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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讨论到最后一案，靳云鹏一时起了感触，摇头苦笑，发了一顿牢骚。他说近来各省封疆大吏，太不体谅中央的困难，一面穷凶极恶，逼着中央要钱，一面又强行将地方应解中央的款项，擅自扣留。他越说火气越大，后来更声声冷笑地道：
“各省省长应该多了解中央的财政情况，最好请他们推举一位，当一任财政总长，也好身历其境，尝尝当家的甜酸苦辣滋味！”
靳云鹏只提各省省长。没敢点明逼着要钱的是各省督军，当下在座列席的省长只有河北曹锐，他听了这话心中已经很不受用。加以接下来张作霖又跟他开个玩笑说：
“四哥，你是河北省长，何不进内阁去做一任财政总长呢？”
曹四正要找茬儿，一听张作霖提到自己名下，顿时抹下脸来，炮口对准靳云鹏就轰：
“总理有能耐帮咱们筹款，给国家理财，方才不愧为一国的中枢首揆。要是好官我自为之，筹款理财交给别人干，那你何不早日退避贤路，干嘛在这儿尸位禄餐？”
这话说得太重，大伙儿怕靳云鹏面子上罩不住，连忙加以拦阻，讵料不拦犹可，一拦反倒使曹四爷指桑骂槐，发了大脾气，他忽地站起身来，抓起面前的茶杯，便往地面猛摔，摔得杯破汁流，众人相顾错愕。接着，曹四爷又狺狺然地吼道：
“咱姓曹的难道看着财政总长眼红了呀？干嘛要咱上台？替你们背这个大包袱，上你们的大当？四爷把话说在前头，谁干财政总长，谁是王八蛋！”
骂完了，一扭头，折身外出，拂袖而去。在座众人全惊呆了，靳云鹏气得面孔发青，憋住了气，说不出话，惟有王占元正在兴头上，数他是个没事人，睹状急起直追。横拖竖拽，说好说歹，硬把曹四爷拉了回来。偏巧这时靳云鹏刚回过气，一心反唇相讥，因此他脱口而出地说：
“国家大事，全靠大家伙儿彼此相帮，和衷共济，这玩意儿又不是我姓靳的个人私务，像这么样不肯原谅，我横竖是干不下去啦！老实不客气说，我何曾愿意当这个家？罢罢罢！我姓靳的要是再往下干，我也是王八蛋！”
言讫。气呼呼地立命副官打电话回北京，叫郭秘书长上辞呈，又命内务总长张志潭，财政次长潘复即刻来津，商议办理移交的事。
双方斗气，唇枪舌剑，居然闹成了严重政潮，此一后果，着实使与会诸人大出意外，却是已成僵局，极难转圜。曹锟赶紧叱止曹锐，并且代为向靳总理道歉，靳云鹏当时说道：
“这不干四爷一个人的事，我早晓得：‘当家三年，连狗都嫌’！不干了不干了，说什么也不干了！难不成三哥你要我做王八蛋！”
一席话，说得曹锟哑口无言，默然而退。这时，靳云鹏便一迭声地喊副官：开8万块钱支票，还张作霖的赌账，然后又吩咐专车升火待发，他当夜要走。张作霖见局面太僵了，苦口婆心地来劝慰：
“翼卿，你何必这么性急？要干，大家好好儿地干。咱们坐在轿子上，还怕没有人抬吗？”
众人七嘴八舌，齐来劝慰，靳云鹏这回火光大了，随便怎么说，执意不听。正式会议于是不欢而散，政治的低气压，又度笼罩京津华北。当晚，王占元便以调人自居，往返奔走，他先去找张作霖，两使相偕夜访曹锟。密谈过后，旋即展开“慰留”靳总理运动，会议停开，三大帅专责劝驾，一连忙了两三天，直把曹、张、王三使说得舌敝唇焦，靳云鹏方始有点回心转意。于是由张作霖为主体，四月三十日晚上，三巡阅使在恒记德军衣庄，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请靳云鹏赏光，作为和解。临上轿，靳总理想想又是气往上闯，扬言决意不去，禁不住内阁要员叶恭绰（交长）、王廼斌（农商）和张作霖的代表察哈尔都统张景惠，死乞白赖，苦苦地劝，将靳云鹏推上汽车，拖进恒记德军衣庄里。
席间，曹、张、王三使赔够了笑脸，说尽了好话，什么“燮理阴阳，非公莫属”，“翼青不出，如苍生何”，西席先生临时传授的说词，琅琅在口，全部出笼。三位“太上总统”确有诚意，靳总理的心思不免渐渐活动，曹锟最会察言观色，他将靳云鹏的心事料中了几分，顿时便高声叫道：
“酒足饭饱，来人呀！快摆牌桌子，咱们陪总理打二十四圈，好让总理散散心。”
麻将桌子摆好，便凑搭子，王占元嗜赌，却是生平不肯打大牌，他打麻将，最高不得超过一百元底，这个行情，靳，曹、张三位断然难以迁就，一再劝他，王占元还是怕输，宁愿溜出去找恒记德的掌柜聊天，余下各人，心想这是最好的报效机会，一个个伸长颈子，急着等待三大帅下令递补。这时，曹锟的眼睛骨碌碌一转，一眼瞥见一名好配角，于是他招招手说声：
“玉虎，你来！”
那一头在北洋政客之中，交通系健将，直奉的亲信，靳阁交通总长叶恭绰，一听曹三爷叫到他的名下，当时不禁大喜，他坐位扳庄，从当夜十点到翌晨十点，整整打了十二个钟头的麻将。叶恭绰手气越坏，越是笑逐颜开，打完了一结账，三大帅大有收获，叶总长独任捐输，靳云鹏捻髯微笑，因为三大帅中以他赢得最多，除却输给张作霖的那8万元，他还结余一两万。
麻将打完，各自归寓，翌日晚间，天津会议重新揭幕，众要角相继登场，王占元自愿担任“促驾”，把大好佬们一一拉到曹家花园。这一次群英大会，又恢复一团和气，曹锐到场，春风满面，当众向靳总理寒暄了几句，谈今天天气，打几个哈哈，于是满天星斗尽去。会中决议，周自齐“辞意”甚坚，无可挽回，三大帅和国务总理一致同意以中国银行总裁、华北金融巨子、安徽寿州相国孙家鼐的乘龙快婿李士伟继任。此一任命，完全是因为李士伟在金融界有极大的影响力，便于给北政府借钱的关系。
天津会议经过详情，吴佩孚远在洛阳，却是每天都有曹锟的密电来告消息。五月初会议决定内阁改组，十位总长之中更换了五个：内务张志潭换了齐耀珊，张志潭调交通总长。陆军总长靳云鹏不兼了，改由蔡成勋继任。海军总长萨镇冰去职，亦由他的部属李鼎新擢升。则都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惟独财政总长周自齐，换了英年有为，时正44岁的李士伟，使吴佩孚骤感马失前蹄，受到重大的挫折，这是他所断乎不能容忍的。
原因在于周自齐虽然是交通系的一角，凡事惟交通系领袖梁士诒之命是听，但他毕竟也是山东老乡，所谓山东五子之一，民国元年还做过一任山东都督，他这个人敦厚诚笃，颇重乡谊，跟吴佩孚关系比较接近。他当财政总长，纵使时在皖系误国之后，内债外债千疮百痍，中央财政几乎竭泽而渔，不留余地。却是周自齐对于“挟战胜之余威，作曹锟之灵魂”的吴佩孚，总算比较乐于支持些。吴佩孚开府洛阳，练兵十万，所需的庞大经费，京汉铁路南段的收入不敷，渐渐地又用上了津浦铁路路款，旁人指责，周自齐则默许。财政部里，各地军头索饷逼欠，电报专差，纷至沓来，一辈子只爱做官，不惜跳了火坑的周自齐，焦头烂额，悉索敝赋之余，吴佩孚那边，他必然是会优先拨发的。
民国十年八月，天津会议之后，靳云鹏内阁改组，新阁员名单，十总长之中只去了周自齐和叶恭绰，事实上，靳云鹏邀三巡阅使晋京开会，等于是在威吓叶、周二人，逼他们下台，而由张志潭和李士伟取代。这其间，张作霖和王占元不满周自齐。那是理所当然，靳云鹏的必欲去之而后快。表面上说是不同意周、叶整理内债，恢复信用，然后再发新债的办法，实则与周自齐较为袒直袒吴，自亦有所关联。因此之故，吴佩孚为周自齐的受逼丢官，大为不满。靳云鹏挟三巡阅使以自重，推诿这是天津会议的决定，吴佩孚便老实不客气，运用起否决权，他扬言李士伟亲日，对新任财政总长公开表示反对。
