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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各级官员能克己奉公，廉洁自持，陈果夫开展了惩治贪污的行动。为了表示他对贪污行为依法办理、毫不容情的决心，一下子处理了三名贪污有据的县长，其中二名现任县长职期间，大肆贪污钱财，中饱私囊。查出后，陈果夫即令撤职法办，并勒令退还贪污款项，有一名现任县长与陈果夫有亲戚关系，事发后，找到陈果夫三叔陈其采，希望从中通融，陈其采为此专门写信说情，陈果夫考虑再三后，还是将这名贪污县长依法严办了。还有一名是10年前当过县长的，在任期间贪污款项10万多元，一直没有过问，他自以为年代久远，时过境迁，不会有什么事了，便特来应县长甄审，想再度出任县长，结果被审出10年前的贪污事实，陈果夫即将此人扣留，并严加惩处。
在惩治贪污官吏的同时，陈果夫还采取了其他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他认为，光靠惩治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首先，陈果夫指示省政府提高各级官员的俸禄，并在每个月发放奖金，使他们的经济收入高于一般人员，即使一般的县佐治人员也能养活8口之家。他认为，“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俸禄提高后，贪污现象将会减少。
其次，规定各级官员的婚丧喜庆应有限度，送礼的规格也应有限度。陈果夫认为，婚丧喜庆请客送礼，本来是中国社会一种重情谊、互助合作的好习尚，但越出范围，就不好了，尤其是下级对上级的送礼，足以造成贪污行为。1934年春，陈果夫主持制定了《婚丧喜庆送礼办法》，规定每一份礼以其每月薪水收入的1/100为限，对其他如宴会筵席的送礼规格，也加以限定，并不准借做阴寿为名，收受礼品。为了让大家都记住这些规定，陈果夫指令省府印制了“送礼办法”的宣传品，规定凡送礼时必附一纸，以为宣传。为了带动各级官员廉洁奉公，陈果夫也带头不接受别人的礼品。有时地方的县长、专员到省里报告工作或办事，带些土特产来，陈果夫不但不收，还加以训斥，他说，到省里来最好的礼物是工作成绩报告。
再次，严格规定不准太太干政。陈果夫说，“女子主持家务，对丈夫在外面所做的工作，绝对不可干涉，除非她们自己有能力去参政。然而即使参政了，与丈夫的政治工作各有职守，也须分别清楚，不能混为一谈。……女子要参政须靠自己的能力，决不能依赖丈夫，妄事干涉。”他规定从省到县的各级官员，不能让自己的太太干预政务，如有干预者，即撤除职务。他自己的夫人朱明也从不干预他的政务，他当省府主席，朱明却默默无闻。
陈果夫不但要求各级官吏守法奉公，还要求他们提高行政效率，但又不作死硬的规定。有人认为，提高行政效率，必须是“案无留牍”，公文不能积压，当天的公文当天办结。陈果夫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当天的公文当天办结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公文的内容有简单和复杂之分，有些可以立刻办结，有些则需要广泛查询、查卷，有些还须与各方面会商，听取意见，不能一下子办结，也不必急于办结，即使为了满足形式上的效率而很快办了，反而会贻误大事，倒回头还得重新再办，这样效率更差。他以为，行政人员知识丰富、判断力强、文字熟练、思路清晰，再加安排适当，配合默契，自然会有很高的行政效率。所以，陈果夫更注意各级官员的业务能力。他要求各级官吏要多看书，多学知识，他还把一些县长送到中央政校学习，以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提高全省各级官员的行政效率。
通过几年的努力，革新吏治有了一些成效，任人唯亲、贪污腐化、不求进取的现象少了，行政效率也有所提高，官场的风气也较前有所好转。但陈果夫却乘机加强了CC派对江苏省党政各部门的控制，他自己也成为江苏的太上皇。
江苏的“太上皇”
陈果夫主政江苏后，在整肃吏治的同时，所采取的第二大举动便是整治民风。他认为社会风气反映一个省的精神面貌，而精神面貌又是一个省经济是否发达的表现。因此他十分重视民风民俗的转变。
首先，大力提倡科学、讲究卫生。陈果夫说他到江苏的第二个理想是要建成一个健康的江苏。陈果夫对自己家乡湖州落后、愚昧、迷信的社会风气深有体会，他认为要转变这种风气，就要提倡科学。他在江苏主政期间写了很多文章，向人们宣传科学，对人们所敬畏、恐惧、迷信的字纸、梦魇、狐仙、谶语、仙方、符咒、相术、风水等一一进行科学的阐述，要人们不要相信迷信，并通过各级政府广为宣传。同时，陈果夫为开化风气，增加人们的科学文化知识，提倡各地大办学校，鼓励人们进校学习，要求地方除办正常的小学、中学外，还办社会教育训练班、女子生活学校、男子生活学校等。人们的文化程度提高了，就不会去相信那些荒诞迷信的东西。
陈果夫认为落后民风中对人们危害最大的是不讲究卫生。他到任的第二年便成立了江苏医政学院，他说他办医政学院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转变人们不讲卫生的习惯。他亲自担任医政学院的院长，亲自办理学院的一些事务。该院设有医科、卫生行政科、卫生教育科等科系，除招收高中毕业生进行正规培养外，还经常临时性招收初中、高小毕业的青年进行为期6个月的短期训练，使他们成为普及医学知识的宣传员和各乡村、小城镇的简易医生。为了形成医疗网络，陈果夫还指示各县建立了县立医院，乡镇建立医疗诊所，为地方病人服务。他还亲自编写了《饮水卫生》一类的影片，以配合各地所进行的通俗化卫生宣传。在宣传中，提倡讲究个人和公共卫生、勤洗衣被、勤换衣裳、剪指甲、理发、不准随地吐痰等，基本上是蒋介石在江西实行的新生活运动的内容。
其次是开展禁烟禁毒的活动。烟毒危害中国近百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也曾沽名钓誉地搞过所谓禁烟活动，而实际上是屡禁不绝，越禁越盛。特别是江苏，因紧邻上海，其吸烟吸毒者比其他省更为严重，虽在皇城脚下，南京政府也无可奈何。
陈果夫到江苏后，决心在禁烟方面打开新的局面，以表明他在施政方面超过他的前任。他说：“我在江苏禁烟，自始即下了一个决心，即是不戒则已，戒必不顾一切，务期贯彻到底。禁烟如同打仗，有了决心，自然可以打胜仗，至于打得吸烟的人呼痛叫惨，喘息不安，这是不应有所顾忌的。”刚开始，他并不是像其他省一样，立即公布禁烟方针，而是先派员到各地调查禁烟与吸毒的基本状况，然后根据所了解的情况，与省府委员进行认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陈果夫提出3条禁烟的原则，即禁烟不以筹款为目的。禁烟以控制烟民为根本。禁烟必须有其他各部门的配合。然后，将此事交给民政厅，命令省民政厅制定切实有效的禁烟法规与办法。
省民政厅接到陈果夫命令后，即组织专门人员商讨研究，他们根据陈果夫所提的3条禁烟原则，根据历年禁烟屡禁不止的情况，根据江苏本省的实际，在很短时间内制定了《禁烟大纲》，认为禁烟既是长期的任务，也要有短期的禁期，规定4年为绝禁期，4年以后也还须进行宣传、教育，随时出现吸毒现象，随时打击。
1934年4月，陈果夫主持的省府会议通过了民政厅所制定的《禁烟大纲》，正式向全省公布执行。同时，为了加强对禁烟的领导，陈果夫指示成立了省禁烟委员会，各县也相应成立了县禁烟委员会，具体负责各地的禁烟行动，并在省城和各县城建立收容烟民的戒烟所，作为常设的禁烟机构。
禁烟开始后，各地禁烟委员会根据陈果夫的命令，以雷厉风行的速度，将一些烟馆和变相的烟馆封闭，找到吸烟的烟民，不使一个漏网，然后将他们送进戒烟所，由戒烟所对他们进行教育，医治他们的胃病，教他们练习太极拳，使他们尽快戒烟。戒烟后，贷以小本资金，让他们从事生产和经营，以自食其力。禁烟期间，在社会上造成禁烟声势，小学生唱禁烟歌，中学生搞禁烟讲演比赛等。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禁烟还是收到一定效果，据陈果夫自己说，戒绝烟民已达总数的3/4，尽管这有些夸大，但应该承认，确实有一些烟民戒了烟，走上了正道。
与此同时，陈果夫还开展了禁赌禁娼的活动。对禁赌，陈果夫搞了一阵子，但成效不大，以后也就不了了之。对禁娼，陈果夫更显得无能为力，他甚至认为，对娼妓，无法使之不存在，与其禁止，不如放开。因此，他实行了所谓有管制性地放开的办法，实际上使这一丑恶现象置于合法的地位。
其三，引导、改善旧风俗向好的方面发展，提倡新风新俗。对地方上旧有的风俗，陈果夫善于加以引导，如江苏有比赛水龙的习俗，陈果夫便规定每年5月20日、10月20日进行水龙比赛，以此宣传防火、救火知识，训练救火人员。再如对庙会，以前政府是禁止的，陈果夫认为：“庙会为民间风俗之一，且隐然为平民生活之重心。百戏杂陈，负贩云集，则又为民间娱乐及临时贸易之集会，可以收教化之助，庶一举而两得。”因此，他大力提倡，使江苏各地庙会兴盛起来。
为了提倡新的风俗，陈果夫指示有关人士，编成了改良风俗的日历，根据时序的需要，加以新的内容，如1、2月与8、9月，为鼓励青年入学与立志月。3月为植树造林月。4月进行改良蚕丝研究月。5月为发扬民族意识月。6月为拒毒运动月。7月为合作运动月。5、6、7三个月为注重体育、卫生月。8月为艺术运动月。11月为造路运动月。12月为公共建设运动月等。陈果夫命人将这些日历发到全省各地，广为宣传。他说：“如各地人民月月行之，年年习之，三年而后，因风俗习惯之转移，其有助于心理及物质建设，必有可观者矣。”
陈果夫在主掌苏政期间，对改革旧的民风民俗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也多少有些成效。但总的来说，声势很大，收效甚微，特别是对一些丑恶现象，不能彻底根除，只能是沽名钓誉地做做样子而已。而且，他的整个整治民风的活动只不过是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蒋经国逝世后，蒋方良哀伤不已。蒋经国的去世也标志着蒋家政权时代的终结。
不欢而散
陈果夫主政江苏后，除了革新吏治，整治民风之外，还大力推动该省经济建设的发展。他说：“我第三个理想是要造成一个富足的江苏。”
为了发展江苏经济，陈果夫首先抓金融工作，他认为，要进行经济建设，没有资金是不可能的。江苏省原有两个银行，即江苏省银行和江苏农民银行，这两个银行没有明确业务分工，常为争夺蓄户而发生矛盾。陈果夫便以省主席的身份出面调解，使两行业务范围分开，江苏省银行专作发展工商业之用，江苏农民银行则致力于农村金融的推进，并由每行合作，组成全省金融网络。这样，两行的业务发展很快，特别是江苏农民银行，原是由陈果夫等人创办，现有陈果夫行政权力的支持，发展更快，成为与江苏省银行匹敌的银行，到1937年，江苏农民银行与江苏省银行两行资金共达6000多万元。这也为江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重庆谈判时的毛泽东，大义凛然，气度不凡，陈立夫也不由地深要赞叹。其次，兴修水利工程。陈果夫在此期间集中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导淮工程，并在各县建成了众多小型水利工程，同时大力发展植树造林、出海捕鱼、养蚕、植棉等经济事业，使农村经济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
