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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推荐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人行政院。宋子文则坚持说这个方案是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抗日局面揭开后，再彻底改组。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原则同意宋子文的意见，要求宋子文负责组织过渡政府，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可为行政院次长。
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还提议，在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以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成立联合委员会，受张学良领导，进行抗日准备，国民政府负责接济军需。宋子文回答，此事可转告蒋介石。
这次谈判还谈到释放蒋介石的问题。宋子文提议由蒋介石下令撤兵即放他回南京，回京后，再释放“七君子”。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坚持中央军先撤出潼关，释放“七君子”，蒋介石再回南京。
最后，周恩来提出，如果蒋介石不同意六项条件，他愿意和蒋见面详谈。宋子文则说，可先会见宋美龄。
这一天谈判后，周恩来即将谈判详情电告中共中央，并请示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释放蒋介石。
12月24日上午，继续谈判，南京方面除宋子文外，宋美龄也参加了谈判。这天的谈判进展得比较顺利，双方争执不多。
谈判的结果是：
（一）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负责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
（二）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介石手令飞洛阳办理停战撤兵的事。
（三）蒋介石返回南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办释放事宜。
（四）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宋氏兄妹担保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五）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不开国民代表大会。
（六）政治犯分批释放，具体办法与宋庆龄商定。
（七）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
（八）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
（九）蒋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
（十）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
宋子文表示要共产党为他抗日反亲日派作后盾，并派专人驻上海同他秘密接洽。
此外，宋子文还提出，只要蒋介石下令撤兵，就放他回南京。对宋子文的这一要求，张学良立即表示同意。杨虎城、周恩来表示再考虑。至此，谈判结束。
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周恩来问蒋介石：“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不停止？”蒋答“我等你们到西北来。”周恩来驳斥道：“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蒋就没有话说了。周恩来向蒋介石阐述了中共的政策和西安方面的意图后指出：坚持内战，自速其亡。蒋介石考虑了一下，表示了三点：
（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二）由宋氏兄妹及张学良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以前商谈好的问题。
（三）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和他谈判。
关于西安的谈判情况，周恩来及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周恩来在电文中指出：“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政院布置。”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蒋介石、宋氏兄妹与周恩来进行了多次会谈，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自谈判条件大体商定后，宋子文、宋美龄就要求张学良早日放蒋走，并提出最好在圣诞节回南京，取个吉利。
张学良表示愿意早日放蒋，但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一些重要文武官员提出，蒋介石不做出可靠的保证，不能匆忙草率地放他。他们提出，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必须先撤兵，必须先释放上海被捕的七位爱国人士，蒋介石必须在谈判所通过的条款上亲笔签字，公诸报端。没有这三项保证，就不能放蒋。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向宋美龄表示：“我们可能需要进行斗争，而对你会非常危险，我可以把委员长偷偷送出来。你和端纳可坐飞机去洛阳。我将让委员长化装乘汽车出城，开到东北军的防地，然后一直把汽车开到洛阳跟你见面。”
宋子文表示同意这一计划作为最后的办法，宋美龄则强烈反对，认为蒋不但受不得汽车上的长途颠簸，而且这也不是他离开的适当方式。
宋子文在12月25日晨收到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和幕僚鲍文樾、马占山、米春霖、杜斌丞等的一封联名信，提出商定的条件只是由“领袖的人格”作保证是不行的，必须有蒋介石的签字，中央军必须立即退出潼关，如若不然，决不放蒋走。
看完这封信，宋子文大吃一惊，蒋介石夫妇更是惊慌不已。宋子文立即去找张、杨两位将军，他向张、杨表示，蒋回南京后，保证立即命令中央军撤出潼关，毫无问题。
宋子文又去找周恩来，请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要蒋、宋今日即走。”
25日中午，宋子文去新城大楼找杨虎城，请杨同意放蒋，杨仍然坚持没有保证不能放蒋走。
当天下午，张学良同杨虎城商议说：“现在不走不行了，夜长梦多，恐怕会出什么大乱子。我今天决心亲自送蒋走。我想在几天内就可以回来的，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不回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
这时，蒋介石已经在宋子文等人的陪同下走出房间，准备上汽车。张学良低声对杨虎城说：“现在就放他。”杨虎城本不同意无保证地放蒋，更不同意张学良亲自陪同蒋介石返南京。但是，他一向尊重张学良，又不知道周恩来是否同意张学良亲送蒋走，当着蒋介石的面又不好争执，只得一起去机场送蒋介石。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送蒋介石和宋子文、宋美龄等一行到飞机场。只见机场上人头攒簇，有2000多名群众准备迎接即将来西安的抗日将军傅作义。蒋介石、宋子文见那么多人聚集在那里，有点紧张。蒋介石赶忙对张、杨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再重复一遍：（一）明令中央入关部队于二十五日前起调出潼关。（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
