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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时的庆龄，如漆盘上淡淡的工笔彩绘，清澈、美丽。另一种说法是宋子文出国期间，蒋介石突破了他的预算，而且把这笔钱都花在最近一次“剿共”军事行动上。宋子文回国后对此非常恼火，急急忙忙去见蒋介石。这次会见终于引起了轰动一时的争吵，最后蒋打了宋子文一记耳光。宋为此辞去职务，由孔祥熙接替他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官方关于宋辞职的解释是由于难以解决的财政状况。10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对记者谈宋辞职原因时称：“自国难以来，收入骤减，军政各费，约每月短少1000余万元之巨，因无法筹措，故欲求去。”
但把财政状况解释为宋辞职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说服力的。财政问题固然严重，但宋曾应付比这更坏的情况。报纸专栏作家王仲芳写道：“自从中华民国建立以来，政府经常在财政困难之中……去年尽管有长江水灾和上海战争，宋成功地平衡了预算……现在国家的条件并没有像一年以前那样危急。”“鉴于他过去的振作有为和气魄，说他辞去政府的职位仅仅因为他不能解决政府财政困难，这种论调听起来实在可笑。”
宋庆龄以她那独到的见地以及对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始终坚守在革命的阵地上。事实上，宋子文辞职主要是由于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引起的。蒋介石在同汪精卫等商量后，决定进一步寻求向日本妥协，而宋子文“在公开场合屡次表示他反对向日本屈膝投降的任何措施”。《密勒氏评论报》说：“所以，宋子文的辞职可以充分解释为那些早已致力于消除中日分歧的官员们的极大胜利。”
另外，在“剿共”与抗日什么为最重要的问题上，蒋、宋也意见不一。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宋主张抵抗日本，同时用经济和政治的办法扑灭共产党。《中国评论周报》指出，“因此，他的辞职可能意味着放弃这种政策，又回到武力统一的老调子。”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分析是有道理的。宋子文辞职后，南京政府的亲日派采取了更多的妥协政策。
宋子文的四次辞职说明，他和蒋介石有着既想依靠，又相抵触的关系。蒋介石下野时，他也跟着下台，说明他是与蒋介石共进退的。但当蒋介石对日本人采取妥协政策，对共产党实行大规模军事围剿时，宋子文又持不同意见，因而最终辞职。应该看到，宋子文的对日态度也是动摇的，只是因为他代表英、美在华利益，在矛盾的国际事务中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宋子文也并非放松对共产党问题的解决，只是因为难以筹措巨额军费，而主张采取其他手段。
奉命访欧美
罗斯福总统邀请英、法、德、日、中、墨等国政治领袖赴华盛顿开会。
宋子文并非中国政府的“政治领袖”，他却奉命率团出访美国。
白宫发表新闻公报称：“总统与中国财政部长以积极及圆满之态度讨论了若干重要经济问题。”
宋子文在伦敦世界经济大会上，阐述了南京政府对外合作方针说：“中国从不高筑关税壁垒，以利各国输入商品，也不实行外汇限制。”
西方各国对中国技术合作的要求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对于谈判内容，国内舆论是赞成，还是反对？
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态度又如何？
宋子文最后一次辞职前，于1933年春夏之际对欧美进行了一次为期4个月的访问。
1933年4月，美国总统罗斯福邀请英、法、德、意、日、中、墨等国政治领袖赴华盛顿，磋商复兴世界经济计划。美国政府先通知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再由施肇基将美国政府的邀请转电南京政府外交部。施电云：“美国政府邀请各国代表到美之意，系：一、观察各国对经济会议所讨论各事项之态度，二、交换对世界经济复兴问题之意见，以示美国政府打开不景气局面之决心。至美政府与各国代表间交换意见，系个别举行，并无会议形式。”
美国政府原则上邀请的是各国内阁总理，如总理不能亲来，改派代表参加亦可。当时南京政府行政院长是汪精卫，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是宋子文。汪精卫因对经济问题一窍不通，又非美英势力代表，不愿前往。宋子文推举立法院长孙科。汪精卫经与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电商，认为孙科因立法院工作羁身，不能前往。宋氏担任财政多年，此去较为适宜。
4月14日，汪精卫偕外交次长徐谟、国民党中委李石曾从南京乘车抵上海，与宋长谈。汪称：此次来沪，完全为敦促宋部长代表我国出席华盛顿会议。因此次会议关系极大，世界各国莫不派遣第一流人物参加，如英国为首相麦克唐纳，法国为前总理揆赫礼欧，故我国人选，自应特别慎重。中央本预定财政部长宋子文及立法院长孙科二人中择一代表出席，但孙氏为立法院长，关于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组织法、国民大会之选举法及宪法草案等，均须于7月1日前制定，故不能脱身。中央决定请宋前往，且宋为我国财政当局，熟悉世界经济情形，此席更觉相宜也。宋子文推荐孙科为代表本是谦让之词，经汪精卫这么一说，便答应担任代表。
宋出国前，作了多方面的准备。4月16日，宋前往蒲石路汪精卫住处，与汪讨论了宋赴美后的财政布置及出席华盛顿谈话会的意见。在国内财政方面，宋出国期间，部务由财政次长李调生、邹琳负责，张寿镛、孔祥熙从中协助。最重要事务，则随时用无线电向宋请示，在轮在陆，均可收到。华盛顿谈话会因无预定议程，一时难以确定具体意见，汪、宋认为，大致将讨论关税银价问题，我国战债问题及远东问题。4月17日，宋复往蒲石路，与汪再度商洽，并向汪辞行时，汪建议宋最好去江西与蒋一谈，但宋恐耽误时日，有碍船期，只是电告蒋介石。
宋除同汪商洽外，还先后同在上海的要人如立法院长孙科、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副院长杨杏佛，上海市长吴铁城等讨论了出席事宜。
1933年6月，宋子文在伦敦出席世界经济会议4月16日晚，新任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为宋将出国，在西爱咸斯路私邸举办欢送会。上海市长吴铁城、市商会会长王晓籁、银行界领袖史量才等出席。王晓籁在欢送词中首先对宋进行了一番吹捧：宋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于时局紧急声中，奉政府之命，离国赴美，参与华盛顿召开之经济会议，至关重要。以宋部长之地位及宋部长于各友邦之信誉，自然应该宋部长亲去。希望宋部长此去，能带回新鲜空气，解决国内的沉闷，并希望能达到经济制裁日本云云。接着，史量才、虞洽卿、贝淞荪等致词，说了一番类似的话。
