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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毛泽东与王炳南一起，再顾陈公馆，第二次拜访陈立夫，陈立夫已经知道毛泽东前次来过，所以心中已有了思想准备，他也想和毛泽东谈谈，劝说毛泽东放弃共产主义。双方寒暄坐定后，毛泽东充满情谊地回忆起大革命期间国共合作，两党携手奋战的动人情景，想以此勾起陈立夫对往日的怀念，打消其对共产党的敌对情绪。但陈立夫并不想回忆过去，他一开口，就提出要中国共产党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即放弃马列主义，他说，中国人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只有三民主义才能解救中国。毛泽东一听，笑了起来，他边笑边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你们的三民主义却是反共剿共、压制工农的错误政策。说到这里，毛泽东收住笑容，严肃地说：“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几句话，说得陈立夫满面通红，毛泽东看到陈立夫很难堪，便又笑了起来，诙谐地说：“你们的三民主义还是不行啊！”
陈立夫见说不过毛泽东，便从另一个方面提出问题，说：“一国之中，不能有多种政权，现在抗战胜利了，你们应该放弃党的武力政权。”毛泽东对此即予反驳，他说，所谓的武力政权是你们逼出来的，“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就这样，毛泽东在谈笑自若中，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巧妙地加以批评。同时，毛泽东还向陈立夫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内时局的主张，希望国民党人认清人心所向，不要重蹈覆辙，误国害民。
面对毛泽东坦荡的胸怀，讥讽的议论，诚恳的态度，陈立夫一时窘迫无词，竟手忙脚乱起来，他不得不承认毛泽东讲的是事实，说的有道理，并表示对这次国共合谈“尽心效力”，使合谈成功。
毛泽东的来访，给陈立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共产党人的胸怀、度量、才华都令他深为佩服，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他也认为不无道理，但他却不能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也不能转变反共的立场，他自恃国民党是大党，有枪、有政权、有钱、有美国人的支持，而共产党枪少、人少，偏于穷山沟一隅，虽然民心所向，却是怎么也不能与国民党抗衡的。他是那样的自信，那样的顽固，顽固得有点不近人情。当有人当着他的面提出，在国共两党谈判中，国民党所提条件不要太苛刻了，这样容易丧失民心时，他立刻沉下脸来，横蛮地说：“我们有多少人？共产党有多少人？我们占好宽的地盘，共产党占好多地盘？政治斗争靠实力，不要只看共产党吹得凶。”
陈立夫无视人民，无视民心所向，他不能正面历史，也不能遵循历史的规律，所以他在临近失败的时候，却以为失败的是对方，这就是他的悲剧所在。
正是这种思想的指导，使他在民族大义面前也不能分清是非。抗战胜利后，人民要求严惩汉奸的呼声很高，汪精卫已经死了，周佛海与陈公博便成为最大的汉奸，当时这两人已被国民党有关部门关押起来，全国人民都一致要求尽快将陈、周两大汉奸处决。
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为了使周免于一死，专程找到陈立夫，希望得到他的帮助，陈立夫念周佛海反共有功，竟然为周出具一张证明，要杨淑慧拿着这张证明去找蒋介石，证明上写着：“周胜利前一年所表演者，全能按照第三战区之预定计划……在京沪一带暗中布置军事颇周密，胜利后，使江浙两省不致陷于共党之手，国府得以胜利还都，运兵至华北各地，不无微功。如蒙钧座开恩，免其一死……”后来，杨淑慧将此证明托陈布雷转呈蒋介石，蒋介石果然以国府主席名义，下令把周佛海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可见，陈立夫的证明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撕破假面具
根据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签订的《会谈纪要》规定，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这次会议是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中，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坚决斗争下，以及国民党发动全国内战尚未准备就绪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同意召开的。
对于召开政协会议，二陈是坚决反对的。陈立夫多次提醒蒋介石，不可上了共产党的当，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对国民党没有好处，后来为形势所迫，他才没再说话。当时国民党根据协商规定的名额，派出了8名代表参加会议，蒋介石为了加强国民党代表团的阵容，委派陈立夫为政协代表，于是，陈立夫踌躇满志地参加了会议，他以为凭着他手中的权力，凭着国民党各方的优势，就可以在会上压服共产党，服从他们的意志，达到他们利用政协会议，削弱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力量的目的。
陈果夫没有陈立夫那样乐观，他对召开政协会议忧心忡忡，会议开幕那天，他不顾长期卧病的身体，竟然起了床，经过认真考虑后，便拿起笔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武断地声称：‘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且无论如何，共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他还以法国为例，告诫蒋介石，不能听从共产党提出的废除一党专政的主张，说：“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均未健全之际，颇有蹈覆辙之可能。请临崖勒马，另行途径。并劝美国勿误中国并以自误为幸。”
蒋介石看信后，陷入深深的沉思，他认为陈果夫信中所说的确是忠臣之言，但又笑他长期患病在家，不了解外面的形势，竟如此迂阔。陈果夫确实不了解蒋介石的真正用心，蒋介石同意召开政协会议，除了为形势所迫外，其主要目的是企图通过政协会议，达到剥夺与消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目的。因此，还在政协会议开幕之前，蒋介石就为会议定下了基调：“至于针对共方，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只要其共军受编与恢复交通，至其政治上之要求，决尽量容纳之。”他准备在会议上采取一切手段与方式，达到这一日的。当然，蒋介石也考虑到，万一会议不按他的意志去办，通过了不利于国民党的决议和路线，他认为也没什么了不起，国民党大权在握，是绝对不会受其制约的。
中国共产党尽管知道蒋介石并无合作的诚心，也无和平的诚意，但还是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会议，并利用政协会议这个合法的形式进行合法的斗争，力争取得最大的胜利。
会议开始后，国共双方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重庆谈判中所没有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即所谓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问题。
关于军队问题，陈立夫与张群等人仍然坚持“首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这一主张即受到中共的反对，周恩来认为，现在的政府还是一党专政的政府，把人民的军队交给政府，实质上是交给国民党，人民的军队就会变成国民党的军队。周恩来坚持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条件的原则立场，提出了军事改革12条建议，为了争取和团结中间派的绝大多数，中共作出重大让步，提出“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应同时进行，没有先后。通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了折衷的协议，确定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及“以政治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办法。陈立夫等要求中共将军队交给国民党的企图没有实现。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围绕十年前国民党包办选出的旧代表是否有效问题，一党专政还是多党制问题，关于宪章问题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上，陈立夫十分活跃，相伴一生的人，在共同庆祝他们87岁的钻石婚。他多次发言，顽固地坚持旧代表仍然有效，坚持在中国应实行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等。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的代表都认为1936年选出的代表是国民党一党包办的，是在国民党控制下选举的，对此，陈立夫迫不及待地起来发言，为其专制行为进行辩解，他说：“有人批评国大选举法有指定代表为不民主，其实中国要进至民主，还要相当时间。”中共代表邓颖超当即起而驳斥陈立夫，她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固然要一定时间，但即使在现在的中国，指定代表本身是不民主，也是不必要的。
陈立夫仍然进行狡辩，说什么“中国的国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尚清高而不愿竞选，须三顾茅庐去请，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陈立夫的顽固态度引起与会代表强烈不满，中共代表陆定一据理反驳，他说：“陈先生认为，中国人民有不愿参加竞选的习惯，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些事实，但数量很少。相反，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说，当时青年党是放弃竞选的，中共更是被迫无法参加竞选。如果中共有好环境，会不参加竞选吗？要说国情，国情主要的是在这里。许多政党都愿竞选，满足这一要求很重要。”陆定一说的句句在理，句句是实，陈立夫再也无话可说。
