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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文昌县宋氏祖居。自行政院临时政务会议之后宋子文主粤事便不断受到舆论的抨击。尤其是《华夏》、《救国》、《南京》、《中华》等报均先后著文声讨，认为宋氏经捐款，即官拜封疆，此意如出于“朝廷”，则是卖官鬻爵。如出于宋氏，即是出钱买官。如是前者，则政府纲纪凌替，官场不饬。若是后者，则宋氏“巨款买官于前，焉知不贪巨款于后”。
在舆论的一片讨伐声中，一篇《我爱宋子文》的文章，引起一些人的注意。该文发表在9月23日的天津《真善美日报》上，文章写道：“我真佩服宋子文先生，不怪人家发财，他早看透了中国的社会，看清了中国人的缺点，所以任凭一般穷小子的叫骂，人家沉着应付，满不理碴，结果，人家拿出了一根汗毛，不但堵住了众口，并且走马上任，谁不给人家挑大拇指！本来做买卖还得有本钱，这一省之长，当然也得牺牲一点，以宋先生的经济学来看，这买卖，绝不能赔钱，不但有名，而且有利。”文章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宋子文为什么献产拜官？为什么看中了广东？为什么他不要烽火燎原的东北，不要哀鸿遍野的华北，偏偏要山明水秀，四境平安，资源富足，南方大门的广东？
对于宋子文献产拜官的动机，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作过深入分析：
其一，宋子文所捐中国建设银公司股票，号称价信2000亿元法币（亦有报道称价值5000亿元法币），听起来是个天文数字，然而，若按当时汇率折算，大抵只在140万美元左右，比较于他作为世界富翁所拥有的巨额家产，仅为九牛一毛而已。亦有人形容宋子文的这次献产，仅仅是从衣领里拿出了两只金虱子而已。况且，捐出公司股票后，公司的总经理依然是宋子良，并不影响宋子文对该公司的控制。各种中饱私囊的戏法，仍可以一如既往地玩下去。
其二，宋子文所掌握的这部分资产，均为中国建设银公司投资的不动产，既不能带走，也难以变卖。随着国民党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国民党在军事上的不断失利，宋子文对这些不动产的控制日渐丧失。与其这样，还不如拿出来。通过所谓的“献产”把戏，洗刷徇私舞弊、侵吞国库的臭名，赢得“国而忘家”的声誉。更重要的是，献产之后，很快就得到了广东省政府主席的任职。正是拔一毛而官拜封疆，这样的买卖，实在是吃小亏占了大便宜。
其四，宋子文即将走马上任的广东，不仅是全国闻名的富庶之地，而且远离战火、邻近港澳，具有进可攻、退可逃的意义。
其五，宋子文主粤，一方面可以将其控制的家族产业，逐步南移，进而迁移海外。另一方面可利用广东的优势地位，建立新的宋氏家族经济增长点。《我爱宋子文》一文称宋子文主粤“不但有名，而且有利”。
1947年10月2日，是宋子文一生中最后一次大出风头的日子。这一天上午，广东省政府全体人员及广州行辕各机关首长2000余人，云集中山纪念堂，出席省府原任主席罗卓英向新任主席宋子文的交接仪式。宋子文在就职致词中，踌躇满志地阐明今后的施政方针：整顿治安，恢复交通，澄清吏治。
一个多月后，蒋介石免去张发奎的国民政府广州行辕主任，遗职一并交宋子文兼任。同月，根本不懂军事的宋子文再兼广东军管区司令。这是宋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蒋的手里接受军职。
旧时的私塾，孩子们终日里拖着长长的辫子和老师摇晃着头，念着之乎者也，四书五经。宋子文赴粤之后，主要干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所谓的“整顿治安”。“整顿治安”实际上是企图消灭共产党组织。宋子文顽固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梦想将广东建成抵御中共的“堡垒”。他竭力反对与中共和谈，声称国民党“不可能与共产党达成任何妥协”。宋子文来到广东后，发现共产党及其游击队四处活动，力量较大。他认为这是“心腹之患”，必须于短期内解决。他将全省划为9个绥靖分区设立9个“剿匪”司令部，在湘粤、闽粤边境成立了2个指挥部。选派亲信负责各地的“绥靖工作”，更换了大批县长，大部分换用国民党军队军官。在此基础上，他调集国民党正规军队，从珠江三角洲、北江、南路及东江等方向“进剿”共产党领导下的粤湘赣边纵队等人民武装。他命令所有部队放弃守点守线的旧办法，改以机动和主动的作法，企图在三个月之内取得“剿匪”的胜利。
二是训练军队。
蒋介石授权由宋子文安排在广东训练3个师，在台湾训练4个师。蒋明确说这7个训练师均由宋领导。蒋要求宋：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这些新训练和装备的军队能帮助控制南方各省。或者派他们去北方，替换那些疲惫不堪、损失巨大的前线部队。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宋子文打出了建设“粤军”的旗号。通过训练军队，宋子文的权力逐渐渗透到广西、福建、江西、台湾等省。
三是加强对重要物资的控制。
宋子文先后成立了广东粮食经济委员会、广东燃煤供销委员会、广东物资调节委员会等物品购销的垄断机构。“粮经会”在筹建时，经宋子文上书申请，蒋介石一次拨款6000亿元，相当于当时中等米90多万担价。至于省内银行贷款，则随要随取。燃煤供销委员会成立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也源源不断地给予巨款，先后达4千亿元。这些垄断组织利用这些巨款，操纵经济，剥削人民，囤积大量粮食和煤炭，准备与人民军队长期顽抗。“粮经会”在1948年的半年时间就盈利15000余亿元（法币）相当于中等米44万市担，到1949年1月共盈利金元券5000余万元，相当中等米62万市担。燃煤供销委员会由于控制煤源，任意抬高物价，广州水电厂多次增加水电费，极大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宋子文运用宋氏家族的权势以及巨额资本，乘1948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之机，大炒金钞，套购港汇，操纵了整个广州金融市场，从中大量掠夺人民财富。在1948年所谓“币制改革”前夕，宋家就与广东省银行总经理勾结，套购港币3000万元之多。
四是争取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
宋子文幻想依靠美国的援助来为日暮途穷的国民党政权输血打气，甚至要求美国发表声明，反对中共渡过长江。为换取美国对蒋介石进行内战的支持，宋子文大肆拍卖广东资源。早在1947年3月，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经蒋介石批准，与美国潘宜公司老板订立了“接纳美资办法三十条”，允许美国在广东投资经营煤气、煤矿、汽车、造船、肥料、玻璃等工业和开港、筑路、修水利等共11个项目。但是，由于罗卓英资望不高。这些事项进展不快。宋子文到任后，加紧了这方面的活动。
