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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他是中国第一代哈佛留学生。他是“四大家族”的重要成员。共产党将其列入“必须立即动手逮捕”的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战犯。蒋介石将其圈定为仅次于孔祥熙的第二位应开除中国国民党党籍的人。
宋子文出生于1894年，金融家。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早年毕业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获硕士学位，继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1923年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后主管国民党财务。1924年在广州创办中央银行，任总裁。1925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1928~1930年间通过谈判收回关税自主权，使中国有权确定关税税率和监督税收。1942年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曾与美国国务卿赫尔签订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次年与外国谈判收回各国在华的治外法权。宋子文于1945年出席联合国大会任中国首席代表，同年6月去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8月签订中苏友好条约。1947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49年去香港，后移居美国纽约。1971年4月病逝于旧金山。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精练的文笔，叙说了历任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商业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的宋子文在26年从政理财生涯中的大起大落，多方位地提示了包括宋子文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明争暗斗、尔虞我诈、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提起宋子文，我们可能直接想到的是“金融”，但是我们殊不知他在民国政坛的崛起，其政治生涯的大起大落，无不令人叹然。宋子文开始成为民国政坛的显赫人物，最终又沦为中国共产党抓捕的战争罪犯，现在，我们就打开书去探索他传奇的一生。
第一章 童年有财气金融理财家
同仁医院降男婴
宋子文，中国第一代哈佛学子，被称为“国民政府著名的理财家”。在民国政坛上风云一时。
其父宋嘉树具有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和敢于改变自己命运的非凡勇气。他是上海滩上声名显赫的大富翁，以万贯家财资助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由此成为孙中山的坚定支持者和亲密战友。
宋嘉树造就了一个“没有加冕的宋家王朝”，其影响力之深，名气之大，鲜有望其项。
美国《时代周刊》曾把宋子文作为封面人物。美国《华盛顿邮报》赞叹说：“在风云变幻的30和40年代，这个王朝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声名显赫的。”
宋嘉树对宋子文寄予厚望，而宋子文真的能把“宋家王朝”推上顶峰吗？
上海处于东部海岸线中心部位，长江人海口咽喉。地势平坦，河港纵横。黄浦江、苏州河流贯穿境内。700年前上海不过是一个海边渔村，以后逐渐发展成为沿海小镇。自1842年开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以后，由于它为长江吐纳之口，得海外侨商萃集之利，迅速成为一座国内最大的商业、工业日臻兴旺的繁华都市。
在远离闹市区的中心的朱家木桥一带，有一所平房，四周草木葱茏，门前碧水淙淙。1894年12月4日，这家传出添丁的喜讯。随着“哇”的一声啼哭，一个白胖的男婴在上海同仁医院降临人间。这家主人，男婴的父亲决定：孩子的英文名字叫保罗，中文名字叫宋子文。意思是希望孩子将来能像圣徒保罗一样在中国弘扬基督教的福音，像民主革命先行者孙文（中山）一样在中国传播西洋富强之学。
宋子文的父亲，是一位不平凡的传奇式人物。他的名字对于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肯定是陌生的，但只要一提起他的儿女们，又都感到非常的熟悉。他的女儿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被世界公认为最不平凡的“宋氏三姊妹”。他的三个儿子：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也是民国时期的著名人士。更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后来成了他的女婿，蒋介石尊其为“泰山”。他的名字叫宋嘉树。
宋嘉树，字耀如，教名查理·琼斯·宋，老朋友见面叫他查理宋。他1866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一个普通小商人家庭。父亲韩鸿翼，是一位颇有文化修养的商人，当地人唯有见了韩鸿翼不按习惯称谓叫“老板”，而亲切地称“先生”。韩先生的先祖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的韩国之君。传说秦灭韩后，一位韩国公子不愿臣秦，便以货殖为业，世代相袭。明代，韩姓商人在山西经商，颇享盛名。1664年清兵入关后，韩姓族人忠于明皇，乃举族南迁，最后渡过雷州海峡，落籍海南文昌。母亲姓王，叫韩王氏，是一位典型的慈母良妻。
