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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情报科。主要职责为刺探、搜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情报。二陈对情报科十分重视，他们要求该科将所得的情报逐日编成《每日情报》，分送他们过目，如认为特别重要的，必须用规定的格式纸张抄出，由他们审阅后，再报蒋介石核阅。情报科科长由陈果夫指定其心腹刘桂担任，副科长由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生张国栋担任。情报科内分设指导、编审、译电三个股，分别由CC派死硬分子王广来、杜品山、薛敦平担任。另外，科下还辖有三个情报站，分别设在北平，天津、上海三地，北平站站长是后大椿、天津站站长是张庆恩、上海站站长是邓达谧，各情报站都配有电台，与南京总台直接联系。
一个以笔为枪的战斗者，用自己的思想与反动政府做着搏斗。图左为鲁迅。5.训练科。其职责为对特工总部及所属特务室人员施行训练，以强化其反动思想，提高特务伎俩。另外，还负责编辑《动力》、《群力》两种小型内部刊物及其他书刊。训练科成立后，遵照二陈的指令，举办过多次训练班。陈立夫特别注重对特务的训练培养，他在谈到培训特务时说：“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可滥。我们不许用那种北洋军阀招兵的方式，举起旗子叫人跟着走就算自己的兵。我们要孙猴子，找了一个孙猴子，可以放弃100个猪八戒。”因此，每次训练班期间，不是陈果夫，就是陈立夫，他们再忙，也要亲临向学员训话。训话时，总是反复强调特务们对蒋介石要忠心耿耿，他们提出，信仰主义要信仰到迷信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肓从的程度，绝对的程度。他们还散布，一切问题全凭领袖的脑壳去决定，领袖的脑壳要怎样就怎样，我们一切不必问，也不该问。只要随领袖的脑壳去做，你可以万无一失。特别是陈立夫，他十分善于捕捉特务们的心理，平时，他对特务们总是温文尔雅，十分客气，训话时也总是像谈家常，娓娓道来，不是对他们表示关心，就是为他们撑腰打气，他说：“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在别的地方遇到困难，吃了苦头，得不到半点支持和温暖，在我们这里就不会，绝对不会，只要你不出卖组织，天大的事情我陈立夫包下来！”这些话对一些没有经验的新特务能够产生一定的向心力。二陈就是这样通过训练、训话等方式，提高特务的思想素质，培养特务对他们的忠顺精神。训练科科长为CC派骨干王云亭，副科长为薛秋泉。下设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
6.总务科。其职责为主管会计、事务、文书，保管武器弹药等。科长初由周伯良担任，周于1936年病死后，改由徐恩曾的上海交大同学章祖模继任，副科长由仝道云担任，计有工作人员10多人。
7.电讯总台。其职责是与所属机构及临时派出活动的小组联系通报。其联络工具为电讯总台，总台下辖五六个分台，分别与各地联系通报，电台所发出去的电码不同于一般电报局所使用的电码。总台长由徐恩曾在上海交大时的同学范本中担任，分台长由袁更、陈玉堂，吴世昌、王正鸿等担任。
除此外，特工总部还在各省市建立了下属机构，上海、南京等特别市称为“区”，省、市及铁路干线则称为“特务室”。省特务室设室主任1人、秘书1人，下设总务、情报、组织、行动等4个科，较小的室只设3个科，各设科长1人，其编制人员无定额。
特工总部建立后，在二陈指挥下，与国民党宪兵、警察结成一伙，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广大革命人民进行调查、监视、跟踪，必要时实施逮捕和杀害，而尤以上海地区为最甚。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上海，因此，特工总部的活动中心也放在上海。平时，在上海只设特务室，1931年，陈果夫和陈立夫在召见共产党叛徒顾顺章的时候，顾顺章建议，要彻底动摇共产党在上海的根本，就应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二陈接受了顾顺章的建议，即在上海筹备建立行动区，并派其亲信史济美到上海行动区主持特务工作。
特务对共产党的活动一是侦查，二是破坏。侦查即采取盯梢、守候、刺探等办法，了解共产党的线索，并将其线索迅速提供给行动组，行动组得到线索后，即根据线索开展破坏，破坏就是捣毁组织，逮捕人员。有时，特务们配合军、警、宪等机关公开捕人，有时则采取绑架、诱捕等办法秘密捕人。1933年3月逮捕共青团中央王云程等人就是采取绑架的方式，1935年逮捕田汉就是采取诱捕的方式。
除此以外，特务组织还采用极其毒辣的“细胞”政策，所谓细胞，即指特务的耳目，他们打入中共组织内进行破坏活动，其任务除收集情报、提供线索和密切注意周围的异常情况可疑人员的活动外，还要有意识地伪装进步、积极，以求长期活动。按徐恩曾的说法，是特务机关“暗地培养一批伪装思想左倾而常有不满现实言论的干练人员，作为诱饵……等候匪党分子吸收，由此打入匪党组织，充作匪党党员，了解匪党内部情况”。陈立夫对这种办法十分欣赏，他鼓励特务们多打进共产党去，从思想上、组织上破坏，瓦解共产党。在陈立夫的指使下，一些特务以各种方式打入中共上海各区委，起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作用，“甚至有两个区委的领导权”也被特务所控制。
由于二陈指挥的特工总部的猖狂活动，也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一时期中共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一些机关被捣毁、封闭，党员很多被捕或被杀，进步分子也遭到迫害，损失极为惨重。陈立夫的亲信徐恩曾在他所写的《暗斗》一书中十分得意地炫耀其“战果”，当时中共组织被国民党特务破坏或部分破坏的次数为：中央在上海的领导机关14次，江苏省委4次，山东省委3次，陕西省委2次，共青团中央3次，河北、河南、贵州省委和南京市委各1次。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捕去的中共党员和干部计24800人，其中。历届中共中央总书记3人（向忠发、陈独秀、瞿秋白），中共中央委员40人，省市委干部829人，县市级干部计8199人，一般干部和党员计15765人。以上这些数字虽有夸大，但可以说明，二陈指挥的特工总部对中共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当时，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以致中共中央机关不得不被迫迁往苏区。
特工总部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陈果夫、陈立夫也因实施特务政治成为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地位如日中天，达到鼎盛。
极力扩大自己的范围
二陈指挥的特务组织逐步发展，遍及全国，其主要职责是直接参与侦查，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人士的活动。陈立夫十分强调不择手段破坏共产党组织，杀害共产党人，从根本上消灭共产党。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又不断地改变策略，变换手法来对付共产党，他看到，“四一二”和“七一五”后，国民党采用最残酷的屠杀办法来消灭共产党，但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活动反而更加频繁，同情、拥护共产党的人更多了。因此，他认为，单凭镇压和杀戮的办法来根除共产党，并不是最好的办法，还必须用“软”的办法，即采取政治欺骗的手段，引诱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叛变自首，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的共产党内部的机密，再以武力一举而歼灭之。于是他积极向蒋介石建议，在反共过程中，应采取暴力镇压与政治软化两手相结合，这项建议为蒋介石所接受。
1930年，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国民党公布了《共产党人自首法》，其中规定：共产党员如主动向国民党自首者，视不同情况，可予免刑或减刑。这样，为了争取一些共产党人向他们自首，陈立夫指挥特务在以武力迫害共产党的同时，加强了政治软化和劝降审讯工作。正如周恩来所总结的那样：“内战时期，蒋介石对我们是硬打、硬捉、硬杀。但‘九一八’前后，他也采取了一些软的辅助办法，那就是自首政策、内线政策等。”
这一办法果然有一些效果，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特务通过劝降审讯，政治软化等手段，确实收买了极少数意志薄弱、贪生怕死的中共党员，这些人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的引诱下自首投敌，成为可耻的叛徒。
193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卢福坦被特务捕获后，陈立夫立即指示将其关押在条件优越的上海东方旅馆内，并派特务轮番到旅馆对卢进行劝降。结果，在特务的利诱下，卢福坦表示愿意自首，叛变共产党。这使陈立夫十分得意，他认为，像卢福坦这样的高级干部尚且容易劝降，一般的共产党干部和普通党员是可能自首的，因此他便在更大范围内采用了劝降和自首的办法。
1934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盛忠亮被捕，特务们开始严刑拷打，盛忠亮态度十分坚定，毫不屈服，后来陈立夫指示用“软”的办法。特工总部了解到盛忠亮与已经被捕的秦曼英感情很好，便首先将秦曼英劝降，然后对盛忠亮以“礼”相待，不再用刑，并改善生活条件。几天后，便派特务来作劝降工作，特务劝说了半天，盛忠亮仍不动心，这时特务摊牌了，说，“秦曼英已经自首了，你又何必坚持呢？只要你自首，我们成全你们的好事。”盛忠亮果然转变了态度，说要见秦曼英一面，特务连夜将秦押解到上海与盛忠亮见面，盛忠亮得知秦曼英确已自首后，他自己的防线也彻底崩溃，很快投入敌特怀抱。