10月2日，他同美国煤油大王的孙子洛克菲勒商谈广东开矿的电力设备问题。13日，同潘宜公司的代表接洽原定生意和黄埔港的建筑。15日，设宴欢迎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交换“对华南商务意见”。
他还同美国西南钢铁公司商谈开采海南铁矿问题，并且宣称：如果蒋介石政府给予协助，他立即可以在海南设立具有现代化设备的铁矿厂，并将炼出的铁运往日本。11月16日，宋子文果然决定将原海南所存铁矿石的一半启运日本了。
圣约翰大学，近代中国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还于1948年1月来广东，同宋子文商谈华南工矿问题。他们发表声明，决定用美国资金、美国器材、美国技师，由美国人监督在广东建立电厂、煤矿、糖厂、铁矿等。
在宋子文统治广东期间，广东人民遭受了日益沉重的剥削。1948年冬季营业税比上一年秋季提高了5倍以上。据当时的税捐处预算，1948年11月份，广州市库收入比10月份增多三四倍。1948年原征粮数全省是500万担，后因反对人民战争的需要，又增加了40万担，从11月开征，至1949年1月征齐，也就是说，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要从广东人民手中掠夺540万担粮食。
宋子文主政广东之际，正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关键时刻。解放区军民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国民党军队总兵由430万人下降到370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下降到15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120万人发展到195万人。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纵队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攻势作战，构成了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
同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口号，宣布了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民主制度，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和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八项基本政策。
这时，历史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灭亡的转折点。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宋子文来到广东，无论他做出什么努力，一切都是徒劳的。
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彻底粉碎了宋子文的痴心梦想。
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人民解放军共歼灭敌人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
1948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宣布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43名，蒋介石名列“榜首”，宋子文名列第十号。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的声明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次日，李宗仁表示，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中共中央于1949年1月28日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而在中国共产党命令必须首先逮捕的战犯中，蒋介石仍是头号战犯，其次是宋子文。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的许多人也宣称已掌握了宋子文盗用巨额公款的文字记载材料，要求他至少将全部财产的一半交公。
或许是从小在女孩中长大的缘故吧，宋子文虽从政多年，可在他身上实在找不出一个政客所应有的圆滑与世故。
树倒猢狲散
树倒猢狲散。随着蒋介石政权的覆灭，大小官员如鸟兽散。
宋子文逃到香港，对法国记者说：“不久将赴法国疗养。此次赴法国疗养，完全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任何人做政治活动。”
宋子文在美国对记者说：“这次来美国系持普通护照，当然是为了私事。”
宋子文在美国多次会见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美国代表团成员杜勒斯。杜勒斯表示，赞成宋的想法，提供二亿美元的借款，并向中国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
宋子文还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密谈了一个多小时。司徒雷登听了宋的组阁计划，立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寥寥数语，使宋子文很受鼓舞。
很快，美国对宋子文的要求作出了正式答复。
宋子文得到了什么呢？
1949年，古老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摧毁了国民党的统治。
1月24日，宋子文辞去了广东省长职务，同妻子张乐怡一道逃往香港。宋子文夫妇在启德机场走下飞机。宋子文身着双排扣西装，戴了一顶翘边帽，手里拿着他心爱的手杖。在他的翻领上有两排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奖章。他板着一副脸，神色沮丧。张乐怡披着一件貂皮大衣，戴一副墨镜，以免人家看到她那双哭肿了的眼睛。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宋子文夫妇在香港暂时住下，宋子文仍对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和“千里江防”存有幻想。
3月25日，息影香港成水湾的宋子文突然又返回广东高级住宅区东山，住进其弟宋子良的私邸。由于路上被人发现，第二天，各种新闻媒介对宋子文重返广东提出了种种看法。有的说，宋子文来穗是要建立华南集团，帮助华南建军改政，发行地方货币，谋求经济独立，促请引退的蒋介石来粤，继续与人民力量作战到底。也有的说是履行诺言，帮助国民党广东省主席薛岳解决财政困难，使广东摆脱当时遍及国统区的经济危机。还有的说是协助当时新任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为当时纷乱不堪的海南岛打出一个新的局面。但也有的文章则说，宋子文纯为私人利益而来，他将对广东的巨额投资作出处理。
