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38年3月，蒋介石经过反复考虑后，拟定了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成员的名单，由于陈立夫的卖力工作，他被蒋介石定为筹备委员之一，但却列名于陈诚之后。这种安排使敏感的陈立夫想到，陈诚有可能捷足先登，取得“三青团”领导大权。因此他不能示弱，他与陈果夫商量后，觉得应该加紧活动，以与陈诚争夺“三青团”大权。
3月底，在武昌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意旨，作出决定：“为健全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基础，将预备党员制取消，设立青年团，在统一的组织之下，训练全国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紧接着，在4月6日举行的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经过国民党中央委员们认真讨论，通过了由陈诚、陈布雷、康泽三人起草的《三民主义青年团要旨案》。这个文件规定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政治纲领、组织形式等，该文件称：“为全国青年意志之统一，能力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之力量起见，依照本章第五条之规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规定：“青年团设团长一人，以本党总裁兼任之”。“青年团之干部由团长指派之”。这样，蒋介石成了三青团的太上皇，他可以指挥三青团的一切活动。蒋介石成立三青团的本意，是为了解除国民党内各种小组织和派别，将各种势力统一在自己的指挥下，现在国民党通过了成立三青团的决议，实际上也就赋予了蒋介石大刀阔斧剪除各种派系的权力。五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便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名正言顺地下令解散党内一切小组织，以尽快实现国民党内的统一。
蒋介石命令下达后，陈立夫确实感到为难，对于他与其兄陈果夫苦心经营的小组织，他实在难得割爱，但为了在三青团正式成立时，能捞取重要职务，特别是要压倒陈诚，他又不能不服从命令，解散组织，以获得蒋介石的信任。因此，他在与陈果夫经过密商后，决定尽快作出响应蒋介石命令的姿态，将过去的秘密小组织解散。
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善后安排后，二陈在汉口召集原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及青天白日团成员大约500人开会，由陈立夫主持会议，陈果夫作报告，陈果夫在对过去两组织的工作简单地回顾后，便以低沉的语调宣布：当初组织同志会及青白团有两个目的，一是“拥戴蒋总裁为国民党唯一领袖”，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使命已经完成。二是“反共”、“安内”，现在形势发生变化，抗日军兴，国共又开始合作，这项任务也算告一段落。现在中央决定成立三青团，蒋总裁也下令解散国民党内一切小组织，遵照中央决议和总裁命令，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即日予以解散，青白团因早就取消，所以勿须解散。同志会有关报刊停止出版，经费停止发出，现在出席会议的是同志会的骨干，望传达给所属成员。
陈果夫的话在会场上引起了极大的波澜，他的话还没讲完，当场就有一些CC派死硬分子起哄叫嚷，有的叫：“共产党不停止组织活动，我们却自己解散，这岂不是束手待毙！”有的喊：“复兴社新国民党不解散，我们却早早解散，太傻了。”有的干脆站到椅子上大叫：“我们不解散，我们就是不解散，我们解散了，找谁要饭吃。”吵吵嚷嚷，煞是热闹，一时不可开交。
其实，这些吵闹者怎知他们主子此刻的心情以及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二陈解散同志会并非出于本心，他们只是做个样子给陈诚看、给蒋介石看的，其目的是想抓三青团更大的权。同志会的解散只是解散了表面的形式，而实际上，以二陈为首的CC派已成为一个政治思想的牢固结合体，这个结合体是二陈赖以与蒋介石讨价还价，赖以和国民党其他实力派相争夺的生存基础，岂能真正解体，二陈岂能真正放弃呢？整个抗日战争期间，CC派的特务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其势力还在无限制地膨胀。
蒋介石对二陈这种装模作样的表演心中也是有数的，他也不去认真，因为他还不能没有二陈，也不能没有CC派。同时，二陈在国民党内权势日益增长的事实，蒋介石心中也是有数的，他必须对二陈有所限制，不能使他们权力太大而震主，这是蒋介石用人的一贯原则。因此蒋介石把三青团的大权交给了陈诚，而不是陈立夫。6月下旬，蒋介石拟定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的干事及常务干事名单，陈立夫虽然也列为24名干事之一，并成为常务干事，但在9名常务干事中排在陈诚之后列第二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三青团是陈诚的而不是陈家兄弟的。果然，陈诚被蒋介石指定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为三青团负各方全权责任。
陈立夫的心一下子凉透了，想不到他为筹组三民主义青年团东奔西跑，上蹿下跳，还忍痛割爱解散了自己的小组，谁知这些都不能取得蒋介石的欢心，大半年的辛苦竟为他人作了嫁衣裳，真是伤心之至。但陈立夫是不敢去得罪蒋介石的，更不敢与之作对，心中尽管有无限的怨恨，表面上却装得无事一样，兄弟俩私下谈起，也只好自认晦气。
193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在武昌湖北省议会正式成立。这天，当上了书记长的陈诚好不得意，率领中央临时干事会的全体成员、各处的正副处长、工作人员及第一批入团者，十分庄重地来到会场，由团长蒋介石亲自监视，进行了宣誓仪式。陈立夫心中酸溜溜的，但脸上却是强装笑容，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主意，在与蒋介石一起宣誓时，他的心中却另外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他虽然没有当上三青团的书记长，但自己所掌握的CC派力量是雄厚的，可以指挥CC分子千方百计向三青团渗透，与陈诚比高低、争输赢，一旦将陈诚架空，三青团还愁不是他陈立夫的。
以后，二陈的CC派与陈诚的三青团争夺十分厉害，三青团企图取代CC派，CC派则从各方面攻击三青团，与之争地盘、争地位，并且有大批CC分子向三青团渗透，这一切当然使陈诚伤透了脑筋。不久，随着保卫武汉战事的紧张，陈诚没有太多精力放在三青团上面，便由朱家骅代理执掌团务。1940年9月，陈诚正式辞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一职，一切重大事务概由朱家骅处理，这使陈立夫着实高兴了一阵，以为三青团大权正逐渐向他倾斜。但蒋介石并没有遂二陈的心意，以后，书记长又换成张治中，最后，竟传给了儿子蒋经国。这样，二陈只好望洋兴叹，从此，对三青团这一诱人的权柄，二陈再也没有力量去角逐，再也没有胆量去问鼎了。
孔祥熙，国民党的“财神爷”，贪婪无比，终于引起激愤，而远走美国。
特务政治
陈立夫插手三青团的企图落空后，便一心一意经营中统局，他虽然不是中统局长，但局内的整个班底都是他过去特工总部的一套人马，陈立夫便暗中进行操纵，指挥这帮CC派特务干下了大量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促成下形成的。合作后，蒋介石并没有真正放弃反共政策，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战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再加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了诱降政策，所以蒋介石的反共倾向也日益显露出来。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就提出：“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还说：“我们对中共不好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他们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这实际上就是号召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与共产党斗争。
陈立夫对蒋介石的话心领神会，他觉得光在中央全会上讲反共，下面各级党部及一些国民党员不能领会精神，也不知怎样反共，必须制定一个反共的文件，拟定具体方法，发到国民党各基层组织，这样才能动员整个国民党一起反共。因此，陈立夫向蒋介石献计，搞一个“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发到国民党基层党部，这个建议颇得蒋介石的赞许，他们通过商定后，将草拟文件的任务交给陈立夫的亲信徐恩曾办理。
徐恩曾接受任务后，闭门谢客，一人在家日夜思考、写作，不几天，便拟订了初稿，然后交陈立夫审阅，陈立夫看后，即带着徐恩曾一起送交蒋介石，蒋介石看后提出了修改意见，直接由陈立夫带回修改。陈立夫便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对初稿一字一句进行斟酌、修改，完成后再呈蒋最后审定。这一次，蒋介石看后十分满意，当即指示发出，这样，反共文件《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便出笼了。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以绝密文件发至国民党各基层党部、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也转发，一直发到县级。