年幼的宋耀如带着好奇，随舅父乘船前往美国，开始了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一件偶然的事竟改变了宋嘉树的一生命运。1875年，他的舅父（其实是其婶婶宋氏之弟）从美国经商回到家乡招收学徒。父母决定把九岁的他送给舅父作义子，带到美国学做生意。舅父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开设了一家茶丝商店。在波士顿城中心的一座中国住宅内，宋嘉树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度过了三年的学徒生涯。开始义父对他寄予很大希望，要他安分守己、专心经商。在义父教导下，宋嘉树也是专心学习做生意的技巧，一天到晚在店里忙个不停，一心只想等到长大以后成为这个店的新店东。茶丝商店以外的世界，他是十分陌生的。然而，又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打破了这个中国少年内心的平静，并作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抉择。
宋嘉树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经历严重政治危机的时期。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一些有识之士，在中国屡遭外国“坚船利炮”的打击之后，痛定思痛，允许少数达官贵人的子女到美国、欧洲一些著名大学留学，希冀“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酿成一股“留洋新风潮”，有钱人家纷纷将其子女设法送往牛津、剑桥、哈佛、巴黎等名牌大学。远涉重洋是那时许多青年梦寐以求的理想。宋嘉树虽然也到了美国，但进大学接受外国教育并不属于他的理想。然而，自从结识了两名中国留学生之后，进学校读书的念头便占据了宋嘉树的心。这两位中国留学生一个叫温秉忠、一个叫牛尚周。
牛尚周是上海嘉定县人。12岁那年进入上海英租界的中国留学生预备学校。1872年8月11日，他作为中国第一批第一期13名留学生中的一位，来到美国求学。温秉忠祖籍广东新宁县，出生在上海，他是中国第一批第二期30名中国留美学生中的一员。他们三人不仅结下了天长地久的友谊，而且后来因分娶倪氏三姊妹而成为连襟兄弟。
牛尚周、温秉忠经常到宋嘉树的店里来，对站在柜台后面的这位内心充满渴望的少年吹嘘他们多彩多姿的学校生活、惬意的课外活动，还眉飞色舞地宣告他们回国以后，要把中国从欧洲中世纪时代中拯救出来。并不时批评宋嘉树将自己局限于柜台内那块狭小的空间、以及贫乏的生活。宋嘉树听得神往极了。有一天宋嘉树郑重地向养父提出了入学的要求。他的养父懂得金钱的作用，却不懂得知识的价值。他根本没有把义子的要求放在心上，只以“这不可能”回绝了。在养父看来，宋嘉树已有光明的前程，他应努力工作，锻炼自己成为优秀的商人，然后掌管丝茶店，这才是他应该走的路。
但是，养父不知美国文化的影响已经悄悄地浸入这座中国商店。宋嘉树像一般美国十三、四岁的男孩可能做的那样——离家出走了。他跑到波士顿码头，爬上了一艘从波士顿开往北卡罗来纳州的汽船“考尔法克斯号”，偷偷地逃跑了。宋嘉树不晓得这船要开往哪里，但也无所谓，只要离开那个令人窒息的地方，他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船员们发现了这个“小犯人”，并把他送到船长跟前。船长查理·琼斯，是一位和善虔诚的信教人。他没有赶走或惩罚宋嘉树，而同意留在船上打工挣饭吃。打算汽船返回波土顿时再送他回到养父那里。每次船入波士顿港时，宋嘉树就会神秘地消失，直到汽船重新启锚，远离波士顿后，他又会突然地冒出来。宋嘉树以东方人特有的勤劳拼命干活，赢得了船长的欢喜。船长得知嘉树希望获得美国教育的心思后，便把他交给自己在威明顿的朋友，第五号街卫里公会教堂的佩奇——里考德牧师。里考德牧师对这个中国小男孩非常关心。在这里宋嘉树接受洗礼，皈依了基督教，取教名为查理·琼斯·宋，以此感谢查理·琼斯船长的恩德。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威明顿小城，并引起当地富商卡尔将军的关注。卡尔将军约见了宋嘉树，经过一番认真考查，决定资助他进入学校，实现接受教育的理想。1881年，宋嘉树进入圣三一学院（后改名杜克大学）。两年后又转到田纳西州的万德毕尔特大学就读。
宋嘉树结束了在万德毕尔特大学学业，想留在美国再学习医学。但教会认为他应该回到中国当传教士。10月初，在马克谛耶主教的主持下，北卡罗莱纳州监理会举行特别仪式，授予宋嘉树监理会见习牧师，派回中国传教，在中国布道区上海布道团负责人林乐知博士手下工作。
1886年1月13日，宋嘉树乘海轮回到中国上海。在上海他没有得到同胞的欢迎，人们把他看成是“洋鬼子”。因为他离国多年，只会讲英语和家乡土话，而不会讲上海话。而在那些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传教士眼中，宋嘉树是个“无国籍的华人”，一个既是东方人又是西方人的“流浪汉”。更使宋嘉树不能容忍的是林乐知对他的鄙视。林乐知不让宋嘉树回文昌探望父母，还诬蔑他是个智力低下的人。1886年11月，在华传教大会举行首次会议时，宋嘉树被派去苏州地区昆山一带传教。1889年调到上海乍浦区传教，兼教英文，大名鼎鼎的胡适是其学生之一。
1892年，宋嘉树辞去教会职务，开始从事实业工作，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富有的买办资本家。他在上海协助组成第一个“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还创办了一家印刷所——上海华美书馆，大量印刷中文圣经。
宋嘉树作为基督教的世俗领袖和商人以外，还被人认为是个革命者。1894年春，孙中山先生为谋求民富国强的道路，北上上书清廷重臣李鸿章，途经上海，结识了宋嘉树。宋同情民主革命事业，是国内最早聆听孙中山宣传革命道理的人之一，不久参加中国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热情支持者和知心朋友。他冒着被清朝砍头的风险，常以印刷中文圣经为掩护，秘密印刷反清和宣传革命思想的文章及小册子。
宋嘉树在苏州地区昆山一带传教时，重逢在波士顿早已认识的朋友牛尚周。此时牛已与浙江余姚倪家的三个女儿之一结了婚。他把妻妹倪桂珍介绍给宋嘉树。倪桂珍是一位贤淑、端庄、有教养的女子，明代著名科学家《农政全书》的编著者徐光启的后裔。她早先就读于家庭私塾，后进培文女子高等学堂读书，爱好弹钢琴和文学，思想上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1887年，宋嘉树与倪桂珍在宋嘉树是“宋家王朝”的奠基人，他心中有一个宏愿，就是要努力将子女培养成中国的林肯、华盛顿式的伟大人物。上海南方卫里公会教士里德主持下结了婚。1890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宋蔼龄出世。1892年次女宋庆龄出生。1894年，宋子文出生于上海。宋子文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也是第一个男孩。此后几年里，宋嘉树夫妇又生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他们的六个子女后来都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培育出伟人的父亲不可能是侏儒。宋嘉树既是一位富有传奇经历的人物，又是一位教子有方的典型父亲。宋嘉树对子女的教育完全采用民主的方式，对男女孩子一视同仁，给予同样的关怀和正规的新式教育，赋予同样的社会责任心。宋子文的童年、少年时代，就生活在民主氛围浓烈的家庭之中，并受到系统的宗教生活熏染。
