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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1月29日，也就是日本与汪精卫签订日汪基本条约的前一天，罗斯福要求摩根索再安排一项5000万美元的贷款帮助中国稳定币值。宋子文告诉摩根索：蒋介石需要2亿至3亿美元，但目前可先予1亿美元，并要求美方立即宣布。宋子文的要求得到了美国务院的支持。美国政府于30日中午宣布给予中国1亿美元贷款。在未宣布前二小时，财政部长摩根索问宋子文可否稍缓数日公布，其用意是想待条件谈妥后再行公布。宋子文很着急地对摩根索说：“我国经济状况，本已竭蹶，加以本日敌已承认汪伪组织，势非大借款无以挽此危局。”《生活杂志》对美国人说这笔款是这一年最有利的交易。“中国为1亿美元答应把一百一十二万五千名日军牵制在战场上，让日本的庞大海军继续封锁中国海岸，使侵略者对邻近的美国势力范围的进攻放慢了速度。按照这种价格，这笔买卖是非常合算的。”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没有这笔贷款，重庆政府将会垮台”。
这笔贷款分为各5000万美元的两个部分：一部分由皮尔逊的进出口银行提供，用于支付中国从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公司购买的粮食、汽油、坦克和卡车。另一部分由摩根索的财政部提供平准基金，用来帮助中国稳定币值。开始美国财政部只准备实际支付3000万美元借款，其余2000万美元由孔祥熙1937年7月所订以黄金作抵押的借款补足。宋子文在12月1日与美财政部官员谈话时得到这个消息后，当即声明：如果这次平准借款不能实借中国5000万美元，就是政府公开接受，我个人也不愿接受。因此，当晚不欢而散。3日，美财政部经慎重考虑决定采取宋子文的主张，实借5000万美元，并打电话邀请他开始洽商条件。为了管理这笔巨款和处理由此而来的复杂交易，宋子文着手在纽约设环球贸易公司，在华盛顿设立中国防务补给公司，这笔资金运转程序是先由中国防务补给公司提出要求，后由环球公司出面用来购买军用物资，再后将这些物资经国际补给线运抵中国。
在美国宣布贷款1亿美元的同时，英国政府也宣布对华贷款1000万英镑。蒋介石闻讯不满，要宋子文从美国前往英国力争贷款2000万英镑。宋子文没有听蒋介石的话，拒绝到英。理由有二点：一是美国1亿借款虽然已经发表，但钱还没有到手，而手续纷繁复杂，一时难以离开。二是初到美国时四处碰壁，毫无办法，最近两个月，才有门路，如这时离美赴英，则难循此路线进行。因此蒋介石也鞭长莫及，2000万英镑借款，洽谈逾月，毫无进展，最后英方只借1000万英镑。
1941年2月4日，中美合订《金属借款合约》，美方收购华锡等军用原料6000万美元，美方由进出口银行借款5000万美元，2500万交现款，不限用途，2500万贷款随用随支，条件是年息四厘，7年偿清。同年4月1日，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李干代表中央银行，与美国、英国同时分别签订《平准基金协定》，英美两国分别贷予中国5000万美元，500万英镑以支持法币，稳定法币对美元、英镑兑换价格。这是自抗战以来，中国获得的最大一次英美贷款。5月6日，罗斯福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美国拨给中国总值为2600万美元的物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的借款大大增加，合计为5.5亿美元。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获得美国借款8次，共7.508亿美元及大量物资援助。这一方面为国民政府克服抗战后期出现的财政危机，坚持抗战到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在巨额贷款和大量租借物资的名义下，便利了美国从财政、经济、军事、政治各个方面控制国民政府。在借款方面，宋子文是出了力的。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蒋介石要求美国扩大对华经济援助的同时，一再电令宋子文呼吁美国政府增加军事援助，尤以空军为重。抗战初期，日寇有作战飞机2000多架，中国则不到500架，且缺乏弹药，中国在空军方面远远落后于日本。当时日军完全掌握了中国战场制空权，肆意对中国大后方狂轰滥炸，陪都重庆也难幸免。中国空军虽几经整补，又由苏联提供了近千架飞机，仍不敷使用，空军作战人员十分缺乏。1940年7月10日，蒋介石叮嘱宋子文向罗斯福提出从美国出售法国的各种飞机中，转让最新型驱逐机300架，远距离重轰炸机500架给中国。理由是每次我军之所以不能得到最后胜利完全因我空军数量对日不及百分之一，若能以飞机特别帮助中国，则抗战必能加速胜利。9月27日，宋子文要求重庆国民政府速告所需飞机种类、数目，发动机式样、机关枪、小炮等数目，并饬请美国退役上尉军官，担任中国空军战术指导的陈纳德拟定一个训练中国飞行员大纲，由美国协助训练飞行人员2000名，一部分由华侨中挑选，另一部分由国内初级飞行毕业者中选送。10月份，蒋介石派陈纳德到华盛顿协助宋子文一道工作，具体洽商购买飞机事宜。陈纳德花了许多时间与宋子文及宋的朋友们一起拟定一个采购清单，并设法从各个渠道购买战斗飞机。
1940年12月9日，宋子文对摩根索财长说：中国需要500架飞机。摩根索回答说，这等于要500颗星星。因为美国已经许诺向英国提供大批战斗机和轰炸机。英国一次就向美国订购14000架，不久又请求美国政府添购12000架，而美国飞机生产产量有限，各厂订货均超过1941年年底。
克莱尔·李·陈纳德，抗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队长宋子文为说服摩根索，便将空军说帖递给摩根索阅示，力陈中国若能得到500架飞机就能牵制日军1500架飞机，遏制日陆、海军南进攻击太平洋群岛的利害关系，终于打动了摩根索，建议宋子文转告蒋介石，如中国空军即行轰炸东京、大阪的话，他可向罗斯福请示，从英国所订已制成最大最新式的72吨轰炸机，俗称飞行堡垒，拨给中国若干架，并可搭配若干架驱逐机保卫空军基地。宋子文随即向蒋介石报告并吹嘘，“自文东日（即1940年12月1日）为维持法币借款实数事与毛财长力争后，毛态度反加亲善，真所谓西洋人脾气”。
嗣后，宋子文、陈纳德和航空委员会副主任毛邦初加紧在美活动，购机之事进展较快。美国参、众院议员，币制度量表组主任Somers透露，美国财政部拟建议今后美国每厂出飞机100架，美国分45架，英国分40架，中国分15架。12月20日，宋子文等人再次与摩根索财长洽谈，摩根索答应，美可先让购飞行堡垒12架，条件是1941年2、3月间轰炸东京。驱逐机因生产不够分配，尚须待筹划。24日，宋子文前往拜访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诺克斯告诉宋子文经海、陆、财、外四部会商，可同时让购驱逐机100架。
1941年元旦，摩根索约见宋子文、陈纳德，正式答复说，飞行堡垒经陆、海军两部研究结果，如无足够的驱逐机掩护不便使用，暂时搁置。可先让购P40式驱逐机100架，配件俱全。它们是由美国柯蒂斯——赖特公司制造的一种体积小、速度慢的战斗机，英国人嫌这种飞机已经落伍，而希望得到型号较新、速度较快的美国飞机，他们将获得更好的飞机。
三个星期后，第一批36架飞机整装待运。宋子文考虑到当时国际情形严峻，担心由太平洋运华，有被敌机截获的危险，取道大西洋又怕德飞机轰炸。为求稳妥办法，宋子文便雇用了曾将“沃尔蒂”飞机卖给宋美龄的威廉·波利。波利建立了一个“中央飞机制造公司”，负担承运工作。这批飞机先用板条箱运到缅甸仰光海口，然后进行装备。主要用来掩护滇缅公路的车队和保卫重庆。
