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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的会议有27人参加，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和宋子良，财政官员徐堪、吴启鼎、谢作楷和邹梅初，银行家张嘉璈、胡筠、徐新六、周作民、钱永铭、贝祖诒、陈光甫等。公司资本定为1000万元，共100万股，每股10元。与会人士先行共同购买50万元作为公司的基本金。
会后，公司委托上海17家银行募集资金。四天后，宋子文在第一次股东会上说，1000万元资金已经全部认足。第一次股东会议是1934年6月4日召开的。投票权只限于千股或千股以上的股东，孔祥熙当选为董事长。孔、宋和贝祖诒当选为执行董事，执掌公司全权。任命宋子良为总经理。选出21位董事和7位监事，其中大多是曾出席公司成立会议的那些人。
戴季陶（1891~1949），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生于四川广汉。孙中山逝世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鼓吹“戴季陶主义”，参加西山会议活动，成为国民党右派的重要头目。中国建设银公司虽然自称“纯系私营商业公司”，事实上，所仰仗的是它的发起人和南京政府的关系。公司的大股东包括宋子文、宋子良、叶琢堂和徐堪等，在商业银行里据有重要的职位，得以利用银行的额外资金给公司谋利益。和公司有联系的重要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后来都归南京政府控制。这样，照顾公司做生意的政府官员、公司股东和公司的经理基本上是同一帮人。
杜月笙，当年上海滩的青帮老大，曾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宋庆龄的活动引起了他的注意。右一为杜月笙。南京政府利用建设银公司，从政府系统本身借款。财政部想要从政府控制的大银行那里借款时，就找到建设银公司由公司组成银行团筹措款项。如1937年2月，公司贷给财政部6000万元，财政部以印花、卷烟、酒三税作担保。公司没有资金，便从有股东关系的银行，如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等借来。作为财政部长的孔祥熙通过私营企业建设银公司做中间人，从他所控制的政府银行得到借款，而孔祥熙正是这家私营公司的董事长和主要股东。
由于建设银公司与南京政府的这种特殊关系，所以它的资产迅速增加。公司成立时是1000万元，一年后即1936年6月扩张到1亿元以上。这1亿多元的数字中，约有9000万元是代表银行团放出的贷款。该公司1936年纯利190万元，盈利相当资本额的20%。
公司在作为成立主旨的引进外资方面成就较小。由于日本的反对和当时国内形势不稳，国外投资者不多。宋子文曾和两个英国公司，即汇丰银行和中英银公司进行谈判，1936年达成协议，由他们和中国建设银公司共同贷款1600万元，修通沪杭甬铁路。1937年又和英国公司接洽两笔借款，一笔用于修建广州至梅县的铁路，一笔修建浦口至襄阳的铁路，这两项方案在开始商谈阶段，即因“七七事变”发生而中止。
利用外资遇到困难，宋子文就指使建设银公司紧密配合全国经济委员会活动，特别是配合经济委员会江西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进行活动。南京政府原来在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势力很弱，成立办事处是为了在这些地区扩张势力。1934年7月，宋子文代表经委会来到西安帮助制定了新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建设银公司宣布在西安设立分公司，协助经委会工作。由前财政部税务署署长、中国建设银公司董事谢作楷为经理。中国建设银公司西北分公司的主要活动是同陕西省政府合办企业，开发一个电力公司和一个煤矿。1936年8月，公司领导人和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合办企业，开发了一个电力公司和一个煤矿。
建设银公司在江西的活动同样活跃。1934年10月，总经理宋子良抵该省，讨论和江西省政府合办赣省水电厂。次年3月，宋子良重赴南昌，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建立该厂签订了150万元的借款协定。
1936年7月，中国建设银公司接替全国建设委员会活动，开始经营重要企业。建设委员会成立于1927年，是蒋介石为照顾其追随者张静江而成立的，张任委员会主席。这个组织成立以来发展迟缓，至30年代初预算近10万元，经营了几个企业，包括南京电厂、戚墅堰电厂和淮南煤矿铁路公司。南京电厂是其中最大的企业，建立于民国初年，是官营企业。1928年由全国建设委员会接管经营，发电量增加很大。戚墅堰电厂是1923年由中德合资建立的，位于江苏武进县戚墅堰，为无锡纺织厂和面粉厂供电。1928年10月改为国营后，至1935年该公司发电量约增加6倍。淮南煤矿铁路公司由全国建设委员会建立，矿区位于安徽，1931年7月开始开采。为了运输方便，又修建了长220公里的淮南铁路。1937年公司资本达到1000余万元。
惟菊与石，品质高洁。惟石与萄，天生硬骨。悠悠清采，娟娟皓月。惟菊与石，品质高洁。何香凝的这首诗恰是对宋庆龄一生的最佳概括。这几个企业为南京、武汉和无锡提供电力和煤，至关重要。1936年春，南京政府决定将这几个企业的管理权由官方的全国建设委员会移交给私营的中国建设银公司。为了掩人耳目，移交不采取直接方式而是表面上以增资为理由，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命令建设委员会招收私股。事实上就是把新股票卖给建设银公司。
建设银公司购买淮南公司股份的60%，建设委员会保留7%，其余的卖给上海的银行，冲抵未付债款。南京电厂和戚墅堰电厂改组为扬子电气公司，总资本为1000万元，建设银公司占60%，建设委员会占40%。1936年7月起，三家企业交由建设银公司负责经营。1937年5月14日，在新的所谓“私营”扬子电气公司成立会上，宋子文当选为临时董事长。从建设委员会购进的这些公司，是建设银公司经营的最重要的工业企业。
1937年中国建设银公司成为宋子文属下的中国银行体系中最大的公司。它虽然是一家私营公司，可显然是南京政府间接插进私营工商业的一种力量。宋子文利用这个公司，为自己也为公司的股东们赚得了很多利润，而这些股东包括宋子文本人就是南京政府的官员或与南京政府有联系的人物。
宋子文的私营经济活动还有一个重要基地，便是中国银行。1935年3月，宋成为中国银行的董事长，他掌握了几乎占中国银行业1/4资产的支配权。
宋利用这个基地，积极经营工商业。他首先利用中国银行通过抵押借款攫占丧失了赎取权的工厂和投资，用这种办法有力地控制了纺织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控制了15家纺织工厂，拥有35万纱绽，占华资纱厂的13%，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利用债权关系直接经营7家丧失赎买权的工厂，又投资经办4家，由银行的附属机构收购了4家。中国银行的财产遍及全国，如河南的豫丰纺织厂，原由受过美国教育的实业家穆湘碉在1932年设立，该厂是内地最大的工厂之一，经济萧条时期倒闭，1934年归于中国银行。山西的雍裕纺织公司也因破产于1936年冬为中国银行购得。
宋子文还和一些省政府共同开展投资活动。1937年4月，中国银行和湖南省政府合建衡中纺织公司，资本总额为350万元，70%由中国银行组织上海财团认购，20%由湖南省政府认购，10%由湖南的私人资本认购。中国银行的贝祖诒管理新建的公司，他的总办事处设在上海。
中国银行也投资纺织业以外的行业。1937年春，渤海文学公司破产，同年6月9日，在债权人和公司代表会议上，中国银行同意承付120万元，接受该公司再行开业。中国银行投资其他行业包括面粉厂、电力公司和商业公司。从地域看来，上海是投资的集中地，但在西北也进行投资。