这几种看法，都有其各自的道理。
宋子文来穗的次日，孙科也由沪飞穗。当天中午，两人就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留穗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也分别于25、26日与宋子文见了面。
3月27日，宋子文匆匆离穗，经宁波转至溪口，与蒋介石会晤。这是宋子文和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一次见面。
宋子文于28日飞返香港。当晚接见法国新闻社记者，他说不久将赴法国疗养，现在已不在政治上活动，外间种种传言都没有依据。这实际上是对广东各报纸对他返穗目的种种推测的回复。
他还说，此次赴法国疗养，完全是个人行动，并未代表任何人做政治活动。到溪口是为处理与家族有关的私人事务。
然而在同一天，《香港虎报》（胡文虎办的英文报）则披露宋子文将在短期内赴欧洲为国民党政府购买军火，并将在巴黎与若干方面的代表会谈，商量太平洋公约问题。
《正义》报也揭露说，宋子文赴法“是代表政府洽商将马歇尔计划中之援欧物资的一部分转借援华”。
就在宋子文在香港短暂停留的一段时间，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国民党所谓“和平”攻势迅速破产，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一路凯歌。4月20日深夜，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深夜解放了南京城，国民党军队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被彻底摧毁。
这样，宋子文夫妇在香港再也呆不下去了。5月16日，宋子文夫妇赴巴黎，自称“疗养”。6月9日，由巴黎乘机抵达纽约。
至于宋子文在法国期间的行踪和赴美使命，上海俄文报纸《新生活》有这样的记述：
“中国前行政院长宋子文，已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替政府首要购置很多别墅和私宅。他们在法国的尼斯、贝维拉斯等地方，已经购买和租定了100多所别墅。因为害怕法国可能发生政治变化，以至影响其安全，宋子文又派人到佛郎哥统治下的西班牙之巴塞罗那附近，购买和租定了25所别墅。宋氏之去纽约，闻系与宋美龄、孔祥熙商量投资南非洲钻石企业有关。”
当6月9日宋子文抵达纽约，他在美国的大女儿琼颐、二女儿曼颐、三女儿瑞颐均赴机场迎接。
宋耀如用他那独有的教育方式，教导着子女们的成长。每到家庭晚会时候，子女们各施其能，弹琴、跳舞、唱歌，好不热闹，只可惜斯人已去，空留下一串串回忆……有的记者问宋子文赴美的任务是什么？
宋子文在机场对记者说：“这次来美系用普通护照，当然为了私事。”
当然，宋子文这次来到美国，要说是为了“私事”，也可以说得过去，这个“私事”就是为了逃避中国人民对他的审判和惩罚。
但是，宋子文是一个不甘于政治上寂寞的人，他来美国是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要从事许多政治、经济活动。其活动之一，就是乞求美国再次为蒋介石政权给予“援助”。
宋子文来到美国后，立即在纽约会见了国民党政府驻美国的大使顾维钧。
宋子文对顾维钧说：“中国的局势已经十分危急。”又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所宋子文的三个女儿，摄于1946年秋，左起分别为长女琼颐、次女曼颐、幼女瑞颐说的“国家”就是即将覆没的国民党政府。他还说，蒋介石本不想让他离开中国，但他到这里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尽自己的力量。
宋子文还和顾维钧一起分析了国民党军队一再失败的原因。宋子文认为：“军队之缺乏斗志和指挥官之堕落是军事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宋子文和顾维钧指责国民党军队的将军们赶不上时代的要求，但他们自己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最后，他们一致认为，军事形势——庞大的军事预算，指挥分散，纪律松弛——是造成中国许多麻烦的主要原因。
宋子文和顾维钧商议，请陈纳德组织一支空军志愿队，乞求美国派一个正规军队代表团，以挽救国民党军队的败局。
7月24日，宋子文邀请顾维钧等人在纽约的蒋廷黻处开会。顾维钧在会上说，陈纳德想组织一支空军志愿队的计划，虽然遭到一些人反对，但却给了美国众议员和参议员很好的印象，应该纳入我们的正式计划之中。宋子文在会上提出他将电请蒋介石批准顾维钧将陈纳德计划纳入统一援助计划。
有了宋子文的支持，顾维钧即同陈纳德讨论了中国的军事形势。陈纳德表示，只要有他的“空军志愿队”，国民党军队在湖南衡阳地区很容易防御。
宋子文还多次对国民党派驻在美国的代表们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问顾维钧等人是否可以轰炸上海发电厂（上海的主要供电单位）。他说如果能轰炸上海发电厂，也许会使上海的工业生产瘫痪。
宋子文还多次求见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杜勒斯，请求美国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1949年8月初，杜勒斯向宋子文表示，赞成宋的想法，即提供二亿美元的借款和向中国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同时又问宋子文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使宋子文似乎看到一线希望。
但是，无论是宋子文的“陈纳德计划”也好，还是“军事代表团”计划也好，都是痴心妄想。
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解放了国民党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之后，迅速挥师南下，势如破竹。5月中旬解放了华中要镇武汉，5月下旬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8月5日，解放军进入长沙，湖南获得解放。9月13日至10月13日举行了衡宝战役，相继解放了衡阳、宝庆、广州等64座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0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革命的迅速胜利，打破了宋子文期望依靠美国军事援助使国民党政权苟延残喘的迷梦。