宋嘉树对中国封建传统压抑个性，以循规蹈矩为贤明，以唯唯诺诺为老成的陈腐教育深恶痛绝。他认为这种教育的结果只能使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天一天地沉沦下去。他心中有一个宏愿，就是要努力将子女们培养成中国的林肯、华盛顿式的伟大人物。
他屡次对人说，只要一百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为天下先。他和妻子制定了一套现代型的教育方案，并为实现理想倾注了大量心血。
1890年2月12日，是美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总统林肯的诞生纪念日。宋嘉树、倪桂珍夫妇在这一天里收获了爱情的第一颗硕果。夫妇给自己的千金取名爱琳（蔼龄），以此表达对林肯总统的敬仰，寄托誓将子女培养成中国式林肯的宏愿。
当孩子还在襁褓之时，倪桂珍就领着他们做祈祷。在他们夫妇看来不自觉自愿地接受上帝的指引，绝对不能成为真正的伟人。宋嘉树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反对无节制地满足孩子的欲望，而主张培养孩子的自制力、独立性。他特别强调要成为一个伟大人物，应当有比钢铁更坚强的意志。当孩子蹒跚学步时，他就购买皮球等玩具给他们去尽情地玩耍，孩子跌倒了，他不去扶，而是笑着鼓励他（她）自己爬起来。等孩子稍大些，他就开始实行“沐于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的教育。宋嘉树经常选择风狂雨骤的日子，携子女在雨下受淋。有时还带上孩子们到野外徒步旅行。宋嘉树还认为每个人必须学会自制、忍耐，培养坚韧的气质才行。在他培养子女的方案上列有“忍饥挨饿”一项。
宋嘉树尽管患有较重的胃病，但为培养孩子的意志，以身作则，常常和孩子们一起禁食，忍饥挨饿。父子（女）们一起默默地祷告，以驱散食欲，抵御诱惑。据外国作家评论，在宋氏兄弟姐妹中，宋子文是受过宋嘉树特殊熏陶的惟一男孩，不但能吃苦耐劳，专心致志、坚韧不拔，富有进取精神，而且性情活泼，不乏幽默诙谐。
宋嘉树夫妇信奉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至理名言，主张所有的孩子都应不分性别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孩子们入学前，他就从美国购买了大量儿童读物，夫妇俩轮流教他们读写。宋嘉树重视英语训练，一有空就用英文给孩子们讲故事。宋嘉树在讲述故事时，把基督教的博爱平等观念和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自然地融入其中。把只有使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命运，才能使我们平等地自立于世界之林的道理滴滴渗入孩子们的心田。1898年，宋嘉树还和长女宋蔼龄一起编了一份《上海儿童报》。这是一份英文打字小报，主要文章都由孩子们自己写。在这块自由创作园地里，宋子文和他的兄弟姐妹用自己幼稚之笔，描绘出一幅幅充满童年生活情趣的美好图画。宋子文还担任过小报的打字任务。这份独特的家庭小报一直办到宋子文的两个小弟弟宋子良、宋子安进入中学才停刊。
宋嘉树同时又很重视对孩子进行中文训练。他常对孩子们讲，学英文是为了睁眼看世界，将来报效祖国，中文一定要更好。在宋嘉树的督导下，宋子文认真练习过毛笔字，学习过古文和进行过中文写作技能训练。当子女们陆续进入倪桂珍，是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有着一双大脚，受过西式教育，能在钢琴上弹奏出美妙的乐曲。学校，周末回到家时，宋嘉树还常常组织他们召开小型演讲会，锻炼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灵机应变能力。
宋嘉树认为教育应当是全社会、全方位的，不管家庭教育多好，也不能代替集体生活的训练。因为孩子们长大了总要走上社会，独立地面对社会和人生。他们不应当是笼中的金丝鸟，而应做勇敢的弄潮儿。
宋子文很小的时候，宋嘉树就带着他经常参加社交活动。每当家里来了客人，宋嘉树总是把子女叫出来一一地与客人见面，并鼓励孩子们与客人交谈。孙中山是宋嘉树的至朋好友，孙中山每次来到宋家，孩子们就像过节一样愉快。有时全家人为孙中山的到来召开家庭晚会，宋氏夫妇用小号、钢琴合奏，宋子文唱歌，宋蔼龄等姐妹表演舞蹈。
宋嘉树不放弃任何一个有利于教育子女的机会。为培养孩子的爱国情感，宋子文等人还经常跟随父亲参加政治集会。1904年4月30日，上海市民在张园举行拒俄特别大会，抗议沙俄军队霸占东北，声援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宋嘉树认为这是一次开阔孩子政治视野，培养爱国精神的极好机会，便让华美印书馆印出了几千张《爱国歌》，带着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到会场散发。三个孩子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宏大的场面，第一次目睹国人如火如荼的爱国热情，他们幼小的心灵都深深地震颤起来。从张园回家的路上，他们一齐高唱着《爱国歌》。
宋嘉树虽然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并一向把美国看成理想国的楷模，但在中美之间需要他作出抉择时，他会自觉地把砝码加在中国一方。1905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反美爱国运动。这次运动是由于美帝国主义迫害华工引发的。1894年美国同清政府订立了一个排华性的“限制华工”的条约。这个条约到1904年期满，但美国要求续订并更加残酷迫害华工。5月，上海市民开展拒美运动。12岁的庆龄、10岁的子文都置身于这场爱国运动的行列中去了。在虹口附近的繁华地段，宋嘉树吹着小号，庆龄、美龄和子文跟在身旁散发传单。回到家中，庆龄不声不响地把自来水笔、书包、文具盒等美国货毫不吝惜地丢进废物箱，宋子文把心爱的美国玩具也扔进了废物箱。上海人民拒美热情继续高涨，少年儿童也组织了“中国童子抵制美货约会”。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是最早加入的一批少年。宋子文他们在虹口美租界挨家挨户地劝大家抵制美货。7月19日，上海各界又在上海西门外务本女塾大礼堂举行拒美特别大会，有一千六百多人参加，宋嘉树一家的出席引起了极大震动。