李士伟是河北永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学成归国，他便跟龚心湛、冯耿光等创设了中国实业银行，民国四年当中国银行总裁，九年靳云鹏第一次组阁，他即已为财政总长。他跟日本人的渊源，除了曾在日本留学，便是为了清末民初，开滦煤矿中英交涉事件，所引起的余波荡漾。开滦是我国最大的煤矿，日产量达14000吨，而且煤质之佳，素称亚洲第一，欧美在远东的军舰，如果不用开滦的煤，简直就无法达到应有的速率。开滦煤矿共有两处煤田，开平煤田在唐山，滦州煤田在开平，两地相距18里。光绪年间，李鸿章当直隶总督，他首先设立了开平煤矿局，进行开采。庚子拳乱，督办张翼借了英国人的债，开平煤矿遂落入英国人之手，英国人在唐山装机器，铺铁路，大量生产。到宣统末年，煤挖完了，剩下的机器设备弃置无用，恰好在这时天津士绅发现了滦州煤矿，产量惊人、蕴藏无穷，于是他们组成公司，派李士伟和英国开平煤矿负责人洽商，利用英人废弃的设备，双方合作经营。当时，因为李士伟坚持华股100银元应与英股100金镑享受同等权利，英方拒绝，交涉闹僵。
为图迫使英方就范，李士伟跑了一趟日本。日本垂涎开滦煤矿已久，他们对李士伟盛大欢迎，热烈招待，由日皇接见，颁发勋章，开了中国平民获此殊荣的先例。于是，双方协议成立“中日企业公司”，华方财团，由李士伟担任代表人。他在日本进行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英国驻日大使可慌了，连番急电，拍回伦敦，待李士伟一回天津，英方立刻移樽就教，华方一应条件，全部照办。李士伟和英国人签了约，开滦矿务总局于民国元年成立，那个什么“中日企业公司”，他就此不再闻问，让它空有名义，想不到，却给吴佩孚抓住了他这条小辫子，指为亲日，反对他当财政总长。
吴佩孚一反对，靳云鹏又弄巧成拙，慌了手脚，李士伟上不了台，只好由财政部次长潘复暂代。这个僵局一直拖到五个月后，始由北政府宣布李士伟辞职照准，而以天津人高凌蔚继任。高凌蔚字泽畲，举人出身，做过直隶财政厅长，跟曹锟十分要好，自是直系政治要角之一。
王占元开完天津会议，跟曹锟、张作霖每人得了200万元的军饷，威风凛凛，踌躇满志地回到汉口。自以为从此成了跟奉张、直吴分庭抗礼的太上总统。殊不知诚所谓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他回到汉口不上几天，六月四日，驻宜昌的第二十一混成旅发生兵变，烧杀劫掠，殃及洋人，宜昌一地打死了1000多名老百姓，商家损失数逾1200万。王占元闻讯大怒，立派第十八师师长孙传芳和二十一混成旅长王都庆驰往弹压、查办，好不容易把乱事平定，讵料一波方平，一波又起。七日夜半，在武昌的第二师第七、八两团，居然也变生肘腋，闹了起来。乱兵先在蛇山放枪，旋即割断电话线，捣毁发电机，在全城一片黑暗，对外联络不通的恐怖情况下，四出开抢，自七日深夜十二时到八日早晨六时多，肆行烧杀的结果，使得武昌城里陈尸满路，商民官署，损失多达2000余万元。王占元既惊又怒，把心一横，派副官长和两个团的军官，分别劝促乱兵缴械解散，声明抢到手的财物，任由他们带走，此外还加发恩饷两月。乱兵信以为真，徒手集合了1800余人，王占元乃派楚信军舰，拖一串驳船，把乱兵们载到刘家庙，上了31节空火车，浩浩荡荡，驶赴孝感。
孝感站上，王占元早已派第四混成旅长刘佐龙，十面埋伏，火车一到，立即包围。第四混成旅的官兵，故意在车站预备食物，诱乱兵下车进食，乱兵眼见枪口直指，杀气腾腾，人人战栗觳觫，没有人敢下车就死。刘佐龙一看，大不耐烦，高声叱令密集扫射，于是小炮机枪，乒乒乓乓，打得乱兵们抢天无路，入地无门，一时血肉横飞，尸积如山，1800余名乱兵全数就歼。
零星携赃逃亡的散兵游勇，经王占元派遣军警，四下搜捕，到六月十日止，又抓到了将近300名。至此，他下一道命令，先在武昌阅马场砍下18颗脑袋，全武昌九座城门，每一座挂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余下二百七八十人，分别在十日、十一日斩讫。这两次兵变两度屠杀，闹得王占元的部队兔死狐悲，人心惶惶。于是督署得了密报，第二师又有蠢动之势，王占元大惊失色，下午亲往右旗和两湖书院开导，晚间又在营盘四周分布十余挺机关枪，严禁任何人出营门一步。翌日下令收枪，官兵置之不理，答应每人发20块钱解散，照样置若罔闻。事情闹到了这步田地，王占元自知大势已去，当时又有湖北耆彦孔庚、黄恭辅等在北京开会，要求北政府将他撤换，湖北的革命先进，军界要人李书城、蒋作宾、吴醒汉等更是会集长沙，宣布湖北自治，商请赵恒惕出兵攻鄂。王占元跟他的家小慨乎言之，自己年龄有了60多岁，挑水夫的出身终算当过了长江王，统计搜刮得来的家产也有了3000多万，至此他已萌生退志。勉强维持到七月二十九日，湘军北上，与他的部队大战于羊楼峒，不旋踵蒲圻、通城、通山纷纷失守。因此，八月七日，他向北政府呈请辞职，轻装简从，垂头丧气地上了天津，开始他整整九年的寓公生涯，民国十九年，王占元病逝津门。
王占元自求速祸，迅即垮台，这便是湘鄂大战之始，造成了吴佩孚势力南下的大好机会。
六
民国十年五月，三巡阅使天津会议，两湖巡阅使王占元俨然以北洋政府三“太上总统”之一自居，跟张作霖、曹锟分庭抗礼，威逼北政府，得了200万元的欠饷，盛大扈从，声势煊赫地回到武昌。当时，他部下的官兵，由于欠饷已久，对王占元带回来的这200万元，直如大旱之望云霓，人人指望领一部分欠饷来应应急，万万想不到王占元利欲熏心，他将200万元中提出十分之七八，分别存到上海、大连等地外国银行，当作他自己发了一笔横财，不顾部下官兵妻啼儿号，衣食无着。这一下使宜昌、武昌两地的队伍大为气恼肆应无方，竟然决心强讨，在六月四日、七日分别爆发兵变，焚杀劫掠，使两地官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失。王占元变出仓促，不该残暴不仁地屠杀变兵，采取高压手段，于是他的队伍众叛亲离，几于全面溃散，事态遂演至不可收拾。
湖北耆彦缙绅久已痛恨王占元祸鄂殃民，搜括聚敛，他在湖北五六年，刮地皮的所得已逾3000万元，鄂民常年陷于水深火热、叫苦连天，如今又加上这兵燹浩劫，实在忍无可忍，因此一面组织义军誓驱彼王。一面以湘鄂两省唇齿相依，地壤互接，湖南督军赵恒惕，当时拥师八万之众，兵强民富，又无后顾之忧，耆彦缙绅们便推派代表，说之以义，请赵恒惕出兵声讨，把王占元赶出湖北去。
赵恒惕义不容辞，终于应允出兵援鄂，他尽出湘军第一、第二两师和第一、第八两个混成旅，都是湘军的精锐，又派第一师师长宋学皋为援鄂总司令，第二师师长鲁涤平副之，湖北宿将夏斗寅为了解救桑梓厄难，振臂一呼，组成自治军，这一支队伍原驻湖南北部，这时正好担任先锋。宋鹤皋拟订作战计划，置一二两师重兵连同夏斗寅的自治军担任正面，由岳阳、临湘仰攻鄂南蒲圻，第一混成旅叶开鑫从平江攻通城，居右。第八混成旅唐荣阳自澧县出公安、松滋，居于左。