蒋介石换了口气，又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应承认。”“我答应你们的那些事，我回南京后，一一都可实现，你们放心，不然我也不成其为国家民族之领袖。”
待蒋介石说完，张学良将手谕交给杨虎城，内容是请杨自25日代理他的职务，万一有事，东北军听从杨和于学忠的指挥。
下午四点多钟，蒋介石和宋氏兄妹登上飞机，张学良也登上自己的飞机，同时起飞赴洛阳。26日中午，蒋介石夫妇飞返南京，宋子文和张学良亦于当天下午同机到达。至此，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阴谋，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团结抗日，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宋子文在国民党的军政要员的一片“讨伐”声中，明确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且成为“当时谈判的所谓和平使者”，他答应在蒋介石出去以后，负责改组南京政府，并且一再表示了抗日决心，这些言论和行动，对促进西安事变早日和平解决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他答应的改组南京政府等诺言，却都未能兑现。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戏剧性也是最神秘的一个重大事件。其主要参与者为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蒋介石、宋子文和宋美龄。其中，宋子文一方面说服蒋介石妥协，一方面稳住南京政府不要轰炸西安，一方面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谈判。尽管有关西安事变内幕的许多说法或当事人回忆已陆续见诸报刊和书籍。但宋子文的亲笔日记，因其不是为发表而写，反而是最有可能真实记述历史事实的。
张学良和杨虎城1936年12月12日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后，宋子文日记记述的时间从20日抵达西安当天“探路”开始，到25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为止。日记用英文写成，为打字稿，但其中要点和人名均为中文亲笔手写，共15页。这本日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保存60多年后，在宋美龄去世后公布于世。日记中涉及的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蒋介石痛哭绝食
宋子文20日上午10时乘飞机抵达西安，“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
蒋介石刚被捉之时，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与张学良连话都不讲，更别说谈判了。张学良告诉宋子文，蒋曾于17日接受他所提出的四项条件，即：1.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2.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3.发动抗日运动。4.释放被捕七人。但蒋当天早晨又改变了主意。
蒋在见面时果真告诉宋，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惟一之途。宋向蒋指出，“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
当天下午，蒋介石“渐次通情达理”。他再次见张学良，事后告宋，他已同意张学良将其军队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第二部分，蒋介石性命堪忧
宋子文在西安之所以敢对蒋介石直言，晓以利害，其主要原因是宋子文抵达西安后确实为蒋介石的性命感到担忧。
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张、杨）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张学良）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当天晚上，宋继续探寻解决办法，与张、杨甚至谈到请阎锡山出面调停。他在次日的日记中得出了惟一结论：和平解决。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彼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二、张、杨与中共两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在离开南京之前，我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然经我实地细量，我坚信，拯救中国惟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
第三部分，张学良扣下蒋遗嘱
21日上午11时，宋子文在离开西安返回南京前1小时再次面见蒋介石。蒋介石交给他几份遗嘱，是分别写给全国人民、夫人宋美龄和他两个儿子的。蒋要宋先将遗嘱给张学良过目，但张过目后扣下了蒋的遗嘱。宋子文写道：“（张）谓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
蒋还要求宋子文不要让宋美龄前来西安，并劝宋子文也不要返回南京。但当时宋子文已拿定主意，心中有了一个救蒋介石一命的初步方案。
那时的宋美龄，刚从美国留学归来，以她那过人的才华和洋化的做派，在十里洋场成为风云人物。同时引起了蒋介石的追慕与爱恋。“我不知何种政治解决切实可行，但我决定先行如下几点：1.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2.由戴雨农（戴笠）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3.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三点方案得到了张、杨的赞同。而且，张还特意给宋美龄和戴笠写了信。但张同时表示，“倘西安发生战事，蒋夫人之安全不能得到保障。”
第四部分，宋被怀疑策划西安事变
宋子文执意返回南京后却发现，他离开才一天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已失去对他的信任，因为他没有像蒋介石那样被扣在西安，居然平安而归。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此地之气氛系对我能够回来充满不信任。”“我还听张公权之姐的某朋友言，张公权称，西安事变系我一手策划。”
宋子文到南京后，首先与宋美龄、宋蔼龄和戴笠商谈对策。他们均赞同宋的方案。然后，宋才向国民党要员汇报张、杨提出的四项条件和他的计划。
宋子文记录道：“熊（式辉）说，他担心委员长在西安会违心被迫接受彼等条件。我言，以彼如此了解委员长之为人，竟谓委员长会被逼违心签字，我甚感惊讶，此系对其人格之污辱。何（应钦）问，汉卿（张学良）为何提出让戴雨农去，让蒋铭三去是否亦出同样目的，他们是不是欲逼其透露我方军事计划？我答，目前时间紧迫，质疑彼等动机毫无意义。叶（楚伧）评论道，站在政治委员会立场言，只要委员长在遭胁迫，他就不能同意任何条件……”
但宋子文回南京的主要目的是说服南京方面暂勿攻打西安。他告诉南京政府要员，绝对不能采取军事行动，“他们让我直截了当回答，委员长是否希望军事解决。此问题我因先前曾与蒋、孔二夫人讨论过，故便模棱两可地答日，若能寻得和平解决之道，委员长不希望看到再发生内战。”
