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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美国轰炸机“埃诺拉·盖伊”号8月8日，莫洛托夫又正式接见日本驻苏大使佐滕，发表声明称：“同盟国鉴于日本拒绝投降，乃邀请苏联政府参加对日本之侵略作战，以缩短战争期间，减少生命之牺牲，协力迅速恢复全面和平。苏联政府为履行其对同盟国之责任起见，乃接受同盟国之建议，并已参加本年7月26日之宣言（即波茨坦宣言），苏联政府认为此项政策，以其本身而论，可早日导致和平，使人民自再行牺牲与受苦难中获得解放，并使日本人民获得一项机会作无条件投降，避免德国所受之危机与破坏。苏联政府有鉴于此，声言自明日即8月9日起，苏联将认为本身与日本人于战争状态。”
8月9日，百万以上苏军，即自东两二方向沿2000英里的前线攻入已为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与日本关东军发生激战：苏联军队越过300英里的西伯利亚地区，自海参崴以西80英里的长春至海参崴以北250英里的呼图，四路逼近满洲里。当时日本大本营广播说，东三省的日本防军为自卫计正予迎击，战事于各线猛烈展开。苏军以空军为前驱，轰炸东三省海拉尔、哈尔滨、佳木斯、吉林及朝鲜北部罗津、元山的交通中心。苏军于午夜对口提出宣战后，数分钟即展开辽东的首次攻势。日本紧急动员东三省的伪军，同时伪满傀儡政府于4时颁布“全国自卫法”，并于9时召开紧急国务会议但这些都足于事无补的，苏联的对日作战，加速了日本的投降。
宋美龄的美式教育给了她个性的绝好展示，她以自己的创新和时髦领尽风骚。在这样严重的压力下，8月10日日本外相不得不向苏联驻日大使玛立克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亦同时建议接受波茨坦公告，并以下列照会分致瑞典及瑞士政府请其转致中、美、英、苏四国：“日本天皇深望促成世界和平，早日停止战争，俾天下生灵得免战争之继续而沦为浩劫。日本政府为服从天皇陛下之圣旨起见，已于数星期前请当时仍居中立地位之苏联政府出面斡旋，俾对诸敌国恢复和平，不幸此种为促致和平之努力，业已失败。日本政府为遵从天皇陛下恢复全面和平，希望战争造成之不可言状痛苦能迅速终结，乃作如下决定：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领袖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发表，其后经苏联政府赞成之联合宣言所列举之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说：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失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政府竭诚希望此一谅解能获保证，且切望关于此事之明白表示，能迅速获至。”这时，中、美、英、苏虽然还要交换关于日本投降的意见，但无论如何，日本已无再战的勇气，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经确定无疑了。
苏联出兵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苏会谈迅速达到了高潮。8月11日，双方又举行了一次会谈。中国方面出席的是宋子文院长、工世杰外长、胡世泽次长以及蒋经国、刘泽荣等，苏方出席的则为外长莫洛托夫，副外长洛索夫斯基，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等。14日，莫斯科即广播称：中、苏两国已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关于共同利益及其他一切问题，亦已成立完全协定”。至此，中、苏会谈结束。
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国民政府代表此次赴苏会谈，最后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上述条约于8月14日在莫斯科签字后，8月25日即已为苏联政府所批准，中国政府于8月24日提经国民党中央1945年8月，宋子文赴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及立法院认定批准，25日业已完成批准手续，其内容要点为：
风华绝代的宋美龄。（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约签订目的，在求中苏共同对日作战至完全胜利为止，并求防止日本再度侵略。条约中规定，如他日任何一方再被日本攻击，他方即予军事援助。至于缔约国在联合国宪章下所有之权利义务，则不受本约之影响。本约有效期为30年。
（二）苏联对华三项声明。第一，苏联声明，给予中国以道义的军需的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此项援助完全给予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第二，苏联重申尊重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第三，苏联声明，对于新疆问题，苏方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三）外蒙问题。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外蒙如依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中国当承认外蒙独立。苏联声明，苏方将尊重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四）关于中东路及南满路问题。中东及南满两路之干线（合称为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有经营，以30年为期，期满无偿归还中国。该路纯为商业性质之运输事业，其路务由中国政府组织，不由铁路自办。除中苏两国共同对日作战期外，该路不运苏联军队。
（五）关于大连问题。中国政府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航运一律开放。大连一切行政权属于中国，惟港务长由苏籍人员担任，开放期定为30年。
（六）关于旅顺问题。在中苏旅顺协定有效期间30年内，以旅顺口为中苏共同使用之海军根据地。该地区民政归中国管辖。在该区域内并设中苏军事委员会，以处理有关共同使用等问题。
（七）苏军进入东三省后之行政问题。中国政府派遣代表及助理人员在业经收复区内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国民政府并派军事代表团，驻在苏军总司令部，以资联系。
（八）苏联军队撤退问题。斯大林声明，在日本投降后三星期内开始撤兵，最多三个月内苏军全部自东三省撤退。
《中苏友好问题同盟条约》等条约举行签字仪式时，中国方面原拟宋子文在条约上签字，因苏方提出不由斯大林而由莫洛托夫外长在条约上签字，所以中方亦由外交部长王世杰在条约上签字。斯大林和宋子文出席了签字仪式。
8月15日，宋子文自莫斯科赴华盛顿，次日，王世杰等离苏同国。