七月二十六日湖北自治军的一个旅往北进抵路口铺，距离湘鄂边境要隘羊楼司只有15华里，在武汉处理哗变，焦头烂额的王占元方始得着消息，身家性命，权势利禄攸关，他要做最后的挣扎，一面分电北政府和相关各省，指控湘军违约进攻，一面严命蒲圻镇守使严密防守，加派孙传芳第十八师一部，寇英杰第二旅一团一炮兵营，开赴蒲圻羊楼司迎敌，又命停泊鲇鱼套的炮舰、鱼雷艇各二艘，协同截阻。
二十九日上午三时，天还没亮，夏斗寅义师出动，猛攻羊楼司险隘，跟北洋军激战两小时，才推进了三华里。前队偏又踩着北洋军的地雷，炸死一百多人，但是自治军士气高昂，继续前进，奋战不休，从二十九日打到三十一日，终使北洋军伤亡五六百之众，力克湖北通往湖南的门户——羊楼司。
八月一日天气燠热，南风强劲，北洋军团长潘守桢苦战终日，得不着便宜，他决意当夜实施偷袭，计划一举歼灭自治军。不料秘密为当地百姓侦知，火速通知夏斗寅，是夜潘守桢趁风高月黑，衔枚疾进，起先夏斗寅诈败，急退十里，诱潘守桢进逼朱鹤镇，然后枪炮齐作，两边伏兵齐起，潘守桢马失前蹄，中弹殒命，北洋兵被击毙300余人，剩下来的全部缴械投降。自治军后面的湘军跟上来，当夜便进占赵李桥。
孙传芳在八月三日赶到前线，把负责卫戍武汉的第二师第六旅第三团都带了来，当午决战，湘鄂联军每五个人只有两支枪，又值大雨初霁，遍地泥泞，天上刮的变成了呼啸北风，天时地利，使湘鄂联军作战至为不易，孙传芳不但勇敢善战，而且身先士卒，始终都在前线指挥，双方鏖战，空前激烈，一位郭营长畏惧退后，被孙传芳抢上去一枪打死，于是北洋军人人争先，拼斗了好几个钟头，果然大败联军，尽复失地，迫使联军退守羊楼司。
可是好景不常，五日联军整队再战，宋学皋、夏斗寅亲冒矢石，在第一线挥师急进，湘鄂健儿勇气百倍，锐不可当，孙传芳奋力抵抗，他的第十八师都快拼光了，联军因而又把北洋军逼回苦茶岭，大雨倾盆，犹仍猛攻不已，终使孙传芳放弃苦茶岭向北逃窜，于是北军当面之线全溃，北佬儿弃兵曳甲，四散奔逃，伤亡之众，损失军械辎重之多，为前所未有。七日下午三点钟，夏斗寅跃马挥刀冲入蒲圻城。他乘胜直追，顺利进抵距离武昌50余英里的汀泗桥，采用迂回侧击，绕道击败北军，自此以后，武昌门户大开，从汀泗桥到武昌城下，一片平阳，无险可守。而四川方面消息传来，赵恒惕遣使入川，说服川军总司令刘湘，派两师兵鼓轮东下。援鄂驱王。
当湘鄂联军发动攻势之初，王占元的求援急电，便像雪片般地飞向洛阳，因为他深知当时能够出兵援救他的，唯独吴佩孚一人而已。吴佩孚洛阳练兵，士饱马腾，兵精械足，河南督军赵倜，宏威军司令赵杰两兄弟，所掌握的豫军，一概服从吴佩孚的调遣指挥，尤其靳云鹗的第八混成旅和萧耀南的第二二十五师正驻扎在京汉铁路驻马店至武胜关一线，可以说是北洋军的精锐，纯为应付南方有事而设。吴佩孚向南的先锋只要跨一步，便抵达湖北省境。
湘鄂构衅，吴佩孚何尝不忧心忡忡，密切注视，武汉居天下之中，西控川康，下绾赣皖苏浙，这么大的一块地盘，抑且其地位之重要，形势之险固，吴佩孚是无论如何不能轻弃的。他得了王占元无数求援告急的电报，先则按兵不动，最后情势过于危殆，眼看武汉即将失陷，他方命靳云鹗率部南下，过武汉而直抵汀泗桥前线，此外再使萧耀南续往增援，靳云鹗一抵汀泗桥，接替了溃散殆尽的孙传芳第十八师防务，攻势凌厉的湘鄂联军，果然便迟疑不决，停止前进。
其实，靳萧南下，吴佩孚曾授以密计——若非万不得已，他不准靳云鹗向联军主动攻击，同时，萧耀南的第二十五师都开到了汉口附近的刘家庙（江岸），王占元亲自到他的司令部拜访，面恳萧耀南过武汉而向南，协同靳云鹗，大举反攻，赶紧把湘鄂联军击溃，最低限度也要将他们打回湖南去。萧耀南也是推三阻四，迟迟不出，王占元急如热锅蚂蚁，便出之以贿赂，他连续送了萧耀南十七万大洋和汉阳兵工厂造的三千杆快枪，萧耀南“情不可却”，只好应付应付，他向王占元要船，运送他的队伍过了武汉，却是船队方抵鲇鱼套，他又顿住不进。
吴佩孚、萧耀南、靳云鹗的“迟迟不前，欲行又止”，在当时颇引起一般人的物议，以为吴萧是为了湖北的地盘，必欲乘人之危，取而代之，所以非等王占元黯然离开湖北，下野息影，他们方始向南用兵。事实上，当时吴佩孚确有他不得而已的苦衷，势实逼处此的隐情。头一桩，王占元是一名贪鄙之徒，专横武夫，他在武汉闹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莫说老百姓，即连他的部属，也都在处心积虑的图谋去之而后快。王占元恶声播天下，因此川湘桂起兵，天下俱以义师视之，吴佩孚声誉中天，他万不能助虐为恶，使他多年来好不容易建立的声望为王占元而毁之于一旦。然而，同为北洋一系，王占元又素与直系相亲，他想讽之不如归去，却又苦于够不上这份交情。
其次，民六驻戍衡阳，他和赵恒惕倾心交结，早成莫逆，他永远忘不了岳州绅士对他的一席忠告：三湘男儿重义气而轻生死，不可以势相逼。自民二到民十，赵恒惕身当北洋与南方的缓冲，他虽然兵只八万，却是身系天下安危，举足轻重。王占元不走，他犯不上为保全王占元的地盘，而跟赵恒惕兄弟阋墙，兵戎相见。必须王占元让出湖北，北政府另简湖北督军，他方始可以勉强挟“北政府”之名，为确保北洋直系地盘与利益，硬起头皮来奋力一战。对国内外舆论和对赵恒惕，毅然用兵的理由，那就坚强多矣。第三层纯粹是他自己的隐衷，北洋军人勇于私斗，肯于冒险犯难，出生入死，其目的厥在于升官发财，得地盘，抓权利，然后威福日恣的作南面王。北洋系中以吴佩孚的部下仗打得最多，苦吃得最足，然而吃尽苦中苦，能为人上人，分茅烈士的机会却一点也无。吴佩孚志在澄清天下，共御外侮，他可以放弃到口的热馒头，口口声声不要地盘不做督军。他的部下又如何呢？连年苦战都归他们打，各省地盘则尽着别人拿。天长日久，怨怼之心一起，就怕离心离德，再也掌握不住他们了。
凑巧在湘鄂之战前后，江苏、陕西，接连出了两大疑案，江苏督军李纯，好端端的一个人，突以遗书厌世，举枪自杀身亡，李纯之死震动中外，风传是他的左右手苏浙赣巡阅副使齐燮元阴谋弑上，北政府为此还派大员组团南来调查，可是后来齐燮元仍然坐上江苏督军的宝座，吴佩孚为了趁此良机，将他的势力扩展到长江下游，当齐燮元心中惶惶，向他卑谄足恭，通款输诚，宣称今后唯玉帅之命是从，吴佩孚顺水推舟，干脆收录了这一员大将和东南地盘。经他挺身而出，加以保举，齐燮元不但安然无事，甚且从此青云直上，作东南之盟主。使吴佩孚的势力南及苏浙，徇上海而出海。
阎相文是直隶保定人，北洋正统出身，清末在北洋第三镇级职远比吴佩孚高，一人民国即任直隶混成旅旅长，是时吴佩孚不过一名管带而已，阎相文确系直系嫡裔，只是他近保府而疏洛阳，尤其他能力薄弱，胆子又小，混成旅旅长一直干到民国九年直皖大战，吴佩孚已经是叱咤风云的直军总司令，他方在战胜以后升任第二十师师长，并且因为当时的陕西督军是皖系人物陈树藩，树倒猢狲散，陈树藩的去职固是“理所当然”，北政府派阎相文督陕，陈树藩抗不移交，阎相文带去的第二十师打不过，结果也是吴佩孚帮忙，费了很大的事，方始驱陈而立阎。