中国空军飞机缺乏，训练有素的飞行人员更是奇缺。宋子文开始招募美国空军志愿来华人员的外交活动，以加强中国空军。
1907年美国制订的一项法律规定，“宣誓效忠任何外国”的美国人将被剥夺国籍，因此，要招募美国作战飞行员为中国驾驶飞机而又还不违背这项法律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美国务院1936年曾搬出这项法律，把它当作制止美国人去西班牙作战的武器。如果现在要到华盛顿公开招募航空队飞行员，难免引起国内外纠纷与注目。
宋子文等经过与摩根索等人商谈，建议采取由军部默许，在现役中以高薪聘请，外交部准其出国，但不执行美军部命令的办法。1941年4月15日，接受了宋子文所提要求的罗斯福悄悄地答应下一道行政命令，允许军事人员辞职，同波利的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签订合同，参加陈纳德组织的美国空军志愿队，到中国与日军作战一年，此后他们还可以重新回到他们原来在美国军队的岗位上。招募人员到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基地去征订合同，答应给每个应征者月薪750美元，外加旅行津贴，住房和每年30天薪饷照发的假期。中央飞机制造公司同意每击落一架日军飞机发给500美元奖金。美国政府为到中国参战飞行人员换发了新护照，把他们的身份写成旅游者、学者、推销员、演员、银行家和传教士。为了尽可能表示是“民间事业”，陈纳德担任了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的“监理人”，志愿队飞行员则作为该公司担任飞机制造、修理、管理任务的员工。
其后，招募来的第一批人员，于7月10日由旧金山乘荷兰轮船前往新加坡。他们扮成学生、音乐家、农民等各种不同的身份，但消息还是被日本情报机关所侦破。日本在广播中恐吓道：“美国的空军志愿队已经起程前往中国作战，但这艘船永远到不了中国。”因此，宋子文乃请美国海军派指两艘巡洋舰护送到夏威夷，再由荷兰军舰接任护送到新加坡。然后转到前往缅甸仰光北方约270公里的开道飞机场集合，于1941年8月1日，正式成立了美国空军志愿队，共三个中队，有飞行、地勤人员270余人，飞机125架。
志愿军队在经过短期训练后不久，便开始对日作战。1941年12月20日，美国志愿大队的飞行员利用P40战斗机在昆明上空沉重地打击了三菱公司生产的kj—21型双引擎轰炸机，迫使日本飞机狼狈逃回河内基地。在以后几个月里，志愿队因功绩卓著而闻名于世。昆明的群众根据志愿飞行队所有飞机的机体前部漆有鲨鱼张嘴露牙图案，称志愿队为“飞虎队”。
蒋介石夫妇1942年初到昆明视察时专程看望“飞虎队”全体志愿人员，并在宴会上大加赞赏，美国报纸以头版新闻刊发。据统计，自1942年元月3日至同年6月20日，飞虎队员在云南、缅甸等地防空作战29次，进行侦察轰炸掩护等64次，出动飞机459架（次），击毁敌机75架，卡车112辆，该队仅伤亡30人，损失飞机68架。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已经参战，美国志愿大队的任务改变了，飞行员的正常身份也得到了恢复。1942年7月4日，“飞虎队”改编为“美军驻华空军”，陈纳德恢复了现役，并晋升为陆军航空兵准将，以美国空军高级指挥官的身份留在中国。1943年3月，陈纳德的空军扩编为第14航空队，增加到飞机500架，陈纳德晋升为少将。这支航空队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击落、击伤日机2000余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
宋子文的弟弟宋子安于1941年12月20日在旧金山和吴继芳结婚筹措租借物资是宋子文在洽商军援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1942年6月2日签订的《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双方在战争时期互相供应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卫情报。蒋介石要求罗斯福在中国确保有500架飞机，每月应能向中国运交5000吨军援物资。美国答应给中国8400万美元的租借物资，然而所允援华物资的数量十不得一，蒋介石十分恼火，电令宋子文在美就近接洽。当时宋子文正接到军火分配委员会将每月供华物资减至3500吨的消息，美国陆军部又通知宋子文，运华物资现印度积压甚多（改为4500吨），拟自七月份将从美待运的物资器材（约1.49万吨）暂时停运。宋子文对美国政府极为愤慨，立即答称：“既然如此，我们在此已失效用，当令在美有关机构关闭，所有人员立即回国。”罗斯福闻讯，当晚召见居里，令他赴重庆解释。宋子文余怒未消，对居里说：此行殊可不必。中国所需要的不是空言，而是实际行动。并列举一系列事项为例证以说明一年以来美国空言多于实际的行为，说：空中堡垒24架，原定赴华，中途应英国之请，改派地中海作战。轻轰炸机66架，8个月前已经答应拨给，因珍珠港事件，减为33架，今又将此数改赴地中海。双马达之运输机17架，前已派好，担任中印运输，今也改派地中海，第十路空军司令蒲立登到重庆，蒋委员长召见，竟然以没有奉到史迪威命令为词，回避不应，今又将第十队空军改派地中海助战。宋子文最后说：“我以为除非总统（罗斯福）已有确切不移的空军实施方案，否则，一切解释都难以收到实效。”中美关系一时紧张起来。
为稳定中国抗战情绪，罗斯福除致电蒋介石解释第十航空队调往埃及助战系临时措施，不久即当调回外，还答应提供100架运输机以便使越过驼峰的中印航线每月运输量保持在5000吨。并尽量保持向中国提供500架飞机。
缅甸作战失利，滇缅公路被切断，所有外援物资只能通过“驼峰”空运线运到中国。为了协调中美英三方关系，共同收复缅甸，1943年1月14日至23日，罗斯福与邱吉尔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讨论反攻缅甸计划和作战方案。但是中国并未被邀请出席，蒋介石、宋子文认为是对中国的轻视。在会上，马歇尔和金民海军上将坚持应在1943年11月进行反攻缅甸的战役，英国却不愿在缅甸展开大规模的反攻。联合参谋团会议经过讨论，仍确定在1943年11月发动攻缅战役。1月25日，罗斯福、邱吉尔联名致电蒋介石，告知他已派美国陆军的空军司令安诺德及英国元帅狄尔等来华说明攻缅计划。2月7日，蒋介石单独会见安诺德，除麦尔同意外，另电罗斯福说明中国需要有一支独立的空军，每月空运量需达到1万吨，到1943年11月中国应有500架飞机，罗斯福同意了蒋介石的请求。于是1943年2月9日，中美英三国高级幕僚人员在加尔各答举行会议。宋子文作为中方代表与何应钦出席。会议讨论了攻缅问题、中方声明将以10个师兵力出击缅北，时间为1943年10月底。英方表示也将以9个师兵力投入战斗。会议还对加强海空支援问题进行了讨论。当时蒋介石对陈纳德制定的空中作战计划很感兴趣，4月10日要求罗斯福召见陈纳德。4月底，陈纳德回到美国述职。5月1日宋子文向罗斯福致送备忘录，称中国全力支持陈纳德的计划，为集中所有战时资源作空中攻击的准备，中国拟以5、6、7三月空运吨位全数供运汽油及飞机器材之用。宋子文还说：“蒋委员长并嘱予声明：敌人如以地面部队攫我飞行基地，中国陆军力能应付。”蒋介石、宋子文的如意算盘是，一则可以保存实力以便战后对付共产党，二则可以抑制史迪威。但是在马歇尔的支持下，史迪威也同时被召回美国。5月2日，史迪威向罗斯福提出应继续加强中国陆军，如果按宋子文的意见中断空运1个月，只向空军提供物资，那么1944年1月以前中国军队不可能参加收复缅甸战斗并守住飞行基地。