根据宋子文日记，当晚和第二天上午，政府要员都在开会讨论他的建议。结论是“停战期缩为3天，根本未提停止地面进攻，仅言将停止飞机轰炸”。
第五部分，张、杨要求召开名流大会
宋子文22日携宋美龄、郭增恺、戴笠及蒋鼎文飞抵西安。蒋介石与宋美龄团圆后态度进一步转变，同意妥协，指定宋美龄和宋子文为其与周恩来谈判的代表。
宋子文写道：“委员长说，我必须要求周同意：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要告诉周，他一刻亦没忘记改组国民党之必要。他保证将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重组国民党后，倘若共产党尊其为服从总理，他将同意：1.国共联合。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给汉卿发布手令，收编红军，收编人数将视其拥有武器之精良度决定。”
但张、杨23日上午的建议令宋子文大感意外。他们提出，由蒋介石出面，即刻在西安召集一由朝野各界官员名流大会，出席者应包括陈果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冯玉祥、孙夫人、韩（复榘）、宋（哲元）、刘湘、宋子文、张学良等。大会作出决议后，蒋介石才可离开西安。宋子文说：“我对如此条件甚感失望，因为我了解南京方面的态度，他们不会接受。”他提出了不召开名流与政府官员大会反建议。
第六部分，宋子文拒绝组阁
当天，蒋介石让宋子文与张学良一道去见周恩来。周告诉宋，中共已原则上同意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作战。若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可不要求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他们欲支持者非委员长个人，而系出于民族之大义。”23日下午，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就已开始讨论国民政府新内阁人选。
“彼等一再劝说由我组阁，但是，我告诉他们，出于政治及个人原因，我绝对不会领导现在之内阁，且亦不会参加。他们坚持让我执掌财政部，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对获取其日常之开销有信心。他们对外交部长人选不能为亲日分子亦甚关切，我与他们讨论了几名人选，我建议由徐新六来担任，徐系一热情民族主义者，同时本人又未有如此多色彩，因而不会让日本人解释为：他的任命即意味战争之来临。关于军政部长，他们建议，此人不应有名无实，而应是委员长真正可倚赖者。因为亲日，交通部他们不想要张公权担任，而海军部他们亦不愿由陈绍宽担任。”
第七部分，张学良、杨虎城发生激烈争吵
宋子文与宋美龄一道向蒋介石汇报了谈判结果。蒋介石答复：
一、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拟命孔（祥熙）博士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
二、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
三、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学良）负责。
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
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
4.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四、1.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
2.将与张学良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手令。
“我将上述答复交予张、杨及周，他们似甚为满意，次日上午，他们将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当日深夜，周拜访了蒋夫人，同时他亦与委员长简单寒暄了几句。”
至此，西安事变看来已经和平解决。但24日上午，局势突然发生逆转。首先是张学良的部下不同意在蒋介石未履行部分承诺的情况下就放其离开西安，二是张学良为此与杨虎城闹翻。
宋子文记载，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杨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不满地离去。
第八部分，宋策划蒋介石秘密出逃
宋子文认为，“杨在西安城周有驻军九个团，他可用兵强扣委员长，故形势极为危险。张在城周仅有一团，遂命其部队做秘密准备，以防突袭。”
宋子文与张学良策划应急之策，两人讨论了将蒋介石秘密带到机场，突然离开西安的可能性。但后来“认为此举过于危险，因张之一举一动完全可能已处杨的监视之中”。他们最后商定：“倘局面未有改善，我应动员蒋夫人于次日晨以力促延长停战期为由，先行返回南京。待入夜，我与张将携委员长乘车先至张的营地，然后由陆路前往洛阳。”
蒋介石为了博得芳心，不辞劳苦地奔波于此，求助于彼。
第九部分，周恩来说服杨虎城放蒋
25日，张学良继续与杨虎城谈判。周恩来在宋子文陪同下面见蒋介石。据宋子文记录，“蒋称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学良）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如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
宋子文向周恩来提出，必须让蒋介石即速离开，因为“再行耽搁只能令局势进一步复杂，战端一开，难以平息。……”“（周恩来）答应尽其所能，正是他最终说服了杨。”
蒋介石当天召见张、杨，说尽管他们做法系叛变行为，但他原谅他们。他所允诺之一切均会履行。宋子文与蒋一起动身前往机场，乘波音飞机离开西安，4时30分抵洛阳。宋子文的日记到此为止，引起中国和世界瞩目的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
第十部分，尚有三个附件未公开
宋子文档案中另有资料证明宋子文一直很关心照顾被软禁的张学良一家。1947年，东北闻人莫德惠专程到台湾探望张，宋子文打电报给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严家淦，要求台湾银行拨台币20万元给莫德惠，转交张。
而杨虎城就享受不到这种待遇了。杨虎城长子杨拯民于1944年底致电宋子文，恭贺他出任代行政院长，“家严虎城，自民国二十六年返国，即遭拘禁，迄今六载有余。今值世伯长政中枢，敢恳姑念旧谊，鼎力斡旋，俾其重获自由……”宋子文指示秘书说，这封电报不要回了。
遗憾的是，在宋子文日记中，原来曾附有三个非常具有史料价值的附件。即：附件A，宋子文第二次陪同宋美龄赴西安前南京方面交给他的一份停战条件。附件B，周恩来12月24日上午交给宋子文的中共方面所提出的解决西安事变办法的备忘录。附件C，宋子文12月23日下午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讨论新内阁人选情况的备忘录。但在公布的档案中，没有看到这三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西安事变的结局如何打扫
人无信不立，天有日方明。
在西安，宋子文曾答应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并承诺西北军政继续由张、杨负责。
回南京，宋子文对张学良的侍从说：“审判是个手续，五天内保证回西安，我姓宋的不骗人。”在张学良被囚禁期间，宋子文似乎存有恻隐之心，说“希望你多休息几年”。他关注被关押的张学良生活起居，要求戴笠将张学良的病情“逐日电示”。张学良夫人于凤至曾经同宋美龄结拜姐妹，在长期的囚禁生活中，积郁成疾。张学良的长子张闾殉，患了精神病。