有些共产党员思想也较坚定，并非一下子就可以劝降的，对这些人，陈立夫则采取逐步升级的办法，即待遇逐步优厚，派去劝降的特务水平一次比一次高。如中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后，经很长时间的劝降审讯，都无效果，李竹声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其他什么也不肯讲，更不愿自首变节。陈立夫即采取升级办法，将李竹声从上海移送南京，提高生活等各方面待遇，并派有一定理论修养和劝降水平的特务进行说服，结果，李竹声经不住考验，叛变自首。
除此外，还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徐锡根等，也在国民党特务的劝降审讯下自首变节，成为可耻的叛徒。
当然，更多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而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1935年，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福建为国民党宋希濂部所捕。这一消息传到南京，陈立夫十分兴奋，他想，瞿秋白是共产党的大人物，有名的大知识分子，如果劝降成功，对国内外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至少也可以得到共产党内若干机密情报。于是，他挑选了一名专门从事劝降工作的高级特务——特工总部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前往福建，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福建党务视察员的身份，去作瞿秋白的劝降工作。陈立夫十分自信，他以为，凭以往的经验，凭王杰夫的劝降手段，这一次一定会成功，瞿秋白一定会叛变自首的。王杰夫到福建后，会同所属福建省特务室主任钱永建一道对瞿秋白进行劝降。他们多次商讨对策，采取种种办法，与瞿秋白进行多次谈话，企图让瞿就范。但瞿秋白一身正气，威武不屈，丝毫不为所动，誓死不投降，直至最后英勇牺牲。在真正的共产党员面前，陈立夫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
为了更好地对被捕的共产党人进行政治欺骗，诱其叛变，根据二陈的建议，国民党专门建立了从事此项工作的机构——反省院，在权力的争夺中，总是有人笑看风云，有人一蹶不振。同时还公布了《反省院条例》，将反省院纳入政府机构。特务们常常将抓来的共产党人关进反省院进行所谓反省，“反省合格”后予以释放，并从中挑选出一些出卖灵魂的人专门从事破坏中共组织的活动。
1930年，国民党首先在长沙设立了湖南反省院，但并不为二陈所掌握，而是由湖南省主席何键直接控制。后来，各省相继建立反省院，这些反省院按组织系统隶属于法院。但反省院原司法人员对共产党人的劝降、诱骗办法远不如CC特务阴险毒辣，而且收效不大。为了使反省院成为更有力地破坏革命的工具，也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陈果夫与陈立夫极力想控制这一机关，并为此进行了很多活动。
二陈先行密商，提出了一整套对反省院加强管理和实施诱叛的办法，然后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出面与司法院长居正、司法部长谢冠生等商议，要求整饬反省院组织，订立更加完整的制度，使其更有效地实现欺骗诱叛、瓦解革命阵营的目的。他们还提出，反省院除接受高等法院送来的“反省人”外，还要接受调查科送来的“反省人”，并要求司法部门接受中央组织部推荐的CC特务担任各地反省院院长。居正与谢冠生碍于二陈的权势，只好答应。
1932年以后，二陈陆续从CC特务中挑选出一些得力干将到各地反省院去担任院长。如首都反省院院长廖家楠，苏州反省院院长刘云、安徽反省院院长仲建辉、湖北反省院院长郭良牧、浙江反省院院长方青儒、山东反省院院长赵伟民等均为二陈的亲信。这样一来，反省院虽然在形式上仍然隶属于高等法院，实际上已改隶特工总部了。这些CC特务上任后，对于反省院原有人员，除少数被吸收进入中统外，大部分都被排挤或者开除，其空额由特工总部另派人补充。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各地反省院完全被二陈所控制，其一切业务均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后为调查处）所主管，高等法院也不再过问了。
反省院的组织机构比较简单，在院长之下分设训育、管理、总务三个科。其中以训育科为主，直接对“反省人”进行欺骗诱叛，该科所配备人员也最多，除科长、科员之外，还设有训育员、高级训育员若干人。
反省院所拘押的人员大约可分为三类：一为背叛革命不彻底的分子，二为坚决不承认自己为共产党的人，三为托派分子和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的分子以及其他思想左倾者。也有少数原属中统，后被认为对组织不忠，对二陈不忠，违反特务纪律的人在此关押。
反省院对送进来的“反省人”进行政治训练。根据二陈的指令，训练的内容有三条：一为以全民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二为以阶级调合反对阶级斗争。三为以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训练的形式以学习、上课、训话等为主。学习，即发给“反省人”一些充斥反共内容的文章和小册子，如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胡汉民的《三民主义的连环性》、陈立夫的《唯生论》等，让“反省人”自己学习，并写出读书笔记、思想汇报。上课，即由担任训育员的CC特务讲课，内容不外是国民党好、共产党坏之类。训话，即聘请国民党要人，社会名流学者等进行精神讲话，陈立夫常亲自到一些反省院进行训话，老生常谈那些只有叛变革命才有出路之类的陈词滥调，企图对“反省人”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凡参加听课听讲的人，须写听讲笔记、反省笔记等，逐日送交训育员审阅，此外，训育员还经常找一些人进行个别谈话。
反省院规定对“反省人”的反省以6个月为一期，结束时要举行考试，其试题多为“对共产党的认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比较”、“对苏联的认识如何”、“中苏关系怎样”之类，考试不及格者便要留级，继续反省半年，如果再次考试再不及格，就要严厉惩罚，反省院的训育员常常威胁说：“如果三期不及格者，便要枪毙！”以此造成被拘押者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好迫使他们投降自首。即使从反省院被释放出来后，在相当长时间里，还受监督和控制，还须定期向反省院汇报个人思想和言行。
反省院在劝降审讯、怀柔软化的同时，也并不放弃严刑拷打等硬的方式，院内专门设有关押革命志士的特别监狱，里面配备有各种残酷的刑具。尽管这些手段残忍毒辣，但大多数共产党员都英勇不屈，顽强坚持斗争，他们宁肯留级，不出反省院，也不写悔过书，不填写反共申明，并且进行各种形式的特殊战斗。当时各个反省院都有共产党的秘密支部在战斗，绝食斗争时有发生，弄得反省院中动荡不安。也有少数共产党员在反省院软硬兼施的折磨下，经不住考验，自首反省，变节投降。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到1935年，自首变节的共产党员有276人，其中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干部23人，省一级的干部31人，县一级的52人，区一级的75人。
这些断了脊梁的癞皮狗出卖灵魂，出卖共产党的机密，出反省院后，带领国民党特务、军警搜捕、残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同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1928年初，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秘书何家兴叛变，即将罗亦农的住址出卖给国民党特务，结果，罗亦农被捕。1929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投敌，企图在中央军委开会时，将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负责人一网打尽。8月24日，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没有参加会议，当会议正在进行时，大批特务包围会场，在场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上贞、张际春等人全部被捕，除张际春被营救出狱外，其他共产党人均壮烈牺牲。1932年，中共中央特务科长顾顺章叛变，亲自到监狱认人，出卖了关在苏州监狱里的恽代英，第二天，恽代英即被国民党杀害。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时，就出卖了中共驻汉交通机关，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及红军二军团的驻汉办事处，结果，这些机关均被国民党特务破获，有10多人被捕，全被杀害。在南京，顾顺章继续出卖共产党机密，供出了周恩来、李维汉等人的5个住址，并派他的亲戚家人在上海进行侦查，在此危急情况下，中共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使其阴谋没有得逞。
陈果夫、陈立夫利用劝降审讯，反省院训练的办法，收买了一些叛徒，再利用这些叛徒对共产党进行破坏，在一个时期确实收到了一些效果，使共产党遭到很大的损失，二陈对此十分得意，认为这是他们在无形战线上的成功之战。但不管国民党特务怎样穷凶极恶，共产党内少数叛徒怎样为虎作伥，都始终不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在人民中不断地发展壮大，这是二陈所料想不到的。
建立地方组织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整个东北地区陷于侵略者的蹂躏和践踏之下，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但国民党政府在日寇大举进攻面前却一再退让，命令中国军队“力免除扩大事件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政策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