宋子文的商业活动，还有多种组织和投资计划。1936年宋组织中国棉业公司，1937年5月确定公司资本为1000万元，分为1万股，大部分由上海的银行认定。中国银行4430股，交通银行3000股，中国建设银公司1000股。棉业公司的开设和建设银公司相似，它自己的资本有限，主要是利用参加公司的银行业财团的资金。上海银行界头面人物是该公司的董事，包括钱永铭、周作民、贝祖诒和宋子文等人。公司的业务名义上是经营纺织厂，实际主要活动是商品买卖和进行投机而不是经营工厂。该公司在上海物品市场上很活跃，开张的第一年，贸易额超过20万元，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交易公司之一。原棉交易总额达1300万元，经销纱布约500万元，信托业务仅300万元。
宋子文从事许多“私人”商业活动，依靠的主要是同南京政府的关系及其控制的银行资源。他的公务和私事是很难分开的。1936年6月广州分裂运动失败，南京政府竭力加强对广东省的控制。新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双管齐下，和南京政府有联系的重要人物包括宋子文、宋子良和孔祥熙等着手控制广东的私营企业。宋子良主持改组广东省银行，使之受南京政府控制。宋子文则恢复广州银行。他们运用自己的私人活动和政府职权，加强了南京政府对这个省份的控制。当然他们也从中作了对个人有利的投资。
1936年10月10日，宋子文以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身份在上海主持中国银行大厦奠基礼。1937年春，宋子文在去广州改组省财政之后，成立了华南米业公司。新公司决定资本1000万元，表面上宣称从事对华中华南大米的改进、生产、运输和销售业务。宋子文为董事长，董事有孙科、宋子良、吴铁城（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和银行界的宋汉章、唐寿民、王志莘等。华南米业公司最重要的业务是供应华南饥荒地区的大米。1937年，春华南地区大米奇缺，百姓茹草度日，这给他们牟取私利提供了机会。
1936年秋，南京政府为解救两广饥荒，曾考虑从东南亚免税进口200万担大米，计划经过半年的考虑，1937年4月，新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及米业公司董事吴铁城批准免税大米由广州进口。这样华南米业公司垄断了大米进口。该公司自称它的宗旨是为开发国内大米销售市场，实则进口洋米乃是它的业务大宗。1937年春，宋子文确曾指示过在浙江、江苏和湖南采购大米，这是因为当时这些地区稻谷丰收，米价低廉。
1936年底，宋子文想发展他的故乡海南岛。海南岛计划和米业公司成立的情况相似，也是亦公亦私性质，既为国家又为个人。宋希望南京政府增强对海南岛的控制，以阻止日本入侵该地区，当然也希望开发海南岛的经济。同时，宋的计划也为了个人投资以赚取私利。1936年11月，宋在广州海南故乡会议上宣布他开发海南岛的计划。全部计划包括公路、铁路和码头的投资。1937年6月他到海南岛开始执行这一计划，但因抗战爆发而中止。
宋子文巡视海南岛当时光逐渐逝去，空留回忆时，默契已然出现。宋子文在其他方面的投资，纯粹为了个人赚钱，最明显的是他购买了足以控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股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一家烟草公司。在20年代，它和其他很多华商烟草公司一样兴盛一时，后来由于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和经营不善而摇摇欲坠。南京政府实行的税制政策有利外商，使这些问题更为严重。1932年，烟税实行二级税率制，中国公司主要产品的低级烟税率比英美公司高级烟要大得多。1934年，上海华商烟厂向南京政府请愿，迫切要求恢复以前的七级税率制，指出：“多数中国烟厂生产低级烟。经验证明原来的七级税率制对中国工厂最有利，修改为三级税率制后利益减少，而现在的二级税率制只有利于外国工厂。”南京政府不顾华商公司，只求增加税收，拒绝改变税率。1935年，财政部向英美烟草公司借款1000万元，答应继续实行二级税率制直到还清借款。
经济萧条时期南洋烟草公司困难加剧，厂主简氏兄弟决定招请宋子文加入他们的公司作为董事长，这才是解救他们的惟一希望所在。他们虽然会失去对公司的控制，但宋子文为业主，将从南京政府得到更多的照顾。1937年3月达成协议，宋买得能控制公司的半数股票，估价为1810万元，宋仅用100万元即行购得。
无论出现在何时何处，宋庆龄永远都保持着国母的那份端庄。宋控制南洋烟草公司后，1937年4月，财政部宣布实行新的四级烟税制，各级烟的税率都提高，高级烟比较低级烟增加的百分比较大。按箱计，每箱值100元的增税25%，每箱800元的增税167%。新税制因此有利于中国烟厂。1937年6月，南京政府又宣布进口各级纸烟一律增税80%。由此看来，宋子文购买中国最大烟公司后，南京政府对洋烟与华商烟厂的政策趋于一致了，而在此之前中国资本家要求改变征税的请求一直是无人理睬的。
宋子文还积极参与筹组中国制造汽车公司，试图在国内生产汽车。在1936年12月公司成立会上，决定公司资本150万元，工厂设在湖南东部，总公司设在上海。公司董事包括宋子文、宋子良、张嘉璈、叶琢堂、陈果夫和全国经济委员会总务长秦汾。工厂的经营因战争而中断。
总之，在30年代中期，宋子文成为中国工商业界的重要人物。他的活动范围大，形式多样，推动南京政府控制的中国银行进行了各种新的投资，掌管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各项计划。组织银行家、省政府以及政府机构和他建立官商合营事业、购买私营企业股份，控制企业领导权。设立销售公司以及和外资合作等等。宋能从政府处得到特殊照顾，能从银行界轻易获得资金，使他拥有远远超越于老式T商业资本家的权势和力量。宋的这些活动，使南京政府官僚资本得以扩大，也使宋家发了横财。
第三章 与共产党接解无法收拾的残局
“打通共产党关系”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华北事变后，宋子文受命“打通共产党关系”。
一位神秘的牧师手持“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顶风冒雪，直赴陕西。宋子文还指派曾养甫、谌小岑寻找与共产党的联系渠道。
毛泽东亲笔致信宋子文，叙彼此之友情，议国是之大端，纵横捭阖，态度诚恳。
国民党邀请周恩来到广州等地见面，期望周恩来直接同蒋介石面谈。
国共两党多渠道的沟通，多方面的接触，秘而不宣，过程曲折，结果如何？
从1935年开始，蒋介石在继续“剿共”战争的同时，悄悄地伸出一些触角，进行政治试探，谋求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接触。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宋子文参加了沟通国民党同共产党的联系，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活动。
蒋介石、宋子文急于打通渠道，同中共中央进行秘密谈判，同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的急遽恶化和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高涨有直接关系。
1935年，日本侵略者在强占东北后，又制造华北事变，策划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在冀东建立伪政权，野心勃勃地把侵略势力进一步伸入中国内地。国难深重，整个中国为之震动。由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群情激昂，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中国共产党也于1935年底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国民党上层派系产生了分化。到出现所谓“华北自治运动”时，那种认为中国必须抗日而且能够抗日的见解在国民党上层中也逐渐形成比较广泛的舆论。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因此，蒋介石在继续对红军进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同时，开始通过国内外多种渠道秘密同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