1945年8月，时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偕长女宋琼颐从莫斯科抵达华盛顿1945年8月24日，日本投降之后，重庆举行批准联合国宪章签署典礼，蒋介石发表演讲，题为《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全文共6000余字，分四节：一是承认外蒙合法独立。二是予西藏高度自治。三是希望与泰、越、缅恢复正常关系。四是依外交途径解决九龙香港问题。但九龙香港问题并未解决，外蒙独立却得以实现。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承认外蒙独立公告如下：“外蒙古人民于民国34年10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2月，蒙古政府派遣副主席齐米特多尔济、苏龙甲布率代表团一行前来重庆，与同民政府商谈建立邦交问题，决定互换外交代表。2月13日开始，中蒙建立外交关系？蒙方代表苏龙甲布称：中国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与蒙古建交的国家。
解放战争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突然后悔起当初的行为，于是推翻了过去的决议案。这就是后来台湾的中国版图包括外蒙古的缘由。
第五章 巨子何去何从？树倒身首异乡
金融界的风云
日本投降后，四大家族大发劫收财，乘机膨胀官僚资本。国民党接收大员“五子登科”，抢占房子、车子、条子（黄金条）、女子、票子，激起民怨沸腾。
身为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在检讨报告中摆出各种理由，为自己和政府开脱罪责。
事实胜于雄辩。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件件质询案，使宋子文理屈词穷。
经过全国人民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坚持独裁内战的方针，在军事上抢占战略要地，在经济上则派遣大批官员到收复区接收敌伪物资，掠夺人民财产。
在日本宣布投降之时，宋子文还在国外：宋子文1945年8月下旬回国不久，就主持了接收敌伪物资事宜，乘机膨胀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
1945年9月5日，重庆国民政府决定，在陆军总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委员，谷正纲、肖毅肃为副主任委员。各战区、各省市亦相应设立党政接收委员会。
宋子文于1945年10月呈请蒋介石批准，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负责，各省市相应设立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
宋子文此举，实际上是将原来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主持的敌伪产业处理大权，集中到行政院的直接掌握之下。
当时，形形色色的接收大员涌入收复区，以接收日伪财产为名，大肆劫掠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资财。这些接收大员每到一地，首先抢占房子、车子、条子（黄金）、女子、票子（钞票），被人们讥讽为“五子登科”尽管宋子文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国民党接收大员们“五子登科”的贪污舞弊现象，但是仍然为国民党政府聚敛了大量财富。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宋子文于10月11日到达上海，以“遵照总裁谕令”为名，限各国民党机关及军队3日内将所有接收封存物资，开列清单报告。同时，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处，接收各机关所封存的物资。
此后，宋子文又亲自前往北平、天津、青岛、广州等重点地区，召集各地方军政官员，会商和布署接收处理事宜。
平津地区特别引起宋子文的关注。宋子文于12月底到达北平后，于12月31日在居仁堂召集平津地区国民党军政要员30余人开会，其中心议题就是“调整接收处理事项”。紧接着，宋子文又于1946年1月1日，在北平发表演说，宣称要“对内力谋恢复交通，稳定物价，对外确定汇率，发展国际贸易”。1月2日，宋子文设午宴招待全体在北平的参政员，听取他们关于北方各问题的意见，谋求得到他们的支持。
宋美龄在开罗会议上，尽展自己才华与智慧。被丘吉尔誉为他在世上最欣赏的少数女性之一。显然，无论是在国民政府内，还是在各省、市、各地区，究竟由谁来掌握敌伪产业的接收处理大权，无疑是一件令许多人眼红的大事。它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权力以及物质利益的再分配问题。
为了这种“再分配”，宋子文绞尽脑汁，费尽口舌。北平是历史古城，名胜古迹比比皆是。但是，宋子文来到北平后，根本无暇出门，“几乎终天都呆在居仁堂”，同有关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们讨论敌伪产业究竟该属哪个机关接收。
“屋漏偏逢连夜雨”，遍体鳞伤的宋子文来去都已憔悴经过一个星期的争争吵吵，通过一次又一次地讨价还价，许多事情仍然难以决定。最后只是初步决定了几个原则：
（一）未开工而性质相同的工厂，合并开工。
（二）敌伪为战争临时需要而设，而目前缺乏市场之工厂，一律停办。
（三）敌人在战时所设的各种经济机构，一律取消。
1946年1月7日，宋子文离开北平，赴天津“视察”。临行前，有报刊对他的这次北平之行作了如下报道：
“宋院长在北平已经完成他大部分的工作，明天就要到天津去。那里的大沽新港和几个大工厂，将是他视察的主要目标。宋院长落平一周，办理了两件大事：邮电加价暂缓实行。如果按照全国一律的价格，华北人民将以两块钱送一封信，变成二十元送一封信，新闻记者拍急电到上海去将从每字八角跳到两元，一旦实行，以对物价的影响，不问可知。他成立代表最高权力的政院办事处，解决接收中不合理的现象，一个大门只准贴一个封条，而且还要迅速地把这一个封条撕掉，让里面的马达转动起来。”
实际上，这两件“大事”只能算一件。邮电加价暂缓实行，仅仅是“暂缓”几天而已。不久，由于宋子文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失败，更由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濒于崩溃，全国各城市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心惶恐。而成立所谓的“政院办事处”，掌握接收敌伪资产的权力，这可能称得上是宋子文在北平办的一件“大事”。
亲密的姐弟关系，却因各自利益的得失，而越来越疏远。此时的亲情显得有些不堪一击。经过宋子文的紧张活动，上海、北平、天津、青岛、广州等地区的大部分敌伪产业均被其“接收”。如平津地区有163个工厂改由国民政府经济部重新接收。据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行政院公布的数字：共接收敌伪物资价值6200亿元之巨。其实，这个数字已被大大缩小了，因为大量的敌伪物资在接收过程中，被接收大员鲸吞、隐匿、变卖了。
宋美龄会见鲍罗延夫人。在对敌伪产业的接收处理过程中，尽管贪污舞弊现象极为严重，以至于人们讥“接收”即“劫收”，但是宋子文仍为蒋介石政权聚敛了大量财富。据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统计，仅中央银行就接收伪中央储备银行库存黄金55.3492万两、白银763.9323万两、银元37.1783万枚、美金550万元，伪中国联合银行库存黄金17万两、美金1020.1460万元和2.6544万英镑。另外，各城市还陆续上缴处理敌伪产业所得收入。仅平津地区，便上缴所得收入1000亿元，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浙皖区则解空3800多亿元。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集团在“接收”的名义下，攫取了日伪榨取中国人民血汗聚敛的巨额财富。