再次，发展工商业。江苏最大的缺点是地下资源比较贫乏，这就制约了江苏工业的发展。陈果夫到江苏后，即组织人员对江苏的资源进行广泛调查。通过调查，发现肖县有较丰富的煤矿资源，陈果夫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即指令省政府投资，进行开采。很快，肖县煤矿建成，并投入生产，到1937年，已达到每天出煤100多吨的规模。对江苏能源的缺乏起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通过调查，还发现宿迁县有玻璃资源，而且质地非常好，陈果夫便先在宿迁设立了玻璃职业学校，以培养玻璃生产技术人才。然后准备投资建设一个新式的玻璃厂，因抗战发生而中止。他还让省府投资，扩建了宜兴陶瓷厂，建起大窑，使之成为能生产浴盆等新式卫生陶瓷用具的大型陶瓷厂。除此外，陈果夫还准备在扬州设立酱菜厂、在苏州办糖果厂等，也因战争影响而未能实现。
为了培养经济人才，陈果夫在江苏各地办了一些职业学校，如宜兴陶瓷学校、扬州酱菜学校、苏州糖果学校、松江五金学校等，都是配合生产而设立的，这些，对江苏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除此外，陈果夫在主掌苏政期间，还在教育、文化、合作、体育、交通、保安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并小有成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抗战爆发，8月上海抗战再起，战事沿京沪铁路逐渐向西扩展，各地秩序，日渐混乱，到处人心惶惶。12月23日，江苏省召开政府全体委员会议，研究撤退方向。大多数主张往南或者往西撤退，陈果夫则主张撤往苏北，他说：“向淮河去是我的正路，因我是苏省主席，不能不顾苏北，且是导淮副委员长，尤不能不在淮域，即殉职亦无悔。个人已不计，惟求如何可以帮助军队从事长期抵抗耳。”大家见陈果夫如此慷慨陈言，也就不好反对了，一致同意先迁往扬州。但实际上，陈果夫并不是真心实意想留在苏北，支持军队抗战，他在一面提出省府迁往苏北的同时，一面向蒋介石写了辞职报告，表示自己体弱多病，不能胜任烽火年月的省府主席，蒋介石见他态度坚决，只好准其辞职。11月26日，江苏省政府迁往扬州。27日，国民政府改组江苏省政府的命令下达，陈果夫卸任省主席。
11月28日，即他卸任省主席的第二天，便乘汽车离开了危城扬州，离开了战火硝烟的江苏省，前往安徽安庆，然后到江西九江，与他先期离开江苏的夫人朱明、父亲陈其业、弟弟陈立夫等家人汇合，再乘轮船到达战时首都武汉。不久，武汉危急，他又迁往长沙，最后到达重庆，远离战争前线，“隔江犹唱后庭花”去了。
周恩来总理大仁大义，大智大勇，宏博精深，吞吐日月。他曾以超凡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陈果夫主政江苏四年一个月零十八天，在整肃吏治、革新民风、倡导科学、鼓励建设等方面，确实做了一些努力，也多少有些成效。以致他在离任后，曾十分得意地说：“我们这些党人，不像老官僚一样，而是真正替江苏做了事的”，他还说。“自问在此四年中，各项事业虽不无些许成就，仍说不上有多大成绩。但地方政治风气，却因此不无转变，树立了‘廉洁’、‘切实’、‘服务’的政治风气。”这里陈果夫所说的实在带有自我炫耀的色彩，他在江苏期间，既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转变社会风气、改变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黑暗，各级官僚贪污腐化现象依然在，赌博、娼妓等不但没有杜绝，还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这些丑恶现象的存在本身是社会制度的反映，不是靠一次什么运动或者一纸什么法令所能根除的。
陈果夫离职后，并没有担任中央要职，暂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学校代理教育长。因为蒋介石对陈果夫已经有所防范，怕他在中央久了，会形成威胁其统治的盘根错节的势力，原来让他到江苏当省主席就有这方面的考虑，但那时陈果夫还没意识到，他在江苏四年后，开始有些醒悟，认为在地方久了，有碍CC派势力的发展。这次辞职后，希望重返中央，担任要职，但蒋介石只让他在中央政校代理教育长，心中老大不高兴，又无可奈何，整天郁郁不展。
蒋介石有自己的考虑，他不任命陈果夫在中央的正式职务，还是想把他放到省里去。1938年8月，蒋介石内定陈果夫为甘肃省主席，想让他到大西北去。对此安排，陈果夫满腹牢骚，考虑再三后，他即回电蒋介石，婉言予以拒绝。他说，现在抗战军兴，“以不主张此时更动甘肃省主席，军政仍应统一，及考虑盛氏（指新疆盛世才——著者）之猜疑为主旨”。蒋介石接电后，认为也有道理，便放弃此议，但将陈果夫挤出中央的念头一直没断，此后，蒋介石又有几次想让陈果夫去当省主席，陈均以身体不好为由加以拒绝。
直到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仍想让陈果夫到省里任职。1946年，蒋介石召见陈果夫，告诉他，浙江省主席黄季宽要辞职，想让他去接替黄，到家乡去当省主席，为家乡人谋些利益。陈果夫当面不好峻拒，只好再次以身体不好为由推辞，他说：“现在可当省主席之人不算少，余身体尚未痊愈，此时去任此职，一若前年之任组织部长，身体即无好的希望。”蒋介石见陈果夫受命中央职务时，总是欣然接受，而只要一提当省主席，则总是以身体有病为由而加以拒绝，不由一时火起，冲着陈果夫直截了当地说：“你做一部分事情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陈果夫见蒋翻了脸，他也忍不住了，多年的怨气一并发出，板着脸，反问蒋介石：“现在中央谁做得好？”蒋介石被问的无话可答，双方不欢而散。这是几十年来，陈果夫第一次顶撞蒋介石。
陈果夫不是不愿做省主席，而是不愿被蒋介石挤出中央，使CC派失去首领而陷于衰落，虽然有陈立夫，但毕竟孤掌难鸣。他知道蒋介石为了扶植太子蒋经国，时刻在防范他，在限制他的势力，他不愿就此干休，他要赖在中央，决不到省里去。另外，他从在江苏省四年地方官经历中，深深体会到省主席不好当，蒋介石大搞独裁专制，一切权力集中在中央，集中在蒋介石手中，什么事都得请示蒋介石，省主席只不过是代理人而已，因此他也不想当这种傀儡。
陈果夫自主政江苏后，再也没有当过省主席和其他地方行政官。主政江苏成了他一生中主持地方全面行政的仅有一次，因而也特别值得他深深地留恋。后来，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如《苏政回忆》、《苏政四年之回忆》、《我在江苏的业余兴趣生活》等，来回味这一段难以忘怀的人生历程。
寻找同中共接触的契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步步加紧，到华北事变前后，中华民族已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日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蒋介石难以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方针，便开始逐步调整其对内对外政策。这一时期，蒋介石虽然继续将大量军队用来对付共产党和红军，另一方面也开始对日整军备战，并在国际上与苏联亲近。
南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呢？因为蒋介石十分清楚，在国际上，能与日本抗衡的，除了英美外，还有与中国北邻的苏联，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为了联合苏联遏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的扩张，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与苏联谈判，并极力表示与苏联的友好。
1932年一二月，蒋介石采纳了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人的建议，派颜惠庆到日内瓦与苏联外交部长李特维若夫进行谈判，并签署了《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中苏邦交。
1934年，蒋介石派他的幕僚，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蒋廷黻利用暑假前往欧洲活动。临行前，蒋介石当面向他交代，要他“尽可能地把时间用在苏联”，希望他能够“测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并嘱其“注意研究苏联的情况”。蒋廷黻到达苏联后，曾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莫尼雅科夫会晤，双方谈得十分融洽，都表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会谈后，蒋廷黻即向蒋介石“提出详细报告，并且建议仔细开创将来的局面”，蒋介石接报告后十分高兴，“复电甚表嘉许”。以后，蒋介石便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与苏联的联系，以达到改善中苏关系的目的。
1935年初，蒋介石委派驻苏大使颜惠庆率中国文化艺术团赴莫斯科演出，演出期间，颜惠庆与苏联领导人及各方人士进行了接触，加深了了解。4月，蒋介石派复兴社骨干邓文仪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并给他交代了争取苏联军事合作的任务。邓文仪赴苏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他两次与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员布留赫尔（即加伦将军）会晤，在友好的气氛中交换了有关“中俄合作，共同防御日本侵略”的意见。
中苏关系的逐步进展，使蒋介石深受鼓舞，与此同时，在国内，蒋介石一方面对共产党大军“围剿”的同时，也开始寻找同中共接触的途径，以在适当的时候改善国共两党的关系。
陈立夫作为蒋介石的亲信，此时已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他对蒋介石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调整国共两党关系、中苏两国关系的政策是赞成的。他以前就认为，对共产党不能完全靠武力的办法去消灭，应以招安的办法和软化的办法使之就范。现在大敌当前，用大军“围剿”而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这种办法显然不是上策。在国际上，他认为中国与苏联接壤，应该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建立共同战线，就可以抵御日本的进攻。因此，陈立夫也主张和共产党接触，同苏联接触，在相互接触中改善关系。
1934年年底，陈果夫与陈立夫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要他们主持同苏联驻华大使的外交谈判，并寻找同中共接触的契机。当时，陈果夫还在担任江苏省主席，省务繁忙，脱身不得，这项工作实际上是陈立夫一人担当。