宋子文对杨虎城说，出国考察“是最轻的处分，是经过研究的，对张、杨是有益处的。”杨虎城出访回国，宋子文与杨同住香港九龙半岛酒店，彻夜长谈，并交给杨一张由香港至长沙的机票。
蒋介石拒绝会见杨虎城。杨虎城先后被诱骗至武汉、南昌等地，被长期监禁，后来惨遭杀害。
目睹张学良、杨虎城两家如此悲惨境况，宋子文内心作如何感想呢？
南京鸡鸣山之巅，有一座幽雅的别墅，人称“北极阁”。白天，举目四望，可见“钟山如屏，大江如带，后湖如镜”之景观。入夜，俯瞰石头城，万家灯火闪烁，辉映着繁星点点，令人思绪万千。
北极阁是宋子文在南京的公馆。宋子文于12月26日返回南京后，同张学良一起在北极阁里度过了1936年的最后几天。
在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宋子文和端纳曾反复表示，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
南京鸡鸣寺北极阁一号宋子文公馆这项诺言，几乎人所共知。宋子文在同西安方面谈判时，多次答应“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这也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但是，当张学良住进北极阁以后，立即被封锁隔离起来。军统特务在这所宅邸四周实施层层警戒，切断了张学良同外界的一切联系。
从外表看来，住在北极阁的宋子文和张学良都悠闲自得。宋子文每天陪着张学良下棋、玩麻将、打网球，有时还陪张学良接待客人。
而实际上，宋子文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张学良内心更是充满了疑惑和幽怨。
宋子文回到南京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奉蒋介石之意，示意张学良应有来京待罪的表现。张学良随即写了一封向蒋请罪的信，并且表示：“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
蒋介石立即将张学良的信转呈国民党中政会和国民政府，略称张学良“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
经过宋子文同意，张学良还给杨虎城发去一电报：“杨主任虎城兄勋鉴：午后二时抵京，寓宋子文兄处，一切安善，请转告诸同志释念。学良。宥戌。印。”张学良盼望着西安回电，而事实上，他已经无法接到西安方面来的电文了。
宋子文回到南京办的第二件事，就是索还西安方面扣留的50架战斗机和飞行员等500人。
12月28日，宋子文约阎宝航到北极阁一谈。宋子文对阎宝航说：“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让他把那批马丁飞机放回来。抗战时还需要这批家伙，不要损坏了。”宋又说：“我已经从上海包妥一架飞机，明天你就动身。”
这样，阎宝航于29日衔宋子文、宋美龄之命由南京飞西安。阎宝航向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传达了宋子文的话，并且特别强调了宋子文所说的“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的承诺。于是，杨虎城等将领便很快将50架战斗机和飞行员等500人放回南京。
在短短的三、四天时间里，宋子文示意张学良向蒋请罪，又索回被扣留的战斗机和飞行员，都达到了目的。但是，他的“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的承诺并没有兑现。
12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32次会议通过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并内定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由李烈钧任审判长。
宋子文在得到即将组织军法会审的消息后，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多次向李烈钧详细询问此案的意见，并且一再流露出“请求为张缓颊”的意思。在开庭审理前，宋子文也同蒋介石进行过交涉。蒋介石写给宋子文一封信，字迹很大，至少有三页多纸，大意是说五天后一定使张将军返回西安。于是，宋子文便对张学良的一名随从说：“审判是个手续，五天内保证回西安，我姓宋的不骗人。”
然而，事实却是严酷的，并不是像宋子文说得那样轻松。
12月31日，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张学良被判为“有期徒刑十年”。继而，蒋介石又提出“请求特赦”。最后，国民党宣布“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一纸“特赦令”，使张学良将军在“严加管束”的名义下遭到长期软禁！
宋子文已经无法在南京继续住下去了，他或许感到张学良受审出乎意外，或许觉得自己良心有愧，他离开了北极阁，于1936年岁末来到上海。
1937年初，在西安方面的一再请求下，宋子文同意面见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结果受到蒋介石的冷落。
阎宝航在西安完成了宋子文交给他的使命后，迅速返回南京。由于北极阁室内空空，他又急赴上海。阎宝航向宋子文转达了西安方面迅速恢复张学良将军自由的强烈要求。
阎宝航很气愤地对宋子文说：“事情变了，你们的保证落空了。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坚决要求非放回张副司令不可，你们有什么办法呢？”
宋子文沉默不语，似乎在沉思。
过了好一会儿，宋子文对阎宝航说：“你要去奉化和蒋先生谈谈。”
说着说着，宋子文便拿起了电话。他同宋美龄通过电话后，对阎宝航说：“蒋夫人也同意你去奉化见委员长。”
年轻时的蒋介石和宋美龄还未见多年后的相情相契。待宋子文说完，阎宝航立即表示：“我一个人去能有什么用，你们对这件事负有道义的责任，不应推卸不管。”
此时，宋子文还想推辞，他说：“请李石老（李石曾）陪你去好吧。”说完，他即用电话邀来了李石曾。
李石曾了解了此行的任务后，表示同意，但是他也坚持要宋子文同去。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也派潘汉年为代表赴上海同宋子文商议，要宋子文实践在西安所说的“诺言”。
正是这样，宋子文勉强同意同阎宝航、李石曾一起乘专机飞向奉化。
蒋介石从西安回到南京后，为了表明自己对事变的责任，在1936年12月29日向国民党中央呈请辞去行政院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经国民党中央加以慰留，给一个月藉资疗养。于是，蒋介石便于1937年1月2日由南京乘飞机去奉化老家溪口疗养。
宋子文一行来到奉化溪口，并没有立即得到蒋介石的召见，而是被安排在武陵中学。一住几天，宋子文还是不能见到蒋介石。
一天，在吃午饭时，宋子文忽然说：“阎先生，你同李石老在这儿，我要回上海去，有必要时我再来。”
“这是怎么回事？没见过委员长，你怎么就要回去呢？”阎宝航感到迷惑不解。
李石曾从旁递过眼色：“让他回去罢。”
宋子文走后，李石曾解开了这个谜团。李石曾对阎宝航说：“刚才公馆来电话，说蒋先生不见他。”
过了几天，蒋介石虽然接见了李石曾，但是他在假意表示愿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同时，却提出要接张学良到奉化。很快，张学良便被迁往奉化雪窦山。
雪窦山位于奉化溪口镇西北，山势陡峭险峻。王安石在雪窦山千丈岩观瀑诗云：“拔地万重青嶂立，悬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织丝挂，映日还成五色纹。”尽管雪窦山的春色秀美，峰峦叠翠，鸟语花香。但是，张学良对此毫无兴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选派了20余特务对张学良严密监视，将张学良与外界隔绝，使雪窦山这座名胜古山成为张学良的幽禁地。