罗斯福综合史、陈、宋三方意见，于5月3日作出决定，只同意是在缅甸北部采取行动，不必在南部及仰光采取行动。5月12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叉戟合会”上，英国则提出放弃攻缅。这项计划遭到了史迪威的反对，也激起了蒋介石的愤怒。5月8日，蒋介石电示宋子文，要他力争收复全缅，否则只收复缅北，又无英国海空军配合，无异于让中国白作牺牲。5月11日，宋子文会见罗斯福，12日再拜会邱吉尔，力陈中国被困数年，缅甸失利后，国际路断，已有年余，处境艰难，要求收复全缅以解危局的急迫心情。邱吉尔却称：滇缅路纵能打通，其运量不过2万吨，且还要到1945年才能打通。中印空运，每月如能增至3万吨，则空援更实际一些，因此，攻缅对援华意义不大。5月17日，宋子文应邀出席C·C·S会议，陈述中方立场。宋子文首先陈述自敌人占领缅甸后，中国国际通道完全被锁，因此，未能获得军火援助与物资接济。国内经济衰落，通货恶性膨胀，处境极为险恶。因此中国并无意外要求，只请同盟国履行前约，实现收复全缅的计划。继而提出两点要求：
一、增加空军攻击。宋子文说中国空军力量不足，中国陆军及后方都得不到空军的掩护。建议将6、7、8三个月中印空运吨位如数拨归美空军供应之用，使陈纳德的计划得以实现。
二、收复全缅。宋子文强调，收复全缅是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决定的。如果英美放弃攻缅或实行主攻缅北的计划，中国人民将认为是英美背信违约的不光彩行为，万一中国战场，因人心绝望而致瓦解，同盟国将失去中国基地。如仅攻缅北，促使中国士兵作无益牺牲，于中国有害无益。宋子文最后对史迪威大加抨击，大肆吹捧蒋介石的“战略”才能。
宋子文在这次会议上慷慨陈词，无所忌避，虽然博得罗斯福的了解和蒋介石的嘉奖，但仍然未能改变C·C·S各幕僚的决定。5月18日，罗斯福告诉宋子文，攻缅计划于年底会同英军实行。5月20日，联合参谋团公议决定，增加去中国的空中路线，以期达到每月1万吨的数量，维持中缅战场的军事行为。实行缅北作战。切断日本到缅甸的交通线。邱吉尔对缅甸作战甚为反感。他认为这种计划是到水里去斗鲨鱼。宋子文因此于5月21日与邱吉尔发生公开争执。
邱吉尔在太平洋会议上宣称：缅甸为蛮瘴之地，在此地区作战，白人不如日人，困难很多。反攻缅甸计划，英国并没有坚定的承诺，自可随局势的演变而有变更。
宋子文据理力争，暗示放弃攻缅是英国造成的，他们背弃了诺言。
邱吉尔仍然说：卡萨布兰卡只有攻缅计划，并无决议，如果英国军官曾作保证，亦属越权的。
宋子文再三要求英国践诺，并称这是中国存亡所系，必须将前拟援华计划付诸执行。
5月21日，宋子文又会见了罗斯福，对邱吉尔前日的态度表示不满，强调英国不攻缅南，不提供海空支援，攻缅计划无疑会夭折。5月24日，罗斯福和邱吉尔核定了攻缅计划。25日，美方将计划交宋子文转蒋介石。计划规定1943年雨季结束后由中美军队反攻缅北，并以海空力量控制孟加湾，切断日军交通线。蒋介石对这个计划并不满意，但也没有公开表示不接受。
1943年8月19日至24日，罗斯福与邱吉尔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会议，欧洲问题成了英美这次会议的主题，因此没有邀请中国代表参加。18日，宋子文向美国国务卿赫尔致送备忘录，要求参加会议并声称：美国政府多次宣示，中、美、英、苏四国应担负作战及维持和平之大部分责任，自彼时起，英美之间，对战争与和平有关之事项，业已协商多次，但中国要求参加则常被拒绝，甚至有关中国之事务或计划，亦未邀请中国参与。中国代表虽有一、二次被邀出席于C·C·S，但只以作证之资格出席，并未参加实际讨论，对有关中国作战利害之事务，亦从未参予最后之决定。宋子文愤愤地说：中国虽列为四强之一，而中国代表则未能参加卡港和三叉会议，而在此会议中所制定之计划，皆有关委员长为统帅之中国战场。会议中之决定，只系事后通知中国，因此，所有拘束中国之事，往往因解释不同引起误解。予以为倘有真正之合作，则此种事故，定可避免。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联系起了金钱、政治与权力，当然或许还有爱情。最后，他郑重提出：现魁北克正在开会，英美二国正在讨论打击日本之战略，此种讨论之结果，势必影响于战后之国际合作，如中国政府未能参加讨论，则中国政府对其国民将无以解答。因此中国政府虔诚建议：（1）现已成立之军火分配委员会应予扩充，中国应以平等之立场加入。（2）同盟国间有关合作之机构，中国亦应平等加入。（3）魁北克宣言中，应以此二点昭示世界。
英美对宋子文的声明并未引起重视，但是在会议结束前二日让宋子文到会表示了一下意见。宋子文22日抵达加拿大，8月24日会议结束。8月25日，罗斯福、邱吉尔联名电告蒋介石，决定成立东南亚战区，以英国海军中将蒙巴顿勋爵为统帅，史迪威为副统帅指挥缅北作战。蒋介石对魁北克会议不满，大发牢骚：“至关太平洋作战上所作决定，大抵先由英美商定，然后通知我方，而非预先与我商洽再作决定。”故以国力不足，如南缅海岸线与交通要点不确实占领，北缅作战将无法完成为理由回复罗、邱。当时新任东南亚战区司令的蒙巴顿中将正奉命来华协商。10月19日，宋子文由美到印与蒙巴顿、史迪威会谈。11日宋子文回到重庆，16日蒙巴顿也到达重庆会见蒋介石，具体研究攻缅作战计划。经过中、美、英三国的反复磋商和斗争，攻缅战争终于从1943年底开始，历时一年多，于1945年3月3日结束，全部光复缅北、滇西地区，歼敌16万人。这是中美英三国军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第四章 “外交大使”奉命奔波
又一位大使
抗战中期，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奉命到美国处理所谓“家庭事务”，实际上是争取美国贷款。由于宋子文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时人称其为“太上大使”。
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是一位文人，故称“书生大使”。两位“大使”因主见不一，时常交锋。
宋子文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随后，中国战区成立，蒋介石任中国战区统帅。
宋子文还主持了同美、英的废除旧条约签订新条约的谈判，分别与美、英等国签订了新约。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称：“此在中国外交上，系属首次。”
订立新约，举国同庆。
中国的国际地位果真提高了吗？
抗战时期，宋子文为推行“金元”外交，常去美国活动，与美国财政金融界结下了不解之缘。
胡适本是一位文人，是研究哲学的。30年代因其在学术上的地位，受到一些美国人士的赏识。1938年9月，在欧洲进行民间外交活动的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使美任内，胡适通过频繁的讲演打消美国朝野置身于战争之外的孤立主义情结，并运用自己留学美国的经历和广博的学识，巧妙地周旋于美国政要之间，为中国坚持抗战赢得了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因而被人们称为“书生大使”。
本来，“太上大使”与“书生大使”有许多事情需要协调，但他们却无法走到一起。从1940年6月26日宋子文抵达纽约到1942年9月18日胡适离任，胡、宋两人之间由于分析问题和处理事务的差异，以及此前双方私人关系的恩怨，“书生大使”和“太上大使”的矛盾和纠纷可以说贯穿这一时期始终。