严格特殊的家教也无法取代正规的学校教育。宋嘉树夫妇先后把六个子女送到学校读书，接受正规的西式教育。长女宋蔼龄5岁时，宋嘉树就执意将她送到上海教会学校——马克谛耶女子学校住宿求学。马克谛耶女子学校是1892年由美国卫理公会在上海创设、专为外国小姐和上流社会服务的学校。庆龄、美龄也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宋子文兄弟姐妹长大后，宋嘉树就送他们独自到美国求学，并告诫他们：要你们到美国去，不是让你们去看西洋景，是要将你们造就成为不平凡的人，回来报效祖国。这是一条艰苦的、荆棘丛生的路，要准备付出代价，不管多么艰苦，都不要中断你们的追求。
由于没有马克谛耶女子学校那样的卫理公会男生学校，宋子文跟家庭教师念了几年书，然后进入圣约翰大学少年班。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基督教在旧中国开办的大学。1879年（光绪五年），美国圣公会施若瑟主教将培雅书院、度恩书院合并为圣约翰学院，校址在上海。1890年（光绪十六年）开始设大学课程。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正式改为圣约翰大学。在美国哥伦比亚区注册立案。1906年设神、文、理、医、工等学院和研究院。当时在中国有许多教会学校，这是外国教会机构以兴办学校、医院等某些社会公益事业作掩护进行传经布道活动的一种手段。尽管这些教会学校办学条件很好，但历届毕业人数并不多，主要原因是一般中国人不信任西洋人，不了解西方文化，因此招生困难。教会学校在传播宗教信仰的同时，主要讲授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其课程仿效外国，设有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哲学、体育等，提倡德、智、体三育兼顾。
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宋子文宋子文坚持每天从虹口家中步行去学校。他学习非常认真，看书的时候总是眉头紧锁。他记忆数字的诀窍巧妙得令人难以置信。宋子文在学校经常参加演讲会，尽管年龄小、个子矮，平时又有点口吃，但能用英、中两种语言讲演，自然流畅。他的这种讲演天赋也使学校老师大为惊叹。
宋子文度过了从圣约翰大学预备班和大学班的学习生涯，1912年毕业后赴美留学，进入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是1636年在波士顿办起的第一所大学。波士顿好像一座大学城，马萨诸塞街横贯市中心，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分别在大街两端，大街就从这两个大学校园中心穿过。哈佛大学在美国的地位相当于北京大学在中国的地位，许多美国名人、伟人皆出自哈佛，迄今为止已培育出6位美国总统。文、理、工等许多学院散落在以哈佛广场为中心的街道两旁。校园绿树碧翠，建筑古香古色，哈佛大学创始人哈佛的铜像矗立在校园中央。麻省理工学院在美国的地位相当于清华大学在中国的地位。当时由美国人创办的清华学堂也处处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宋子文（中）、宋美龄（左）、宋庆龄（右）着意模仿麻省理工学院的模样，连清华大学的大礼堂也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大礼堂都有几分相像。
在波士顿哈佛大学求学期间，宋子文俨然成了妹妹美龄的保护神和监护人。宋美龄1913年秋天从卫里斯学院转学到波士顿近郊的韦尔斯利文理学院，以便与在哈佛上二年级的哥哥宋子文离得近一点。这所贵族女子学院，依山傍水，浓荫环绕。校园内绿草如茵，风景如画。宋美龄开始住在韦尔斯利小镇，这是美国十二个贵族城镇之一。多年以后宋美龄回忆说：这个地方“有围墙、迷人的树林和空旷的场地”。上完一年级之后，她搬进校园，住在伍德楼里。宋子文和他的朋友经常出现在伍德楼的石阶上。他们都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留学期间宋美龄还与来自江苏省的哈佛学生李彼得宣布订婚，但婚约只维持几个星期就解除了。
宋子文兄妹虽然不在同一所大学，但学习都很努力，很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兄妹之间互相照顾、感情笃深，宋美龄很听宋子文这位兄长的话，她总是希望得到他的教诲，与人交谈时也经常谈到子文。
1915年，宋子文以优良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并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他没有急着回国，而是前往纽约，进入国际银行工作并到哥伦比亚大学听课，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国际银行在纽约市东端曼哈顿的华尔街，这是世界金融中心。宋子文在国际银行供职，不是后来人们所传说的那样当经理，而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办事员，主要照应向中国汇款事项。这份工作虽然并不十分复杂重要，但使他看到华侨同国内的家庭和公司如何小心谨慎地处理财务问题，对他了解国际金融业务，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见习机会，为日后回国执掌民国政府财政金融大权积累了经验。夜晚，宋子文到哥伦比亚大学听课。哥伦比亚大学也是美国创立较早、影响很大的一所高等学府，始建于1754年。
1917年，宋美龄从韦尔斯利文理学院毕业。宋子文偕美龄一同离美回国。回国之后，宋子文担任了汉冶萍公司秘书。
盛家遇红颜
宋子文留洋回国，在汉冶萍公司供职时，遇上了清末明初民族资本家盛宣怀的七女盛谨如。宋子文的年轻英俊和广闻博学使盛谨如的芳心为之颤动。
那天，盛七小姐拿着一张上海金融时报走进宋子文的办公室，那张报纸上登载着宋子文的大名，称宋是“金融界理财的好手”、“汉冶萍公司的希望”。
夜幕降临，两人时常来到湖畔散步谈心，清澈的湖水中不时映现他们相依相伴、卿卿我我的身影。
后来，丘比特之箭改变了方向，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之女张乐怡成了宋子文的新娘。