《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以反共为主要内容，该文件称：“查共产党在本党权利所及之区尤能猖獗活动长足发展，考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本党组织工作不健全而予人以可乘之机实为主要因素”。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文件规定，各地民众和人民团体均应接受国民党的领导，特别是对共产党活动的地区要严格防制，实行联保连坐法，“使人民不敢与异党分子接近而受其利用”，还要求：“各地党部及军政机关对于异党之非法活动应采取严格防制政策，不可放弃职守，纵因此而发生摩擦，设非出于本党之过分与不是，亦应无所避忌”。如果有以共产党或八路军与新四军等名义组织武装队伍者，“当地驻军得随时派兵解散，不得有误”，“如发现有宣传阶级斗争、鼓动抗租抗税、罢课罢工、破坏保甲、扰乱治安者，无论其假任何名义，应一律依法从严制裁”等等。
《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制定与下发，实际上是国民党对党政军各级组织发出了号召，要他们从各个方面，采取各种手段，加紧防共、反共活动。
为了更好地发挥CC特务在反共中的作用。二陈经过商定，报蒋介石批准，开始在全国建立“党员调查网”，使之成为“中统”的外围组织。于是，中统特务在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学校、工商界、军队中收罗了大批国民党员作为“调查网”成员，要他们在中统局的统一指挥下进行所谓调查，而且向他们交代，调查的首要对象是共产党。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广泛调查后，结果令二陈兄弟大失所望，在所有调查材料中，告发国民党中贪污渎职的材料几乎占80%，揭露国民党中投降叛敌、汉奸嫌疑的占12%，而诬人为共产党或共产党嫌疑的不到10%。实指望通过调查搞到共产党的材料，为反共提供证据，谁知竟搞到了国民党自己的头上，这使二陈十分难堪，不好下台，他们一方面将涉及国民党的材料处理掉，另一方面则大骂特务们不中用，要他们重新再搞。但调查去调查来，总是不能使他们满意，以后，二陈对“调查网”再也不感兴趣，经过商量后，决定放弃“调查网”，于是向蒋介石建议，将最初准备对共产党使用的这张“网”移交给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冷衙门。这样，一场调查共产党的闹剧刚刚开场便匆匆降下了帷幕。
为了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二陈专门把徐恩曾找去授机宜，明确告诉他，中统的主要任务是反共，不要再去注意国民党内的贪污、投敌等问题。徐恩曾回来后也鹦鹉学舌地向特务们训示：“抗日是暂时的，次要的。反共是长期的、根本的，第一位的”，“反共，消灭共产党，是我们的历史任务”等。
特务们经过训示后，似乎开了窍，便想尽各种办法去反共，虽然在一个时期内，表面上他们不像抗战前那样公开逮捕、杀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了，但暗地里的反共活动却是始终存在。如共产党人车耀先，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组织了“星芒社”，办起了《大声周刊》、《国难三日刊》等，鼓动群众参军参战。中统特务为了破坏该组织，伪装进步，打入“星芒社”，然后进行分化活动，并录制了参加这个组织的大批积极分子的黑名单，1939年以后，这些同志大部分被特务逮捕杀害。
1942年，中统特务还对中共中央南方局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破坏，南方局领导人之一廖承志及多数工作干部及电台工作人员均被逮捕，人数达300多，使共产党遭受很大损失。廖承志被关进集中营，受尽了折磨，到1945年才转解重庆。蒋介石对这一起破坏十分高兴，除表扬陈立夫外，还给直接指挥这一行动的徐恩曾一大笔奖金。
二陈对特务们的破坏行动十分欣赏，但对其破坏手法还不满意。陈果夫在中央政治学校所在地南温泉私宅养病时，就时常把中统特务万大铉叫去，进行训示。这样，由陈果夫口授、万大铉执笔，历时两个月，写出了《党员调查工作须知》，作为对特务进行训练的教材，里面所传授的，就是如何在调查的幌子下进行反共的各种办法。特务们按此受训后，都受“益”不浅。
陈立夫则认为，在进行反共的特务活动时，不能光靠硬性蛮干，还必须用软的办法，重要的是从思想宣传方面人手，通过舆论宣传，在潜移默化中破坏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崇高威信，他认为这比抓几个共产党人、破坏几个共产党组织的效果更大，陈立夫经常对特务们说：“戴雨农（即戴笠）喜欢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还要情报工作技术有啥用场？”他要求特务们了解共产党的理论、研究共产党的理论，使用共产党的方法，达到以伪乱真的程度，然后以售其奸。
在陈立夫的指示下，一些中统特务采取捏造假事实的办法，写出了大量小册子，污蔑共产党，丑化解放区，以欺骗一些思想单纯的青年，使其迷失方向。当时发行最多的什么《延安归来》、《陕北见闻》等，就属这一类造谣污蔑的宣传物。为了加强这种宣传，陈果夫还命一些中统特务在重庆南温泉开设了一个书店，用“文化服务社南温泉门市部”的招牌做生意，专门兜售这类反共小册子，并对青年学生进行监督、迫害等特务活动。
为了进一步指导中统特务进行反共宣传活动，陈立夫还关在家里冥思苦想，写了一篇《宣传工作刍议》的文章，指定为特务们的必读材料，该文以和特务们谈心的形式，提出了做宣传工作的八条原则：第一，不能正面自吹自捧和正面骂人，如果这样，有时候恰好是帮对方做宣传。第二，拿出事实来，揭开对方的一角幕布给民众看，不要做大文章，少用形容词。第三，多研究心理学。第四，不要使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否则会弄巧成拙。第五，宣传者的语言和行动要符合本身情况。第六，就地物色助手，平时多做准备。第七，不要使花瓶空着，没有鲜花也得插假花。第八，宣传品不可滥发。
陈立夫说的冠冕堂皇，用心却极为险恶，但可惜的是特务们并不都能做到，如不能正面自吹自捧，国民党本身实行的是独裁专制，他们要把一切党派压下去，实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不自吹自捧能行吗？再如拿事实出来，揭开对方的一角幕布给民众看，特务们所进行的就是鼠窃狗偷的活动，国民党蒋介石在反共的时候，根据不管什么正义、良心和道德，这叫特务们到哪里去找什么“事实”来攻击光明磊落的中国共产党呢？他们只能采取捏造事实、造谣惑众的办法而得逞于一时，在人民揭开谎言后，一切大白于天下，倒是暴露了特务们自己丑恶的真面目。还有如宣传者的语言和行动要符合本身情况，这些特务们更是办不到，他们要造谣，只能是造谣的语言，他们要破坏，只能有破坏的行动，怎能去符合宣传者本身的情况呢？陈立夫也太难为特务们了。
中统特务搞宣传不行，盯梢、绑架、捕人，倒是他们的真本事，这种恐怖的特务政治，使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
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一直在这里领导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陈立夫为了监视周恩来的行动，便在周的住宅曾家岩50号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化龙桥附近分别设立了特务监督哨。陈立夫交给特务的任务是：记录这两处出入人员的姓名、来去时间、所乘汽车及单车牌号等，如遇有陌生的人出入，便进行盯梢、跟踪，了解其姓名、住址、身份，必要时实行逮捕。陈果夫对这两处监督哨十分重视，他要求担任监视的特务一定勤手勤脚勤脑，随时记录，随时整理，逐日汇报到中统局，南局再送他本人过目，他如认为有重要价值的情报，再呈报蒋介石。这两处特务监督哨数年如一日，一直进行特务活动，到周恩来离开重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撤销为止，从未间断过监视。不光对中国共产党，对其他一些亲近中共的民主进步人士，二陈也采取过监视行动，如1943年，曾对沈雁冰、萨空了、陈此生等人实行过类似的监督。
在其他地方，中统特务常常是便衣便装，夹杂在人群中，对广大人民的言论、行动进行监督，发现有倾向共产党、不满当局、进行抗日的人，即行绑架、逮捕，直至暗杀，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常常是不明不白地死去，莫名其妙地失踪。“万千逻卒列街衢，偶语宁辞杀不辜”，这就是当时恐怖的特务政治的真实写照。
第八章 不择手段搞金融，露出罪恶的脸面
入农行苦心经营
1940年，对于陈果夫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他在主掌国民党党务的同时，开始插手金融界。
2月，蒋介石致函四联总处（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秘书长徐堪、副秘书长徐柏园，命令银行发放农贷必须与地方政府及各级党部合作，提出“此可尽量利用县的党政机关之人员使之有事可做，而使党政机关有积极精神从事工作，不致如过去之消极也。关于党方联系，可约陈果夫、朱骝先、谷正纲、康泽诸同志参加之，并可以陈果夫同志为四行机构内设计指导负责人之一也。5月24日，蒋介石再次下令，农贷必须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办理农贷人员应尽量利用国民党党员及三青团团员。各级合作金融及贷放机关主办人员应切实负责。蒋介石突然将与金融毫不相干的陈果夫提出来，这对陈果夫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消息，说明蒋介石将给陈果夫在金融界的一席之地。”
陈果夫虽然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经营钱庄，由于开办证券交易所失败，饱尝了金融世界的甜酸苦辣，曾决心不再与金钱打交道，但思想深处却总是“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特别是在办党务中，更加体会到金钱的重要，因此，插手金融界的欲望一天甚似一天。但他却冠冕堂皇地把掌握金钱、人人发财说成是孙中山的思想，他曾说：“我曾经记得总理在某年元旦的一天，对同志与民众演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普通的一句俗语：‘恭喜发财’。为什么总理也要说这一句话呢？因为总理生平所注重的是民生，要使大家能够发财。”