1940年6月，宋子文初到美国时，胡适陪他分别拜会了罗斯福、琼斯、赫尔、韦尔斯、汉密尔顿等美国政要。但一个星期后，双方就发生了在美国的第一次冲突。7月2日晚，胡适在宋子文下榻的旅馆小坐。宋子文认为罗斯福总统已答应帮忙，借款一定有望。已担任驻美大使近两年的胡适却不这么看，他说：“子文，你有不少长处，只没有耐心！这事没有这么容易。”胡适的话犹如一盆冷水，把宋子文满腔的热情当头浇灭。宋子文随即批评此前由陈光甫负责的两次借款（即“桐油借款”和“滇锡借款”），这两笔借款表面上虽说是陈光甫负责，但实际上胡适也参与其中并做了相当的努力，国际和国内舆论均认为对中国的抗战有打“强心针”的作用。胡适忍不住对宋子文说：“我要warn（忠告）你：第一，借款时间不能快。第二，借款条件不能比光甫的优多少，光甫的条件是在现行法律之下，无法更优的。”
胡适7月12日，英国政府在日本的胁迫下，不顾损害中国的抗战利益，决定在缅甸问题上对日本做出暂时让步。胡适得悉后非常焦急，频频与美国外交部接触，请求在英国做出不利于中国抗战的决定后，美国能迅速公开地对中国的抗战表示有力的支持。宋子文对此也很着急，但他不是如何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反而围绕胡适的讲演大做文章。他对胡适说：“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多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吧！”宋子文的话深深地刺伤了胡适的心，因为胡适把讲演看成自己作为一个学者从事外交的最佳手段。而且在此期间，国内媒体上关于更换驻美大使的报道也让他颇为心烦，宋子文的责难无异于火上浇油。
11月29日，也就是日本准备正式承认汪伪政权的前一天，美国为表示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支持，决定将拖了很久的一亿元对华借款即刻发放。时在华盛顿的宋子文立即让人打电话给在纽约的胡适，说自己有要事和他商谈，让胡适不要回华盛顿，在纽约等他。在没能联系上胡适本人后，他又给胡适所在的旅馆留了电话，并让李国钦等人转告胡适务必在纽约等他。宋子文的做法显然是不想让胡适分享借款成功的功劳，所以后来当胡适得知宋子文的“巧计”后，也不禁讽刺宋子文的做法“真是‘公忠体国’的大政治家的行为”。
12月17日，这一天是胡适的生日。胡适对自己一年来的工作颇为感叹，同时对做事的困难也有了更为辩证的认识：国际局势演变对中国日益有利，确实使做事的难度减少了。但来了一位“太上大使”，又使做事的难度稍稍增加了，自己也“只好忍这种闲气”。尽管如此，胡适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即“为国家做点面子”，“叫人少讨厌我们，少轻视我们，叫人家多了解我们”。
1941年1月23日，白宫发表劳林·柯里等将赴中国调查财政情形的任命。28日，胡适从霍恩贝克处得知，柯里等人去中国的事情全是宋子文一人策划的，最初他想请凯恩斯，遭拒后转请柯里。美国外交部和财政部均不知情，柯里请示外交部时，外交部也仅表示并不反对，因为柯里等人的赴华费用均是由中国政府支付的。胡适认为宋子文此举太不值得，因为柯里尽管对中国很友好，但他却不懂得币制，让他去调查中国的财政情形显然是不行的。
4月15日，罗斯福总统约见胡适和宋子文，在座的有摩根索、财政部次长贝尔，以及从中国返美的柯里等人。宋子文滔滔不绝，胡适连插话的份也没有。胡适没有像以往那样事无巨细地在日记中记录谈话内容，一句“全是子文一人谈话”暴露了胡适对此的极大不满。
4月21日，摩根索约见胡适和宋子文。会谈没有了以往较为轻松的气氛，摩根索突然声色俱厉地对宋子文大发其火，痛责宋子文不应与美国政客勾结，向他施加高压。主张“诚实的”、“水鸟式”外交的胡适对宋子文的一些“小动作”也不太赞成，他认为摩根索的愤怒可能是“几个月的积愤一齐涌出来了”。
12月23日，重庆国民政府准备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部长，胡适打电话给宋子文，宋子文说自己此前也是一无所知，自己也未决定是否就任。
抬手驻足，张扬在嘴角的微笑，当爱情与权势同期而到，幸福的表情又如何阻挠。1942年2月11日，宋子文用外交部公文给胡适一个荒唐奇怪的命令——“请求美国财政部通过国务院不要冻结我在下列银行的账目……”其中列出了六家银行，实际上也是宋子文利用战时所发的“国难财”。所以战后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发现宋子文“开始担任公职的财力十分有限，而到1943年1月他已经积蓄七千多万美元”，难怪美国作家默尔·米勒采访杜鲁门总统时，杜鲁门气得大骂：“他们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美元。”
5月17日，胡适给翁文灏和王世杰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发泄了对宋子文的强烈不满：“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对自己和宋子文合作过程中的种种情况大倒苦水：“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同时求去之意更坚，说自己早在去年12月8日就已生退意，但后来宋子文刚刚执掌外交部，考虑到当时求去，人们必会认为自己“不合作”，甚至产生更大的误解，所以一直忍耐下来。并感叹“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两天后即19日，胡适在日记中记下了几乎同样的内容，说明宋子文任外交部长以来，从不给他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宋子文要求驻美使馆把使馆和外交部、政府等往来电报每天抄送一份给他，却从不把他收到的电报给胡适看，有时蒋介石致胡适和宋子文两人的电文也不给胡适看，自己单独就回复了。
9月18日，胡适黯然离开他在华盛顿的官邸——双橡园，结束了他四年大使生涯，也结束了“书生大使”和“太上大使”在美国的较量。
平心而论，胡适和宋子文在美国的紧张关系双方均难辞其咎，宋子文急于立功的心理、趾高气扬的优越感、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固然是两人之间水火不容的主要原因，但胡适作为知识分子的过分敏感可能也是双方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尽管这种关系必然会对中国在美国的外交活动产生负面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太上大使”和“书生大使”的一动一静，有相得益彰的作用，因为外交活动毕竟不是仅仅依靠所谓的“诚实”就能成功的。
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队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空军基地珍珠港，摧毁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同时进攻美属菲律宾、关岛、威克岛，英属香港、马来西亚。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2月8日，美、英两国分别对日宣战。9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告实际上已进行了四年多的对日作战，同时也对德、意宣战。这样，建立远东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了。
当时，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尽早建立远东反法西斯联合作战指挥机构。