关于实施什么政治制度的问题，陈立夫仍然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还美其名曰是学习苏联的办法，他振振有词地说：“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大家要认识一党制的实际情况。”同时，他还攻击中国共产党解放区的三三制政权，说他们国民党代表在国大代表中所占的比例比中共所说的“三三制”还要少。对此，中共代表陆定一反驳道：“国民大会旧代表的名单已经发表，据说国民党员占过半数，加上当然代表与指定代表合计起来，如说国民党代表在国民大会中的数目比‘三三制’下中共党员在民意机关中所占人数要少，这是难以相信的。”陆定一还说：“我们认为苏联制度的特点是使无权的工农知识分子有权。国民党学习这一制度，如能使工农知识分子有权，那要不胜感谢，而事实确是大家所共见的。”陆定一强调：“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由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是办不通的，中国只应实行多党政治。”陆定一还回顾了过去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指出：“在大革命到抗战中，国民党有其功绩，但所以有其功绩，乃因两党或多党合作”。陆定一的发言得到多数代表的赞成，陈立夫一时无辞辩解，十分狼狈，好半天不再说话。
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分子的努力下，政协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以及关于军事问题、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协议。协议的种种规定，虽然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人民，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受到人民的欢迎，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协议成了广大人民衡量是非的重要尺度：谁能坚持政协路线，谁就得人心。谁要破坏政协路线，谁就不得人心，就把自己置于同广大人民群众对立的地位。
对于政协会议的成功，二陈十分沮丧，却又奈何不得。陈果夫在病床上得知政协会上的情况及闭幕的消息后，深感大势已去，他抚今思昔，长长叹息道：“因党的组织不如人，致受共党甚至其他无人之党之欺凌侮辱，实在无以对前辈、无以对死者。”这位国民党的党务专家似乎已经感觉到了国民党内存在的诸多问题，开始面对现实，但他又不能回答国民党为什么存在这多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找到如何医治这些症结的办法，他希望蒋介石今后“应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宜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也”。陈果夫的意思十分清楚，他希望蒋介石能采用一手执刀，一手执礼的办法，而不宜完全用武力镇压人民。他已经开始认识到，武力镇压，对共产党和人民来说并不是万能的。
与陈果夫不同，陈立夫根本不愿承认国民党自身的问题，他还是有恃无恐，根本不把民意放在眼里，决心和人民作对到底。政协会议后，他去见蒋介石，领取指示。蒋介石表示，“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命令陈立夫等对政协协议“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他们经过密谋后，决心撕毁政协决议，以武力和恐怖对待共产党和广大人民。
还在政协会议召开时，陈立夫就密令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和CC派特务密切注视共产党及各党派的活动，在他的指令下，特务们无法无天，到处制造事端。当陪都各界协会在沧白堂连续举办讲演会时，国民党特务就在会场起哄以至动手打人，使会议无法进行下去，造成沧白堂事件，受到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愤怒谴责。
政协会议闭幕后，为了巩固会议成果，促使政协会议所通过的决议迅速贯彻实施，重庆各界二十余团体准备于2月10日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都准备参加大会，人们情绪之高，会议规模之大，社会名人出席之多，是当时罕见的。
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消息发布后，陈立夫如坐针毡，他急忙找陈果夫商量，这时，陈果夫也顾不得什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了，兄弟俩通过密谋策划后，准备实施彻底性的破坏。后来发生的较场口事件，完全“为CC方面所为”，是“中统局所主使”。
经过密谋商定后，陈果夫也不顾体弱多病了，他与陈立夫一起乘小车急赴林园，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坐在沙发上，半闭着眼睛，听完兄弟俩关于如何破坏会议的整个方案后，半晌也没有说话，陈立夫急了，再次追问方案是否可行，蒋介石睁开眼睛，看了他们一下，又闭上眼养神去了。二陈知道，再问也是无益，只好告辞退出。陈果夫心里十分清楚，蒋介石对这类事情，如果不置可否，便是默许，他要陈立夫抓紧时间，赶快去布置，尽量做到天衣无缝。
陈立夫回来后，便亲自出马，召集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中统局副局长叶秀峰等人面授机宜。2月6日，陈立夫正式向特务们发出捕令，要以“民众对民众”的方法来破坏各界人士举行的庆祝大会。方治、叶秀峰接到命令后，即开始紧急布置。2月8日，方治召开重庆市党部第20次临时执委会，传达了陈立夫破坏大会的指令，并对此专门进行研究。通过密谋后，作出四项决定：（一）转变会议内容，设法推出刘野樵为大会总主席，派擅长辩论的国民党员参加讲演。（二）把握会场情绪，发动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及社会服务队队员共600人参加大会，党员200名由市党部组织科负责发动，团员200名由陈介生干事长负责发动，社会服务队队员200名由徐鸣亚委员负责发动。（三）请警察局派警察到场维持秩序，逮捕人犯。（四）遴选干练的人担任大会司仪，控制扩音器，参加大会的党、团、队员应于10日上午8时前到达会场，环立主席团前，保护“主席团”之安全。随后，国民党重庆市党部还东拼西凑，搞了个所谓9人的主席团，并恢复了早已停刊的《新蜀夜报》，作为进行破坏的宣传工具。
与此同时，叶秀峰也遵照陈立夫的旨意，调动大批中统特务，进行了布置，作好了一切行动准备。
2月10日这天，大会定于9时半在较场口广场举行。但8时刚过，国民党御用组织市农会常务理事刘野樵、市教育会理事吴人初、市商会代表周德侯、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李森普、市妇女会常务理事傅伯群、市会计师会理事古锋、市总工会理事长谭泽森、市律师会会长张晃、市党部科长庞仪山等，纠合特务打手共800多人，提前进入会场。以20多人为一组，分30多个组，分布在主席台下四周，还拉来一个未经大会聘请的军乐队坐在主席台上。刘野樵等人气势汹汹地跑上主席台，霸占了讲台。
当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大会筹备委员章乃器、施复亮、马寅初、郭沫若等来到主席台时，刘野樵等人便对李、章等人破口大骂，事先布置好的台下特务一拥而上，对李公朴、章乃器拳打脚踢，顿时台上台下秩序大乱。尽管到会群众竭力维持秩序，由于特务们事先准备了铁条、砖头等凶器，蓄意制造事端，到会群众当场负伤和失踪达60多人。李公朴头部被铁尺打伤，马寅初的马褂被剥去，文稿被抢走，年近七旬的沈钧儒被暴徒追逐，一些记者也遭毒打。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到达会场时，特务们已经大打出手，会场已是一片混乱。目睹惨状，周恩来不胜悲愤，连声痛斥：“这是什么国家！”
群众离开会场后，特务们继续在场上吵吵闹闹，冒充大会的名义，通过所谓“宣言”，大肆攻击《政协决议》，攻击中国共产党。然后，将会场上的布标、旗帜、桌凳抢掠一空。这就是蒋介石、陈立夫一手制造的较场口血案。
较场口血案后，陈立夫完全撕破了和平民主的假面具，公开指挥中统特务在全国各地进行破坏活动。
2月22日，国民党CC派特务冲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在中共办公室进行捣乱。
2月23日，由陈立夫所指挥的100多名CC派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重庆新华日报社，“将营业部四层楼各室彻底捣毁，门窗桌椅，荡然无存，杯碗炉灶，片物不留，书籍报纸，逐一撕毁……而本报营业部主任杨黎源，图书科主任徐君曼及职员管佑民等横遭凶殴，身负重伤”。
6月中旬，上海各界人士鉴于蒋介石已决心发动内战，联合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由马叙伦、胡厥文、胡子缨、雷洁琼等为代表，于6月23日赴南京请愿。当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陈立夫早已布置好的中统南京实验区的特务蜂拥而上，对代表围攻殴打，致使马叙伦、雷洁琼等多人受伤，酿成下关惨案。中共代表团当夜知道消息后，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查办凶手，保障人权。第二天，京沪各报纷纷报道，全国哗然。事情闹大了，蒋介石将陈立夫找去训斥了一顿。陈立夫回来后，也埋怨叶秀峰计划不周，不应该伤人，使事态扩大。并要叶秀峰处理善后事宜，叶秀峰只得找了两个替罪羊，扣押了两个月，等风头一过，即放了出来。
二陈的特务政治闹得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后来，就连国民党内一些稍有正义感的人士都对陈立夫不满，甚至美国人马歇尔也指责陈立夫为“反动分子”。陈立夫却毫不在乎，他钻牛角尖是钻到底了。
局势已被瓦解