宋子文心灵深处的情感，何人能知？
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是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其统辖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1889年（光绪十五年）春，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因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于是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开始动工兴建铁厂，后又决定在大冶开采铁矿。1891年大冶铁矿投产，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当时共有6个大厂、4个小厂和炼炉两座，1894年投产。上述企业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投入经费白银580余万两。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后于1896年将这些厂矿改为“官督商办”，并由盛宣怀招股100万两接办。1898年，为解决汉阳铁厂燃料问题又招股100万两，并设“萍乡煤矿局”，在江西萍乡开采煤矿。然而由于这些厂矿经营腐败，没出几年负债便倍于股本。1908年盛宣怀获得奏准合并扩充，且改名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此时该公司实权为盛宣怀把持。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3000人，每年出钢7万吨。萍乡煤矿工人3000余人，每年出煤60万吨。因连年亏损，从1903年起盛宣怀以厂矿财产作抵押，陆续向日本借款，并用生铁和铁砂廉价抵偿，于是该公司逐渐为日人控制。后来，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又续借了大量日款，公司大权则全部落入日本人手中。
宋氏家族的奠基人——宋耀如。一个集牧师、工商业者、革命党人三种身份于一体的传奇人物。1916年盛宣怀去世时，七小姐盛谨如只有十六岁，但已出落得如出水芙蓉，亭亭玉立了。她是盛府当家人庄夫人的亲生女儿，见多识广，不仅能诗会绣，还写得一手好字，虽排行第七，却是盛府上下的一颗明珠。当时宋子文从美国留学回来，担任了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七小姐的四哥，亦为庄夫人所生）的英文秘书，常常出入盛府，由此结识了“惊为天人”的七小姐。
盛恩颐（世称盛老四）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少爷，因社交活动繁多，几乎白天黑夜颠倒，每天差不多要睡到下午才起床。宋子文的作风是西洋化的，按着钟点来盛府汇报工作，见主人未起床，只得在客厅里等候，这给了他向七小姐进攻的机会，可谓天赐良机。
宋子文不仅主动担任了七小姐的英文教师，还经常向她讲述大洋彼岸的异国风光和风土人情，尽可能地显示他的博学，很快便赢得了七小姐的芳心。
在宋子文来汉冶萍公司3个月后一个落霞的傍晚，一份美好爱情，悄然向他走来，一时使他猝不及防。本来，回国后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宋子文，像所有有志气的男人一样，打算先立业后成家，并没有把爱情提到日程上来。那天傍晚，当宋子文听了盛谨如小姐的表白后，心里竟一时没有了谱。
爱情，一个多么撩人心扉的字眼啊！
上帝缔造了人，人就有爱和被爱的权力，爱和被爱都是幸福的。这叫做自由抑或缘份。然而在“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旧中国传统社会里，这种自由常会被扭曲，缘份也常会被割断。
那天，盛谨如小姐是拿着一张上海《金融时报》走进宋子文办公室的，那张报纸上登载着宋子文的大名，并称他是“金融界的理财好手”和“汉冶萍公司的希望”。文章中列举了宋子文来公司后的几项大的举动，还称他是汉冶萍公司的“智多星”。对这张报纸，宋子文不屑一顾。可是，在旁边姑娘的爱火却在燃烧。盛小姐看着宋子文说：
“中国的金融界还能有第二个宋子文吗？到底还是洋博士啊！”
宋子文抬头看了盛小姐一眼：“本来就是平平常常一个人么，有什么好张扬的！”
盛小姐却目不转睛地盯着宋子文道：“就是这么平平常常一个人，才讨人喜欢呢！”
“可喜欢我什么呢？”宋子文故意问。
“喜欢你的人品，还有能力。”盛小姐认真地说。
“可盛小姐是盛老总的千金，岂是寻常人能随便高攀的呀！”宋子文不免有些心事重重地说。
“那又怎么样，盛老总也是人嘛！而且他的女儿也要找婆家呀！”说着，那盛小姐走至宋子文身边，用手抚着他的双肩道：“子文，我爱你！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自从你来到公司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你啦。一直到现在我才来找你，请你答应我，好吗？”
“这……怕是不行吧！”
这是实话，在恋爱中，宋子文已经有过不少的教训了。当年在美国求学时，也曾有过几个比较好的美国姑娘锲而不舍地追求他，但终因中西文化的差距及与宋子文有情无缘的盛小姐其女方父母的反对而“落果”，至今他心中的伤口还没痊愈呢。所以，面对如花似玉的盛谨如小姐，宋子文实在不敢再有非分之想。
“那你是怕……怕我爸我妈不同意？”盛小姐又追问一句。
宋子文点点头，一时默然不语。
“那明天——我就给爸爸妈妈说，让你到我家来做客，公开我们的关系。”
就这样，宋子文和盛谨如两个人悄悄地相爱了。
在那段时间里，宋子文像整个换了一个人似的，整天精神焕发，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常常埋在办公室里，一干就是半夜。到了周末休息的时候，他就约上谨如小姐，两个人来到湖畔散步谈心，清澈的湖水中不时映现他们相依相伴、卿卿我我的一双身影。
然而，当时宋子文家境并不太好。他回国的第二年父亲就去世了，留下的家产也不多，与七小姐的关系遭到了盛家的阻挠。
七小姐的母亲硬是不允许这门婚事，因为那时两家的地位非常悬殊。盛家虽然失去了老太爷的支撑，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上海滩仍能呼风唤雨，而宋家是传教士家庭，老百姓称其为拉洋风琴的，宋子文当时只是个留洋归来的小秘书，如何能般配？宋子文也犟得很，庄夫人越阻挠他越来劲。有时他开着车子，看见七小姐的车子在前面，马上加足马力追上去，把车子往七小姐车前一横，硬要跟七小姐“对话”。七小姐既不想违背母意，又不想违心地拒绝宋子文的求爱，那段时间，她被折腾得好苦。
