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当时心里最着急的要算徐世昌，直胜奉败，曹、吴当了北政府的后台大老板，而曹锟则什么都听吴佩孚的，吴佩孚让不让他再当这个北政府大总统，他千方百计，摸不到一点口风。曹、吴自请罢黜，也是发通电布露天下，并不曾向他徐某人请辞。徐世昌以北政府大总统的身份，总不好意思当面去请示曹吴尊见如何，自己该留该走？他为确保自己的大位，只好转移方向，再三再四地催请曹吴，应由何人组阁，务乞颁赐高见。徐世昌的想法是，内阁总理一决定，间接地也就表示北政府大总统亦已成了定局，最低限度，一时不会“更动”。
曹三爷找吴二爷商量政治问题，他问吴佩孚今后国家大计如何厘定？吴佩孚便慨乎言之，说出了他的雄心壮志，由衷愿望。
“国家连年用兵，实在不能再战，复兴国家的唯一契机，唯有先使国家统一。”
——怎么样进行统一呢？
吴佩孚的答复很简单：
“恢复法统，重开国会。”
曹锟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恢复约法，重新开会”，那么跟曹锐、曹镆两人的主张——直军马到成功，如今挟战胜余威，拥十余万雄师，环顾宇内，已无可与直系抗衡的力量，与其便宜别人，何不就给自己，肥水不落外人田嘛！三哥此时不当总统，更待何时？——不是南辕北辙，相距不可以道里计？
心中极不是滋味，表面上却装着若无其事，吴佩孚一团正气，遇事直言，连曹锟都不便跟他打这种商量。曹锟只好暂将内心餍望捺下，想拖一阵再讲，他乃提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委婉地说：
“你所提的方针兹事体大，不能一蹴而就，那得慢慢儿地来。子玉，我看我们还是先解决内阁人选，不能老让内阁唱空城计。叫别人笑话咱们，只晓得冲锋打仗，一涉及政治，便告棘手。”吴佩孚觉得他这个话也很有道理，当下便反问一句：
“仲帅您看呢，请谁来干内阁总理合适？”
“肥水不落外人田”，曹锟再点他一点，“王聘老（王士珍）总算是我们一系的前辈、他闲着很久了，就以‘收拾时局’为名，请他出来维持一晌，你看怎样？”
王士珍和平中正，淡泊名利，请他出山，又带点敬重前辈的意味，吴佩孚认为这个建议很不错，点了头，便分头进行，王士珍那边，由曹锟去挽请，吴佩孚则分别联络各省军政大员，而以曹、吴领衔，约齐田中玉、陈光远、李厚基、萧耀南、齐燮元、冯玉祥、刘镇华、陆洪涛等联名发表通电，拥护王士珍出任国务总理，收拾大局。
曹、吴的这一次密谈，很巧妙地被传到了王士珍的耳中，于是，当曹锟往访，殷殷劝驾，王士珍便一再地推脱，他笑着说：
“仲珊，你是老实人，咱们俩明人不说暗话，既然子玉早有国是的主张，通盘的大计，你又何必多费说词，拉我出去过渡那么一个时期。”
曹锟脸上讪讪的，颇有些儿僵，一语道破，王士珍便端茶送客。王士珍组阁，就此胎死腹中。其所生的影响，不但内阁无法产生，连徐世昌也是心惴惴然，坐立不安，不晓得他的前途命运如何？
三
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孙传芳，是吴佩孚新收录的一员大将，当时不过一名师长，僻处荆沙宜昌，吴佩孚因为他原是王占元的部属，投效自己不久，色彩还不太浓厚。所以他暗使孙传芳为始发难者，联络同驻宜昌的第十八师师长卢金山，在五月二十八日那一天，发一个通电上徐大总统徐世昌，理直气壮地说：“巩固民国，宜先统一，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来，即当以恢复法统的捷径。应请黎黄陂（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非常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应在共弃之列！”
徐世昌一看这个电报，真是猛一下子凉了半截，孙传芳他们说的恢复法统，亦即恢复民元约法，“召集六年旧国会”，便是否定段祺瑞一手导演，选出徐世昌为总统的“安福国会”，说它“伪”，是因为这个国会全无法律依据。孙、卢二将的意见说得简单明白，清楚得很，请徐世昌下台，促根据民元约法选出有法律根据的黎元洪回任，然后再选一位副总统，全国即可借约法的恢复而统一。至于南方的护法政府，不是由于“维护约法”而设立的吗？如今约法业经恢复，“非常政府”目的已达，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照这个办法解决国是，消灭畛域，万一有谁捣乱，那就将成为“全国所共弃者！”
孙、卢这个电报给徐世昌的打击很大，“山雨欲来风满楼”，他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作保全总统大位的准备。他毕竟老谋深算，在表面上声色不动，不找曹、吴磋商，也不将孙电公开，免得授之以柄，予人可乘之机，徒使问题公开，自己会被迫下台。他一面电复孙、卢，羁縻敷衍，说什么“忠言快论，实获我心”。“本人力不能逮，群贤协谋以成其志，更属求之而不得之举，一有合宜办法，便即束身而退，决无希恋”的话，先把孙、卢给稳下来。另一方面，则运用政治手腕，派出许多代表，秘密奔走于直系各督军之间，企图离间挑拨，造成直系内部的分裂。同时，又使他的亲信幕僚，绞尽脑汁，想出一个什么什么会的名堂来，代表“民意”，作为缓冲，使他这个“伪大总统”也有个合法的地位。
然而，吴佩孚认定徐世昌是全国统一的障碍，他若不走，北政府永无合法的地位，南方护法政府也有借口继续存在。他起先为了免得破脸，是避些嫌，特意使孙传芳、卢金山两个提出要求，徐世昌装痴装呆，佯为不睬，又在暗中密谋破坏直系的团结，为他自己保全禄位而欲再组什么会。徐世昌“敬酒不吃吃罚酒”，吴佩孚接下来的步骤，便不得不使东海老人难堪。六月二十八日，孙、卢再电徐世昌，语气之间越显强硬，有云“法律神圣，不容假借，事实障碍，应早化除。望先生体天之德，视民如伤，敝屣尊荣，及时引退。中国幸甚”等等。徐世昌得电正在筹思如何措辞答复，再抵挡一阵，二十九日，江苏督军齐燮元的通电又到，齐燮元说了一篇“国人苦怨日深，友邦希望将绝”的话，直接要求徐世昌：“慷慨宣言，功成身退，既昭德让，复示大公！”干脆请他立即宣布退职了。徐世昌读罢，哪能不慌，邀集心腹筹商，却是除了拖兵之计，别无他法可想。
咱们“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胜仗，倒让你安安稳稳，端坐在新华宫里。曹锟对于徐世昌，这时已全无半分好感。五月底六月初，张作霖还在关内滦州据守，收集残部，准备等海军的威胁解除，吴佩孚全盘放弃追出关外的想法，他再统兵出关，生聚教训，此所谓：“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因此，他在滦州的言行，曹锟这边，不时也有情报传来，曹锟接连听说了不少的笑话，当奉军初败，叶恭绰、张弧、潘复等化装黄包车夫，逃出天津，奔向塘沽，路上还遇见了朋友，看见这狼狈不堪的一行，大笑不止，告诉他们说：