由于民族危机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动摇、分化和分裂，军队将领中出现了马占山等风云一时的抗日英雄人物。更为突出的是，1931年12月，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多人在宁都举行起义，集体参加红军。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的矛盾和纷争更加激化，反蒋各派趁机向蒋介石集团发起攻势，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实行武力对峙，他们利用全国的民气，极力逼蒋下野。湖北的何成浚则发起九省“联防”计划。张学良联合阎、冯旧部提出北方六省“大联合”的口号。各派势力的这种矛盾与纷争，使国民党统治陷于一片混乱。
蒋介石为此伤透脑筋，经再三考虑后，于1933年元旦通知陈果夫、陈立夫等人迅速前来，有要事相商。二陈诚惶诚恐地来到蒋介石的官邸，见蒋介石铁青着脸，也不向他们打招呼，端坐在上首沙发上，在场的还有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以及黄埔系方面的曾扩情、康泽、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酆悌、戴笠等人，都神情严肃，正襟危坐，不敢有所声息。一看这个场面，兄弟俩便知道今天的召见非比往常，也就很自觉地找了个地方坐下。
蒋介石见人数到齐后，便宣布开会。他先是谈当时国内的形势，越谈感情越是激动，便大声对众人训斥，到后来，竟气急败坏地骂了起来，骂他们特务组织太无能，太不中用，不仅没任何办法对付共产党，甚至连国民党内的派系纷争也无法解除，是一群废物，是一堆饭桶。众人被骂得抬不起头来，一个个面色发白，冷汗直冒，屋子里空气十分紧张。蒋介石足足骂了一个小时，自己也累了，才感到这些话说得有些过分，语气便逐渐缓和过来。他装出十分恳切的样子，要求大家消除误会。团结一致，互相配合，认真对待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以及国民党中各派系，以渡过目前的危机。并让大家想办法。
众人被蒋介石一顿臭骂搞得晕头转向，哪里能猜测到蒋介石找他们来的真正意图，更不知道去想什么办法，蒋介石说完后，一个个都呆若木鸡，半晌没人吭气。
蒋介石见众人不说话，知道他们还没有回过神来，便暗示他们，为了加强团结，统一指挥，可以分别成立两个秘密的法西斯小组织，以这两个小组织为基础，形成国民党的中坚力量。他向众人表示，小组织成立后，他将在各方面予以支持。经蒋介石这一提示，大家才像从梦中醒来，完全明白了蒋介石今天召集他们开会的意图，训斥、骂人，绕了半天的圈子，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于是，众人诺诺称是，表示竭尽全力，尽快成立小组织。不久，黄埔系方面的人便发起组织了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
陈果夫、陈立夫从蒋介石那儿回来后，马上召集其亲信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等日夜开会，进行密谋，商讨如何执行蒋介石的旨意，迅速成立小组织。讨论中，陈立夫提出了好几种方案，供大家参考，并直接派人到德国，意大利进行考察。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最后决定，仿效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的模式，建立组织，以便将国民党改造成德国、意大利式的法西斯式的政党，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领袖，使之成为中国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实行“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专制统治。
这样，在陈果夫与陈立夫的主持下，以CC派骨干为基础，成立了两个小团体，一个为“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一个为“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这两个组织的章程大同小异，政治纲领的主要内容为：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惟一领袖。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等等。两个组织，实际上是一套人马，所以，开张不到半年之久，“青白团”就干脆取消，只剩下“同志会”一个组织了。
这两个组织都拥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在领袖之下设干事会，干事长为陈果夫，副干事长为陈立夫，常务干事则有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等人。由于二陈平日高唱反对在国民党中建立派系，而且总是以反对派系为借口攻伐别人，因此，他们对自己建立的这两个组织总是讳莫如深，不仅对外多次申明无此组织，就是对没有加入这两个组织的一般CC派分子也是绝对保密的。他们发展成员，都有极其严格的手续，而且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
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那个时代青年的思想进步做出了贡献。“青白团”和“同志会”实质上是CC派的核心，因此，吸收的成员主要以CC派的骨干分子为主，再加一些投靠他们的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委员、干部和党员中对蒋介石极为忠诚的分子。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这两个组织的控制也十分严密，参加他们的组织，除手续特别外，仪式也充满封建神秘的色彩。据曾经参加过“青白团”的CC派骨干分子刘不同回忆：“入团手续多在南京陈氏兄弟螺丝转弯故居办理。在这个居所里，梁间蛛网纵横，台上烛光惨淡，桌前壁上挂着一幅身佩匕首、脚穿马靴、目光凶恶直视的蒋介石像。陈立夫、张厉生、余井塘或徐恩曾等，就在此阴暗气氛中叫入团者面向孙中山遗像和蒋介石像举起右手宣誓：永久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实行三民主义，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至死不渝，云云。”
二陈对“青白团”和“同志会”管束很紧，他们十分强调该组织的纪律性，加入组织的成员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得暴露身份，成员之间禁止发生横的联系，只有单线的纵的关系。成员不能问组织内其他的事，问了就是违反纪律，这些戒律，每个成员必须牢牢记住，如有稍微越雷池一步者，将受到严厉处罚。每当有新成员加入时，陈立夫必然要召集他们训话，他不厌其烦地强调：“违反纪律要遭到严酷的处分，甚或处死。领袖叫你如何就得如何，抗命为纪律所不容。”
除了遵守纪律以外，二陈还规定，所有加入组织的成员都有维护组织、发展新成员的义务。有破坏共产党组织、监视共产党活动的职责。还有监视其他党派甚至国民党员的言行并向上密报的责任。必要时还得接受组织分派的特殊任务。
青白团和同志会成立后，二陈为了将其组织发展到全国，先后派出一些骨干分子到各地去建立地方组织，如派张道藩到浙江，派吴醒亚到上海，派张厉生到华北，派程天放到江西，派苗培成到安徽，又派吴醒亚到湖北，派叶秀峰到四川，派余井塘到江苏，派陈肇英到福建等。这些人到各地后，也按中央的一套严密系统，凭借当地国民党省、市党部，秘密建立起地方分会和外围组织，其中主要有：
北平、天津的诚社。张厉生到华北后，秘密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联络了一些“CC”死硬分子和国民党骨干分子，于1934年秋天正式成立“诚社”。参加该组织的成员达100多人，其纲领强调学习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诚”字上下功夫，拥护蒋介石为领袖，“服从三民主义、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统制政治、经济、文化，提倡中国本位文化，提倡封建道德。诚社总书记为张厉生，副总书记为胡梦华，总干事为李白虹，副总干事为张光涛、赵在田、史国源。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该组织十分重视，为此拨出专项费用，作为组织活动经费。诚社办有《存诚月刊》、《诚报》旬刊，进行舆论宣传。
上海的干社。吴醒亚到上海后，纠集一些“CC”重要成员，于1934年正式成立“干社”。其纲领、章程与“青白团”和“同志会”所差无几，而且在有些方面更甚，可以说，它的组织形式、领导建制、政治纲领完全是以德国法西斯党为蓝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他们公开提出“坚决信奉法西斯主义”、“坚决奉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最高信条”、“誓死保卫、拥护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扑灭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匪徒”等反动口号。干社的社长为吴醒亚、副社长为潘公展，干事长为丁默邮。二陈对上海干社也十分重视，专派他们的堂弟陈宝骅任该社事务组主任。干社还创办了《社会主义月刊》，并以此为阵地，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干社成立后，积极参与逮捕、绑架共产党人的活动，同时，在抢占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袭击捣毁经营销售左联出版的书刊杂志和鲁迅著作的书局书店，抢占上海青年中学和民光中学等罪恶活动中，干社都充当了主要角色，因而，这一组织成为国民党CC特务的中坚。