12月8日下午，蒋介石在重庆分别约见美国大使高斯、英国大使卡尔和苏联大使潘友新，表示中国将与其他反法西斯国家共同作战的决心，并请他们分别转致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当日晚上，蒋介石又会见了英国武官邓尼斯与美国武官包瑞德，建议中、英、美等国成立对日联合作战的指挥机构。第二天，蒋介石打电报给在美国的宋子文，要宋与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联系，对美军在珍珠港遭到日军突袭表示同情，要求双方达成在远东联合作战的协议，成立由美国领导的各盟国联合指挥机构，共同对日作战。
12月10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子文，要求宋子文向美国当局转达他所提出的由美国、英国、荷兰和中国立即达成联合作战的协议，并提议由4国立即在远东成立一个中央统帅部，或一个中央军事参议机构，在重庆设立指挥部，统一指挥对日作战。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会见了在重庆的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崔可夫，请苏联加入对日联合作战。
宋子文收到电报后，于12月10日即拜访了被视为美国“第二号人物”的财政部长摩根索，向他转交了蒋介石的这份电文。宋子文说：如果成立这样的盟国军事指挥部，希望摩根索也是成员之一。12月12日，宋子文又把蒋介石12月10日电报的抄件转呈摩根索，并在致摩根索的信中说：“由于当前事态紧迫，如果您能就怎样在美国推进此事给我出任何主意，我将非常高兴。”
此后，中、美、英等国加快了关于协调远东联合对日作战的磋商。12月中旬，以马格鲁德少将为首的美国军事代表团、以邓尼斯少将为首的英国军事代表团齐集重庆。12月22日，英国印度军总司令魏菲尔上将、美国陆军航空总司令勃勒特少将抵渝，参加了23日、24日举行的重庆军事会议。英、美军事代表团团长、中国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及其他高级将领出席了会议。与此同时，罗斯福、邱吉尔在美举行会谈，并共同与新任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晤谈。经商定，决定组成反轴心国的同盟，确定了联合作战的具体规划，并决定设立参谋长联合会议和根据租借法案分配物资的军需品分配委员会。12月下旬，中、美、英三国在重庆举行的东亚联合会议决定，如日本侵入缅甸，中国将派空军助战，美国供应中国战略物资。12月23日，中国与英国订立军事同盟，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路的协定》，决定中国军队赴缅甸配合英军作战。
在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美、英、中等反法西斯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商定了与共同敌人作战的策略。在此基础上，1942年1月1日，美、英、中、苏、澳、加、荷等26个参加反法西斯同盟的国家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参加签字的中国代表是宋子文。宣言宣布：“它们现在正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的和残暴的力量从事共同的斗争。”规定：签字国政府保证运用全部兵力与经济资源，打败法西斯轴心国及其仆从国。不到侵略国家无条件投降，每个国家都保证不与法西斯国家合作，不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这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随之，中国战区应运而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处于两面作战的态势。美国从世界战争的战略出发，依然采取“先欧后亚”的方针。同时，美国也充分考虑到中国抗日战争的作用，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打败日本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因此，美国决定在战略防御阶段主要是打通滇缅公路，依靠中国战场消耗日本的军力和物资，等欧洲战事结束后，再利用中国人力和基地转入对日进攻。根据这样的部署，罗斯福在征得英、澳、荷等国的同意后，1941年12月31日致电蒋介石，建议组织包括中国、印度支那、泰国在内的中国战区，成立统帅部，由蒋介石任统帅，统一指挥中国战区的军事。1942年1月1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对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一职，表示“义不容辞，敬谨接受”，并要求罗斯福指派一位信任的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罗斯福经考虑后，决定派美国军界上层人物被称为“中国通”的史迪威中将任此职。
从此，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汇合了，中国抗战的长期孤立局面结束了。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后，美、英为了与中国共同消灭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不等战争结束，于1942年10月9日分别通知中国政府，声明愿即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权益。美国声明说：“美政府准备立时与中国政府谈判，缔结一规定美国政府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美政府并望在最近期内以完成上述目的之草案，提交中国政府考虑。过去数周内，美政府业与英政府就是项一般问题交换意见，美政府欣悉英政府与美政府具有同样之意见并正采取相似之行动。”英国声明：“帝国政府愿于最近将来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并将以规定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草约，提交中国政府考虑”。
1942年6月2日，宋子文在美国签署租界法案后，手持法案留影废除旧约和签订新约的谈判是由当时的外交部长宋子文主持的。美、英虽然发表了上述声明，但谈判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美、英这一行动是迫于当时形势作出的，也由于放弃在华特权对他们的利益仍有不同程度的损害，所以谈判进展不快。特别是英国，始终不肯放弃在1898年强行租借的为期99年的九龙租借地，一直到预定签订新约之日，即1943年元旦，还未达成协议。为了不致因“九龙”一事而中断新约的缔结，国民政府作了让步。可是，英国仍然片面要求延期，美国也持同样态度加以阻挠，致使新约不得不延期签订。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发出慨叹：“美、英新约不能在元旦如期举行，乃为平生遗憾，更知外交被动之苦。”直到1943年1月，汪伪政权发表了徒具形式的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之所谓“新约”后，才有所进展。日伪“废约”这本是一幕滑稽戏，但客观上却对美、英增加了压力，迫使美、英加速同中国谈判的进程，并于1943年1月11日正式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