陈立夫接受使命后，即参与了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早期会谈。这种讨论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会谈内容一直没有对外公布。1977年，陈立夫在与一位美国学者交谈时，笼统地透露了一些当年会谈的内容。当时，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虽然开始了接触，实际上还互不信任，各存戒备之心，这种态度也影响了陈立夫和鲍洛莫洛夫的会谈。陈立夫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关键时刻，莫斯科之所以愿意与南京亲近，主要因素是它害怕中国妥协，与日本携手合作。这样，可能会导致蒋介石答应日军通过内蒙古直达苏联边境，而当时德国也正从西线窥测苏联，那么，苏联将会面临德日两线入侵的威胁。因此，陈立夫在会谈中，既表示愿意与苏联友好，又显露出有恃无恐的态度。而鲍格莫洛夫既担心中国的妥协会导致日军对苏联的进攻，又认为中国国力太弱，以致在日德联合进攻苏联时，对苏联不会提供多少军事帮助。中苏改善关系，结成友好联盟，至多只是有助于防御日德的联合进攻而已，其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因此在会谈中，鲍格莫洛夫一方面表示愿意中苏友了，但另一方面却又表现出不太迫切与不太积极的态度。
由于中苏双方各打各的算盘，这就使得陈立夫与鲍格莫洛夫的秘密会谈虽进行了很多次，却总是没有什么重大突破，双方都小心谨慎，如履薄冰。陈立夫曾经向鲍格莫洛夫提出了一个军事协定，但鲍格莫洛夫却认为这个协定只是对中国有利，苏联所能得到的好处并不多，而且万一协定公开，将会使苏联陷于很危险的境地，因此不肯与中国订立协定，这种讨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还是没有多大进展。
陈立夫不时将会谈情况详细报告蒋介石，苏联的消极态度使蒋介石大为不满，他也不想在中苏会谈中表现得太主动，便指示陈立夫继续与鲍格莫洛夫进行这马拉松式的会谈。但到了1935年，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河北事件、张北事件、香河事件等相继发生，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安了，他急忙找来陈立夫商量对策，陈立夫提出应该加快对苏交涉的步伐，在短时期内建立中苏合作关系，以便在必要时打出苏联这张牌。蒋介石点头表示赞许，并决定自己亲自出面。
1935年10月18日，由陈立夫陪同，蒋介石在孔祥熙的官邸接见了苏联大使，对有关问题阐述了中国的态度。在谈话中，蒋介石暗示，希望中苏两国尽快改善关系，希望尽快同苏联缔结秘密军事协定。他还向鲍格莫洛夫保证，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同日本签订反苏的军事协定。蒋介石的保证使鲍格莫洛夫心中的疑虑一扫而空，同时，中国方面的积极态度也感染了这位苏联大使。因此，鲍格莫洛夫向蒋介石提出一个建议：最好由南京国民政府派遣一名高级官员访问莫斯科，直接与斯大林会谈。蒋介石点头同意，接受了鲍大使的建议，心中也开始考虑出访莫斯科的人选。
在蒋介石接见鲍格莫洛夫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0月下旬在国内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这是蒋介石为争取中苏友好所作的一大姿态。
为了使鲍陈密谈向前大进一步，为了尽快缔结中苏秘密军事协定，也为了找到与中共接触的契机，12月，蒋介石决定派高级官员出访莫斯科。那么派谁到莫斯科去呢？蒋介石选定了陈立夫，将出访莫斯科同斯大林会谈，力争缔结军事协定，并寻找机会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进行接触这一重大而秘密的使命交给了他。此时的陈立夫可谓官运亨通，在12月2日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已高升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步入国民党高级中枢领导人之列，成为蒋介石左右不能离的至关重要的人物。所以能受蒋介石如此重托。
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蒋介石将这样重大的使命交给他，说明他在国民党中的作用已非他人可以取代了，想来真有点受宠若惊。忧的是此去责任重大，不知能否成功归来，想来又有点惶恐不安。但事已至此，还得努力去做，能否成功，只得听天由命了。陈立夫迅速做好了一切准备，再次晋见蒋介石，在聆听了蒋的训示后，便打点行装，启程赴苏。
1935年12月24日，陈立夫化名李辅臣，从南京乘车到上海，在上海秘密登上了一艘名为朴次丹号的德国邮船，他准备先到德国柏林，再从柏林转赴莫斯科。与他随行的是特工总部的设计委员会主任张冲，他化名江融清。另外还有新任驻德国大使程天放及随员。邮船离开上海码头后，很快便驶入辽阔的大海，海面上一碧万顷，不时有海鸥掠浪而过，陈立夫此时无心欣赏海上壮观的景色，他望着水天交接的远方，深深思考着很多问题。他想，到莫斯科后，将与斯大林谈判，斯大林的性格、品质会是怎样的呢？自己将如何进行这场谈判呢？如果谈判成功，签订了军事协定，将会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倘若谈判失败，后果会如何呢？想到这里，陈立夫顿时感到肩上任务的沉重，他的内心，也如这大海一样，蕴藏着不可估测的种种神秘。
由于同船还有电雷学校20多名学生准备赴德进修，他们不久前都听过陈立夫的演讲，因此，陈立夫不得不尽量做到保密。船每到一个检查站，旅客必须到甲板上接受检查，这时，陈立夫便戴上大墨镜，以免被人识出。平时，便蛰居舱房，托词有病不出门，饮食用品一律送到房中。
船到法国马赛时，上岸很麻烦，在检查护照时，全都集合在一个大厅中。于是陈立夫便要张冲先去，到最后一名时他才去，这时检查人员也很疲困，得以安全过关。然后，他们托船上茶房代为找了一家旅社，稍事休息后，到了晚上，便乘火车去了柏林。
陈立夫到了柏林后，与张冲住进市中心一家出租房间，这儿离中国大使馆较近，程天放则去大使馆就职，陈与蒋介石来往电报由程天放负责。当时，希特勒当政，正处于权力顶峰，大街小巷特工密布，气氛十分紧张。蒋介石要求陈立夫在柏林静等行止，何时进入俄罗斯，要根据形势演变决定。由于陈立夫此行是秘密的，他与张冲不能公开活动，一般情况下都闭门不出。他只是希望尽快得到蒋介石的指令，好尽快东行，但天天盼望，都无消息，只能在惶惶等待中消磨时光。
后来，终于得到蒋介石的指示，说是到俄国“为时尚早，可先到法国、瑞士、意大利一行”。于是，陈立夫与张冲便遵嘱前往这些地方旅行，为了避人耳目，每到一地，都住最贵的旅社，因为这类旅社，一般中国人是不去的。他们白天蛰伏，晚上出来逛夜总会、看电影，打发时光。
陈立夫在出国时，为恐走漏消息，曾写了十几封亲笔信，嘱夫人孙禄卿隔几天便从杭州发往南京，告诉亲友与相关人士，说他在杭州有病休养，所以报端没登载陈立夫出席国内一些会议的消息，虽有种种猜测，但很快释疑。
日本方面不知怎么探知蛛丝马迹，不久便放出试探的谣言，说蒋介石派陈立夫赴苏俄，将与苏俄联合对日等。苏联听此消息后十分害怕，恐轴心国因此而联手制俄，因此对陈立夫赴俄不再热心。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对中苏关系作了错误的分析，他认为：“日俄两国对我中国，有一相同的企图，就是迫使我们中国脱离西方，尤其对美关系，而陷入孤立地位，只有听任他们的宰割。日俄两国……为了共同对付西方尤其是美国，亦可以瓜分中国为条件，而互谋妥协。”基于这种错误的分析，蒋介石认为直接与苏联进行高级会谈的时机尚未成熟，如果匆匆行事，到时机密泄露，将使中国陷于难堪境地，因此，急令陈立夫取消赴苏计划，迅速返国，不得有误。
一个政府若只能用镇压人民的力量表达到统一或拥护，那它的结局只能是被人民的力量打垮。当时，陈立夫正在匈牙利旅行，中国驻土耳其大使贺耀祖专程到匈牙利，传达蒋介石指令说：“现在情势不佳，风闻日本已推测蒋委员长派陈立夫到苏俄去，苏俄获此甚感不安，深恐引起轴心国家对苏俄发动战争，故蒋委员长已令我转告不必去苏俄了。”
陈立夫接电后，感到十分意外，他还不知个中底细，当然更不知道蒋介石的用心何在，他只知道服从命令，这是他跟随蒋介石多年所形成的习惯。因此，他接到密令后，二话没说，即收拾行李，与张冲一道，踏上了返国的旅程。
关于陈立夫这次中途而返的莫斯科之行，有的外国学者提出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陈立夫到过莫斯科，并与苏联党政领导人进行过会谈。如美国学者约翰·W.加佛在他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由来：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这样写道：“陈在柏林待了两个月后，取道莫斯科回国，虽然陈在莫斯科逗留了几个星期，但斯大林既不愿见他，亦不愿向其他中国外交官表达他对中苏关系的意见，苏联领导人的确对中国使苏日陷入麻烦的计划有疑虑。斯大林与蒋均希望利用中苏关系改善本国与日本的关系。……陈在莫斯科主要是跟苏外长李特维若夫会谈。双方曾达成一个互不侵犯的协议草案，1937年8月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虽然陈李会谈的档案迄今没有公开，但他们可能就中苏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我们认为这位美国学者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陈立夫没有到过莫斯科，当然也不会与苏联外长李特维若夫会谈。
第一，在国民党的官方材料中，没有提到过陈立夫到过莫斯科，也没有陈李会谈的纪要。台湾官方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是这样记载的：12月24日，陈立夫偕张冲秘密离上海赴欧洲（苏俄史达林请蒋委员长派人密商，陈奉命前往，与新任驻德大使程天放同船。陈在欧洲留四个月，未获与俄方代表会晤，无结果）。这条材料说明陈立夫在欧洲停留，没有到莫斯科，当然，莫斯科也属欧洲范围，但如果陈立夫果真是去了莫斯科，“史事日志”应该会清楚注明的。
第二，陈立夫在美国时，曾与人谈到过他这次中途而返的赴苏之行，没有透露他去了莫斯科，他写的《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这篇文章也回忆到他与张冲秘密前往苏联，“企图就对日军事同盟的设想与苏联政府商谈”，说是中途返国，没有说到过莫斯科。他晚年写的回忆录《成败之鉴》，明确说明是在匈牙利接到蒋介石命令，取消莫斯科之行，中途而返的。
第三，国内一些人写的回忆文章及港台学者撰写的著作，在谈到陈立夫赴苏谈判时，都一致认为是中途回国，没有成功。
第四，当时在莫斯科担任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的邓文仪后来写的《冒险犯难记》一文也没有谈到陈立夫的莫斯科之行。当时邓文仪在莫斯科，也负有与苏联政府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的使命，如果陈立夫去了莫斯科，那么一切情况他是最清楚的，《冒险犯难记》正是记述他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中共代表团会谈的情形，不会对陈立夫的活动毫无涉及的。