宋子文还利用划归行政院的资源委员会，控制了全国的钢铁、煤矿、石油、有色金属、电力、机电、化工等行业，并扩展到水泥、糖、盐和造纸工业。还成立了中纺公司，接管了日本在华全部纺织设备。他还在资金、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方面大力扶植上述为国民党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这样，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以空前的速度迅速膨胀，众多的民族工商业则日益陷入困境。
将自己的青春挥洒在这个政府，得来的却是蒋宋积怨的加深，乃至爆发。宋子文指令财政部以大大压低币值的伪币收购办法，对各阶层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1945年9月26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11月21日，公布《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前者规定流通于华中和华南收复区的伪币中储券200元兑换法币1元，后者规定流通于华北沦陷区的伪币联银券5元兑换法币1元，并规定限期、限量兑换。按照当时这些地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批发物价总额比较，这两种伪币与法币的实际比值分别约为35：1和0.5：1。据有人估计，仅通过这种掠夺式的货币兑换手段，国民政府就从“收复区”人民手中攫取了2亿美元之巨。
抗战胜利时，收复区的人民曾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抱有很大的希望。然而，这种掠夺式的“劫收”，使人们对它抱有的希望迅速归于破灭，广大收复区民众无比愤慨地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有的报纸公开发表文章说：“这一带无万的人民都曾为胜利狂欢过，而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大众不得聊生。他们痛苦极了，比未胜利时还痛苦。”文章称国民党政府的“接收”给广大人民带来“一片胜利的灾难”。
宋子文离去，蒋介石面露欢颜。而宋美龄却为此愤愤不平，毕竟一奶同胞，血浓于水。美国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也承认，“国民党文武官员在自日本手中收复之地区中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域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他们自己的声望”。
淡然回首，浮华依旧，斜睨一笑，风华万种。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历时17天，通过了一系列议案，全面推翻了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各种决议，继续坚持独裁统治。
3月9日，作为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在六届二中全会第九次会议上作了政治报告。这个名为“政治”的报告，实际上是“经济”检讨报告。宋子文说：“本席今天奉命作政治报告，在政治方面包括的部门很多，行政院已经将一般的工作报此时的外滩上，平常的百姓为生活而艰难的忙碌。而彼时的黄浦江上却是恶浪滚滚。告印好，分送各位同志检讨……今天本席报告的，是当前最要紧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目前的经济状况，可以说人人都不满意，这是势所必然的。即本席个人，亦觉得不但不能满意，而且是极不满意的一个人。不过本席绝对没有推诿卸责的意思，现在但用事实向各位同志报告，历史敦训我们，没有过去，即不能有现在，没有现在，不能有将来，所以要谈经济状况，必须要追想过去，要明白现在，然后可计议将来。”
宋子文这个报告的开场白，有两点值得注意：
在西安事变后，宋子文觉愧对朋友，一怒而走上海，张学良从此失去自由逾半个世纪。第一，他提出经济问题，“是当前最要紧的、最严重的问题”。这个提法是十分微妙的。蒋介石在六届二中全会的开幕词中说：“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又是密切相关的，政治问题得不到切实的解决，经济建设就无法进行。”显然，当时，蒋介石将所谓的“政治建设”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宣布：“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的修改宪草原则有若干点实在与五权宪法的精神相违背，这不仅各位已经感觉到，我个人也有同样的感觉。”“我绝对不会抛弃五权宪法而不顾的。”要“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蒋介石的这些讲话，宋子文都是亲耳听到的。但是，宋子文在会上称“经济问题”为最要紧的问题，这是否表示了宋子文的歧见呢？
第二，他企图推卸经济状况日益混乱的责任。尽管他声称“绝对没有推诿卸责的意思”，但是，又提出要“追想过去”，“明白现在”实际上是把责任全部推掉。
胡适，学者、诗人。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著闻于世。因他与孔祥熙交好，孔为自己利益向蒋进言将其派往美国任大使，但与宋子文颇有矛盾。宋子文在报告中，将财政经济状况混乱的原因归咎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日军的“最后一战”，“支出日见增大”。他说，他奉命担任行政院长之时，正是日军向贵阳推进之时，也是抗战最危险的阶段。支出一天比一天膨胀，收入一天比一天减少。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抗战虽然胜利，战争已经结束，而因为在这样长久的抗战期间，所受的物质和人事的损失，财政上的损害，以至有今日经济上这样的困难。”
第二，“战后英、法诸国经济同样困难。”
第三，“我国经济不安。”宋子文又谈到了经济不安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一切重要的物资，因为抗战中长期消耗，全国物资供应不能平衡，物价自然上涨。其二，抗战期间，后方区域缩小，收入日益减少，支出却是日增。其三，交通方面因长期战争，敌人破坏及经济封锁的结果，交通工具逐渐减少，运输工具逐渐减少，运输物资的效能也日形低落，几乎达到完全停顿的状态。其四，经济生产能力，因原料缺乏，交通阻滞，并受敌人之破坏等种种关系，以致日趋薄弱。
宋子文谈了这么多的原因，没有一条与他有关。
怎样改变经济的混乱状况呢？
宋子文报告了他所采取的措施。其中主要的有三条：
无限风光成往事，何妨乘风远扬，终老异乡第一，“为谋收支平衡，同时裁军增税”。他说，政府的应付方略，是谋收支平衡。他认为，“政府支出最大的是军费”，在抗战时期为争取胜利，不能裁军队，现在抗战结束了，此次在南京举行军事会议，由253师减为90师，国家负担可以减轻。
第二，“整顿税收之外，处理敌伪产业”。他说：本席也听到有人批评，说接收敌伪产业情形紊乱。这大概是指开始期而言。在日本投降的时候，本席还在国外，但既然担任行政院长的职务，在开始接收时的紊乱情形，本席当然不能辞其咎的。接着，他又自我表白了一番。他承认在开始接收时，党政军各机关去接收的有十几个机关，封仓库、封房屋、拿汉奸嫌疑人犯，情形紊乱得很。但他认为在行政院主持敌伪产业接收事宜后，情况有了改变。