蒋介石虽然指示二陈破坏政协决议，迫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但对他在政协会议上曾经信誓旦旦许下的诺言却不敢公开耍赖。当时，蒋介石迫于国际国内的形势，在政协会议上许下了四项诺言，其中第一项便是取消特务政治，保证“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政协会议后，随着特务在各地的肆意横行，更加激起人民极度的不满，全国上下都一致要求蒋介石尽快实行他的诺言，特别是诺言的第一项，取消特务政治，还人民以民主自由。
蒋介石对于他赖以进行独裁统治的有力工具——特务机构当然不会轻易放弃，陈果夫与陈立夫更是难得割舍。随着时局的发展，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态度越来越顽固，陈立夫公开叫嚷：“国民党不能允许共产党并存”，既然如此，他们必须牢牢掌握特务这一反共反人民的工具。
一方面是人民的呼声，包括来自国际方面的压力，要求取消特务政治。一方面是蒋介石本人，包括陈果夫、陈立夫，企图保留特务势力。蒋介石十分为难，他必须想出个两全之策才能应付过去。1945年底，蒋介石下达手令，指定张道藩、余井塘、戴笠等人组成一个7人小组，由陈立夫主持，共同研究对策，以决定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的去留。
这帮中统、军统的头面人物经过反复密谋后决定：将两大特务机构改头换面地完整保存下来。军统改为保密局，隶属于国防部下。中统则改为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那样的机构，隶属于司法部。
这一方案提出后，蒋介石表示同意，因为它既可以蒙哄广大人民，又可以保留特务力量，实在是偷梁换柱的好办法，因此，他即批准施行。在施行过程中，军统方面比较顺利，而中统方面，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长居正坚决反对中统隶属司法部。陈果夫与陈立夫一时没有办法，只好找内政部长张厉生协商，拟将中统局改为调查局，隶属于内政部下，张厉生原属二陈的老部政坛归来，顿感沧桑。再次执锄，曾经沧海难为水。下，不敢得罪二陈，只得同意，但提案送到立法院后，受到许多立法委员的反对，这个方案只好搁浅。二陈到处碰壁，满腹怨气，却又无可奈何，只好再次密商，提出第三种方案，将中统局仍旧放在党务部门，改称“中央党员通讯局”，表面任务只是负责国民党中央和普通党员间的联系。由于二陈在国民党内还有势力，这个方案没有碰到什么阻力，便得到通过。
1947年秋天，国民党中央下令撤销中统局，同时成立“中央党员通讯局”，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
此时，陈立夫已卸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担任了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他便一心经营中央党员通讯局，局本部的人事由陈立夫一手安排，他完全以原中统的班底为基础，只是略加调整：局长叶秀峰、副局长郭紫峻、季源溥。主任秘书王述先，秘书万大鋐、潘泽筠。总务处处长韩克温。指导处处长杜衡，副处长黄九成。研究处处长徐兆麟，副处长王惟理。党政处处长王秀春。特种经济调查处处长郑尧柈。登记处处长张国栋。交通处处长王劲。人事室主任刘光煜。会记室主任郭功丰。督察室主任王保身，副主任霍志潋。训练委员会主任蒋静一。纪律审查委员会主任王述先（兼），副主任马绍伯。专员室人员无定额，由局长直接领导。在秘书处下设有三个室：机要室，主任原汾。译电室，主任陈真。密电研究室主任武子明，副主任陈文彬。原中统局所属各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也相应改称省党员通讯室，其组织与人事均无变动。这样，中统局从表面上看是取消了，实际上，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在二陈的精心安排下，以改头换面的办法完整地保留下来。
对于蒋介石、对于二陈来说，这个办法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只是有一个实际问题，却是难以解决，即经费问题。中统改为中央党员通讯局后，庞大的经费仍由党部开支，而当时国民党内机构林立，组织臃肿，开支浩繁，蒋介石既然要实施所谓的宪政，也得装一下样子，即国民党的经费不能从国库开支的太多了，这样一来，国民党也就养不起二陈的这一大帮特务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立夫经过考虑再三后，想出了一个本着“溶党于政”的精神、设立外延单位的办法，即将中央党员通讯局局本部无法容纳的部门和特工人员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一部分一部分地安置到行政机关，以“集体转业”的办法，在行政机关里增设机构，由中统高级特务直接控制、中央党员通讯局幕后指挥，成为党员通讯局与行政部门“一子双祧”的特殊机构，这种机构被称为局本部的外延单位，当时主要有三个：
（一）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第六、第七科。主计处本来是为CC派所控制的部门，其主计长陈其采是陈立夫的叔父，统计局局长吴大钧又是陈立夫的留美同学、CC派的骨干，所以陈立夫一提出在主计处增设单位的主张，马上为陈其采所采纳，吴大钧也同意在他的局下增设。于是，在统计局原有五科之外增设了第六、第七两科，这两科从科长到办事员，均由陈立夫委派中统特务充任，王宗梧任第六科科长，张义城任第七科科长，另派原中统局第三处处长王秀春任统计局帮办，统率新成立的两个科。第六科的公开业务为行政效率统计。第七科的公开业务为施政成绩统计。在地方各省市，也如法炮制，增设相应的单位，以同样的办法安插特务。所有安插在主计部门的人员表面上做着行政统计的一般业务，实际上，均从事“党政情报”的特务工作。
（二）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当时CC派骨干张厉生任内政部长，陈立夫提出在内政部建立外延单位，即得到张的支持，于是，张厉生将该部新设立的人口局划出第四处给陈立夫。陈立夫便派原中统局秘书张国栋率30人前往任职，张国栋任人口局局帮办兼第四处处长，下辖三个科，分别由周汝唐、李道生、刘国刚任科长，其公开业务是人口政策的研究和人口问题资料的搜集，秘密任务则是党派人事登记，特别是对共产党、民主党派、进步人士进行档案登记编卡，供蒋介石反共之用，这个处在各省市无下属单位。
（三）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1947年，国民党公布“行宪法规”后，选任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五院院长，青年党负责人李璜谋得了政务委员和经济部部长职位。陈立夫便找到李璜，要求在经济部设立外延单位，李璜一方面想巴结陈立夫，另一方面又不愿CC派势力渗透到经济部，开始不同意，经讨价还价，达成协议，在经济部增设一个特种经济调查处。陈立夫派中统特务郑尧桦为处长，赵毓麟为秘书。青年党派姚仲良为副处长。该处下辖四科一室，其中三个科长由陈立夫安排，容纳中统30人，另外一科一室人员由青年党安排。该处公开的业务是调查非法经济活动，取缔黑市、走私和囤积居奇等。秘密任务则是收集中共情报，对解放区实行封锁禁运、拦截运往解放区的物资。这个处在全国一些重要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如武汉、广州、太原、开封、重庆等城市都设有办事处、调查站，人员均由陈立夫从中统特务中选派。
这些外延单位形式上隶属于行政部门，实际上直接由陈立夫领导，而且在中央党员通讯局内都有自己机构的名称，如主计处第六、七科为“党政调查处”，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为“人事登记处”，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与在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完全相同。这些单位虽有表面的行政业务，而主要却是执行中央党员通讯局的秘密任务，即在行政机关掩护下从事特务活动。
由于国民党标榜行宪，在“中央党员通讯局”时期，中统局的机构和人员虽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但特务们毕竟不能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了。“党通局”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各级“特种会报”联合执行，陈立夫本人更是居于幕后进行策动。其具体措施是渗入、控制各级“会报”机构，提供情报，拟具对策，提供黑名单，参加联合逮捕，或者在捕后移送“会报”处理执行。
所谓“特种会报”是国民党党、政、军三方面统一步调，联合反共的一个组织、指挥和决策机构，它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原为“党政军联席会报”，抗战胜利后改名为“党政军干部联席会报”。“特种会报”分甲乙丙三种（即三级），召集人和参加人各不相同，各级会报定期举行或临时召集，会后的日常事务由“联合秘书处”或秘书处理。“党通局”的重大破坏活动都是通过“会报”组织来进行的。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更加恶化，蒋介石为了作最后挣扎，下达了“戡乱动员令”。9月27日，蒋介石将陈立夫等人找去，召开了秘密会议，命令特务们在“戡乱动员令”下达后，要配合军警宪对共产党人、爱国民主人士进行镇压和迫害。陈立夫领旨回来后，即通过“中央党员通讯局”向全国的CC特务下达了反共命令，要求各地特务尽快行动，将当地活动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列入黑名单，与军警宪联合行动，将其逐一实行逮捕。
于是，特务们纷纷行动，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调查、侦探、登记，致使全国大约有6万多人列入黑名单。仅10月1个月，在上海等8个城市就有2100多人被杀害，如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就于10月29日被杀害于狱中。因浙江大学是京沪杭地区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陈立夫对浙大十分注意，他多次电令CC派骨干，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罗霞天将浙大作为重点破坏目标。罗霞天认为于子三是个重要人物，将他搞掉，可以给共产党以重大打击，于是，派出特务将于子三逮捕，并在浙江省保安处秘密杀害。1948年，中统天津区长郭乾辉向“特种会报”提供黑名单，并参与行动，在南开大学逮捕进步学生10多人。中统四川负责人先大启向“会报”提供黑名单，一举逮捕进步人士30多人。1949年，中统特务先大启再次向“会报”提供黑名单，并派行动员陈国荣等参加行动，在成都逮捕石室中学教师刘骏达等多人。
