断头台，扎米亚金笔下的乌托邦社会里经常处决人。处决人时会公开进行，大恩主也会亲临现场，并且还会伴有官方诗人朗诵颂诗。当然，断头台并非是那种古老简陋的刑具，而是经过多次改进，能在瞬间把受害者液化，使其很快化为一缕青烟和一滩清水。实际上，处决人是一种人祭的形式，而对这种处决场面的描绘被有意加上了远古世界中邪恶的奴隶文明色彩。

这种对极权主义非理性一面的直觉理解。人祭，为残忍而残忍，崇拜一位被涂上神圣色彩的领袖。使扎米亚金的这部作品比赫胥黎的更技高一筹。很容易看出这本书被禁止出版的原因。D—503与I—330之间下面的对话（我做了一些删减）。完全有足够的理由使审查人员行使审查大权：

“你难道不知道你计划的是革命吗？”

“是的，就是革命！这有什么荒谬的？”

“因为不可能再会有革命，我们的革命是最终的革命，再没有别的革命，这谁都知道。”

“亲爱的，你是个数学家：那么请告诉我，最后的一个数字是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什么最后的数字？”

“呃，那就说最大的数字吧！”

“可是这太可笑了！数字是无穷的，怎么会有最后的一个数？”

“那么怎么会有最后的革命呢？”

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地方。然而，扎米亚金很有可能并非是有意以苏维埃政权为特定的讽刺对象。他写这部作品时大概是在列宁去世前后，不可能知道后来斯大林实行的独裁统治。1923年的俄国并非每个人都愿意去反抗，因为当时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安全和舒适。

扎米亚金所针对的目标并非是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而是指向当时的工业文明。我没有读过扎米亚金的其他作品，不过我从格列布·斯特鲁韦那里了解到他在英国待过几年，并且写过一些尖锐讽刺英国生活的作品。就《我们》这部作品来看，他强烈地倾向于尚古主义。1906年，他被投入沙皇政府的牢中，1922年他又被投入布尔什维克的牢房之中，并且是在同一所监狱的同一条走廊里。他有理由讨厌他生活中的政治体制，但是他的作品并非是单纯地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实际上，他对“机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人类不假思索地把这个魔鬼从瓶子中释放出来，但是却再也无法将其关入瓶中。这部作品如果能在英国得以出版，是非常值得找来阅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