宋子文终于明白了蒋介石宣布对张学良“严加管束”的真实意图，他对如何使张学良获释的问题逐渐不再关心了。宋子文从奉化回到上海后，对杨虎城将军驻南京的代表李志刚说：“目前情况张汉卿更不能回去了，许多人都要质问他，我已经问过蒋，这个要求决不能办得到了。”
一样的端庄典雅，一样的才智超凡，却因有了不同的政治见解，说这场血脉相连的聚会少了几许温情与欢欣……他还偷偷地问李志刚，李在奉化同蒋介石晤谈时“提出改组政府的要求没有？”因为，在西安谈判时，曾议定“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子文负责并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这些谈判结果，在宋子文脑海中还有着深刻的印象，他对此事当然十分感兴趣。
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先后被囚禁于南京陵园、奉化溪口、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和沅陵、贵州修文和桐梓等地。
在张学良被幽禁初期，宋子文还有恻隐之心，有时还去探望张学良，同张学良在被囚禁地周围走走。宋子文、宋美龄有时还送些日用品、香烟名酒之类。
1937年春末的一天，宋子文和其弟宋子良在参加蒋介石亡兄蒋锡侯丧礼后，专程到雪窦山上看望张学良。在此之前，宋子文与蒋介石曾见过面，在对待张学良的问题上，他们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宋子文的卫士段汉斌亲眼目睹了张学良与宋子文的几次会面。他回忆说：宋子文、宋子良吃完午饭后，在蒋家派的一位向导带领下，步行了十余里，到奉化天目山的一座古刹里去看张学良。这座古刹据说是奉化最大的庙，光和尚就有20余人。古刹右侧有三间青砖造的瓦房，是蒋介石专门为囚禁张学良指令军统特务建造起来的。
宋子文一行来到古刹后，军统局的监视人员便把宋子文、宋子良带到屋子里面去了，几名卫士则在外面等候。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张学良送宋子文、宋子良兄弟俩出来。只见张学良身体十分瘦弱，面容憔悴。张学良与宋子文分别时，咽喉哽塞，两眼泪汪汪的，宋子文也潸然泪下，跟随在张学良身后的赵四小姐更是泣不成声。
过了不久，宋子文再次来到溪口。张学良陪宋子文游览雪窦山，两人谈话非常随便，话题也很多，谈兴极浓。宋子文还在山上住了一夜，与张学良抵足长谈至深夜。次日晨，宋子文下山时，张学良与宋子文依依不舍。
对于蒋介石囚禁张学良，宋子文是十分气愤而又无可奈何的。宋子文曾对其亲信说：“蒋介石对张学良这样处置太糟了，我苦谏几次，他都不听，真叫人伤心。”
宋子文对张学良讲：“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闭门修养，研究学问。”然而，“休息几年”完全是骗局！张学良将军长期遭监禁，一直处在特务们的严密控制之下。
1941年5月，被囚禁在贵州修文县阳明洞的张学良患急性盲肠炎转为腹膜炎，不得已开刀割治，切除了阑尾。
7月11日，戴笠向在美国的宋子文报告。12日，宋子文复电：“汉卿割治经过良好，甚慰。务请逐日电示病情，并祈饬属慎护为祷！”
同日，宋子文又致电张学良慰问，电云：“顷闻兄患盲肠炎，割治经过良好，稍慰悬念。尚祈格外珍己。已请雨农逐日电告尊兄。嫂夫人安吉勿念。”本来，这则电文还有“未敢通知嫂夫人，恐焦念过度，有碍健康”之语，在发电前，被宋子文删去，可能是担心张学良反过来忧虑于凤至的健康，反而加重病情。
实际上，于凤至当时身体状况极为不好。张学良被囚禁后，即由于凤至相伴，流转各地。1940年，于凤至积郁成疾，患乳癌赴美就医。宋子文是不敢将于凤至的病情的真实情况告诉张学良的。
宋子文和戴笠之间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宋要戴“逐日电示病情”，戴笠自然会领会。7月17日，戴笠由贵阳致电宋子文：“震电奉悉。汉卿先生由盲肠炎溃烂变为腹膜炎，经割治后现已平复。自昨日起热已退清，精神甚佳。委座对汉卿先生病极关心。晚当慎护一切，请勿念。闻公盛暑过劳不适，至念，敬祝健康。晚笠。筱。贵阳叩。”
由于医疗条件不好，加之其他原因，张学良的病并未“平复”，而是日益恶化。迫不得已，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8月17日戴笠于重庆致电宋子文，报告说：“汉卿先生创口脓尚未清，已续行开刀，但无妨碍，乞勿念。”
张学良患的这次病，动了两次手术，拖了好几个月。宋子文似乎也有点着急。1942年1月26日，宋子文致电戴笠：“汉兄病况，盼示。”短短六个字，流露出宋子文对张学良的关切之心。
由于蒋介石的迫害，张学良一家祸不单行。在张学良患病期间，他的长子张闾珣在伦敦得了精神病。于凤至致函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顾维钧，顾维钧竟不复电。
8月20日，宋子文致电顾维钧：“汉卿长公子马丁，人牛津精神病院。其弟在伦敦，请询病状，可送美否？请复示。”
22日，顾维钧复电宋子文，表示不同意送张闾殉赴美医治。顾维钧称：“马丁在医院，一时尚不能出。医曾证明，有精神病，恐到美不便。其弟在飞机厂事忙，昨甫获晤。彼以暂留就医为宜，并拟辞去飞机任务，可专照顾乃兄。倘在美预为商洽，特许登岸，彼当伴送，汉卿夫人函迟为复，祈代致歉，容另告。”
当时，于凤至夫人的健康状况也不好，因此，宋子文和张学良的女儿张娴瑛商量后，决定对于凤至保密。
11月12日，宋子文致电戴笠：“汉卿长子，人伦敦神经病院。因张夫人病，迄未复元，商得其女同意，暂不转达。闻汉卿现在重庆，不知确否？近体如何？请兄将此事，先告四小姐，酌量情形通知汉卿，其夫人心神亦颇瞀乱，最好有一信来，以资安慰，盼复示。”宋子文既要关注在重庆被关押的张学良，又对曾经同宋美龄结拜过姐妹的于凤至极为怜悯。目睹张学良一家如此悲惨境况，宋子文心中大概总有些愧疚吧。
同年12月4日，张学良的女儿张娴瑛结婚。宋子文特地于3日致电戴笠，请他转告张学良。电文说：“汉卿女子函告，得母同意，于本月4日与陶鹏飞君结婚，请便中转达。”由于此电是经戴笠之手转达，戴笠是否及时告诉张学良，这就不得而知了。
1946年11月，蒋介石密令特务将张学良押赴台湾。
宋子文在西安事变期间所说的“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答应的“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的条件，完全没有兑现。
蒋介石在软禁了张学良将军以后，又逼令杨虎城辞职“出洋考察”。宋子文积极参与了逼杨出国“考察”的活动。
1937年3月，宋子文对十七路军驻南京代表李志刚说：“委员长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并且表示期望杨自动去看他，不提是他要见，以为这样见面，最能恢复感情。”李志刚将这番话转达给杨虎城，杨虎城听完后并未理睬。后来，顾祝同也说出了同样的话，杨虎城才意识到这就是“命令”，才同意与蒋见面。
3月中旬，杨虎城将军赴杭州会见蒋介石。宋子文参加了这次会见。
蒋介石在同杨虎城谈话中首先自我吹嘘一番。他说：“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蒋介石虚情假意，是企图麻痹杨虎城一行。
接着，蒋介石居心叵测地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指蒋介石的亲信），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负担，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这是蒋介石、宋子文会见杨虎城的主要目的，这就是企图用通过逼迫杨虎城“出国考察”，来解除杨虎城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控制，达到迫害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目的。
杨虎城早就料到蒋介石会对他下毒手，但只有当面答应“出国考察”。
杨虎城回到西安后，并不准备“出国”。他认为，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一旦抗日战争爆发，他就不必出国而可以直接在国内参加抗战了。