行政院长汪精卫宋子文在会上致答词说：兄弟蒙各位筹款欢送，非常感激。惟当美国柬邀我国时，余因鉴于内忧外患之日亟，本不预备前去出席，嗣经各方之催促，及详加考虑后，觉此世界经济会议，虽非直接与远东问题有关，然因相互的关系，及有关世界整个经济问题之故，当即决定参加。为迅速赴美起见，即决定于近日即行启碇。以我国现在之经济而言，农村破产，商业凋敝，通货咸流入都市，尤其是上海，生产力日益衰弱。其所以至此之原因，则为长江水灾，“共匪”为患，及日本经济侵略我市场、武力强占我东三省，凡兹三点，皆我国因是而发生之特殊困难情形。然经济不景气，为全世界普遍现象，不仅我国如是，即以号称富有之美国，亦难免于此。故欲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决非各国力量所能办到。中央此次派兄弟前往出席，亦即欲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必须与全世界共同解决之意。但此去决不是去求于人，因为中国有广大之土地，四万万人口，为世界最广大市场，于挽救解决经济危机，将有极大之贡献于世界。故可与各国开诚相见，互相交换意见，讨论解决办法。宋子文的这番话，有些是实言，有些则不然。如国内经济破坏的原因，他讲了三条，即长江水灾，“共匪”为患和日本的侵略。其实造成经济衰败的政治上的原因应该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果，而这一点正是宋子文所看不到的。
1913年3月，孙中山先生与宋耀如，梅屋庆等人摄于日本神护。4月18日午12时，宋子文乘杰克逊总统号轮启碇离沪。同行者有中国银行行长贝淞荪、财政部顾问杨格、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秦汾、前驻美使馆秘书魏文彬、秘书黄纯道等，还有财政部驻沪办事处科员蔡寿生随同赴美，担任译电工作。
宋子文启程时，上海各界及宋氏亲友等前往码头送行。江海关盐督唐海安来得最早。此外如法驻沪总领事梅礼蔼、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凯尔高、交通部长朱家骅夫妇、外交次长刘崇杰、财政部次长邹琳、上海市长吴铁城、保安处长杨虎、南京政府顾问何东爵士、银行界代表李馥芬、商界代表闻兰亭、商界要人杜月笙、虞洽卿及宋夫人张乐怡、弟宋子良、宋子安等前往送行，共不下三四百人。
从码头至杰克逊总统号轮这小段距离，需坐小轮。为此，海关方面特备镜辉、克胜、勉力3小轮，及浚浦局小轮飞利、大来公司渡轮一艘，供宋氏及欢送人员乘坐。宋氏及其家属等所坐为镜辉小轮，舱内备置各界所赠花篮一百多个，并由财务部代表持白布横条，大书“欢送宋部长出席华府经济会议”字样。一个政府官员出访，造成如此声势，在当时实属少见。
为了向各方张扬此次出访的诚意，宋子文在码头发表了书面谈话。略谓“此次世界经济谈话会，中间所拟讨论之大部分问题，固然为各国相互之间关系，然与我国亦有种种重大关系。故驻美施公使首先电本人，邀请出席，同时政府亦决定委余前往。因各国相互间种种问题不能解决，故全世界经济状况，陷于非常困难，一时不易解决。余深信国际间的问题，只有开诚合作，始可彼此达到圆满之目的。为世界幸福计，为我国利益计，对于此次会议，我国必须尽力赞助各国，以期达到此会之目的。”宋发表书面讲话后，即在蒙蒙细雨中登轮而去。
经过半月航行，宋子文等于5月4日抵西雅图。宋抵达后，发表一简短谈话，声称：希望世界经济会议完全成功，中国将就最大之可能范围从事合作，借助增进世界和平而谋世界之福利云云。
5月8日，宋子文抵华盛顿，下榻前海军总长亚丹士家内。当日中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宴请宋子文等，并邀请政府要人及国会议员数人作陪。因宋为美英势力代表，且与罗斯福同为哈佛大学毕业学生，对方招待颇殷。
5月9日，宋等与罗斯福、赫尔及美方经济顾问多人，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会谈的重心是如何发展中国经济与稳定中国政治。罗斯福认为，中国政治的安定是远东经济恢复的前提，美国愿意对中国提供援助，想以提高银价为诱饵，推进美国向中国倾销商品。双方经过两次会谈，确定了美国对中国经济援助的具体措施。白宫会谈后发表的新闻公告称：“总统与中国财政部长以积极及圆满之态度讨论了若干重要经济问题。”
宋子文在出席世界经济会议期间，自作主张，与美国财政善后公司董事长琼斯签订了5000万美金的棉麦借款合同。主要内容为，美国财政善后公司，借给南京政府5000万美金，合中国币2亿元。不支付现金，而是用此款购买美棉与美麦。其中五分之四用于购美棉，五分之一购美麦。指定由中国的卷烟、麦粉、棉纱、火柴等5项统税收入为担保。借款的使用办法，从协定达成之日起，中国政府即可支用此项借款，但只能转账订购美国棉、麦。货物启运时要尽量租用美国船运输。偿还办法，约定货物从货栈起运时算起，即从借款内偿付货价的10%，以后于90天内再支付15%，余额在3年内分期偿还。如果延期偿还，给息5厘。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宋子文美棉麦大借款。
消息传到国内，全国愕然，立刻舆论大哗。因为众人皆不知晓宋子文赴美负有此项借款使命，且此次借款方式奇特。既为借款，借方又不能自由支配，只能按贷方的规定以美棉、美麦支付。这样一来，名曰借款，实际是购买美国农产品的垫款，是美国以借款的名义向中国倾销过剩农产品，这必然要引起全国各界的不同议论。南京政府实业部工业司长刘荫弗，首先大加赞扬。说实业部准备召集各纱厂商来南京开会，讨论分配办法。胡汉民则致电孙科，反对此项借款，谓：“此事关系党国前途极大，不能不为兄等言之：（一）凡一国国债，关系人民负担，未有不经立法机关通过而成立者。立法院有监督外交、财政之权，不审兄等此云何。（二）宁国府发行国内公债已12万万。政府成立22年，从无预算案。今既云收支适合，则何需秘密借款至2万万之巨？（三）谷贱伤农。今此巨量棉麦输入，究将何用？弟以党员立场，不能不严重反对。”
一些实业界人士认为，美棉麦借款虽然可以补我国棉业、面粉业一时的原料不足，但从根本上看于国家经济无益：如不从复兴农村经济着手，我国工业没有前途。他们认为借款既然已成事实，当慎重使用，只能用以振兴实业，复兴农村，不能用于内战。
在全国反对声中，南京政府急忙采取3项措施，以安人心：第一，由政府有关人士对报社记者发表谈话，解释此项借款并非临时举动。孙科说明：“此项动机，完全根据党的主张方针，即总理所主张之利用外资以发展国内实业之政策”。“罗斯福要求我国派代表出席华盛顿世界经济谈话会议，因时间紧迫，宋在出国前确无此项安排，事后中央执监联席会议曾进行讨论，给宋提出一些与罗斯福会谈的方针。决定借款就是根据这些方针决定的。”第二，急忙补行法律手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追认借款，提交立法院审议。6月14日，立法院讨论，交财政、经济两委员会审查。15日，两委员会组成9人小组，审理完竣。16日，立法院召开第22次大会，讨论通过，借款案合法化。第三，南京政府许诺，此项借款只用于建设，决不挪作他用。宋子文的美棉麦大借款，经过国民党中央为此一番安排，便完全合法化了。