“你们涂了两手两脚的泥，却露出白净的面皮，哪点像是拉胶皮的呢？”
叶、张、潘是上轮船逃往大连的，梁士诒当张作霖五月七号那天，还在军粮城急办善后，准备撤退之际，他匆匆忙忙地赶了来，要求雨帅派兵保护，让他上船逃亡日本。张作霖一听，赫然震怒，顿足大骂：
“咱们为了你，要干什嘛总理，丧了十万雄师，折了无数猛将，坏了曹亲家的颜面，又跟吴子玉那小子结了莫大的冤仇！光是军费，便花了三千万大洋，损失的兵器和辎重，还不知有多少？这会儿打了败仗，你倒晓得要往日本跑？你一逃了之，叫咱们这一帮人往哪儿走哇？”
梁士诒见张作霖火气大了，自知理屈，连忙赔罪，并且当时便双手奉上一家实业公司的股票两百万元，请张雨帅收下作为退兵之费。张作霖方始息怒，派队伍送他上船，后来他便在日本鱼崎蛰居。
听到这儿，曹锟还只觉得可惜，梁士诒、叶恭绰之辈，都是金融巨子，交通系的大阔佬，梁士诒尤有“财神”之称，倘若先一步在天津逮着了他们，还怕他们不乖乖地奉上大笔钱财？如今张作霖只不过派几个兵送上船，便白白地捡了两百万。
另一个情报，言者凿凿，相当可靠，据说张作霖曾在滦州大发牢骚，他说徐世昌太不够意思，当初暗中掇促他跟直系开仗，一举消灭直系，免得直系处处要分奉系一杯羹，尤且得地利之便，把持操纵北政府。这么说来，直奉之战的真正罪魁祸首竟是徐世昌，若不是子玉用心，将士效力，说不定自己已经栽在那东海老儿手里了，这么一想，大为愤恚，再勾起往先自己想问鼎北政府副总统，也是徐世昌阴谋诡计，多方阻挠，结果才变成了画饼充饥。新仇加上了旧憾，乃使曹大帅也下定了决心，没话可说，先把徐世昌撵走了再讲！
曹锟改变态度，对驱徐渐趋积极，使吴佩孚极为欣慰，他的做法，更可以密锣紧鼓，加速进行。对于外间，曹吴合作无间，并无歧见，则不但消除了许多猜疑，尤且对于直系的团结，也是大有裨益。
再进一步，吴佩孚便与国会中人，切取联络。
民国五年八月一日当选为参议院议长的王家襄（幼珊），浙江绍兴人，六年五月当选为众议院议长的吴景濂（莲伯），籍隶辽宁。在民国六年六月十三日大总统黎元洪被段祺瑞逼迫下令解散国会后，这两位议长奔走南北，呼吁号召，一直在为恢复约法，行使国会职权而奋斗努力，尤其吴景濂曾组会广州，远走重庆，为北政府下令通缉。当吴佩孚决心恢复约法，吴、王二人殊为兴奋，他们曾赴保定和曹锟、吴佩孚面商重开国会，敦促黎元洪复职的问题，他们认为曹吴确有诚意。曹锟同意此举，一方面是支持吴佩孚的意见，二则他对徐世昌有许多不满之处，于私则徐世昌曾暗中阻挠他竞选副总统，在公则他往后察觉直奉之役，徐世昌对奉方会经推波助澜，并且相互勾结，阴谋消灭直系。
由于当时北京已是直系之天下，吴景濂和王家襄，便不顾北政府的“通缉”，堂而皇之，晋京召开国会，他们集合了议员150多人，在六月一日那天，举行会议，通过了一项宣言，措辞严厉，对徐世昌公然地加以声讨和指责——“民国宪法未完成前，国家根本组织，厥惟《临时约法》。依据《临时约法》，大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则六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参众两院之令，当然无效。”
“又查《临时约法》第二十八条。参议院于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则国会成立以后，不容再有参议院发生，亦无疑义。”
“乃两院显经非法解散，旋又组织参议院，循是而有七年之非法国会，以及同年之非法大总统选举会。徐世昌之任大总统，既系选自非法，大总统选举会显系篡窃行为，应即宣告无效。”
“自今日始，应由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再由合法大总统，依法组织政府，护法大业，亦已告成。其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别组织，自应于此终结。”
“至徐世昌窃位数年，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恶，举国痛心，更无俟同人等一一列举也。六载分崩，扰攘不止，拨乱反正，惟此一途。凡我国人，同此心理。特此宣言。”
民国元年元月二十八日，十七省议员38人，在南京成立临时参议院，起草民国根本大法，三月十一日由参议院议决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凡七章五十六条，这便是《民国元年临时约法》，在中华民国宪法尚未产生之前，吴景濂、王家襄等国会议员150余人的这个通电，开宗明义第一句说得很对：民国宪法未完成前，国家根本组织，厥为《临时约法》。根据《临时约法》，徐世昌被斥为选自非法大总统选举会，显系篡夺行为，应即宣告无效。当然是于法有据，振振有词，徐世昌纵有百口，也难申辩，他是个“伪大总统”。
民国十一年六月一日的徐世昌，诚所谓焦头烂额，手足无措，除了参众两议把他骂得体无完肤的宣言之外，吴佩孚的方面大将，河南督军冯玉祥和陕西督军刘镇华，这两位方由徐世昌明令任命不久的直系中坚。居然也拍来通电，请徐世昌勿再恋栈，立刻辞职。尤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宣言电文咄咄逼人，而保定方面，又派来了新任农商总长张国淦。张国淦字乾若，籍隶湖北蒲圻，清末便追随徐世昌于东三省总督任内，极获徐世昌的赏识，直系战胜奉系后的北政府第十九任内阁，他当了农商总长，不啻新朝新贵，因此，当张国淦衔命而来，徐世昌一见名帖，误以为天降救星，心中非常高兴，一迭声地请进。
可是，张国淦一见老上司，面容尴尬，欲语又止，徐世昌察言观色，胸中的一团欢喜，便又化作了三尺冰冻，不用问，张国淦专程前来，决不会是事情有了转机，他准是奉了曹、吴之命，当面促驾的。于是，他一声长叹，故作韪心之论地说道：
“我久想辞职，早卸仔肩，只是苦于不得机会，如今能辞便好，能辞便好。”
张国淦听他这么说，好些曹、吴二帅交代的话，天幸可以免了，当下，他只是问：“大总统决意辞职，不知是否已经定了荣行之期？”
脸一沉，徐世昌似有怒容，歇半晌，他又摇头苦笑，轻声地问：
“真有这么样急么？”
唯恐误事，张国淦也是无可奈何，他只好实话实说，却仍满脸陪笑地答道：“这是曹、吴二帅的吩咐，政局举棋不定，外间啧有烦言，国家大事，刻不容缓，大总统既然有了这层意思，还是及早办了的好。”
徐世昌实在忍不住了，反正是在自己一手提拔的老部下面前，他语意略带挑衅地再问一句：
“倘若我还有些未了的事，必得迟个十天八天呢？”
万万没有想到，张国淦的回答竟是——“就怕对大总统有所不便。”
这么说，张国淦之来，并非促驾，而竟是逼宫了。所谓不便，可能会涉及安全问题，话从张国淦的口中说出，徐世昌便再也不能装聋作哑，依然置之不理。大势去矣，徐世昌不胜感慨，转觉黯然，手捋着颔下一把胡子，沉吟俄顷，他再慢声地问：
“多一两天，让我料理些私事，再离开北京，我想总可以吧。”