除此外，在上海，还有潘公展、吴开先领导的“上海协会”、吴醒亚组织的“寅社”，在东北有齐士英组织的“东北青年学社”，在浙江有罗霞天组织的“五友社”，在山东有王潜组织的“学行社”，在南京有徐恩曾、萧铮、洪陆东组织的“青年社”和“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在河南有陈泮岭组织的“武德社”和陈泮岭、刘不同领导的“三民主义忠实同志会”等。这些组织建立后，积极拥蒋反共，破坏抗日民主运动，插手文教科学机关，进行法西斯特务活动，干了大量的坏事。
“青天白日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的建立是二陈CC派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之前，CC派没有下层组织，他们进行活动主要是通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而且主要是靠二陈的亲信骨干分子联系、指导工作，自“青白团”和“同志会”建立后，他们便从中央到地方有了一套严密的、系统的组织，他们以此控制国民党各级党部，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监视人民的行动，剥夺人民的自由，在全国形成一个从上到下、渗透各部门各阶层的一个庞大的法西斯特务网络。
一个一生都想统治中国的人，却终老他乡，他的梦想永远地成为了“梦想”。
借力用力
1929年4月8日，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上，29岁的陈立夫被选为中央党部三届执委首任秘书长。最开始的提名，是由蒋介石与胡汉民两人共同推荐的。当时陈立夫在国民党中是区区小辈，与胡汉民仅见过几次面，没有任何接触，为什么胡汉民会推荐陈立夫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三全大会上蒋胡合作，打击了汪派势力，胡汉民得到了一定的利益。作为回报，胡汉民必须有一些亲蒋表示，陈立夫是蒋的亲信，蒋介石不好一人推荐，胡汉民与蒋联合推荐陈是蒋求之不得的事，可以使蒋避免结党营私的嫌疑。其次，陈在为蒋做机要秘书时，所表现出的认真、负责、谨慎、吃苦的精神，胡汉民也略知一二，虽然与陈没有接触，但对陈没有坏感。
正在上海的陈立夫得知中央秘书长的任命后，内心虽然高兴，但也多出一番考虑，他知道自己年轻，担此重任，一定会引来多方注目，于己不利。考虑再三，便以身体不好为由，向中央递上一纸辞职书。蒋介石等知道这是陈立夫故作姿态，因此，在4月11日召开第一次中常会，决议“电陈立夫同志促其即日就职，在陈同志未就职以前，由叶楚伧同志兼代”。其时，叶楚伧已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根本无暇做秘书长工作。陈立夫接电后，知道秘书长非他莫属，于是再度复电请辞其职。4月15日，国民党召开第二次中常会，决议再电促陈立夫提早就职，并让其兄陈果夫去函促请。中央越是电召，陈立夫越是觉得有作姿态的必要，于是又上一辞呈云：“余绝非自谦，乃自量无能胜此重任，请另选贤能，免误公事。”4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第六次会议，对陈立夫三次辞呈，有些不满，有人提议另选他人，但蒋介石当时不在南京，未参加会议，胡汉民不敢自作主张，便提出待蒋先生返南京后再商议办法。
这一下，陈立夫倒是慌了，再加上他认为三次辞呈，已转移了各方注意力，表明自己当秘书长是情非得已。于是，急忙由上海返回南京，称病情已有好转。后来，蒋介石回南京，在6月24日第十八次中常会上，陈立夫接受了任命，担任中央秘书长之职。
陈立夫在文化领域的同乐会上正疯狂叫嚣着。秘书处是国民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机构，在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安排全会和常会的议程，注重重要议案的议程安排，妥善处理所有的决议案，并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处理与政府间有关系的文书及事务，处理党内联系和党外关系，间接监督党内其他组织单位等，权力既大而广，事务既多又复杂。
陈立夫上任时只带了一个人，其他人事，全部照旧，以稳定人心，让大家团结一起，努力干事。
陈立夫上任后，对文书室下的功夫最多。文书室负责复印、印刷、档案分类的工作。由于陈立夫过去搞工程工作，在美国待过多年，他引进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使印刷效率提高了好几倍，以前只能印刷200份，现在增加到1000多份。同时，他要求用五笔检字法进行档案分类，使得原来杂乱无章的各种档案一下子井然有序。效率提高了，人的工作减轻了，地方党部的人来看了感到惊奇，蒋介石等人看了满意，秘书处的人也很高兴。
陈立夫十分强调工作纪律，他自己先做出表率，每天早上，他比秘书处其他职员早到办公室，晚上过了7点才离开，全秘书处四五十人，见陈立夫如此，无人敢迟到早退。这样，严格的办公纪律建立起来。
为了协调中央党部各部门的工作，增进各部门的合作精神，提高工作效率，陈立夫对秘书处工作作了改进。其中重要一项是：当秘书处收到有关组织部公文，便将副本送组织部，如果文件涉及其他有关部门，如青年部、妇女部等，便将副本送一份到青年部、妇女部并附上字条，说明组织部门会将直接与他们联系。这一办法有很大好处，它使各有关系的不同部门都会很快得到公文的消息，加强各部门的联系，也能提高各部门的工作效率，也受到各部门的欢迎。
秘书处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接待来中央的各地方党部人员，陈立夫从不拒绝任何人来访，他每天平均接待20多位来访客人。接待中，陈立夫总是认真听取地方党部人员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并将这些情况按类别整理成文字，送到各相关部门，有些直接送蒋介石和其他常委。通过这些接触，陈立夫认识了各地方党部的大量官员，与他们加深了感情，并将一些信任者纳入自己的派系之中。
陈立夫在担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后不久，1930年12月，中央常委委员会便任命他兼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中央政治会议是研究政策的单位，凡与政府有关的重要问题，由中央政治会议来处理，它是国民党联系政府的一个单位，主席由蒋介石担任。政治会议下设有内政、教育、财政、经济、外交等小组委员会，秘书处为具体办事机构。
政治会议秘书处工作比较简单，主要工作是会议的筹备，例行性公事并不多。在准备会议时，就提交会议的议案翻阅档案找寻先例，然后进行系统整理、分类排印，使得开会的每位委员都有一份特别案例的资料及所有先例的报告书。有些重要议案，必须在议案提出前，将议程送给蒋介石看，如蒋有指示，还须将指示告诉各位委员，使之照指示通过。
由于中央政治会议地位的特殊，开会通过的决定不对外公布，而是呈中央常委会通过后再交国民政府公布，因此保密性很强，弄不好有泄密的危险，造成重大损失。因此，陈立夫担任政治会议秘书长期间，花很大精力做保密工作，用办特务机构的办法来领导秘书处，使得这个党务机构在外人眼中既神秘，又恐怖。
陈立夫在担任中央秘书长和政治会议秘书长期间，希望通过他的努力工作，实现他创新国民党的理想，即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以陈氏集团为主流派的统一的政党。为了传递他们的心声，陈立夫与其兄陈果夫一起创办了一个刊物《政治评论》，由中央秘书处出资，蒋介石作后台老板，由郑亦同具体经营。《政治评论》发表大量文章，鼓吹所谓“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大造舆论，树立蒋介石在国民党的绝对权威。因为他们知道，蒋介石的权威一旦形成，二陈的重心在国民党内也就自然形成了。
看着辛苦了多年的劳动成果，被毁于一旦，陈果夫心里有难言的痛楚，一时间，立志勤政为民的念头闪现了他的心中。图为：淮河决堤时，逃荒的百姓。
胡蒋之争
国民党三全大会确立蒋胡合作体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胡汉民的话，蒋介石还是愿意听的，蒋胡关系一度比较融洽。在征讨各方势力的斗争中，胡汉民是站在蒋介石一边的，有人概括胡汉民的作用说：“在于征桂，则功超言论之外。对待阎冯，则功居后防之先”。蒋介石在胡汉民的帮助下，地位得到巩固后，逐渐变得独裁起来，而权势欲也很强的胡汉民又不肯与让寸分，于是，双方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
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冲突，最开始缘于与二陈的矛盾。胡汉民本来是国民党中二号人物，高高做官就是了，但却常常事无巨细去管党务，胡自己就说：“关于党务的，我不但愿意多谈，而且谈的非常认真，虽一个字也不轻易放过。”陈立夫说他“每一个会议，哪怕是比较不重要的小组会议，也场场必到”，引起二陈不满。
当时，经过清党整顿后，确定中央组织部由陈果夫掌管，组织部的一切事务，自然是陈果夫说了算，特别是由中央派往各地方党部的党务指导员，往往是陈果夫亲自挑选，亲自谈话，再派往各地。但胡汉民却总是进行干预，后来干脆成立了一个党务审查委员会，对陈果夫挑选的人进行审查，挑出种种理由不予通过，建议换人。陈果夫不肯让步，矛盾越来越大，陈果夫搞不过胡汉民，便跑到蒋介石那儿夸大其辞地告状。
蒋介石听了心中也老大不舒服，总想找个机会劝说一下这位高傲的元老。一天，蒋介石见到胡汉民，尽量压低心中的火气，平和地说：“胡先生常常严责党务工作人员，弄得这些人都惶恐不安，这对于胡先生的印象恐怕也不好。”但一向恃才傲物，言语尖刻的胡汉民并不把蒋介石看在眼里，毫不客气地回应道：“我严责这些人，正是我看重他们。任情所为，擅离职守，国家体统何在，这些人还不该受我教导吗？”几句话煽得蒋介石火冒三丈，但他还是忍了忍，略为提高声音说：“胡先生一定要责备他们，还不如先责备我吧！”蒋介石以为，把他自己的牌子搬出来，应该足可让胡汉民息事宁人，哪知胡汉民并不买账，鼻子哼了一声，轻蔑地说：“他们且不能责备，何况你？我亦又未尝不责备你，但可惜你不能受听，转而发生其他感想罢了”。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令蒋介石无地自容，这样，蒋胡之间的冲突达到白热化。蒋介石虽一介武夫，但他深知道，对胡汉民这种资历、声望比他高的人，不能硬来，必须先使软刀子，让他吃点亏，挫挫他的威风。蒋介石即将陈果夫、陈立夫叫来，一一进行交待，让他们去与胡纠缠。