在国外，蒋介石密令邓文仪同王明进行接触。这是十年内战中，国共两党重要干部的第一次会谈。1935年初，蒋介石派曾任其侍从秘书的邓文仪为驻苏大使馆武官，具体了解苏联在军事上的意向。当年秋天，邓文仪回国述职，蒋介石面授机宜，命他迅即返回莫斯科，有要事要他去办。这所谓的“要事”，就是通过苏联方面的关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于是，邓文仪与共产党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是，这些会谈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的结果。
在国内，蒋介石将打通同共产党关系的重要使命交给了宋子文。
在国民党的中枢人员中，宋子文曾同共产党人有过接触。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宋子文同毛泽东等几位共产党人有过交往。1924年1月，毛泽东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1月，毛泽东又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并以173票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这年上半年，他多次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并数次提出议案。如在1926年3月16日的常委会上，毛泽东提议由中央嘉勉广西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诸同志案，决议通过。在3月19日的常委会上，农民部请任毛泽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案，决议通过。在4月6日的常委会上，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报告，检阅助理刘宜民辞职，以赖岳中充任。毛泽东还报告“现在交通局事务繁剧，增设一助理员以司其职，已委许志行同志充任。”在4月13日的常委会上，毛泽东提议“开办上海党报案。”上海市党部拟请张静江、张廷灏分任正副经理，柳亚子、沈雁冰分任正副主笔。决议：“照准”。在这之后，毛泽东还多次出席过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会议。
主张全国团结抗战的宋庆龄而宋子文则于1924年出任孙中山在广州设立的中央银行行长。1925年任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在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上，宋子文以211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政府常委会委员以及财政部长。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会经常讨论财政问题。
由于宋子文有了这样一段同共产党合作的经历，也由于在九一八事变后宋又多次提出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张，加之宋、蒋之间的特殊关系，蒋介石于1935年下半年指示宋子文打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宋子文遂于1935年底和宋庆龄进行了认真的商议，决定请董健吾去陕北，直接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
被宋氏兄妹看中的董健吾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他1891年生于上海郊区的青浦县，1914年入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学习，曾与宋子文、顾维钧等人同学。1928年经刘伯坚、浦化人介绍，在河南开封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传教为掩护，在冯玉祥部从事兵运、工运、农运等工作。后由于蒋介石的“清党”波及冯部，董无法立足，只得潜回上海，以圣彼得教堂的牧师职业为掩护，负责共产党的地下联络工作。
董健吾同宋氏兄妹有较密切的联系。他在宋庆龄的资助下，以圣彼得教堂牧师身份，在上海用教会和“互济会”的名义，开办了“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了失散流落在江、浙、沪等地的职业革命者的子女和烈士遗孤。董健吾做过古董生意，宋家在购买字画古董时曾请董健吾出过主意。
1936年1月，宋庆龄、宋子文委托董健吾，带上一封有火漆印的密信，立即动身，途经西安送到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面呈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对董健吾说：“此行成功，益国非浅。”为了途中安全，宋子文、宋庆龄还给董准备了一张由孔祥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签名的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
董健吾将密信缝进贴身背心，冒着风雪，急如星火地直赴陕西。当时，陕北苏区处于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包围之中，要安全进去，必须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因此，董健吾首先在西安会见了张学良。
董健吾以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的身份对张学良说：“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去的。”
张学良根本不相信此话会出自财政部大员之口，说：“你敢在这里提出这样的要求，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枪毙！”
董健吾深知张学良的报国心迹，便畅谈了民族大义和中共抗日主张。张学良深受感动。张学良在致电南京，核实此事后，知道南京政府已派人和中共中央联系，便更加放心地同中共中央加强往来。张学良派飞机送董健吾等至肤施，再派一骑兵连护送他去苏区。
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董健吾秘密来到瓦窑堡，受到博古和林伯渠的接待。董转交了南京方面的密函，说：“走时曾见蒋，据暗露蒋可同意：甲，不进攻红军。乙，一致抗日。丙，释放政治犯。丁，武装民众。戊，顷（倾）蒋尚有款。”
曾经的辉煌与魅力，我们不曾亲历，而今只能在泛黄的岁月里追寻，那个战乱的年代，因有了她而美丽。博古即将这一情况电告在东征前线石楼的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并将董健吾的身份也电告毛泽东等。3月2日，张闻天、毛泽东等要博古、董健吾、周恩来等到前线，共同讨论与国民党谈判问题，因董健吾急于返南京复命，未去东征前线。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宋子文派董健吾送来的和谈信息。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集中各方面的意见，于3月4日联名致电博古转董健吾，并请董转告南京政府。电文为：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周继吾即董健吾。
这是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第一次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为日后的谈判奠定了基础。