目睹着国民党军队的彻底失败，美国许多官员也不同意向蒋介石派出军事代表团了。曾经支持过蒋介石的美国将军魏德迈说，不要再派出像宋子文要求的那种正规军事代表团。他说，过去在中国有6万美国士兵可以使用，现在这样的计划费用太大，国会不会批准。紧接着，他又说了一句讥讽之语：“派少量美国顾问，分配给每个中国师长，则所需费用不大，也许只需几百万美元，是可以做到的。”怎样做到呢，魏德迈直言不讳地说：“这笔经费让宋子文单独筹措就可以了。”他显然认为，宋子文应从私人财产中拿出这笔钱来。
在争取军事援助的同时，宋子文还企图为蒋介石集团谋取美国的经济援助。
在宋子文流亡美国之前，四大家族的重要成员宋美龄、孔祥熙、宋蔼龄也都先后飞赴美国，孔氏夫妇由于贪污中饱、鱼肉人民，名声太臭，来到美国后，借口身体不好，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对蒋介石集团不甚关心。
战乱年代，时局动荡，宋家孩子小小的年纪却对革命有了清醒而独到的认识。宋美龄于1948年11月底飞往华盛顿，蒋介石希望她能从美国获得大批的援助。然而，华盛顿对蒋夫人的到来显得并不热情。华盛顿没有铺红地毯，没有邀请蒋夫人在白宫过夜，也没有邀请她到国会讲话。
美国总统杜鲁门用挖苦的口吻说：“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认为她不太喜欢住在白宫，但是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在许多官方场合，宋美龄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杜鲁门不仅没有给她面子，而且不客气地向报界发表一篇声明，透露美国向蒋介石提供的援助已经超过38亿美元。
1949年8月，宋子文同宋美龄商议后，向美国国会递交了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要求美国给2亿美元援助并且加上一笔白银借款。
宋子文还于8月初同杜勒斯进行了一次会谈。宋子文提出要谋求赫斯特报系、斯克里普斯——霍德华报系《时代》、《生活》各刊物促进援助的时候，杜勒斯回答说，虽然国务院的态度还不太好办，但是他认为这么做没有必要。这次会谈给宋子文造成的印象是：国会将给中国以某些援助。杜勒斯后来还向宋子文表示，赞成宋子文的想法，即提供2亿美元的借款和向中国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
但是，美国政界、军界许多人士反对给蒋介石集团更多的经济援助，这迫使宋子文再次向美国政府求援。10月中旬，宋子文对流亡到美国的蒋介石派出的“技术代表团”的成员说，有一位和杜鲁门总统很接近的美国政界重要人士，曾暗示想要一份美国如何能仍向中国提供有效援助的计划的备忘录。
按照宋子文的旨意，“技术代表团”搞了一份备忘录。这是一份长文件，叙述了如能获得美国的援助，以西南各省为基地守住一条防线的可能性。其想法是坚持一二年，以便赢得时间进行准备和等待世界形势的演变（第三次世界大战）。
为了争取得到美援，宋子文在备忘录中为国民党军队在广州的一败涂地辩解说，这是基于有必要以空间换取时间和保存仍在中国（即在台湾的蒋介石）手中的少量军事和财政实力。他说，否则在缺乏进一步援助的情况下，消耗只能意味着抵御的早日瓦解。
宋子文的计划是由美国提供2亿美元，其中包括经济合作署中国专款结存的约8500万美元，国会批准的对整个中国地带军事援助款7500万美元，以及向美国政府预支并以中国的锡、钨、锑和猪鬃等战略物资偿还的4000万美元。总数分5个月使用，每月用于轻武器1000万美元，用于军饷3000万美元。
宋子文一再给流亡在美国的蒋介石的亲信们施加影响，他说：“局势迫使我们不得不行动，只得把死马当活马医。”
很快，美国的官员们对宋子文的备忘录作出了答复。11月初，美国国务院表示“已坚决停止援华”。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在一次宴会上明确回答，美国限于财力，不能承担帮助国民党战胜共产党军队的艰巨任务。司徒雷登的代表傅泾波还说，白宫和国务院都对孔祥熙、宋子文、蒋夫人及他们的家族有强烈反感。
这样，宋子文企图获取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挽救蒋介石集团灭亡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宋子文移居美国之初，曾企图组织一个其成员主要是留美学者而又掌握实权的内阁，以挽救国民党政权的失败，这成为宋子文积极为之活动的又一个梦想。
宋子文到达美国后，多次就如何挽回败局同国民党驻美国的一些官员进行商议。1949年7月25日，宋子文来纽约会见了顾维钧。经过一番讨论，宋子文和顾维钧都认为，“组织一个其成员主要是美国熟悉的留美学者同时又掌握实权的内阁，是挽救国家的惟一途径。”他们认为，这样就有把握通过使用美国人在军事、经济、金融、交通运输各个领域的技术帮助而使国民党取得全面的美援和合作。他们还商议不惜以牺牲国家主权换取美国的支持，并说，毋需害怕美国侵犯我们的主权，只要我们告诉他们或暗示我方意图，他们就会随时随地撤离。要得到美国的充分关心和甘心情愿的支持，就必须让美国分享控制权。
那时人们的交通工具大多依赖铁路，而宋子文前去美国走的却是水路。张嘉璈（1889~1979），字公权。宣统元年（1909年）日本应大学经济系毕业。民国建立，曾任浙江都督府秘书。1913年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1917年升任中国银行副总裁，是民国时期著名的银行家。解放后，张嘉璈去澳大利亚和美国任教，著有《关于旧中国的通货膨胀》、《关于旧中国的铁路建设》两书。在与顾维钧的讨论中，宋子文还提出，在他担任行政院长时，就不能任命他自己的财政和外交部长。现在必须觉醒并加以改变。怎样改变呢？宋子文认为，要让文官去当省主席以恢复百姓的信心。起用年轻有为者，给他们以希望，并提供其发展事业的出路。这次宋、顾会谈反映了宋子文组织“新内阁”的总的指导思想，即内阁成员必须是亲美的且美国十分熟悉的文官人员，这些内阁成员必须握有实权，必须以牺牲国家的主权为代价，换取美国对这个内阁的信赖和支持。
8月9日，宋子文又就他所梦想的“新内阁”的人选同顾维钧进行密谋。顾维钧认为拯救局势的时间所剩十分有限了，竭力主张邀请一部分知名、廉洁、自由主义的留美学者在蒋介石和李宗仁支持下，组成一个新的内阁，并在各政府机构工作中使用若干美国顾问。他说，这样的联合会影响到美国政府，只要成功的合作二三个月，就会使美国当局认识到国民党真诚自救的决心。同时，顾维钧毫不隐讳地说，为使这项试验能付诸实施，必须说服蒋介石自己退居幕后。
宋子文表示，蒋介石将会这么办。
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蒋介石，宋子文（右）及驻华使节在机场欢迎。“新内阁”由谁来当首脑呢？宋子文认为胡适最为理想。但是，宋子文又认为胡适不敢贸然尝试，必须另找一人选。顾维钧提出，由吴国桢出任。宋子文又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吴国桢的威望不足以担当此任。直至这次会谈结束，他们两个也没有找出“合适人选”。