办这场极难的交涉，张国淦都一身大汗了，他不忍再逼徐世昌。同时在这会客厅里，实在也是如坐针毡，于是，他趁此机会，站起身来告辞，再添上一句，对徐世昌加以强烈地暗示：
“那么，我明天再来请示大总统荣行之期。”
送过了客，徐世昌想想又是气忿难忍，他吩咐左右，快请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来见。
王怀庆不但是曹锟、吴佩孚的老朋友，尤系徐世昌的旧部，徐王之间，关系密切，他可以说是徐世昌在军界中的第一心腹亲信。徐世昌当东三省总督，王怀庆便是他的“总督中军官”，兼中路巡防营统领，营务处会办，声势烜赫，权倾一时。后来锡良出关，他贬为淮军统领，民国初年又为天津镇总兵、密云镇守使。袁世凯当大总统，徐世昌一再保他为将军，开府直隶，但是袁世凯认为他贤望尚浅，始终不肯答应。在徐世昌的心目之中，王怀庆不但对自己感激涕零，而且情况紧急的时候，他应能感恩知己，为自己效死拼命。
果然，王怀庆一喊便到，徐世昌委委屈屈，将直系苦苦相逼，今日张国淦又来面催，听他的说法，竟是要自己立刻搬出新华宫，连一日也不许停留的意思。一肚皮的愤懑不平，牢骚和苦经，向他这位“中军官”，倾吐净尽。末后，徐世昌更直截了当地问：
“懋轩（王怀庆的号），你是我的体己人，你说，事到如今，咱们还有没有什么法子可想？”
“只怕是没有法子可想了，”王怀庆答得好不干脆，他不顾当时徐世昌的惊诧错愕，只顾滔滔不绝地往下说：“这一回，直系保洛一致，里应外合，大家都把您老人家当做统一全国的障碍。您瞧那些个通电上说的话，要想转圜，真比登天还难。我看您老还是让步些个，免得节外生枝，多添些气恼。”
连王怀庆都跟直系中人一鼻孔出气了，直到这时，徐世昌方才死了尸位之心，当下他一声浩叹，眼睛望着王怀庆，担忧地说：
“从民国七年十月十日到今天，我在任三年七个多月，政治上的恩恩怨怨，当然很多。这一次我匆匆出京，一切准备，竟是来不及了，就怕有人乘此落井下石的机会，给我为难。”
其实，王怀庆在应召谒见徐世昌之前，先已得了曹锟的密令，叫他派兵强制押解徐世昌出京，因此他方才所说的话，仅只语气不同，其实逼迫的程度，要比张国淦更凶。当下他听徐世昌在以家小安全为虞，心中不禁大喜，押解出京与保护出京同样的是用枪兵，徐世昌的一番话，正好让他两全其美，保护而实为押解，押解而不落痕迹，于是他立刻一拍胸脯，慨然地说：
“您老放心，从您老下野的那一刻起，您老的身家财产，一概由我负责。”
既如此，徐世昌也就不必再多挨一两天了，当日，便命人拟就一道“辞职命令”，说是本人怀病，宣告辞职，依法应由国务院摄行职务。
六月二日上午，公布辞职令，并将印绶交给内阁总理颜惠庆，当天下午徐世昌在王怀庆派遣军警，严密保护之下，出京赴津，从此侨寓津门，寄情诗酒，这年他六十七岁，是为他政治生命的终结。徐世昌有百万家财，多半是他担任两年东三省总督和一年多邮传部尚书时期存下的积蓄，他在河南卫辉置了不少田产，还有一幢华宅，青岛置房产，苏州设别墅，在北洋首要之中，他的私财要算是很少的，民国二十八年夏他病逝天津，得年八十五岁。
四
把北政府“伪大总统”徐世昌送到了天津，各方函电交相敦促复职的大总统黎元洪，却还在天津犹疑徘徊，举棋不定。黎元洪自民国六年七月，辞去北政府大总统职务，他遁居天津，绝口不谈政治，闲来无事时，倒有兴趣做做生意。跟一名美国人华克合作，开了一爿中美实业公司，股东老板，都是北政府军政要人，如张勋、冯麟阁、冯玉祥等，冶开国元勋、复辟主角、奉系、直系于一炉，这个中美实业公司便推黎元洪为董事长。
黎元洪搞政治，上过袁世凯的当，吃过段祺瑞的亏，惊涛骇浪，瞬息万变，使他难免偶一回想，便有些儿心有余悸，所以他自息影津门以后，连北政府每月致送1000元公费，都坚拒不收。不过人类生来便是政治动物，如黎元洪则每每面冷心热，临到取舍关头，辄常难以自禁。例如他在辛亥革命前夕，当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头一天他还当众亲手杀了两位前去他营中联络的革命党，严厉镇压，往后革命军一时乏人统率，把他从床底下拖了出来，拉到楚望台，他却又就了武昌军政府的都督，成为武昌起义革命军的领袖。
直奉战后，在吴佩孚的极力主张，策划安排之下，恢复约法，拥黎复职的呼声，响彻云霄，黎公馆门前又恢复了车水马龙，冠盖云集的盛况，六月二日徐世昌出京，当天，举国瞩目，正在操纵政局的吴佩孚，便一改要求徐世昌下台，概由各省督军、总司令、高级军官拍发通电，表示主张的先例。首先第一次由他自己发表通电陈述国是意见，可以谓为他对黎元洪的一份敬重，一项鼓励——“胡（因为张作霖是关外人，他又辄常责之为胡匪，此字语涉双关）运告终，及应迅谋统一，俾慰中外之望。收束现局，拟分常局，创局两种办法。常局则恢复法统，创局则召集各省军政代表，及省会各法团代表择地开会，共议国是。”
常局办法，其利有三：
一、南政府可即日取消，中央可同时改良，名正言顺，反对者无所借口。
二、副总统可即选出，北洋正统从此可以巩固。
三、旧会制宪完毕闭会，正式国会总统，即根据新宪成立，速除私碍，事半功倍。
创局办法，固有推陈就新之益，但属创格，在常法上无根据。西南以法统之说相抗，势必再以武力征伐。乃延时日，不便一。
各省代表全体集齐与议，时期过长，新法不能适时迅速产生，仍因现状，取消广东政府，万难办到，不便二。
中国幅员广阔，现情太杂，与美十三洲会议时代，繁简难易不同，非有大多数赞助，无以屈服异派反对，创局之举，夜长梦多，贯彻不易，不便三。
釜底抽薪收功较易，以恢复法统为宜。‘仲帅尤赞成常局办法，期奏速效。国运人事，不堪再乱，非速解决，恐纠葛愈多。诸公卓见如何，希迅赐复，以便电仲帅领衔通电全国为荷。
吴佩孚的这个冬电（二日韵目）一发布，宛如投石入潭，立刻漾起无数漪涟，其反应之热烈，洵称空前。首先，便由他的老上司直鲁豫巡阅使曹锟，躬率直隶、江苏、山东、湖北、江西、河南、察哈尔、陕西、甘肃、绥远十省督军、省长，都统联衔通电，恭请黎元洪——“反辔首都，依法复位！”
电文中尤且恳挚表示其竭诚拥护之心。
从这一天开始，每天有数十封劝驾的电报，以百计登门谒见的贵客、敦促黎大总统即日返京复任。各省、区代表，京师各团体，除了拍发通电，益更派遣代表，当面请黎元洪以天下苍生为重，东山再起，及早入京。二号那一天，天津镇守使赵玉珂先到，继之以曹锟的代表曹锐，吴佩孚的代表李倬章，联袂造访，面致拥戴黎元洪复任北政府大总统的一片衷诚。
当然不能马上就答应下来，三日，黎元洪也发布通电，婉谢各界的推重，其中有云：
“自引咎辞职，蛰居数年，思过不遑，敢有他念？以速官谤，果使‘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犹可解说。乃才轻力薄，自觉勿胜，诸公又何爱焉？前车已覆，来日大难，大位之推，如临冰谷……”
外国记者不懂北政府官员“以退为进，惺惺作态”的妙用，访问黎元洪，开门见山的问以复任与否？当时，黎元洪慷慨激昂，情见乎词地答道：
“我是中华民国国民一分子，既然各方面基于救国热忱，力促复职，我岂能置之不顾，再事高蹈？追不得已，也只有牺牲个人的前途了。”
吴佩孚在保定看到报纸，向曹锟一笑。说道：“仲帅，我看这就成了。”