美国热心向中国借款，是它的全球竞争计划的组成部分。自从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之后，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从三个方面突出地表现出来：一、军备竞赛，二、关税战争，三、货币战争。在帝国主义的全球竞争中，美国的海外投资不占重要地位，而且新上台的总统罗斯福是美国工业资本家的政治代表，而不像前总统胡佛，是美国金融财团的代表。所以，罗斯福考虑的是如何发展对外贸易，推销商品，热衷于货币战。在他身边的经济顾问，几乎都是主张放弃金本位，实行银本位的坚定派人物，如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毕德门，便是坚定的白银派人物，也是美棉麦借款的怂恿者。宋、罗谈判后，关于银价的具体问题便是毕德门及其他白银派议员与宋子文会谈的。
罗斯福上台后，为摆脱经济危机，便发起了货币战，而中国则成了美国倾销商品的重要市场，因此他大力拉中国加入美国的白银集团。1933年5月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有关决议案，训令参加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美国代表，设法订结复用白银为货币的国际协定。5月16日，罗斯福对世界44国元首发出共同申请书，要求缩减军备，绝对废止用于侵略的武器，制止武装军队偷越国境，冀以挽救军缩会议的失败，促成世界经济会议的成功。致中国政府书于5月17日由美驻华使馆参赞送外交部呈递国民政府主席林森。18日，南京政府立即开会讨论，决定无条件接受美国的申请书。19日，用林森主席名义电复罗斯福，称“美总统之宣言，不失为谋世界政治与经济和平之一勇敢而有力的呼吁”，“然关于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及进攻华北各地等实际问题，均未明白提及”。因此要求予以考虑。
宋庆龄典雅的气质，深深地吸引着孙中山。为了爱情，他们携手同封建势力，同家族努力斗争。5月19日，宋子文在白宫与罗斯福发表共同宣言，这是宋子文此次访问的最后成果。宣言中称：“两人间对于解决世界当今大问题所必采之一切方案，具有同意。”双方认为“非有政治之安宁，不能达到经济之安定”。双方“完全赞同目下国际贸易上不合理之障碍必须去除，财政与金融之混乱必须加以整理”。双方还认为，“东方贸易巨大媒介物之白银，应当提高而稳定其价格”。关于远东问题，双方认为，“过去两年中扰乱了世界和平，使两大国军队从事破坏性质之敌对行动”。“此种敌对行动，当立即停止，俾目下各国重建政治经济和平之努力，得底于成。”
6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取消金本位，采用银本位。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声明放弃中立主义，亦即指在中日纠纷中不再持中间立场。这样，宋子文的访美，便把南京政府与美国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1933年4月，罗斯福总统邀请各国政治领袖赴华盛顿磋商复兴世界经济计划，实际是为6月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作准备。
宋子文出国时，南京政府拟宋参加华盛顿谈话会后，续去伦敦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但未最后确定。5月13日，汪精卫主持召开行政院临时会议，决定派宋子文、郭泰淇为正式代表，出席伦敦经济会议。5月27日，宋子文一行从纽约赴伦敦。
美国第32任总统罗斯福世界经济会议的发起，出于1932年洛桑战绩会议的决议。关于会务进行，是交由国际联盟会负责办理。国联自接受这项任务后，即着手准备，确定会议主要纲领为：①安定物价问题。②关税休战问题。③安定币制问题。④国际贸易问题。⑤疏通汇兑问题。⑥改善生产问题。谋求解决这6项问题，就是世界经济会议的主要目的。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先生与宋庆龄女士在日本横滨举行婚礼。他们的结合引来了世人的非议，却为黑暗之中的革命事业带来了一线曙光。6月12日，世界经济会议在大不列颠帝国首都伦敦的地质博物院举行。与会者有66国代表，正式代表168人，加上列席代表及新闻记者等不下500人。代表席次名义上是根据代表人数多少排定的：英、法代表各8人，排在最前列。美、德、意、日各有代表8人，排列其次。中国有代表3人，与弱小国家一起排列其后。从代表席次上，即显示了地位的不平等。
大会由英首相麦克唐纳任主席，英皇首先致祝会辞。他说，在此经济痛苦遍及世界之时，我以深切责任之情感，欢迎各位代表前来伦敦参加经济会议，并深信经过此次共同努力，可产生有益的结果。英皇演说时，全体起立，约有七、八分钟，而后由译员将其演说译成各国语言，翻译既毕，英皇即离会场。
接着是麦克唐纳致开会辞。他说，近来各国遭受一次通病，失业人数日增，物价远跌至生产成本以下，且又涨落不定，以致破坏一切经济活动所系之正常关系，再加以贸易之受限制，益增普遍之危机。关税比额及汇兑管理等案，使国际贸易在一、二年间减少一半。金本位放弃者之众，更为自成立国际贸易媒介以来，在承平时之所未见。从英皇和英首相麦克唐纳的演讲中，可以窥见当时世界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6月15日，宋子文在世界经济会议第3次大会上发言。他首先表示了对会议的诚意和信心，说：“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觅解决世界经济危局之方法，故志愿前来参加此会。当前问题诚属困难，但若以正直之精神与必要之决心，则此难题并非为人类所不能解决者。”他认为：“大会失败，不独将延长憔悴景象，且将使负有管理世界之责者，丧失信用。大会成功，则将导成更大更稳定之繁荣时代。”
宋子文在谈到中国地位时说：“他国生产过剩，而中国则生产不给，发展不足，及购买力薄弱。试以中国之发展与美国比较，中国仅有铁路7千（英）里，而美国则有铁路27.5万（英）里。中国有汽车大道2万（英）里，而美国则有300万（英）里。其他工商发达之形式，亦复彼此悬殊。中国对外贸易固已增多，但以其人口计之，仍属甚微，查在1932年仅达国币40万元。参加此会之国家，有对外贸易每户计约及黄金150镑者，而中国则每户仅7先令左右。中国天然资源虽未开辟，但甚丰富，而人民勤劳奋勉，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中国地位如此，今后的作用将是：第一，中国生活程度如果提高，则其购买力不独可以吸收举国自己工业之出产，且可为世界最大之商场，而成繁荣新时代中之极大要素。第二，中国有最大可能的机会，供中外资本之生利的运用，相信世界政治家定能觅一方式与方法，而符合孙中山总理一面巩固中国政治与经济独立，一面供给西方资本与工商业以有利的发展范围之主张。”
宋子文在谈到白银问题时说：“西方现感受货币价值逐日波动，致碍及对外贸易之困难，而思在大会中有以解除之。中国亦有此同样困难。中国货币虽属金类物，然银价在其对金币与非金币的关系中有剧烈的波动。银价现甚低落，渠个人希望在他种物品以金相较价值涨起时，银价亦将涨起。渠以为银价之稳定的价值，较诸银价之涨高更为重要。故渠希望在谋取金币之稳定时，亦当为银价谋取稳定。”宋子文还阐述了对外愿行合作的方针。他说：“中国和亚洲各国有些人，成信亚洲无须效法他人，而西方亦无足畏，并认为西方技术与东方生活低程度之合作，是夺取世界市场，且借‘亚洲人之亚洲’及所谓‘亚洲门罗主义’之名义，而摒绝西方之合作，实则此种主义与吾华人国际往来之观念相反，吾人不欲采用此种主义。”“中国欲视世界为一个经济单位，庶各国可依最适合其人民本能及其能力性质之边线而谋发达，中国不欲采用经济自给之空谈。”他说：“中国从不高筑关税壁垒，以利各国输入商品，也不实行外汇限制。”他向西方各国保证：“吾人欢迎西方资本与技能，故财政政策，未以排斥外贸为鹄的。”