当时，因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在前线指挥战争，由胡汉民在南京主持中央党部会议或中央政治会议。每到讨论至关键问题时，陈立夫总是不紧不慢提醒大家，应该听听蒋介石的意见。实际上，每到开会前夕，陈立夫都把议案内容电告蒋介石，蒋若同意，会议通过的程序自然生效，蒋若不同意，则以请示为由使议案不能通过。这样好几次，胡汉民希望通过的议案都让陈立夫这么一搅和而打了水漂。胡汉民处处碰软钉子，心中对蒋介石，陈氏兄弟充满了恨意。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认为地方势力已经平定，军政时期已经结束，做起了建立专制政权、一统天下的美梦。于是，致电国民党中央执委，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设立总统。对此，胡汉民坚决反对，因为设立总统，肯定是蒋介石，到时，五院均为总统府下，真成了蒋介石的天下。因此，在1930年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胡汉民借致开幕词的机会，旗帜鲜明地1945年8月10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顿时鼎沸，全国人民走上街头，载歌载舞，表达着发自内心的喜悦。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而且批评蒋介石的个人专权与军事独裁。他说：“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尽其所能，把所有的聪明才力贡献给党，但断不可以某人为万能，希望一切事情由他一人去担。可是目前却深犯这个毛病，以致兼职之风大盛，实有重新纠正的必要。”
蒋介石并不理睬胡汉民，仍怂恿手下递交了“制定约法”的议案，倔强的胡汉民也不让步，双方言辞激烈，在四中全会上吵得不可开交。会议开了7天，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制定约法”一案终于搁浅。
四中全会给蒋介石极大的教训，他觉得，软刀子不足以制服胡汉民这种人，必须来硬的。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以开会为名，诱捕胡汉民。那天晚上，所有中央监察委员和执行委员，都被邀请到蒋介石的军校官邸开会和晚宴。胡汉民一到，蒋介石说要与胡汉民私谈，胡汉民刚入内室，便被拘捕。会议开始时，没有胡汉民出席，大家都知道胡汉民就被监禁在蒋的家中，但谁也不敢说话，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陈立夫害怕会引起其他人反蒋，会后他提醒蒋介石，如此监禁胡汉民是否妥当，蒋介石十分强硬地说：“已经做了，我没有办法再掩饰了。”这么一说，陈立夫已知道蒋是下决心倒胡了，因此，自己也觉得腰杆硬了。胡汉民被捕后，囚禁于南京郊外的汤山。
胡汉民被囚禁的消息传出，全国哗然，一些汪派分子、丁派人物、粤系军人趁机聚集起来，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等为领袖，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竖起了反蒋的旗帜。为了拉更多的国民党人参加，粤方表示，凡南京中央党部离职归顺粤方的人士，一律按原职酌情提拔使用。
陈果夫、陈立夫了解到粤方这一态度后，觉得可以利用。于是，他们秘密派遣了一部分自己信任的特工人员，如胡利峰、翁平、梅嶙高等，纷纷离宁赴粤，表示“反蒋拥汪”，取得粤方信任。这些人到广州后大搞情报工作，将粤方的一举一动向南京汇报，使得粤方反蒋活动一直处于南京监视之下。蒋介石得到情报后，分别采取不同对策，对粤方各派势力分化瓦解，使得粤方反蒋活动表面上十分热闹，却不能有所成就。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全国“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舆论下，反蒋几个月却毫无成就的粤方不得不坐下来与蒋谈和，经几番讨价还价后，宁粤再度合流。胡汉民被关押几个月后，已是锐气尽减，蒋介石也表示“宽大为怀”，将其放出。而那些粤方的下层工作人员，则受到严厉处罚。陈果夫一声令下，对这些人开除党籍，不再录用，斩除了反蒋派的根基。
胡汉民被放出后，虽官复原职，但受此打击后，情绪低落，郁郁不展，心中窝了一肚子气，无处发泄。1936年5月9日，胡汉民突发脑溢血，经再三抢救也无力回天，这位高傲的国民党元老终于撒手西去，除却了蒋介石心头之病。
在蒋胡争斗中，二陈兄弟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他们明里所起的阻挠，牵制作用，暗中所起的监视，捣乱作用，大大减缓了胡汉民派对蒋介石的冲击力度。
陈果夫对金融本就窥视已久，故想取孔而代之。但他忘了孔身后那位支持他的美丽小姨子宋美龄可是无人敢惹。
政学系之争
二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在国民党内争夺党权的斗争中，挫败汪精卫派、丁惟汾派、胡汉民派等元老派，不断取得胜利，其陈家党的地位不断巩固。但他们并不甘心只领有党权，他们还要涉足国民党所控制的政、军、财、经等其他领域。在向这些领域进军中，他们遇到了两大劲敌，即控制军队的黄埔系和控制政权的政学系。
黄埔系崛起最早，而且都是蒋介石的门生弟子，再加上蒋介石对军队控制很严，历来是不肯让别人染指的。对此，二陈内心十分清楚，当然不敢与其争锋。
而政学系就不同了，它崛起于蒋介石取得国民党领导权之后，而且，如陈立夫所说：“事实上政学系是没有正式的组织，但他们的组成分子都保持很密切的联系，他们不做低层工作，他们将力量集中在高层，尽力研究蒋先生、研究汪精卫，想尽办法来逢迎领袖及他身边重要的人，这一做法目的是赢取信任和好感，然后再运用这些权势去实现他们的计划和他们的目标——取得重要而正式的官位及发财。”虽然政学系发展迅速，成为蒋介石维护自己统治的不可缺少的政治力量，政治“铁三角”之一，但在蒋的心目中，政学系不仅不能与黄埔系比肩，也不能与CC系并论，充其量是蒋介石雇佣的门卫、管家之类，所以当时就有人私下称政学系头面人物张群为“张总管”、杨永泰为“杨管家”。正因为如此，二陈为了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政学系。
当时的二陈如日中天，红得发紫，再加在与各派系斗争中，攻必克、战必取，这就使得二陈过高估计自己力量，过低估计政学系力量。首先，二陈过去的胜利是在蒋的支持下取得的，而现在，二陈势力不断膨胀，对于“天下姓蒋党姓陈”的状况，蒋介石不得不有所警惕。尽管政学系不是他的嫡系，但蒋必须利用政学系，使黄埔系、CC系和政学系互相制约，自己的权力才能成为一股凌驾于三种力量之上的平衡力量。这一点，二陈没有看到。
其次，政学系虽没有组织，也无基层力量，但其头面人物都是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能干的指挥官，“反共”战争的大部分战果是他取得的。但他曾云自己是内心爱国、倾向抗日的。图中为：胡宗南。政坛强人，其在政治斗争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决不在二陈之下。如杨永泰，早年接受严格的旧学训练，后又接受西方教育，民国后参加国民党，开始在旧官场中钻营谋略，升降浮沉，掌握多种应变办法和官场门道，在老“政学会”中，杨永泰就是重要一员。民国以后一段时期，杨永泰与张群、李根源等投靠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等。后来，桂系失败，杨永泰逃回上海，蛰居沪上，时刻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北伐时，杨永泰看到蒋介石势力强大，便与张群一起投奔蒋，仅取得总参议一职。但杨很会钻营，讨蒋喜欢，正如陈立夫所说：“杨是一位道地的政客，他见蒋先生时，常对重要问题，携带了正面和反面两种方案，他先试探蒋先生的意思。如果蒋先生偏向正面的，他就呈上正面的方案。反之则呈上反面的方案，以迎合蒋先生之意旨。”正因为如此，杨永泰才得以步步高升。1933年，他以一份《政治剿共万言书》获蒋介石称赞，连升数级，被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南昌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一时，“天下谁人不说杨”。在此期间，杨永泰、张群、李根源、熊式辉等人也抱成一团，形成新政学系。对于新政学系头面人物政治上的老辣、深沉，二陈也估计不足。
二陈通过种种手段，派出大批CC系统人员，打入政府部门，渗透于政府各个部门，但都是做小官，做不到省主席这一职，这使二陈十分伤脑筋。同时，在杨永泰担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后，陈果夫、陈立夫如要到南昌见蒋介石一面，或者有密件呈蒋，还得杨永泰安排或转呈，这使二陈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不久，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在军事剿共期间，一切服从“剿匪”大计，湖北、江西、安徽、河南是剿共前线，一切由当地军政大员统帅。于是，蒋介石下令将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省的党部主任委员全部换上军政人员担任。这样一来，湖北省的党部主任便由张群担任，江西省党部主任便由熊式辉担任，安徽党部主任委员由省政府主席吴忠信兼任，河南党部主任则由省政府主席刘峙兼任，而吴忠信畏惧政学系，刘峙则与政学系骨干熊式辉关系深厚，实际上，这四省的党部成了政学系的天下。二陈一下子失去了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省的党务大权，心中更是充满了对政学系的深仇大恨，二陈便开始了对政学系的反击。
本来，政学系是没有组织，也没有“政学系”这一名称的。二陈在分析调查杨永泰一伙人时，发现他们大多出身旧政学会，陈果夫便将杨永泰一伙人取名为“新政学系”。恰好这时，蒋介石突然下令解散党内一切小组织，陈果夫、陈立夫即向蒋告发杨永泰一伙人搞小组织，成立“新政学系”，破坏党的团结。这一着果然灵验，因政学系过去名声就不好，现二陈一揭发，揭了杨永泰等人的老底，给其重重一棒，当然也引起了蒋介石对杨永泰等人的警惕。
二陈的揭发引起了一些国民党元老人物对杨永泰等的一致愤怒，他们纷纷出场，写文章，发表讲话，大骂杨永泰等人。在此情况下，二陈不失时机地展开了一场“护党运动”。