讵料，偏在“功德圆满”的分际，起了波折，“恢复约法，黄陂复任”，目标是在使民国重归法治之下，而消除南北之间的对立状态。北方闹得热烈兴奋，如火如荼，西南方面，却是反应冷淡，不予重视。尤且，前国会议员中极具影响力量的褚辅臣、孙洪伊等，又提出了法律问题，指出黎元洪的任期实已届满，根本就谈不上复任的事。广州非常国会更通电主张继续民国八年成立的国会，否认王家襄、吴景濂等人筹备召集续开六年国会于天津。
除此之外，不属于直系的各地军政首脑，也在纷纷表示反对，奉天方面不必说，张作霖向驻奉天的各国领事团发表声明：东三省自治，以后满蒙交涉，全由奉天作主。浙江督军卢永祥通电反对黎元洪复职。淞沪镇守使何丰林打电报来奉劝黎元洪，请他千万别干。黎元洪不曾回电，三日后，何丰林便再通电全国，主张以第一届国会制宪，第二届国会选举总统，并且声明徐世昌在法律上的地位仍然存在。
黎元洪于是又踟蹰难决了，各方面的态度均已明白表示，他若复位，绝不可能得到全国一致的拥戴，充其量，只不过当时势力最大的直系做后台而已。黎元洪由积极又趋消极，着了慌的有两批人。一是新胜的直系，好不容易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撵跑了奉张和徐世昌，北洋政府乌乎定？定于曹、吴二人矣！可是曹、吴不惜掀起政潮，谋一个全国统一，偏偏诸事已备，新娘子迟疑不肯上花轿，于是北洋政府便唱了空城计，闹成虚悬着北洋大总统一席。
四号那天北京公使团开口发了问：你们北政府的大总统呢？北政府外交部只好回一个照会，北政府大总统职权正由国务院代行着哩。并且外交部解释说：这是依法有据的，按照北政府奉行的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又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
另一批着了慌的是黎元洪若干门下士，其中以后来在黎元洪复职后第一任内阁中，当了一个月零十四天司法总长的张耀曾特别着急，他为了黎元洪上一届北政府大总统任期已否届满的问题，特别由他自己发表通电，“依法言法，自信无他”，作了一番解释。
张耀曾根据《约法》和《总统选举法》，他说：
（北政府）总统在任期内，离职之情形只有三种：
一、死亡缺位。
二、弹劾去职。
三、因故不能执行职务。
“三者有一，即为合法离职，三者以外，总统不让职与他人，他人不得以离职要挟总统，若其有之，是非法也！”
他再根据事实分析，民国六年七月黎元洪的离职，由于其基于事实而非基于法律，因此也就不发生法律效力，准此，则往后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也是事实上的代理而非法律上的代理。他的结论则是黎元洪的大总统任期，还有一年三个月而有余。
当时直系曹、吴的处境，实在是相当地尴尬，国务院里只剩下三位总长，再把徐世昌一撵走，闹得北政府大总统也没有了。黎元洪再不上台，对内对外如何交代？迫于无奈。只有用尽功夫先把黎元洪抬出来。于是由直系人物发动“劝进”，天津黎公馆门庭如市，代表川流不息。光是六月五号那一天，黎公馆到的各地要人，便有国务院代表高恩洪、京兆尹（等于往后的北平市长）刘梦庚、商界代表安迪生、张维镛等，曹锟的代表熊炳琦、吴佩孚的代表李倬章，最后赶到的尤有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再加上各省区的代表，计有四十余人之多。
十五个省份，各地议会、商会、教育会，还有直系地盘的各总司令，川军总司令刘湘与杨森，全部拍来通电，促请黎元洪：“依法复位，以维国本。”
当天晚上，黎元洪留京、保、洛三地来的大好佬吃饭，以便接席畅谈，藉聆高论。贵宾只有五位，王家襄、吴景濂、曹使代表熊炳琦、吴使代表李倬章，再末便是国务院代表高恩洪。
高恩洪字定庵，他是吴佩孚的山东蓬莱老乡，跟吴佩孚私交弥笃，他在逊清宣统二年，任职北京蜀学堂英文教习，民初担任上海交通部电料转运处处长，吴佩孚出人头地，高恩洪便跟吴佩孚办了不少的事情，算是吴佩孚幕府中相当重要的人物。那日，在黎府晚宴席上，杯觥交错，酒过三巡，高恩洪便首先发言，他以国务院代表和吴佩孚亲信的立场，说道：
“连日各省来了这么些电报，到了这许多代表，他们都是一片热忱，恳请黎大总统早日赴京复任，收拾大局，安定人心。尤其现在公府里大总统、副总统都是缺位，按照国际上的章程，大总统缺位三个星期，外国人是可以干涉的，所以目前不但举国人心惶惶，便是代理国务总理的周子老，也是十分的焦急，希望大总统千万以国家人民为重，大责当前，您就别再谦冲推辞了吧。”
黎元洪听了，莞尔一笑，眼睛一扫在座诸人，和颜悦色地答道：
“诸公爱护，都是出于至诚，曹仲珊、吴子玉光明磊落，决无私见，素为兄弟所深知。但是愚意要为收拾大局着想，最好还是推举曹仲珊，较为便利。否则的话，旁的不说，仅只直鲁豫三省的军饷，每个月就得大洋一百万，节流也好，开源也罢，当今除了曹巡阅使，随便哪一位上台，只怕也是没法。”一谈便谈到细节上来了，在座诸人，不禁暗喜，看来黎元洪已经心动，席间曹、吴的最高代表，应该是曹锟的参谋长熊炳琦，但是熊参谋长心里明白，黎元洪所提的问题，兹事体大，即令曹使、吴使双双在座，曹大帅一定也要看吴大帅的眼色行事。他更知道在吴大帅跟前，李倬章的身份地位又远不及高恩洪，因此他先不作答，却对对席的高恩洪以目示意，高恩洪省得，当下便很爽快地答道：
“这个，尽管请大总统放心，军饷问题，曹、吴二帅早已有所筹划，详情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曹、吴二帅来日断然不会使大总统为难就是了。”
高恩洪这几句话方说完，熊炳琦和李倬章两个，便赶忙抢着随声附和：
“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军饷问题务请大总统放心。”
黎元洪听后，哈哈一笑，然后便再正色地说道：
“军饷问题，不过在下打个比方而已。比较起来，这还是小事一桩。凭良心说，国人迫于爱国热诚，要兄弟赴京复任，兄弟也是国民一分子，国家征召，我怎能故事高蹈？连日再三熟思，委决不下，只因为碍着许多顾虑，要兄弟复出，兄弟必须拿得出一种主张，说得出几项政见，主张无法达成，政见实现无望，那还不如韬光养晦的好，实在没有多此一举的必要。”
于是，王家襄和吴景濂不约而同地问：
“大总统的高见，可否略示一二？”
黎元洪便郑重其事，一一道来，他所提出的政见主张，共分四项，概略地说。即为。
一、南北统一。
二、恢复国会。
三、废督裁兵。
四、财政公开。
席间众人听后，全都宽心地笑了起来，齐同一致表示：黎大总统的四项政见，跟曹吴二帅，乃至于全国的民意，都是不谋而合。照这么说，大总统返京复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事了。端起酒杯，便要祝饮庆贺，同尽一觥，谈笑宴宴中，仿佛大功业已告成。
黎元洪喝了半杯酒，将酒杯放下，然后慢言细语，却是意味深长地问：
“其中第三项，裁兵废督，曹、吴二帅姑且不谈，他二位手下的那些将官，竟是也愿意乐观厥成吗？”