聪明的七小姐为了不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有时就答应与宋子文一起去逛街，但同时拉上了八小姐盛方颐，对此，宋子文也无可奈何。有一次，他们三人走在街上，宋子文只顾起劲的跟七小姐讲话，冷不防一辆汽车从身边擦过，走在后面的八小姐赶紧把他往旁边一拉，结果人未撞到，可衣服被撕破了一个大口子，宋子文顿时吓出一身冷汗。
为了将宋子文与盛家七小姐拆散，盛恩颐借故将宋子文支到汉冶萍汉阳总公司去当会计科长。宋子文耐不住寂寞，不久又回到上海。适逢孙中山先生一封封电报催他南下广州参加革命，他认为是个发展的好机会，但却放不下七小姐，就力劝七小姐与他同赴广州。在婚姻问题上，七小姐表面上顺从母亲，毕竟母亲已年迈，但她内心深处对婚姻自主充满了向往。而宋子文要她离家出走，投身革命，这对一个生活在高墙深院中的大家闺秀来说，又是无法接受的。
那天，宋子文手里捏着三张开往广州的船票，追七小姐八小姐追到了杭州，当时她们正在杭州看潮。在西子湖畔，他劝两位小姐跟他同去广州，说革命一定会成功。八小姐讥笑他说：“怎么，你还想拖两个人走呀！”
七小姐心里很难受，她掏出一把金叶（金制的树叶造型的礼金）给宋子文做路费。金叶是上流社会的礼金，送人金叶比送钞票显得高雅些。她对宋子文说：“你还是自己去吧，我在上海等你回来！”宋子文手握金叶感激地说：“我真心地感谢你，这就算是你借给我的吧。”
宋子文一去就是好几年。孙中山先生命他筹办中央银行，后出任行长，还担任了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中央党部商业部长。随环境的变化和职务的升迁，宋子文把上海的七小姐淡忘了。1927年宋子文曾经来沪，当时盛家庄夫人已去世，而那时国民党内部分裂，宋子文处境不好，新上任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和特别军法处处长陈群，在他的住宅四周布置了暗探，他只得深居简出，不敢走出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几个月后去了武汉。1930年，宋子文再次返沪时，已带来了夫人张乐怡。盛七小姐为此伤心透顶，大病了一场。
宋子文后来对七小姐一直怀有愧疚之情，因为七小姐直到32岁才与庄夫人的一个内侄结婚。抗战胜利后，盛氏兄妹常在盛老五家（位于淮海中路的大花园洋房）聚会。有一次，七小姐接到电话前去玩，没想到宋子文居然也在场。宋子文主动和七小姐搭话，并有心约她聊聊，盛氏其他兄妹也力促他们讲和。可是七小姐一脸冰霜，丝毫不给宋子文面子，她根本不需宋子文做任何解释，因为事实早已说明了一切，而且早年的那段恋情，毕竟已过去20多年了。大家劝她留下来共进晚餐，七小姐站起身来，冷冷的说：“不行，我的丈夫在等我呢！”说完拂袖而去，宋子文讨了个没趣，也走了。
被宋子文称为“小丁丁”的张乐怡谁知人算不如天算，盛家自有用得着宋家的时候。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肃奸部门空前忙碌，把敌伪时期的“落水”分子基本上一网打尽，盛毓度也阴差阳错的被抓了进去。
盛毓度是盛家的孙子，因当过日本人的翻译，在狱中被囚十个月。他多次写信申诉，说是由戴笠安排他加入日本宪兵队的，曾策应营救过不少国民党人士，只因他与戴笠是单线联系，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后，他有口说不清，被“挂”了起来。
盛氏兄妹自然是急得团团转，能动的脑筋都动了，能托的人都托遍了，可就是不见放人。最后大家央告七小姐给宋子文打一个电话，请他念及旧情的份上，帮一下忙。盛毓度的太太则在七小姐面前长跪不起。
七小姐极不情愿再去理会那位宋院长，但盛毓度是她最最疼爱的亲侄子呀。无奈，只得硬着头皮往宋府打了一个电话，宋子文十分痛快的答应了。七小姐又说：“我想跟毓度一起吃中饭。”宋子文立即表示：“我一定让你明天中午跟你侄子一起吃饭！”第二天中午，盛毓度果然被放出来了。
解放后，七小姐参加了里弄工作，宋子文则跑到美国当了寓公。1971年，宋子文在美国旧金山去世。七小姐则活到1983年，享年83岁。
宋子文追求的第二个人是张乐怡。张乐怡是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的女儿。1927年11月，就职于南京政府的宋子文出席完在九江附近牯岭召开的军政会议后，在庐山找到了此前刚认识不久的张乐怡。
张乐怡一见宋子文的到来，喜不自禁，一口一个“宋部长”。宋子文要求她不要叫“宋部长”，而以英文“unc1e”相称，这样既显得亲热，又显得实在。对宋子文来说，做张乐怡的“unc1e”，他还心有不甘，他希望能够做她的“husband”（丈夫）。在宋子文眼里，张乐怡太迷人了，又俏皮，又纯情，又可爱。每当他们两人在一起时，宋子文总是称她为“小丁丁”，用昵称表示对张乐怡的喜爱。
宋子文尽管公务繁忙，但在1928年1月27日发表“国民政府对海关态度宣言”后，以“身体不适，需要休假”为由，不顾蒋介石的劝说，再次来到庐山，与张乐怡团聚。
这一回，宋子文给张乐怡带来了一份厚礼：一枚红宝石戒指。可他迟迟不敢拿出来，生怕遭到拒绝。但张乐怡接受了这份礼物。临走时，张乐怡问宋子文什么时候再来看她，宋子文紧紧地握住张乐怡的纤手，无限深情地说：“小丁丁，我爱你，我实在离不开你！我请求你尽快与我结婚。如果你说一个‘不’字，我财政部长也不做了。”张乐怡一听，顿时感动得泪水晶莹，低下头，驯服地倒在宋子文的怀里。
宋子文三番五次上庐山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便与宋美龄谈起此事，宋美龄听后笑道：“要弄清这个秘密很容易，就是下次他去庐山时，我偷偷跟着去一趟。”
数月后的一天，当宋子文正在与张乐怡喃喃私语时，秘书突然来报：蒋总司令偕夫人到了庐山，请宋部长前去一晤。
宋子文感到吃惊，当然，他也明白，纸是包不住火的。好在他与乐怡的事已经水到渠成，让蒋与妹妹美龄看看也不是坏事，于是对秘书说：“告诉他们，我一会儿就与乐怡去会晤。”
经过简短的会晤，宋美龄就喜欢上了这个美丽的小女子，她觉得张乐怡与自己有相同的一面：聪明、胆大、不怯场。于是，她和蒋介石都同意了这门亲事。
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在宋庆龄的引荐下，宋子文来到孙中山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
孙中山见宋子文有胆有识，任命他为大本营秘书、广东中央银行行长、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宋子文有声有色地大干起来。
此时，广州商团叛乱，商团军到处张贴“打倒孙政府”、“请孙文下台”等标语。