“护党运动”中，二陈广泛开展各种活动。其一，指使CC派人物大肆宣传国民党元老人物如邹鲁、张继、谢持等人的讲话，宣传当年政学系反对孙中山的罪行，要求将政学系人物从国民党中赶走，从蒋介石身边赶走。其二，指示国民党各地方党部向中央常务委员会告状，揭发政学系在各地破坏党的纪律，摧毁基层组织的活动。其三，奔走于国民党元老之间，请他们出面，向蒋求情，将国民党湖北、江西等四党部交回中央党部即二陈手中。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果然有些成效，蒋对杨永泰有些疏远，而且答应交出一省党部给二陈。
这一仗取得一定胜利后，二陈即把矛头指向政学系中另一巨头人物张群。
张群，四川华阳人，曾是蒋介石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和日本振武学校的同学。张群的绝招就是在蒋介石面前唯唯诺诺，一切顺从，而且不露阿谀的痕迹，这使他能与蒋保持亲密关系达70年之久。1929年3月27日，张群被任命为上海市长，而上海是二陈势力集中的地方，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CC派与政学系在上海时有冲突，二陈很早就想进行反击，但苦于抓不住把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很多对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由张群负责，而张参与蒋制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激怒了广大市民与学生，都大骂张群的这种亲日误圉政策。陈果夫抓住这一机会，指示CC派人物，策动一些学校学生、工厂工人、市民等举行一些游行、示威，使张群疲于应付，同时也让张群亲日面目为民众知晓。然后，二陈抓住学生痛恨张群的过激情绪，又下了一着狠棋，二陈秘密指定由顾顺章实施。
一天夜里，8名爱国学生失踪，于是群情激愤，大批学生涌向市政府，要求张群放人。张群即找来警察局长陈希，陈希却满是冤屈，说自己没有抓学生。随后，张群又给特工总部驻上海特派员黄凯打电话，请求帮忙，黄凯冷冰冰地说帮不了忙，张群只好直接向蒋打电话求救。此时，愤怒的学生拥进办公室，将张群团团包围，声称不放学生，决不撤出。
蒋介石接电话后，知道是二陈在捣鬼，即把陈立夫、徐恩曾找来，限令他们放人。陈立夫即通知黄凯，让他放了学生，救出张群。黄凯哭丧着脸说：“我没抓学生，如何能放？”陈立夫冷冷地说：“放学生你不管，你只管救人。”
黄凯接令后，不敢怠慢，即从租界捕房中学借来300学生，由特务率领、边喊口号边急行至市政府，说是来接替先期同学，硬是挤进市政府办公室，把张群救了出来，塞进预先准备的小车，往外开去。等学生明白过来时，小车已无影无踪。这时，顾顺章派人来告诉学生，所捕8名学生已放出，学生见已经放人，也就不再闹事，撤出市政府。
张群虽然被救出，但受此惊吓，胆子变得更小，生怕再惹出什么麻烦来，便于1932年1月，辞去了上海市市长职务，在与CC派争斗中败下阵来。
二陈在南面取得胜利后，在北面对政学系重要人物黄郛，也照此办理，踢了一脚。黄郛到华北后，遵照蒋介石的指示，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
二陈明知道黄郛是代蒋行事，但认为这是捣毁政学系的绝好机会，便利用鼎沸的民情，唆使其外围组织鼓动学生游行示威，给黄郛造成压力，同时指使一些CC派人物在党内攻击黄郛。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也不好明保黄郛，结果，黄郛内外交困，被迫辞去华北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职务。
在与政学系斗争中，CC派虽然接连取得胜利，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扳倒政学系，因为蒋介石要坚守平衡原则，不会让政学系太吃亏，也不会让CC派太占便宜，总的来说，“双方势均力敌，难分胜负”。
陈立夫在工作上的“出色”表现，赢取了蒋介石的充分信任。
黄埔系之争
黄埔系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CC系自然不敢与其争锋，但在国民党的权力系统中，两个组织实力相当，为了争权夺利，必然会发生矛盾，出现争斗。
黄埔系发源于黄埔军校时期的孙文主义学会，是一个在蒋介石卵翼下的反共反新三民主义的右派组织。黄埔系以军人为主，以控制军队为主要目标。本来，黄埔系为蒋介石办军，CC系为蒋介石为党，一文一武，相得益彰。但随着蒋介石政权的确立与稳固，双方为在政权中多得一分利益而发生争斗，早期主要是CC系与复兴社的攻伐。
1932年，蒋介石从一本介绍墨索里尼的小册子中受到启发，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有自己的核心小组织。于是他将陈立夫等党务亲信和贺衷寒等军务亲信召集起来开会，要大家想办法，改变被动局面，并暗示成立小组织。结果，二陈心有灵犀一点通，回去后，很快成立了“青白团”、“同志会”等小组织。而贺衷寒等则行动迟缓，被蒋介石再一次找去痛骂了一顿，说：“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
挨了骂回来，贺衷寒等终于开窍，决定成立小组织，于是，商议成立“复兴社”，以黄埔学生为基本力量，贺衷寒起草了章程，康泽起草了纪律条例，推蒋介石为社长，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郑介民、邱开基等为中央干事，田载龙、萧育赞等为中央监事。复兴社是一个半公开的组织，其内部结构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外围即复兴社。第二层为革命青年同志会。第三层是核心层，是力行社。进入核心层必须经蒋介石批准。总之，复兴社是黄埔系的核心组织，是为巩固蒋介石政权效力的。
复兴社成立后，即与CC系发生矛盾，这两个派系，“CC举着党部的招牌，复兴社利用军政力量，互相争权夺利，斗争日趋激烈”。
首先，黄埔系抓住机会，向党务部门渗透。当政学系与CC派相争时，杨永泰曾向蒋建议为适应剿共，将江西、湖北、安徽、河南四省党务，由该地军政负责人掌握。黄埔系趁此机会，让大量军人进入四省党部，并将CC派人员驱逐出去，同时将一些意志不坚定的CC派成员拉入复兴社。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仅湖北、河南、安徽三省，有一半的县党部书记长加入或靠拢了复兴社，使得CC派元气大伤。
其次，明争暗抢，向文化系统渗透。本来，按蒋介石的规定，党务、文化、教育、经济等领域为CC派的活动范围，军人系统的黄埔组织不得插手。在蒋介石的支持下，CC派准备成立“中国文化协会”，以操纵和控制文化界，这就引起黄埔系的不满，黄埔系自认为搞文化宣传不会在CC派之下，他们中的贺衷寒、刘健群、邓文仪，还是有一定文化理论素养的。于是，复兴社壮着胆子与CC派争夺文化阵地，将“中国文化协会”这块牌子抢过来。由复兴社主要成员黄少谷、刘炳黎在武汉创办的《扫荡报》受黄埔系之命，突然在该报第一版上用通栏特号大字标题，抢先报道了由黄埔系主持的“中国文化协会”成立的消息和协会负责人的名单，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让CC派控制文化领域的计划转瞬间破灭，而黄埔系却兵不血刃，独占先机。
面对黄埔系咄咄逼人的攻势，二陈也不甘屈服，挺而反击。二陈是文人，爱动脑筋、想计谋，谋划一番后，先找蒋介石告状，再找陈布雷帮忙。蒋介石居中调停，还支持二陈继续在文化界活动。陈布雷与二陈关系深厚，其加入国民党，就是蒋介石和陈果夫一起作的介绍人，因此也答应帮忙，当然只限于舆论和文字上。
二陈心中有了底，回来，由陈立夫召集张道藩、程天放、吴醒亚等“CC”骨干开会，决定文化协会还得办，但名称已被复兴社盗用，怎么办呢？这时，吴醒亚提出，加上“建设”两个字，就叫“中国文化建设孙科抨击蒋介石不是出于民族大义，而是为了派系的斗争。协会”。这一说，大家拍案叫好，于是按计划分头行动。
陈布雷对二陈鼎力帮助，他起草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宣言》、《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纲领》两份重要文件。由于陈布雷的文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文化界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诱惑力。三天后，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上海法租界爱麦虞限路中华学艺社大厦的大礼堂正式成立，陈立夫、张道藩等CC派骨干亲临大会。第二天，向全国发布了消息。这一战，只是为二陈挽回了一些面子，并没有止住复兴社进军文化领域的势头。随后，“中国文化协会”与“中国文化建设协会”都向各地发展，双方争斗更加频繁。
党方和军方在文化界的争斗一般说来，吃亏的是党方，军方有蒋介石的坚强后盾，可以说是有恃无恐。再加上有武力作为前导，在这种攻势面前，党方是无能为力的，可以说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二陈为此忧心忡忡，却又无可奈何，只好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机会果然来了，1934年6月，南昌机场发生大火，原因是航空署长徐培根贪污汽油巨款，故意纵火以烧毁罪证所致。而黄埔系骨干邓文仪追查不力，受到蒋介石的训斥。陈立夫抓住这一机会，添油加醋向蒋告状，说邓文仪不务正业，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化工作方面。陈布雷也在旁助威，说：“各方负责人要一心搞好自己的工作，在军一届政府若只以欺诈为谋，置人民于水火而不顾，结果只能是他人取而代之。言军，在党言党。”蒋介石一听，觉得有理，当即下令，让复兴社马上解散中国文化协会。
CC派与黄埔系的斗争，终于取得了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胜利。
经过这一次失败后，黄埔系更加怨恨CC派，但怕蒋介石干预，便从明转到暗，从上层转到下层。在各地方发展基层组织时，黄埔系与CC派互相挖墙脚，互相打击对方人员。如河南大学教授张金鉴，本是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属CC派，复兴社找上门来，逼其改换门庭，加入复兴社，张金鉴不愿意，结果被复兴社绑架。再如在中央政治学校，复兴社威胁三名学生，让其加入复兴社，三学生不答应，结果，复兴社南京负责人任觉五带领一批军人将三学生绑架并杀害。