同时，陈果夫还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发展，必须要有强大的资金做后盾，这样，金融事业的发展就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导，他说：“金融制度为国家之心脏，心脏衰弱，则身体难臻健康。金融制度不健全，国家基础亦难以巩固。”因此，无论个人的发财也好，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好，都与金融息息相关。陈果夫更加对金融感兴趣，总想以各种办法进入金融界，以重温当年在上海办金融的旧梦。
乘风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1927年，陈果夫曾与他原来在上海学德语的老师薛仙舟、叶楚维等三人创办了江苏省农民银行，其宗旨为推行农村合作，调剂农业经济，但在业务上常与江苏省银行发生冲突和矛盾。1932年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后，以行政上的职权对江苏省银行限定了业务范围，规定该银行只能以工商业为对象，并更换了该行的总经理。从此，这家所谓的省银行再也不敢与江苏省农民银行争锋，除工商以外的一切业务均为省农民银行占有。江苏省农民银行在陈果夫的行政保护下，以征收农村两角亩捐为资本，后来又在江北发行流通券，在全省发行仓库券，而逐渐发展起来，基层分支机构达78处，遍布全省61个县，成为江苏省第一大银行。
陈果夫从办江苏省农民银行中尝到了甜头，他还想求得更大的发展。因为江苏省农民银行毕竟只是一个省级银行，为求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向国家银行渗透。但在当时，中国、中央、交通三大银行已是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天下，他即使有再大的本事也休想染指丝毫，于是，陈果夫便把眼睛盯向了中国农民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的前身是国民党“剿总”内部设立的一个农村金融救济处。1932年，蒋介石在对中央红军第三次“围剿”遭到失败后，为了准备第四次“围剿”，从经济上支持地主还乡，稳定其在农村的统治，便于11月在其“剿总”内部成立了农村金融救济处。1933年，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又遭失败，为了发动第五次“围剿”，便于3月在农村金融救济处的基础上特许设立了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蒋介石对四省农民银行极为关注，亲自任命郭外峰为总经理，并命令从鸦片税项下拨款250万元作为股金，以利开展活动。1934年10月，随着工农红军战略性的大转移，蒋介石“觉得仅有四省农民银行不足以济事，于是乃将四省农民银行改为中国农民银行”。1935年4月1日，中国农民银行正式成立，董事长孔祥熙，常务董事周佩箴、徐桴、周苍柏，总经理由33岁的原中央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徐继庄担任。中国农民银行成立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其机构的扩展之快异乎寻常，到1937年，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达87处，它依仗其享有军事护照和军用交通权，为所欲为，资金得到飞速的发展，其业务范围主要有：垫支军费、调运军饷、救济地主、开设典当、支付特务费用、滥发钞票等。
陈果夫开始是想另起炉灶，与农民银行平分秋色，最后达到挤垮农民银行、取而代之的目的。抗战期间，陈果夫指使其亲信肖铮等人进行筹备，企图搞一个所谓“土地银行”，1940年9月，肖铮等12人向国民党中央提议：“拟请设立中国土地银行，以促进土地改革，实现平均地权，活泼农村金融，改善土地利用案。”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来者不善，这是和中国农民银行唱对台戏，正担任农民银行董事长的孔祥熙首先反对，宋子文派的人也群起反对，蒋介石心中也十分不快，便以众人反对的借口不予批准。于是，组建“土地银行”的方案便告搁浅。蒋介石为了安慰陈果夫，便下令在中国农民银行内设立土地金融处，由陈果夫直接派CC派人物主持。这样，陈果夫总算在农民银行内捞到了一块地盘，心中的气才稍稍平了些。
没想到设立土地金融处倒给陈果夫以新的启示，他想，另起炉灶目标太大，是不可行的了，现在只有采取逐步驾空农行，以达到最后独占农行的目的。以后，陈果夫便多次发表有关农村金融的谈话，并向蒋介石表示愿从事农行事业的心迹，此时，蒋介石也认为孔祥熙财力太大，需要给予限制，因此，也有意让陈果夫渗透进来，以分散孔祥熙在农行的权力。1940年10月，蒋介石决定中国农民银行董事会进行改组扩充，按蒋介石的原意，准备让陈果夫担任农民银行常务董事，后来又考虑到不能让他一下子权力太大，到临时发表时，突然改变主意，只让陈果夫当了董事，而常务董务则让其三叔陈其采担任，陈果夫虽然心中有些不快，但总的来说还是满意的，因为CC的大势已去，陈立夫只有无限伤感，却无可奈何。他毕竟成了农行董事会七个董事之一，跻身于农行高层决策者，而常务董事陈其采是他自家的叔叔，今后慢慢推进，不愁农行不是他陈家的天下。
在董事会举行就职仪式那天，陈果夫仍然十分愉快地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春风得意的农行董事长孔祥熙有意要给他一点难堪，他在向大家介绍时说：“陈果夫先生是办党特别有研究的人。”用意十分明显，一个国民党的党务专家却要来从事金融事业，岂不是笑话，陈果夫也不客气，当即把孔祥熙给顶了回去，他说：“我曾经在金融界，不过落伍了约二十年之久。”弦外之音是：别小看人，二十多年前我就是搞金融的，今后当心点。几句话说得孔祥熙倒尴尬起来，只有嘿嘿干笑几声，会场上的人也都明白了陈果夫的来头，心头不禁都紧了起来。
陈果夫果然来者不善，他任农行董事后，便放下手头其他工作，专心投入到农行工作中。不久，蒋介石又任命他为四联总处金融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便以自己独特的身份在农行中独往独来地苦心经营起来。
首先，陈果夫提出统一农贷业务。以前，由于农村金融制度未臻完善，加之政府也无一定方针，所以农村金融机构重复繁乱，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和农本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合作事业管理局都可办理农贷业务。陈果夫认为：要使农民银行发展壮大，一定要把全国农贷业务变成农行一家独营、一家垄断，因此他向行政院提出统一农贷办法，得到行政院的同意。1941年1月，行政院最先命令农本局将原办农贷业务移交中国农民银行接办，至此，成立已近五年的农本局便被赶出了农业金融领域。
1942年，在陈果夫的建议下，蒋介石下达手令，规定从7月1日起：“中、交两行现有之农贷业务，应逐渐收缩，移交农民银行接收办理。”8月31日，中国、交通两银行及中央信托局所有农贷业务，全部移交中国农民银行接管，总计农民银行接收：“（1）贷款本息共298，529，135元6角7分。（2）农贷区域共299县市。（3）农贷机构112所。（4）农贷人员共772人。”这是陈果夫的一大胜利。“自此中国农民银行在法律及事实上已演变成兼管长、中、短期农贷之惟一中央农业银行。其业务以全国为范围，以全国农民为对象，所负使命之重大，百倍于往昔也。”
陈果夫在农民银行有一定实力后，便开始了第二步计划，即将孔祥熙赶走，由他登上董事长的宝座。当时，在农民银行中，孔派人物互相勾结，贪污舞弊，中饱私囊，闹得乌烟瘴气，为了捣孔，陈果夫通过他的特务系统，调查了大量材料，然后抓住这些把柄，于1944年提出了弹劾农民银行信托部贪污舞弊案，由国民政府监察院出面处理。陈果夫的目的是想通过此案，搞掉倾向孔祥熙的总经理顾翊群，让CC派人物当总经理，以驾空孔祥熙，待顾下台，最后赶走孔。可是顾翊群下台后，总经理一职并没有落到CC派手中，而是由蒋介石指定叶琢堂的大女婿李叔明来接替，陈果夫不禁大失所望。于是，将矛头直接指向孔祥熙。原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政府获得美国5亿美元的贷款，蒋介石拿出1亿美元作为基金，让孔祥熙发行所谓“同盟胜利美元公债”，1亿元折合法币20亿元，许诺到期兑付美金。但刚开始人们都不愿购买，孔祥熙只好在政府支持下强行摊派，结果公债价格由20元跌至17元。不久，法币价格低落，美元汇率提高，黑市汇率高达100元合1美金，孔祥熙见有利可图，即停止美元债券销售，将尚未售出的5000万美元债券全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将799万债券以官价卖给所属职员，而孔祥熙一人就独吞350万元美金债券。而此时美元债券已涨至法币250~270元。
即使这样，孔祥熙等人还不满足，还企图将剩余部分再次私分。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孔祥熙等人私分剩余美金公债的消息不胫而走，公众舆论大哗。
陈果夫见时机来到，即借此大加发挥，风助火势，大造舆论，欲将孔祥熙致于死地。但孔后面有蒋介石这棵大树，他是不会倒的，最后只以“分期吐出”所吞款项和辞职了事。陈果夫一看势头不对，再加后来看到政学系俞鸿钧在此案中获利最大，不仅作了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而且农民银行董事长也可能将由他来代理。于是，陈果夫见风使舵，由原来倒孔反转头来拉孔，到处为孔说好话，打圆场，孔祥熙不但不怨恨陈果夫，反倒感激涕零，决计将农民银行让与陈果夫。