为了催促杨虎城出国，宋子文对李志刚说：“这是最轻维持纪律的处分，是经过研究的，对杨是有益的。”他还要李志刚向杨虎城详加解释。
在蒋介石、宋子文的一再催促下，杨虎城不得不离开西安，在上海西爱咸思路宋子文公馆住了一段时间，等待着办理出国手续。
1937年5月初，宋子文几次对李志刚说：“蒋催杨起身。”
李志刚答复说：“杨病尚未愈，不能立即动身。”
这时候，十七路军的一位旅长以黄埔学生资格来南京见蒋，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等代表地方人士到上海见宋子文同时十七路军的军、师、旅长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等电蒋，分别请求准杨缓行，但全没有得到结果。
在蒋介石、宋子文的一再催促下，杨虎城不得不填写了两份表格，其中包括出国参观考察的项目、范围和往美、英、法、瑞士等国行程计划，并且写了两份报告，一份送南京军委会办公厅，一份送南京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执照。蒋介石批给杨参观考察费十五万，由宋子文派人换成英币。同时，宋子文还派了一名姓王的翻译随同杨虎城出国，负责为杨经办官场交际和翻译事项。
杨虎城将军杨虎城将军一行于6月29日由上海乘美国“胡佛总统”号客轮东渡。在杨虎城出国考察期间，宋子文一直同杨虎城保持着通信联系，向杨虎城通告国内的形势和南京政府的态度。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宋子文于7月10日和11日，连接自上海致电杨虎城。第一封电报说：“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第二封电报却说“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
接到第二封电报后，杨虎城经过一番思虑，回电宋子文：“两电均敬悉。日寇进迫，国将不国。恶耗传来，心中痛愤。弟为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中枢。（蒋介石）”同时，杨虎城还致电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军事，返国抗敌。
7月14日，宋子文致电刚刚到达旧金山的杨虎城，说：“依目前情势，请杨将军稍缓返国。”看完宋子文的电报，杨虎城沉默了，十分不快。
为了表示返国杀敌的决心，杨虎城于16日专报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军事，返国杀敌。另外，又致电宋子文，表明决心，希望他能从旁促其实现。
7月22日，宋子文复电杨虎城，仍请他暂留美国，或先赴欧洲。等中日宣战，再由中央电召回国。次日，杨又接蒋介石电，要杨将军继续考察。
这样，杨虎城将军已经明确目前回国完全不可能，只得继续在国外“考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蒋介石的结发之妻——毛福梅。在权势与青春面前，她成了牺牲品。在杨虎城访问纽约和欧洲时，宋子文数封电报都无意请杨回国。8月4日，宋子文致电杨虎城：“（阎）百川、（白）健生等已赴京，大战将开始。”8月13日，宋致电杨：“华北已发生激战。”
一方面，蒋介石、宋子文等人不让杨虎城回国，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欧洲的党务、外交以及留学生等系统的头目，对杨虎城持敌视态度，造谣谩骂，无所不至。国民党驻法大使甚至避而不见。
当杨虎城在巴黎世界学生和平露营及在马德里讲话之后，何应钦曾有电报说：“德驻英大使借口兄在西班牙发表左倾言论，又极力攻击我国，袒护日本。请兄在外言论特别注意！”
为了返回祖国，杨虎城三次致电蒋介石，蒋均置之不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杨虎城遂电宋子文询问。宋子文复电说：“兹值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回国”等语。
杨虎城随即给宋子文拍发了一个电报。这次电文较长，约二百多字，着重叙述了他出国近五个月来的抗日宣传活动情况，并对宋子文的关怀和帮助表示深切感谢。同时，也给蒋介石发出电报，述明归国行程。但是，杨虎城一直没有收到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复电。
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幼子拯中，乘法轮“哲波利”号到达香港，马上就被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失去了自由。
宋子文于11月29日由上海来到香港。当晚，宋子文即来到杨虎城所住的九龙半岛酒店，与杨同住一楼，并同杨作了彻夜长谈。
第二天，宋子文交给杨虎城由香港至长沙的飞机票一张。
当时，蒋介石曾由南京来电要杨虎城赴南昌相见。戴笠也致电杨虎城“约至长沙会同赴赣”。而当杨虎城赴长沙后，又被诱骗至武汉、南昌，蒋介石根本没有接见杨虎城。杨虎城将军受到了监禁。
后来，杨虎城将军被辗转移往长沙、益阳、贵州息峰山以及四川渣滓洞中美合作所等地，被长期囚禁。1949年9月6日重庆解放前夕，杨虎城将军被特务用匕首杀害于中美合作所的松林坡。杨虎城次子、幼女和《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宋绮云夫妇及其幼子亦同时被害，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在狱中被折磨致死。
为抗日奔波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七七事变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曾分道扬镳的宋家姐弟也走到了一起。
宋子文与宋庆龄一起参加了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随后，宋子文多次出使美国，洽商美国军事援华。
美国通知暂时停运援华物资，宋子文对此极为愤慨，当即表示：“既然如此，我们在此已失去效用，当令在美有关机构关闭，所有人员立即回国。”
中美关系顿时乌云密布，一时紧张起来。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华北驻军故意挑起事端，炮轰卢沟桥，中国军民忍无可忍，奋起自卫，从此揭开全国抗战序幕。
卢沟桥的炮声震醒了全国人民，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各党派各界各军携手并肩集合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举国一致，共赴国难。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抗战到底”。从此国民政府走上了比较积极的抗战道路。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上层人物中，宋子文不仅是较早认识到日本侵略扩张是中华民族最直接、最主要和威胁最大的敌人，而且在对日态度中一直被朝野视为抗日派和强硬派的代表。七七事变后，宋子文一方面公开表明“即使沿海与黄河以北均告不守，中国政府亦不愿与日本休战”的坚决抗战立场，一方面利用他在国民政府和社会上的特殊地位，积极从事抗日救亡的实际斗争活动。
维持战时财政金融。1933年10月，宋子文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职务，并在同年4月交出了中央银行董事长大印。但仍担任着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央银行常务理事等显要职务，对财政金融和经济领域重大事项继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抗战爆发时，孔祥熙正以特使名义在英国参加英皇加冕典礼，国内财政和金融的重要措施，就由宋子文主持。战争爆发后，沿海地区很快陷入敌手，国家财政收入三大支柱（关税、盐税、统税）之一的关税受到严重打击，国家收入大幅度减少，而军费支出却急剧增加，每日军费至少要5百万，全年需18亿元，超过实际收入三倍多。宋子文为支持军需维持战时财政，推出三项重要措施：