由于直皖之战冯玉祥有退守荆沙遏阻吴光新自四川赴援之功，他那个第十六混成旅扩编而为第十一师，冯玉祥当了师长也驻守陕西。吴佩孚的此一部署是使冯玉祥为阎相文撑腰，免得阎相文再度有失。影响洛阳安全，但是冯玉祥对阎相文貌似恭顺而心怀叵测，大好督军何不我自为之，他不愿替阎相文助长声势，高卧陇中，于是有一天陕西督军衙门举行高级会议，众将官都在坐候阎相文出来主席，等了许久不见督军驾到，有焦躁些的军官派督署副官去催督军升帐，喊了几声不闻声响，推门进去一看，阎相文肋下一个枪眼，鲜血汩汩在流，他早已躺在床上死了，众人大惊之下再一搜查，又从他的衣角找到一张字纸，上面赫然写着如下之遗书：
余本武人，以救国为职志，不以权利萦怀抱，此次奉命入陕，因陈督（树藩）顽强抗命，战祸顿起，杀伤甚多，疚心曷极？且见时局多艰，生灵涂炭，身绾一省军符，自愧无能补救，不如一死以绝天下。
相文绝笔
阎相文自戕毕命，连同遗嘱发表了消息，北洋系中人难免又是一大骚动，没有人相信阎相文在踌躇满志的时候，会为战胜陈树藩而“疚心曷极”，竟至自杀！明眼人一望可知这是李纯自杀事件的翻版，幕后凶手冯玉祥呼之欲出。吴佩孚近在密迩，他为直系前程和个人事功着想，他再一次容忍弑上的罪行而迁就事实，冯玉祥能征惯战，颇堪重用，失一阎相文而得一冯玉祥，拈在手上分量重得太多，何况他心目之中的未来直奉之战，冯玉祥必有重用，于是他又保举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陕西一路得了个“感激涕零”的方面重镇——如齐燮元和冯玉祥这种有小辫子捏在他手上的人，指挥差遣起来当然要便利得多。
但是也由于这两次事件，使吴佩孚提高警觉，民国九至十年间，他手下谋士如雨，名将如云，张福来、王承斌、萧耀南、董政国等人论资历战功，和吴佩孚之间的关系，都在齐燮元、冯玉祥等半路相从者流之上。这班人在吴佩孚前毕恭毕敬，唯唯诺诺，从不敢为自己的心愿希望提出任何要求，一切瞧着玉帅的意思办——玉帅在此时此境，便不能不考虑到他们的内心向往，亦即他们说不出口，其实是巴望不得的地盘问题。
王占元自贻伊戚，痛失江山，以全国舆论之鼎沸，鄂湘民情之激愤，“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义师已起，基本队伍众叛亲离，所余无几，他实在是再也耽不下去了。唯一的意外，是吴佩孚“一丘之貉，助桀为虐”，他不愿天下物议，拼个自毁声誉，强出头，硬撑腰，使用武力支持武力到底。——吴佩孚不是傻子，这么做未免太不值得，何况，奉系张作霖虎视眈眈，目标在于长江各督，他若能争取其中一个，暗中联络，一旦直奉有事，直军即将腹背受敌，张作霖这一着棋够险，吴佩孚不能不小心提防。五月天津会议，奉张和鄂王互送秋波，而且颇有联络，“群雄比于连鸡，势不俱栖”，便为了解除来日的心腹大患，吴佩孚对于王占元下野息影，当然也是乐观厥成。
王承斌是吴佩孚的副手，张福来是结拜的兄弟，秀才出身的萧耀南是湖北黄冈人，他对鄂督一席垂涎已久，何不趁此机会，了掉他的深心大愿。使他代自己巩固长江后防，比王占元靠得住多了，何况，吴佩孚手下只要有一位当了督军，其余诸将必将精神一振，这等于玉帅在以实际行动说明他的政策：只要大伙儿好好干，将来每一位都会如愿以偿得着地盘。
王占元那边，直到萧耀南得了械款与轮船，勉强行军数十里，却又一到鲇鱼套便停。他这才死了恋栈侥幸的一颗心，吴佩孚的用意很明白了，他一败再败，无兵无勇，只好早作归计，调一艘专轮，将家眷财产，悄悄地装上，拍两通电报，一向北政府诡词辩解，一向徐世昌走马荐贤，便照吴、萧的愿望，荐萧耀南继任湖北督军，电文有云：“萧总司令关怀桑梓，当有所转移办法也。”
准备最后挣扎，与湘鄂联军决一死战，王占元还留下五百余万元军饷，原计划打算用之于犒赏，这会儿宣告下野了，五百多万还是委托银行，汇往天津。于是王占元一家拥资三千万，鼓棹东下，到上海后又乘海轮抵达津门，这一年王占元61岁，从挑水夫干到雄踞华中的两湖巡阅使，敛聚私财三千余万元，他觉得这一辈子总算没有白活，息影津门后便不再作出山之计，不过有了那么多钱，桑榆晚景如此优裕，他的悭刻之风依然不改，他在天津置了大批房产，腰挂大把钥匙，每月亲自收取房租，因而有人笑他在天津闲居的那一段时期，干的差使是“天津各大马路巡阅使”。
王占元后来担任过一次直奉大战停战证人，民国十五年又衔吴佩孚之命赴沈报聘，十九年殁于天津，总算活到了古稀之年。
鄂王自动下台，北政府乃于八月九日下令，任命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并且改派孙传芳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叫他整顿王占元的残部，西上荆宜。便在洛阳虎帐点兵，吴佩孚一口气派出五路大军：第一路，靳云鹗的第八混成旅打头阵，第二路萧耀南的第二十五师，第三路宏威军司令赵杰，第四路鲁军第一旅张克瑶，第五路由吴佩孚亲率他的“怯薛”第三师。一至四路的总指挥，他派萧耀南担任。
大军陆续南下，八月十二日，新任两湖巡阅使吴佩孚自己也到了汉口，就在这一天，汉口车站接连开到十八次兵车，第三师第九、第十两团，炮兵一团，辎重一营全到，俨然是追随主帅的“怯薛”。这一支部队连同二十四师一部和鲁军第一混成旅，人数计达3万。
吴佩孚一到汉口，先就把先锋官靳云鹗召来大骂，因为八月十日他跟湘军接触，在汀泗桥吃了败仗，辎重尽为湘军所得。当天吴佩孚乃自汉口渡江，进驻武昌，他改派升了二十四师师长的张福来为前敌总指挥，留下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在他身畔当参谋长。
叫张福来第十四旅和四十三旅守第一道防线，以第六旅和五十二旅合后，吴佩孚先采取守势，派代表去跟湘鄂联军说和，赵恒惕是老朋友了，有话好说，何必非打不可？赵恒惕在出兵之前早就派人上过洛阳，征求吴佩孚同意他援鄂之举，吴佩孚碍着两难，支吾其词，赵恒惕以为吴佩孚业已默许。这时候，和谈便以此为基础，顺利展开，赵恒惕转达湖北人士的意见，计有以下四点：第一，萧耀南是湖北人，合乎“鄂人治鄂”的原则，因此不拟反对。不过，请萧耀南废除督军名号，改称总司令，同时宣布湖北自治。第二，吴佩孚须自动辞去两湖巡阅使一职。第三，举蒋作宾为湖北省长。第四，赔偿湘省战费。
吴佩孚一听这四项条件，心中不悦，他便抹下脸来，冷冷地说道：“这哪儿像是炎午（赵恒惕）老弟的口吻？同袍无世仇，阋墙无义战，佳兵者不祥，作俑者无后！这些道理，炎午老弟岂不省得？我看，湘军完全是被湖北的那些野心政客，无聊党人利用了。”
但是，南军的代表，态度很强硬，他们确以战胜者自居，因为南军业已冲过了汀泗桥，在武汉以南的部队，集中了4万多人，北军刚到，还没有扎住阵脚，尤其自汀泗桥直到武汉，简直无险可守，自古兵家在武汉会战，拿下了汀泗桥，胜负即判。
南军集结的总兵力已逾8万，在人数上吴佩孚也远非其对手，既然已经兵临城下，咄咄逼人的架势，当然在所难免。