这些恐怖的特务活动，都是由陈立夫幕后所指挥。他表面上道貌岸然，说中统已经解散，中国不存在特务政治了，实际上，特务政治一直伴随蒋家王朝走向穷途末路，而且越是到失败之际，越是作困兽之斗。“中央党员通讯局”这块招牌无论怎样冠冕堂皇，也掩盖不住中统犯下的罪恶。
资本输光了
1948年，中国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国民党军队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重点防御”，分别龟缩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个战场上而一筹莫展。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上、政治上也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为了稳定人心，装出要“行宪”的样子，匆匆召开了所谓“行宪国大”，经过一番剧烈的明争暗斗，蒋介石当选为总统，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陈立夫也居然当选为立法院的副院长，这年年底，他还兼任了行政院不管部部长，官运虽然亨通，只可惜蒋介石的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中，他的高官也当不了几天了。
蒋介石当了总统，不得不玩弄一些“还政于民”的把戏，实施所谓“宪政”。但实施宪政后，国民党的党务经费就不能再在国库开支了，庞大的中央党员通讯局这个包袱太大，尽管陈立夫搞了些外延单位，最终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党员通讯局不得不再次改组。
这时的陈立夫由于当上了立法院副院长，对党员通讯局的改组他积极赞成，并很快付诸行动。但对于中统这摊人马，他是绝对不会放弃的，他仍然采取上次的办法：换汤不换药，将中统想办法塞到行政部门去，以解决经费问题。陈立夫通过与中统骨干几次密商后，决定在内政部下设调查局，将中统组织全部塞进局内，而“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仍然保留，只是成为一个单纯党务机构，而中统全班人马则从党通局移到内调局。
晚年的蒋介石看“光复”大陆的梦想遥遥无期，聊度寂寞时光时，便又想起了那些曾经为他不辞劳苦的功臣们。这一计划提出后，即得到内政部长张厉生的同意，在立法院讨论时，陈立夫吸取上次搁浅的教训，这次他以立法院副院长的身份，动员了一些CC派及与CC派亲近的立法委员施加影响，才勉强通过。
1949年5月，内政部调查局在广州正式成立。其局本部及下属各级分支机构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均由陈立夫一手安排。
内政部调查局按规定设局长一人，陈立夫便委派老牌中统特务季源溥担任。副局长一人，陈立夫原准备让党通局副局长王保身担任，但后来内政部长张厉生下台，李汉魂当了部长，他也想插一手，便推荐桂系的张益民任副局长，陈立夫为应付新的形势，只好答应。局本部设四处二室：第一处为指导处，处长张庆恩，副处长朱凌云，第二处为研究处，处长徐政，副处长黄九成。第三处为交通处，处长苏恕诚，副处长袁更。第四处为总务处，处长陈庆斋，副处长朱韵涛。人事室主任李裕德。会计室主任王大光。
局本部建立后，分别在各省市设立调查处，规定各调查处设处长一人，副处长一人，秘书一人，调查处下一般设三个科，分管与局对口的各种事务。另外，还在贵阳、重庆、海口、华北、台湾五个地方设立了办事处。内政部调查局就这样开张了。
内调局可以说生不逢时，它成立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南京宣告解放，各路大军正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大进军，迅速消灭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城里一片混乱，国民党大小官员都在打点行装，纷纷准备飞台湾、跑香港、逃海外。陈立夫在这乱世之中，所能做的工作也只是收拾残局了，因此，内调局成立后，其主要工作，便是着眼于大陆解放后的潜伏和破坏活动。
陈立夫在与内调局长季源溥反复商量策划后，主要办了三件事：第一，派第一处副处长朱凌云到香港去，筹办潜伏特务训练班，他们计划以香港为据点，陆续派特务到这里受训，训练后再派遣回大陆实施破坏。第二，派中统骨干黄雨青到华北去，与当地中统特务取得联系，准备在绥远或者北平建立华北潜伏据点，然后就地派遣特务，在华北地区进行潜伏破坏活动。第三，将情报活动的重点从大陆转移到大陆周围的东南亚一带地区，陈立夫认为，随着大陆的解放，大陆共产党的情报对于他们是十分重要的，在东南亚一带建立情报据点，可以对大陆造成一个情报包围圈。陈立夫与季源溥特拟定了一个计划呈报蒋介石，蒋看后甚为赞赏，特拨出10万银元作为经费，要他们尽快将情报点建立起来。后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陈立夫的这些设想，有的成为泡影，有的虽然进行了筹办，也因种种原因而没有办成。
此时，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上海、横扫江浙、进军闽南、逼向广州，国民党政府只好西迁重庆，陈立夫知道大势已去，他一方面派季源溥到台湾去建立内调局局本部，另一方面派副局长张益民急飞重庆，尽快筹建内调局大西南指挥中心。张益民到重庆后，经过很大努力，工作却不见成效，因张益民属桂系，CC派人物都不太听他的话，所以内调局大西南指挥中心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后来，张益民搞了个“西南游击区”的计划，他委派一些中小特务到各县去发动当地恶霸势力和中统外围组织，建立反共游击军和游击根据地，但他们的计划还没付诸实施，人民解放军已经兵临重庆，重庆陷于一片混乱。
为了稳定人心，陈立夫于1949年10月与国民党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一同坐飞机来到重庆。因局势紧张，社会秩序混乱，陈立夫到重庆后深居简出，不肯随便露面。内调局重庆调查处处长王难三来见他，表示要举行一个盛大欢迎会，让他和调查处工作人员见见面，讲讲话，陈立夫即沉下脸来，冷冷地说：“时局如此艰难，大家都有很多事情要做，不必要搞欢迎会，只须找个较为清静的地方，同大家见见面，谈谈心。”并再三嘱咐王难三，会议规模不要大。他有他的考虑，局势一天天紧张，如大张旗鼓地开什么会，影响也大，于他自己的安全不利。
遵照陈立夫的嘱咐，王难三将宴会地点选在江苏同乡会举行，由重庆皇后餐厅承办六菜一汤的湖北菜，而且严格控制宴会规模，参加人员除了内调局科级以上人员与重庆调查处骨干分子外，还有重庆市党部委员和重庆市参议员中的CC派分子以及立法委员，国大代表中的CC派分子，总计人数不超过100人。
这天，陈立夫准时来到江苏同乡会，他知道自己是为稳定人心而来重庆的，应该有一种“骤然临之而不惊”的气概，因此，他不时和一些人谈家常，谈地方风土人情，尽量装出轻松自如、若然无事的神态。宴会开始时，他站起来，向大家发表演说，他说话很慢，声音也不大，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他从国内的局势谈到国际形势，他说美国原来的政策是“先欧后亚”，现在由于中国形势发生变化，“先亚后欧”的论调抬头了，这样看来，美国是决不会放弃中国的，一定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国民党的。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短时期内一定要爆发，世界大战一爆发，美国就会介入中国战争，国民党就会转败为胜。因此他要求在座的人都留在大陆，作好准备，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作复兴党国的中坚。陈立夫的话只是在少数特务中引起了波动，他们真以为美国会支持他们，也真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蒋介石会打回来，便决定死心塌地为蒋家王朝卖命。但多数特务都耷拉着脑袋，心猿意马，各打各的算盘，不怎么理会这位党国要人的精神训话，陈立夫看到这场面，也觉无趣，便话锋一转，草草结束了他的讲话。
在重庆的几天，陈立夫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他行动诡秘、行踪不定，有时出入一些特务据点，有时找来特务面授机宜。他知道内调局在大陆已经是寿终正寝了，要紧的是在重庆留下几个通讯点，将来能与台湾联络通报。为此，他找来渝调处处长王难三，交给他300美金，指示他选定可靠人员在重庆布置一部潜伏电台，以便在大陆解放后发挥作用。他再三强调要选择可靠人员，王难三按照陈立夫的交代，选定曾任中统重庆区电台台长的彭衡负责办理。并向陈立夫保证，这个彭衡绝对可靠。但就是这个可靠的彭衡，在重庆解放后，即向人民政府自首，交出了这部潜伏电台。不久，内调局四川调查处、重庆调查处、川康滇边区调查处即土崩瓦解。
1949年11月23日，人民解放军开始攻打重庆，内调局副局长张益民仓皇逃往香港，其他大小特务在中统西南区区长徐政带领下，狼狈逃窜成都。到成都后，谁也没有心思搞什么反共计划了，都各找门路，准备逃跑。
为了收拾残局，陈立夫壮着胆子飞往成都，他一下飞机，便召集特务进行训话，给他们打气，说什么“只要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党国即可复兴”。但他的话再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因为此时，人民解放军已解放重庆，正以迅猛的速度向成都推进，特务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性命，都纷纷要求陈立夫安排他们逃跑，面临这一大堆特务的后事，陈立夫确实为难了，他知道，运送逃台的飞机极少，国民党一些重要人物都难以安排，何况这帮小喽罗呢？他只得把事情推给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谷正纲，说成都飞台湾的飞机全部由谷控制，没有他的批准，任何人也不能乘飞机，并要求大家鼓起勇气，坚持到底。
特务们似乎都清醒过来，他们知道此时此刻，陈立夫是不会管他们的了，于是，陈立夫讲完话后，特务们便四处奔走，想尽办法争取登上飞台的机舱。由于机少人多，结果，少数逃到了台湾，多数则被抛弃在大陆，这些中统特务，平时作恶多端，以为准没命了。但后来，共产党并没有杀他们，而给他们以多方面教育，使之获得了新生。