8月10日，顾维钧来到坐落在伍德兰大道的宋子文住宅，继续密谋“新内阁”的人选。宋子文首先让顾维钧给美国的《纽约时报》打个电话，因为这家报纸的记者发表文章说，蒋介石拒绝与国民党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合作，蒋介石的部队在台湾按兵不动，蒋介石认为大陆已无法防守。宋子文对这篇文章感到十分生气。顾维钧当即叫人同这家报纸打了电话。
接着，宋子文表示，如果胡适坚持不就的话，就让吴国桢出来组阁，而让胡适在吴国桢内阁中任外交部长。他还说，吴国桢任国民党上海市长的政绩“表现不错”。顾维钧对此方案表示同意。
紧接着，宋子文又去向司徒雷登求援。
司徒雷登这位美国驻华大使，对旧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十分了解。他虽然是美国人，但是他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从1905年起他开始在中国传教，1919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兴办的燕京大学的校长。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内战。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观望。同年8月，由于美国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一切努力都已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在中国，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如鸟兽散的情况下，没有人理睬司徒雷登，“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在美国，宋子文似乎觉得司徒雷登可以为他撑腰，便登门拜访，同司徒雷登密谈了一个多小时。司徒雷登听了宋子文的“组阁”计划，立刻给宋鼓劲，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寥寥几语，使宋子文受到“鼓舞”。
革命形势越来越严峻，宋子文在暗示和威胁中，更加迷惑了。由于受到司徒雷登的支持，宋子文着手草拟了一份“组成新内阁政府成员名单”，总计有50人。开始，这份名单中有宋子文本人，后来他自己又叫人将他的名字删掉了。
宋子文将这份“新内阁”名单通过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转给司徒雷登。这位大使先生在重复了同意宋子文的想法的话语以后，又明确地告诉宋子文等人，美国国务院不信任蒋介石的军事领导才能，同时又认为李宗仁软弱无力，蒋介石的专横个性使他黯然失色。最好是请蒋介石交出政权，出洋考察。这番话，使得宋子文等人不得不对那份名单重新又进行研究。
10月2日，宋子文等人在美国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和苏联承认新中国的消息。接着，许多国家承认新中国的消息也陆续传来。这样，宋子文等人企图组成一个亲美的“新内阁”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宋子文移居美国之时，也正是国民党内部蒋介石集团同李宗仁集团矛盾日益白热化之时。1949年5月8日，李宗仁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身份从桂林到广州继续任职，但他既无军权，又无财权。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马公岛遥控广州国民党政府。
宋子文来美国后，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力图调和蒋、李之间的矛盾，以延缓国民党政权的灭亡。这也是宋子文的一个梦想。
宋子文首先企图协调在美国的蒋介石的代表和李宗仁的代表的活动。
6月9日，刚刚到达美国纽约的宋子文就给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馆打电话，说要会见李宗仁派往美国的代表甘介侯，为的是告诉他亲蒋派和亲李派应该齐心协力，要他不应只效忠李宗仁而反对蒋介石。
但是，甘介侯并不听宋子文的那一套，他不愿同宋子文合作。甘介侯在华盛顿积极活动，以李宗仁企图建立一条抵御共产党的防线，并以李宗仁、白崇禧有一定的战斗能力为理由，力争美援。
甘介侯于6月9日赴美国国务院会见代理国务卿姆斯·韦布，将李宗仁致国务卿艾奇逊的信件交给了他。甘介侯向这位代理国务卿大肆吹嘘李宗仁、白崇禧残部的战斗能力之后，提出李宗仁需要美国的帮助，特别是道义上和经济上的援助。他请美国发表一份同情国民党政权并且赞同国民政府继续抵抗共产党的声明，还要求美国给一亿美元左右的援华拨款。
韦布对甘介侯的请求没有给予明确答复，只说等国务卿一回来他就研究这个问题。
而甘介侯的活动仍在继续，他拟定了一份军援计划，交给了美国一位参议员。
宋子文听到甘介侯的上述活动的消息后，内心感到十分不安。仅管宋子文这次赴美国，没有任何正式官衔，但是在美国的国民党官员都明白，他的行动代表着蒋介石，他同宋美龄一样都是“尽力为委员长效劳”。宋子文不能容忍甘介侯自行其是，独自争取美国援助。
6月24日，宋子文召集驻美的国民党外交人员在纽约蒋廷黻家开了一次会。他的目的是想“在争取援助问题上协调各方面的行动，并且制定一个提交美国政府的统一计划”。但是甘介侯根本不来参加这次会议，这更使得宋子文为甘介侯独自替李宗仁活动感到不安了。
由于驻美的蒋介石的代表和李宗仁的代表各自独立活动，使美国的一些官员也感到麻烦。美国的一些参议员建议，甘介侯同顾维钧等人联合签署一份全面援助计划。但是，宋子文等人又不同意甘介侯共同签署。宋子文自己拟定了一份两亿美元的美援计划，和甘介侯分道扬镳。
宋子文自己在美国同甘介侯互不相容，却对国内蒋介石同李宗仁的矛盾忧心忡忡。
1949年9月，美国的一些报纸报道了蒋、李矛盾的情况。有消息说，蒋介石推荐任命汤恩伯为国民党军队“东南剿共司令部”总司令，被李宗仁否决。有的消息则详细记述了蒋、李之间的裂痕。
这些消息，使宋子文心绪不宁。宋子文多次同胡适、顾维钧、蒋廷黻等人联名给蒋、李二位拍发电报，力劝他们为国民党政权的前途携手合作。
这些电报自然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
11月21日，香港的报纸报道，李宗仁从桂林到达香港。有的记者说，他的香港之行是因为已和蒋介石决裂，并将组织一个既反共又反蒋的新政党。
12月10日，蒋介石乘飞机逃离成都，飞往台北。
这个时候，宋子文已经彻底失望了，他对华盛顿和中国国内的情况再无兴趣了。12月8日，李宗仁到达美国。宋子文也没有赴机场迎接。
又一个破灭的梦幻！
宋子文来到美国后，很快发现美国的官员们并不是再像以前那样“友好”，美国的一些官员和记者们津津乐道地谈论着宋子文的各种丑闻，这令宋子文十分难堪和不安。