还有一层，四川方面，六月六日方始出现一个统一的局面，第二军军长兼重庆督办刘湘，被全川将领推举为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此一推举乃由于川军将领反对熊克武联络唐继尧而来，北洋政府认为这是四川生变，出现乱局，于是又派刘存厚入川，联络熊克武，分别占领了重庆和成都，刘湘因而大恚，他派第一军军长但懋辛往攻宜昌以响应援鄂为名，直接介入对北洋军的大战。湘鄂联军变成了川湘鄂不算，吴佩孚孤军南下，他立将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联军方面对于吴佩孚，确有气吞河岳，灭此朝食之气概，他们深信双方一旦开火，联军即可摧陷廓清，犁庭扫穴，一举击溃北洋军的主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堂堂吴佩孚。
赵恒惕虽然很讲交情，他觉得不该对吴佩孚频施压力，逼人太甚，但是他禁不住邻省豪杰、帐下健儿拍马横刀，跃跃欲试。川鄂军认为胜券在握，绝对不肯罢手，湘军将士去年方经以1万余众驱逐了张敬尧的10万大军，士气之高，无以复加。八月十日靳云鹗不听命令，擅自偷袭湘军阵地，他那个第八混成旅又被杀得大败亏输，糟的是辎重文件全失，湘军搜获了他乃兄国务总理靳云鹏拍给他的一封密电，其中有句：
“南人禽兽也，除杀尽无遗，别无他计。应一面与之敷衍，一面乘其无备，攻其不意……”
这封密电往赵恒惕手上一递，湘军将士人人争欲出战，“形势比人强”，赵恒惕内外交逼，使他无法顾及友道，他想劝吴佩孚脱离重围，安然无恙地回洛阳去，也是出自一片衷诚。但是，吴佩孚是不屈不挠的硬汉，越是没有把握的仗，他越敢打，当时他在武汉的危险，比败走麦城前的关羽尤有过之，西有川军，南有湘鄂联军，背后是伺机而噬的强大奉军，援鄂一战，等于孤注一掷，只要再败一次，那就够吴二爷瞧好半天的。
办了六七天的和议交涉，南军坚持不让，丝毫不获进展，八月十七日，川军和湘军约好会攻武汉，宜昌前线发生接触，消息传到长沙，湘鄂军将士忍不住了，推举代表跟赵恒惕请愿，将士代表慷慨激昂地说：
“我们不能再等了！别人怕吴佩孚，我们不怕！这次一定要跟他见个高下！”
事已至此，无可奈何，赵恒惕只好一声长叹，简洁地回答将士代表：
“好吧，打就打！”
利用议和时期，吴佩孚悄悄集中一支奇兵，他命北政府的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率领楚泰、楚同、楚有等七艘江防军舰，秘密在新堤以下的螺山集结，然后下令张福来亲率第四十八混成旅，山东第一混成旅，鄂军第四混成旅和他自己的“怯薛”军第十二混成团，分为数路，穿越湘军的防线，昼伏夜赶，一路人含枚，马衔钚，神不知鬼不觉地集合在螺山军舰上。然后，到了八月二十八日，乘汀泗桥前线湘军发动攻势，这一支奇兵便鼓轮东下，用最高速度，飞快地冲过临湘、道人矶、羊铃矶、城陵矶等处，两岸湘军布有炮兵，发现北洋军舰立即展开炮击。张福来、杜锡珪则一面回轰，一面疾走，吴佩孚叫他们并力向前，他们便不敢后退一步，或是耽误分秒。上午十点钟冲到了道人矶，湘军大炮弹落如雨，杜总司令在舰桥指挥，中了炮弹碎片，耳朵跟大腿两处受伤，鲜血涔涔滴流，副官卫士要抬他进舱裹伤，杜锡珪情急大叫：
“受这点伤算啥？我若退下，玉帅吩咐过了的，叫我拎着脑袋去见他！”
于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一路苦撑猛冲，到了下午四点多钟，果然按照吴佩孚的计划，一鼓作气冲到岳州城外，舰炮轰击，硝烟弹雨，张福来率领大队，高声喊杀，直登江岸。岳州城里湘鄂首要云集，蒋作宾、宋鹤庚和陈嘉佑等正在伫候捷报，不料张福来、杜锡珪竟然冲过了50多里的两岸夹击防线，飞将军自天而降，使众司令措手不及，抽身便走。司令们一退，湘鄂联军便溃，溃军争先恐后到车站上抢车皮，当时有前线撤下来的伤兵十余辆车，伤兵行动不便，急切间搬不下来，又阻碍了南行轨道，于是便有人七手八脚，将伤兵专车挂火车头驶到南津港铁桥，恰好碰上北军发炮，原来是打算轰断桥梁，截堵湘军退路的，可怜这十几车伤兵首当其冲，炮弹引起大火，全数活活地被烧死。
蒋作宾、宋鹤庚、陈嘉佑等高级将领匆匆赶到站上，只剩下三节车皮，众人连忙登车，加速南逃。当这三辆车冲过南津港铁桥另一条轨道，铁桥已被北军大炮轰得摇摇欲坠，三节车皮刚过桥去，大桥天崩地坼般拦腰断为两段，在桥上步行撤退的湘军纷纷落水，连摔死带溺毙，又死了一千多人。
于是。张福来顺利攻入岳州。
奇兵突出，岳州失守，在汀泗桥到羊楼司、岳州一线的南军归路截断，不战自乱，4万大军如潮水般急往后退，吴佩孚在这4万余人生死存亡关头，放了个大交情，他下令张福来，让他们绕过岳州，“穷敌勿追”，任由溃军由汀泗桥退蒲圻。
不过，当南军退到临湘以南的桃林，以及另一路逃到云溪骝一带时，靳云鹗为了出胸中的怨气，狠狠咬掉了他们的尾巴。
史记：“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水路袭击，力克岳州，使吴佩孚在四面楚歌中，扭转乾坤，扼喉抚背，打了极漂亮的一场胜仗，他让远在保定急得眠食不安的曹锟，猛拍大腿高喊一声：“痛快呀痛快！”又使遥于奉天坐山看虎斗的张作霖倒抽一口冷气，暗呼：“吴子玉真是狮儿难与争锋。”长沙的赵恒惕转胜为败，嗒然无语。开口说了话的吴佩孚，他以痛心疾首，情乎见词的好文章发表通电，指出川湘鄂三省“势若唇齿、谊属兄弟”，“既无丝毫芥蒂之嫌，焉有同根箕豆之燃”？于是他斥责“野心者假联省自治为名，以瓜分鄂省利权为钓饵，日鼓簧于川湘当道之前，不惜出口兴戎，以邻为壑，铸成今日大错！”“五三省人民何辜，吾双方士卒何罪？吾各军袍泽又何仇？蒲岳惨剧，彝陵覆辙，战血犹腥，言之有余痛焉！”
可是，接下去应该如何了局呢？吴佩孚不理靳云鹏催兵南进，他仅只说：“有此阋墙战争，无非为政客党人所拨弄，川湘鄂战事之缘起，率由政客党人酿之，则其责任当由政客党人负之！”然后呢，“幸川湘当道，幡然觉悟，川湘将领，迅让息争，息事宁人，止戈为武，移阋墙之野心，作御侮之勇气，往虽不谏，来犹可追！区区此心，全国共鉴！”
“既往不咎，息事宁人”的通电在武昌发表，吴佩孚自己却悄然地去了宜昌，他亲自督阵，与川军但懋辛决战，第一仗战于宜昌城外，但懋辛不是吴佩孚的敌手，败退到宜昌西北四十里处南沱镇，吴佩孚率尖兵直薄南沱镇外南沱溪渡口。当夜，但懋辛发动夜袭，可是吴佩孚营中早有所备，川军又损兵折将，但懋辛晓得难以取胜，于是步步后撤，吴佩孚照样地也是胜了便罢，得饶人处且饶人，派一支兵紧蹑其后，步步追踪，一直到十月十一日，方始将川军全数逐出湖北省境。与此同时刘湘的建议川湘鄂联省自治的电报，也到了武昌总部吴佩孚的办公桌上。
刘湘的电报，等于是川军乞和，却是吴佩孚也不提川鄂之战罪咎问题，善后种种，他根据刘湘的来电，诚诚恳恳，回电一通，说明理由不赞成联省自治，将川鄂之战轻轻地带过，一件纠纷，就此了结。