根据以上几点理由，我们可以说，陈立夫没有到过苏联，是一次中途而返的莫斯科之行。陈立夫回国了，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也难于言表的，既有失去了一次打开新局面的遗憾，同时又为免去了一次与共产党领导人交手的麻烦而感到少有的快慰。
打通国共关系
陈立夫从柏林回国后，继续参与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谈判。这时，中日关系更加紧张，日本帝国主义陈兵华北，觊觎整个中国。在此情况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中国共产党为了集结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动抗日战争，及时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果断地停止了反蒋宣传，放弃了打倒国民党、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主张，并为建立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作了不懈的努力。
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冲击下，在中国共产党合作诚意的感召下，同时从国民党本身的利益出发，蒋介石感到“围剿”共产党、“围剿”红军的政策难以继续推行下去了，不得不考虑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
此时，陈立夫与鲍格莫洛夫关于中苏缔结军事协定的谈判正在紧张进行。在谈判中，苏联方面提出了改善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并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鲍格莫洛夫一再向陈立夫表示：“苏联政府特别注意蒋介石同中国红军的关系。他说，如果蒋介石的主要力量用于‘剿共’，蒋介石的军队同红军不实现统一战线，那么，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严重的斗争，是不可能的。”
对于鲍氏的意见，陈立夫认为是有道理的。九一八事变后，陈立夫的思想就有了些变化，他认为日本侵略中国，造成了民族危机，现在是外敌当前，如果仍然将国民党大部分军队调往苏区，去“围剿”红军，以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这种办法不但行不通，而且容易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反对。因此，他主张和共产党接触，用招安的办法接纳共产党，在中日战争发生时，还可以利用共产党的武装去抵御日本的进攻。正是基于这种想法，陈立夫即向蒋介石报告了与鲍氏谈话的内容，特别报告了鲍氏提出的改善国共关系的建议，并陈述了自己对国共两党重新接触的想法。
对于改善同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也早有考虑，他认为：“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1934年底，蒋介石在交给二陈主持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外交谈判的任务时，就另外给他们一项秘密任务，即寻求与中共接触的途径，但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他一直再没有过问。现在，蒋介石听了陈立夫的报告后，重新又勾起了他与中共接触的兴趣，而且较以前还要浓厚。蒋介石心里明白，既然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同时也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出发，就不能不考虑在国共两党关系上作出新的姿态。
1935年夏天，蒋介石在陈立夫的陪同下，又一次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见时，他向鲍大使表示遗憾，说：“中苏之间发生了一连串误会，特别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他说他正着手改善同中共的关系，准备同中共讨论抗日问题，但他又强调，中共可以合法存在，但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鲍大使表示理解。
在蒋介石接见鲍格莫洛夫后，陈立夫继续与鲍氏盼谈判，在谈判中，陈立夫代表蒋介石多次向鲍大使提出要求，希望苏联出面向中共作工作，说服中共“解除武装……以政治方法来解决”。以实现中国的统一。陈立夫还表示：“如果苏联政府就中国红军承认中央政府权威一事向红军施加压力，那么苏联政府就可以表示对南京的真诚态度并赢得南京政府这个真诚的同盟者。”但当时的苏联并不想在中国的国共两党关系中充当调解人，因此，鲍格莫洛夫向陈立夫反复申明，苏联在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善中将不起任何中间的作用，蒋介石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同中共谈判。这样，蒋介石希望通过苏联的关系达到与中共接触的途径便断绝了，他只好自己去寻找同中共接触的机会。
早在1935年秋天的时候，陈立夫在动身去莫斯科之前，就曾与蒋介石商定，准备通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与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当时，正好驻苏大使馆首席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已到了新疆，陈立夫便建议让邓文仪具体承办此事。于是，蒋介石即令邓文仪迅速回莫斯科去，说有要事让他去办，这要事即是到莫斯科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接触。邓文仪接到命令后，不敢怠慢，南京也没回，马上从新疆启程赴苏。
第二年春天，邓文仪返抵莫斯科。在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邓文仪会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双方进行了恳切的会谈。据邓文仪回忆：“三月初，回到莫斯科后，除积极筹划开展武官处的工作外，对于莫斯科与中国有关的俄国高级将领，过去曾在中国担任顾问的人，及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代表，曾有相当联系及恳谈。”在谈话中，邓文仪按蒋介石与陈立夫的旨意，向王明提出了三项条件：（一）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其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二）改编中国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同日军作战必须有统一的指挥。（三）国共两党恢复1924—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邓文仪还提出，改编后的红军可以开到内蒙古前线抗日，或划给西北部分区域作为红军的基地。王明向邓文仪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邓文仪表示理解，并告诉王明，蒋介石看到他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发言和有关文章后，就决定同中共接触谈判。同时，邓文仪还提出，国民党可以派高级领导人到莫斯科来和王明会谈。邓文仪与王明进行了多次讨论，最后，王明认为，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中央都在国内，双方领导人也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不久，中共代表团指定潘汉年为联系人，与邓文仪会见，并派潘汉年回国，与国民党代表继续谈判。
当邓文仪在莫斯科与王明频繁接触、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陈立夫在国内也在另辟蹊径，试图打通共产党的关系，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其亲信曾养甫，由曾养甫具体经办。
曾养甫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铁道部政务次长。他接到任务后，深感其艰巨性。因为当时国共两党还处于敌对状态，在苏区，蒋介石调动大军进行多次“围剿”，致使红军不得不举行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又亲临西北，派兵重重包围，欲除之而后快，在这种状态下，是不能到西北去与共产党接触的。在国统区，由于国民党的大肆屠杀，共产党已完全处于地下状态，平时特务们想抓到一个普通的共产党都难上加难，现在到哪里去找到共产党负责人，与他们接触呢？他感到找共产党之难，难于上青天。
曾养甫经过几天认真考虑后，终于有了办法，他找来了在他主持的杭州浙赣铁路理事会担任秘书的谌小岑，将与共产党接触的任务交给了他，并告诉他此事是由陈立夫在主持，陈对此事十分关注，要他尽快完成。曾养甫为什么会选择谌小岑呢？因为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时期曾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且与周恩来有私人关系，曾养甫便认为谌一定还与周恩来保持联系，也一定知道中共的行踪，是能够找到共产党的。
其实，谌小岑与周恩来及中共已经完全没有联系了，他接受任务后也毫无办法，想来想去，他想到了时任北平中国大学教授、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的吕振羽，因为自由职业者大同盟是一个进步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影响很大，谌小岑认为这个组织一定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吕振羽也一定是共产党员，很可能还是共产党的什么官。因此，谌小岑便根据曾养甫和陈立夫的旨意，于1935年11月给吕振羽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