宋子文在经济会议上的发言，对西方各国有很大的吸引力。美国工商金融界因棉麦借款成功而兴高采烈。但中国的大市场被美国抢走，其他国家不甘心。于是国联又把搁置了将近3年的中国向国联提出的技术合作请求捡了起来。7月3日，国联行政院决定组织一个小委员会，研究中国的请求。德国委员凯勃建议，成立一个“技术合作委员会”，以德、西班牙、英、法、意、捷、美及中国代表组成。7月18日，国联在巴黎开会，通过决议，以波兰人拉西曼任联络员，规定其职责4项：（一）以国联会各种技术机关的运用，以及如何能援助中国，从事建设之消息报告中国。（二）凡中国政府请求技术上援助时，应转达国联会秘书长。（三）中国政府建设事业需用技术人员之合作时，该联络员对于此事应援助中国政府。（四）出席中国全国经济委员会，以便就地使国联会各技术员之行动得以协调。技术联络员应将其执行任务情形，随时报告国联行政院，每3个月至少须呈送详细报告书一次。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规定。这等于中国市场向国联各国共同开放。
《时代周刊》封面人物是汪精卫，刊登于1935年3月18日国联的行动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响。日本外务省7月24日发表非正式声明书，称国联的举动是欧美列强援助中国，使之达到抗日的目的。日本政府对此不仅坚决反对，而且将采用适当手段予以阻挡。这样看来，宋子文在世界经济会上，在主张把中国市场对西方各国开放的同时，也做了一些有利于抗日的事情。
宋子文出席世界经济会后，又先后访问了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和德国。8月13日，重返西雅图搭乘大来公司杰克逊总统号轮，于8月29日回到上海。
宋子文在上海休息数日，9月2日到南京复命。宋首先谒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并答拜行政院长汪精卫。是晚，汪精卫在铁道部官舍设宴为宋洗尘，各院部官长被邀作陪。宋在宴会上答记者称：（一）此次观察感想较深者，为欧美各国目前在经济恐慌环境中，沉着奋斗，国内党派，在平日所持政见，同多不同，但遇重大问题发生，彼此均皆牺牲成见，携手协谋。倘我国朝野，能同具此种精神，则国难虽深，总有摆脱之日。（二）棉麦借款，政府早经决定用于建设一途。惟此后如何支配，须待中央详细讨论后，方可决定。惟予敢保证，决不将此款移作他用。（三）外交方针，中央早有一贯之政策，予为政府委员之一，当然不能特具主张，不过盱衡大势，当以自强不息为圭臬。（四）借重要国际专才，襄助我国办理如水利、筑路各种工程，行之已久，此次所订合作办法，不过范围略事推广。盖我国各种工业及农村建设，均在幼稚时期，为谋国家生存计，此种建设在所必要。宋子文的这番话，旨在开脱国内各方对其出访期间某些不妥做法的指责。
宋子文到南京后，经与汪精卫商定，于9月4日赴江西，与蒋介石会晤。前往者除宋汪外，还有孙科、孔祥熙等。是晚在庐山蒋介石私邸举行会议，出席者有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孙科、孔祥熙、唐有壬、曾仲鸣、邹琳、陈绍宽、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首先由宋子文报告出国经过，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情况：（一）应罗斯福之约，参与经济谈话会，及出席伦敦经济会议之情形。（二）游诚美、德、法、英、意、比诸国，访问各友邦当局。（三）漫游欧美，在各国考察政治、军备、建设、政党等之印象。报告完毕，宋子文的出访也以有始有终而告结束。
然而，宋氏此次出访所带来的影响却刚开始。宋在出访期间办了两件影响最大的事，即对美棉麦借款和与国联的技术合作。但是，“美援”实际上是“援美”。因为按借款合同，美国90万包棉花、1200万斛小麦等剩余农产品，将转化成白银流入美国的金库。欧洲各国通过技术合作委员会也捞到了一些好处。日本外务省的声明，表示它要与西方各国再展开一场争夺战。当时世界各国共分为五大金融财团，即：英镑集团资本。美元集团资本。欧洲金本位集团资本。德、意、奥、匈四国的法西斯金融集团资本与日元集团资本。宋子文的行动，以加入美元集团为开端，将世界五大金融集团的势力都引到了中国，使中国出现了帝国主义列强新的投资战与倾销商品的竞争，中国的政局更加复杂。
首先，宋子文的欧美之行，加深了胡汉民等广东元老派与南京中央的矛盾。美棉麦借款，倾销美国过剩农产品，对中国虽然有一时的小利，但从根本上看对中国工农业的发展有害。胡汉民等把全国舆论界对南京的批评当作炮弹，猛烈攻击南京政府，要求财政公开。胡汉民把他的8条政治主张简化为6个字：“军从政，政从党。”其用意在于改组国民党中央，缩小蒋、汪的权力，由国民党中央决定一切，企图重走1928年以“五院制国民政府组织法”进入国民党中枢的老路。但此时的蒋介石已非1928年的蒋介石，不可能再按胡汉民的设计安排自己的政治命运。蒋介石拉胡的目的，是防止他另立中央，破坏“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此项政策正是胡汉民攻击的靶子。宋子文欧美之行又给他攻击蒋、汪中央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使他们之间的矛盾更难解决。
其次，宋子文的欧美之行，使汪与蒋、宋间的隔阂更深了。蒋、汪矛盾一直存在。蒋、汪合流以来，汪精卫一直强调“法制”，强调一切大事都要取决于中央政治会议。结果法订了不少，执行的没几条。汪对蒋的专断很恼火，但又无可奈何。
汪精卫对宋子文表面看来十分尊重，曾为宋子文独断专行大借款进行辩护。但当人们议论宋子文的行动，是要使国民党的外交方针“面向欧美，背朝日本”时，引起了亲日派汪精卫的注意。8月28日，即在宋子文回国前夕，汪精卫在行政院纪念周报告中说：对于国际的经济及技术援助，“亦吾人所需求”，但“非借以纵横捭阖，重贻东亚及世界之纠纷”。强调中国不宜多求外援，暗示不同意宋子文广求欧美援助。
蒋介石对宋子文的欧洲之行虽然进行过赞许，但在怎样使用棉麦借款问题上，也和宋意见不一。迫于国人的指责，宋主张将借款用在建设上。蒋介石却一再向财政部提出增加军费，使宋没有闹财政独立的余地。因此，蒋、宋之间也似一只烛，燃尽自己为他人照亮前行的路。出现了不协调的现象。汪精卫害怕宋子文拥有西方经济技术援助搞乱了对日外交，于是采取助蒋压宋之势。这样，宋的财政部长就很难当下去了。