1945年9月22日，陈果夫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0月，陈果夫被任命为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兼董事长。11月1日，陈果夫宣布就职，在就职仪式上，农行总经理李叔明向大家宣布：“孔董事长因身体曾经割治，尚未复元，故辞去董事长职务，以便休养……现在本行董事长一职，由党国元老陈果夫先生继任。”这时的陈果夫好不得意，他梦寐以求的独掌中国农民银行的愿望终于达到了，回味着李叔明的“孔董事长因身体曾经割治，尚未复元”几句话，看着出席会议的保养得极好的孔祥熙，暗暗好笑，不禁想到了红楼梦中的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自己也会下台吗？不会的！他心中暗暗地说，不会的！自己一定不会下台，一定要牢牢坐稳董事长这把交椅。
曾经的荣华富贵都随之逝去，留下的只有到异乡去开拓另一番天地。
巧取豪夺
陈果夫主掌中国农民银行后，亲自为农行制定了“清慎勤敏”的行训，并解释说：“一个不取为之清，深筹远虑为之慎，刻苦耐劳谓之勤，注重时效谓之敏。”这四个字，陈果夫真的做到了吗？深筹远虑、刻苦耐劳、注重时效应该说还可以过得去，但真的是一个不取吗？那是自欺欺人的，一个不取，他的农民银行的财富能增长得如此快吗？尽管陈果夫上台后，主动将自己的薪水由每月1200元减至1000元，尽管他亲自制定了《中国农民银行经营方针》18条，强调为中国农民谋福利、为农民服务等，但这都不能说明问题，最重要的是看他在实际工作中对农民是助还是夺，是取还是与。
首先，陈果夫十分清楚，中国农民银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它当初成立，就是为了反共防共，陈果夫现在也不能违背这一初衷，他在农行股东大会上就强调：“本行在民国二十二年创立时，为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至二十四年才扩大改组为农民银行。当时的主要使命，为恢复共匪蹂躏区域的农村经济。其股份虽有官股、商股之别，实际上根本无纯粹的商股。其性质和发展过程与其他国家银行不同。”蒋介石也一直把农民银行作为反共的工具，他要求农行职员必须加入国民党、三青团，陈果夫担任董事后，蒋在给陈果夫的信中，仍然十分强调农行的政治作用，要求农民银行“以经济力量配合乡镇保甲制度组训农民之方法。”以更好地反对共产党。要反共，就必须在经济上支持地主、剥夺农民。
其次，陈果夫千方百计想赶走孔祥熙，主掌农民银行，为的就是发展官僚资本，既要发展官僚资本，怎能一个不取，为农民谋福利呢？
1.发放“农业贷款”，支持地主盘剥农民。
农民银行作为专门的农业银行，中心任务应是农业贷款、土地金融及普通银行业务，其中农业贷款是农民银行一大特权，这是一笔巨额财政专项拨款，一般分为普通贷款和特别贷款，普通贷款用于农业生产、加工、种子、运输、副业等。特别贷款用于茶叶、蚕丝等，一般春荒时贷出，秋收后收回。陈果夫为了牢牢掌握这笔拨款，亲自拟定了“傲款政策”方案，提出优先贷款的原则，对农村的地主、富农、工商业者优先，对官僚资本企业优先，实际上大量资金均进入这些领域。对一般佃农，陈果夫也规定给以贷款，但“佃农自己备有资金1/3以上，欲为自耕农者，应由下级金融机关，依照上级专业金融机关之计划与指示、贷与款项、购买土地。”但当时农村的情况是：佃农生活极端贫困，一无土地、二无生产资料、三无资金，只靠出卖自己的劳力过活，哪有1/3以上的资金呢？农贷实际上是把他们排除在外的。另外，按《中国农民银行农贷办法》规定：发放农贷必须“邀请当地民意机关及有关团体与地方公正士绅、协同办理，以迅事切，并示公开。”这样，农贷发放实际上掌握在当地地主豪绅手中，他们怎会把这种好处让给农民呢？
当然，有些地方更加巧妙，乡长、村长、地主豪绅在信用社向他们放款时，他们也填上农民的名字，而实际上他们自己将贷款扣押。到秋收后收款时，农民莫名其妙地要还款，“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既不愿偿还没有见过面的借款，扣掉的钱已经追不回来了，可是银行的钱仍必须还，最后晦气的当然还是农民”。所以，陈果夫所标榜的这种为农民谋福利的农贷业务，实际上是坑害农民，就连当年国民党金融管理局长李立侠也说，农民银行“所谓支援农业，实际上是支援了地主、豪绅、还乡团”。
陈果夫还以主持苏政时期的经验为由，将中国农民银行变成农产品的最大承包商，他以农行的经济优势，要各地分支机构大建粮食仓库，然后由农行出面收购粮食，他们并不是用现金，而是用所谓粮食库来收购，农民将粮食交给农行后，便得到一张粮食库券，然后凭粮食库券按市价去兑换粮食。这样，陈果夫仅一张废纸便囤积了大量粮食，仅以发放和兑换之间的差价，农行便大发其财了，更不用说粮食价格暴涨时，农行的收益更是难以估计。当然，更重要的是，陈果夫以此办法，将全国粮食掌握于自己手中。
当时，解放战争正激烈进行，为了应付战争，蒋介石需要大量军粮，原由国民党政府粮食部收购，但粮食部一是收不起来，二是大量贪污粮款，蒋介石便将收购军粮的任务也交给陈果夫，由农民银行独家办理。蒋介石将粮款交给农民银行，农行在收购中赚手续费，手续费为收购金额的3%。陈果夫从1946年开始一直办理此项业务，从中大获其利，并多次受到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表扬。陈果夫更是卖力，他曾设想将收购粮食完全纳入农民银行的业务范围，使农民银行成为全国最大的粮食托拉斯，后因全国解放，这一设想成为泡影。
2.举办信托业务，从事商业投机。
对于农贷与粮食收购中的大量获利，陈果夫并不满足，他在主掌农民银行后，其业务活动的重点便转向信托活动。以前，农民银行靠滥发钞票大肆赚钱，1942年发行集中了，农民银行被取消了作为“法币”发行银行的资格，靠发行赚钱的这块肥肉被挖掉了，因此，便把重点转向倒卖物资，转向信托的商业投机。当时，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使产业利润落后于银行利润，银行利润又落后于商业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银行把资金抛到商业投机的活动中可瞬息万利，陈果夫正是看准了这一发财的契机。
中国农民银行信托部总部设在上海，同时在南京、汉口、杭州、广州、福建、重庆、汕头、蚌埠、西安、南昌设有分部。中国农民银行的纯益大部分来自信托部，而农民银行信托部的纯益，主要来自中国农业供销公司。农业供销公司由农民银行直接投资建立，是农行投资的公司行号中投资最多的一个，公司高级职员均由农行派任，以100亿元作为本金，该公司主要收购农产品，然后从中渔利。
在农产品中，一是棉花。农行一方面以低价强迫向棉农收买，另一方面以高价卖给厂商，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而且收购的资金还不必由农行自己出，而是由政府拨给，即由中央银行这一“发钞供应所”无代价地供给，农民银行转手之间，便获得大量利润。由于政府的支持，陈果夫的投机生意做得又大，又无风险可担。1947年至1948年，农业供销公司经营的棉花因为陇海铁路不通，陕西的棉花运不出，他们就利用飞机运到上海，取得巨额利润。二是杂粮及其他经济作物，这些都是工业品原料。陈果夫对此也十分重视，大搞贱买贵卖的投机活动，如1947年，他们在万县、常德购进500吨桐油，周转期只三个月，按当时上海市价，除去缴损耗利息外，总共盈利25亿元。同年，农行在汉口、蚌埠两地收购蚕豆4000吨、大豆300吨，四个月周转期，盈利45亿多元。他们还在河南等地大量收购杉木、杉桐及木板等，运到南京、上海销售，本廉售昂，致获暴利。
除农业供销公司外，陈果夫还指示农行独资开设了中和盐业公司。中和盐业公司于1947年2月正式成立，其业务范围为购运海盐和精盐，行销湘、鄂、豫、桂、皖、赣及上海、北京、天津、徐州、蚌埠等地，并在上海、天津、汉口、长沙、衡阳等地设立门市部，其独占势力，遍及蒋管区各地大、中、小城镇。该公司资本额在登记时为法币2000万元。1947年增为1亿元，后又增至10亿元，“该公司1947年决算利润为33亿元、资本总额按年终账面数额10亿元，利润为资本总额的3倍多，其资本增殖率已属不低。但是账面上的数额还仅仅是它的巨额利润的一部分，因为他们还有许多‘副牌’。‘副牌’是利用同一资本，基本上又是利用原有的人马和设备来经营各种盐业投机买卖的”。陈果夫主持的农民银行为牟取暴利，不择手段地进行投机活动，曾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1945年，参政员黄宇等人便提出了“查中国农民银行运盐、售油、囤糖、违反法令，有营私舞弊嫌疑，拟请政府彻查案”。认为“已触犯刑章，应即移交法院办理”。
3.勾结地主豪绅开设典当，进行高利贷剥削。
陈果夫当上农民银行董事长后，在1946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合作事业交给合作金库后，农行对农民做什么工作呢？我想要做典当。”于是，陈果夫积极筹备开展典当业务，1947年3月14日，在他的主持下，召开了典当座谈会，陈果夫在会上大肆宣传典当的好处，说：“典当之设立，原为打击高利贷之猖獗。以前经营典当者，多为公正士绅，故经营典当，多认为正当事业。”当有人提出典当有高利剥削之嫌时，陈果夫为其辩解说：“目前典当发生剥削现象，因为其资金来源不济其营业。”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见陈果夫执意要搞典当，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便都附和他，大谈典当为民解难的作用，在陈果夫的控制下，这次典当座谈会最后作出决议：“农民银行自行选择示范典当，已设农仓或简易农仓之地，可由仓方兼办典当一生风雨终相伴。图为：陈立夫与其夫人孙禄卿。业务，各地典当可申请农行约为‘特约典当’，农行贷给款项，并派员督导。”“资金：公典基金应请地方政府筹4成，中央政府拨6成。私典营运资金：由中央、中农两行洽数，于中、农行透支办理。各地典当资金存在农民银行。”随后，中国农民银行便在湖北、江西、河南等一些地方举办典当，在农村，一般叫农民抵押贷款所，实际上是旧典当，典当100元要索取年利20到30元，甚至更高，实际盘剥程度甚于旧式典当，是一种更加残酷的高利贷。陈果夫通过此举，每年可以安稳地获取高额利润。
4.操纵进出口业务。
农民银行手中有了粮食、棉花、茶叶等大量农产品，就可以操纵出口业务，换取大量外汇。以前，农民银行并未开办外汇业务，当时仅有外汇资产而无负债。陈果夫主掌农民银行后，由于实力增强，特别是手中掌握了大量出口农产品，便被指定为经营外汇业务银行之一，于是，农民银行更加肆无忌惮地出口大量农产品，例如蚕丝、烟叶、猪鬃、食盐等传统的出口物资一概经营。获取外汇，为了业务发展，农行除在上海外，“并在国内出口贸易重要据点各行处（包括香港在内），开办外汇业务”。先后有广东、香港、汕头、厦门、福建、天津、青岛、武汉等地开办此项业务。