吕振羽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与中共北平市委有联系，他接信后，即向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作了汇报，周小舟按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先派吕振羽“立即去南京，探明此事系何人发动和主持”。待吕振羽出发后，中共北方局又派周小舟于1936年1月专程赴宁与吕振羽商谈谈判事宜。为了取得中共中央的支持，2月，中共北方局负责人之一的王世英离开天津，经西安来到山西前线，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与南京方面接触的情况，毛、周均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对王世英作了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指示。根据这一情况的变化，毛泽东指示中共方面应作出姿态。5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东征回师通电，要求南京政府“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以推动国民党加快合作的步伐。
司徒雷登对陈氏兄弟的厌恶，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失势的结局。同年3月，中共北方局派周小舟再次赴南京，直接和曾养甫谈判。这次，周小舟带来了一封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人具名盖章写给曾养甫和谌小岑的信，信中重申了中共《八一宣言》关于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主张，对于国民党方面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举动表示欢迎。
在曾、周谈判中，曾养甫因为有陈立夫作后盾，表现出迫切的心情，他希望两党能尽快合作，说：“现在正是马克思主义发挥作用的时候了，日本人打到我们家门里面来了，应该大家携手努力奋斗。”他还说，红军既要抗日，就加入国民革命军好了。周小舟见曾的兴致很高，便抓住时机，提出就一些有关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但曾养甫没有得到陈立夫的具体指示，不敢贸然行事，这次会谈虽然气氛融洽，但没有明显结果。
后来，中共方面又一再提出，要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谌小岑也再三建议，应该给中共一个关于双方联合抗日的具体条件的回信，曾养甫便向陈立夫报告了与共产党人周小舟几次谈判的情况，并提出，下一步应该就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陈立夫对国共两党间的初步接触是满意的，但关于具体条件，他也不敢自作主张，他需要向蒋介石请示。
为了使国共之间的秘密接触更进一步，陈立夫晋见了蒋介石，向他报告了国共初步接触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建议，蒋介石表示：只要红军承认中央政府的权威，保存现有编制，参加抗日，他可以同中共谈判。陈立夫便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拟定了一个大概的条款，在送蒋介石审阅，得到蒋的同意后，准备对中共方面给予答复。
1936年5月中的一个上午，陈立夫来到曾养甫家，说有重要事情交代，并要谌小岑也参加，曾养甫即用电话找来了谌小岑。陈立夫神情严肃，要曾养甫找来笔和纸，他自己坐在沙发上一字一顿地口述，让谌小岑代笔，给中共方面写回信。陈立夫指示谌小岑，用“K”字代表国民党，用“C”字代表共产党，他提出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四项办法：
（一）K方欢迎C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C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选择。
（四）C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这四项条件由谌小岑抄写成多份，从几个渠道转交给中国共产党。
6月1日，两广事变发生，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蒋介石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为了急于摆脱困境，他指示陈立夫加快“打通共产党关系”的步伐。这时，中国共产党方面通过吕振羽提出了两个具体问题，即划定防区让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与释放政治犯，要求国民党方面给予答复。陈立夫由于得了蒋介石的指令，他的积极性比以前明显提高。对中共提出的两个问题，他略加考虑后即表示：释放政治犯可以办到，只要中共开出名单来，就可照办。划定防区则暂时可以不必，但南方红军可以分散北上。为了进一步加深双方了解，陈立夫准备派曾养甫到延安去，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他还发出邀请，要周恩来到南京，当面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当选为正副总统的蒋介石与李宗仁。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对抗日的“最后关头”有了比较明确的解释，他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表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有了比较明显的转变，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蒋委员长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并提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要求，表示：“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
蒋介石态度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诚意，都给陈立夫以很大的鼓舞，他希望尽快解决两党合作的问题，一则于国家于抗日有好处，二则国共两党合作后，肯定会有一番新的局面，他将因此而进一步提高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于是，陈立夫通知曾养甫尽快作好一切准备，随时听命赴延安谈判。
7月底，陈济棠反蒋失败，宣布下野，离粤赴欧，蒋介石派员主持广东，粤事解决，使两广事变形势发生有利于蒋介石的变化，蒋介石趁机压迫李宗仁、白崇禧，使他们难于支持。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又得意起来，而对国共接触的步伐又放慢下来，再加具体经办的曾养甫被任命为广州市长，陈立夫只好另选他人，并推迟了去延安的日程。去延安的人选虽然换了，但陈立夫并没有停止曾养甫打通共产党关系的工作，为了防止关系中断，他甚至允许吕振羽随曾养甫去广州，以便随时联系。同时，陈立夫还再次发出邀请，希望中共方面派高层次的代表到南京来谈判。
对此，中共方面仍然积极响应，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给曾养甫的信中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并提出具体方法为：“尚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策划。”
周恩来的回信使陈立夫十分高兴，虽然不能预料这次谈判会在什么时候举行，但他与中共的关系毕竟打通了，国共两党之间有了接触，也有了对话，这是两党关系的重大突破。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一面酝酿派人到延安去谈判，一方面也作好准备，迎接中共高级代表的到来。
跟共产党提条件
就在二陈兄弟翘首以盼周恩来或者中共其他高级领导人到南京来就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由王明指定的中共代表潘汉年于1936年六七月问从莫斯科回国，抵达香港。潘汉年到香港后，考虑到在香港与国民党代表会面不会引起其他方面注意，即写信给陈果夫，请他派人到香港接谈。陈果夫经与陈立夫商量，即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前往香港，会见了潘汉年。经过交谈后，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取得共识，然后，他们决定去见二陈兄弟，这样，潘汉年由张冲陪同，抵达南京。
陈立夫早就看到过邓文仪从莫斯科写回的书面报告，他知道潘汉年是王明派回来主持国共谈判的，而且知道潘才华横溢，年轻有为，他极想见见这位共产党的才子，所以潘汉年到南京后，陈立夫便十分高兴地会见了他，并就国共双方合作抗日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交谈中，陈立夫再次重申了他以前提出的四项条件，他说这是国民党关于合作的基本意见，希望共产党能拿出自己的具体办法，以便双方进行讨论。同时，陈立夫希望周恩来能到南京来，举行国共两党的高级谈判，尽快达成协议。
潘汉年由于刚刚回国，对于以前国共之间的秘密接触还不甚了解，对于国共合作的具体办法他必须请示中共中央。于是，潘汉年在与陈立夫会面后，即离开南京，前往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
中共中央在听取潘汉年的汇报后，即派潘作为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于1936年9月从陕北来到上海，他携带了毛泽东致国民党一些中枢领导人，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的信函以及中共中央拟定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毛泽东在致蔡元培的信中称陈果夫为“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并要蔡元培代以致讯，“率尔进言”。周恩来给陈果夫与陈立夫的信全文如下：
果夫
立夫两先生：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作停战要求。今二、四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果夫先生如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临颖神驰，伫待回教。专此，并颂时祉！
周恩来
九月一号