宋家兄妹一个个倒向了蒋介石，而宋庆龄与兄妹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顾往事在华盛顿成了时髦的事情。有的美国情报界人士追述道，孔祥熙曾经用了两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1942年向被占领的上海商人购买货物，卖这些货物的是杜大耳朵（杜月笙）和宋氏家族同日本人共同拥有或者控制的企业。像木头中的蛆虫被鸟喙啄出来一样，这些和另一些新鲜事在闲谈中被挖掘出来，传遍华盛顿，成为人们屏息凝神聆听或手舞足蹈谈论的材料。
美国总统杜鲁门也时常向他的助手们坦率地谈论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1949年5月，杜鲁门听到银行界人士对国会议员说，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杜鲁门立即命令联邦调查局秘密调查这些报告，以便确切地了解钱数和储存地点。
立场坚定本是一个信念，可在风雨飘摇中的人，一个微小的刺激，都可能让他的立场发生动摇。乱花飞絮里，得来俏佳人，一个闯入宋子文内心的女子，从此便定格于此。美国联邦调查局仔细查看了宋子文等人的战时档案，了解到宋子文“开始担任公职时财产比较有限，到1943年1月积累了7000多万美元。”宋蔼龄在美国一家银行拥有8000万美元，宋美龄在美国的一两家银行里存了15000万美元。
对于美国人的指责以及秘密调查，宋美龄极为不满，她愤怒地离开华盛顿，再次隐居里弗代尔的孔祥熙别墅。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子文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他原计划到华盛顿去拜会美国的官员们，但是他很快就不得不取消了这个计划。6月21日，宋子文通过其亲信贝祖贻转告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说宋子文改变了主意，不准备来华盛顿。
后来，宋子文在他的居住地纽约对顾维钧说：“已被华盛顿的共产党分子或同情共产党的分子诽谤中伤到如此程度”，“感到访问首都毫无意义。”
事实上，当时在华盛顿并没有“共产党分子或同情共产党的分子”对宋子文进行“诽谤中伤”。令宋子文伤透脑筋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的资产和存款的调查以及记者们的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向各地机构发出指示，要求调查宋子文所控制的工业、公司或企业的国内银行户头的钱数。尽管有些美国银行拒绝为联邦调查局提供材料，但是联邦调查局仍然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他们发现宋子文的流动资产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他的旧金山广东银行里，宋氏家族的许多成员（宋子文、宋美龄等）在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城市里都拥有公寓大楼和办公大楼。一些公司被发现是宋家拥有或控制的，其中包括孚中国际公司，以及芒诺化学公司。
在那些日子里，美国的各种出版物上都有一些文章谈到中国人的贪污问题。7月13日，美国《商业日报》在头版刊登一篇文章说：“中国高级官员们把政府财产大量转入私人账户被揭发后，国务院受到日益增长的压力，要求冻结中国国民政府在美资产。”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周刊也登载了一篇参议员写的文章。这篇文章揭露了与蒋介石有亲戚关系的某些官员的贪污劣迹。文章最后质问拨给中国的援助款项用到哪里去了。
就连英国的财政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一次自助餐宴会上，也对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的官员们说，那些美国人指的是蒋委员长的家族，包括孔祥熙、宋子文及其弟弟们，都发了大财。他还直截了当地说，宋子文现在到美国来，名义上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利益，实际上是为了谋取他个人的利益。蒋委员长的亲信如宋子文，在商业交易中的贪污行为实在已经到达了罪恶昭彰的地步。
由于不断有关于前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贪污腐败的消息见诸报端，不少文章又直指宋子文本人，使宋子文内心一直忐忑不安。
在爱情的浇灌下，宋子文重振旗鼓，在自己的江山——经济领域里大展宏图。经过一番策划，宋子文提出公布中国银行纽约经理处和纽约的银行审计员之间的信件，表明中国银行没有任何不正常的转账。但是，宋子文的一些亲信们又反对这样做，他们怕欲盖弥彰。他们说，中国银行的信件并不足为证，因为从政府机构的账户中另外有一些是通过别的银行转给私人账户的。如果中国银行公布了信件之后，一些美国的消息来源或各家银行随后又另外披露了公款转给了几个私人户头的话，只会使情况更趋严重。他们还幻想由国民党政府来发表声明，说美国报刊登载的消息是没有根据的。
当然，已经被中国人民彻底推翻了的国民政府是没有也完全不可能来为宋子文发表声明的，宋子文自己怎么也想不出一条“锦囊妙计”，摆脱美国朝野对他的攻讦，只有任其蔓延罢了。
正在彷徨不安时，1950年初，宋子文和张乐怡在美国曼哈顿花园大街1133号公寓收到一份急电，这是蒋介石要他回台湾的紧急邀请电。
1950年2月，他又得到一则消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国民党党员返回台湾，否则注销护照。宋子文立即感到他的护照会出麻烦。
何去何从？是留？是走？都是矛盾重重。
世界首富的异国魂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宋子文对蒋介石的台湾“政府”失去信心，加上同蒋介石集团各派系的种种矛盾，他不愿偏居台湾。
他在美国深居简出20年，1971年划上了人生的句号和感叹号。
有关宋家的财富，一位美国记者披露，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总积蓄已超过30亿美元。大英百科全书称宋子文为“世界首富”。
1950年初，宋子文和张乐怡刚刚在曼哈顿公园大街1133号的一幢公寓住下来，就接到蒋介石请宋子文到台湾的紧急邀请。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写道：
“这很像从意大利黑手党分子发来的一封要他回索伦托（意大利那不勒斯湾南边的一个海港）的邀请信。或者回去看看那不勒斯就死去。”
宋子文表示无意回台，但是蒋介石坚持要他到台湾，并且扬言，如果他不来“就任政府的正式职务”，就要把他开除出国民党的核心集团。宋子文再次拒绝了。
宋子文之所以不愿到台湾去，其原因主要是两条：