中美新约签字仪式在美国华盛顿国务院会议室举行。会议室的长桌上端端正正摆着用中、英两种文字缮写成的条约文本，均用彩色带系结。当美国国务卿赫尔偕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步入会议室，端坐于长桌一端时，曾以诙谐之口吻问魏大使：签字时，是以书写英文的方法，还是按中文从上至下的书写习惯？魏大使笑而不语。在新约上签字的中国代表是驻美大使魏道明，他先以毛笔签写中文署名，然后用钢笔签署英文名。赫尔，则用自备墨水笔签字。此签字情况，均已摄成新闻影片及照片，两人之谈话亦制成留声片运至重庆。参加签字仪式的，中国方面除魏道明外，尚有驻美大使馆公使刘锴，新任参事徐公肃，一等秘书崔存磷。美国方面除赫尔外，还有远东司司长汉米尔顿、国务卿助理裴克等。
中英新约签字仪式在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新厦进行。条约签字前，先由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王化成与英国驻华大使馆秘书祁德森互换中英文条约文本。继而外交部长宋子文，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印度驻华专员公署一等秘书代理署务黎吉生，互验全权证书。中英新约是以英王名义签字的。签字的英方代表是驻华大使薛穆，印度驻华公署一等秘书代表署务黎吉生，中方代表是外交部长宋子文。参加签字典礼的，除双方全权代表外，中方尚有驻英大使顾维钧，外交部次长吴国桢、胡世泽，条约司司长王化成，交际科科长凌其翰。英方有大使馆参事台克曼，秘书祁德寿。
风雨中的红玫瑰、多的是锐利，多的是坚定，但历经风雨磨难而风韵依存。中美、中英新约，除个别地方不同外，主要内容基本相同。宋子文直接签订的中英新约共有9条。第一条规定条约适用的领域。第二条规定撤销英国政府及其人民或公司在中国享有的种种特权。第三条宣布废除1901年的《辛丑条约》。第四条决定交还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及天津、广州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第五条是关于不动产之保护或转移问题。第六条规定两国人民享有在缔约国中旅行、居住、经商之权利。第七条规定领事之权限。第八条规定待战争结束后，双方缔结友好通商设领条约。第九条规定新约批准生效的日期。综观条约内容，第二条最为重要，故在中英换约的附件里又明确规定英国政府应放弃如下特权：（一）租界及使馆区之特权。（二）内地驻兵权。（三）军舰自由驶入权。（四）领事裁判权。（五）通商口岸权。（六）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权。（七）外籍引入权，海关雇用官员权等。这表明，除九龙、香港外，英国政府从政治上、军事上基本放弃了在中国享有的特权。通过中美新约，美国也取消了在中国的种种特权。
随后，中国又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这样，百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基本上废除了。
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1943年1月12日，宋子文在记者招待会中称：“此在中国外交史上，系属首次。”并特别感谢美国国务卿赫尔及英外相艾登为废除旧约、签订新约所做的贡献。在记者招待会上，一美国记者问：中国是否对中美、中英两新约满足？宋子文回答说：“大体可以业已满足，然尚有少数问题，须再讨论。”关于租借地一事，宋子文说：“中国曾提起九龙租借地问题，然英国政府未准备加以讨论。我方已保留再度提出此问题之权。”宋子文最后称：“本人得参加废止特权新约之签订，无上欣幸。自1928年对美国关税自主之条约签订后，本人即切望能签订废止治外法权新约，于今果如愿以偿。”
1943年1月11日，中英双方在重庆签署《中英新约》。居中者为宋子文出现在正式场合的宋美龄总是佩戴着中国空军金质徽章，那是她为抗战做贡献的象征。为了庆祝新约的签订，国民政府明令昭告全国，称：“今吾国已获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并决定1943年春节放假3天以志庆祝。蒋介石为此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宋庆龄、郭沫若亦发表谈话。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人民集会庆祝，燃放鞭炮，游行示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发布《关于庆祝中英、中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指出：“我们应当庆祝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各地在战争环境许可下，均应于旧历元旦前后召开军民庆祝大会，庆祝中英、中美间新的关系与新的团结，坚定军民抗战信心，号召军民为驱逐日寇，完成中国独立解放而斗争到底。一切共产党员，均须循此目标前进。”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庆祝新约，通知放假：“中英美订立新约，举国共庆，同时适逢春节，各机关、部队及群众团体，由2月4日（即旧历除夕）起至10日止，放假7天。中等以上学校由2月4日至17日，放假14天。各工厂则依其劳动合同所扩大进行规定之假日放假，以资庆祝。”延安2万多人于2月5日开会进行庆祝。全市欢腾，盛况空前。
走下飞机的宋美龄泪眼婆娑，哥哥宋子文立即伸手搀扶。当年5月，中、美、英批准条约生效之日，《新华日报》又以《中英、中美互换新约》的短评论述此事。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发行的《群众》杂志，在第8卷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新约加重了我们的责任》的时论。同卷第3期上又发表了题为《自由独立新中国的起点——中英中美新约的历史意义》的文章。这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新约签订的支持与祝贺。
全国各阶级、各党派都热烈祝贺新约的签订，这说明宋子文及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代表了全民族的利益。它使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而且对团结全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重大的作用和进步意义，在中国现代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
但是综观所有新约的内容，大都是军事政治方面的问题，而未涉及到经济文化领域。因此外国人仍可在中国各地倾销商品，设立工厂，打击民族工商业。至于设立教堂、办学校及其他事业，更没有限制。就是政治方面的问题亦未彻底解决，如在进行谈判时，中国提出九龙租借地问题，英国政府表示“现未准备对此问题加以讨论”。中国无可奈何，只得正式声明“保留再度提出此问题之权”。因此使九龙租借地问题悬而未决，香港、澳门问题也未提出讨论。