第二天，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返回上海，向宋庆龄、宋子文、孔祥熙转达了中共中央的建议。
由宋子文、宋庆龄安排的董健吾的西北之行，还有不少意外的收获。董健吾不仅沟通了国共两党的联系，而且同少帅张学良挂上了钩。在这之后，董健吾多次请求少帅帮忙办事，包括护送毛泽东的孩子出国避难这样的事。
1930年11月14日，毛泽东夫人杨开慧在长沙被敌人杀害，湖南共产党组织想方设法将8岁的毛岸英、6岁的毛岸青和4岁的毛岸龙转移到上海，由毛泽民接送至陶尔裴斯路341号（今南昌路48号）大同幼稚园。这是由中共地下党领导、中国革命互济会创办，董健吾负责的一所幼儿园，目的在于抚育革命烈士和党内同志的子女。蔡和森的女儿蔡转，彭湃的儿子小丕，恽代英的儿子希仲，李立山的儿子李力，都在此园寄养过。不久，毛岸龙患急性痢疾，送广慈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这时，大同幼稚园的内情被敌人察觉，董健吾当即决定，解散幼稚园，转移儿童，并将毛岸英、毛岸青留下直接抚育。后来，虽然党组织受到破坏，董健吾已失去共产党组织的资助，但他始终细心照料毛岸英、毛岸青。
1936年，董健吾同共产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通过少帅张学良的关系，把毛岸英、毛岸青送到法国，然后转到苏联读书。这件事是董健吾陕北之行的意想不到的而又重要的收获。
……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对董健吾带回的中共中央的谈判条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很快作出了反应。6月底，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的名义函复中共中央，虽然没有提到共产党提出的谈判条件，但表示赞同“联合抗日”的主张。这样，国共两党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终于接通了。蒋介石、宋子文以及陈立夫等人，为了从多种渠道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还指派曾养甫、谌小岑寻找与共产党的联系渠道。
曾养甫当时担任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同南京政府的许多核心人物关系密切。曾养甫承担了打通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使命后，于1935年11月，找到其部下铁道部劳工科科长谌小岑，托他办理此事。
曾养甫告诉谌小岑“宋子文的抗日决心和办法”，并且说：“争取英美援助的工作都是宋子文担任的。”“蒋介石终于要进行长期的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成功后共产党的政治地位问题还要好好研究”，“但是共产党的合法性是肯定的。”
周小舟谌小岑在五四运动中参加过周恩来、邓颖超领导的觉悟社，与一些进步人士有联系。他知道曾养甫“同宋子文也是很接近的。他曾在美国留学，属于英美派”。他也很清楚曾养甫所说的“打通共产党关系”并不是曾个人的想法，而是南京政府蒋介石、宋子文等人赋予的重要使命。因此，谌小岑迅速地通过中共领导的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吕振羽，同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
中共北平党组织派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通知吕振羽，立即去南京，探明此事系何人发动和主持。1935年11月底的一天，吕振羽到达南京，当晚，就由谌小岑陪同到曾养甫家，曾表示“自己秉承宋子文意旨办事，希望吕振羽找一个共产党方面谈判的线索。”
1936年1月，周小舟到达南京，向吕振羽传达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提出国共合作谈判的条件是：
（一）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等。
吕振羽立即通知谌小岑谈判线索已找到，要求国民党方面保证共产党方面往来人员的安全和通讯自由，不得加以检查、扣留，曾养甫答应可以保证。
周小舟即同谌小岑见面。谌小岑向周小舟介绍了曾养甫的情况，说：“一般人都认为曾是CC分子，但我知道他同宋子文关系密切”，又说：“迄今为止，这种接触可能是宋子文在主持。”周小舟同谌小岑见面后，返回北平。
吕振羽在同曾养甫的谈判中，正式提出了共产党的上述两项条件，曾养甫代：表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四点要求：
（一）停止土地革命。
（二）停止阶级斗争。
（三）停止苏维埃运动。
（四）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等活动。
吕振羽立即将国民党的四点要求向周小舟作了书面报告。
1936年3月，周小舟第二次到南京。带来了向国民党提出的六项要求：（一）开放抗日群众运动，给抗日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抗日民主权利。（二）由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军代表联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释放一切抗日爱国政治犯。（四）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六）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
周小舟还带来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签名盖章，用墨笔书写在白绸上的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等人的信件，每封信均附有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经过中共北方局代表与谌小岑等多次会谈后，于1936年6月底7月初，达成了一项由双方代表共同签字认可的谈话纪录草案。该草案商定了全国统一、共同抗日、以国民党为主导力量等基本原则，以及在此原则上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具体方法。在此记录基础上，谌小岑起草了一个正式协定条款。
接着，曾养甫与周小舟在国民政府铁道都二楼曾养甫的办公室进行了会谈，谌小岑、吕振羽都参加了。周小舟系统地讲述了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愿望和六项要求和条件，并对国民党的四点要求作了回答。然后，双方就国民政府作为国防政府的组织形式问题，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问题，南方游击队集中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等进行了讨论。在领导权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周小舟离南京前，交待吕振羽必须取得国民党方面对我方六项要求的肯定回答。为此，吕振羽又和曾养甫面谈了五、六次，并要谌小岑写书面材料。
7月，曾养甫又找到吕振羽，对他说：希望两党主要干部会谈或者周恩来来南京，或者我、张冲去延安。但是，7月底，曾养甫被任命为广州市长，他的陕北之行就不可能实现了。由于这时南京当局已直接和中共中央联系，而不重视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这条线的联系，所以10月问中共中央正式通知中共北方局不必与南京方面接触，统一于党中央，这条渠道的使命遂告完成。