中共领导人的来信洋溢着爱国热情，字里行间充满了殷殷希望，这些对陈果夫与陈立夫来说，是有所感触的。二陈看信后，也不能不为中国共产党深明大义，坦诚合作的磊落胸怀所感动。陈立夫专门指示曾养甫研究周恩来信函，并提出邀请周恩来到广州或者香港会谈，因南京代表北上恐惹人注意。同时，陈立夫还希望陕北与武汉电台通过密码直接联系。照理，在这种基础上，国共两党的合作应该是很快可以形成了。
但在这关键时候，国内外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深深地影响到蒋介石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9月中旬，李宗仁、白崇禧等发表通电，表示服从“中央”，并于9月17日与蒋介石在广州会晤，各派融入一堂，握手言和，至此，两广事变宣告平息。同时，在国际上，英美等国对日态度也较以前有所强硬，英国还答应给国民党贷以巨款。另外，日本方面也似有缓和之意。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企图乘此时机，一举实现国民党的一统天下。他估计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最多不过3万人，只要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飞机，即可在二三个月内，将红军大部歼灭在陕北，他扬言：“共匪与军阀之势力，已不足为中国之患，且也闽变数平，两广就范，中国统一之局已达于垂成之域矣。”既然如此，那早先开始的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接触，蒋介石当然认为是多此一举了，他即令二陈提高谈判条件或是尽快结束这种谈判。此后，二陈虽然与共产党还保持联络，但只是为了在政治上留有回旋的余地而已。
针对国民党方面这种敷衍态度，9月22日，周恩来直接致书蒋介石，严正指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同时警告说：“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但蒋介石自恃形势对他有利，仍执迷不悟，对国共两党的合作采取消极态度。
翁文灏，一书生。在派系斗争中，被推出来当上“宰相”，可战时的“宰相”无自己的势力又怎能立足？翁不过一过渡者而已。11月10日，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见了中共代表潘汉年，融洽的气氛没有了，本来就很少笑容的陈立夫又摆出了那副阴冷的面孔，完全是以政府官员的姿态君临的。谈话一开始，潘汉年说明了中共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该协定指出：
（一）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
（二）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三）必要步骤1.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2.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屯驻地区，供给军费、粮食和一切军用品，不得变更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3.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不再破坏共产党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的人员，共产党停止以武力推翻现政府。4.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5.建立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红军派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地位。6.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
（四）两党各派出同数的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的机关。
（五）双方均保持其政治、组织上的独立性。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个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陈立夫本人也觉得无可挑剔，但他早已接到蒋介石的密令，不可能以中共提出的这个协定草案作为基础进行谈判，而是按蒋介石的旨意，提出了另外一套方案，他装出一副十分坦诚的模样说：“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最多编3000人到5000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果军队能如此解决，中共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好考虑了。”陈立夫的意图十分明显，他把共产党“联蒋抗日”的举动看作是软弱可欺的表现，试图以合作为借口，解除中共的政权与军队，然后迫使共产党就范，达到“招安”的目的。
陈立夫凌人的盛气与苛刻的条件，显然是中国共产党所不能接受的，潘汉年当即严正指出：“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当初邓文仪在莫斯科活动，曾养甫派人送到苏区的条件都不是收编，而是讨论合作。你这些条件当然是奉了蒋先生之命才提出的，蒋先生目前有此想，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了，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潘汉年的话一针见血，揭开了问题的实质，陈立夫一时十分尴尬，他见不能压服潘汉年，急忙转了话题，口气也缓和下来，说：“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周恩来面谈。”潘汉年一口回绝，他说：“在你们这种苛刻条件下，周恩来是不会出来和你们谈的。”陈立夫狡猾地一笑，说：“请潘先生暂不要报告我刚才说的那些条件，我想周恩来应该会来的。”潘汉年十分肯定地回答：“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暂时停战的条件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这样，陈立夫与潘汉年的谈判便在僵局中宣告结束。
在正气凛然的中共代表面前，陈立夫陷入无可奈何的境地，他既希望国共两党能尽快合作抗日，又不愿违抗蒋介石的旨令，放弃收编条件，正是在这种复杂心情的驱使下，他再次找到潘汉年，向他表示，希望谈判不要因此而破裂。
中共中央在得知国民党方面变化的情况后，即于11月12日电告潘汉年。该电一方面严正指出：国民党的“条件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也无益”。同时，为了争取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顾全民族斗争的大局，又作了重要让步，表示：“为一致抗日，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所谓“曾谈原则”，即原来陈立夫通过曾养甫向中共提出的谈判条件：党公开活动。政府继续存在。参加国会。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但不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与领导。
这些条件本来是陈立夫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提出的，现在共产党方面提出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确实叫陈立夫不好下台，答应下来，怕蒋介石怪罪，不答应，则堂堂党国要人出尔反尔，岂不遭天下人笑话。陈立夫考虑再三后，决定晋见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正在洛阳指挥国民党大军围攻红军。陈立夫携带中共中央复电专程飞赴洛阳，向蒋介石请示。但此时，国际上又掀起反苏反共浪潮，日德于11月15日签订了反共协定，正极力拉拢蒋介石参加国际反共集团，这就使蒋介石对改善国共两党关系的态度更加游移不定。结果，陈立夫的洛阳之行没有任何效果，蒋介石否定了自己原来所提出的条件，拒绝了中共的建议。
陈立夫也错误地认为形势对他们有利，他对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热情一下子冷了下来，这时，他也不怕被天下人耻笑了。但不管怎样，总得要对共产党方面有个交待，于是，陈立夫只好硬着头皮再次邀请潘汉年前来谈判。
11月16日，陈立夫与潘汉年在南京见面，谈话开始后，陈便告诉潘汉年，蒋介石仍坚持原提各条件，并表示绝无让步可能，要求潘汉年将此意见尽快电告中共中央，希望中共方面能够委曲求全。陈立夫甚至以威胁的口吻说：“日德方面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战线，中苏关系可能会恶化，那时，红军岂不更糟糕。”潘汉年听完此话，觉得再没有可谈的了，便站起身来，拱手告辞：“蒋先生既然要加入反苏战线，就不会抗日，那我们今天的谈判也不需要了。”陈立夫见此，急忙拉住潘汉年，让他坐下，略带诚恳地说：“我们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战线，因此更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捐弃成见。”潘汉年说，共产党深明民族大义，相反，是国民党不能为民族捐弃成见。
杜鲁门失势了，连昔日里这位言词慷慨的“第一夫人”也对他失却了兴趣。图为：杜鲁门与宋美龄。见气氛稍微有点缓和，潘汉年便谈起曾养甫所提的国共合作四个条件，他直截了当地问陈立夫：“听说这四个条件也是先生的意思。”陈立夫一听，连连摇头，矢口否认。潘汉年知道，现在的陈立夫是完全看蒋介石的眼色行事，不会把提出四个条件的事扯到自己身上来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作了巨大让步，而国民党方面连以“曾谈原则”为基础进行谈判都不肯，双方再也不能往下谈了。这样，陈立夫与潘汉年的会谈再一次不欢而散。
11月21日，潘汉年将会谈情况详告中共中央后，毛泽东，张闻天即于第二天复电告潘汉年：“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中共中央也指示潘汉年：离开实行抗日救亡的前提，就没有任何商谈的余地。12月28日，周恩来写信给潘汉年，指出：“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的前提，谈判显无速成之望。……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这样，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谈判因国民党无诚意而陷入僵局。