贵为总理却连自己的一所房子都没有，夫妇二人一心只为着革命事业，却过着清贫而又充实的生活。南京政府搞东西方平衡外交。但是，日本对宋子文的举动反应十分强烈。当宋子文回国路经日本时，满腹狐疑的日本政府邀请他顺便登岸，与日本政府进行会谈。但宋子文连船都未下，只在甲板上接受日本记者摄影，未发表任何谈话。这使日本政府大为恼火，并确信南京是在拉西方以抗日本。所以，日本把宋子文列入国民党中亲英美派代表，并扬言中国如果引进第三种势力对抗日本，它将采取必要的行动。南京政府此时确已走上了拉西方以抗日本的道路。但是西方各国并不公开反对日本，而是既利用它以牵制苏联，又防止它在中国不断南下。与此相适应，南京政府面对发怒的日本只得设法使它息怒。特别是汪精卫，深知对日外交的利害，绝不敢干引进西方而惹怒东方日本的事情。既然宋子文已经成为日本人攻击的目标，不如让宋子文下台，以缓和与日本的矛盾，同时也可使因美棉麦借款而引起的内部矛盾得到解决。这样，蒋、汪在撤换宋子文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宋子文在1933年10月辞职，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这才是主要的。
宋家发了财
宋子文终于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职务。但是，他不甘寂寞。
全国经济委员会由汪精卫、宋子文、孙科三人任常委，而宋子文却实际主持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他制订西北建设计划，策划币制改革，成立中国建设银公司，以期加快资金的筹措。
这条路他到底能走多远？
宋子文出访回国不久，1933年10月即被撤销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职务。宋氏大权旁落后，开始另辟蹊径，利用同蒋介石、孔祥熙的特殊关系和手中的余权，继续干他的事业。
宋子文的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职务虽被撤销，但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其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务也仍然保留。
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于1931年9月，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张静江等10余人为委员。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各派势力都想利用经济建设的旗号，发展本集团的垄断经济，它们的音调各异，竞争激烈。张静江一度想掌握财政经济大权，以发展他的江浙垄断势力。但当时宋子文掌握着金库的钥匙，不能如愿。张主持的建设委员会被经济委员会取代后，他只好退而经营江南汽车公司、杭州铁路及若干发电厂及矿厂等。在蒋、宋的压力下，张未能“大展鸿图”，导致蒋、张关系破裂。
汪派没有军事、经济实力，陈公博当实业部长，顾孟余任铁道部长，都想背靠汪精卫这个行政院长的政治力量有所作为，所以汪精卫在经受政海风波之后，“以建设求统一”“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的调子唱得很高。不过，财政、经济大权在宋、孔手中，欲有作为，也无从下手。
1933年10月2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第98次纪念周上强调，美棉麦借款归全国经济委员会。该组织由汪精卫、宋子文、孙为治科3人任常委，蒋介石不兼职务。全国经济界人士企图扩大这个组织，以求取得使用借款的优先权，但是汪精卫宣布不扩大机构。同时，宣布成立棉纱统制机构、粮食管理机构，以解决纺织品滞销及粮食产销问题。
为了革命事业，为了爱情，宋庆龄独自抵挡着腥风血雨。10月4日，全国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及国联技术合作委员会顾问拉西曼，开了第一次会议。因汪精卫主行政院，孙科主立法院，全国经济委员会工作实际由宋主持。会上，宋子文再次强调，棉麦借款全部用作生产与建设需要，而首先要办理的是修公路，加强水利、卫生事业，及成立棉业统制委员会。当天，全国经济委员会发表《统制棉业告国人书》，指出制棉工业既是国家的重要工业，又是危机最甚的工业，抱怨中国农人与企业家无能，警告工人不能“惟提高待遇之是骛”，要求工人与资本家“同舟患难，更应相互保持”。甚至称，“现有棉业不能立足，则对内复兴农业，对外抵御经济侵略，均为空言”。
孙中山先生与夫人宋庆龄女士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10月6日，南京政府令，即以上海买办陈光甫为全国经济委员棉业统制委员会常务主任委员。10月11日，国民党第378次中政会常会决议，除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外，特派黄绍竑、顾孟余、朱家骅、陈公博、祥熙、吴鼎昌、张静江等32人为委员，以建立南京中央对棉业、农业的完全控制。
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由于美棉麦难以售出，几经波折，总计得4350万元。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以借款的40%用于币制改革及整理金融，拨交中央银行1400万元，以600万发展民用航空事业，180万为赣省治标费，100万为治本费。”“续筑7省联络公路拟650万，卫生事业50万，赣省建设事业190万，西北建设事业250万，棉业统制100万，蚕桑改良75万，茶叶改良6.4万，燃料研究10万，调查研究20万，所余作预备费。”
1934年1月，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宋子文在会上作全国经济委员会工作报告。他着重说明了从事建设的重要性，并追述了争取美棉麦借款及与国际技术合作的经过。他宣称，经济建设委员会以后的工作，在于制成计划，“内而获全民之赞助，外而得友邦之信仰，经济建设前途，庶有美满之效果”。他又称，自是而后，中国建设“将进入实施时期，当为国人所乐闻也”。宋子文的报告使人们产生了一些兴趣，不管是否会出现使国人乐闻的事情，国民党中央总算提出要搞建设了。
这一时期的建设，据全国经济委员会在1934年12月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提供的数字，从1933年10月至1935年9月，已经完成或将要完成的有：公路建设，在苏、浙、皖、赣、鄂、湘、豫、闽、陕、甘等10省，共有联络公路2.9万公里。铁路建设主要有5项：（一）粤汉铁路，即汉口到韶关段，于1936年底通车。（二）陇海铁路，即潼关至西安段，1934年底通车。西安至兰州段，1935年初开始航测。（三）计划修筑粤滇川陕铁路，并开始勘测。（四）浙赣铁路，已分段进行。
水利建设，成立了5个委员会，即导淮委员会、广东治河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由各委员会分别提出治理项目。但除导淮与黄河水利两委员会有所安排外，其他委员会形同虚设，除任命一批官吏拿高薪外，无实际措施。