熊炳琦回答时，把话说得斩钉截铁：
“只要达成全国统一的共同愿望，废督裁兵，可谓绝无问题之事。”
“能如此固然大好，”黎元洪捻髯微笑，徐徐说道：“就怕环境如异，人心不同，认真付诸实行，唯恐前途荆棘犹多。”
吴景濂一听黎元洪这个说法，分明是指熊炳琦人微言轻，话说出口，却未必能负得起这个责任。他唯恐熊炳琦难堪，连忙抢着说：
“大总统高瞻远瞩，考虑周详，我想这个问题既然是曹仲帅和吴玉帅以往不曾提过的，为郑重起见，不妨再烦熊、李二公，再跟曹、吴二帅通个电话，得了结果，然后再上复大总统。”
熊炳琦、李卓章无可奈何，便道：“这样也好。”
高恩洪连忙添上一句：
“事不宜迟，我想明日便该有消息了。”
于是国家大事谈到这里为止，宾主重整杯箸，开怀畅饮，盛宴散后，李倬章一回津寓，立刻打电话到北京，将当晚洽商经过，详细呈明，吴佩孚闻讯，晓得黎元洪复出业已不成问题，当下不禁大喜。他在电话中告诉李倬章说：
“我今夜便去晋谒仲帅，准定明日一早，挂专车来天津，亲自迎迓黎大总统。”
翌日清晨，李倬章便邀了高恩洪，双双再谒黎元洪，说是吴玉帅昨夜说过，今天一早便将乘车来津，亲迎黎大总统还京复任。黎元洪乍听之下，倒还吃了一惊，他怕吴佩孚懒于谈判，也要耍上一手“霸王硬上弓”，挟制他上北京去。高恩洪察言观色，连忙加以安慰，他说吴佩孚尊老敬贤，竭诚事上，他绝不是那种动辄便施蛮横手段的赳赳武夫。
果不其然，当吴佩孚于是日下午抵步，驱车往谒黎元洪，他对黎元洪钦敬礼重，执礼甚恭，黎元洪也能殷勤接待，跟吴佩孚辟室长谈，他很谦虚地请吴佩孚发表对于当前国事之意见，吴佩孚便以他的中国统一论为题，告罪过后，侃侃而谈：
“征诸中外史乘，任何民族之发展，俱由各别分立浸润而成集体制度，这是千古颠扑不破的自然法则。自古以来，从未见有已形团结的民族，而竟再化为个体独立的原始状态。所以我认为任何分割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的论调不是迂阔，便是荒谬，而不论其为倡联省自治或南北分立之说者，套一句俗话，这就是只知二五而不知一十，凡此荒谬迂阔之徒，实不可与之谈中国的国民性。”
“透彻之至！”黎元洪欢声赞道，又说，“吴先生，请你续予明教。”
“大总统，不敢当，”谦一句，吴佩孚又滔滔不绝地往下说：“华夏立国垂五千年，虽然时有盛衰隆替，图强积弱，但是至少在名分上从来不会有损于统一之局面。以人事而言，英雄角逐，鹘起鹘落，乃有成王败寇之谓，老百姓则总归是概括一句天灾人祸，纵有乱臣贼子，拨乱一时，赤地千里，血流漂杵，也未尝破坏过中国人的自尊心。又有若干时期，中国难免受到异族的侵略，然而中国文化却并不因此遭受破坏，中国人严华夷之防，顶怕‘吾其披发而左袵矣’，可是用不了多久，异族征服者持此论调居然要比中国人更为激烈。由此可见‘王此大邦’者，浸假久之心定会被大邦所同化。因为中国历史一日不缺的上溯五千年，幅员千万里，这么一个古今中外允称第一的文明古邦，自一村一镇，一城一省，乃至十八行省九千余县，那是日积月累，渐次并合膨胀，而非一朝一夕，十年八年所可竟其功者，所谓大势之所趋亦即自然之进化，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系属违反历史传统与自然法则者之炯戒。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地理条件之下，要想把泱泱中华分割为无数小邦，根本就是既不合理也不可能之事，此即逆天则亡之谓矣！”
“吴先生所说的，真是颠扑不破之至理，兄弟极是承教，”黎元洪由衷诚恳地说，“却是还要请问，以先生之高见，当今之世，应该采取何种途径，有以统一中国？”
“依我的一得之愚，”吴佩孚微微而笑，得便时，送一顶高帽子，使黎元洪戴上，他特意压低声音答道，“无他，使首义国家，尊重民意如大总统这样的领导人物，正其位而行其志，便是统一民国的不二法门。”
说得黎元洪大喜过望，心花怒放，为了掩饰，他特地出以怒然忧之的神情，慨然说道：
“只怕——不见得吧，此时此境，唯力是视，像我这种手无寸铁的人……”
吴佩孚赶忙打断了他的话，眉头一皱，仿佛不胜厌烦地说：
“大总统何必说什么‘唯力是视’，您干脆便说是军阀得啦！自从洪宪称帝，安福祸国，奉张与无耻卖国的政客结合，中国这一十八行省，竟是闹得分崩离析，各自为政。正因为国土四分五裂，军阀争伐连年，却是一丘之貉，势均力敌，就实力可言都是伯仲之间，没有人能够崭露头角，毛遂颖脱，故所以相互搏噬攘夺，不绝干戈，相互均衡之势的造成，反使举国上下，迄无宁日，尚且不知伊于胡底，反不如有一位不世的英雄人物出现，使群雄辟易，方始可免糜烂之局，中国统一的希望，确实尽在于此了啊！”
吴佩孚说这一大段话时，态度诚挚，语调恳切，使黎元洪不能不信他纯然发自肺腑，而吴佩孚放言高论，是在讲他自己的见解，他自己的抱负，与黎元洪风马牛并不相及，却是歪打正着，使黎元洪果真相信他自己便是乱世之英雄，天下之明主，“予欲不出，奈天下苍生何”？于是他深心感动，惕励奋发，忙不迭地便和吴佩孚谈起实际问题，如何复任，如何组阁，如何达成统一，如何废督裁兵？所谓财政公开，原是一种自我表白，至于恢复国会，那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举国民意共同主张。这一晚，黎元洪和吴佩孚促膝长谈，快极生平，他为了不辜负吴佩孚的亲来迎迓，吐露衷曲，旋即和吴佩孚商议定了进京日期和复任细节。
黎元洪的诚朴迂拙，轻于寄信，使至性中人的吴佩孚也觉可感。倘若黎大总统肯于跟他合作，四项大总统政见也是吴佩孚自己的宗旨，又何妨利用自己的声望，逐一达成黎元洪的愿望？当晚，吴佩孚辞出天津黎邸，他心中亦已暗暗地有了准备。
吴佩孚和黎元洪一席谈，居然能劝动了民国第四任大总统的驾，使他破釜沉舟，过河卒子般勇往直前，又接第六任“伪”总统徐世昌的大位，填满他那一年三个月有零的大总统任期。吴佩孚此一成就使北政府中枢有主，打开了天大僵局，这一着使曹三爷曹锟也禁不住一翘大拇指，夸赞一声：
“子玉还能办外交哩，真是了得！”
五
直奉一次大战，吴佩孚居于绝对劣势，居然以少敌多，以寡胜众，打了极其漂亮的一次大胜仗。自民国元年以来，分崩离析，群雄割据的局面，由于直、奉、皖三系胜负已判，乍看起来，仿佛出现了一点复苏、澄清的希望，而当时胜利者曹锟、吴佩孚所表现的种种作为，又由于胜利伊始，吴佩孚威望之高，一时无两，使得曹锟甘愿处处屈就，一切都听子玉老弟的。所以就大体上看，可说是无可厚非。
自民国十一年五月十日，曹锟、吴佩孚联名电请北洋政府，同时罢黜东三省、直鲁豫和两湖巡阅使，将形同封建割据的“藩镇现象”一举廓清，这事虽然只由徐世昌主动免去了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一职，但是曹、吴的表现，仍能一新天下耳目，使窘于连年战祸、民生凋疲的国人，激起了一丝新的希望。六月十四日，吴佩孚更通电各省，征求对于恢复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的意见，一时江苏齐燮元、山东田中玉和湖北萧耀南纷纷来电表示赞成，法统恢复，于是乍露曙光。二十八日尤在两度征求各界意见之后，由曹锟、吴佩孚联衔发表通电赞成恢复第一届国会，请黎元洪总统复职，从这时候开始，便有大批政客，分头奔走，想要做直系政府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吴佩孚对这般人的“内幕私图”，深恶痛绝，他不惜发表通电直指其名，加以斥责。