吴佩孚又在武昌听说，湘军溃散大半，长沙风声鹤唳，赵恒惕面临覆败，有意退到湘西。吴佩孚说这又何必呢？吴某人并没有取三湘的意思呀？于是他遣人知会赵恒惕，请他驾临岳州议和。赵恒惕是坐英国兵舰去的，吴佩孚在江干亲自迎候，老友战后相见，难免有点尴尬。正式谈判，吴佩孚要求湖南取消省宪，惩治“挑起战祸”的湘军两位师长：宋鹤庚与鲁荡平，妙在赵恒惕败是败了，主张依然不改，吴佩孚的这两项要求，他竟全部拒绝。吴佩孚拿刚直强项的赵恒惕毫无办法，只好和他签了个几于无条件的停战协定。川湘鄂三省之战，华中风云，便这样有惊无险地轻易解决。
萧耀南如愿以偿，坐上湖北督军的宝座，吴佩孚打了一场血仗，得了个两湖巡阅使，他仍旧回洛阳去练他的兵，乍看起来，他业已升了一级，和同拜巡阅使的直曹、奉张，跻于同等的地位，但是他这两湖其实只有一湖，湖南自治如故，根本就不承认他这个巡阅使的地位，函电往还，仍以直鲁豫巡阅副使称呼，吴佩孚说他“身在戎马，时济艰危，微特功利等于浮云，即毁誉亦付之月旦。责任所属，义无宽假，为国为民。生死以之，知我罪我，非所计也。”这便是他布露天下，表明心迹的电文，升不升官，得不得地盘，他一概不摆在心上。
湘鄂之战结束，王占元息影津门，他的第一员大将孙传芳，却因为集合残部，力挽狂澜，狠打了几仗。这位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的山东泰安老乡，从此颇受知于吴佩孚，也成了直系的方面大将，奠定他往后独霸江南，号称“闽浙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事业基础。
第七章 解除后顾，密谋讨张
一
吴佩孚回到洛阳，继续练兵，在他的心目之中，西南是他的后顾之忧，奉系是他的当前大敌，因此他在洛阳所积极从事的厥为两端，一系安定西南，一系扩充武力，企图一战而消灭奉张。至此，他统一中国，抵御外侮的雄心壮志，方可初步告成。所以当民国十年九月九日，北洋宿将，任过陆军训练总监的张绍曾，发起召开庐山会议，解决时局，吴佩孚便头一个通电表示赞成，希望能产生一个摒弃奉张在外的联合阵线。但是旋不久曹锟、张作霖也继起响应了，于是张绍曾奔走联络，其结果只得了个纸上谈兵，直奉之间成见太深，矛盾日增，战云自南而北，正在渐渐弥漫。
家庭里发生了一项变故，郁郁闷闷，住在保定别墅的李氏夫人，突告一病不起。吴佩孚得讯至表伤悼，李夫人美而慧，明眉皓齿，艳光照人，她长身玉立，体态丰满，当年吴佩孚驻防长春，同僚中妻小眷口，少妇长女不下数百位，论聪明美丽与风姿谈吐，李夫人允称第一。张佩兰未曾进门以前，她和吴佩孚十分恩爱，遗憾的是她不育，因而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下，经吴太夫人一手安排，逼着吴佩孚又娶张佩兰。当时，吴佩孚为此非常痛苦，一则违反他平素一夫一妻的宗旨，二来深感愧对热爱着他的李氏夫人，他曾对知己朋友大发牢骚：
“中国人蓄妾，是一种野蛮风俗，男子以原配为正室，妾侍为从属，不过人家不论娶多少妾，一概分开来住，当然不会感到相爱时的诸多不便。可是如今我没这个资格，非要叫我娶了妻妾隔邻而居，这岂不是找我的麻烦，让我左右为难，没好日子过嘛！”
朋友们还跟他开玩笑，说是：
“哎，吴二哥，你要知道你们老太太这么做是有深意的啊，你不是常说你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吗？西洋有一句谚语：‘能驾驭一妇人，可以与问国家大事，能驾驭两位妇人，即可调和阴阳，治理天下。’你们老太太前后给你娶二位，正是要磨炼你的志气和手腕，作收揽天下英雄的预备工夫！”
后来吴佩孚自关外回北京、保定，李张二位夫人又同在一起合住了两年不到，在这一段时期，吴佩孚经常唉声叹气，而把“没法子，没法子”挂在嘴上，当做了口头禅。民国二年十月袁世凯派曹锟率第三师南下，驻防岳州，李夫人曾大吵大闹，坚持不许吴佩孚上湖南，闹得吴佩孚无计可施，乃由曹锟夫人出面“调解”，由吴佩孚给李夫人在曹家宅第“光园”旁边盖一幢房子，供李夫人居住，每月则由吴佩孚供给三百两银子的生活费，当时还找了几名年轻伶俐的女孩子陪伴她。这便是两夫妻正式分居之始。
当时李夫人非常焦躁懊恼，渐渐地便萎蘼颓废，她抽上了鸦片烟，以致一个月三百两银子都不够用，而由曹夫人瞒着吴佩孚暗中补助。民国十年李夫人逝世，濒死前还喃喃地喊：“子玉，子玉！”使吴佩孚在洛阳听到说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英雄之泪，他感慨万千地说：
“过犹不及，这话真是一点儿也不错。女人婚嫁以后不能生孩子，唯有将全部爱心放在丈夫身上，乍看起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只不过，过分之爱因而发生过分的嫉妒，将会演至不可救药之境。李夫人是我糟糠之妻，我很了解她的心情，以及她的用心之苦，每一想起，心中总是十分的难受！”
为李夫人殡殓营葬事宜，吴佩孚自汉口回洛阳后，他曾跑过保定一趟，为她营葬。旋返洛阳，他便积极筹备长江联防会议，而于十一月四日宣告揭幕，参加长江联防的各省，计有河南、湖北、江苏、江西和浙江，吴佩孚为解除后顾之忧，总算有了这么一道防线。
隔一个月，吴佩孚礼聘江东才子杨云史（圻）人幕，担任他的机要处长。这杨云史是江苏常熟人，系出江东名门，他中过顺天乡试南元，任过清廷驻新加坡总领事，后来弃官为商。在南洋群岛购地12000亩，组设种植橡胶公司，不巧遇上欧战，橡胶价格大跌，所业三年不治，鞠为茂草，因为欠缴地价税，全部财产被英国人没收，于是怏怏回国。后来人过江西督军陈光远的幕，宾主之间处得很不愉快，杨云史诗文冠绝一时，他曾写过一首感秋诗，内有：
“白骨如山诸将贵，黄金满地五丁愁”之句，挖苦陈光远黩武好货，陈光远有点起疑，问他这两句诗是什么意思？杨云史怕惹祸上身，便托辞东归。后来同年好友潘毓桂在吴佩孚面前推荐他的长才，吴佩孚大喜过望地说：“这是江东才士呀！”旋即礼聘他为机要处长，两人极宾主之欢。杨云史的太太是李鸿章的长孙女，外务部左侍郎李经方的掌珠，杨云史到洛阳后写信回家，告诉他的太太说：
“三年择妇而得君，十年择主而得吴！”
由此可知他和吴佩孚的相得。
开过一次保定会议，由曹锟出面召集，这也是出自吴佩孚的主意，他认为直系近年以来权力分歧，统一无策，问题重重，大都由于直系领袖松弛懈怠使然。他要求直系集中力量，对奉系时刻戒备，在这一次会议席上，吴佩孚大声疾呼，要大伙儿拿出年前击败皖系的蓬勃朝气来。