此后。陈立夫又约潘汉年进行过一次交谈。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陈立夫将原来所提条件略有改动，如将保留红军的数目由3000改为3万，但其收编的立场仍然没有变，这就理所当然地被中共方面所拒绝。至此，国共秘密谈判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本来预定的周恩来与陈立夫之间的会晤也不能如期进行，这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
对这没有结果的谈判，陈立夫一半是恼火，一半是惋惜。他恼火的是共产党竟不按他们的指挥棒行事，不屈从他们的高压，使他以“招安”的办法解决共产党的企图不能得以实现，几年的心血毁于一旦。惋惜的是两党共同抗日的新局面不能成为现实，他也不能因此而在国民党中大出风头了。当然，陈立夫是一个很有耐力的人，他还不肯放弃最后的希望，为了表示他的心情，他派张冲专程到上海转告潘汉年，希望国共两党的谈判不要中止。潘汉年当即请张冲转告陈立夫，共产党持同样态度，但希望国民党放弃消灭共产党的企图，如此则谈判还是有可能重新开始的。
中国共产党的恳切态度使陈立夫多少有些内疚，为了不中断与中共的联系，12月初，陈立夫按预先的安排，派张冲由南京经西安、延安到达瓦窑堡，与中共领导人见面。陈立夫交给张冲的任务是，取得共产党领导人的谅解，并观察红军的动向。张冲到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都接见了他，并作了友好的交谈。
不久，陈立夫还指派谌小岑交给吕振羽一份密电码，告诉吕说：“南京谈判到此终止，今后由武汉电台和延安电台直接联系。”
陈立夫派张冲的上海陈言和延安之行，以及武汉、延安的电台联系，是他为使国共谈判重新开始所作的努力，这一切，都给国共两党再奏谈判新曲留下了一缕娓娓的余音。
陈立夫主持的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的秘密接触和谈判，虽然没有任何结果，但它却增进了两党之间的了解，加强了两党之间的联系，为日后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打下了基础。它在国共两党兵戎相见，战场厮杀的昏天暗地中投下了一丝光辉，在此光辉下，坚冰开始融化。此后，国共两党继续朝着接触、谈判的方向发展，终于导致了第二次合作的形成。
西安事变，反共态度转变
国共两党的秘密和谈停止了，二陈积极协助蒋介石，准备对陕北边区大举进兵，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陈立夫加强了在陕西的“CC”实力，完全控制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并在省党部设置了专用电台，经常直接向蒋介石发送情报，还建立一支行动队，可随时直接捕人径解南京。
但是军事压力与特务政治挡不住抗日的潮流，不但广大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是国民党内的爱国将领也一致要求枪口对外。在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被蒋介石派往西北“围剿”红军的张学良、杨虎城以民族大义为重，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向全国提出了停止内战、改组政府、释放政治犯、共同抗日等8项主张，成为时局转换的重要枢纽。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南京国民党内部立刻引起了一片混乱。事变发生的当天下午3时，曾养甫得到西安“CC”特务发来的急电：“张、杨叛变，领袖被扣，生死不明。”他一看吓呆了，急奔陈果夫公馆，正好陈立夫也在那儿，兄弟俩为这突如其来的事变所震惊。本来，陈立夫准备12月11日乘飞机赴西安，向蒋介石报告国共谈判情况，因突然发高烧，所以没去成。他们急忙打电话给戴季陶，查消息是否准确，待知事实后，便再打电话给何应钦等军方要人，要他们迅速作出决策，以救当前。刚放下电话，何应钦已派人传来口信，要求各中央执行委员到何公馆一聚，共商对策。于是，陈果夫与陈立夫匆匆赶到何公馆，只见公馆门前，警卫荷枪实弹，一些党政界要员正陆续来到，都神情严肃，见了面只点点头，便快步进入公馆。整个公馆笼罩着一片忧虑而紧张的气氛。
谈话一开始，便在如何处理和解决张、杨扣留蒋介石的问题上，分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一派以冯玉祥、李烈钧、孙科等为首，主张以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为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另一派则以戴季陶、何应钦、吴稚晖、居正、叶楚伧等人为首，坚决主张以武力讨伐西安“叛逆”。只有少数人模棱两可。陈果夫与陈立夫在会场上一会儿沮丧无语，一会儿义愤填膺，他们兄弟俩都站在戴季陶、何应钦一派的立场上，要求出兵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解救蒋介石。陈立夫慷慨陈词：
领袖一身系天下安危，今竟为叛逆所扣押，生命难保，前途堪虑，惟有大张挞伐，聚歼丑类。
当时，有人提出，是否满足张、杨部分条件，使蒋介石能尽快获释，如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和一些政治犯等。陈果夫与陈立夫即站起来，声色俱厉地说：“绝对不行，这是向绑匪赎票的办法。”并提出立即处死“七君子”，以回答“张、杨叛逆”。同时，陈果夫还向会议建议，南京城内应立即戒严。他认为“集会结社，足以肇乱”，应绝对禁止，要以强硬手段处理西安事变。
谈话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主战派占了上风，会议决定对西安方面进行讨伐。后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0次会议决定，推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下令将张学良“褫夺本兼备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表示要“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国本”。为了推动武力讨伐，陈立夫指令《中央日报》撰文发动声讨。陈果夫于会后以江苏省主席名义，拟定了致各省主席的电稿，对张、杨大张鞭挞。在致云南省主席龙云电中，陈果夫称：
……乃西安方面，忽有胁制统帅，破坏统一之举动，不惜自乱阵线，自堕纪纲，并举国一致之人心被其摇动，救亡图存之大计益感艰难。闻听之余，痛心会既。今幸中央已决定巩固中枢，保障统一之办法……当此安危一发之际，是非不可不明，趋向不可不定。素钦明达，当（表）同情，更望一致主张，促其悔祸之觉悟……
13日是星期日。早晨，中央政治学校照例举行总理纪念周，陈果夫匆匆赶到学校，因为先一天的事变，政校学生已知晓，都议论纷纷，陈果夫要张道藩向大家通报情况，以稳定人心。张道藩便在纪念周上向学生讲了西安事变的大概情况，并在会上大骂：“张学良是什么东西，他竟敢劫持我们的领袖。”陈果夫接着发表演讲，他说：“中央已经决定大计，对叛国作乱的张学良进行镇压。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不过两个月，即可平定叛乱，大家安心读书。”
与陈果夫一样，对西安事变的发生，陈立夫也处于十分焦急之中，据他自己回忆：
参加12月12日会议之后，回到家里，当晚无论如何不能入眠，我不断问自己：我能做什么？
经过反复考虑，陈立夫认为，在进行武力讨伐的同时，还可利用自己正和共产党谈判的有利条件，敦请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出面协调，以保证蒋介石在西安的安全。陈立夫回忆说：
第二天早晨，我请潘汉年到我家来，要求他致电共产国际，分析西安形势。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应该电陈意见，帮助决定政策。我建议他指出，如果蒋先生出了什么事，其结果将是灾难的。中国将失去抗日的领导人。日本由于企图征服我们，必然发动侵华战争，其后，目标将转向苏联。其结果不仅关系中国的存亡，也将关系苏联。我还建议他报告，人们一致反对张学良，支持蒋先生。他同意并且起草了电报，我们将它译成密码发出去了。此前，为了和共产国际通讯，他将密码转交给了我们。
陈立夫对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分析应该大体还是正确的，但他的动机则是为了共产党出面调解，以保证蒋介石的安全，然后调动大军进行讨伐，迫使张学良、杨虎城就范，武力解决西安事变。所以到了第三天，他要求潘汉年再次致电共产国际，希望共产国际指令中共领导人，设法保证蒋介石的安全，最好是释放蒋介石。陈立夫的活动收到了效果，据他说：
第二天，接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一份电报，中称：收到潘的两份电报，他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共产国际赞同他的观点，并已按建议致电周恩来。
陈立夫在与潘汉年会谈后，对蒋介石在西安的安全问题，心中似乎踏实了许多。有了这些许宽慰，他认为下一步将是迅速出兵讨伐西安了，因此，陈立夫与陈果夫积极活动，促使何应钦尽快向西安方面进剿。在一片讨伐的气氛中，何应钦即调派大军开赴潼关，做好进攻西安的部署，并派飞机轰炸西安附近的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正当主战派武力讨伐西安的主张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宋美龄于13日回到了南京。她主张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宋美龄的主张得到了宋子文、孔祥熙等的坚决支持，于是该派很快压倒主战派，占居上风。何应钦虽然说宋美龄是妇道人家，不许她管国家的事，但在蒋氏裙带派强大势力下，他也无可奈何。这样，南京当局遂采用“正面处置严正，营救则多方运用”的原则。宋子文、蒋鼎文及与蒋介石、张学良均有密切关系的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等，往返于南京、西安之间，以使事变和平解决。宋美龄则亲赴西安，参与处理事变。