除抓出口换汇外，对进口物资陈果夫也毫不放松，陈果夫知道，孔祥熙、宋子文是靠此发财的。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每年要拨给中国一些物资，这批物资一直为宋子文专管。陈果夫看到这里边大有甜头，也想插上一手，想设法搞到一部分物资分配权，但宋子文到手的财富岂肯让陈果夫染指，便寸利不让。陈果夫通过CC特务搞到宋子文假公济私的一些材料，对宋子文进行威胁，宋子文还不让步，陈果夫便逐步抛材料，造舆论，大有全部抖出之势，宋子文无奈，只得让出一部分物资分配权给农民银行，将1947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向中国提供的一批化肥交农民银行分配，化肥总数为88771吨，这一大笔物资的分配，使农行从中获利不少。
在陈果夫的苦心经营下，中国农民银行迅速崛起，财产迅速膨胀，大有与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争鼎之势。对此局面，蒋介石是喜忧参半，一方面是他以陈果夫制约孔祥熙、宋子文的目的达到了，另一方面又害怕陈果夫真的与宋孔过不去，因为宋、孔毕竟是自己的亲戚，他不想让陈果夫的权、财太大，因此，他对农民银行抓得一直很紧，在农民银行董事长之上还设了一个所谓的理事长，这一职位由蒋介石亲自担任。农民银行的人事权一直操纵在蒋介石手中，农行前后五位总经理，除了顾翊群是由孔祥熙推荐的外，其他人都是由蒋介石亲自指派，农行的董事、监事及关键部门的负责人都由蒋介石亲自圈定，所以陈果夫不无悲伤地说：“一切重要问题又都直接请示本行创办人蒋主席的意志办理”。当然，陈果夫是不甘寂寞的，他一方面看蒋介石的眼色行事，另一方面又采取一切办法，尽量把农民银行办成具有陈家特色的专业银行。
党营事业
陈果夫主掌中国农民银行后，便以其金融上的优势，开始角逐工商界，他采取接收、投资、入股等各种手段，把一个个工商企业夺过来，由CC派所控制，而且美其名曰“党营事业”。所谓“党营事业”，是借口国民党的一切活动经费过去可以列入预算，由国库开支，“行宪”后，这项开支将取消，为了保证将来有一个“党有”的经济基础，国民党便开始经营工商企业，这些由国民党直接经营管理的工商企业便叫“党营企业”。“党营企业”标榜的是为了解决国民党的经费问题，因此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大批敌伪财产需要清理接收，而当时正处于新旧交替之时，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系统紊乱，权责不明，有利相争，遇事相诿，形成无组织状态”，既乏章制，也无规则，因此，“接收”无异等于“劫收”，一些贪财枉法之人乘火打劫，大发接收财，国民党的官僚、党棍、军官、警察等党政军警各部门的大小官员都纷纷投入这场大洗劫中，老百姓讥讽为“五子登科”（即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二陈兄弟正是把握了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以国民党高级要员的身份，也参加了这场抢掠财富的战争。
在大接收中，由于陈果夫的积极活动，蒋介石特别允许在接收敌伪产业中划出一部分作为“党营事业”。1946年3月，国民党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二陈提出了“党营事业的建立和管理计划方案”，由于蒋介石先前已经同意，虽然党内各派意见分歧，结果方案还是获得通过，决定在接收敌伪工商企业资本时，拨出5000亿元为“党营事业基金”，并且由二陈组织该基金的专门管理机构，这样，二陈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大接收了。
陈果夫先是在金融方面接收了敌伪台湾银行，不仅得到了该银行的一般资产和房屋，还得到了存在该银行的敌伪从中国人民身上搜刮去的大量金银财富。
随后，二陈开始接收日伪工商企业。陈果夫看中了山东青岛的几家大工厂，便指使手下CC系人物组织了一个所谓的“齐鲁企业公司”，接着便向敌伪产业管理局提出要购买全国最大的青岛橡胶厂及青岛啤酒厂等一批大型工厂，敌伪产业管理局哪敢说个不字，既不评估资产，也不经过核算，随便开出了200亿的低价。陈果夫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家大工厂，竟只要如此低的价格，便急忙向四联总处借来360亿元，交出200亿买工厂，还多余160亿元。青岛橡胶厂等工厂原来都有大量成品堆在仓库，来不及处理，陈果夫待这批工厂到手后，即将堆在仓库的成品出售，仅此一项，就还清了四联总处的全部借款。这样，二陈兄弟一文没出，不仅得到了这些家大工厂，反倒落了160亿元的现款，这可以说是千古没有的奇事。
陈果夫对这一经济壮举十分得意，他急于要看看这些不花钱而得来的工厂。1947年8月23日，他不顾多病的身体，从南京飞抵青岛，一连用了好几天视察齐鲁公司管辖的橡胶厂、啤酒厂、面粉厂、烤烟厂等大型企业，并对生产各个环节仔细询问，了解这些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现状，鼓励他们大力发展。
除齐鲁公司外，陈果夫还在天津组织了恒大企业公司，接收了原日伪经营的东亚面粉厂、东亚烟厂、中华火柴厂、协和印刷厂等多家大型企业。另外，在上海、广州、成都、沈阳等地，陈果夫也接收了一些日伪企业，然后变成他们的“党营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到1947年，二陈兄弟接收的日伪大中型企业达80多家，这样，一大笔日伪财产落人二陈之手，奠定了“党营事业”的基础。
除了接收日伪财产外，陈果夫开展“党营事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利用其金融优势，投资工商业，通过投资，逐渐控制这些企业，最后全部拉过来，成为陈记企业。据不完全统计，截止于1947年底，陈果夫的农民银行共投资77个单位，投资额达170多亿元，投资单位涉及农产品加工运销、农业机械、制茶、棉织、麻织、毛纺、造纸、酿榨、制药等，还有对文化、公用事业的投资。在这些行业中，投资金额较大的有太一实业公司、庐山电力缆车公司、中国农业机械公司、通济贸易公司、中国造纸厂、中国汽车制造公司、重庆电力公司、川康兴业公司、中国麻业公司、甘肃矿业公司、江西兴业公司、上海中兴制药厂、中原煤矿公司、贵州煤矿公司、昆明电力制钢厂、中国植物油料厂等，这些公司后来都逐渐变成二陈所控制的“党营企业”。
与此同时，陈果夫还将原来由国民党党务系统所控制的新闻、文化、出版、广播、电影等事业统统改为企业性质，从原来由国库支付开支变为自负盈亏的经营单位，由此而建立了“党营”文化事业的系统。其中比较重要的如中央广播公司、农业教育电影公司、中国新闻事业公司、中国文化服务社、正中书局、大东书局、金融日报、商又踏故土的陈立夫，除了对故乡的念念不忘之外，对国民党官员更多的是岁月的感慨。报、民力报、大刚报、东南日报、中央日报、东方日报等。后来，陈果夫还通过银行投资，成立了一些新的文化企业，如自由论坛报公司、中国文物公司、中美日报等。1947年，陈果夫还在无锡发起组织了中国塑像公司，自己亲自担任董事长，他设想将中国古今名人塑成泥像，成套分装，并附上名人传记，一定会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将又可以大赚一笔钱，后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这一发财梦也就归于破灭。
二陈的这些所谓党营事业，由于有行政权力的支持和强大的金融优势，他们垄断原材料，垄断商品市场，欺行霸市，投机倒把，大发横财。
他们利用金融优势，大搞垄断，不仅垄断原材料，而且垄断原材料的收购，并囤积居奇，获取暴利。如所谓的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利用农行投资和借款，囤积生铁及粮食等，从中渔利。”再如中国农业供销公司，他们专门收购以棉花为主的农产品，以前都是由私人棉商在各地收购，在产棉地区，都有一些较大的私人棉花收购公司，但陈果夫的农业供销公司成立后，“转以大量国家资本加入竞争，殊使棉业人员为之心灰意短”。当时就有人指出：“其后果将引起百千万棉业从业人员之失业，及其原有资金不获正当出路，势将趋于投机囤积之一途。”从这里可以看到，在陈果夫的农业供销公司大发其财的后面，是千百万私人企业和棉商亏本破产的辛酸的血泪。
二陈挤垮私人企业，实行垄断的另一优势便是行政权力。由于他们是以“党”办企业，打出的招牌是“党”、是“国家”，所以其他私人及私人企业莫敢与之争锋。如陈果夫的中和盐业公司，经当时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同意，由其公司及下属盐号经营，几乎独占了食盐的运销业务，于是陈果夫在天津、汉口、长沙、南昌、广州等地大量增设分公司，在中小城市及乡镇设立盐号，其势力遍及蒋管区各地大中小城镇，由于有政府的撑腰，中和盐业公司不仅将大部分私人盐号挤垮，而且“在官僚资本盐业企业中首屈一指”。
再如中国蚕业公司，原是敌伪时期华中、华东一带的多家蚕丝企业，二陈兄弟接收后，即组成了一个大规模的产、供、销一体化的党营集团企业。公司成立后，打着“国家”的招牌，进行垄断，使一些民营蚕业企业大受摧残。他们由于手中掌握有农贷发放权，迫使蚕农不得不将春蚕出售给他们，于是中蚕公司乘机大杀蚕价，按正常价格，每担至少要卖15万元以上，而中蚕公司规定只10万元，而实际付款，一般在7万元左右。对此，嘉兴蚕农愤怒指出：中蚕公司“挟其雄厚资金……垄断贷款、操纵蚕价，剥削农民获致暴利，但求官囊充裕，何恤国脉民命”。蚕农遭劫，难以生存，而私人蚕业企业也陷于随时破产的威胁中。对此，浙江蚕业联合会曾致函国民政府，对中蚕公司提出控诉，认为该公司“杀低蚕价、鱼肉乡民、粗制劣种、贻害蚕农、巧立名目、化名垄断、舞弊渎职、迹近翻戏、滥用私人、保团贪污……”但国民政府本身是二陈的保护伞，对来自各地的大量举告、控诉根本不予理睬，浙江蚕业联合会的控诉信函发出后，也只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陈氏兄弟照样我行我素，继续利用金钱和权势，大做发财的买卖。
除垄断外，二陈的党营企业还大搞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如他们经营的大同盐号在销售盐斤时，均在盐内加入15%的泥沙。再如他们直接管理的宏丰公司以官价向炼油厂购买汽油15000加仑，到手后，以黑市价格出售，仅此一项获利1000万元。
二陈兄弟依靠政治、军事和经济优势，利用各种巧取豪夺的手段，使他们所经营的“党营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但这种发展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他们的“党营事业”越发展，国民经济越是停滞落后，人民越是困苦不堪。最后，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这些靠剥夺人民起家、发展的所谓“党营事业”最终回到了人民手中。