事件发生后，陈果夫把官司打到蒋介石那儿，蒋介石见死了人，便将任觉五予以处分，但暗中却仍旧支持黄埔系。由于蒋的制衡手段，使得黄埔系与CC派的斗争愈演愈烈。到后来，两派之间还玩起了特务手段，不择手段安插内线，破坏对方。黄埔系曾派人打入CC派，破获CC派秘密的制毒机构。而CC派也派人混入黄埔系，对其骨干人物进行策反。
黄埔系更为大胆，将一个叫向心影的女特务派到二陈身边。这个向心影，本是戴笠的小姘头，后被戴笠派往殷汝耕身边做情报工作，因殷汝耕准备成立伪政府，戴笠命向心影下毒干掉殷汝耕，结果为殷汝耕发觉，抓起来投进大牢。后来戴笠花钱买通看守人员，将其救回，然后派往二陈身边。
二陈对向心影一度曾有好感，但不久，CC派中一特务认识向心影，悄悄向二陈告密，二陈才大吃一惊，即将向心影赶出CC派。
不仅向对方派人员刺探情报，就是上层人物，互相也做鼠窃狗偷之事。一次，贺衷寒去中央党部拜访陈立夫，陈不在，贺便偷看桌上文件，发现桌上一封已拆阅的信是复兴社号称“十三太保”之一的葛武启写来的，内容涉及复兴社高层的机密。贺衷寒见四下无人，便将信偷回，呈报蒋介石，要蒋按复兴社纪律处理葛武启。蒋介石听了报告，反而劈头盖脸将贺骂了一通，说贺衷寒到中央党部偷文件，是无耻之极。因蒋认为，葛武启卖主求荣不对，贺衷寒干梁上君子勾当也不对，此风一长，那便党将不党，军将不军了。
总之，黄埔系与CC派是犄角相向，水火不容，但蒋介石需要他们同在一个政权中存在，因此，双方虽有争斗，却谁也不能除掉谁。由此看来，CC派和黄埔系的斗争，与CC派和政学系的斗争不同，一个是争衡，一个是争锋。CC派和黄埔系的斗争，谁胜谁负，谁消谁长，不是看谁的实力强大，而是看蒋介石的态度，看蒋介石制衡的需要。
第六章 整治江苏，国共合作
导淮入海
1932年7月，陈果夫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为什么蒋介石要将长期从事党务的陈果夫调去负责水利工程呢？这并非蒋用人不当，乱点鸳鸯谱，实际上，陈果夫对水利问题一直十分注意，并多有研究。
还在幼年的时候，陈果夫家乡常遭水灾，每当这种时候，陈果夫总爱到湖州驿西桥和管驿河头去看那汪洋恣肆的大水。有一次，他亲眼看到一只逃难的小船刚出桥头，便被大水卷走了，顷刻之间在附近沉没，船上4人死于非命。这可怕的水，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陈果夫的妹夫沈百先考入河海工程学校，每次见面，陈果夫总是不厌其烦地询问沈在学校所学的有关水利工程方面的问题，从工程设计，施工到工程预算等大小问题，都问得十分仔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沈百先毕业后，先后在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华北子牙河、上海浚浦局、广东韩江等水利工程处工作。这期间，陈果夫对水利的兴趣更加浓厚，常常与沈百先一起讨论有关水利工程的问题，学习到一些水利工程的知识，并由于沈百先的关系，先后认识了许多水利专家，与他们结成很好的朋友。
1929年初，沈百先任职于导淮委员会后，陈果夫对治理淮河关注起来，他阅读了许多有关淮河历史与现状、地理与水文方面的书籍，并时常向沈百先请教有关治淮工程的问题。有时，沈百先遇有重大问题要报告蒋介石，便请陈果夫代为转呈。陈果夫在转呈报告时，常要和蒋介石谈及有关导淮的工程情况，谈话中，既表现出他对导淮工程的热心，同时，也显露出他对水利工程的熟悉和研究有素。有一次，陈果夫在代沈百先转呈报告后，还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些有关导淮方面的政策建议。蒋介石听了，一时没有回答，沉吟半晌，突然说：“你去帮我办这件事，好不好？”陈果夫吃了一惊，平时虽说对导淮工程十分关注，但从来也没有想到要自己去指挥这一重大工程，他实在没有思想准备，便说：“我是外行。”想以此作为推词，他说的也是实话，他毕竟是搞政治的，过去在学校也从没学过工程技术。但蒋介石坚持说：“你知道注意这件事，而且所建议的并不是外行话，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的为期45天的和平谈判。谈判从1945年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结束。通过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图为：在赫尔利的陪同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所以这件事，就是你去办吧！”陈果夫深知蒋介石的脾气，他坚持的主张是很难改变的，也就不好再拒绝了。他静下来一想，觉得自己从小就对水利发生兴趣，多年来这个兴趣一直没有减弱，幼年时见到的那一幕大水卷走小船的悲剧还常闪现在他脑际，现在具体指挥治淮这一大型导水工程，正可施展自己的抱负，造福于淮水两岸的人民，因此，也就十分坦然地接受了这一任命。
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向东流经安徽、江苏两省，原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但从1128年后，黄河多次决口，夺淮入海，其所挟带大量泥沙，淤高了淮河河床，使中游河槽变成半地上河，下游入海出路被淤塞，整个水系被打乱，每遇汛期，不能畅通泄水，以致破堤决口，泛滥成灾。千里淮河两岸，“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成为洪、涝、旱灾俱全的重灾区，“数千百万之全淮民众，无日不沦于饥馑，无刻不泣对洪波，此淮之导，所以不容稍缓也”。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治理淮河，在建设委员会下设立了整理导淮图案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主要任务是搜罗关于导淮计划、图表及各方面的建议，并进行整理，分类，并印成《导淮图案报告》一书，为导淮工程作准备。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整理导淮图案委员会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1929年1月，国民党中央正式成立导淮委员会，蒋介石为了表示他对导淮工程的重视，亲自担任委员长，具体工作由副委员长负责，特派委员20人，并聘请德国汉诺威工程大学方修斯教授为顾问工程师，同时广泛征集专门人才，进行导淮的前期准备工作。从1929到1931年，导淮委员会集中了全国一些优秀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对淮河入江人海各路河线进行了实地勘查、测量，广泛调查、搜集各方面资料，进行反复论证、研究，并根据研究成果，拟定了整个导淮工程的总体计划，呈奉国民政府核准后再予实施。
导淮工程计划确定了江海分疏原则，即整治淮河入江入海的水道，使之便于航运、防洪、发电等，据概算，整个工程需经费2亿元。由于蒋介石正和各军阀混战，军费开支都十分困难，哪来如此巨款去搞导淮工程呢？所以在此期间，导淮工程始终是纸上谈兵，不能付诸实际。
1932年7月，陈果夫正式就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主持导淮具体工作。10月，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导淮委员会组织法》，赋予导淮委员会在淮河流域内对公私土地清丈、登记、征用、整理等处理全权。陈果夫鉴于工程浩大，费用过巨，筹款不易，便决定先借用庚款，到时还本付息及自筹资金等办法，并采取分期施工的形式。为此，陈果夫与水利专家一起制定了两年施工及整理土地的第一期工程方案，即建造三河活动坝、邵伯船闸，淮阴船闸等一系列船闸，进行三河坝上下切滩，对淮阴闸上下、张福河上下进行疏浚整理，使淮河入江水道得以整治，然后再进行导淮入海的工程，计划工程费用1380万元。
工程计划经国民政府通过后，陈果夫便急忙筹钱，他亲自到中英庚款会要钱，并派专人进行催促，使庚款会不得不立即开会研究。该会的主要董事是上海英商商会会长马歇尔，他见陈果夫急着要钱，慢条斯理地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急，不能拖些时日吗？”陈果夫说：“导淮工程倡了六七十年之久，现在才做，不能算急了。”马歇尔说：“你们钱都没有准备好，就做起来，太冒险了。”陈果夫正色说：“钱在你们庚款会很多，我不怕没钱，只希望你们赶快通过我们的提案。不然我们的工程停顿，那将是你们的责任。”马歇尔不敢再拖延，于是，庚款会很快开会研究，通过了提案，并如数拨了款子。
陈果夫得到钱后，便将这笔款项用于张福河道疏浚工程中。经过一个夏季的奋战，终于很好地完成了这项工程。工程完工后，陈果夫有意邀请马歇尔及庚款会董事们前来参观，他们参观后，都对工程质量表示满意。陈果夫即抓住机会，趁热打铁，向董事们提出第二项工程费用，董事们当场拍板拨款。于是，这笔钱很快投入邵伯、淮阴、刘老闸三大船闸的建造。
待这三大船闸工程完成一半的时候，陈果夫如法炮制，像上次一样，邀请马歇尔等庚款会董事们前往参观，待他们参观后，兴致很高的时候，又和他们订立了另一工程费用的合约。这笔费用下达后，陈果夫即开始了杨庄、周门、刘老闸三大活动坝及高邮湖通运河间的小船闸等的修建。
正当导淮入江的工程热火朝天进行的时候，陈果夫于1933年10月被任命为江苏省政府主席，这对他的导淮工程无疑增添了很多方便，他正是考虑到对导淮有好处，才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命。陈果夫主持苏政后，即利用他的行政权力，让江苏省主动承担了导淮工程中一系列重要的子工程，如疏浚六塘河，兴建里下河通海各港水闸，将淮阴、邵伯间所有的护岸改为块石修建等。特别是承担了导淮人海的工程，本来这一工程是要等导淮入江工程完成后，再根据资金筹备情况选择适当时候进行，陈果夫认为这样太慢了，不能让导淮工程尽快完成而发挥它的作用。根据江苏省的经济状况，完全可以承担这一工程，另外，他还提出了发行公债以筹集资金的办法。国民党中央批准了陈果夫的请求，决定发行公债2000万元，用于导淮入海工程，这一工程由江苏省具体承担。
毛泽东总是一脸的从容，一副领袖的气质。1934年11月1日，导淮入海工程举行开工典礼，陈果夫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典礼，他亲自拿起铁锹，破土奠基。这一工程是开挖一条长176公里、底宽35米、两堤相距250米的一条运河，取名“中山河”，淮河水将从这条河疏导人海。