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在中国大陆只存在了7个月，便随着蒋介石政权的崩溃而结束了，这个机构的结束，标志着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开始，以反共起家、危害中国革命、危害中国人民的中统特务系统在中国大陆彻底瓦解、彻底完蛋了。陈果夫与陈立夫在政治上赖以生存的资本也基本输光了。
天涯芳草迷归路
陈果夫与陈立夫自恃国民党枪多人多地盘大，又有美国人的支持，因此，他们竭力反对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政协会议后，他仍支持蒋介石撕毁协议，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他们以为很快便可以消灭共产党，实现其独裁专制的一统天下。
但战争爆发后，并没有按他们的愿望发展，恰恰相反，结果是国民党军事大溃败、政治大腐败、经济大危机，国民党内也四分五裂，陷入一片混乱中。以蒋经国为首的三青团派逐渐崛起，企图以团代党，这对掌党的CC派来说，无疑是个严峻的挑战，二陈为此十分不安。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二陈找来一些CC派高级骨干进行密谋。大家认为，蒋经国的势力已不容忽视，由于有蒋介石的关系，他们不可能与之争锋。最后，大家想出个妥协办法，即“党”“团”实行合并，以此消弥三青团与CC派的矛盾，团结一致，共渡难关。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由庞镜塘等人提出了“党与团应统一领导”的提案，这一提案得到蒋介石的赞成，他也认为这是处理党团矛盾的最好办法，因为在党团争斗中，他既不愿儿子吃亏，也不能没有CC派，只有党团合并，双方妥协，利益均存，才可以消除矛盾。他说：党团如再不合并统一，“党与团惟有同归于尽”。于是国民党中常会作出决议，“撤销三民主义青年团，归并本党”。蒋介石为了表示他不偏向三青团，他将党团统一事务交由陈立夫与吴铁城、陈诚具体办理。
1947年9月9日至13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暨中央党团联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中央党部党团组织案》，实现了党团合并。陈果夫与陈立夫虽然都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以蒋经国为首的大批原三青团骨干，却一跃变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很明显，党团合并加强了蒋经国太子派的势力，二陈势力已成了强弩之末，“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时代宣告结束。
晚年的陈立夫，经历了政治上的大风大浪，又经历了经济上的惨败，他已心如止水，淡泊名利了。时局一天天紧张，呆在上海养病的陈果夫似乎也感到了蒋家王朝末日的到来。1948年的岁末充满了阴冷、肃杀的气氛，上海表面上华灯初照，霓虹闪烁，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实际上，国民党达官贵人都在此清理财产，准备逃往台湾，到处是乱糟糟的。
国民党政权江河日下，陈果夫的病情也一天天加重，一些亲友都来劝陈果夫到台湾去养病，他却故作镇静地说：“余实不能打算私事也。人之生命实不能由自己作主。如其事业可随便放弃，生命即失却主宰，余病多年而不死，即因有事业维系之故，今如放弃事业，即无命可逃。况此时何能庸人自扰耶？”话虽这么说，内心并不能安定下来。11月13日，蒋介石高级幕僚陈布雷自杀，这在陈果夫心中也投下了一道阴影，心情越是沉重。再加，每天传来的消息都是国民党军队丢城弃地，人民解放军进展神速之类，陈果夫似乎听到了由北而南的隐隐炮声，他开始胆怯了，他开始考虑自己的生命了。11月15日，陈果夫终于拿起笔，向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提出要离开上海到台湾养病的要求，蒋介石很快给予批准。
12月6日晚10时，陈果夫登上中兴轮，离开上海前往台湾。他看着上海滩上那高低明灭的霓虹灯、那参差巍峨的楼宇，想到这一去不知能否再返这十里洋场，再返这生他养他的大陆，脑中不禁涌出了“一任朱帘闲不卷，终日谁来”的诗句，轮船徐徐开动，陈果夫长长叹了口气，一股无名的惆怅在袭击着他的心。
12月7日下午，陈果夫抵达台湾基隆港口，上岸后，再坐上火车，8日到达台中市，住进双十路8号一间公寓，他在这里度过了一年多的岁月。
蒋介石与二陈都希望通过党团合并来弥合CC派与太子派的矛盾，但这种形式上的合并却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国内形势继续朝着不利于国民党的方向发展。到1949年1月，国民党陷入军事总溃败、经济总崩溃、政治总危机之中，在此困境下，美国支持桂系加强了倒蒋活动。蒋介石多次请求美国给予援助，均遭美国拒绝，后又派宋美龄赴美活动，也一无所获。与此同时，国内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不失时机地发动了逼蒋下台的攻势。
面对重重危机，蒋介石在接连碰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月16日召开国民党要人及民社党、青年党代表开会，商讨对策，一些人主张“政府迅速向中共求和”，邵力子“公然主张无条件投降”。陈立夫也参加了会议，他虽然坚决反对投降，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坚持到底，但却是色厉内荏，他对目前的形势也没有把握，认为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已无能为力，他的下野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了。
1月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政务会议，决定“愿与共方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谈判”。与此相呼应，社会舆论一致提出“非蒋介石下野，则和谈不能进行”，时局至此，蒋介石深感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便于1月21日发表“引退”声明，提出“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随后回奉化溪口老家。
蒋介石的下野，使二陈似乎已看到了国民党的最后失败，也感到自己失去靠山，行将走向末路，因此他们深感痛心。
正在台湾养病的陈果夫得蒋介石下野的消息后，十分感慨，他在日记中写道：“蒋先生第三次下野。前二次均有外敌侵入，一般人因而觉悟。这次共军必更深入无疑，而各报对蒋先生之退并无惋惜之口气，人心如此，有何公理。”他对逼蒋下野的李宗仁等桂系人物十分愤慨，认为他们为了自己私利而不顾党国的前途。陈果夫错误地认为，造成今天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插手，“欲过问中国事，竟使中国沦人共党之手，此时虽觉悟，亦已迟矣。”陈果夫始终也不明白，他们之所以失败，是违背了人民的意愿，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因而，不管是美国的支持也好，还是蒋介石重新上台也好，都不能挽救其失败的命运。
二陈虽然对蒋介石的下野痛心疾首，表示自己的忠心，但蒋介石并不感激他们，相反，他认为是二陈坏了他的事。是二陈操纵党务，培植CC派系统，使党内派系重重，矛盾迭出。是二陈搞特务政治，激起天怨人怒，才导致了他的失败。蒋介石根本不愿承认所有这些都是他纵容二陈搞的，他把一切罪责全推到了二陈身上。21日，当蒋介石发表引退声明后，准备乘飞机离开南京时，陈立夫等人为了表示自己对蒋的忠心，前往送行。只见蒋介石铁青着脸，见了陈立夫，气不打一处来，厉声说：“共产党没有打败我，打败我的是自家的国民党。”陈立夫见此，便低下头，不敢再说话。蒋介石还觉不解气，用手指着陈立夫的脸，气冲冲地说：“就是你们一班人”，并愤愤地发誓，再不入中央党部的大门。这是陈立夫跟随蒋介石20多年来，蒋介石第一次在他面前发脾气。陈立夫在众人面前被骂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呆在那儿半晌也说不出话来。
回来后，陈立夫想起被蒋介石痛骂的情景，又是委屈，又是恼恨，心想自己的一切行动都秉承蒋介石的意旨，要说错，首先应错在他老蒋，想不到他下台后，一股怨气都发在自己身上，真是晦气。他饭也不吃，蒙头便睡，好些天都无精打采，见了人也懒得说话，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后来，陈立夫又原谅了蒋介石，因为他离不开蒋介石这座靠山，他专程去了一趟溪口。也许蒋介石觉得上次说话太过火，这次见了陈立夫显得格外亲热，于是陈立夫心中的恼恨也烟消云散。蒋介石要他不与李宗仁合作，要他把CC派、孙科及其他不满李宗仁的党政要人运动起来，拆李的台，造成混乱，他好乘机东山再起。
陈立夫接受密旨回南京后，便开始暗中活动，他劝说孙科将行政院搬到广州，使李宗仁的总统府只剩一块空招牌，对此，李宗仁回忆说：“在蒋氏幕后指挥下，孙科派和CC系就联合一致，共同来陷害我。其第一步就是把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堂堂一个总统府设在南京，而行政院却迁广州，这成何体统，李宗仁又气又恼，他一面打电话给蒋介石，指责他不顾大局、暗中拆台的恶劣行为，一面给孙科打电话，要求行政院立即迁回南京。
蒋介石知道孙科耳朵软，听了几句好话就变卦，怕他顶不住，即令陈立夫急飞广州，稳住孙科，不理睬李宗仁。李宗仁见广州方面按兵不动，知道行政院迁回南京已无望，便使出最后一招，决定在南京召开立法会议，准备搞掉孙科，宣布行政院迁广州是非法的。陈立夫得知消息后冷笑几声，他心中自有主张。他是立法院副院长，对立法院在什么地方开会完全有权决定，李宗仁要在南京开会，他便提出在广州开会，并暗中将很多立法委员接到广州，李宗仁在南京开会的计划落空。在无法可想的情况下，李宗仁只好派张群到广州做说服工作，孙科由于有陈立夫的撑腰，干脆不见张群。李宗仁还是不甘心，只好于2月22日亲赴广州，陈立夫与孙科都到机场见李，李宗仁避开陈立夫，单独找到孙科，向他摊牌：现在华盛顿支持的是南京，不是溪口。孙科考虑再三，权衡利害，终于答应将行政院再迁回南京。陈立夫知道后，气急败坏地直奔孙科官邸，说：“你真糊涂！你知道背后谁在撑腰，他李宗仁能和总裁比吗？”但孙科自认美国支持李宗仁，还是决定迁回南京。陈立夫无可奈何，眼睁睁看着孙科的行政院重回南京，他只能让自己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不回南京仍留广州。