直奉两系合作之局，一开始奉系便拣了个大便宜，吴佩孚亲冒锋镝，攻坚摧锐，拼性命打了一场大胜仗，将皖系军队一举击溃，张作霖则跟在后面接收分赃，操纵政局，明明坐享其成，偏又是那么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凡此都是直系将士所断乎不能忍的。民国十年湘鄂之役。吴佩孚孤军深入，也是出生入死，行险侥幸，保全了直系心腹之地湖北这一块地盘，让他的部将萧耀南，升了湖北督军。可见这件事看在张作霖的眼里，又觉忌刻恚忿，恨不能分一杯羹，于是他亟谋对策，一连三次保举张勋，推荐他当苏皖赣巡阅使，他想重建张勋这一股力量，略分曹吴之势。司马昭之心，路人可见，曹、吴当然决不答应，张作霖三次电保，曹吴便三次打消，张大帅一计不成，又来绝招，民国十年十二月十四日，他盛大扈从，入关晋京，当时，北洋政府因为财政支绌，正在焦头烂额，国务总理衙门，整天在为索饷索薪，内债外债忙得团团乱转，不亦乐乎，靳云鹏眼看年关将届，不能再恋栈了，他决意辞职，说什么也不肯再干下去。于是，趁此机会，张作霖便想把交通系的首脑，梁财神梁士诒给抬了出来，让徐世昌发表他为北政府第八任内阁总理。
有一回，吴佩孚和他的知己好友，心腹亲信闲聊，聊出了直奉之战的远因，他说：
“辛酉之役（他指的是民国九年的直皖之战），我从湘南回师，讨伐安福系，一战成功。作战时期，张作霖也曾领军入关有以声援，仗打完了，有关诸将领齐集天津，开会讨论如何论功行赏，仲帅首先站起来说我应居首功，他问大家应该给我哪一处地盘，当时我在会场隔壁一间屋里，亲耳听见张作霖在说：‘那小子就让他继张敬尧之后，给他个湖南督军得了。’我一听这话，对张作霖的机警大为惊骇，他怎么就能料中我的心事呢？因而我想，这人不可不防，以他的聪明才智和那么壮的口气，他必为我将来之敌，于是我决心用加倍于他的机锋和他对抗。一心一意以整顿民国为己任，而不求功名利禄，甚至地盘地位，我只求当一名师长，以我一名师长的地位监督政府，纠察天下，凡有主张便是公论。于是我不就湖南督军，率部回洛阳去。”
张作霖称吴佩孚“那小子”，吴佩孚嘴上说是不以为侮，而只惊异于奉张口气之大。心思之敏，但是在他内心里只怕还是不无耿耿的，论年龄，吴佩孚比张作霖大一岁，谈出身，一个中过秀才而又在保定陆军学堂测量科以第一名毕业，一个则起自草莽，当过胡匪接受官家的招安，云门第，则两人一般的是贫家子弟，父亲早故，由慈母抚养成人。日功勋，安福之败是吴佩孚出奇制胜，浴血鏖战得来，张作霖的奉军，只能说是呐喊助威，放过了几枪而已。因此在当时那种场合，张作霖对吴佩孚的故作轻蔑，任何人也会为吴佩孚抱不平。不过吴佩孚高人一等，他在忿懑之余，犹能觉察得出张作霖对自己含有敌意，于是他早已料到直奉之战断然难免，不得不以加倍于张作霖的机智，准备抗衡。
分析张作霖的心理，他并不是一个目空四海，骄傲狂妄的桓桓武夫，在北洋军阀上百个成了“功”的人物之中，他的机警敏锐，手腕灵活，可以说得出类拔萃，数一数二的：他的成功完全由自身的聪明智慧得来。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似乎他又有足以藐视吴佩孚的履历与资格，当吴佩孚级职上尉在给日本人当情报员，张作霖恰在那年被张锡銮、增韬收编而一跃为管带，等吴佩孚在第三镇熬到了管带一职，张作霖却又遥遥领先当了第二十七镇的统制官，也就是说在清末年他已经跟吴佩孚的老长官曹锟，有着相等的地位和身份。
北洋传统，视部下为豪奴，天津之会，曹、张已经成为了亲家，张作霖当然也可以跟曹锟一样的以主子自居，开口一声“那小子”，若是那般谄媚阿谀，不讲骨气的部下，还会以为这是张大帅跟自己表示热络，随便轻松以至出之于昵称呢。
然而当时的张作霖，他对吴佩孚故表轻蔑，却既不是“骄狂自大”，也不是“在拉近乎”，彼时彼境，面对曹锟那种庸碌懦弱的对手方，他这么做，确实有他相当的机心，同时亦为政治手腕之一种。直皖之战，吴佩孚应居首功，这个说法是放乎四海而皆准，无人可以否认。张作霖倘若不耍这一手，气焰特盛，压倒曹、吴，他凭什么高高在上，操纵会议而坐地分赃？要是他礼敬英雄，谦恭下士，把吴佩孚抬出来跟自己分庭抗礼，均沾利益，那么，吴佩孚这个对手方，岂有曹卖布那么好相与？
明乎此，便豁然可知吴佩孚当时听到那句“那小子”，为什么会惊骇至此，立刻便将张作霖列为来日的大敌，而不得不以加倍的机智以对抗了。吴佩孚亲口叙述的这一幕，跟三国演义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直奉之战爆发的近因，则为交通系首领梁士诒之组阁，梁士诒字燕孙，广东三水人，比吴佩孚大六岁，光绪二十年应殿试，得了二甲第十五名进士，时年二十六。光绪二十九年再应经济特科考试，中一等第一名，可是有一位军机大臣在慈禧面前进语言，说：“一等第一名梁士诒系广东人，为梁启超之弟。其名末字又与康祖诒（康有为）相同，梁头康尾，其人可知。”当时慈禧深嫉新党，居然弃而不用，后来邮传部成立，梁士诒得唐绍仪之汲引，方始成为邮传部的要员，清廷初设铁路局，即派梁兼任，为日后交通系政客之肇基。袁世凯组阁，任他为邮传部副大臣，从此襄助袁幕，参与密勿，民国成立，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梁士诒任秘书长，并且特许他参与各铁路事，兼任交通银行总理，民国元年到民国五年，他曾是袁世凯左右炙手可热，权倾当朝的人物。
梁士诒又是袁世凯称帝的幕后策划者，为了替袁世凯筹战费发行纸币3000万元，使北方金融陷于绝境，便是他的“攀龙附凤”之作。帝制失败，袁世凯一死，惩办祸首，梁士诒被黎元洪下令拿办，他逃出都门，后来到了日本。他最怕段祺瑞，段祺瑞当政，他永远出不了头，九年直皖之战，皖段一倒，他立刻大肆活动于曹张之间，亟谋东山再起，他曾面谒直曹。对曹三爷以语挑之，曹二三的回答是：
“燕荪（梁士诒的号），你们何不先替我筹个500万的军费？”
一句话把他吓跑了，于是梁士诒便利用拥他为首的交通系要角叶恭绰，极获张作霖信任，派郑洪年拿了叶恭绰的密函到奉天去游说张作霖，当时曹张还在直奉合作的蜜月时期，张作霖自然要考虑直方的意见，因此他答复郑洪年说：
“只要曹仲珊赞成，我这边没有问题。还有一层，徐大总统那边的关节，似乎也要预先打好。”
郑洪年听他这么说，喜出望外，他为达成梁士诒所交付的任务，骗取张作霖一言九鼎的推荐，造成既成事实，当下不惜撒了个谎说：
“仲帅早就同意燕老（指梁士诒）出山了，徐大总统那边更不成问题，大总统跟燕老在前清邮传部时代便是同僚，燕老人民国当袁大总统的秘书长，和徐大总统也合作得很好，他们二位有二十年的交情。雨帅（指张作霖）只要您肯推举，一切的事情，燕老自会布置，断不至于让雨帅为难。”
张作霖信以为真，接下来便商洽条件，最主要的是梁士诒组阁，奉军粮饷要优先发给，此外郑洪年又代梁士诒答应“另为雨帅筹饷”，这桩大事几乎已成定局。旋不久到了民国十年阴历二月二十二，张大帅做47岁生日，郑洪年摆出自家人的姿态，为张作霖担任招待。郑洪年是广东番禺人，举人出身，跟梁士诒在邮传部同过事，一直是梁的亲信，交通系的要角。他在大帅府的演出，当然会引起许多拜寿军政首要的猜测。
张景惠时任察哈尔都统，专程前来拜寿，他也颇以郑洪年的活跃、卖力而心中纳闷，他跟张作霖是多年相从的老弟兄，找个机会便率直地问起这件事来，张作霖把这段交涉据实以告，张景惠顿时便摇着头说：
“姓郑的说仲珊赞成梁燕荪组阁，这话未必确实，一则仲珊近来跟翼青（当时国务总理靳云鹏的号）挺要好，二来他若赞成一定会有电报来洽商条件，你可别上他们的当，还是先打个电报问问仲珊看。”