第三，“开办对外贸易，采用弹性汇率”。他所说的“对外贸易”，实际是争取美、英援助。
宋子文还在一次发言中提出，现在情形已不同于抗战期间，必须减低国库负担最重的军费。
对于这个“报告”和宋子文所主持的行政院的工作，国民党的代表们感到不甚满意，并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中，对宋子文主持的行政院的工作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该《决议案》指责行政院的工作“实未能满足此一重大时期之要求”。“政府对于六全大会所定政纲执行不力，尤以财政经济多所贻误，均无可讳言”。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惟有归去。该《决议案》对行政院的工作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检讨”：
一、多年以来，官僚主义早已构成政治上最大弊害，而以敷衍塞责，假公济私为尤甚。
二、公教人员及军警待遇不合理，为年来效率低下、纪纲废弛之一大原因。
三、机构之庞大繁复与法令之纷歧抵触，以致权责不清，减低效能。
四、人事与政策之不相配合，为政治上一畸形现象。
宋子文作的《政治报告》，遭到国民党内许多人的抨击，并且见诸文字，言语之尖刻，态度之严厉，是他料所不及的。
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以后，蒋介石积极进行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宋子文继续受到国民党内各派系的责难。
1946年3月20日，国民党召开了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大会，企图使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撕毁政协决议的做法合法化。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这次会议。
1997年3月，宋美龄百岁大寿，台湾政界与各界纷纷派代表前往致贺，而百岁的宋美龄风姿绰约，历百年仍存。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当天上午，由翁文灏代表行政院作经济报告。许多人对这个报告不满意，书面的、口头的质询达70多件。由于质询太多，翁文灏实在无法一一答复，只得临时决定改期答复而散。
当天下午四时，宋子文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茶话会，招待参政员们。宋子文还在会上简短致辞，对参政员们的光临表示欢迎。但是，整个茶话会秩序混乱，一部分人一哄而散，弄得宋子文十分难堪。
在人间争斗了半生的孔祥熙和宋子文，去世后却又成了“邻居”，不知在另一世界的他们可还会继续人间的故事？在国民参政会3月22日上午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宋子文作了政治报告。他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谈经济问题。他承认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全国同胞“痛苦依然存在”，衣食住行四大需要都无法满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税收负担太重，而国库负担最重的是军费。怎样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呢？他提出的办法是：向美国借款，买棉、买布、买粮食、买船。当时，有的报纸评论说，宋子文的办法是“样样都伸手向美国要，连房子都要从美国搬来”。
宋子文报告完毕，各参政员提出书面和口头质询案65件，一些质询案暴露了四大家族及其亲信的罪恶行为。有的参政员在会上批评“行政院政策不一致”，有的参政员指出宋子文应对财政经济困境负责任，也有的参政员在询问中，请“宋院长拿得起、放得下”。这是规劝？还是嘲讽？宋子文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事实上，不论国民党中央怎样责难宋子文对“财政经济多有贻误”，也不论参政员们如何让宋子文“拿得起，放得下”，此时此刻的宋子文，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无法改变国民党政权财政经济极端困难的形势的。对此，宋子文似乎也有点自知之明。
虽笑容可掬，可江河日下，风光不在，无限凄凉。1946年6月20日，宋子文在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一再流露对财政经济“没有办法”的心态。
在记者招待会上，有的记者请宋子文谈谈“关于和平前途”问题。
宋子文回答说：“本人一向乐观，且对国运前途具有信念，但能双方让步，定可获得结果。”
有的记者问：“停战期满，和平仍无望时，又将如何？”
宋子文答道：“望爱国心高于一切，在无希望中寻找希望。”
在这次招待会上，宋子文一再说：“没有和平，则财政、经济整个都没有办法。”
这种说法，引起许多记者不满意。有的记者一再追问：“如和平不能实现，就绝对一无办法吗？”
在记者们的追逼询问之下，宋子文只好说：“尽量想办法而已。”
宋子文在这里所说的“双方让步”，谋求和平前途的话语，显然是站在维护蒋介石反动政权利益的基点上，掩饰蒋介石挑动内战的罪恶活动。在宋子文对记者发表谈话的几天后，国民党反动派以围攻鄂豫边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在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蒋介石声称，只需3个月到6个月，他就可以取得胜利，他的参谋总长陈诚也吹嘘说：“也许3个月，至多5个月，便能整个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蒋介石反动派对于人民革命力量从来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毫无让步而言！
宋子文承认的“财政、经济整个都没有办法”确是一句真话。宋子文十分明白，以巨额军费为主的预算外支出，是平衡财政收支的最大困难，也是导致依赖中央银行垫款滥发通货的主要原因。尽管他作了些努力，但是在蒋介石庞大而又日益骤增的军费面前，他的种种减少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方面的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
他的确在“尽量想办法”，他的办法就是实施“开放外汇”、抛售黄金的政策，这些政策能否帮宋子文摆脱困境呢？
想尽办法缓危机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又把中国推向苦难深渊。
为了缓解财政金融危机，宋子文想出招术：开放外汇，抛售黄金。结果通货膨胀如脱缰的野马，一日千里，国民怨声载道，要求撤职惩办宋子文。
四面皆楚歌，惟有辞职一条路。
宋子文辞职后，宋美龄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他们把我哥哥当替罪羊了。
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后不久，美籍顾问杨格于1946年初许诺美国将给宋20亿美元大借款。有了这张空头支票，宋子文在一段时间里颇为得势，在中央银行等金融机关中，安插亲信，排斥异己。杨格为了满足美籍商人的要求，极力主张开放外汇市场。宋子文也以挽回法币的信誉，维持法币的币值为名，极力主张依靠美援、用黄金和外汇来回笼法币。