孙科的行政院回南京不久，1949年4月20日晚，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23日，解放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南迁广州。这时，陈立夫知道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不会久远了，他开始布置撤离大陆后的特务行动计划。
正如前面所述，首先，陈立夫派CC派特务骨干朱凌云到香港筹办潜伏特务训练班，计划以香港为据点待大陆解放后，潜回内地进行破坏。其次，派特务到华北去，准备在绥远和北平建立华北潜伏据点，以备将来进行破坏活动。再次，把情报活动的重点从大陆转移到东南亚一带地区，以对大陆造成情报包围圈。对陈立夫的整个特务行动计划，蒋介石十分赞赏，他专拨10万银元作为经费，给予资助。但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这些计划好多都没有成功。
10月14日，广州解放，国民政府匆匆逃往重庆。为了稳定人心，陈立夫也飞抵重庆。因局势紧张，他为安全起见而深居简出。不肯随便露面。
在重庆，陈立夫加紧了布置潜伏特务的工作，他兴致勃勃地准备筹建“大西南指挥中心”，还派一些特务到四川各县去建立根据地，以便同共产党周旋。
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认清主流，晚年的陈立夫在境界上已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民解放军就已逼近重庆。11月14日，蒋介石飞抵重庆，企图作最后顽抗，但也无任何办法，陈立夫后来回忆说：“继而重庆吃紧，共党已侵入外围，钱币一天天贬值，那时共党特务工作比我们做得好，政府的一切行止，他们都清清楚楚，‘兵败如山倒’，蒋公到重庆没多久，政府再从重庆迁到成都去，我也去了，那时乱得可怕，我的汽车也被抢去了。蒋公离开重庆时，座车几乎开不出去，好不容易才开到机场。”12月23日，重庆解放。29日，国民政府西逃成都，以作最后的挣扎。
为了收拾残局，陈立夫也随蒋介石来到成都。他将特务召集起来进行训话，说什么“只要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党国即可复兴”。但这些话也不能维系人心了，大小特务纷纷要求陈立夫安排他们逃往台湾。陈立夫仍然要求他们鼓起勇气，坚持到底。蒋介石到成都后，提出一个新的战略计划，当时有三种构想，一是退守云南，二是固守川西，三是撤到西康。但当时川军将领都不理睬蒋介石。一天，蒋对陈立夫说：“真奇怪，我召集军事会议，一些人都不来了。”陈立夫一听，就预感到要出事了，他认为三种构想已不能实行。当时蒋介石说：“下一步，你和阎院长先飞台湾，我准备去西康。”陈立夫即反对：“不能去那里，刘文辉在那里搞了几十年，他如在机场请总统训话，再来一次西安事变的翻版怎么办呢？”蒋介石沉凝一下说：“那我去云南好了。”陈立夫又表示反对：“卢汉也靠不住，云南绝对去不得。”蒋介石终于打消念头，改派张群去，结果被卢汉扣留，几天后，云南正式宣布脱离蒋政权转向共产党。后来陈立夫十分得意地说他在最后时刻做了对得起蒋介石的三件事：第一是有效地阻止了李宗仁对党政权力的进一步谋取。第二，促成了蒋的复职。第三，救了蒋的性命。
此时，川军将领纷纷起义，人民解放军连克成都以南的简阳、仁寿、乐山等地，切断了国民党的退路。陈立夫见势不妙，虽要别人坚持到底，自己却一分钟也不能坚持，慌忙登上飞机匆匆逃离成都。不料飞机赴台途中，遭遇寒流、驾驶员临时决定返回成都，当飞机缓缓降落时，陈立夫发现城市灯火辉煌，疑为是到了汉口，当时从皮包内取出手枪，准备自杀。旁人觉得奇怪，问明情由，告知是成都，一场虚惊才化为乌有。陈立夫忙问返航原因，才知是同机的阎锡山携带了数十箱金条，负载超重所致。后来，阎锡山减少了卫士，第二天飞机重新起飞，真正要离开大陆了。当飞机穿越群山之间，徘徊于云海之上时，陈立夫的心情格外难受，作为败军之将，他有一种被自己国家抛弃了的感觉，将来的归宿在哪里，将来的命运如何，他自己也不能定，一种“天涯芳草迷归路”的心情油然而起。
第九章 曲终人散，壮心不已
孤岛曲终
当中国大陆欢庆解放，鼓乐高奏，礼炮声声，万众欢颜之际，陈果夫与陈立夫及他们的父亲、家人在台湾孤岛的台中市，在唉声叹气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1950年的台湾，处于一种极度混乱之中。
经济上，台湾全岛面积只有36000多平方公里，山脉占去三分之二，可耕地不及三分之一，人口600万。在一般情况下，人民生活尚能过得去，现在一下子涌来200多万军民，人口压力大增，这就使经济状况本来不太好的台湾陷于生产失调，通货膨胀中。
政治上，国民党大陆政权完蛋，败走孤岛后，各派系互相埋怨，互相争斗，矛盾更加激烈。李宗仁远走美国，蒋介石复出未久，各行政部门残缺不全，一盘散沙，物换星移，人事全非。
军事上，国民党军队虽还剩下60万，但都是败兵残卒，乌合之众，虚张声势有余，正式临战不足，官兵成分五花八门，而且惊魂未定，充满恐惧心理。总之，整个台湾岛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陈立夫到台湾后，还想整理一下旧部，再张昔日雄威，但CC派有的留在大陆，有的逃亡海外，来台的一些CC派人物，有的忙于找房子安排家属，有的不想重操旧业，还有的刚从大陆逃来，余惊尤存，因此一下子很难再成势力。陈立夫面对这倒塌了的CC派乱摊子，不禁发出无可奈何的慨叹，整天在百无聊赖中度日。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复职，他将大陆失败的责任一概推给李宗仁，开始着手收拾残局，苦心经营台湾孤岛。蒋介石认为，台湾目前局势不稳，以前大陆的一套人事显然不适用了，要稳定人心，必须调整人事，因此，他大幅度更换了各级行政人选。其中包括：提拔陈诚担任行政院长，以取代阎锡山。派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提拔年轻的周至柔任国军总参谋长兼空军总司令，非黄埔出身的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仍由桂永清担任，蒋经国为国防部政治部主任。
对于特务工作，蒋介石依然十分重视。还在1949年7月，蒋介石就在高雄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召集人为唐纵，主委周至柔，成员有蒋经国、郑介民、毛人凤等。其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到了1950年，“政治行动委员会”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并规定“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均归其管辖指挥”。实际上，这个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取代了原中统，军统的一切业务。
在蒋介石关于人事变动的所有新任命中，都没有二陈兄弟的份，此时，陈果夫正在重病中，不可胜任工作，但陈立夫却还年轻，仅只50岁，且身体正好，很可干一阵子，而蒋介石不给予他在调整后的政1982年12月22日，陈立夫颁发金鼎图书奖。权中占一席之地，这说明陈立夫在蒋介石心目中已无任何地位了。过去的CC派分子，一部分见陈立夫倒霉，便纷纷改换门庭，投奔蒋经国的门下，一部分无门可投的便似无娘的孩子，没有着落。而此时，陈诚、蒋经国已统一了原军人势力和团派势力形成绝对优势，CC派锋芒尽揠，锐气尽消，从此一蹶不振。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台湾岛内一片惊慌，蒋介石宣布台湾进入战时状态。6月初，“战时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宣称要“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台湾岛上再次笼罩恐怖气氛。后来，朝鲜战争爆发，这种气氛才逐渐冲淡。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开始考虑如何整饬政治，以匡系人心，早在1949年的岁末，蒋介石就反省了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国民党本身的腐败，“党内不能团结一致，同志之间，派系分歧，利害摩擦，违反党纪，败坏党德，以至整个的党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党乘机一击，遂致全盘瓦解，彻底崩溃”。因此，需要彻底改造国民党。基于这一目的，1950年1月，蒋介石便一手操纵成立了“国民党改造研究小组”，加快了国民党改造的步伐。
蒋经国、陈诚的势力逐步强大后，便开始向一蹶不振的CC系发动总攻击，他们提出必须对大陆失败的责任进行清算。陈诚首先向陈立夫发难，他指使在立法院的青年团委员提出一个议案，要求扩大行政院职权，削减立法院的权限，结果，陈立夫组织反击，在立法院会议上否决了这一提案。陈诚知道后大发脾气，愤怒地说：“他们一定是CC派，现在这个行政院长，除了陈立夫之外，没人能干得了，我不干了！”陈诚知道自己光有军方力量还不行，必须联合蒋经国才能赶走陈立夫，不然，自己没有出头之日。为此，蒋经国、陈诚大造舆论，认为大陆的失败是党的失败，党的失败是CC派的失败，作为CC派的首领，二陈兄弟应对失败负责。在此攻势下，清算二陈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950年7月12日，在台湾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240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实施本党改造，清算CC派。在此情况下，陈立夫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也表示赞成改造党，他向蒋介石说：“从本党历史看来，每次挫败后，急应把党改造一下，以期重振革命精神。”并主动承担责任，说：“党没办好及一块缺失，最好把责任推给我们两兄弟，将来改造后，我兄弟二人亦不必参加，庶几总裁可以重振旗鼓。”陈立夫一番先入为主的陈言，倒使蒋介石有些为难，下不了抛弃二陈的决心。
但陈立夫手下的人却不懂其中的玄机，企图给蒋以压力，阻止改造党。在一次中央委员谈话会议中，李宗黄等表示：“我们的意思是认为本党之改造，至为必须的，最好是由干部作建议，请总裁决定执行，免得总裁为难，而且亦合乎民主。”蒋介石一听勃然大怒，深恐改造大事一经讨论便节外生枝，愤然斥责道：“你们如果不要我来改造党，你们跟陈立夫去好了？”蒋认为陈立夫嘴上说得好听，暗地指使人反对他改造党。对此，蒋介石也不得不作认真考虑，他与二陈的关系虽然渊源深远，但在日前情况，他深知，要渡过难关，必须倚恃忠心的军队和美国的援助，他不能得罪军方实力派陈诚，也不能为了二陈而失却美国的援助，因为美国人对二陈，特别是对陈立夫十分反感。同时，他要将大权传给儿子蒋经国，而不赶走CC派势力，就不能铲除蒋经国当权的阻力，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蒋介石决定抛弃二陈。