宋子文沉着冷静，为孙中山出谋划策，顺利解围。孙中山对此十分高兴，握着宋庆龄的手，感激地说：“子文果然身手不凡。”
孙中山逝世后，宋子文签名于“总理遗嘱”见证人之首，备受国人关注。
宋子文步入政坛，并在民国政治舞台上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与他在广州追随孙中山，参加广东革命政权的活动有直接关系。
1923年3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的革命政权。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孙中山急需各方面的人才。这时，宋庆龄便把宋子文引荐给了孙中山。宋庆龄认为，她这个弟弟能够解决国民党所担心的南方财政问题。
宋子文于1923年10月抵达广州，孙中山随即任命他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宋子文由此走上了政坛之路。
由于广东革命政权经费奇缺，因而宋子文向孙中山建议，采取一系列严厉的财政“紧急措施”。这些措施于1924年初陆续生效。这些措施包括对橡胶、甲醇和制造化肥用的硫酸氨征收特别进口税。广州的每个商人都必须“借给”广东革命政府5—500元。向在饭馆就餐者征收10%的附加税。征收清凉饮料税。对专卖药品、化妆品、婚礼、葬仪、宗教仪式、人力车都实行征税。
孙中山对宋子文的才干十分器重。1923年10月27日，孙中山准两广盐运使邓泽如辞职，任命伍汝康继任，宋子文为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很快，又委宋子文以筹备建立中央银行的重任。
宋子文多方筹措资金，主持拟定了中央银行《条例》、《章程》和《组织规程》等文件。经过近一年的筹备，中央银行于1924年8月在广州正式成立，孙中山任命宋子文为行长。
宋子文就任中央银行行长以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中央银行在广东金融界的地位，提高和巩固中央银行钞券的信用。他主张纸币发行须有充足准备、反对随意增发纸币。与同业来往，要根据有关规定办事，不可贪利而涉风险乃至投机营业。革命政权向中央银行借款，也必须有抵押品或切实担保。
广州军政府大门正因为如此，中央银行开业后，各项业务都能正常进行，银行的信誉也非常好。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甚至在不受国民党控制的中国其他一些地方也获得承认。宋子文认真履行银行的保证，逐渐提高了银行的信誉。
宋子文的工作成效给许多国民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那些广州的商人、买办和大亨却视他为“另一个布尔什维克”。广州商团的许多买办资本家对孙中山同苏联的友谊感到惊愕，阴谋发动反革命叛乱，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1924年10月10日，在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由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策划的广州商团叛乱爆发。商团军向参加纪念辛亥革命游行活动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0余人，受伤者百人以上。12日，商团军到处张贴“打倒孙民国9年3月发行的”“阜丰机器面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这枚股票因认购股东为宋子文，背面并有宋子文及弟宋子良的亲笔签名而尤显珍贵。
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也准备配合商团军进攻广州。危急的形势，使宋子文面临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在反动商团的猖狂进攻面前，宋子文积极为孙中山出谋划策，协助制定粉碎商团叛乱的计划。为确保万一，宋子文悄悄地将国民党政府的全部资金搬到“沃罗夫斯基”号船上。他还为孙中山、宋庆龄及各种随从人员、鲍罗廷及其苏联助手等的紧急撤离作了准备。孙中山对宋子文的所作所为十分满意。握着宋庆龄的手说：“子文果然身手不凡。”
在广大的广州工人、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孙中山指挥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黄埔军校学生和北伐军向商团军发起总攻，终于在10月15日平定了商团叛乱。也正在这一时期，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曹锟被迫于1924年11月2日宣告退位，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告终。冯玉祥还决定把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
北京政变后，北方出现了由冯玉祥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共同支配而由段为临时政府总执政的中央政权。三者之间形成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新局面。
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各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为求得全国统一，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
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由广州北上，中途经过香港、上海，取道日本赴天津，辗转一个多月，直到12月13日才风尘仆仆地到达北京。由于多年艰苦的革命工作，孙中山劳累成疾，北上途中，又怒不可遏地一再痛斥段祺瑞等人的卖国谬论，更使病情恶化。他到达北京后，竟一病不起，送进协和医院后，被确诊为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1925年1月29日，宋子文应北京急电北上。
来到北京后，宋子文同宋庆龄、孔祥熙等人一起，精心照料着身患绝症的孙中山先生。
危在旦夕的孙中山先生，在病床上仍十分关心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还时常约见国民党在京的要员，嘱咐他们坚持革命。孙中山对宋子文说，有革命政府一天，须维持一天，勿令所失。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笃。孔祥熙、宋子文、孙科、汪精卫四人进入病房。