20世纪伟大的女性，处处显露着她宽厚的心胸。谌小岑在接受了宋子文通过曾养甫交待的“打通共产党的关系”的任务后，一方面经过吕振羽找到了同中国共产党北方局的联系渠道，另一方面，又同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征集部主任左恭商议，如何寻找共产党的关系。
左恭是共产党地下党员，他得此消息后，立即向上海党组织报告。上海党组织遂于1936年1月介绍了一位称作是中共长江局系统的姓黄的同志给谌小岑。此人真名王绪祥，党内名张子华。1930年入党，在任豫鄂陕特派员时，曾去陕北游击区巡视过工作，对陕北地形熟悉。张子华和谌小岑交谈几次以后，建议国民党派人直接去陕北。曾养甫准备派一名中共的叛徒去，张子华立即表示反对。
此时，上海党组织决定张子华随董健吾一起进陕北苏区，面向中共中央领导汇报曾养甫等人的意见。张子华赴陕北前，通过谌小岑征得了曾养甫的同意，所以张子华是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重使者身份进入陕北苏区的。
张子华和董健吾虽同行，但党组织没有向董健吾交待张子华的真正身份和进苏区的目的。张子华和董健吾到达瓦窑堡后，博古立即单独接见张，张子华口头汇报了国民党内部各派对抗日的态度，尤其是国民党内亲英美派有联俄联共一致抗日的表示，并传递了国民党正在寻找与共产党谈判的动向。以后，张子华到东征前线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作了详细汇报。
为了讨论与南京当局谈判等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6年3月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了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五项条件，并且就同南京政府联络、谈判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
4月，张子华返回上海。随即与曾养甫会面，提出了要了解南京当局联共抗日的具体办法，谌小岑便手抄了一份南京当局的四条意见给张子华，但没有说明是南京方面的条件，只说是谌小岑自己的看法，给中共参考。
后来，张子华还多次同曾养甫、谌小岑见面，商谈国共两党高级干部进行具体谈判的问题。曾养甫还于1936年9月提出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见面。后来又向张子华表示：如周恩来不去广州，国民党派人去陕西商谈判地点。10月17日，中共中央看到了张子华从广州带回的国民党答应的四个条件，以为南京方面有谈判诚意。同时获悉蒋介石10月16日到西安，即要正在西安的张子华同蒋方交涉，接周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面谈。后因交涉没有成功，此举未能实现。
就是这样，蒋介石、宋子文等人通过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这一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剿抚兼施、以剿为主的政策，宋子文主持的（后期陈立夫也参与主持）国民党同共产党代表的接触和谈判也只是一种试探性质，没有涉及到实质性的问题。但是，由于宋子文积极开展了“打通共产党关系”的活动，使得国共两党代表的接触突破了单纯在国外的单一渠道，而在国内多方面展开了。通过国共两党代表们的接触和谈判，双方陈述了合作抗日的要求和条件，互相传递了双方党中央的意向，这样实际上为后来国共两党负责人的正式谈判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作了准备。
中国共产党对宋子文积极派人赴陕北接触，十分重视。在此期间，在国民党中枢人员中毛泽东最早与宋子文通信。
为了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中共中央于1936年8月上旬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提出：目前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中央，逼迫蒋介石走向抗日的道路，同时继续影响南京以外各派，以利于同国民党中央的谈判。
陈立夫1936年8月14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公开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前10天，毛泽东致信给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明确提出“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希望宋子文“竿头更进，起为首倡”。该信全文如下：
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致公绥。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进入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宋美龄热情活泼，赢得了同学与师长的喜爱。寥寥二百余字，将私情公意，尽见于尺牍之内。后来，在毛泽东的书信中又多次提到宋子文。
1936年9月，中共中央电告正在西安的潘汉年，任命他为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直接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会谈。
9月16日，毛泽东在给宋庆龄的信中说：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请宋庆龄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宋子文等人，与潘汉年“一谈”。
宋庆龄不负中国共产党对她的殷切期望，积极与她比较接近的国民党中枢人物联系，为促进国共合作，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宋庆龄多次会见潘汉年，与他商讨如何开展统一战线等工作，并把潘引荐给宋子文以至宋美龄。后来，宋氏兄妹与潘汉年多有接触，宋子文还一度提供寓所让他居住。
同年9月22日，毛泽东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又提到：“宋庆龄、何香凝、李石曾、吴稚晖、于右任、孙哲生、柳亚子、叶楚伧、邵力子、宋子文等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
毛泽东致宋子文的信，叙彼此之友情，议国是之大端，态度诚恳，纵横捭阖，痛陈利弊，对于促进宋子文抗日救亡思想的继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神秘日记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内部“和”、“战”争论不休。
宋子文冷静沉着，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与张、杨及中共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十点主张。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近年，宋子文日记在美国解密，引起海内外众人关注。宋子文在日记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1936年冬，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断扩大，国难日益深重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的形势下，蒋介石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亲自赴西安督战，强令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大举进攻陕北红军。张、杨两位将军激于爱国义愤，于12月12日在西安举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了八项政治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八项政治主张，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南京政府内部处于“和”、“战”争论不休的混乱状况，迫切需要一位能够代表蒋介石同西安方面谈判的“和平使者”从中斡旋，宋子文则在这一关键时刻充当了这个角色。