7月22日，蒋介石在台北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通过《本党改造之措施及其程序》，会议决定授权蒋介石遴选15~20人组成中央改造委员会，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均停止行使职权。7月26日，蒋介石发表演说，声称国民党在大陆造成失败，必须自我检讨，说如不彻底改造，将有亡党危机。他提出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负责重组国民党，过去庞大的组织由大改小，撤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改以中央评议会代替。他宣布了酝酿已久的国民党改造方案和新的中央改造委员会，中央评议会委员名单。
新成立的中央改造委员会由陈诚、蒋经国、谷正纲、张其昀、张道藩、胡健中、陈雪屏等16人担任委员，中央评议会聘任吴敬恒、居正、于右任等25人为委员。在16人的改造委员会中，二陈兄弟均未上榜，CC派中仅张道藩列名其中。25人的中央评议会委员中，也仅只病入膏肓的陈果夫一人列名其中，从以上安排中，已经可以闻到人事倾轧的浓浓的火药味了。
国民党这次改造的结果，首当其冲地解除了陈果夫与陈立夫为代表的CC系的“党治”大权。二陈执掌国民党党权长达20多年，权力膨胀造成了绝对的腐化，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又主持国民党中央财委，担任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董事长，大肆敛财，使国民党集贪污腐化于一身，就连与他们关系一直很好的陈布雷生前对他们也有意见，说：“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总比较清白，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一样，在抢肉骨头。他们也接收，他们也争，他们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唯恐学不到孔宋。”陈布雷当然看不到，CC派的腐败实质上是国民党的腐败。现在，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了，CC派便成为被攻击的主要目标，代替整个国民党、代替蒋介石负起了大陆失败的整个责任，他们被排斥在权力之外。从此，二陈在国民党中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他们所领导的CC派开始成为一个历史上的名词。
陈果夫与陈立夫以反共开始，为巩固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想到蒋介石为开脱自己，竟将在大陆失败的责任全推到他们身上，为了传位给儿子，又将他们一脚踢开，心中不免又气又恼，又怨又恨，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又不好发泄，只得寻找机会，借题发挥。
病中的陈果夫受此打击，病情越益加重，遵医生嘱咐，不可说话，陈果夫痛苦难言，以此为题，作了一首哑巴歌，歌词曰：“哑巴哥，说不出话真痛苦……听得人家说话，肚里更加不开心，若闻笑骂声，面孔胀得红又青，摩拳擦掌，胆小不敢争。有时候像煞吃过黄连嘴里苦，有时候像煞受了冤屈没处伸。哑巴哥，不能说话苦得很。”这哪里是写自己的病情，分明是受了陈诚、蒋经国的攻击，得不到蒋介石信任时自己委屈、苦痛心情的一种曲折反映，也是对蒋介石的一种无力的抗争。
当然，陈果夫在表面上也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他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合法、合情、合理，做成大事。轻权、轻利、轻名，修得长生”，以为警戒，似乎他把名利看的十分淡薄，但内心总是觉得不舒服，有时又不免大发牢骚。8月20日，张道藩来访，陈果夫见了老部下，顿觉十分亲切，张道藩虽然名列改造委员会委员，但CC派既然完蛋，他也只是一种摆设，大权实为陈诚、蒋经国在握，二人见面，都有一种惺惺惜惺惺之感。二人谈起台湾政局，又不免议论起陈诚与蒋经国来，陈果夫又是一阵冒火，张道藩即劝他此种情况下以不多说话为佳，陈果夫仍然不能平静下来，他说：“有关国家前途之事，此时不言，实在有点忍不住。”但不管陈果夫发牢骚也好，借机讽喻也好，他们政治上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陈立夫与陈果夫不同，他对蒋家政权，既有不满的言语，更有不满的行动。他还年轻，身体也还可以，他似乎要对自己过去的一切，不管是辉煌的也好、是肮脏的也好，进行冷静的思考和反省，他要躲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他也似乎看穿了自己曾经从事过的，现在又抛弃了自己的“政治”，他觉得台湾这小小的岛屿没有自己的立身之地，多有“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之慨，他要离开台湾，离开“政治”，远走重洋。他向蒋介石表明了自己的打算，他诚恳而坚决地说：“我受总统熏陶25年，但我很惭愧，没什么表现，很感罪戾。我出国了，今后一切政治问题，请勿再找我，我一向对此不感兴趣……”言语之间，一半是哀怨，一半是愤懑。
陈果夫知道弟弟要离开自己、出走异国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感伤，这一去可不像当年留学美国，几年后还会回来，他知道陈立夫的性格，这一去再不会回来了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支持陈立夫远走高飞，台湾的现实他比谁都清楚，人事倾轧，残酷无情，陈诚、蒋经国已露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因而离开台湾是最好的选择。但他知道自己病情日益沉重，将不久于人世了，这次离别将是兄弟间永久的诀别。8月3日，陈果夫顾不得病痛之苦，爬起床来，支撑着身体，给陈立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虽也冠冕堂皇地要陈立夫离台到国外后，多“考察研究经济恢复与建设事业”，但更多的却是在平淡的语言中所透露出的他与陈立夫之间的手足深情。
陈立夫在一切都准备好后，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是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这个协会是陈立夫所能坚守的最后一“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叶落归根，晚年的陈立夫极其想回到故乡，以慰相思之苦，可他深知，他不可回。浓浓的思乡情也只有在梦中了。在和会员们见面时，一些CC派分子都劝他不要离开台湾，表示愿意继续跟随他奋斗。这种情谊令陈立夫十分感动，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出走是否正确。但也就在此时，蒋介石派人送给他5万美元，说是作为资助费用，这架势，实际上是赶他快点离台。蒋介石这一举动促使陈立夫下定最后决心，尽早离开台湾。
临行前，为了顾及各方面影响，陈立夫还是专程去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正好外出没回，宋美龄在家。宋美龄知道陈立夫要走了，装出十分亲热的样子，送给他一本《圣经》，关切地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吧，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没想到几句关心的话，倒激起了陈立夫心中无限的怨气，他指着墙上挂的蒋介石肖像，言语低沉，字字含恨地说：“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介石）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耶稣的信任吗？”说得宋美龄一时无话可答，十分尴尬。
1950年8月4日早晨8时，陈立夫偕夫人孙禄卿及一子一女，由台北坐飞机启程。他将先到菲律宾，再由菲律宾飞往法国，转瑞士，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议，开完会后，他将寄居美国，在那里度过他晚年的岁月。这天早晨，到机场送行的有300多人，大多为陈立夫的门生故旧，即CC派同人，也有亲戚朋友，台湾党政要人，这些人中，有的是怀着真心实意的情感来送行，有的是碍于情面，作礼节上的应付，有的则是幸灾乐祸。总之，300多人的送行场面，既壮观，也热闹。但对于陈立夫来说，此时此刻，心中多少滋味，却是难与君说，飞机徐徐升起，他望着那逐渐模糊的人群，逐渐模糊的海岛，突然想到了杜甫的两句诗，“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一种孤独感涌上了心头，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台湾，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他的家乡——吴兴。
溘然长逝
1950年8月5日，也就是陈立夫离开台湾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接替原中央党部职权，挂牌办公。这样，自1926年以来，第一次没有陈氏兄弟参与的国民党中央机构开始运转。此时，留在台湾的陈果夫所有的要职都被拿掉，只保留了3个荣誉性的职务：中央评议委员、交通银行董事、中央银行理事。当然，这些对陈果夫来说，已是无所谓了，因为他已是一步步走近死亡的人了。
最关键的是经济上陷入困境，陈果夫所患的是肺结核与肋膜炎，以及晚年并发的喉结核等，这些病都需要高昂的药费，有些药要到国外去买。过去权高位重，这些问题自然好解决，现在时过境迁，陈果夫开始体验到捉襟见肘的尴尬。刚开始，陈果夫自视清高，不肯仰人鼻息，后来，日子一天天艰难，他才不得不放下架子，给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自己的处境后，提出发给自己兼职董事车马费的要求。赵棣华多年为陈果夫部下，素知他的为人，现在见其亲笔信，知道他实在是困苦不堪，于是亲自将车马费送至府上。同时请台湾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将陈果夫的窘境转告蒋介石。
蒋介石得知陈果夫状况后，似乎有点过意不去，想到当年陈其美对自己的恩情，也想到二陈兄弟对自己的忠心耿耿，同时也为了安慰一下那一些被踢开的老部下的人心，蒋介石当即给陈果夫批了5000银元作为医疗费，另外还批给一笔特别费用，以作紧急之用。1950年10月29日，正逢陈果夫59岁生日，蒋介石带着太子蒋经国亲自前往陈家祝寿，并亲切询问病情及治疗情况。听陈果夫说主要以中医治疗后，蒋介石还劝说“还是西医可靠”，表现出一片关切之情。尽管如此，陈果夫“郁郁苦不展”的心情还是难以抚平。