合作金库
早在1918年，陈果夫在晋安钱庄供职时，便常与他的德语老师薛仙舟讨论合作问题。薛仙舟，广东人，曾留学德国，研究财政经济，因德国合作事业比较发达，薛深受影响，积极主张合作运动。陈果夫随薛仙舟学习德语时，经常一起讨论，但只限于说说而已，并没付诸行动。1920年，陈果夫在上海组织了《上海合作同志社》，专门从事合作研究与宣传活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果夫再次找到薛仙舟，与他讨论合作问题，他要薛仙舟写出一个全国合作化的方案来，并特别强调：“合作必合于民生主义，始可针治共产主义阶级斗争之妄。”后来，薛仙舟写成了“全国合作方案”初稿，刊载在《中央半月刊》上，陈果夫为之作跋，指出这种合作就是反对阶级斗争的主旨的运动。此后，陈果夫极力宣传合作运动，高唱什么：“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互助为合作之精神，合作是公平的事情。农业振兴，工业改进，不可恃资本者之相竞，就从平民自身来造成。货物不必靠商人，消费者自己经营。”陈果夫企图通过这种宣传，捞取个人政治资本，控制合作运动，进行反共活动。后来，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陈果夫提出《本党应特别提倡合作运动案》，被蒋介石所采纳，国民政府依照这一方案，将合作运动正式列入地方自治运动之一。
1928年12月22日，陈果夫主持成立了“中国合作学社”，并亲自出任理事长，随后，国内一些地方开始成立合作社。至1931年，在全国1932个县中，有164个县成立了合作社，占1/10，以后逐步增加，大多数县都有了合作社。1933年10月陈果夫主持苏政后，江苏省的合作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到1937年初，江苏全省有合作社1800多处，入社人员达79000多人，社员股金达814000多元。为了对社员股金进行集中管理，1936年，国民党实业部公布了《合作金库规程》，规定各地合作社可以建立金库组织，专门管理社员股金。
鉴于全国合作的发展，社员股金的日益增多，陈果夫便想将散处在各地的合作金库统一进行管理，使之集中起来，形成一笔巨大的财富。因此，当陈果夫于1940年担任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后，便与其弟陈立夫商量，拟将各地合作金库统一由农民银行进行管理。1941年12月5日，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上，陈果夫、陈立夫联合CC派人物潘公展、程天放、赵棣华等人提出了《拟请切实改善合作金融发展合作事业以奠定抗战建国之社会经济基础案》，该案指出：“我国推进合作运动已22年，组织单位已相当普遍，现并实施县合作社组织大纲，行将见每乡镇每保均有合作社之组，以与地方自治之工作相配合。……但合作事业以合作金融为命脉。如合作金融不能适应合作事业之需要，及配合合作行政之方针，则合作组织对于抗战建国之机能，势必大受其限制，而不能充分发挥。”因此，陈果夫等建议，尽快成立中央合作金库，“将现有各行局所办之合作贷款业务，加以调整与补充，此时需要更为迫切，理应切实付诸实施”，并要求：“中央合作金库成立后，应即于各省成立省合作金库，于各县成立县合作金库，运用金融力量，促进合作事业之发展”。该案还对中央合作金库的资本、职能、体制等都作了规定。由于当时陈果夫刚刚插手金融，在金融界还没有形成大的实力，因此，在金融界各方势力反对下，此方案没获通过。
1945年10月陈果夫当选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后，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建立中央合作金库的建议，于是，国民政府采纳了陈果夫等搁置了五年多的提案，决定设立中央合作金库。1946年11月1日，中央合作金库正式在南京开业，陈果夫被任命为合作金库理事长，其亲信寿勉成为总经理。在开业典礼上，陈果夫向大会致词，他再次强调：“合作制度，是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两端中间的一条中庸大道，它调合着公利及私利、公有和私有，公营和私营，而且具有计划统制之长，而无其短，所以是实行三民主义社会经济的康庄大道。”在大谈了合作制度的所谓优越性后，陈果夫也看到，他的中央合作金库刚刚成立，要与孔祥熙、宋子文的国家银行一比高低，谈何容易，因此，他告诫大家：“机构成立伊始，组织既没完备，运用自难裕如，在短期以内，恐怕难以满足各方的希望”，他要合作金库的全体员工，参加股金的合作社员，“必须抱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来担负这一历史的任务。”
陈果夫为什么对合作金库如此感兴趣，愿花如此大的精力去经营它呢？按道理，他既当上了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长，手中有了这个全国性的金融机构，应该说是满足了，现在再成立一个合作金库，岂不是多此一举吗？实际上，陈果夫与陈立夫办中央合作金库，自有他们自己一番周到的考虑。
首先，二陈想在金融上压倒孔、宋。当时全国中央级的金融机关有6个，二陈已控制了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的总经理已由陈果夫的亲信赵棣华担任，中央信托局的局长也换上了CC派人物，现在再成立一个中央合作金库，那么四行二局一库这7个中央级金融机关中，二陈便占了4个，其发展趋势足可以超过孔、宋，俨然成了蒋介石控制金融的红人。
其次，二陈需要更加自由地进行经济活动。他们虽然控制了中国农民银行，有了金融优势，但农民银行有一个“农”字，尽管二陈不受此限制，已经将其业务扩展到其他领域，但总觉得不那么自由，不那么方便。特别是反对他们的政敌，总爱抓住农行进行越轨业务的把柄，而对他们实行攻击，这使二陈总得时常提防，心里总不太舒服。现在建立中央合作金库后，就大不相同了，合作是没有什么限定的，农业可以合作，工业可以合作，金融、商贸、保险、加工、交通运输等，都可以合作，只要能够赚钱，合作金库就可以毫无限制地参与，比农民银行显得更加自由、更加方便。此时，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社会秩序比较混乱，陈果夫不敢明目张胆地用农民银行来做违法的事，便利用中央合作金库大肆套购物资，搞投机倒把活动。如在东北，陈果夫利用合作金库的资金大量抢购大豆，在长江流域，则抢购布匹、粮食等物资，并在各地建立很多仓库，囤积居奇，以获取高额利润。1948年底，陈果夫在中央合作金库内成立了“辅盛盐号”，刚开始，想专门做盐生意，以和“中和盐号”互相补充，后来，陈果夫看到黄金买卖更可以骤致暴利，“因此辅盛盐号后来干脆就放弃原定计划而成了买卖黄金美钞的一个机构。它所用的资金就是以盐名义向上海分库借来，再于运用之后如期归还金库。这基本上是一种偷天换日借公济私的办法”。能够毫无顾忌地进行倒买倒卖、投机倒把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暴利，这是陈果夫办中央合作金库的又一重要原因。
中央合作金库成立后，陈果夫为了迅速形成一个遍及全国各地的金融网络，他开始了紧张筹备分库的活动。首先，他在上海成立了分库和信托部，然后在南京、汉口等一些金融中心成立分支库，形成最低限度的金融网，再向其他中小城镇发展。
中央合作金库的业务，名义上是以国家专款开展贷款业务，以支持农村合作事业，在刚成立时，蒋介石特别同意由国库拨款100万元作为其开展贷款业务的专款。但陈果夫钱到手后，便开始转变业务方向，他认为，单靠专款是不够用的，必须大量吸收存款，因此他规定，各地的分库及分支机构，均可办理汇兑、吸收存款，以增加金库的资金来源。
后来，合作金库还与农民银行共同分担了为国民党代购军粮的任务，这就把合作贷款变成向农民购粮的条件，受剥夺的仍然是广大农民。1948年，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两周年的时候，曾经召开过一次由总库、分库、分支库高级干部参加的业务会议，会议检查两年来的工作，一致认为中央合作金库成立后，只办了两件事，一是大量吸收农村存款，使之集中到合作金库来，二是为国民党政府收购军粮，以维持前方的战争。至于原来所标榜的向农村贷款，支持农村的合作事业，基本没怎么做，“事实上业务部门两年间所办的贷款里面，合作贷款只占很小的比例，可以说完全是空谈”。
正是由于一方面截留国库所拨专款，一方面又大量吸收农村存款，所以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不久，就显示出它的经济实力和有利可图。这就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对此眼红，蒋经国极力想挤进合作金库，便向陈果夫推荐他的亲信黄密担任上海分库的经理，陈果夫一看来者不善，不但坚决拒绝了蒋经国的推荐，而且亲自任命CC骨干张道藩的亲戚徐义衡担任经理。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有个交代，便将黄密改派成上海信托部的经理，时刻置于CC派的严密监督和控制之下。
陈果夫常年多病，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对合作金库事无巨细，他都想过问，不容他人染指，但又无能为力。因此，他向蒋介石建议并得到同意，于1947年成立了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他先提出要将主任委员一职让给他弟弟陈立夫，他的用意十分明显，因为陈立夫是国民党的组织部长，以陈立夫为主任委员，可以使合作金库及整个合作事业置于党务系统的领导之下，使之进一步党化，而且陈立夫年轻、身体好，让他负责，可以更好地运用合作金库的资金优势，达到获取暴利的目的。但蒋介石一眼看穿了陈果夫的心思，偏偏不批准陈立夫的任职，坚持让陈果夫当主任委员，而且还将谷正纲塞进了指导委员会，以造成分权之势。这样一来，陈果夫反倒作茧自缚，有什么事得通过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不像以前那样独断专行、自由自在了。