1946年3月4日，宋子文以行政院的名义公布了《管理外汇暂行办法》及《进出口暂行办法》。其主要内容为：
（一）把外汇汇率由美元1元比法币20元，改为美元1元比法币2020元，设置5亿美金的外汇基金，并指定中外银行27家为买卖外汇的指定银行，充分供应外汇。
（二）划分进口为自由进口、许可进口和禁止进口三类。出口除特定禁止出口品外，其余都可自由出口，但须先结汇。
岁月流逝，美人依旧，多的却是岁月的风霜。在这种所谓“开放外汇市场”的政策下，四大家族集团趁机捞取了大量廉价外汇。从表面上看，在外汇管理中，是“充分供应外汇”，而实际上，国民党政府只对与四大家族有关的人物和企业充分供应外汇，并且按官定低价结汇，而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则拒绝提供外汇。这样，仅在开放外汇市场的短短一年内，宋子文的“孚中公司”，就从中央银行拿到外汇达153.7万元美金。孔祥熙的“扬子公司”，也从中央银行拿到180万元美金的外汇，他们用以进口美国货，从中牟取巨额利润。
这种所谓“开放外汇市场”的政策，更加便利了美商对中国进口贸易的垄断，从而使美国商品潮水般地涌入中国。1946年春，美国运到上海的物资堆积如山，南京政府动员了上海所有的起重机，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才全部卸完。这一年，美国商业性输华商品总值3.2亿多美元，占中国商业进口总值的57.2%。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到台湾后的蒋氏夫妇更加珍惜彼此的感情。1946年，由于美国物资的大量倾销，导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巨大赤字，入超近4.12亿美元，创中国历史的最高纪录，比抗战前的1936年7000万美元，增加了近5倍，结果使南京政府的外汇储备大量消耗。
所谓的“开放外汇市场”的政策，使得南京政府的外汇基金濒于枯竭。在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掌握了600万两黄金和9亿美元外汇。但是，仅仅在1946年3月4日至1947年2月15日近一年时间里，就动用了外汇美金4亿元，英镑1763.5万镑，港币2787万元。
一方面外汇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宋子文幻想的20亿美元大借款，却如同画饼充饥。在这种形势下，宋子文想出了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变更外汇官价。
1946年8月17日，南京政府宣布汇率从2020元调高为3350元（即美金1元等于3350元，调高65%）。汇率变动以后，市场掀起大波，情况日趋恶化。美钞黑市自9月19日起，五天之内狂涨至4450元，比官价汇率高出1/3。结果其他物价跟随上涨，人心惶恐，市场动荡不安。
还有一个办法是限制进口。
美籍顾问杨格见情势不妙，称病辞职，撒手不管。宋子文不得已，又请英籍顾问罗杰士和马克想对策。他们两人提出了两项建议：其一，课纱厂重税。理由是纱厂获利极厚，因为自1946年3月至1947年3月，棉价上涨只2000倍，纱价上涨到4000倍以上，市场上抢购美钞的大户，多半就是各大纱布厂家，所以他们主张应当课以重税，来弥补因大量外棉进口而受到的巨额外汇损失。其曾是风光一时的“第一夫人”，如今苟存于一岛，宋美龄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华发顿生，憔悴身心堪比黄花。二，即速限制进口贸易，设法推广出口贸易。这两项建议虽不是什么仙方妙药，对于一时维持汇价，稳定币值，或许不无小补。
但是，宋子文也有他的考虑。对于纱厂课重税的建议，认为有损自己的利益，无意实行。因为被他控制的中国纺织公司占全国纱锭总数的一半还多，是宋子文手中的一张王牌。若单课其他私人厂以重税，又恐遭人攻击，道理也说不过去。因此，他只采用第二项建议而放弃第一项建议。宋子文请英籍顾问罗杰士及马克、英籍职员吉勃脱共同草拟“修正进出口贸易办法”，并于1946年11月15日颁布实行。可是，美国商人表示坚决反对，这个所谓“办法”只能是一纸空文。结果，大量的美国物资仍然倾销到中国内地，中国的对外贸易的巨大赤字日益增加。南京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于1949年2月17日再度严禁外币买卖，对外贸进口采取限额制。同时，把法币对美钞的汇率再次调整为每1美元合法币1.2万元。随着官定汇价的不断变更，美钞黑市直线上升，法币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在1946年8月，宋子文同美国特派员还就美军在华的驻军费用进行过单独磋商，使中国不但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美金外汇现款，反而蒙受了极大损失。1942年6月起，美国根据《中美互相协定》派军队来华，截止1944年止，美国先后只付给2.5亿美元来抵偿美军在华应偿付的25亿美元的驻军费用。从1945年至1946年8月底止，南京政府对美军垫付的各项费用，又达1300亿元。在宋子文同美国特派专员的单独磋商中，宋表示同意将美国战时散布在太平洋各岛上的一些剩余物资来估价抵偿这笔巨额费用。美国以声称可值8亿美元实际上等于废品的各地剩余物资作抵，这无疑是变相赖账。何况，要运回这些在太平洋各岛上的剩余物资，南京政府还需付出巨额美金外汇的运输费用，因为这些物资需要美国船舶运输。这样，就更进一步地削弱了本来就已摇摇欲坠的法币的基础。宋子文推行的外汇政策彻底失败了！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掌握了600万两黄金和9亿美元外汇。由于挑起内战后，通货急速膨胀，宋子文在美国顾问杨格的建议下，一度实行大量抛售黄金的政策。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宣布黄金市场开放，由中央银行在上海配售黄金，配售价格随市价变动，配售方式为明配暗售，对银楼业正式配售，同时在市场暗地抛售。这次黄金抛售活动，由宋子文和其亲信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直接指挥，每天黄金买卖的情形，都用英文向宋子文作出报告，连当时的财政部长俞鸿钧都不能过问。
1946年3月4日开始，中央银行在上海抛售黄金，采取明配和暗售的两种方式相机进行。上海3月份全月黄金市价的平均价格为156万。以后继续抛售，金价直线上升。6月，黄金平均价达190万。11月，又升为256万。12月，高达316万。
1947年1月下旬，南京政府宣布奖励出口、给予补贴及进口限制结汇办法，美钞、黄金价格并肩上涨，使1月份的金价平均价升为382万。
在开放黄金的同时，宋子文还发放巨额贷款，美其名曰“生产贷款”，用中央银行法币——解放战争时期的关金券厂基及机器作抵并指定上海及外埠12个城市的四行总处同时开办。当然，宋子文发放这种“贷款”是有目的、有选择的。只有同四大家族有密切联系的企业才能得到这种“贷款”。宋子文凭借其特权，在每次活动中也都轻而易举地获取了暴利。仅在1946年12月初的头几天中，四行总处便放出了560亿元的“生产贷款”。那些获得贷款的大资本家，并不将此：款用于生产，而是马上用来抢购黄金美钞。甚至中央银行上午发出的“生产贷款”支票，在当日下午抛售黄金的收款中，支票就回了笼。
国民党的政客、军阀们乘机大发横财。当时，沿津浦、陇海一带，国民党军队云集，正进行大规模的内战。许多军阀将领到的军饷钞票，故意不下发。他们将国民党军队的大批军饷装运到上海来抢购黄金美钞。一些军阀为了争取交通工具运送钞票，经常发生争斗，以至武装冲突。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俞鸿钧于1947年2月14日在参政会上坦白供称了“利用军饷在沪购买黄金事态的降临”。