其一，宋子文对蒋介石的台湾“政府”已经丧失了信心。在1949年下半年到1950年初那一段时间里，在美国几乎没有人认为蒋介石能在台湾呆上一年以上。认为蒋介石必定失败的舆论空气很浓厚。英国尽管在同国民党政府断交和支持恢复新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问题上采取暧昧态度，没有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于1950年1月承认了新中国。美国国务院通知它的外交人员准备台湾落到共产党人手中，说美国不会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结果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激烈的辩论。麦卡锡参议员带头指责国务院里充满了共产党人。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宋子文多次向蒋介石派往美国的外交人员表示出对台湾政权丧失信心的心境。
其二，宋子文同蒋介石集团中的许多人都有矛盾。当时《纽约时报》曾作了如下报道：
“国民党说，宋子文这位世界上首富之一，宁愿选择辞职，也不愿回到受共产党威胁的小岛。这个岛屿是蒋委员长从他原有的亿万人口大国所剩下的全部地盘，就只是这块避难所。”
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年轻生命的爱情遭到了风雨的残害，悔不当时。宋子文是在南京政府迁往广州前离开中国的。当时，有人提出要宋子文把他的巨额财富的一部分捐献给国民党事业的动议。据说，他的财产分散在法国、南北美洲、南非以及这条线的一些银行里。
迄今，如此间公众所知，他没有理睬这些请求，匆匆离开广州。
蒋介石邀请宋子文去台湾，一是考虑到他同美国的特殊联系，二是想从这位世界巨富腰包中捞些资助，三是蒋宋之间虽有矛盾，但在共同的政治利益上毕竟是一致的。
宋子文精于政坛之道，他是不愿在这个时候冒风险的。他有他的计划。
后来，国民党还以中央党部的名义屡屡催促在美国当寓公的宋子文赴台湾，但也被宋子文拒绝。1952年10月，在国民党“七大”期间，部分代表提出了“党内重大整肃案”，并在次年得到蒋介石的圈定批准。在该案列出的开除国民党党籍者的名单上，宋子文位居第二，仅仅排在孔祥熙的后面。
在美国，宋子文把他的大部分精力用于经营他那日益扩大的金融帝国。但是他的确在金钱上支持“院外援华集团”，因为这样做是符合他的利益的。“院外援华集团”可以在许多方面起作用。
宋子文在曼哈顿住了一段时间。不久，离开曼哈顿，在长岛购买一套豪华的住宅。他用别人替他挑选的画装饰自己的住宅。他承认，那些人在艺术上比他懂行。他还收藏大量的中国青铜器皿，他说这些青铜器也是别人替他选择的。他的宅邸戒备森严，并安装了复杂的警报系统。
在美国的华人中间，有这样的街谈巷议，说宋子文在长岛家里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宋子文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因为他是在美国的最有势力的中国实业界巨头，不少“坏人”靠他生活，一个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雇为分析人员的中国学者向外披露：“这倒不是说宋子文本人是个危险的人。而是说，只要他轻轻说一句话，对中国人的堂社、辛迪加、中国银行以及一些其他叫不上名的恐怖组织的对象，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宋子文狂热地大做石油股票、农矿产品期货和新技术的交易。他正在赢得“世界上最富的人”的名声。
在华盛顿，在哈里曼的桑兹角的别墅，宋子文不时拜访艾夫里尔·哈里曼，跟他谈论中苏争端，试探华盛顿的消息。至于亨利·卢斯，虽然他们有时有书信来往或互致热情的邀请，但他们均未践约。有人说这是因为卢斯夫妇与宋美龄关系密切，因此很难和宋子文会见。宋子文的真正的朋友是他结识的新加坡、香港、东京和伦敦的有势力的财界人士，以及他控制的银行的董事。
随着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崩溃，随着岁月的流失，那些揭露宋子文中饱私囊的国民党的元老派们，再也没有能力攻击他了，而且一个个走向历史的终点。战后，戴笠乘坐飞机摔死在山腰，死因成为谜团。有人说死于大雾迷空，触山坠落，也有人说机上暗藏炸药，有人谋害。陈果夫、陈立夫是宋子文的政敌，陈果夫1948年12月，就迁居台湾台中，1950年担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51年春迁居台北，同年8月25日离世，只活了59岁。陈立夫1949年12月由四川去台湾，1950年8月离台湾去欧洲，后去美国。1968年他又返台湾，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等职。他声称再不涉足政坛，与宋子文的冲突早已不复存在了。
宋子文在美国深居简出，社会交往日益缩小。当然他也有几次活动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
第一次是他派其驻港代表秘密参加杜月笙的“祭奠”活动。杜月笙1949年4月去香港，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逝。在临死前，他当着为其祷告的牧师的面，哀呼了几遍“耶稣救我”、“耶稣救我”，充满着空虚、绝望之情。在杜月笙死后，宋子文除了致唁电外，另嘱香港广东银行代订祭菜全席，送到灵堂，由他的驻港秘书代祭。
势力剥夺了一个人的幸福，从此忧伤飘来。第二次是1958年宋子文返回香港。这一举动再次引起海内外舆论界的广泛关注。12月11日居住海外长达9年的宋子文突然返港。12月18日中午，宋子文在余东璇私邸，以一顿简单的西餐，招待香港20多位记者。
宋子文事先发了请帖，并请一位和新闻界熟悉的亲信分别打电话通知，计划得比较周到。他还请到了三位亲信，专门负责招呼客人。
参加招待会的记者报道说：“宋显得苍老而瘦削，发已半白，但精神仍健旺，他这副模样和神态，如果不事先知道他是宋子文，至少得定睛端详，仔细忖量，方能认出。他说，现在的体重已较前减轻20磅。”
“一个同业说，我们新闻界这次失败了，因为宋子文到了香港后，我们还不知道。另一个同业说，大概因为宋子文先生瘦了，所以没有被认出来。”
席间，记者们一一提问，宋子文都不作正面答复。
他时而反问道：“你的意见如何呢？”
时而又说：“这是所谓Leading Question，很难答复！”
他说：“我对这方面没有注意！”
还说：“照你的想法，我该怎样？”
继而回答：“等我将来有了研究再奉告！”
不过，在一位记者单独访问宋子文时，他做了些答复。
记者问：“在美国当然和蒋夫人见面了？”
宋子文回答：“是的！”
记者又问：“她在明年元旦前不会回台北罢？”
宋子文说：“她在美国有很多朋友，也有很多事要做，短期内不会离开美国的。”
记者又提出一个众人十分关心的问题：“你几时去台湾呢？”
“过了圣诞节，我在这里有很多朋友，广东方面的，上海方面的，来此就是为了看朋友，并在香港度一个圣诞节，别无其他任务。”
也有的记者问宋：“返台湾是否有什么新的政治任务？”
宋子文回答得也十分直率：“我已是望土之人了，和政治生活已隔得太久了，不准备再搞了。”
这次午餐会非常清淡、宁静，许多人不明白宋子文为什么请新闻界吃这顿饭。
实际上，宋子文举办这次招待会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向台湾传递信息，争取回到台湾。