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不到三年，便随着他们内战的失败而彻底完蛋，在其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并不是像陈果夫所标榜的那样：改造社会经济，使能达成公平管理的境地，人人都能享受美满生活，谋社会经济问题整个解决。而实际上只是二陈兄弟发财致富，与孔、宋等金融财团争权夺利的工具。
抗战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过八年御侮、浴血奋战，终于1945年8月迎来了伟大的胜利。8月14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时，日皇命令日本军队立即停止战斗。9月2日，日本政府向盟军签订无条件投降书，9月9日，日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何应钦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9月10日，各报均发表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顿时，全国沸腾，一片喜庆。陈果夫、陈立夫也为这振奋的消息而欢欣鼓舞，卧病经年的陈果夫听到消息后，精神为之一振，一扫病容倦态，竟能起床读书会客了。以前他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很少会客，即使与客人交谈，也限制时间。现在，整天与来访的客人长谈，直到夜深也不能入睡。10月，值司法院长居正70寿辰，陈果夫在给居正的寿词中情不自禁地写道：“在兹胜利双庆月，举觥宜称万众心。”表现了他与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高兴心情。
这一年年底，重庆城里，寒气逼人，可大街小巷爆竹声声、锣鼓阵阵，城里市民举行庆祝胜利、庆祝新年的双庆活动，到处弥漫着喜庆的暖流。陈果夫也深受感染，12月31日，他早早起了床，一时兴起，磨墨铺纸，一口气写下了好几副春联，都是庆祝抗战胜利的，其中如“胜利还乡，勿忘八年苦战。和平建国，正是千载良机”、“研究科学，必须赶上原子弹。从事建设，不可习染旧官风”等，都表现了他希望和平建国，在经济、科学方面赶上世界强国的心情，当然他也希望在政治上革除一些弊端。但他总的思想仍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了，全国应该成为国民党的一统天下，CC系统将大有可为，应该好好地协助蒋介石，在加强一党专政的前提下从事和平建设及科学研究。
陈立夫与陈果夫一样，为抗战的胜利所陶醉和鼓舞。他也同样认为，抗战胜利后，是CC派发展的大好时机，因此他积极收罗旧部、安插亲信，向新接收地区大量派出CC派骨干，占领地盘，发展势力，他为自己勾画了一幅陈家党大发展的美好前景。
总统府巍峨高耸，可里边的人对这位归来的曾经的国民党高官早已失却了兴趣。在为抗战胜利欢呼、高兴过后，二陈兄弟开始冷静下来，他们比较多地考虑到国民党的种种弊端及其命运，也考虑到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及其前途。其一，关于国民党的问题。由于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及他们兄弟俩的长期控制，已存在种种弊端，国民党的腐败、贪污、专制早就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特务政治，这对主持党务的二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他们明显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但是，对国民党本身弊病，二陈并不回避，他们认为国民党组织松懈，缺乏纪律，没有民主训练和宣传。许多党员不关心党的原则，只求升官发财，导致了普遍的贪污腐化、欺上瞒下。总之，这个党已经是老态龙钟，再也看不到原来那种向上的朝气了。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日益发展壮大，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这种情况，不得不令二陈忧虑。当然，他们永远也不会承认，国民党的腐败与蒋介石有关，与他们兄弟俩有关，与CC系有关。其二，关于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虽是国民党的高层领导，但二陈知道，自从西安事变以后，他们与蒋介石的关系总好像渗入了点什么东西，再不如原来那样亲密无间了。相反，蒋经国太子派扶摇直上，黄埔系力量有增无减，政学系仍然受到重用。战后对二陈刺激最大的，便是蒋介石命令两位政学系成员熊式辉和陈仪，分别负责东北和台湾的接收工作，而东北和台湾又是最有油水的两个地区，二陈早就想占据这两个肥缺，现在却让人捷足先登，而且蒋介石这一姿态好像是故意做给二陈看的，二陈开始担心，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他们是否会被蒋介石抛弃。
对于这两个令人担心的问题，陈果夫和陈立夫通过密商后，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坚决反共，在反共中既可发展巩固特务势力，强化特务政治，又可以获得蒋介石的重新信任。二是对孔、宋裙带派和政学系发动攻势，攻垮他们，才有CC系的地位，同时也可以对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来一番刷新。
抗日战争中后期，二陈由愿意与共产党合作越来越趋向反共，陈立夫曾插手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在分析皖南事变原因时就指出：“CC系陈立夫等经过反共、准备投降的阴谋活动”，并主张驱逐陈立夫。到后来，二陈反共态度更加顽固，在抗战胜利前夕一次国民党高级官员茶话会上，有人提出，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是否还应实行合作，陈立夫唰地站起来，板着脸，气势汹汹地说。
对党内只有一手执《可兰经》，一手执剑。对党外只有一手执棒，一手执肉。现在敌人是共产党，对共党只有杀，我已杀了他们高级（党员）二千几百几十几，普通党员二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了，怎么还有人说国共合作。
抗战胜利后，陈立夫又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尽快占领东北地区，消灭共产党。陈果夫还反复强调要统一军令，不能让共产党节外生枝，并提醒蒋介石，不要与共产党再合作。
对于国民党的腐败现状，二陈表现出不满态度，并不时给予批评，主张有所革新。还在抗战期间时，有一次，陈立夫便向他的亲信徐恩曾、张道藩、余井塘等人对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大发一番宏论，他说：“我们可以大致分析一下，我们党政军各级机关的人事关系，看起来，好像是复杂的，其实并不复杂。而是很简单，关系不外是三种。”哪三种关系呢，陈立夫说：
一是政治关系，二是经济关系，三是亲友关系。政治关系是上等关系，政治关系就是组织关系。志同道合的人结合在一起，打算搞同样的事业，而且实行了干同样的事业，以组织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生长一切应有之物，这是从事政治工作的常规作法。有政治组织才有力量，用这个力量才可以产生政治要求所需的结果。北洋军阀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不及我们，所以他们完蛋了。共产党把这个关系当作惟一的关系，所以他们打不散，弄不倒，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许多人不重视这个首要关系，另作打算，找到另外两种关系，侵犯了这个最要紧的政治关系，是我们的致命伤。第二种关系，美其名曰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上下串通、营私舞弊、共同贪污的发财关系……第三种关系美其名曰亲友关系，其实是裙带关系。老婆娘家的人，不止于是小舅子，小舅子的小舅子，姨太太的亲戚，凡是性关系扯得上的人，都应列入这类关系。我们各机关里如果进行一次这种关系的调查，我敢说恐怕要占半数以上……凡是一个政府要倒霉的时候，必然是这种关系猖獗的时候……可是今日挟着后两种关系的贵人们扶摇直上，几乎把第一种关系排挤到难以存在的地步，这多可怕，这多危险！
平心而论，陈立夫的话，倒还抓住了国民党腐败的症结，但由于他本人的扶摇直上以及他手下的CC派骨干受到重用也逃不出“美其名曰经济关系”、“美其名曰亲友关系”这一关，所以他只能对那些在“亲情关系”方面比他们更胜一筹的蒋经国、孔祥熙、宋子文等裙带派人物表示些不满，发发牢骚而已，而不能找到医治这种症结的办法。
抗战胜利后，以二陈为首的CC系便对孔、宋裙带派和政学系发动攻势，一些CC系的中层干部成为进攻的主将，二陈表面上保持沉默，实际上暗中指挥。他们认为国民党腐败完全是孔祥熙、宋子文、翁文灏、王世杰等元老派人物造成的。他们还认为，国民党已经十分积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不满，这种不满“正是为革新和新生命的诞生创造了良机”。
二陈虽然表面上保持沉默，但有时也放上一枪一炮。抗战刚胜利时，陈果夫经过深思熟虑，向国民党提出了八点建议：
（一）官僚作风与军阀作风不可再留。（二）政治应有方法，使早澄清，入法治之轨。（三）制度不立，无以为政。（四）为求安定，有时反种将来不安之根。（五）性格不可让人摸着，知注重某点，而窃取其他之点。（六）党无基础，共党如来合作，则我危险。（七）多听取老同志及新同志意见。（八）同志应培植，否则，将来无可用之同志，呼应不灵，难应付意外之事变。
这些建议，一方面反映了陈果夫对国民党现状的不满，他对国民党的官僚作风与军阀作风、政治昏庸、制度不立、党无基础、人才匮乏等腐败现象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认为不可再留。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顽固反共的立场及对共产党的偏见。陈立夫也在一些蒋介石对他已不再有兴趣，而他也淡泊名利，不再过问政治，晚年的陈立夫积极倡导两岸的和平统一。刊物上发表文章，阴阳怪气地对国民党进行批评。