西安事变在南京国民党统帅集团内引起了极大震动。12月12日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张“讨伐”张杨的占多数，因而作出决定：
一、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二、张学良背党叛国，送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三、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
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为5至7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务委员。
五、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
六、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与蒋介石有密切联系的宋氏家族的一帮人如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人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因为此时他们都不在南京。宋子文正在由香港返回上海的途中，孔祥熙和宋美龄也在由上海回南京的途中。
12月13日下午，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9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张“讨伐”西安的人占上风，何应钦主张下讨伐令，吴稚晖也提出必须急速用兵。
13岁的宋美龄机灵古怪，幼小的年龄就显示出了与同龄人不同的思考方式。孔祥熙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他力主缓和，但是在一声声“讨伐”的吵闹声中，他的“缓和”主张显得十分无力。在这次会议后，他和林森联名签发了《国民政府着军事委员会斟酌情形于必要地区宣布戒严令》。
此时，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切断了西安方面的通讯和交通，南京的新闻检查官又烧毁了来自西安的报纸和宣言，南京、上海等地的民众对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形难以知晓。在上海和南京，谣言四起，众说纷纭。有人绘声绘色地说：西安遍地烽火，红旗到处飘扬，士兵们沿着城墙挖壕据守，全城陷入一片恐怖之中。言者危言耸听，听者胆战心惊。一家外国电台报道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张学良在电台上报告过他如何把蒋介石杀死，以及杀死他的理由。”
既然蒋介石已经“被杀死”，那么与蒋关系极其密切的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一定得出来控制局面，这成了西方某些要人们的关注焦点。《时代》周刊报道：蒋夫人、她哥哥宋子文、她姐夫孔祥熙博士把东亚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
诚然，宋氏兄妹和孔祥熙是不可能掌握东亚的命运的。但是，透过上面这段话，人们不难看出，在那个特定的条件下，西方国家对宋氏兄妹是如何的重视。
为了探询西方的意向和了解南京政府的态度，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成了众多记者们的重点采访对象。
12月13日晚，孔祥熙对南京《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他一方面指责张、杨二位将军“对于中央政策未尽了解，为不良分子所蛊惑，激于一时之情感，对统帅妄加劫持，影响国家前途，至深且钜。”另一方面又说张学良已经致电给他，“知其对蒋院长负责保卫，决无问题。”他要民众“力持镇静，信任政府，勿为谣言所蛊惑。对于陕变，深信最短期内必获圆满之解决。”《中央日报》于12月14日在显著的位置刊登了孔祥熙的谈话。
宋子文于12月13日由香港返回上海。他虽然没有参加12日、13日国民党中枢机构召开的讨论西安事变的会议。但是，由于他一直同宋美龄、孔祥熙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国民党中央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应该说是比较了解的。
宋子文于14日在上海中国银行对新闻记者也发表了一通讲话，他说：
“蒋院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系国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需用有效办法，于最短期内解决。盖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于中国也。本人与蒋院长公私之关系，及与张学良多年之友谊，均为世人所共知。在特殊关系之中，如有任何可能解决之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至于采取何种方法，须待政府决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于政府。端纳已抵洛阳，即将转往西安。本人受孔财长（祥熙）之嘱托留沪，对于金融方面加以照料。目前市场尚称平稳，中交工行对于外汇，照常无限制买卖。”
宋子文这番谈话，话语不多，却耐人寻味。
这番谈话，态度温和，完全没有使用攻击性的语言。宋子文不但不指责张、杨两位将军，反而公开宣传他同张学良有“多年之友谊”，宣传蒋介石在西安绝对安全。这在当时南京的许多军政要员对张、杨极尽咒骂和指责之能事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这番谈话，表明了准备赴西安进行和平谈判的愿望。尽管宋子文同蒋介石在许多问题上政见分歧，他早就在1933年10月以“心绌力薄”为由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之职，还在私下发过“做财政部长无异做蒋介石的狗，今后我要做人不愿做狗了”的牢骚，但是，在这次危急的时刻，他不避前嫌，力主和平谈判。他的这种态度，为许多人所瞩目。
宋子文的这番谈话，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其处理西安事变的主张。
为了促使西安事变早日和平解决，张、杨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周恩来向张、杨详细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深得张、杨的赞同。
宋美龄将头发高高地盘起，俨然一位尊贵的日本妇人。12月14日，被孔祥熙和宋美龄派往西安探明情况的端纳致电宋美龄，报告蒋介石在陕平安，并转达了张学良邀请孔祥熙和宋美龄同来西安商谈和平解决办法的信息。
端纳全名为威廉·亨利·端纳，出生于澳大利亚。1904年任香港《中国邮报》主笔，经常来往于香港广州之间。1911年结识孙中山。1928年任张学良的顾问，直至1934年张学良从欧洲回国。1934年到1940年成为蒋介石、宋美龄不具名义的顾问。由于端纳的这些不同寻常的经历以及他的特殊身份，他来电提供的消息，本应当成为南京政府的重要决策依据。