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张作霖，他致电保定，果然曹锟接电以后大发雷霆，他到处找梁士诒不着，便在叶恭绰面前破口大骂：
“燕荪怎么这样荒唐，他想当国务总理，就该从筹款上设法，光凭卖嘴，行吗？”
然后一个电报回复张作霖，声言他决不同意用梁士诒代靳云鹏，张作霖获电也发了脾气，叫郑洪年来骂了一顿，说他如此欺骗，若不看在誉虎（叶恭绰）的面上，我非办你不可！郑洪年乘兴以来，锻羽而归。梁士诒组阁一事，自此胎死腹中。
但是梁士诒机会难得，官瘾难熬，民国十年下半年直奉之间争权夺利愈趋积极，明眼人看得出来合作之局不会久长，而当时北政府罗掘俱空，穷得要命，各部官员薪水欠了二十个月之多，一切政务几陷停顿，而奉张、保曹、洛吴硬逼军饷，闹得靳云鹏内外夹攻，焦头烂额，他实在干不下去。梁士诒眼看旧话重提的机会已到，派叶恭绰亲自出马往说张作霖，这一次叶恭绰动之以下列三事：
一、多筹军饷。
二、联络南方，合作倒直。
三、事成后由张作霖操纵北京政局。
张作霖要梁士诒先把应诺之事办出个头绪再说。
梁士诒得讯大喜，他为求速效说办就办。民国十年八月他托词回广东三水原籍为他父亲梁知监做寿，十一月十日由香港转上海，特地到杭州相庐、七里泷游山玩水，其实他是为了“三角同盟”一事专程南下，联络广东与浙江，密谋共同推翻直系，打倒曹、吴。待十一月底他完成任务，乘津浦路车北返，在洛阳的吴佩孚已经得着了消息，他攻心为上，直接打电报给他的老上司浙江督军卢永祥，不惜指出——“张作霖身起胡匪，盗心未改，历年以来，残民祸国，罪恶贯盈，固已中外共见。今已于日暮途穷之际，勾结梁（士诒）叶（恭绰）余孽，剽窃公开统一之虚名，隐行蚕食鲸吞之诡计，蒙蔽国人，欺我袍泽。”
“试问，年来统一之障碍，畴任其责？中央一切施政，为中外所致憾，而中央乃彼之外府也。掠劫国帑，垄断政柄，权集于一人，祸中于国家，惆怅往事，言之增痛！”
“佩孚频年忍默坐视豺狼残噬，狐鼠纵横，隐忍未尝与较，梁氏辱权卖国，远有神宇沦胥之痛（指袁世凯称帝前夕，日本人逼迫袁世凯签订的卖国条约二十一约，后来国人定签约之五月九日为国耻纪念日），近有桑梓庐墓之悲（指梁士诒夤缘获任国务总理以后，第一件外交事件，即为根据二十一条的首四号，将德国人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直接与日本联络，借日本的钱，赎中国的路，然后再交由日本经营，实在是荒乎其唐，滑天下之大稽，宜乎举国舆论哗然，群起而攻之。本案由于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故曰‘桑梓庐墓之悲’，可谓贴切之至，无懈可击。）勉一诘问，同恶相济，张脉债兴，遂至于此。（表示吴佩孚的一股悲天悯人，无可奈何之情况。）”“犹忆公言：‘胡匪（指张作霖）当政，即国人置而不问，余（指卢永祥自称）亦遁迹海外，不与回国。’（吴佩孚够厉害之一着，复述这几句话，卢永祥便不能将这封电报公开，或则送呈‘三角同盟’的任何一方），佩孚闻之拳拳不忘，体以力行，以迄今日。”
“田督（指山东督军田中玉），合肥（指安徽合肥籍的段祺瑞）面谕：不准助奉，谅公当亦有关（这是吴佩孚举一铁的事实，隐示安福系不至于和奉张、交通系梁士诒组成联合阵线。因为田中玉也是北洋旧人，对段祺瑞相当敬服）。故佩早于兹有疑而继之以请也。（疑皖段与奉张之矛盾何以如此之深，而曾请教于皖系中坚的卢永祥本人也。）。”
“一视同仁，固征博爱（讽刺卢永祥个性懦弱，遇事不能当机立断，泾渭分明，于友于敌，总归一视同仁，不分彼此，谓博爱者，无异滥好人，这是卢永祥无法否认的基本性格），然大节所关，令名所系（接下来便以名节勖勉激励），佩孚顾数十年所钦戴之恩帅（指的是他自己和卢永祥的老上司，清军第三镇统制官曹锟），自爱尤厚也（说他洁身自好，较诸老上司‘恩帅’曹锟，亦且并无逊色。以此语和老实忠厚的卢永祥共勉之）。”
“救国以法（自此句提出他的主张），行法以人（为法治人治之争作一论断），胡逆不去，何以为国？（这胡隐指那胡，胡匪张作霖也。）。”
“至会议如何公开？制度如何确定（这是吴佩孚的民主法治精神）？付诸耆年硕德，政治名流（接下来便又表白他的长老政治观念），乃佩孚夙夜与公同其祷祝也，耿耿血诚，犹是昔年，（昔年吴佩孚是卢永祥的部下，他在此顺提一笔，也有动之以情的意思。）知我罪我，惟公教之！吴佩孚敬（民国十一年元月二十四日）。”
可是梁士诒在张作霖力保之下，组阁已成定局，民国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徐大总统明令特任梁士诒为北政府第十八任国务总理。梁士诒上台的时候发表政见，他说他此次之出任国务总理，抱定三大宗旨：
一、树立外交政策。
二、活动金融经济。
三、消弭内战。
事实上这完全是欺人之谈，他当国务总理以后所从事的积极工作，乃在于扬奉抑直，千方百计为直奉之战作准备。他就职六日后便下令赦免安福系要角通缉犯段芝贵、张树元、曲同丰、陈文运、刘询、魏宗瀚等，内幕则为安福、奉天、交通三系通力合作推翻直系。第二着狠棋是他扣发洛吴的军饷，意在使吴佩孚的十万大军无粮无饷，不久必定溃败，用以制吴佩孚的死命，第三着则为结好日本，取得对奉张的军事财政支援，以便发动大战。第四着则借口财政困难，发行不宣布用途的“九六公债”。当时全国有识之士，都在注目华盛顿和会中，中日代表所“磋商”的山东问题，一次大战中日同为胜利之一方，日本人却要接收战败德国在山东的种种权利，这种无理侵略宁非岂有此理？所以各地学生民众纷纷游行示威，请愿抗议，而在华盛顿交涉的最要紧关头，梁士诒却为了取得奉系的利益，指令中国代表让步，答应借日本人的钱向日本人赎回胶济铁路，尤且应允胶济铁路仍归日人经营，这变成了路没赎成，反而多添了几千万元的国债，与中国堂堂正正地收回胶济路要求，相去何啻千里？于是舆论大哗，都骂梁士诒卖国媚外，山东老乡吴子玉更是气愤填膺，悲痛万分，他发表通电痛责梁士诒，“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梁士诒乃悍然为之。”而且他更从此开始便猛烈抨击梁士诒，一电、二电、三电乃至四电、五电、六电，请梁士诒“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公应迅速下野，以明心地坦白”，与此同时各地反对梁阁声浪，如怒潮澎湃，梁士诒则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于是到十一年元月十九日，吴佩孚便联合江苏、江西、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六省督军和省长，电请徐大总统俯从全国民意，将梁士诒免职。否则的话，这六省将与梁阁脱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