2月5日，南京政府颁布“出口津贴，进口征费”的办法，企图平息抢购黄金美钞的风潮。此举立刻引起美国政府的反对。美国驻沪总领事馆当即以书面通知各海洋轮船公司，告以中国所实行的出口津贴的办法，与美国1930年颁布的关税法令及海关税则有抵触，并通知出口商凡输往美国的出口货须在领事签证书内将津贴及奖励费加以注明，到达美国口岸后还要特别课税。宋子文最后的这个毫无用处的办法，也因美国的反对而完全失败。
金融危机终于爆发了。这时，市面上发现重庆造币厂熔铸的金条，一些人认为中央银行存金已罄，引起争购风潮，黄金、美钞更加狂涨，法币狂跌，物价飞跃上升。2月10日、11日，物价平均涨了80%，某些物品甚至涨了两倍。由于中央银行对金市已失去控制，终于酿成了1947年2月17日的黄金风潮。这天，黄金价格每市两高达法币61.1万元。
从1946年3月4日至1947年2月15日，南京政府共抛售黄金351万两，约为600万两储备的60%。其中，仅1946年12月23日一天就抛出黄金5吨，计16000条。
黄金暴涨风潮，席卷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整个市场陷于极度混乱。上海从1947年2月11日起连接三四日食米有价无市，米店闭门拒售，其他城市也有类似情形。许多中小工商业者数日之间纷纷破产。许多民众无以为生，迁怒于米店、银楼。上海市民因买不到米，仅在一区内即捣毁米店多家、把米拿走。南昌一家银楼为群众捣毁，徐州亦有数家银楼被毁。在福州，由于物价飞涨，饿死者日众。
宋子文推行的外汇和黄金政策，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1946年6月19日，宋子文在行政院召开记者招待会。有的记者就直接问宋子文：“通货膨胀就到什么程度？”宋子文答：“物价涨到什么程度，通货膨胀到什么程度。”记者进一步追问：“政府对财政经济危机有什么办法？”宋子文无可奈何地说：“老实说，不和平，什么办法都没有。”
南京、上海的有些报刊对宋子文公开指责，要求将宋子文等撤职惩办。许多中外报纸都发出蒋介石政权经济崩溃、危机来临的惊叹。
黄金风潮的爆发，直接导致了宋子文的倒台。
在社会经济生活日益混乱的情况下，国民党内政学系等，利用新闻媒介，对宋子文大加攻讦，就连蒋介石也大骂宋子文为“败家子”。国民党内的各派系，由于种种不同的动机汇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打倒宋子文的怒潮，酿成了当时国民党内部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
1947年2月15日，《世纪评论》发表了傅斯年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长文，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这篇文章提出，国民政府政治上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
这篇文章分析了国民党面临的严重形势后，提出，所以今天能决定中国将来之命运者，必须会悟今天政治的严重性不在党派，不在国际，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事便是请走宋子文。”
这篇文章从五个方面对宋“最荒谬之点”进行了尖锐攻击：
一、他的黄金政策，“不足以平抑物价，反而刺激物价，紊乱物价，至少说来，他是彻底失败了。”
二、他的工业政策，“心中没有人民。”
三、他的对外信用，“公私难分”。“我向社会广泛提议，如立法院，如参政院，以及一切人民，都应彻底调查上海及他地及国外所有豪门权族之‘企业’是些什么内幕。他们的营业范围如何？他们的外汇得自何处。”
四、他在办事时，“在行政院把各部长都变成奴隶或路人。一个主管部的事他办了，部长不知，看报方知之。”
五、他的中国文化，“请化学家把他分解到一忽米，也不见踪影”。
最后，这篇文章大呼：“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
这篇文章，实际成了倒宋“檄文”。
紧接着，监察院于2月16日举行全体监委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派员彻底清查这次金潮酿成的情形和负责者。会上有人慷慨激昂地说：“这次的查案，监察院必须下决心打老虎，不要只拍苍蝇，必须派几个精明干练的委员，才能完成任务，莫使各方失望。”
监察院长于右任指派何汉文、谷凤翔、万灿、张庆桢四人为上海黄金风潮彻查委员。这四名监察委员于2月16日当晚赴沪，开始调查。
经过一番紧张的调查，四名监察委员发现这个案子不止是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上海金业公会主席同丰余、经理詹莲生朋比为奸，造成百万两黄金的贪污问题，而且已经牵涉到宋子文乃至蒋介石的问题。
监委们发现，中央银行1946年3月实行抛售黄金是经过行政院决定备案的，而1947年2月8日停止暗售黄金，15日停止一切黄金的抛售，以至引起大风潮，事先并没有由财政部或行政院向最高国防委员会议提出报告，通过讨论决定。事先既无行政院决定，究竟是谁发出的停售命令呢？
监委们询问了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他答复：“停售黄金是奉宋院长的指示。决策是上面的事，中央银行是业务机构，不能参与，只是奉令执行。”
监委们又到宋宅去问宋子文。宋子文又将此事推给了蒋介石。他说：“停售黄金是奉主席的口头指示，我不过是奉令行事。”
在谈话中，宋子文还说：“在停售黄金的两三个月以前，我看到事态严重，向主席请示过，并且表示工作困难，我干不下去。当时主席表示：‘因为时局紧张，前方百万大军的饷给重要，职是不准辞，办法由你去想，黄金能用到哪一天用完再说。’当时我以为美援贷款有实现的希望，把库存问题看成次要，贷款实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着力在贷款的进行。不料贷款搁浅，在紧急情况之下，只有宣告停售黄金之法了。”
对于停止一切黄金抛售，宋子文自我辩护地说：“至于事先没有提出讨论，一来事机迫促，二来主席的意思，大家也不会另有什么好办法，徒然引起一些无谓的争论，暴露国家的机密，影响戡乱大计。主席为国家元首，所以由他决定行事。现在责任落在宋某身上，我反正是奉命行事，我的能力不行，已经向主席提出辞职，一切听上面决定处理。”
宋子文的谈话实际上将酿成黄金风潮的责任推向了蒋介石。正是由于蒋介石急于发动内战，不惜以黄金抛售为手段，解决百万大军军饷，才造成了这场社会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然而，宋子文作为外汇、黄金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作为行政院长，其酿成黄金风潮的罪责是怎么也推卸不掉的。
2月19日，四位监委打了一个电报给蒋介石：“此次中央银行停售黄金，事出突兀，致引起风潮，摇动金融经济。据宋院长称，停售系奉钧座指示，确否祈赐电示。”电报发出后，等了一个星期，仍杳无音信。
于是，他们于2月26日回到南京，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查询。文书局长笑着对他们说：“主席批是批了，不好复电，你们看看吧！”原来蒋介石在电报上的批语是：“并无其事。事到如今，有何办法！”
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既然“并无其事”，就应“追究责任”，何故不追究呢？所说“事到如今，有何办法”，明明就是要不了了之。事实已经十分明显，蒋介石对黄金风潮的酿成应负主要责任，但他又不愿自己承认，他对宋子文将事情弄得一团糟，恼怒万分，但仍要在关键时刻庇护宋子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蒋、宋间的微妙关系。