海港建设，计划修建连云港、东方大港、北方大港。但只连云港修建起来了。南京政府在经济建设上叫得最响的口号是“复兴农业”。此举不仅着眼于促进工业的发展，更着眼于消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在广大民众中的深刻影响。在苏区由于实行了土地革命，推翻了地主豪绅的统治，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农村生产力很落后的基础上，便使农业得到迅速发展，显示了无限生命力。红色革命根据地的道路给全国贫苦农民指出了光明前途，这是南京政府最害怕的事情。而“复兴农业”的旗号，正适应了蒋介石在军事“剿共”的同时，进行政治反共的需要。宋子文认为，“复兴农业”的办法有两条途径：一是官办农村建设，二是以学术团体名义兴办农村改革事业。官办的农村建设，首先在红色根据地巩固的皖、赣、湘、鄂4省举办农贷。在这些区域内，当地国民党政府在“剿共”军事的支撑下，由官办乡村互助社、合作社等，与红军争夺群众，破坏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由学术团体举办的农村改良运动，在宋子文主持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支持下，也出现了高潮。
在宋子文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推动下，1935年6月，蒋介石发起了经济建设运动，称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互为表里。新生活运动着重于道德与精神方面，而经济建设运动则着重于行动与物质方面，一时造成了很大的宣传声势。但是，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是与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密切相联的。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没有渡过之前，什么美援、英援都起不了多大作用。所以，1935年以前，尽管经济委员会开展了不少工作，但不可能使中国经济出现转机。
1936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中国经济也开始活跃。中国农业，由于1936年全国未发生大的自然灾害，两年多来又采取了某些促进生产的措施，出现了增产的势头。1936年的中国工业、商业、农业比1935年都有较大的增长。如与国民党统治刚刚建立的1927年相比，1936年可算作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峰。
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工业有所发展，但极不稳定，有时还出现倒退。官僚资本则稳步增长。在1937年以前，官僚资本虽然没有像金融界那样占垄断地位，但在工业、交通、商业中却都迅速扩张势力。在交通事业上，通过接收原北洋政府企业，修筑公路、铁路、港口等，除外国投资部分外，都把持在官僚资本手中。官僚资本原来在工业中的比重很小，据经济委员会统计，到1935年则有明显增加，比重占全部工业的12%，民族资本占88%。官僚资本的增长，为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垄断地位打下了基础。在商业中，官僚资本借助军事机构的掩护，大肆扩张。如孔祥熙经营的“祥记商行”，专营布匹、煤油、颜料。宋子文利用对外联络之便，经营粮、棉进出口业务，成立了“华南米业公司”、“中国棉业公司”。蒋介石在江西“剿共”，当红军主力转移后，他们发现经营稀有金属矿砂有利可图，便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了“资源委员会”，垄断了钨、锑、锡等战略物资的矿产。但庞大的中国市场官僚资本无法全部垄断，所能垄断者不过外贸与批发而已。
宋庆龄泰然自若地走向了飞机，那样地坚定，那样地执着，那样地勇敢……官僚资本乘复兴农村运动之机，扩大了在农村直接占有土地的数量与经营项目。但以封建私有制为基础的中国广大农村，不可能形成少数集团对农业的垄断，小农经济一直是中国农业的主要特征。
总之，宋子文主持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在30年代中期开展了一些工作，充实了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实力，在客观上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所促进。但是，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建设是在美元、英镑的支持下进行的，就使中国的经济逐步地走上了依赖英、美的道路，是典型的半殖民地性质的经济形态。
1934年4、5月间，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常委身份，对西北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遍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
4月22日，宋子文由上海抵南京，在南京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与国际的技术合作，决不为日本方面的无理反对而停止。此次考察目的，就是要利用国外技术，加快西北的开发与建设。宋子文发表谈话后，旋过脚即乘车北行。同行者有财政参事秦有阜、秘书陈康济、银行界胡筠、财政顾问程行中及侍卫10余人。
4月25日晨，宋子文专车抵潼关。潼关各界约500人到站欢迎。宋在专车上接见了当地军政长官及中央社记者，询问了当地交通及建设情形。继赴第一关，并赴黄河岸视察风陵渡。10时抵华阴，下车参观了陕西农具制造厂和华阴兵工厂。再乘车西进，12时抵渭南，由陇海铁路局工程段招待午餐。下午3时抵临潼，杨虎城夫妇、邵力子夫妇等前往欢迎，杨、邵并在华清池设宴为宋洗尘。宴毕，宋在华清池贵妃池沐浴后上车。下午5时抵西安。
26日上午10时，西安各界在民众乐园举行欢迎宋子文大会，到会者有万余人，宋子文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
宋氏首先对各界的欢迎表示感谢。他说：“今天承蒙各界盛大的欢迎，子文现在首先想表示的，就是诚恳的感谢和说不不出的快慰。”接着，他说了一番取悦陕西民众的话：“子文此次代表全国经济委员会，到西北实地考察，昨天一到潼关，自潼关一路到西安，沿途所眼见以及昨天本人到西安时所感到的，觉得西北门户的陕西，绝不是外界人想像的陕西。陕西的民众已充满了朝气和复兴的景象。”他说：“自民初以来，西北倍受水旱、兵役、地震及政治黑暗之灾祸，真是痛苦极了。但是最近是大不相同了，中央的人纷纷到西北，各方到西北投资，经济委员会正着手替西北民众做几件有益的事业。”
接着宋子文讲了建设西北的四项计划：
（一）水利。宋子文说：“陕西为我国文化发源之地，现在各事落后，政治上的不安，当然是最大的原因，关系经济命脉的水利，不加兴修，亦是根本的病源。关一对一生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革命伴侣，一段历经血雨腥风却经久流传的感人经历，一份超越世俗的伟大爱情……中自秦汉以来，历代对于水都有好制度，所以关中沃野千里，成为富足之区。清末以迄民国，各方多难，无暇顾及，由是年岁丰欠，一任天命”。他认为，“关中恢复从前的繁荣，并非难事。目前最需要而应先着手的，第一便是协助泾惠渠同洛惠渠的完成。”“此外尚有较大计划，就是导渭计划，须款8千万元之巨，如能办到，则全省永无水旱之忧。”他说：“经济委员会现正从事技术上之研究，经济上之筹划，希望国家不久能有此力量可以办到。”