中山河工程主要是征调民工参加建设，每年1月至3月、11月至12月是农闲时间，大批农民被征调来做工，征工最多时达24万人，整个工地人山人海，雄伟壮观。沿线专员、县长、区乡、保甲长都卷入这无休无止的征调民工之中。在征工中，不管农民具体情况，只要是劳动力，均要上工地，而且在工地上，劳动强度大、劳动保险全无、所用工具基本上是牛车、独轮车、挑畚，人力戽水车等，再加生活艰苦，无医少药，因此，工地上死伤事件时常发生。就连陈果夫自己也说：“其辛苦劳瘁，非身经其事者听可得知。”但陈果夫不顾人民死活，强征硬派，待遇菲薄，只要劳动效率，不管安全保险，这就闹得广大人民怨声载道。整个导淮工地上，洒满江淮人民的斑斑血泪。
1937年4月，中山河工程完成，至此，整个导淮工程大部分竣工，对此，陈果夫充满成功的喜悦。5月初，他不顾身体衰弱，在导淮委员会总工程师李仪祉和江苏省建设厅厅长沈百先的陪同下，前往中山河视察。他们兴致勃勃地沿河岸大堤步行，此时，中山河已经通水，河面波光粼粼，一直伸向远方，两岸是雄伟的长堤，一望无际。看到这一切，陈果夫十分欣慰，步行半个小时仍不感觉累。看完中山河后，他又饶有兴致地登上直升飞机，察看了整个导淮工程已告完成的部分。他从飞机上看到这一带与前几年相比已大不相同，田畴平整、河网如带、树木葱郁、房舍俨然。这一切都令陈果夫高兴万分，他觉得自己干成了一件大事，很快便可以向蒋介石交差，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将会更高，其他派系的人物将会对他侧目而视。想到这里，他差点笑出声来。
视察完毕后，淮阴等6县联合举行欢迎会。陈果夫在会上发表即兴演说，强调导淮之完工，证明人力之伟大，更证明有志竞成、事在人为之至理，并希望各地更进一步群策群力，继续建设，完成导准工程所有建设任务，彻底治理淮河，不使洪灾、涝灾、旱灾再出现于江淮大地。当晚，陈果夫久久不能入睡，他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便起床来，写下了一道导淮入海歌：
淮河！淮河！利我江北乎？害我江北乎？
全在我江北人能力如何。
我有能力，水为我用。
我无能力，我为水用。
我善用我力，淮水为我操纵。
导淮入海，要将西水导入东海中。
大水不为我害，大水不为我害。
大旱亦收灌溉之功。
大家齐用力，为了大家安乐与年丰！
大家多用力，为了永久安乐与年丰。
治淮的初步成功，对陈果夫的确是很大的鼓舞，他决心再接再厉，继续完成尚未完成的其他工程，以达到彻底根治淮水的目的。1937年先后开工的工程有：兴建周门活动坝、兴建刘涧浅水坝、兴建中运河涵洞、开挖里运河浅段、疏浚皖淮浅段等，但后来均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相继停工，所有运到工地的钢料，水泥，涵管、石块等，均损失殆尽。
1938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国民党军事上的败退，整个淮河流域全部沦陷，导淮业务，陷于停顿。在此情况下，导淮委员会便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为了避免在导淮委员会服务的专业水利人才逃离星散，陈果夫向蒋介石建议，仍然保存导淮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为了保证这些人有事做，将四川省内的一些水利工程交与导淮委员会承办，如綦江工程、乌江工程、赤水河工程等。这样，导淮委员会在实施这些工程中，保存、培养了一大批水利建设人才。
陈果夫在主持导淮委员会工作期间，积累了很多治水的经验，他在一些文章中进行了总结，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治水必须达到综合利用的目的。陈果夫认为，治水是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工程，不能为治水而治水，必须使水利能综合利用，即治水后，不但使之能防洪防涝，而且要达到航运、发电、灌溉、水土保持等综合利用的目的。他说：“为国家长治久安计，每一河道应有详密计划，务使自上游至下游之水，均能尽其利。在山地高原之河道，如何建蓄水库及发电厂，利用水之冲击力，使水力电源，能协助工矿业之开发。如何兴建灌溉渠道及水闸等，利用水之渗透力，促进农田之生产。又如何改善渠化河道，利用水之浮载力，使航运畅通，以协助交通之发达。……自夏禹以来，中国治水，均以排洪水为能事，今则洪水泛滥，不应看得太重，而着重利用水之三种能力，以建国家，若三者同时建设，则洪水自然可以免除。”他多次强调：“一定要懂得水的三种力量，第一是渗透力，第二是冲击力，第三是浮载力，这三种力量都能尽量利用，使它发挥到最大的效用，才算是水利。”
第二，治水必须上、下游兼治。陈果夫反对治水非先治下游不可的意见，他说：“我在最初担任导淮工作时，就反对那种治水非先治下游的成见，后来我经过湘西、黔东及四川各地，又做过綦江蒲河流域的工程而后，更觉得治水非上下兼治不可，形成我对于治水的一个主张。水与旱相反而实相成，上游患旱，就因为下游患水，反之亦然。所以上游的水能积蓄起来，则上游也不致患旱，下游亦不会成灾，双方都有利益。”
第三，水利兵工化。陈果夫认为水利是规模巨大的工程，常需众多人力物力，因此，除临时征调民工外，需要有一支常年工作的水利队伍，他建议可以实行水利兵工化，将现有的军队拿出10万人改编成水利工兵，“每师增置技监1人，每旅增置技正1人，每团增置技士1人，每营增置技佐1人。均各叙以师长、旅长、团长、营长相等之军职，协同指挥”。认为照此办理，可以革命之精神，作非常之建设，能保持常年有人管水利，也能较快地完成一些艰巨的水利任务。
陈果夫上述有关水利的主张，应该说是有一定见地的。
有人在前方冲锋陷阵，有人却在暗地出卖战友。图为：1929年元旦阅兵典礼。
新官上任
1933年5月，陈果夫辞去监察院副院长职务。10月，蒋介石任命他为江苏省政府主席。当了多年的京官，现在一下子去当地方官，似乎多有降职之嫌，但陈果夫此时还很高兴。其一，他认为“省主席是独当一面的职务，中国一省，其幅员每等于欧洲一国乃至数国，故省主席的职务相当繁重”。其二，江苏省是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所在地，其地位更在一般行省之上。其三，他正担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率领10多万水利大军进行导淮工程，而导淮工地主要在江苏，担任江苏省主席，将会给他的导淮工程带来诸多方便。所以，陈果夫倒是十分乐意到江苏省任职。
但江苏人并不欢迎陈果夫主掌苏政，因为都知道他是国民党党魁、CC派首领，由他当省主席，将会给江苏带来灾难。因此，社会各界便联络起来，发了一个挽留前任省主席的通电，用意十分明显，不欢迎陈果夫。这对兴致勃勃前来赴任的陈果夫无疑是当头一盆冷水。
10月12日，陈果夫率省府各委员在镇江正式就任。就职典礼上，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提出4点意见。第一，一切遵照宣誓词实行。第二，对前任卓有成效的规程，一定萧规曹随，决不轻易变更。第三，做事必须科学化。第四，一切工作必须切实。对于“切实”两个字，陈果夫特别重复了几遍，以便引起大家的重视。很显然，陈果夫是要给那些不欢迎他的人一个好的印象，以表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不务实际的人。
不久，江苏省党政官员举行联合纪念周，司仪唱了静默3分钟后，不过1分钟便唱静默完毕。陈果夫即走上前去，拿出当年军人的威严，命司仪立正，重唱静默3分钟，他看着表，到确确实实立了3分钟才终止。静默后，陈果夫走上主席台，借题发挥，向全体官员训话，将上次他在就职典礼上所说的“切实”两个字再次加以说明：“如说3分钟，必须恰是3分钟，才算是切实，不可为2分59秒，亦不可为3分零1秒。准时到，准时退，都是切实，从事建设不切实即不易成功。马马虎虎的习惯，必须革除。”陈果夫的这一下马威确实很见成效，众人都低下头，屏住声息，听他训话，自此以后，省府党政官员在陈果夫面前都不敢马虎从事了。
为国共合作共举杯，畅言美好未来。陈果夫主政江苏后，第一个重大举动便是革新吏治。他认为大凡担负某方面责任的人，在受命之始，必须注意的是怎样能够得到切实合作的帮手。治理一个地方，负主要责任的人很重要，他手下的帮手也很重要，不能忽略。在一个省当省主席，主要的帮手便是主管各厅的厅长、省府委员、省府秘书长及各县的县长。其次便是各厅的局、处长及县以下的佐治人员。而现实中国的官场虽经辛亥革命、大革命的洗礼，仍是十分黑暗，任人唯亲、结党营私、贪污腐化、欺上瞒下、不求政绩、不思进取等现象相当严重。陈果夫在国民党内干了多年，对此有深刻的了解，他觉得，不对吏治进行一番革新，他不可能干出什么成绩，甚至会站不住脚跟，为此，他要在自己主掌江苏期间，对政治来一番刷新。
首先是选择各级官吏，陈果夫十分严格和谨慎。对各厅厅长，他要求的条件是：干自己主管之事有专门研究和实际经验。有责任心、有创造力。对于省主席有相当信仰，能够接受他的指挥。特别是最后一条，陈果夫十分强调。对各县县长，陈果夫要求其有主管全面事务的能力，有把一个县办好的志愿和抱负。对省方的命令和计划要切实执行。不管是厅长也好，还是县长也好，陈果夫最重要的是要求他们对自己信仰，听他的话，做他的忠实臣仆，这样，他在江苏就可以令行禁止，江苏便可以成为他独来独往的自由王国。
为了选择好各级官吏，陈果夫在省政府成立了一个甄审委员会，甄审委员由省府委员充任。凡属任命官员，都得经过甄审委员会严格审查，不但看他的学历、文凭、谈吐、文章，更重要的是详细调查他过去的经历及其政绩，过去做事有无功过，何以会有此功过等。考查后，如果各委员都赞成，才予以任命，如意见不统一，最后由省主席决定，官吏任职后，必须定期报告自己的工作，省府经常对其工作进行检查，每隔一段时期，便召开会议，对有政绩的官员进行表扬与奖励，对没有政绩甚至有过错的官员进行训斥和处罚。奖优罚劣，功过分明，这一办法收到一定效果。
在用人时，陈果夫不限制籍贯与私人关系。他初到江苏时，常听到人将江苏分为江南与江北，他颇不高兴，加以申斥，他说：“我自己是浙江人，在江苏做事，从不想他是江苏，我是浙江。假使我用人限于浙江人，那就糟了。浙江的人才未必都来，而我就被同乡观念所限，用不着人才了，我又如何做得好事？所以我认为限于用同乡、同学、或亲族之类，都是自己把自己的范围缩小的一种表现。”当时，江苏省的县长中有22省的籍贯，东北人用的较多。当然，在一些关键部门中，陈果夫仍然用他的同乡、同学、亲族，特别是一些CC派人物，都被他安插在重要位置上。他自己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超脱和清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