在此情况下，为了向民众有所交待，这四位监委决定向宋子文、贝祖贻提出弹劾案。他们打破过去的关于弹劾案处理程序的限制，将全案的调查报告书，由监察院正式公布，同时发动立法院召开临时院会。
立法院开会时，宋子文、贝祖贻出席报告后，一些立法委员根据监察院调查报告的材料，当面提出尖锐的问题，弄得宋子文面红耳赤，无法答复，气呼呼地走了。
到台湾后的蒋介石，政治上已处于风雨飘摇中，只有从彼此不断增进的情感中获得慰藉。1947年3月1日，在许多立法委员的要求下，南京国民党立法院召开报告会。经立法院的一再邀请，行政院长宋子文终于出席报告，这也是他在立法院的最后一次报告。
上午9时，身着厚厚呢大衣的宋子文率财政部长俞鸿钧、经济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等一行人来到立法院会议场。
待他们坐下后，立法院长孙科宣布，因请到了宋子文等出席报告，原讨论提案的议程停止，即请宋等作报告。
宋子文起立，取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宣读。他首先说，上周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颁布后，因赶沪督导而未能应邀出席报告，甚感抱歉！然后，他谈到就任行政院长以来，曾先后3次向蒋介石提出辞职，现已获准。
关于财政经济形势，他先自称在任广州中央银行行长之职时，他发行的纸币，没有一张不可靠。继而，他又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因美国实行白银政策，国民政府于1935年采取法币政策，对支持抗战厥功甚伟。不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破坏交通与生产”，财政经济情形为何会造成如此局面，这就是最好的答案。政府为谋补数，也有变卖敌产经营中纺公司等措施。目前的经济紧急方案，为谋平衡收支，行政院将中纺公司及敌产出售，危险或可渡过。今年向美购买1亿7千万元的棉花，本年棉花自给者1/4，现已有美国技术人员前来，预计明年可望自给3/4，以应急需。最后，他很不高兴地说，现在每逢物价上涨，大家就骂我，似乎一切都要行政院负责。
宋子文自称对一切都已尽力去做，尽管政策有错，但是良心上可告无愧。当离开行政院时，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得起国家民族。
宋子文报告完毕，立法委员楼桐荪立即发言：
（一）宋院长就职两年多，今天是第一次出席立法院报告，这证明过去不是行政院与立法院不需要合作，而是合作不够，缺少和衷共济、忠诚谋国的精神。
（二）许多法规本来没有到紧急措施的时候而不送立法院研究审议就颁行，实在是国家损失。
（三）去夏国家经济情形已危机四伏，当时就很想宋院长来开诚布公的检讨，而宋院长不是在南京公忙，便是到上海去，始终未来。今天由于‘黄金潮’的发生，经济真已濒于崩溃，行政院不能不采取经济紧急措施，办法颁行了十多天，宋院长才来报告。若是半年前就从长检讨，早下决心，不是我们妄想和夸口，事实上也许不会糟到如此地步。可惜是只是沉痛的回忆了。
宋院长说他已辞职，这是一种别有滋味的趋势，我们今天就讲今天的话，经济紧急措施方案是经国防会议通过国府颁布的，似乎非由行政院负责。然而此方案施行多久，希望得到什么效果才算完成，其中不完善的地方施行了，会不会发生舞弊情事，应当如何设法预防和补充，如果发生相反的效果，这责任由谁负责？宋院长说他政策或许有错，错不错是见仁见智、各有说法。不过我们看到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基本的政策与紧急措施相冲突，而没有一种如何使整个国民经济走上正当的道路的方法。
楼桐荪的发言刺痛了宋子文。宋子文一会儿取下近视眼镜，换上深色的太阳眼镜，一会儿仰望天花板，显示出一种极不耐烦的神情。
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悲痛欲绝，必须在蒋经国和蒋纬国的搀扶下，才得以参加完奉厝大典。楼桐荪发言告一段落，接着宣布关于黄金美钞的问题，将由张启允委员发言，物价管制问题将由张九如委员发言，改善公教人员生活问题将由简贯之委员发言。
但是，还未待楼桐荪慢慢讲完，立法委员周一志就提出：“楼委员预定的询问方式我不赞成。因为对行政院长不能限于财政经济的询问。”
周一志坐在最前排，靠近宋子文。他穿着灰大褂，带着棕色粗边框眼镜，说话十分从容。他在会上谈了对宋子文的四点感想：
（一）在广东时代，我们认为国民党有两位财政专家，即是廖仲恺与宋子文。北伐时廖不幸殉难，宋主持行政院，初获好感，今天我以党员地位与宋院长讨论，宋的声望已一落千丈。《大公报》以买办来形容宋院长，宋院长也是总理遗嘱中签字人之一，如何洗刷这个买办之名？
（二）宋院长现在是同时作许多单位的行政院长，如中央银行、中纺公司、行总等。
（三）一切错误都想叫共产党负责而不承认人谋不臧，是最要不得的。回忆总理当年以3000元创办中央银行，全靠当时革命力量。现在政权在手，民治之不进步，不能只怪共产党之破坏。
（四）黄金政策失去了信用，且闻川滇黔实行黄金购粮储蓄券，至今还未归还。此外，关于通货问题，还是作合理整理？还是再发行？这个问题，今天能答复就答复，不能答复我也不勉强。
接着，司徒德发言。他说：辞职有两种可能，一是自己政策有错误，一是自己政策行不通。若为前者，其辞职则使国家前途光明。此外，关于：
（一）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中之黄金政策，有无错误？
（二）金钞黑市不准报纸披露，现在上海有无黑市，是不是‘鸵鸟政策’？
（三）工人生活指数冻结，致使上海国民党领导的总工会也在请愿，又在规定补助7万3千元总差额，以后是否继续补贴？尚物价再涨有何办法？
（四）解决银业问题，是否要改变此方案？
（五）国营事业不加价，如何自给自足？不能自给自足，是否要政府贴补？
紧跟着是张启允询问了8个问题：
（一）经济措施方案直致黄金潮闹得不可收拾始行发生，是否太迟，求金融安定，现在是否安定？
（二）以往抛售黄金，收回法币，现黄金只买不卖，是否又是使法币出笼？出笼之后，游资是否又造成囤积居奇？
（三）银楼黄金规定三个月内卖完，三个月后全国银楼都关门了，数百万工人失业如何办法？
（四）以往黄金自由买卖，人民都以此为储蓄，而今存钱的都要买东西，物价因之抬高如何办？
（五）上海黄金检查动员数千人，骚扰人民，流弊太大，引起社会不安，怎样处理？
（六）外汇只得换玻璃丝袜，其真正生产机器为何反少输入？两年前呼吁利用私人国外存款，现在事过境迁，是否有改户事情？
（七）自费留学生购买外款问题，如何补救？
（八）进出口办法不经本院通过，实行几天，美方反对又取消，问题经过如何？
宋美龄最后一次回台，数名医护人员陪在她身边。百岁老人身段婀娜，脚穿高跟鞋，走的甚是稳健。至此，已有3位立法委员提出了询问，加起来也有17个问题了。有人提议请宋子文先作答复。
宋子文从座位上站起，以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说：“别人说我是买办，但当年收回关税自主，取消不平等条约，这是买办的事吗？我承认自己是经济的行政院长，日夜为经济问题焦虑，没有力量顾及其他政治问题，结果一事无成。错就错了，现在我已是辞职的人，再说话也没有用。”
宋子文转身向孙科说：“本人要求退席。”未等孙科向大家宣布，宋子文即走出会场。
斯人已去，留给我们的是她那历久弥坚的性格，还是那不绝于耳的铿锵声？全场顿时一片寂静，但很快就出现一阵笑声。
有人说：“宋院长如此作风，实已失去行政院长官态度。”
立法委员李晋芳则以玩笑的口气说：“宋院长先报告辞职，意在造成‘安定’作用，好在在座各位部长并未说要辞职，应请继续询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立法院非审判机关，也无法把他提回来，人主既去，犹如人之将死，我们还应继续询问。”