天津王幼珊（承襄）、吴莲伯（景濂）两议长、边洁清（守靖）议长、张敬兴（绍曾）将军同鉴：江电悉，佩孚等为统一民国故，敦请黄陂（黎元洪，湖北黄陂人）依法复位，凡有人心，当援促早定国本，内阁问题，乃元首特权，某何人斯，敢行过问？周少朴（树模）、孙伯兰（洪伊）果才堪组阁，将来自有实现之日，乌用他人代为运动，令国人齿冷。敬舆（张绍曾）以避迹远嫌为是，不宜瓜田李下，自取热中之诮。国事至此，政客军人，尚营营只瞀私利，真可痛哭也。幼珊，莲伯两兄，应即代表议会负责，敦请元首克日还京，以巩中枢，再由元首提出总理，以南北重望允孚者为宜，内幕私图者均非有心肝之人，特电奉复，无任企盼。
从这一封电文中可以看出，吴佩孚性格上的耿介刚直，嫉恶如仇，在北洋直系那个乌七八糟的圈子里，参与实际政治，委实不太适宜，光这一封电报，就给他开罪了几位当年好友。
六月十一日，当黎元洪入京就大总统职的同日，吴佩孚又曾致电国父孙中山先生，护法政府外交部长兼广东省长伍廷芳和北伐赣、滇军总司令李烈钧，敦请他们北上共商国是，“谨当三薰三沐，以待我公之临”，然而，当时西南正是危疑震撼，一片动乱。吴佩孚因为之助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自以为羽翼已丰，发动叛变，围攻大总统府。国父迁登永丰舰，伍廷芳尤于当月二十三日悲愤致卒。陈炯明后来在七月下旬，联合湖南赵恒惕、云南唐继尧等，主张在上海召开联省自治会议，和吴佩孚竭力奔走呼号的全国统一，反而成了对抗之势。
陈炯明野心勃勃，热衷利禄，这位方收买的叛将尾大不掉，滥唱高调，吴佩孚一心一德“恢复法统，统一中国”，陈炯明则口口声声的“联省自治”，“遂行割据”，使吴佩孚极感忿懑。尤其在此之先，吴佩孚早知陈炯明阴蓄异志，太靠不住，因此他将桂军沈鸿英、黔军袁祖铭，先后罗致帐下，互为联络，作为直系势力伸入西南的两支主力，他曾一次拨给沈鸿英军饷二十万元，使困处湘省的桂军，绝处逢生，沈鸿英对吴佩孚自是感激涕零。当陈炯明和唐继尧、赵恒惕筹开“联省自治”会议于上海，头一个通电反对的，厥为紧蹑陈后的沈鸿英。
战胜奉系以后，吴佩孚决意革新全局，促成全国统一，在他心目之中，针对时弊，对症下药的方针，共为九项：
一、废除巡阅使及各省督军。
二、裁兵。
三、查抄奉系各重要人物家产。
四、组织超然内阁。
五、召集国会，制定宪法。
六、划分租税，国税概归中央。
七、各省设省长，直接对中央负责。
八、军队归于国家，军饷由中央发放。
九、各地治安由国军与省警，分别担任。
以上九项改革措施，亦为当时国人馨香祷祝的愿望，在九项计划里面，吴佩孚实施的重点，厥在废督裁兵，因此，黎元洪所提出的条件，实即吴佩孚的主张。这可以从他五月二十二日接见美国记者约翰·贺尔的谈话中，很清楚地看得出来。
约翰·贺尔的报导说：
“中国时事问题，以废督裁兵最为重要，此固余（指吴佩孚）数年来的主张，裁兵一事，非真正统一之后，不能完全实行。但豫省以赵倜之乱，已将其部下裁撤九十营，又因此次奉直战争，奉军丧失原驻北京之第十六师及暂编第一师、损失至七八成，此为由战争而收裁兵之实效者。次谈山海关方面之奉直战争谓（五月）十七日已订停战条约，奉军开始撤退，此事系因战事延长，则阻碍交通，中外人民蒙极大之不便，故欲早日实行媾和，而从中尽力之结果。又言对于张作霖之处置，谓以收拾时局之故，姑以不严加究办为方针，倘张氏极力反抗，则决意破坏奉系之根据地。因对豫督赵倜，曾取宽大之处置，故对于张氏仍应取同等之态度。吴氏不就陆长之职，因以尽力于极力裁撤各军为方针，故俟山海关方面战事定局之后，即回洛阳，始终自居军人不干政之原则。”
事实上，国际舆论，也有鉴于此，咸认为处在生死关头民国十一年的中国时局，由于吴佩孚之大获全胜，可能获得转机，五月十日的东京《读卖新闻》上一篇《奉直战后》的社论，即可作为持此论调者的代表：
“吴氏大获全胜，同时复有无上之机会，吴氏处事之道如何即为中国将来祸福之分歧，实吴氏与中国国民今兹正当生死关头。固持武力主义，是为蹈袁段之覆辙者，吴氏此时惟毅然舍弃武力主义，实行民主政治，计应善用战胜之地位及机会，以军人不干政为根本原则，从事军民分治，裁兵废督，树立统一政府，召集国会诸端。因此之故现在无论任何势力，均须并不偏倚，并扫除一切恩怨，使南北各代表参加，从新召集国民会议，讨论上文所云之根本大计，亲自拥护此种国民之运动，则和平统一之大业达其目的，其易将非意料所及。吾人为邻邦中国国民之利益幸福起见，切望吴氏决定意见，选择应行之道焉。”
中华民国十一年六月以后的国运，是否果有一线光明之望呢？君不见，民国十一年六月十一日，黎元洪入京就职，时在他民国六年七月一日被迫下台的四年十一个月之后，那日上午八时整，国会众议两院议长王家襄、吴景濂，国务院代表周自齐、高恩洪、曹锟代表熊炳琦，吴佩孚代表李倬章（字济臣，时任吴佩孚的参谋长）等，准时抵达天津黎府，恭迎黎大总统登车启程，一群故都显要，把面团团如富家翁的黎大总统，簇拥上了专车，当午十一时零五分，抵达北京车站。
京中人士、各界商民悬旗结彩，欢迎如仪，黎大总统一行先到东厂胡同黎氏私邸休息，十一时四十五分再自黎公馆同赴公府怀仁堂，举行“暂行大总统职权”的“就职典礼”。
这夜，黎元洪批第一件公事，任命颜惠庆署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直系当权，北洋第十九任内阁，开出来的阵容，倒也相当的坚强。
总理兼外长颜惠庆
内务总长谭延闽
财政总长董康
陆军总长吴佩孚
海军总长李鼎薪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汤尔和
交通总长高恩洪
农商总长张国淦
但是，这个十九任北洋内阁。尽管阵容堂堂，网罗各方，却苦于人各有志，不可相强。头一位，陆军总长吴佩孚，当黎大总统十二日明令发表内阁人选，他十三日便自保定北上，入京亲贺，同时向黎元洪表明心迹，恳请辞职，他说自从战胜奉张，他立刻便和曹锟呈请罢免三巡阅使，目的即在于昭告天下，自此不再开军人干政之例。如今他一心只想返回洛阳，重整军旅，为国家保持一支武力，“陆军总长”一职，他实在是志不在此，毫无兴趣。黎元洪的答复倒也坦白，他说废督裁兵，势在必行，我正是要借重你吴玉帅的威望，请你担任这个执行废督裁兵的陆军最高长官。于是吴佩孚再三谦谢，他承认废督裁兵原是他的一贯主张，以当时情势而论，只怕他不在其“位”，从旁协助，所收的效果还要大些。
黎元洪甚以为然，吴佩孚确有诚意，他也就不再坚持，内阁名单发表还不到四十八小时，便宣布陆军总长吴佩孚辞职照准。派张绍曾继任。