（二）交通。宋子文说：“要谋西北的繁荣，和全国经济国防上的联络，最低限度应将铁路西通兰州，南通四川。在目前中央财力有限，只能先从建设公路起始，以资补救。”他说：“现在我们暂时不望像欧美交通上之精良，但至少要做到天天能通车，天天能运输。”又说：“经济委员会对西北道路有计划，而嫌款项不足。杨虎城主任极愿以兵工筑路，军队本消费者，今一变而为生利，军政与经委会三方面合作、即便经费不充，亦必能达到一定的目标。”
（三）农业。宋子文说：“农业为立国之本，故农村建设、农村合作等，皆在经委会研究之中。”他说：“棉花是西北特产，尤为研究之中心。”他认为，要发展棉产，要从美国选购棉种，分发各省广播，同时要改良工厂技术。至于畜牧业，“于陕西虽无重要关系，然于西北其他各省之经济，关系甚重。现在所拟办者，一方面为改良兽种，一方面为设立兽医。”
（四）卫生。宋子文说：“西北于卫生上无设备。尝见欧美各国，年费几千万元或几万万国币。中国贫穷，当然不能追从欧美，但是穷亦有穷的办法。”他说：“经委会对此认为极端重要，希望能协助各省积极进行。”
5月初，宋子文抵兰州。兰州各界于5月5日召开欢迎宋子文大会。宋再次发表演说，首先讲了一通来兰州的感想，继云：“西北的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现在沿江沿海各省，已经在侵略者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讲到具体计划时，宋子文说：第一是要把交通道路修好，将运输方法计划完善，能把东南的经济力量和欧美的科学技术引进。第二是要开展有益农人减轻灾荒的水利工作。第三是农产品改良。第四是卫生实施及兽医的组织。宋最后希望各界团结一致，倾全力建设西北。
5月上、中旬，宋子文又先后至西宁、宁夏等地进行了考察。5月17日由宁夏飞抵西安，18日由西安飞抵上海。
宋子文回上海后，即在西爱成斯路经委会办事处接见记者，发表书面谈话。谈话中称：“余所得印象中之尤佳者，西北各省军民长官，对于地方事务，坚苦从事，以身作则……军士服务于道路水利工事，耐苦耐劳。”在谈到人民生活时，宋子文承认：“西北农民生活简单，去今两年丰收，本可休养生息，但一部分区域，当因派饷制度，民不聊生，”并谈到了“西北各省币制紊乱，确为金融上一大问题，亦生产上之大障碍。”至于经济委员会在西北如何投资，宋称须待讨论才能决定。
6月22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召开第9次常务会议，出席者有汪精卫、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孙科因立法院开会未出席。会上，宋子文报告了考察西北经过，报告分水利、交通、卫生、农村建设四个方面。
在水利方面，宋子文说：“陕西水利，尤以产棉区域之泾惠、洛惠两渠为重要，是以对于两渠积极规划，赶先修筑。”宋子文提议，经委会以100万元作为修补两渠基金，并提出了修补的两渠的若干具体意见。关于导渭计划，宋认为，大致在宝鸡山谷积水，以供电力，即以电力将渭水引灌北岸高原田地约500万亩，并将所余电力，供给各种工业，及将来陇海铁路西兰段火车发动力之用。估计其费用在8500万元，非目前财力所许。所以仅仅是一个设想而已。
在交通方面，宋子文主张先修两条公路干线，即西兰线和西汉线。西兰线修通后，3日内可由西安抵兰州，如此则西北交通便利得多。西安至汉中公路，为经济上、国防上之要线，亦应尽早开通。为此，宋子文拟拨西兰路80万元，西汉路35万元。
在卫生方面，宋子文在报告中说：“西北对于卫生事宜，较各省落后，除都市粗具卫生治疗机关外，各地一无设备，人民几不知卫生为何物。”宋认为，西北各省近代医卫不发达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地方贫苦，外省医药人才不愿西去服务，二是西北子弟能赴外省各大学医科求学的机会太少。宋主张将上海同济医学科及工学科移设西安，以作为发展西北医学的基础。同时还谈到了兽医及改良兽种问题。
在农村建设方面，宋子文说：“西北各省农村凋敝窘迫，亟待救济。”又说：“因经委会财力有限，只可择陕西首先着手。因陕西为产棉要区。”宋主张“禁种罂粟，改植棉田，以抵收益”。宋拟由经委会拨款20万元，陕西省府再分期筹款50万元，以此作为基金，加快陕西农村建设。
最后，宋子文提出了一个建设西北所需资金的整体数字：“泾惠渠改良经费25万元，洛惠渠建筑经费75万元，民生渠改良经费20万元，甘肃各渠建筑费50万元，宁夏各渠建筑费20万元，西兰路80万元，西汉路35万元，陕甘运输机关40万元，公共卫生、兽医及改良兽种60万元，农村合作社20万元，共计435万元。”
宋子文报告后，会议讨论通过了《西北建设计划案》、《西北水利事业办法案》及《兴建西北公路进行办法案》等，变更了宋考察西北前，经委会原订西北建设计划。变更内容大致如下：
（一）甘肃宁夏两省水利事业，颇关重要。本会本年份事业进行计划，未经列入，现拟分别举办。预计所需经费，甘省约50万元，宁省约20万元，合之陕绥两省原定水利经费130万元，共计200万元。所增70万元，拟先就西北畜牧经费项下移用10万元，西北合作经费项下移用20万元，余再另筹。
（二）西兰公路工款，拟加拨35万元，由原拟拨借福建路款内移用10万元，公路运输费项下移用10万元，尚少15万元，在公路款内另行设法。
（三）西北畜牧经费40万元，按照上述移去10万元后，所余30万元，拟并入原定西北兽疫防治及卫生事业费项下30万元。共计60万元。关于应办畜牧各项，由农业专家与卫生实验处会商办理。
蒋介石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窃取革命成果。对反抗他的宋庆龄多次暗下毒手。（四）西北农村合作经费40万元，按照上述移去20万元后，计存20万元。
这些经费的使用和调整，实际出于宋子文意见。经委会予以通过后，即以实行。
宋子文考察西北及其制订的建设西北计划，是他主持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工作的一部分，对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因经费有限，南京政府把经费主要用在“剿共”内战上，加上不久日本发动华北事变，西北地区的所谓建设再也无人过问了。
在此期间，宋子文推行了币制改革。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期曾实施了废两改元。但宋施行的废两改元，并未解决南京政府的金融危机。
毕竟血浓于水，宋美龄利用她所能利用的一切救宋庆龄于危难中。自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以后，各国相继发生了关税战、货币战。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改换银本位，国际市场银价上涨。中国的白银从1932年起，就大量外流。作为银本位制的中国，白银外流是造成经济紊乱的原因之一。为了控制白银外流，南京政府财政部于1934年10月15日决定，征收白银出口税。但是，这种办法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第一，白银从公开买卖变成了走私，走私风大盛。第二，政府为了抵补入超差额，仍需输出一部分白银。所以，此项规定未能阻止白银外流。宋子文于1935年11月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鉴于去年10月15日禁止白银出口，以及后来的白银走私猖獗，必须寻求一种医治长期以来消耗国力和损坏人民信心的根本办法。”