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再加疾病缠身，他内心极度痛苦，1950年是他最难熬的一年。为了消磨时光，他想写一本回忆录，将他40多年来的经历与主张，如水利、合作、广播、电影、金融、礼俗、医药、卫生、建筑、计划、经济、教育、人事、个人道德、组织、政治制度、世界大同、CC来源、党务、豪门等分门别类写出来。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俾世人嘹我心之所向，与遭谤之由来”、实际上，他是要向蒋介石表白，他是忠于蒋介石，忠心耿耿为蒋介石办事的，希望以此让蒋介石能发恻隐之心，对他陈家另眼相待。
他雄心勃勃，希望在短时期内完成这部大型回忆录，但他的病情却是一天天加重。9月份，吐血一直不能停止，断断续续拖了一个多月。后经台中陆军医院副院长徐佐周、外科主任王估、内科主任张协时等到寓所联合会诊，方才止住，但体质已比前大为虚弱。
一位亦师亦友的伙伴，一位相随一生的恋人。
9月份，张静江在美国纽约病故，消息传来，陈果夫又是一阵感伤，不禁想起当年在上海办交易所时二人亲密相处、大革命时期二人过从甚密的情谊，便勉强支撑起床，写了一篇《纪念静江先生》的短文，交《中央日报》发表。不久，他的故友赵棣华、张简齐、俞松筠等相继谢世，更添几分惆怅，不觉有一种“杜曲晚耆旧，四郊多白杨”的感觉，他感到死神也在慢慢向他逼近。
陈果夫虽然躺在病床上，他还是比较注意大陆及海外各方面的情况。12月，他得知大陆方面召开中医药会议，很是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党各方对此似比吾人在京时更为重视。”这在当时海峡两岸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陈果夫的态度应该说是客观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1950年年底，陈果夫完成了回忆录之一《苏政回忆》，他似乎松了口气，自觉精神状态还好，准备到了第二年，再写其他方面的回忆录。12月31日，陈果夫坐在床上静默沉思，很多往事都涌上心头。每年的最后一天，他总有回顾一年工作的习惯，这一年，他似乎感慨更多。回首往事，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大概的总结，认为他自己在好多方面做到了超凡脱俗，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住繁华都市多年，未尚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二）管钱始终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三）读书未尚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四）管人事不作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五）做官未尚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悻进之图。始终保持平民本色。（六）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七）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八）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客观地说，陈果夫为自己所作的这个总结，有些还是公允的，如第一条、第三条、第八条，陈果夫基本上是做到了。但其他各条，却是自欺欺人的，不爱钱吗？不植党吗？不作威、不作福吗？不作固位之想，没有倖进之图吗？陈果夫的一生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解。
1951年1月22日，陈果夫由台中市迁往台北市，住青田街一幢公寓楼。到台北后，延医购药比以前方便多了，这对医病确实有利。但来访客人却比以前增多，这又不利于病人的休息。而且台北是整个台岛的政治中心，陈果夫处于政治失意中，觉得不可像在台中那样说话随便。一天，有位来客开玩笑说：“台中天高”，陈果夫马上接道：“皇帝远！”这一幽默的对答曲折地反映了陈果夫在台中的自由心境及在台北的谨慎处世态度。
6月至7月间，台北天气酷热无比，处于病中的陈果夫觉得十分难受，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时，时间稍长一点便不能支持，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病床上，体温总在摄氏38度左右，而且肺部“脓愈多，心脏亦渐弱，自12日起，由吴迪、林茂生商定用PAS，一面服，一面由旧创口射入，每针药水原为10CC。但初次仅打2CC，约3刻钟后，咳嗽味苦，可见其已入空洞矣。14日注射4CC，越10余分钟，咳嗽甚烈，吐出苦水苦痰，有时几乎转不过气。”
8月18日，经医生用X光拍照，证实结核菌已由左肺侵入右肺，并由右肺侵入血管，再由血管侵入脑后，其生命已经处于垂危时期。陈果夫知道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一种“日觉死生忙”的感觉悄然升起。但他还关心着台湾的政局，还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他将自己经过长期考虑的对国民党、对政府、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挣扎着起床，由人搀扶着，写于纸上，名曰“诤谏之文”，派人呈送蒋介石，以表明他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一片忠心。
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病势急转，体温骤然增高，口中发出呓语，到下午2时后，便进入昏迷状态，体温高达摄氏40.5度，医生匆匆赶到，进行紧急会诊后，便觉再无回天之力，延至4时52分，陈果夫溘然长逝，终年60岁。
陈果夫死了，他是在愁思重重而又强作欢颜的复杂情感中离开人世的。在他60年的岁月中，在他从家乡吴兴出发直到台湾海岛的漫长人生轨迹中，他对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无疑是做了一些好事的，如在辛亥革命中，他积极参加反清斗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抗战时期，他主张抗日，主张国共合作，为时人所称道。在主持苏政时期，他治理淮河、整治民风吏治，多少对人民是有益的。但陈果夫把自己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顽固地反共反人民，为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尽心尽力，到头来，不仅不能有所成就，相反为蒋介石所抛弃，成为一个悲剧式的人物，这是陈果夫所不能预料到的。
国民党蒋介石虽然对陈果夫已不再信任，但人已经死了，也得装模作样地表示一下哀悼，以安抚其他在台的CC派人物以及一些国民党的元老。在陈果夫逝世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便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推定委员37人，重要人物有陈诚、蒋经国、何应钦、王世杰、吴国祯、周至柔、张道藩等，由CC派骨干洪兰友任总干事。
8月26日，陈果夫的父亲，81岁高龄的陈其业专程从台中赶至台北护丧。26日、27日蒋介石两次到存放遗体的极乐殡仪馆吊唁，他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脸上现出哀痛的神情，几度鞠躬，似乎要陈果夫的在天之灵对他予以原谅。同时，蒋介石还送来了亲笔写有“痛失元良”的挽额，可谓仁至义尽了。其他一些国民党上层人物，即使一些原是陈果夫敌手的人，也跟着蒋介石来称赞陈果夫，说他是“标准党人，是北伐到迁台之前的中心人物”，“在党内确有其组织的天才和领导的高度智慧，非常人所能及”等，总之，一夕之间，陈果夫成了千古完人。
蒋介石回来后，还觉不尽满意，9月15日，他亲自颁布了所谓“褒扬令”，称陈果夫“资性弘毅，志行纯笃，缵承革命家风，效忠三民主义，越四十年如一日。”对他民前加入同盟会、参与武昌起义、讨袁、北伐，抗战等一一历数，对他办黄埔军校、主持淮河水利，匡维礼俗，研考卫生、改革地政、倡导合作等一一称道，认为“卓著勖勤”、“均彰相携相守，年老后的爱情融合进了血浓于水的亲情。懋绩”，特别是刻意表彰他“对于共匪倡乱，尤能烛识机先，悉力防杜，冒险犯难，弗渝初志”。以期借陈果夫之死，在台湾岛内掀起反共声浪。但蒋介石越是这样三番五次地哀悼、吊唁、表彰，越是使人感到他的装模作样和虚伪做作，是一套笼络人心的做法。
此时，远在美国的陈立夫得知乃兄逝世的消息后，悲从中来，但他没得到蒋介石的许可，不敢贸然返台参加葬礼，只能独处异乡、洒泪遥祭。
陈果夫的墓地选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右侧一块山地上，这里环境幽静，景色秀美，是十分理想的地方。但陈果夫倘若地下有知，也并不会中意的，他倒是喜欢他的家乡浙江吴兴，莫干山的娴雅多姿，太湖水的浩瀚无际，这是他始终萦怀于心的。他曾经写过一首名为“故乡”的诗：“我希望我的故乡，山河无恙。我希望我的故乡，人文发扬。我希望我的故乡，腥膻洗尽，从此无人敢侵略。我希望我的故乡，爱我如慈母，不让我飘泊他乡，我爱我的故乡，我永远不愿离开我的故乡。”诗行中，跳跃着他爱故乡的乡心，诗韵里，寄托着他爱故乡的乡情，可现在，他却离开了他的故乡。秀丽的观音山和浩瀚的太湖虽然都是中国的锦绣山河，但茫茫的海峡却将它们隔成两个天地。尽管吴兴已是山河无恙，人文发扬，腥膻洗尽，无人敢侵略，而陈果夫只能抛骨异乡。
1951年11月4日，陈果夫灵柩在观音山墓地举行了安厝典礼，鼓乐声中，一代特务政治的始作俑者就长眠在这里。
客居异国
陈立夫曾于1948年参加过一次世界道德重整年会，那次是由美国参众两院45位议员联名邀请，何等荣耀之至。而今才过两年，陈立夫已是被人抛弃的败军之将，由于当时瑞上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不欢迎陈立夫，使之连入境都成困难，后由世界道德重整会议担保才予签证。两次开会，待遇有如云泥之隔，陈立夫不由感慨万端。因此，会议开完，他便搭乘一艘英国邮轮，前往美国，并决计长住那里。
陈立夫到了美国，说是要息影政治，但真要远离政治又谈何容易，长期以来形成的立场、观念，要改变却并非易事，“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