但是，南京政府内部的军政要员，根本不相信端纳的电文，提出了许多怪论，极力阻挠派员赴西安谈判。
有人说：“叛部计划异常险恶”，“以为委员长即不死，亦必身陷危境。”
有人说：“端纳来电，实迎合西安心理，欲诱孔部长入陕，多一重要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已。”
西安军民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壮举上街游行。更有甚者说：“张学良邀请宋美龄，目的在于拘禁。”
宋美龄同这些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仍无济于事。12月15日晚，宋美龄打电话给端纳，说：“孔部长因医生坚嘱不准飞陕，况孔为代理院长势难离职”，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替，请他征求西安方面的意见。
第二天，张学良、杨虎城复电，同意以宋子文代替孔祥熙，并担保宋子文西安之行绝对安全。
这样，宋子文于12月17日由上海返南京，积极准备赴西安进行和平谈判。而这时候，南京政府中又有人公然提出：“宋氏之行为不当，宋氏身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且亦为中央执行委员，果赴西安，难免有政府与叛逆讨价还价之机。”
听到这番话，宋子文针锋相对地回答：“愿以私人资格前往西安探询情况。”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反对。
在一系列激烈的争吵中，戴季陶的“讨伐”之声是最为严厉的。“他的那一番大道理，又说得头头是道，谁也不敢反对”。因此，宋子文只好找戴季陶，也苦口婆心地说了一番应该去西安进行谈判的道理，然后说：“你不应提出那样强硬的主张。”
何应钦最后，戴季陶向宋子文表示：“我同介石的关系，决不下于你们亲戚。老实说，我的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我不反对你们同张学良作私人周旋，拯救蒋介石，同时，你们也不能反对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不能不如此。”不难看出，戴季陶话中有话，带有明显的讥讽口吻。但是，这段话实际上已表现出他已经勉强同意宋子文以私人资格赴西安谈判。
蒋介石致何应钦的信何应钦是一直主张对“劫持领袖”的张、杨二位将军进行“讨伐”，以“维护纪纲”的。他在担任了“讨逆军总司令”后，在一次会议上同宋子文舌剑唇枪，互不相让。何应钦在会上宣布说：“讨伐西安的军事行动将按计划进行。”还以命令的口吻对宋子文说：“你少管闲事！”
然而，宋子文并不示弱，冷冰冰地回敬一句：“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不是军人，你何应钦可管不着。”
你一言，我一语，针尖对麦芒，最后还是宋美龄出面调解，才暂时平息了这场争吵。
宋子文力排众议，一再声称愿意以私人资格前往西安探询情况。宋子文说：“政府虽不能同张、杨直接谈判，以自贬威信，亦应准许我等作劝导叛变者之工作。”宋美龄、孔祥熙都表示赞同宋子文赴西安。宋美龄等人同那些主张“讨伐”、反对宋子文赴西安谈判的人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时间“竟无暇计及发言之态度矣”。
为了争取西安事变早日和平解决，宋子文、宋美龄还与宋庆龄联系，求得她的帮助。宋庆龄以团结抗战的利益为重，主张释放蒋介石，条件是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宋庆龄不念个人恩怨，不顾自己安危，准备亲自飞往西安，以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表现了卓越的胆识，豁达的胸怀。宋庆龄叫孙科为其准备飞机，由于何应钦从中阻挠，无法解决交通工具而未能成行。
同时，宋庆龄还及时与中共中央派驻上海的代表潘汉年联系，了解西安的动态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潘汉年把中央和张学良、杨虎城方面已经决定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和平解决的消息告诉她，主张她劝宋子文前往西安。因此，宋子文、宋美龄赴西安参加和平谈判，是与宋庆龄的帮助分不开的。
12月18日，蒋鼎文带回蒋介石的亲笔信。蒋介石在信中说：“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接到这封信后，南京的空气开始有所缓和。
12月19日，宋庆龄电告端纳：“子文决入陕。”但是，电报刚发出，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们又谈论纷纷，阻力横生。迫不得已，宋庆龄又急电端纳，取消前讯。
当天下午，孔祥熙邀请孙科、居正、何应钦、叶楚伧、王宠惠等在孔祥熙寓所紧急会商，几经争论，最后作出两项决定：
（一）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
（二）准许至十二月二十二日暂行停止轰炸，但张、杨部队在此期间不得向南移动。如该逆部仍向西安渭南前进，我空军即向行动部队轰炸，此为最后之容忍。但我军之集中侦察与攻击准备，仍须积极进行，不容延误。
这次会后，宋子文积极进行着赴西安的各项准备工作。
12月20日，宋美龄又明确提出要同宋子文同机入陕。宋美龄“神经兴奋，几不能持”。宋子文当然积极赞同宋美龄同机赴西安。然而，就在临行前的最后一刻，南京政府的许多军政要员群集宋美龄住宅，坚决请宋美龄暂留南京。有人还提出了理由，说：“宋美龄留在南京，可以在蒋公未离开西安以前，劝止中央军进攻。”这条理由似乎“奏效”。宋美龄稍加思索后回答：“假如子文去后，三日内不能返京，则不得再阻（宋美龄）飞赴西安。”
正是这样，12月19日下午2时，宋子文及其随员由南京飞抵洛阳。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飞抵西安。
宋子文几经周折，终于获准赴西安，表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内部占了上风。尽管在国民党中央有人主张“讨伐”，反对同张、杨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全国各地，朝野上下，反对扩大内战，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是多数，这使得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者们不得不正视现实。
同时，也应该看到，宋子文获准赴西安，又是有条件的。南京国民党的一些要员们反复强调宋子文是以所谓的“私人资格”，这是颇费了一番心机的。它说明南京国民党中央的许多核心人物仍然坚持敌视张、杨两位爱国将军的立场，坚持所谓的南京政府不与张、杨“讨价还价”的顽固方针。它包含着日后南京国民党中央推翻宋子文与西安方面达成的任何协议的险恶用心。
1936年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和端纳以及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随员陈康齐、陈凤扆等飞抵西安。
宋子文受到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热情接待。宋子文首先向张学良了解西安事变的意图和事变后的一些情况。张学良明确地向宋声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已经决定了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双十二”通电所要求的八项主张，三方面一致同意放蒋归京。张学良要求宋子文劝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身着传统的印度民族服装，宋美龄美艳风情难以抵挡。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宋子文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对宋子文的到来，毫无思想准备，情绪异常激动。