宋子文对记者发表谈话的当天，1935年11月4日，南京政府财政部颁布关于改革币制的紧急法令，规定了六条具体办法：
（一）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即以截至11月3日流通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限期，逐渐以中央钞票换回，并流通总额之法准备金，连同已印发未发之新钞，及已经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其核准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而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金本位币或其他金币生金等金类者，应自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银行兑换法币。除金本位币，按照面额兑换法币，其余金类，各依其实含纯金兑换。
（五）苟有以金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其时财政部长为孔祥熙，币制改革由孔祥熙牵头，但宋子文在币制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参与币制改革的美国货币专家甘末尔是宋子文聘请来中国的。甘末尔1929年来中国后，组织了财政设计委员会，草拟过《中国逐渐采用金本位制草案及理由书》，建议南京政府整理货币制度，首先实行统一发行集中准备办法，以结束中国货币混乱的状况。因当时黄金暴涨，甘末尔建议的金本位制未能实现，但其他内容却引起了南京政府的极大重视。
其次，宋子文施行的废两改元为币制改革奠定了基础。1932年，宋子文在上海组织了讨论会，制定了废两改元方案、银本位铸造条例及废两改元的具体办法。财政部宣布，自1933年4月6日起为全国废两日，确定了全国通行的银币。在白银外流的狂潮下，统一银币未能解决南京政府的金融危机。于是孔祥熙任财政部长后，又于1934年10月设立了币制研究委员会，以陈锦涛为委员长，研究币制改革问题。
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1936年）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1937年）中央银行四川兑换券1935年5元样本中央银行四川兑换券1935年10元样本最后，这次币制改革是由宋子文在上海与国内外各方人士具体磋商后出台的。宋子文请来的美国人在南京政府的财政决策上所起的作用，引起了英国、日本的关注。而南京政府要想彻底改革币制，又没有足够的准备金。英国乘机而入，派李滋罗斯来华，给中国1000万英镑贷款，支持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以控制中国金融，使其增加对英镑的依赖。孔祥熙对英国的支持感到高兴，但又怕因此而得罪了日本，于是派出经济考察团赴日，与日本政府大藏省及金融界领袖作非正式商谈。日本方面对南京改革币制办法感到适宜，但未洽商援助问题。至此南京政府认为改革币制的内外条件已经成熟，遂由宋子文在上海与国内外各方人士作了具体磋商，准备一切，然后由孔祥熙出面，宣布币制改革。
这次改革，是蒋宋孔陈利用整理金融、统一货币之机，吞并私人银行，发展官僚买办金融垄断事业的主要手段。改革规定，所有硬通货及生银、黄金，禁止再作流通手段，而要兑换成本身无价值的纸币——法币。这实际是集全国的黄金、白银于三家大银行手中，以期达到控制全国金融，统一货币的目的。
推行法币命令发布后，国民党各报大肆喧嚷法币制度如何高明。然而事实则是另一种局面：首先，全国物价暴涨，人人均有一种恐惧感，纷纷议论政府此举乃是以通货膨胀之法逃避经济危机。各地金融物价一度混乱不堪。由于物价飞涨，使工商业顿见萧条。另外，币制改革一宣布，还引起角银同积，造成市面严重混乱。
孔祥熙、宋子文等对这些现象无动于衷。宋子文明确说：“物价飞涨，苟不过分，复不至引起投机。则其结束，将有利于全国之经济复兴，而为国人所欢迎。”可事实上，并非如此。
币制改革有利于英、美对中国金融的控制。法币没有规定含金量，它没有与黄金表现直接的联系。但却规定法币1元等于英镑1先令2便士半，法币1元等于0.3美元。这样法币便与英镑、美元挂起钩来，便于它们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等，加强经济侵略。英、美还从实施法币政策中，收购了中国大量白银，集中了大量存款，积聚了更多的货币资本。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在伦敦所存的法币准备金约2500万英镑，在纽约所存的法币准备金约有1.2亿美元。这样，英、美当然得意了。
从南京政府本身看，通过币制改革，使官僚资本完全垄断了中国的金融，迅速增加了其统治的经济实力。到1936年底，南京民国政府控制的四大银行已占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的59%，各项存款额的59%，发行兑换率的78%，实收资本的42%，纯收益的44%，而许多间接控制的银行尚未计算在内。另一方面，法币的实行，使中国货币趋于统一，有利于南京政府对全国经济的控制，有利于全国各地的经济交流。
宋子文在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策划币制改革期间，还发起成立了中国建设银公司。
该公司实际上是宋子文在1933年经济发展计划失败后的产物。1933年，宋出访时曾提出组织联合企业，以大量国外借款发展中国经济。这一联合企业将由中国与西方各国银行家组成，代替以前的国际银行团。但因这一联合企业没有包括日本人，所以日本施加压力阻挠外国银行家参加这一计划。
宋遭到东京的阻挠，又于当年10月被迫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之后，采取另一种形式来实现他的计划。1934年春，他同在中国的英国人让·蒙内商量后，决定组织中国建设银公司，作为中外联合投资公司。他希望这一新企业能引进西方资本和技术，与中国资本结合成立众多的合营公司。对此日本继续反对，1934年5月5日，日本驻南京领事表示反对英美等国加入该银公司。后来建设银公司虽然获得了外国贷款，但是资本只有中国人认股。
1934年5月31日，宋子文召开会议成立公司，邀请上海重要的银行家参加。该公司属于私人性质，主要宗旨是疏通引导各方资金发挥渠道作用。5月31日会议上发表的声明说，本公司“纯属私营商业公司”，“调查了解各工商企业的财富情况，倘属可行，办理中外资金进行单独或联合投资事项，并代表投资者利益，注意该企业的发展。”声明还说，公司业务不受资金限制，因“公司并非投资信托公司，而是为中外资金对适合投资的工商企业进行金融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