直皖之役，奉张、直曹打了胜仗便忙不迭地联袂晋京，左右政局，唯独吴佩孚二度获胜，威震华夏，却远远儿地离着北京，仿佛“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他到北京亲贺并辞职，一夜都不肯歇，当天晚上就要回保定。曹锟硬拖住他不让走，一来借此盘桓，商量商量今后的军国大计，二则当时山海关内昌黎一带直奉两军的冲突犹未结束，曹锟还得子玉老弟运筹帷幄，遥遥指挥。十五日北政府下令各省一律停战，吴佩孚命直军批亢捣虚，绕出长城围攻奉军右翼，直到十七日奉军方始央洋人出面议和，跟直军签订了八项和约，直奉大战，于焉宣告正式闭幕。
奉张大败，逃出关外，算是自动放弃了扬威京畿，干预政治的“权益”，同时也被迫让出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地盘，由北政府派王怀庆为热察绥巡阅使，取代奉系。六月二十日，东三省的省议会开联合会，通电赞成东三省统一，举张作霖为保安总司令，孙烈臣副之。七月三日张作霖召集孙烈臣、吴俊升等三省将领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对北政府保持“中立”，然后整军经武，埋头练兵，准备来日和曹吴决一雌雄，报仇雪耻。
黎元洪入京复职以前，在吴佩孚的登高一呼之下，各省督军。纷纷通电表示拥护黎元洪废督、裁兵的决定，但当黎元洪“一朝权在手，便将令来行”，带兵的督军，多一半又阳奉阴违，迟疑观望，谁肯真的立即下台？唯一宣告自行废督的，是浙江督军卢永祥，但是才只一天，便由浙江军官张载阳等通告推举卢永祥为浙江军务善后督办，“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致使黎元洪怫然不悦，暗呼不妙，讵料卢永祥改个名义，做个手脚，还算是好的咧，其他各省，对于废督裁军的呼声，根本置之不理，充耳不闻。
全国各省唯一废了督军的，是江西，因为国父孙中山先生命李烈钧、许崇智、黄大伟三军入赣，进行北伐，六月十五日江西督军陈光远，听说北伐军已抵吉安，吓得弃职而逃，正好给黎元洪得着个机会，把江西督军一缺给废了，命蔡成勋“节制江西全省军队”。
兵裁不掉，督废不了，使黎元洪诺言不能兑现，内心十分焦躁，他为了勉维北洋政府威信，只得跟吴玉帅先商议好，拿盘踞湖北武汉一带的北洋军。吴佩孚的嫡系部队开刀，他下令撤退前驻岳州和湖南的北洋队伍，责成吴佩孚、萧耀南妥办撤防及善后。吴佩孚等将这一出戏演得很像，他和萧耀南遵照命令，派张福来将各军一律调回洛阳。
七月一日，吴佩孚自保定凯归，他回到洛阳，表示他绝无权位之想，同时也在往后的一段时期，在洛阳大兴土木，扩建他的总部。——洛阳兵营，原有其鲜为人知的秘密，原来袁世凯洪宪称帝之前，曾经想到北京城里还有一个宣统小皇帝，对于若干遗老，未始没有号召力，因此他曾有过迁都洛阳之议，密令徐世昌在直隶、河南二省境内，物色一座都城。徐世昌列举彰德、顺德、许昌、洛阳四处，经过实地查勘，老袁终于决定在洛阳设一行宫，于是卜地洛阳之西，北邙山南麓，伊水东岸，划地四百万平方米，参酌日本及欧西各国的军营建筑图样，建造砖墙瓦顶的营房，工程历时年余，耗资上银一百七十万两。
这座大营房未及竣工，袁世凯已天夺其魄，一命归阴。往后在这座营房驻扎过的，先是张勋的巡防营，继为张敬尧的第七师，吴佩孚是它的第三位主人。不过，当民国八年八月吴佩孚进驻时，营房的窗楹门扉，全部不翼而飞，无一子遗，整个营房成为一座座的空屋架子，经过他三年多修补增建，经之营之，方始渐渐地恢复旧观。
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挟胜利余威，是中外物望，洛阳西营，访客毕集，往往一日要接见各方宾客二三十人，尤有各省各方派遣的代表，常驻洛阳，承颜接辞，光只营房便不够用了，因此吴佩孚乃在西营之东造一幢私邸，之西筑一座参谋本部，之南建一栋西式洋房继光楼，备有精美客房十余间，专供接待各方宾客之用。
接待四方宾客的继光楼落成，吴佩孚亲笔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他的日本顾问，当年在东北共过患难的老朋友冈野增次郎房里，联曰：
得志当为天下雨
论交须有古人风
日本参谋本部利用冈野和吴佩孚的私人友谊，命他在吴佩孚的极盛时期，前来投效，期能相机进言，穿针引线，影响吴佩孚改变他的仇日心理，进而与日方合作。冈野之来，必有背景，吴佩孚心中自然明白，所以他和冈野相处，亲而不尊，虚与委蛇，一谈到有关日本的问题，他便顾左右而言他，他给冈野的差使，更难免有点委屈了这位老友——吴佩孚让冈野搬进继光楼长住，命他当一份承启迎宾的职务。
根据冈野的统计，自民国十一年七月一日吴佩孚战胜奉军，凯旋洛阳，到民国十三年九月十五日领军北上，二度对奉作战，两年一个半月期间，亲赴洛阳使署访谒吴佩孚的中外名流，日必数十起，冈野收集每日访客的名片，装满了一只一尺立方的皮箱。在此两年内来访的国内显贵，计有北政府国务总理四、各部总长十六、次长十三、全权公使三、名幕十三、各省督军省长六、各省代表六、蒙古王公一、硕儒文豪二、政客五、名门后裔四、工程师一，据冈野补充说明，凡此仅为显要中十分之一，访客中“九牛之一毛”而已。
当冈野迁入继光楼，职司迎宾承启，不久以后，日本达官显要，便开始川流不息地到洛阳来晋谒吴大帅，如日本遣外第一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少将。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伊丹重雄少将、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林久治郎等。使署交际处的人员统计，前后26个月间，日人来访者多达47名，居各国人士之首位，因此，使署人员喷有烦言，外间也有吴大帅越来越跟日本人接近的传说，一日，吴佩孚便将种种烦言与谣诼，直截了当地告诉了冈野。
冈野的回答，则是双手捧上了一顶高帽子，他俨然若有其事地说：
“洛阳已成北洋政府的重心，中华四百余州政柄之所在，吴将军你像是神龛中的观世音菩萨，人人都有必欲瞻拜肉身之心，敝国要人远道来访，正是怀着这个心理。将军试想他们远来所需的费用及时间，真是谈何容易，做主人的怎好意思不假以辞色，聊充报偿？同时这也是宣扬将军德威于中外各邦的无上妙法，更是来日功成名就之途径，‘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依在下之意，这事不必大惊小怪。”
吴佩孚要是真听了他的，岂非变成了三尺童子，无识匹夫？对付冈野领来相见的日本人，吴佩孚自有应付的妙策，那便是坚壁清野，使他们无缝可钻。譬如，伊丹重雄是奉日本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元帅之派，专程来洛阳晋谒，劝促吴佩孚谋取“中日两国军界之亲善”，并且请他聘用日本军官，训练士卒。这位专使很难应付，敷衍既不可，以当时中国国势积弱，偏又板脸不下，得罪人家不得，因此，吴佩孚便在宴会之上滔滔不绝，大谈其“中国文化优越论”，让伊丹重雄根本得不着开口的机会，翌日一早送客，乃使上原勇作的特使，铩羽而归。