宋子文递给蒋介石两封亲笔信。
一封是宋美龄的信。宋美龄在信中说：“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读罢这短短几行字，蒋介石百感交集，泪流满面。
另一封是孔祥熙写的。孔祥熙向蒋介石报告了南京方面的情况，他说：“在沪闻事变消息，焦急异常，当即扶病同三妹来京，本拟即同三妹赴陕省视，嗣闻尊意不欲三妹前去，而弟则以中央决议，在吾兄未回京以前，暂代院务，固致未果，无任怅恨，遂商三妹派端纳飞陕，奉候吾兄。继据自洛报告吾兄起居安适，于焦急之余，始较安慰。此间军政暂由敬之兄负责，而政院事务，由弟处理一切，自应秉承吾兄既定方策，照常进行，尚幸不吝指教，俾有遵循……兹因子文弟赴陕之便，特购制数袭，附机奉上，即祈察纳。”
读罢来信，蒋介石对宋子文说，只有迅速组织军事进攻，才能脱离危险。他还将军事进攻的方略单独告诉了宋子文。
中国共产党参与西安事变谈判的代表周恩来（右）、叶剑英（中）、博古探望蒋介石后，宋子文又派郭增恺去做杨虎城的工作。郭增恺会见杨虎城后，向宋子文转达杨的口信：“兵谏只是要蒋停止内战，领导抗日，不会杀害他的。”宋子文了解了杨虎城的这一态度，十分高兴。
宋子文完全没有料到周恩来已经到了西安，也不了解中共中央和平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他对郭增恺说：“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郭增恺建议宋子文会见周恩来。但是宋子文顾虑重重，怕何应钦抓把柄，对他不利，因而不敢单独与周恩来见面。宋子文要郭增恺面见周恩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郭增恺立即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周恩来要郭增恺说服宋子文同意与他会谈，并将中共中央的方针转告他，即：这次事变中共未曾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这是中共团结抗日方针的继续，望宋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作出贡献。并说：“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郭增恺向宋子文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宋子文大感意外，对中共的方针和态度十分赞赏。
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宋子文了解了西安三方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目睹了蒋介石十分安全，内心感到十分满意，决定迅速回南京报告。
12月21日，宋子文离开西安，经洛阳返回南京。在洛阳，宋子文向张学良发出一封亲笔信，要求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他还附上《大公报》12月18日的社评《致西安部队的公开信》。这封所谓的“公开信”，充满了对张、杨二位将军的攻击。
西安的《解放日报》也于当天发表了《正告宋子文》的评论，表明了西安方面的态度。这篇评论肯定了宋子文“反日态度”和“反日行动”，对宋“不避风霜跋涉之苦，翩然莅临西安”的行动，表示欢迎和敬意。又对宋子文提出了三点希望：
第一，“宋先生这次亲临西北，对‘双十二’张杨将军救亡动机的光明磊落，和西北民众真正的抗日情绪，必然会得到相当的概念。我们极诚挚的希望宋先生，将来离陕后，能将西北民众的真实意志和热烈救亡的消息，带到京沪，并传给全国民众。”
第二，“希望宋先生多多顾及民众意思，整个国家的前途，站在民族解放立场上，襄助西北的救亡运动。并能运用伟大的力量，提醒一般沉溺在升官发财迷梦中的政府官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召开救国会议，成立真正建立在民意上的革命政府，发动全国抗日战争。”
如一朵直开的夜来香，散发着弥久的芬芳……第三，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运用着强大的广播电波向世界各国传播反动的言论，“强奸了广大群众的意识，昧着心对张杨二位将军作肆意的攻击”。希望宋子文“为正义的驱使，为中华民族的前途着想，立刻起来负责纠正。”
这份社评，态度诚恳，言语真挚，再次公开表示了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
宋子文回到南京后，向孔祥熙、宋美龄详细地报告了西安一行的所见所闻。他向人们宣传了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并且赞美周恩来，他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风险营救蒋介石？相反，还有人要轰炸。”
宋子文从西安安全返回的事实本身以及宋子文的宣传，使得积极主张“讨伐”的那些人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
孔祥熙等人在听完宋子文西安一行的汇报后，于12月21日同意宋美龄、宋子文赴西安进行谈判。
12月22日下午，宋子文、宋美龄一行乘坐的三个发动机的“福克”式飞机轰鸣着在西安机场降落，宋子文、宋美龄蹒跚地走下飞机。宋子文头上戴着一顶有帽耳的黑色熊皮帽子，胖乎乎的脸上充满了倦意。而宋美龄也从头到脚穿戴得严严实实。在宋子文旁边，站着满头灰发，神情忧郁的端纳。在他们身后跟着穿着讲究、令人生畏的戴笠。
宋氏兄妹在张公馆稍事休息后，即去会见蒋介石。因事先未曾得到通知，蒋乍见宋美龄到来，惊喜交集，说：“你真来了！这可是虎穴。”宋子文、宋美龄向蒋介石简要地介绍了南京的情况，说全国民众关怀他的安危，也是从国家前途出发的，劝他既从国家民族考虑，也要顾及个人安危。
宋子文、宋美龄赴西安，使蒋介石终于同意了西安方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决定由宋子文、宋美龄出面谈判，还指示了谈判条件。蒋介石向宋氏兄妹暗示宋子文可以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22日，宋子文与西安三方面商量谈判程序。西安方面提出以八项主张为谈判条件的基础，宋子文表示同意。宋子文提出由他们兄妹作代表，商定的条款不签署书面协议，以蒋介石的“领袖人格”作担保。西安方面以大局为重，也同意了。
23日上午，在张公馆张学良所住的西楼二层开始谈判。宋子文代表蒋介石，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中国共产党方面周恩来出席。
脱去洋装，换上旗袍的宋美龄，多的是几分柔媚，几分柔情……周恩来首先提出和张、杨商妥的六项主张：
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名称不变，但可加上抗日或救国字样）。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我国抗日的国家合作。
周恩来阐述了提出这六项条件的理由，并且声明这六条如能保证实行，中国共产党将赞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一致对日。
宋子文听完后，表示承认这六条，但要转告蒋介石。
当天下午，继续谈判。宋子文就六项条件提出具体实施意见。
关于改组政府的问题，宋子文提出：可先组织一个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组为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由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徐新六或颜惠庆任外交部长，赵戴文或邵力子（张、杨推荐）任内政部长，严重或胡宗南任军政部长，陈季良或沈鸿烈任海军部长，孙科或曾养甫任铁路部长，朱家骅或俞飞鹏任交通部长，卢作孚任实业部长，张柏苓或王世杰任教育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