尽管宋子文曾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将去台湾，但并没有成行。
1959年1月12日下午4时，宋子文偕夫人张乐怡乘泛美航空公司飞机赴马尼拉，并取道回美国。香港《华侨晚报》透露：“宋氏此次离港，行踪秘密异常，当日虽其至爱亲朋，亦不告知。”
来港时，宋子文招待记者，精神健旺。离港日寸，行动秘密，匆匆而去。其中奥秘何在？
香港《自由日报》作了这样的报道：
“原来宋氏此次离美东来，本有意复出为国家效力，最初之打算是宋氏出主救济总会并由宋氏先垫出美金1亿元，辅导国家财经建设，并扩大海外救济工作，因年来救总会由谷正纲主持，外间颇有烦言，若换一个宋子文，自能将工作圆满推进，因宋氏有的是钱，而救济工作则非钱不行也。”
内幕的报道并说，如果此事能顺利进行，则宋氏复出之第一步工作算是完成，而第二步则是宋氏由主持救济事业进而兼涉财经任务。所传宋子安赴台为其铺路，即是如此。宋子安赴台后，即分头和若干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接洽，同时并进谒某巨公（蒋介石），试探当局意见。
宋耀如让他的3个儿子都去美国学了经济。孰不知，他们学成归来之后，虽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更多的是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聚敛“围剿”工农红军的钱财。使宋子安感到犹如冷水浇背的是，某巨公谈当局对宋子文之复出，如果单是协力于救济总会工作，是无问题的，如果要进一步重登政治舞台，以宋氏过去遭到各方的不良反应来说似乎目前尚非时机。当局之意如此，宋子文遂不得不知难而退。
当初，宋子文拒不接受蒋介石的邀请，避不回台，而这次，当他有意回台时，台湾当局却表示“宋氏过去遭到各方的不良反应”，“目前尚非时机”。看来，宋子文夫妇只有长期滞留美国了。
直到1962年2月，宋子文终于接受了蒋介石的访台邀请。
他在蒋氏夫妇在台北以北的别墅中住了几天。他同“未透露姓名的官员”进行了会谈。返回美国后，宋子文向哈里曼详谈此行情况：我似乎是在试探，看看美国是否改变了支持蒋介石“光复”大陆的态度。约瑟夫·艾尔索普对哈里曼说：“委员长和蒋夫人对子文深恶痛绝，请他去台湾，只是因为他们认为，他善于分析美国政府的意图。”
有位西方作家认为，蒋介石显然认定，虽然他无法使子文拿出钱来，他至少可以使宋子文对华盛顿施展他的老魔术。可是他错了。子文虽然有居高位的朋友，但是他不再想花力气了。“委员长”的愿望当时没有实现，后来也没有实现。
宋子文的小弟弟宋子安在1950年以后就被他的母校哈佛大学列为“下落不明的人”，意思是说他们同他失去联系。实际上，他在旧金山，是那里资金雄厚的广州银行董事长，直到1969年2月死去。
1969年3月，宋子文又一次抵香港，出席宋子安的葬礼。那一次，宋庆龄曾从北京拍去了唁电。
宋子文的二弟宋子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处理租借物资。他的家业在纽约市。后来，他变成一个神秘的人物。华盛顿的有关人士说，子良在20世纪50年代当过财政部的秘密顾问。他具体干些什么，他们不愿说。但是，财政部的人士则否认这种说法，他们宣称，在他们的档案中根本没有叫宋子良的人。
1971年4月，宋子安去世以后两年，宋子文已经77岁了，他与张乐怡再次去旧金山访亲会友。4月24日晚，他们的老朋友，广州银行的爱道华·尤在他旧金山家里设宴款待他们。这天晚上人们的举止很优雅，宋子文还是以他通常的方式很快吃了许多道菜。突然，他停食了，面露惊恐地站了起来，喘不过气，很快便倒在地上。过了一会儿，他就死了。尸体解剖表明，一小块食物堵在他的气管里，他的颈部神经向他的心脏发出紧急信号，可是他的心脏太弱，不能承受这种压力。
对于宋子文的猝然去世，台湾当局的反应是不冷不热。“副总统”严家淦、“考试院长”孙科等官员发去了唁电，蒋介石“颁挽”了一块题有“勋猷永念”四字的匾额。台湾《中央日报》刊载了《宋子文事略》，内称：“宋故院长一生热爱祖国，于北伐、抗战与戡乱诸役，或主持政府度支……或主持中央与地方政府，皆有重大贡献……大陆局势逆转后，他出国赴美。在旅美期间，仍时以祖国情况为念。”这算是台湾当局对宋子文的最后评价。
宋子文的一生，因其特殊的家族背景，往往家事与国事搅在一起，纠缠不清，与姐妹的手足之情也不能不受到政治的影响。他与二姐宋庆龄早已分道扬镳，数十年不能谋面。1949年后，宋氏其他兄弟姐妹也是各奔东西，难以相见。
宋子文的去世，本给宋氏三姐妹的相聚提供了一次有利的机会。当时，中美两国政府正在进行秘密的接触，以求改善关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想通过宋氏三姐妹奔丧的机会推进中美两国建交，为此他邀请了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宋庆龄、在台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和当时在美国的孔祥熙夫人宋蔼龄前来参加宋子文的葬礼。
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美国去世。邀请发出后，美国当天就收到了中方的信息：“宋庆龄副主席赴美参加宋子文的葬礼，由于中美尚未建交，没有直达航班，现在通过美国航空公司联系专机，经伦敦飞美国。”同时尼克松总统获告宋蔼龄赶来参加胞弟的葬礼。宋美龄已经乘专机由台湾启程来美，当晚在夏威夷休息，翌日直飞美国。
尼克松总统获得上述信息后，当即决定让基辛格准备秘密访问中国。正当他们两人商议如何利用宋子文的葬礼，推动中美两国外交进程时，却收到了一份意外的情报：夜宿夏威夷的宋美龄得到了蒋介石的通知，勿入中共统战的圈套，停止飞赴美国参加葬礼。随后，死者亲属又收到孔家的电话，说宋蔼龄临时决定不来参加胞弟的葬礼了。尼克松总统闻之瞠目，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最后，他通知有关部门，立即电告蒋介石，说明宋子文的葬礼是宋氏家庭的私事，和大陆的中共无关，希望宋美龄女士应邀来美出席其兄葬礼。
一天两天过去了，依然留居在夏威夷的宋美龄仍无登机的消息。宋子文葬礼的前一天，又突然收到中国政府的通知，由于包租不到专机，宋庆龄副主席不能应邀赴美参加胞弟的葬礼。对此，尼克松长叹一口气，遂又作出了决定：把宋庆龄女士不来奔丧的消息通知蒋、孔两家。大姐宋蔼龄、小妹宋美龄能赶来参加葬礼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都是一种安慰。
结果又使尼克松总统大失所望。宋美龄因恐怕是政治圈套，索性乘专机飞回了台湾，就连在美国的宋蔼龄也仍然犹豫不决。为了等待她的到来，宋子文的葬礼只好由上午改为下午进行。尼克松总统当时只说了一句话：“我真不理解你们中国人”。
5月1日，在纽约市中心的一个教堂里举行了宋子文的追思礼拜。参加者有宋子文的遗孀张乐怡和3个女儿、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以及顾维钧、台湾驻美“大使”刘锴等数百人。宋氏三姐妹均未出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