这时，立法委员简贯山从座位中跳出来，气愤地说：“宋院长虽已辞职，但对他的政策造成的影响仍该负责。”
也有的立法委员说：“立法院是对事不对人，不能‘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而停止询问。”
光芒四射的三姐妹遮去了同样耀眼的三兄弟的光芒。于是，孙科宣布，请俞鸿钧、王云五两位部长继续答复。
到了中午12点40分，报告会才结束。
当天下午4时，国民党最高国防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常会举行联合紧急会议，任命蒋介石为行政院长，翁文灏继任行政院副院长。
这一次，宋子文被彻底地赶出了行政院！
宋子文辞职后，宋美龄曾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表示：“他们把我哥哥当作替罪羊了。”
宋子文究竟是谁的“替罪羊”呢？宋美龄却没有说出来。
尽管宋子文已经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国民党内的C·C派仍主张彻底清查宋系官僚的贪污劣行。
在1947年3月2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C·C派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黄宇人等100人提案：“请政府迅速切实惩治金潮案负责人宋子文、贝祖贻及其部属，并彻查官办商行账目，没收贪官财产，以肃官箴，而平民愤。”在提案中还提出：“官办商号如一统公司、孚中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扬子建设公司等，皆有利用特权，套购巨额外汇，输入大量奢侈品情事。”
国民党中央把全会提案发交监察院执行。监察院又派了何汉文等四位监委彻查宋子文外汇贪污案。经过调查，监委们又将宋子文在外汇上贪污的情形，写成调查报告公布，并且第二次对宋子文提出弹劾。
同时，新闻界也不断披露宋子文的丑行。《中央日报》载文，揭露宋氏孚中公司利用特权方式结汇，从国外买明令禁止进口的汽车、无线电设备等运回上海图利。
尽管“弹劾案”叫得震天价响，全国舆论也大力支持。但是，正如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在宋氏下台之初私下说过的：不管怎么样，宋子文总是蒋介石的郎舅，不会让他过不去，今后还是要用他，我们犯不着作恶人。
在蒋介石的极力庇护下，弹劾案终归石沉大海，监察院也逐渐沉默不语了。
宋子文在辞去行政院长的当月，便被国民政府授予“大同勋章”。1947年4月，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但是，这改变不了他的困境。
美国鉴于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于1947年7月11日派遣魏德迈为“特使”，率领使团来中国进行调查。魏德迈当着蒋介石、宋美龄以及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面，对孔祥熙、宋子文进行了责难。魏德迈在一片寂静中讲述了国民党制度崩溃的事实，批评了国民党官员们贪赃枉法，政府腐败透顶。“仅在1947年的头几个月，中国商人以获得的美元87%（334496792美元）都转到属孔宋两家的两大公司——福建公司和扬子公司的手中”。这是一个严厉的而且是令蒋氏夫妇极为不快的批评。
魏德迈一席话更令宋子文万分难堪。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连串令人们十分关注和气愤的事。
1947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称舆论界对宋的种种指责均为“诬蔑”。宋子文在会上再度被选为国民党中执会常委。
9月18日，宋子文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书面报告捐献出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全部股权1800亿元。其实，宋子文作出这一决定完全不是出自什么关怀他人的善良动机。他企图通过这种“慷慨解囊”的举动，达到他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可以使他的公司免受检查，另一方面企图改变其臭名昭著的形象。宋子文掏腰包捐献的这笔钱，即使不算他存入美国银行的黄金，也只是他万贯家产的极小一部分。
在宋子文捐款之后的一个星期，国民党行政院便通过了“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的任命案。
广东主政
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后，来到广东主政。
上任伊始，提出了治粤三项方针：整顿治安，恢复交通，澄清吏治。宋子文认为，这三项问题如能获得解决，则广东的各项经济建设便能推进，乃至使广东成为巩固国民党政权的基地。
然而，这次宋子文又错了。
在宋子文“捐款”之后的一个星期，行政院便通过了“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的任命案。为了任命宋子文，行政院特地于1947年9月20日召开了一次临时政务会议。那天的会议，虽然还通过了几条其他议案，但只不过是宋案的陪衬而已。不知是有意回避，还是偶尔巧合，那天行政院长张群一早就飞往东北，会议由行政院副院长、宋的旧部下王云五主持。出席会议的政务委员22人，有人因不在南京由副手代表出席。当宋子文主粤案提出时，会场中引起一阵骚动，有的人交头接耳，有的人面面相觑，除少数政务委员事先知情，胸有成竹外，其余的对此提案都有点“突然”之感。讨论时，一些人大唱反对论调。这种意外的尴尬场面弄得主持人王云五大搔白头。为了终止讨论，王云五只得提出表决。结果是9票对8票，“宋子文主粤案”以1票的微弱优势通过。
“宋子文主粤案”在行政院临时政务会议上勉强通过了。但中央政治会议和监察院都发出了反对的声音。9月2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会，讨论追认宋子文主粤案，出席会议的许多人员对此大加抨击。依照程序，国民党员出任政府要职，应先送中央政治会议讨论通过之后，才可以提交行政院政务会议。而行政院的先斩后奏之举，显然激怒了中央政治会议的不少官员，一部分人的情绪竟非常激动，张道藩愤怒地责问行政院秘书长甘乃光：为何此案事先不送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张厉生亦严词质询：宋子文是否是一位胜任的地方官人才？后经会议主席孙科多方劝导，要大家以大局为重，才勉强平息了这场“追认”风波。
同样，监察院也再起责难之声。9月25日，监察院就宋子文主粤案举行座谈，当即有不少监委强烈表示反对，认为监察院曾对行政院长宋子文提出弹劾案，要求政府将宋子文交付惩戒。现在，宋不但不受惩戒，反而易地做官了，这根本就是“政府忽视监察院的权力”。9月29日，监委王新令等20余人联名签署建议书，谓宋子文长行政院时，因措施乖谬，以至引起民怨，危及国家，引咎辞职，而今宋子文改过未见大效，适因其捐出小部分财产，遽拜封疆大吏之命，斯举乃开捐官鬻爵之先例。且所捐之款乃其财产一小部分，且并非献之国库，诚不可谓之为公。因此建议：立即否决行政院宋子文主粤之任命。劝谕宋氏与孔祥熙同时捐献其大部分财产，或征收其全部财产，藉以充实国库。可以想像，这样的建议书送到国民党当局那里，只能是一个无声无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