终于如愿以偿
宋子文奉命请罗斯福总统派一名美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
美国宣布史迪威来华，身兼六职。
闻此消息，蒋介石脸色大变，将电报狠狠地摔在桌子上，对陈布雷说：“这都是宋子文办的好事。”
“史蒋风波”骤起，美国态度暧昧。
宋子文如何应对？
1941年12月8日，寒冷潮湿的早晨。
宋子文起床后，像往日一样拧开落地式美国收音机开关旋钮，照例收听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
突然，收音机里传来男播音员愤怒而低沉的声音。
新闻公告：美联社华盛顿12月7日（当地时间）电：罗斯福总统发表声明说：1941年12月7日，这是个叫人永远不能忘怀的可耻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遭到日本帝国海空军突如其来但蓄谋已久的袭击。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叫宋子文惊愕不已。他耐着性子专注地听了下去，大体弄清了事情真相：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本未经宣战，以海空军突然偷袭珍珠港。珍珠港位于夏威夷群岛中的瓦胡岛南岸，东距火努鲁鲁9.6公里，是一个水深15—20米的陆抱良港，也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空军基地。日军出动183架飞机，从停泊在距离珍珠港230海里的6艘航空母舰上起飞，以微小的代价击毁击伤美军太平洋舰队的主要舰船18艘（包括战列舰8艘，飞机260余架，人员伤亡近4000人，其中一半阵亡，太平洋舰队蒙受惨重损失。太平洋战争从此爆发。
宋子文既对日本敢于在太平洋上向美国人开刀非常吃惊，又急于知道国内方面对珍珠港事件所持态度，以便在与美国政府交涉中争取主动，因而显得格外焦虑和浮躁。
与此同时，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也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中国陪都重庆，引起一派欢欣鼓舞的热烈情景。国民党政府官员纷纷互相祝贺，仿佛已经获得一个伟大的胜利，在他们看来美国对日之战，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伟大胜利。”一位在重庆看到当时情景的美国人写道：“在美国发生珍珠港事件的那一天，在中国就好像是在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停战日。”
张学良，为了民族存亡大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蒋介石盼望已久的事情，在他看来这是转移对日作战责任保持实力的最好时机。因此，就在这天上午，他在黄山官邸客厅召见了苏联大使潘友新，美国大使高斯，英国大使卡尔，各面授备忘录一件，声明“反侵略阵线各个国家必须对于各个轴心国家认为共同公敌”。建议“美国对于德意两国与苏联对于日本，皆请同时宣战”，建议“中、英、美、澳、荷、加拿大、新西兰等友邦国家结成以美国为领导，指挥共同作战军队的军事同盟，以一致对德、意、日轴心国，各同盟国互订不单独与轴心国媾和条约”。同一天，蒋介石还约见了各国使馆武官，宣称中国为了与各友邦配合作战，正准备对香港、越南及缅甸采取行动。
身处异邦的宋子文，在焦急等待中收到了蒋介石自重庆发来的急电。要求宋子文代表他一是向罗斯福总统转达中国政府对日本进攻美国“愤激莫名之心情”，二是表明中国待美国宣战时同时对日正式宣战的态度。三是提请罗斯福总统敦促苏联立即对日宣战。
宋子文接电后，立即前往白宫委托副国务卿向正在出席紧急军事会议的罗斯福总统作了转达，并迅速得到以下二点答复：一是苏联不能即日宣战，原因是远东军事准备还须增强，时机一到，即宣战无疑。二是中国即刻宣战，于大局有利，恳即实行，不必等苏联宣战。斯大林也致电蒋介石说明“苏联现负抗德战争之主要任务，苏联在抗德战争上之胜利，实即系英、美、中国对轴心集团之共同胜利。本人认为苏联之力量，目前仍不宜分散于远东……”
12月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华盛顿致电蒋介石告以美国会已宣布美国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中华民国政府也随即发表了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署名的《对日宣战书》，并同时宣布中国对德意志、意大利两国处于战争状态，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中德、中意间关系者一律废止。这样，中国在已与日珍珠港内美军舰艇纷纷被日军飞机击中起火本交战四年半之久，国土沦丧大半之时才正式宣战。
蒋介石接着于12月10、11日，在黄山官邸邀集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戴尼斯将军，英国大使卡尔等人，商讨中、英、美、荷、澳五国联合军事行动之具体计划。马格鲁德对此也非常卖力，他将商讨内容列为四点报告了罗斯福：
一、请华盛顿提出五国联合军事行动之具体计划，并以华盛顿为联军政治与军事之中心。
二、在苏联未对日本宣战之前，请华盛顿提出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荷印区域间之四国联合军事行动之具体计划。
三、五国初步谈判之地点应为重庆，其永久地点以讨论决定之。
四、由华盛顿提出五国军事互助协定之方案。
宋子文通过外交身份和多种途径，加紧活动，向美国朝野极力说明中美英荷四国应速制定联合作战的整体计划，及成立联合指挥部与军事同盟协定的重要性。经宋子文的撮合，美国陆长史汀生14日决定请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即邀英、美、荷派陆、海军代表会同中国代表在重庆举行军事会议。
在马格鲁德鼓动和史汀生的建议下，正忙于国内动员，被战事搅得焦头烂额的罗斯福也希望中国在联合军事行动中扮演一个角色，便回电马格鲁德请蒋介石至迟于12月17日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由中、美、英、苏、荷五国在亚洲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并望产生永久性机构以便指挥各盟国共同作战。
蒋介石即于16、17、19之日，先后与英国大使卡尔、苏联大使潘友新、荷兰代表保斯、美军事代表马格鲁德分别谈话，交换联合军事会议代表团组织的意见。
12月20日，五国军事代表齐集重庆。经过协商，由中国国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起草五国协定作战总方案，提交各国讨论。总方案拟在1942年7月，以美国海空军及中国陆军为主攻，英国海空军、苏联陆空军为助攻，先扑灭敌方空军，取得制空权，然后再对日敌本岛及中国东南地区，以外线作战态势向敌合击。
12月23日，联合军事会议在蒋介石官邸举行。出席会议的只有中、美、英三国代表。中国方面有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徐永昌、商震、刘为章、周至柔、毛邦初。英、美代表有爱格斯登大使、卫佛尔将军、勃兰德将军、马格鲁德将军、戴尼斯将军、沃勃堡空军参赞、霍克上校、麦克莫伦上校、王怀林中校、司高脱兰德副官等。苏联代表拒绝与会，荷兰未派代表出席。