白崇禧，蒋介石的又一个幕僚。图为：白崇禧与蒋氏夫妇。宋美龄等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影响了国民党中两派激烈对峙的态势，二陈兄弟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态度。原来，他们之所以极力主张武力解决西安事变，是出于以下动机：第一，他们认为以前蒋介石与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大多是军事行动起决定性作用，现在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扣押蒋介石，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更应该诉诸武力。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张、杨放回蒋介石，否则，即使蒋被放回，也难以再统帅三军。第二，他们认为西安事变是受共产党所影响，他们的特务机关就报告，张、杨会见过周恩来。陈果夫认为：“张之脑中已有共党人之矣。”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当陈立夫找来中共代表潘汉年，希望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居中调解时，陈果夫竟逼潘汉年承认共产党捅手西安事变，由“曾养甫与陈立夫两人，与他面谈，潘不承认”。从反共的立场出发，他们便主张武力讨伐。现在看到宋美龄等蒋宋裙带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占了上风。再加，中国共产党已通过潘汉年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向他们兄弟做了许多工作，因此，陈果夫与陈立夫不得不考虑转变态度。
12月20日，又是星期日，也是总理纪念周，陈果夫再次向中央政治学校学生讲西安事变。他说：
校长虽然没有出险，但肯定张学良不敢加害他。我们担心的是，事变开始后，关于校长的下落没有消息，因为这样，张学良、杨虎城可借口说已被乱兵杀害。现在既有了下落，谅他们不敢公开危害。
这与前一星期大骂逆贼，要平叛、镇压相比，明显已经变了口气。后来，他再次致电龙云，也委婉谈到：
至委座安全问题，俟前往之美顾问端纳回京询明真相后，再熟商营救办法。
虽然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还是希望以武力讨伐张、杨的。为了配合这一行动，这期间，二陈对CC特务组织的活动作了进一步安排：
（1）急电西北区和河南特务室迅速派员潜入西安进行侦查。
（2）指示南京邮件和电报检查所所长张志鹏和叶定严密检查邮件（特别是电报），即时具报。
（3）责成所属南京区区长钱永健、周光亚加强侦查戒备，并与宪兵司令部配合，防止坏人乘机造谣扰乱治安。
（4）指使所属密电研究室主任马懋文、陈文彬对于各派系（指桂、阎锡山、龙云、刘湘等系）加强侦查，可了解他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行动。
（5）与军事机关密切配合。
虽然二陈作了很多加强特务政治和恐怖活动的准备，以配合国民党大军武力讨伐西安，但事态并没有按二陈所想象的方面发展。由于各方面的努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西安事变正确引导，终于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达到了逼蒋抗日的目的。
12月26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回到南京。陈果夫、陈立夫及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都到场迎接蒋的归来。陈立夫作为蒋的亲信，被允许跟随到达蒋介石的住所。蒋介石由于背伤还没痊愈，一进屋便躺在了床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陈立夫即向蒋问起西安事变的情况，他最关心的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因为此刻，他与共产党之间的谈判正紧张地进行。因此他迫不及待地问：“周恩来态度如何？”蒋介石半闭着眼，缓缓地说：“不坏！不坏！”陈立夫听后，眉头开始舒展，心中似乎感到了一丝宽慰。
但陈立夫对共产党的基本态度并没有变，即把武力解决放在第一位。他当即向蒋介石建议：中央军各部继续全线西进，一举消灭共产党。此时，陈立夫正主持与共产党谈判的事宜，为什么会如此坚决地主张向共产党武力进攻呢？因为他自以为形势对国民党是有利的。一方面，他在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触过程中，探得了苏联对华政策及基本态度，他认为，此时，国民党如果进攻中共，苏联将不会反对。另一方面，当时中央军已借武力讨伐张、杨之名大量集结，且已进入潼关，这在西安事变以前是决不可能的。因此，是消灭共产党的绝对机会。他进一步向蒋介石建议说：“共产党是虚弱的，不真诚的，您必须走在前面，命令何应钦全线西进，向延安李宗仁，作为军人，无论在何处，多的总是英武之气。进军，碾碎共产党人。”
听了陈立夫的建议，蒋介石半晌没有说话，他闭上眼睛，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实际上他是否定了陈立夫的建议。对此，陈立夫后来颇为遗憾，他认为蒋介石太慈善了，由于被周恩来所感动，就以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地抗日，所以就不采纳他的意见。实际上，陈立夫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历史的发展并不决定于个别人良心或愿望，蒋介石之所以不再支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继续围攻共产党，主要决定于当时国内外的形势。
陈立夫的建议没有为蒋介石采纳，而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是对他们讨伐方案的否定，这使二陈十分难堪。为了讨蒋介石的欢喜，也为了给自己讨回一点面子，他们广造舆论，说什么西安事变的解决是“领袖诚意感召，迫使张、杨回心转意的结果”，是所谓“人心一致之胜利，中央政府处置得法及地方政府维持治安之胜利”。刚开始，蒋介石倒没说什么，但过了不长时间，蒋介石便与宋美龄、陈布雷合作《西安事变回忆录》一文，并以宋美龄的名义发表，文中把戴季陶、何应钦等包括陈果夫、陈立夫在内的主战派好好地挖苦了一顿：
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颇觉得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意断其为健全之行政。军事上或有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亦或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
二陈被不轻不重地批评一通，心中自然是不舒服的，以致几十年后，陈立夫依然耿耿于怀，说“宋美龄毕竟是个女人……她的丈夫处在危险中。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完全没有个人考虑。蒋夫人没有参加会议，但是每个人都同情她。谁不知道政府的强硬危及蒋先生的安全，但是，有谁希望拿蒋先生的生命孤注一掷呢？没有。”但陈立夫当时是不敢这样说的，他必须慎重对待一切，尽量去迎合蒋介石的心理，去协助蒋解决面临的难题，以减少蒋介石对他们兄弟的不满。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即于1937年2月15日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内战和国共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致电大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要求国民党“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的伟大前程”。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和态度，多少对陈果夫与陈立夫是有触动的，再加上他们想到西安事变的教训，所以在三中全会上，二陈的顽固反共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站在国民党民主派一边，与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进行了激烈斗争。陈立夫主持大会党务组的讨论中，没有再出现反共的言论，在其通过的《推进各省边区党务方法》中，也没有出现“共匪”、“反共”、“清共”、“剿共”等字样。
在多数国民党人的努力下，全会基本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提议，提出对外决不签订任何损害主权的协定，如果主权蒙受损失超过忍耐限度，则决然出兵抗战。对内用商榷的途径而不用武力解决国内政治分歧等等。这就为实现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打开了大门。面对三中全会出现的这种合作抗日的气氛，陈果夫与陈立夫也受到了鼓舞，他们对恢复已经停止了的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又有了新的信心。
要抗战，必须团结一致
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局面。国民党“使一切形式的国内战争基本上是停止了。对民主方面表示相当的扩大，决定修改选举法，承认在某种条件下开放言论和释放政治犯”，并且主张和共产党进行谈判。为了使以前国共间的秘密接触得到进一步发展，仍然由陈立夫主持两党的谈判。陈立夫虽然思想较以前有所进步，希望国共合作尽快形成，但蒋介石却不肯根本放弃中共必须解除武装、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方针，陈立夫也不敢在此问题上有太大的松动。
1937年2月至3月中旬，国共两党在西安举行谈判。这次谈判是蒋介石在西安时就约定的，原订地点是南京，由于蒋介石在南京扣押张学良，中共中央为安全考虑，没有让周恩来去南京，而要求改在西安进行谈判。
蒋介石在西安谈判中没有让陈立夫出面，而是派出军方人物顾祝同作为国民党方面代表，后来又增加了军统方面人物贺衷寒。由于顾、贺执行蒋介石的指令，坚持对共产党实行收编，致使谈判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周恩来表示：“这些争执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顾、贺可以解决得了的。”
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建议让张冲参加，因为共产党对张冲印象较好，毛泽东曾在给潘汉年的电报中就表示欢迎“张君（张冲）到西安与恩来会商”，如派张冲参加，至少可以改善谈判气氛。蒋介石同意了陈立夫的建议，增派张冲为谈判代表，但在张冲离南京赴西安时，蒋介石向他交待了几条不可松动的原则：第一，共产党要等宪法公布后才能公开。第二，特区恐怕中央的法令不能相容。第三，红军可以改编成三个师九个团。张冲到西安后，在与周恩来的谈判中，严守蒋介石指令，不敢越雷池一步，除在一些不涉及原则的问题上有所让步外，整个谈判也无多大进展。于是，周恩来向顾祝同表示，希望与蒋介石直接谈判。顾祝同等只好赞同，这样西安谈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