一是鉴于当时全国人民的意志激昂，宋子文认为民气可用，决定发行救国公债5亿元，年息四厘。规定自1941年起分30年还本付息。发行时宋子文到处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出面组织“劝募委员会”公开劝募，现金及有价物品均可应募。国民政府以后又陆续发行过战时公债。据民国政府财政部发1921年12月5日，蒋介石和陈洁如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旅馆结婚。陈洁如年轻貌美、才华横溢，但在宋美龄面前黯然失色。全身依于手杖，纵杖坚硬亦不堪重负。是否预见了那脆弱的、不堪一击的政权？言人在重庆招待外国记者透露，截止到1938年12月，抗战以来共举国债15亿，合美金4.5亿，英镑9100万。虽然到1948年9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时，公布了所谓《法币公债处理办法》，规定救国公债债券照票面加13000倍，再按法币300万兑金圆券1元的比率折合偿还，使债券持有者遭受到很大损失，但在当时对维持战时财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是成立“四联总处”。抗战爆发后，宋子文面对全国金融、经济恐慌的严峻形势，认为必须尽快从平时经济转入战时经济，统一全国的经济力量，建立战时经济体制，以适应战争对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需求。宋子文既是中国银行董事长，又在孔祥熙出国未归时以常务理事处理中央银行事务。他利用自己这种特殊身份，联合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于1937年7月27日，在上海合组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联合办理战时贴现和放款事宜，以救济银行、工商各业。八一三事变后不久，宋子文又策划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在上海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以加强国家银行的联系和协调，集中资力协助政府应付危局。“四联总处”以后又从上海迁至武汉再至重庆，并进行了多次改组，最后由蒋介石担任主席，熔财政金融及经济为一炉，成为战时金融和财政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1939年经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定、由国民政府颁布的“战时健全中央机构办法”中，就明文规定凡战时财政金融政策以及经济筹划均由四联总处决定，这些举措在抗战救国总的目标上都未可厚非。
三是集中外汇，加强控制。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立即采取金融措施，并与外国银行订立君子协定，采取限制提存的办法，避免大量提取存款，以减少外汇购买力，保持外币汇率平稳。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财政困难有所缓解。
1937年救国公债在此期间，宋子文还于1938年5月24日，从汉口飞往广州，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身份，与余汉谋、吴铁城、曾养甫等广东省官员共商稳定广东金融，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而当时正是日军轰炸广州的时候。宋子文在维持战时财政金融方面所做的有益努力，得到有志于抗日救国人士的赞赏，一些外国驻华使节也称道不已。英国大使卡尔就于1938年4月、7月两度向蒋介石建议，由宋子文取代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全面负责谋取外国援助和国内战时财政金融上的方针政策。蒋介石虽然没有采纳卡尔大使的建议，但对宋子文在维持战时财政金融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比较重视。1939年7月、12月，蒋介石两度致电，把宋子文从香港召到重庆，与孔祥熙等共商金融问题和“擘划四行总处方针”。
呼吁国际同情中国抗战。宋子文担任了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会长，他在加强与世界各爱好和平、反对法西斯的组织和人士联系，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援助等方面，也做出过积极的贡献。1936年9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成立了“国际反侵略运动总会”，会长为英国人薜西尔爵士，副会长为法国人哥特。为了争取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势力者的同情和支持，动员国内广大的民众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日寇侵略的运动，中国各界群众和人民团体于1938年1月23日在汉口市商会成立了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大会通过了分会章程、宣言和《告世界人民书》。大会选出宋庆龄、毛泽东、宋子文等72人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朱家骅、周恩来、董必武等139人为分会理事，并决定派宋庆龄、胡适、吴玉章等19人出席2月11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大会。
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一是组织武汉各界从2月6日至12日开展了国际宣传周。宗教、妇女、青年、农工、商人、文化、儿童各界分别在自己的宣传日开展宣传活动。二是向世界人民揭露日寇罪行。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空中优势，对中国实行疯狂轰炸。据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1938年6月30日发表的统计资料，自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底，日机对中国江苏、浙江等16个省，257个城市，18条交通线共275处，出动飞机16710架次，进行了2472次轰炸，投弹33192枚，炸死居民16532人，炸伤21752人，破坏外国在华机关17次，炸死外国人77人，伤25人。1938年6月以后，日机又连续轰炸广州等中国不设防城市。为了揭露日寇的罪行，1938年7月22日，蒋介石致电世界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谴责日机轰炸广州及其他城市，呼吁大会采取措施“保卫老弱与非武装平民之安全，并促进国际间之和平与秩序”。同日，宋子文、邵力子也以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正、副会长名义致电反轰炸大会，要求各国采取集体行动，制止日军暴行。
宋子文、邵力子的呼吁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7月24日，国际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通过了反对轰炸不设防城市之决议，呼吁各国加以制止，并主张按国际公约援助中国，抵制日货，停止以军火供应日本，反对与中国独立、主权及领土完整相抵触的解决中日战事的办法。