会议伊始，中、英之间就发生了争执。英国代表提出制定的联合作战方案，在十分紧迫的形势下，宋美龄微笑示人，显示了她临危不变的坚强、勇敢和大家风范。首先是要保卫缅甸，因为缅甸是保护英国最大殖民地印度的最后一道屏障。中国也认为有必要保卫住缅甸，因为缅甸是中国仅存的一条外援补给线，大批美援物资要通过缅甸公路运往大西南。对此，蒋介石表示：余兹同意其原则……但此次集会之主题，则为研究在东南亚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主要任务为拟定整个计划及组织永久机构。英国代表仍坚持注重当前紧要问题并借口缅甸防务空虚，物资缺乏，要求增拨武器。蒋介石虽然对英国代表的傲慢态度和此一次联合军事会议召开前不久，英国将在缅甸境地的一批美国援华物资计卡车150辆和一船弹药占为己有表示出极为不满，但极力克制并表示：“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因此，如果贵国需要，我国可以派遣八万人入缅甸作战。”而英国代表则以傲慢的口吻对蒋介石说：“如由贵国军队解救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我们只要请贵国能惠允拨借美援物资就可以了。”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联合军事会议上气愤地声明：中国愿将所有在缅甸的一切租借物资军火全部退还美国，撤回驻缅人员，停止中、英、缅合作。宋美龄也坐不住了，用英语提醒各位：“请注意中国的地位。”然而一向好发脾气的蒋介石却显得格外有涵养，他斯文地对卫佛尔将军说：“我们中国有句格言‘人无信不立’，中英两国此时可算得上是患难之交，现应彼此互助互谅。运给中国的援助物资，像前次的卡车，贵国如需借用，不妨与中国商洽。”蒋介石话里有话，说得英国代表的脸涨得通红。
史迪威，先后4次来华，前后在中国长住10年之久，通晓中文和汉语，对中国官场的黑幕和老百姓的苦境也很明了。1月14日9时，史汀生约见了史迪威。15日，美国陆军部次长麦克莱函告宋子文，透露了美军代表兼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安排，并说鉴于缅甸战区中英美军队之复杂，美军代表必须在缅区具有执行三国军务的权力，否则将难以应付局面。宋子文在将麦氏原函电呈宋美龄而告蒋介石之后，又于1月19日走访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史汀生面告宋子文，参谋长拟推荐史迪威中将充任，并提出秘密说帖一件，要求中国同意并促成中、英、美在中国战区切实合作。宋子文摘译为中文，同日电告蒋介石。此电为其后宋（子文）史（汀生）交换函件之根据，派遣史迪威来华之前提。
蒋介石收到宋子文皓电（19日）报告后，感到美军代表兼任战区参谋长的办法：不妥，于22日电饬宋子文，须将战区参谋长之权限地位加以明确，即在华之美军代表受中国战区参谋长指挥，中国战区参谋长受中国战区统帅之命令。然而宋子文复电说，美军代表既然兼任战区参谋长，自然而然地要受中国战区统帅节制和指挥。因此他没有将蒋介石的电报转给美方，并于元月29日与史汀生交换函件，答应了美方一切要求。
根据宋史交换函件，1942年2月2日，美国陆军部宣布史迪威来华身兼六职：美军驻华军事代表，在缅甸的中、英、美军队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中国战区参谋长。享有以下权力：监督和控制美国对华军援事宜。在蒋介石统辖之下，指挥在华美军及可能拨予的中国军队，代表美国政府参加在中国的国际军事委员会，以及以委员长（蒋介石）的参谋长身份行事，改善、维持和控制滇缅公路中国段。
蒋介石要求美国派一名高级官员来华作参谋长，原意是要受中国统帅命令的，但史迪威来华时的6个头衔中5个职务蒋介石无权干涉，蒋介石指望通过美国高级官员获得更多的美援，装备他的军队以便日后对付共产党，但是美国政府却又授权史迪威监督美援物资的使用，以加强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战斗效果。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落空后，对美国政府和宋子文交涉不力非常不满。当收到中国驻美使馆拍来的有关美陆军部发表史迪威来华消息的电报时，蒋介石顿时脸色大变，将电报狠狠地摔在桌子上，对陈布雷说“这是他办的好事！”这里的“他”指的是宋子文。
西安事变时，宋美龄和端纳一同到达西安。史迪威受命之前，宋子文对史迪威个人经历进行过调查，对他十分满意，认为“挑选担任此项职务的人是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人物”。宋子文还与史迪威作过长时间交谈，集中商讨了开辟“驼峰”空中运输线。宋子文认为美国援华物资如果滇缅公路一旦被日军断截，就难以运抵中国。因此开辟一条空中运输通道较为理想。宋子文估计，一百架DC—3型运输机每月可向中国运送一万二千吨物资。物资运进印度所需的海港可选在加尔各答，然后沿铁路直达北面的阿萨姆，再由阿萨姆用飞机装运穿越喜玛拉雅山脉到昆明，全程只有700英里。史迪威也认为有必要开辟航线。他说：形势正迫使有关各方正视缅甸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必须使这条航线“立即通航”。1月31日，宋子文给罗斯福写信提出开辟这条航线。罗斯福答复：“经印度通往中国的补给线可以用空中运输的方式加以保证。”于是，宋子文与史迪威又对穿越世界屋脊的空中运输线所需的机场、飞机、地勤人员、油料和保养设施等问题广泛地进行了磋商。
1942年2月11日，史迪威及其参谋人员飞向迈阿密。在两次取消飞行后，他们终于在13日、星期五离开美国。一行人一会儿乘泛美航空公司的水上飞机，一会儿又换乘DC—3型运输机，进行了历时12天的一系列短程飞行。经加勒比海到达南美洲，穿越非洲向北飞到开罗，尔后向东，经巴勒斯坦、伊拉克、波斯湾，飞抵印度新德里。3月3日，史迪威等人踏上了他们旅途的最后一段，离开印度前往重庆，住进了宋子文建造在嘉陵江边的一座西式房子里。
史迪威来华后，在重庆上清寺设立了中、印、缅美军指挥部。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及一月，关岛、马尼拉、香港、新加坡先后沦陷，日军继续分兵南进，进逼缅甸。缅甸地处中南半岛西部，东北与我国云南相连，西北同英属印度相接，日本如果占领缅甸，东可入侵中国大西南，与中国东部日军合围中国。西可进犯印度，摧毁盟国在印度的战略基地，进入中东与德、意法西斯会合。在缅甸局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英国政府要求蒋介石出兵缅甸，把日军牵制于缅北地区，阻止日军由新加坡、仰光沿海进攻印度。蒋介石也希望保持盟国对中国的输血线——滇缅公路。滇缅公路北起中国云南昆明，南至北缅重镇腊戍，然后衔接缅甸中央铁路，最后通向南端仰光海口，全长1146公里。1938年修筑，当年底竣工通车。日本大规模侵华后，外国援华物资入境主要靠中越、中缅这两条运输线。1940年6月法国败阵，日本乘机与法国维希政府交涉，关闭了中越路。这样滇缅路成为中国对外惟一陆上通道。于是中国政府根据1940年12月订立的《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派出杜聿明的第五军、甘丽初的第六军、张轸的第六十六军组成远征军入缅协同英军作战。但是，英国政府要求中国军队进入缅甸的目的是掩护其安全撤退，并无坚守仰光海口、保护滇缅路畅通的意图。为此，英国不愿意中国军队大批地、过早地入缅，以致英军队难以协同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