旋不久，日方又派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铃木一马少将重作冯妇，来劝吴佩孚，应允中日军事合作，吴佩孚则改变方式，避而不答，娓娓不休地追述他在保定念军官学校时代的往事，他说起授他“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野外要务令八字真言的恩师，日本教官樱井文雄大尉。吴佩孚感慨系之地对铃木说：
“樱井大尉对我的教诲，终生难忘。但是前年我听说大尉业已病故，其未亡人茕独无依，度其凄凉寂寞晚年，听后令我兴不尽的感慨。我今日幸而得此地位，深感辜负师恩之处多多，很想对樱井师母聊尽报恩之心，铃木少将倘若得便，望能为我转达这区区微忱。”
一席话说得既感伤而又诚挚，与席诸人无不为之感动，但是直到席终人散。吴佩孚对于日方二度提出的问题，仍然只字未谈。
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林久治郎之来，系在民国十二年七月八日，他奉了日本政府的训令，在八日下午两点多钟抵达洛阳使署，一进继光楼，冈野立刻遣人通报，可是副官答说：
“玉帅正在午睡，不便惊扰。”
林久治郎无奈，只好在继光楼坐候，等到吴佩孚午觉睡醒，方获接见，他向吴佩孚当面提出日本政府的正式训令：
“本总领事鉴于贵国各地排日、排斥日货及罢工等事件之连续出现，若任其漫无止境，将来在贵我二国间之邦交上，恐惹起重大事态。故日本兹派本总领事请吴将军以诚意阻遏排日举动，目下北京政府因黎大总统之失位而群龙无首，北洋元老曹巡阅使，虽隐任天下之重，然事实上之枢机，握于吴将军之手，此本总领事所以具陈一切而诉于将军座前。”
吴佩孚又拿出他办外交的那一套，就事论事，快刀斩乱麻，直话直说，决不敷衍推诿，他疾颜厉色，正告林久治郎：
“此次敝国各地所起的排日运动，原由于不满贵国之对华政策，而有此民意的发皇，其曲在于贵国！”
语惊四座，使林久治郎大出意外，瞠目结舌，吴佩孚却故意顿一顿，待在座诸人都看出来林久治郎为之语塞，他方始再往下说：
“近日湖南长沙及其他各地的排日事件。吾人推究其起因，莫不都是贵国凭借强权，压迫敝国民意所引起。贵总领事你还没有开口之前，本人并非不知贵我两国关系之密切，但若论各地方兴未艾的排日事件，本人实无法置喙，因为本人深知这是发扬民族正义的中华民众爱国运动。”
局面之僵，众皆失色，参谋长李倬章怕林久治郎下不了台，酿成意外纠纷，他出来打圆场，请玉帅暂停会见，先休息一下，再示意林久治郎辞出，带他到了外面，才告诉他说：
“请总领事在洛阳多住几天，等我们再向玉帅进言，第二次、第三次会见，或许能使双方的意见有所沟通。”
林久治郎被吴佩孚教训了一顿，任务不能达成，他也是迫于无奈，只好由李倬章陪着，畅游龙门、关帝陵等洛阳名胜。另一方面，由冈野上了一封意见书，备述排日问题妨碍中日邦交，亟应谋求补救之道，以免增加日本少壮军人侵华之口实，使日本政府难以应付，酿成战祸。与此同时，李倬章也在吴玉帅跟前剀切陈词，剖析利害，花了好半天功夫，吴佩孚总算答应了不再使林久治郎难堪，当晚请他在吴公馆便饭。
翌晨，再度接见林久治郎，对付日本的两面外交政策，吴佩孚用一纸具文，应付了事，听从众人的劝告——让林久治郎回口打电报到日本外交部时有个交代，吴佩孚当场叫政务处长白坚武起个电稿，请曹锟虚应故事发一个通电。吴佩孚致曹锟电的电文如次：
现日本驻汉口林总领事来访，面称此次对日外交之愤激民气，到处发生排日货之运动，势之所趋，滔滔而无休止。关于外交问题，理应待中央政府之交涉，不可徒凭民气有碍邦交，况因此而无视彼我通商条约上之规定，更使双方俱蒙不利，请速以钧座名义，说明如上理由，发一通电，以收防止排日之效为祷。
吴佩孚印
第九章 主力渐弱现末路，一代军阀离奇死
吴佩孚接见英、美访客，比对日本人要客气得多，不过他决不放过“挫一挫对方锐气”的任何机会，言谈举止之间，永远保持他的无上尊严和威仪。民国十三年元月四日，英国驻华公使麦马利偕随员三人前来洛阳谒见，吴佩孚头两日前得到北洋政府外交部和英国公使馆的正式通知，他命令英国公使专车抵达洛阳时，立刻直接驶往金谷园车站。
原来那日正值吴佩孚新年阅兵，洛阳文武齐集北练兵场，英国公使抵步，吴佩孚只派一名使署外交科科员去把他带到练兵场上来。
英国公使及其随员二名带到，便由外交科科长薛撼岳介绍，吴佩孚只顾阅兵，他和麦马利略施一礼，也不征求对方的同意，立命薛科长带公使一行坐进来宾席，看吴大帅阅兵。
当时正是严冬季节，是日北风凛冽，寒气彻骨，练兵场阅兵台飞沙走石，朔风扑面有如刀割。英国公使方经长途旅行远道而来，不遑休息便给带到练兵场来灌风塞砂，受寒受冻，英国公使养尊处优，几时吃过这种苦头？但是这便是吴大帅待客的一贯方式，麦马利只好咬紧牙关在阅兵台上受罪。
这一场罪足足受了三个多小时，阅兵式毕，已是十点半钟，当麦马利一行如逢大赦，正待主人前来慰劳，遣人领他们赴行馆休息，然而，吴大帅却似忘记了他们似的，对大英帝国的使节并未一顾，他被洛阳使者的文武百官簇拥着下了阅兵台。英国公使一行四人，则由冈野等陪同驱车继光楼，而且才坐下来冈野便道：
“吴将军请大使阁下参加午宴。”
酒过三巡，麦马利表明来意，他专程到洛阳一行，晋谒吴大帅，是为中国收回焦沟煤矿和道清铁路的事而来，因为收回这两大利权正出于吴佩孚的主张，道清铁路位于河南北境，自河南浚县道口镇，筑至沁阳清化镇（现已改为博爱县），全长284.5里，由英国“福”公司投资筑成。这一条平汉支线的兴筑费，一共花了835万元，它除了专运焦作所产的煤炭，民国十年前后，每一天的客运收入，亦达每年24.7万元之巨，在平汉铁路犹未全线通车以前，道清铁路是豫北很重要的一条交通线。
焦作煤矿在河南修武县偏西北，山西晋城东南方的太行山麓，当地盛产无烟煤，每日产量达1800吨，系由英、德、比三国北京银团投资124万余金镑开采，全矿工人人数有8000之多，其规模之宏大可以想见。
由于焦作煤矿和道清铁路都在洛阳附近，属于国家的重要资源与财产，把持在外人手中，已历二十余年之久，因此吴佩孚处心积虑，收回利权，他千方百计地找洋人漏洞，果然被他找到了民国元年英国人曾与晋豫两省订约，道清铁路得由两省随时备价赎回。
有了赎回道清铁路的口实和机会，吴佩孚十分欣喜，但问题紧接着又来，当时北洋政府，罗掘俱空，欠薪欠饷，财政困难空前严重，如若筹款赎路，莫说是830余万，即使只要那个零头，也是无从筹措。没有钱而要把道清铁路赎回，事实上必不可能，不过吴佩孚长思大考，终于给他想出了一条妙计，他故将收回道清铁路和收回焦作煤矿混为一谈，命北洋内阁的外交总长顾维钧，非正式照会英国公使麦马利。英国外交官对于中国情报之灵通，政情之熟悉，为任何外国使节所无法望其项背，所以，麦马利得了顾维钧的非正式照会，说是中国希望展开收回焦作煤矿和道清铁路的谈判，他一猜，便知主动者唯有洛阳吴佩孚。于是，新年方过，他便匆匆忙忙赶赴洛阳，晋谒吴大帅，企图作最后的转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