三是在汉创办《反侵略》周刊。1938年9月3日《反侵略》周刊在汉口创刊。集中载文介绍，论述世界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情况，特别是中国战场。周刊第一卷第二期刊载冯玉祥《为国际反侵略运动打先锋》一文，热情歌颂了我国人民一年多来英勇斗争做出巨大牺牲的事迹，对动员民众、坚定胜利信念起了积极影响。
宋子文与宋庆龄在上海参加保卫中国同盟。1938年6月，宋庆龄和尼赫鲁·罗伯逊、冯玉祥等中外著名人士联合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旨在鼓励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进一步以医药、救济物资支援中国抗战。宋庆龄亲自担任主席，廖承志为秘书长，廖梦醒为办公室主任，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为秘书、邓文钊为财务主任，办公地点设在香港西摩道英国爵士府邸旁边的一座楼房里，并出版了《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当时宋子文因中国银行由上海迁往香港而住在德辅道广东银行楼上。在宋庆龄的影响下，他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并担任会长职务，姐弟俩在1927年分道扬镳后又重新携手并肩走到一起来了。然而当1941年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宋庆龄和何香凝等联合通电谴责蒋介石时，宋子文为维护国民党集团利益，在美国发表《关于退出“保卫中国同盟”的声明》。宋子文在声明中说：当我接受保卫中国同盟会会长一职时，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同盟将致力于向国内外朋友募捐物资，以援助中国的抵抗力量和帮助受日本蹂躏的平民。宋子文退出同盟的借口是“同盟不应该变为国内政党的工具。既然同盟未征得我的同意，就在它的新闻通讯上刊登这类性质的文字，我很遗憾，我必须离开它。”宋子文在关键时刻又一次背弃了他的二姐，从此，宋庆龄和她的兄弟姊妹们再次分道扬镳了。
1940年6月，宋子文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出使美国，美籍顾问杨格随行。当他乘坐的泛美航空公司的“飞箭”式飞机抵达旧金山转道华盛顿时，记者们问他去华盛顿是否为谈判军事贷款。宋子文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回答说：“但愿如此。其实，是为了私人事务……战争使日本人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中国坚持得相当好，军队的士气和人民的斗志仍然非常旺盛。在工业方面，我们在战争条件下尽可能继续生产。当然物力比人力更缺乏”。
知道底细的人其实都明白，宋子文这次出使美国恰恰是顶替陈光甫继续谋求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最初的对美政策是促使美国联合英法出面，调解中日争端，尽快地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美国在远东地区有着重大利益，并且是可能卷入远东战场的国家中惟一有实力向中国提供帮助和援助的大国。因此，国民政府重新调整了对美政策，把争取美国对中国的大量军事、经济援助，作为战时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提出“我于外交、军事、经济各端，莫不集目标于华盛顿”的对美关系准则并竭力付诸实施。
宋子文在美国接受加州大学荣誉法学博士时致谢辞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特意任命素称美国之友的胡适，接替王正廷为驻美全权大使，兼顾借款、购械、宣传、募捐等具体工作。当时胡适正在欧洲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孔祥熙发电催促胡适直接从欧洲到美上任，并寄予很大期望。电称：“（适）此次赴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惟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务希设法运用促进”。同时，国民政府还委派美国财长摩根索所信赖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的头衔去美国活动，协助胡适请求美援。
胡适、陈光甫在蒋介石、孔祥熙的授意下，开始与美国财长摩根索等人借款谈判。1938年12月25日，经过美国国务院及商业部协商，罗斯福总统批准，第一笔借款谈判——桐油借款成立。1939年2月8日，中美正式签订协定。双方协议：由美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世界贸易公司出面，美国给予中国2500万美元的商业贷款，用以购买美国商品，不得购买军火、飞机、汽油等重要工业品。中国则以22万吨桐油分五年运美出售，以售款偿还本息，由中国银行担保。
中美桐油借款成立后，国内法币汇率剧跌。国民政府急令胡适、陈光甫设法活动，请美国向中国提供7500万美元现钞，帮助维持法币。1939年9月8日，胡适去白宫恳请第三次贷款，保证用滇锡作抵，罗斯福让他去与摩根索商谈。同年10月，陈光甫开始与美财政部谈判，但进展缓慢。直至1940年3月7日，美国政府才宣布从援助芬兰的贷款中划拨2000万美元给重庆国民政府，规定年宋子文偕夫人张乐怡访问美国时，会晤加州州长华伦息4厘，还期7年，售锡得款可以“自由支配”。4月20日，中美双方正式签订《华锡借款合约》，款额2000万美元，中方以4万吨一号九九成色的滇锡为抵押。
陈光甫在完成第二次借款后，便托病告退回国。临行前，他奉劝蒋介石：“今后抗战必须基于自力更生之原则”，“我先自助，人方助我。否则，求人之事难若登天”。陈光甫的苦口婆心打动不了蒋介石全面依靠美国之心。1940年6月14日，蒋介石在致美国罗斯福总统函中说“因世界局势之剧变，余觉有与阁下交换意见并请界予援助之迫切需要。因余不能亲来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为代表，前来华府晋谒，彼固为阁下素所熟悉者。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彼受余之完全信任，且其对国内之情形与对外之关系完全明了。敬请阁下惠予亲切之洽谈，一如与余私人接触者然，不胜企盼”。
宋子文、张乐怡夫妇抵美后，最初住进了华盛顿俯瞰石溪公园的黄砖肖姆旅馆两间一套的房间。宋子文此行的目的是要赶在罗斯福下台之前得到尽可能多的援助，然而自从第二次中美借款完成后，美国即不愿再借钱给中国。尽管宋子文“到美后无日不在洽商进行中，惟因美国专心注意英国战事，加以准备大选，各部又缺乏联络，而政府要员于暑期中常不在京，以致迁延时日”，借款之事短期内难以达成协定。于是宋子文考虑在美逗留时间要比预料的长，便从肖拉姆旅馆搬到了马里兰州切维蔡斯市一个上流社会居住区，住进了康涅狄格大街尽头的一座小房里，“仍抱最大耐心，积极向各方面进行，冀收实果”。在这里，他同张乐怡定期宴请政府内阁成员，联邦贷款局长琼斯、财政部长摩根索、进出口银行的皮尔逊都是这里的座上宾。“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9月，外界有了传闻美将贷款的消息。果然不久，美国政府宣布可以钨砂为抵押，借款2500万美元予中国，供中国政府外汇之需要。10月22日，宋子文代表政府签字，李干代表中央银行签字，在华盛顿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签订《钨砂借款合约》。该约规定：美国于本年内贷予中方2500万美元，年息4厘，分5年偿清。美方购买价值3000万美元的中国钨砂，以其“净收入”为借款担保。宋子文在当日呈蒋介石电报中特别提到：“琼斯此次帮助不少”，请用英文明码致其书面谢电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