二陈与CC系分子的议论及对国民党的批评，曾引起了蒋介石一定的重视。蒋介石曾邀请他们商量有关政治革新的计划，并给予他们一些鼓励。他们的活动也导致孔祥熙丢官弃职、远走美国，宋子文从行政院长宝座上翻落下来。在国民党六全大会和六届二中全会上，他们也取得成就，使大会作出决议，要求对国民党员进行总清查。在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甚至反映了他们提出的没收贪官污吏财产的要求。看样子，蒋介石似乎容纳了他们的建议，似乎要对国民党动一番手术了。
实际上，二陈对国民党提出的批评总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独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只要要求打击一下孔宋裙带派，赶走政学系，由他们取而代之。他们对国民党的批评也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决不是想否定国民党、否定蒋介石的统治。所以，他们反对任何激烈的批评。当有CC分子请陈果夫向蒋介石转交一封提倡政治改革的信件时，陈果夫拒绝了，他说里面对蒋介石的批评太露骨，是不适宜的。陈立夫也不赞成自己否定自己，他在大多数时候仍然是为国民党评功摆好。
另外，蒋介石虽然表面上也鼓励了这些革新派，但内心却是讨厌的，他认为这是对他权威的挑战，到后来表面上也不支持他们了。正因为这些原因，到1947年以后，要求对国民党进行所谓革新的波纹逐渐消失。二陈与国民党一起，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反动。他们拒绝和平、鼓动战争，拒绝国共合作、鼓吹消灭共产党，最后只能走向失败。
重庆谈判
陈果夫、陈立夫对国民党现状的批评以及不与共产党合作的主张，从本质上讲，蒋介石是赞成的，但蒋介石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对国民党的批评，蒋介石认为二陈太过，国民党还不致于那样坏，不致于无可救药，他完全可以领导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统治全国。不与共产党合作，蒋介石又认为二陈太直，如果公开拒绝和共产党合作，拒绝和平，发动战争去消灭共产党，那将受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那对国民党是不利的，他既不愿和共产党合作，又不愿承担合作破裂的责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决心消灭共产党，又要将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这是他自认为比二陈高明的地方，也是二陈还不能窥测到的他内心的秘密所在。
正是基于此种目的，蒋介石接受了政学系头目吴鼎昌的献计，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蒋介石的意图是：如果毛泽东不来重庆，就可以借此宣传共产党没有和平的诚意，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来重庆，他们可以利用谈判之机，抓紧时间准备内战。蒋介石错误地估计到毛泽东不会来重庆。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等陪同下，乘飞机从延安到了重庆，这一消息震动了山城重庆，也震动了全国，更打乱了国民党的反共计划。蒋介石无奈，只好坐下来，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
对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二陈是不赞成的，在一系列会议上，陈立夫都公开表示反对。当吴鼎昌向蒋介石提出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陈立夫当场就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断不可行。后来，他又几次向蒋介石提出，不可与共产党谈判，应该以武力消灭。陈立夫的亲信胡健中就公开说：“立夫先生不赞成这种搞法，他认为与共产党谈判只会助长共产党的声势。他说对共产党的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行。”
蒋介石内心深处倒是十分欣赏陈立夫这种坚持反共的顽固态度的，但又笑他像小孩一样，在政治斗争中没有头脑，没有策略，只是一味莽撞蛮干，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已和抗战前完全不同了，以武力消灭和大军围剿的办法显然不是上策，显然要等待时机。但蒋介石内心的想法又不好完全向陈立夫倒出，也不能向他细作解释，只好不理睬他，并不再让他主持国共的谈判，甚至连和谈代表也没让他当，只委派了王世杰、张群、劭力子、张治中等作为国民党代表与中共进行谈判。二陈对这次国共和谈始终采取消极态度。
9月1日，刚下过一场雨，重庆显得干净凉爽，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主持人孙科、张治中、邵力子向国共两党负责人以及其他党派负责人、文化艺术界人士、社会知名人士发出了邀请。陈立夫也得到了邀请，但他预先并不知道共产党代表会去，晚上7时，便兴致冲冲地来到中苏文协大楼，一到这儿，便觉气氛不对头，今天人特别多，整个二楼都挤满了，国民党要人孙科、冯玉祥、覃震、宋庆龄、张治中、邵力子、翁文灏、王世杰、陈诚、朱家骅、吴铁城、贺耀组等人早已来到会场，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及罗申武官也到了，正和人热情握手，各党派负责人及社会知名人士如沈钧儒、马寅初、谭平山、王芸生、左舜生、傅斯年、王昆仑、张申府、郭沫若、茅盾、史良、侯外庐等人也陆续来到，只见人们十分兴奋，到处是欢声笑语，似乎还有什么重要人物参加。
陈立夫正在纳闷，忽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只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及周恩来、王若飞等人满面笑容地出现在大厅门口，毛泽东和孙科等人握手后，一眼看见了陈立夫，便大步向他走来，没等陈立夫回过神，一双有力的大手已经握住了他，陈立夫一时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重复着“欢迎”两个字，显得十分尴尬，还没等他想起应说几句什么话时，毛泽东已和其他人握手交谈去了。一会儿，宴会开始，毛泽东、周恩来在各室巡历一周，频频和大家干杯，来到陈立夫面前，毛、周二人友好地向他微笑，陈立夫举起酒杯，向毛泽东、周恩来表示衷心祝福，并将酒喝干。
一次握手，一次干杯，这一瞬间的接触，在陈立夫的心海中搅起了阵阵波澜，毛泽东、周恩来博大的胸怀，待人的坦诚，令他感动不已，使他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但他从宴会上人们对毛、周的敬仰之情看来，感到共产党已经深得人心，这对国民党来说，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他想，一定要劝说蒋介石，采取决断办法，与共产党分裂。
后来，陈立夫还参加了一系列与毛泽东礼节性的会见。9月2日，蒋介石在自己官邸宴请毛泽东，陈立夫出席作陪。9月5日晚8时，蒋介石在中央干校举行茶话会，招待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及其馆员，并邀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作陪，陈立夫也参加了茶会，蒋介石首先上台致欢迎词，毛泽东致谢词，陈立夫对毛泽东的湖南口音不能全懂，但其中有一句“和为贵”他听得十分清楚，对他的感触也很深。这晚还由著名的厉家班演出京戏《穆桂英挂帅》，陈立夫并无多少心思看戏，他还在考虑“和为贵”这三个字，陷入深深的沉思。9月6日，于右任宴请毛泽东，陈立夫也出席作陪。这几次，陈立夫见了毛泽东，只是礼节性握握手，说上两句客套话，然后便不苟言笑，正襟危坐，一副十分肃穆的样子，在他内心却在深深考虑，如何说服毛泽东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三民主义。
晚年的陈立夫著书立说，已然将自己曾在政坛上的风云视为过往烟云了。表面上，陈立夫对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十分客气，背地里却进行破坏活动，他不敢让CC派特务直接加害毛泽东和中共其他代表，因为这是蒋介石请来的“客人”，而且有美国人插手。但他认为可以乘机侦察共产党和进步团体，他暗中指挥特务密切注意各方面情况，只要有人和共产党代表接触，当时不便逮捕，也要进行登记，以后对这些人再行迫害。
陈立夫还指使国民党各报纸对重庆谈判尽量少报道，以降低中共的影响。他还临时派一个叫卜锐新的中统特务到《中央日报》任记者，专门刺探中共方面的情报，这个卜锐新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为掩护，经常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纠缠，探得情报后直接交陈训念或陶希圣，再由他们转交陈立夫。
尽管陈立夫对共产党深怀敌意，毛泽东仍不在意，他提出要去拜访陈果夫与陈立夫。对此，中共代表团一些人员感到十分意外，认为像陈立夫这样的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毛泽东向大家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了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
9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一起前往陈公馆，去拜访陈立夫，不巧，陈立夫正好外出未归，毛泽东等人只好扫兴而归。
9月18日，毛泽东前往拜访陈果夫，陈果夫万没想到毛泽东会亲自登门，拜访他这位反共人物，他委实没有思想准备，深怕慌乱中出了岔子，再加一副病容，实在难以会客，便以久病床褥，体败身衰为由，闭门谢客，毛泽东再次扫兴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