孙中山问他们有什么话要讲。
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犹犹豫豫，不敢言语。过了一会儿，汪精卫才说：“当1月26日先生入病院，诸同志皆责备我等。要请先生留下些教诲之言俾资遵循。如先生之病即痊愈，固无说矣。设或不痊愈，吾等仍可永听教诲也。”
孙中山听后，欲言又止，沉默良久，然后说：“我何言哉！我病如克痊愈，则所言甚多，幸先至温泉休养，费数日之思索，然后分别言之。设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复何言哉！”
宋子文四人再次请求说：“吾等仍愿听先生之吩咐也。”
汪精卫还说：“我等今已预备一稿，读与先生一一请听，先生如肯赞同，即请签字，当作先生之言，如不赞成，亦请别赐数话，我可代为笔记。”
孙中山说：“可。汝可试读之。”
汪精卫立即取出所拟文稿，即著名的《总理遗嘱》，低声慢读。
孙中山听毕，点头说：“好，我极赞成。”
汪精卫迅速取来笔具，请孙中山签字。孙中山说：“汝暂时收存可也，今日不须签字，俟数日后再酌。吾总还有数日之生命。”
3月11日，孙中山病危。汪精卫将预备好的《总理遗嘱》呈上去，孙中山先生因手力甚弱，不停颤动，无法自持。夫人宋庆龄含泪托起孙中山先生的手腕，执钢笔签上“孙文”二字。
宋子文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陈友仁起草的《致苏俄同志的一封信》轻声读了一遍，孙中山听过后，用英文签字。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溘然长逝。宋子文以见证人之一的身份，首先在孙中山的两份遗嘱上签名，并且参加了治丧事宜。这使宋子文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备受国人关注。
宋子文在参加了孙中山的治丧事宜后，匆匆忙忙地赶回广州。
这个时候，广东革命政府经过镇压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消灭了陈炯明反革命军队，平定了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两部的叛变，壮大了革命力量，广东革命根据地也开始获得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形势的迅猛发展，为宋子文施展其理财筹款的才能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机遇。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广东省政府依照国民政府所颁布《省政府组织法》改组成立。广东省政府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商务、农工、军事七厅，宋子文出任商务厅长。8月2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亡。9月20日，国民党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并仍保留中央银行行长与商务厅长的兼职。
少年时的宋耀如机敏过人，满怀理想。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财政决议案》。这次大会明确提出了改善广州国民政府财政制度的任务，要求在短期内迅速统一国民政府的财政。根据国民党“二大”的精神，广东国民政府制定了统一财政的计划。
随后，宋子文签发了广东省政府财政厅的通电，向各军政单位提出三点要求：
一、核实军政各费，确定预算案。
二、实行统一财政，无论何等部队不得截留。
三、自高级机关以下及各军各部队彻底的财政公开，并实行军需独立，金库独立。
国民政府还于1926年3月27日公布了修正统一军民财政条例，严禁擅自征收或截留钱款。
宋子文具体负责整理财政，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理了国民政府的财政：
（一）清理田赋。由于田赋之册籍湮没，无法稽考，宋子文特设立田赋清理处，进行登记清理工作。他还责成各县县长将旧欠、新粮，按章征收，解交国库，并要求扫除浮收巧取之弊。对各县长解缴钱粮，作为征收考绩，成绩显著者，予以奖赏，违章县长，分别予以记过，记大过和罢免处分。这样，从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国、省两库共收301.8万元，超过上年近一倍。
（二）清理厘捐。当时厘金税捐，名目繁多，稽核困难，国民政府遂建立改良税捐委员会，逐渐取消苛捐重税及一切不良征收制度，将商人承包饷税制，推广到各厘税局，公开竞争投标，并将土丝出入酌收保证金。这些办法颇有成效，全年厘捐增加，每月平均达100万元，实三倍于前年。
在事业上不如意的查理，却意外地收获了爱情。（三）整顿盐务。广东国民政府在歼灭军阀邓本殷的反动军队，完全克复粤南后，即恢复了沿海各销售区的原状，并改组了盐务行政与稽核分权的隔阂，裁并运署及稽核所，将盐务总处直辖财政部，招商承包运销，均能投出溢额。在盐场产地，国民政府清查产量与盐户丁口名额，取缔产场走私，并发给场业盐证。这样，产地运销配套联络一气，因而产销两旺，比较前一年增加盐税近百万元。
（四）改革印花税。印花税原本是很丰富的税源，以前由于管理不善，虽缴款领票，但并不粘贴，这就给一些人以可乘之机，乱收滥罚。国民政府徒蒙恶名，而税收还极其微薄。1925年12月，印花税归财政部接办后，宋子文一面重新公布税法，加强宣传教育，使商民养成粘贴印花习惯，一面分区派员，认真检查，遇有违反漏贴情况，即依法处理。对于奥可加、炮竹、烟、酒各项印花，改由检查所于人口时代贴。仅此项收入，一年间竟达304万元，在烟酒奢侈税方面，过去招商承办，起色不大。财政部派员设局，加征烟酒牌照等税及出产入境税。结果，1926年各月税收已过30万元。
倪桂珍，当年那个温婉美丽的女子，用她博爱的胸怀孕育了一群不平凡的儿女。（五）整理沙田耕地。广东沙田是海滨淤地，1926年4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派出人员，先从沙田最多的中山、顺德两县着手，按户升科，“已熟之田，限期登陆，占筑沙垣，查催补价”。1925年9、10月间月收入仅数千元，经苦心经营，逐渐加增，全年收入，有64.5万余元。
（六）设立筹饷局。在1925年12月以前，各项防务军饷，多被驻军把持据收，或任意将饷款截留。为了保证供应北伐军需粮饷，1925年12月，国民政府设立筹饷总处，宋子文派出人员多次分别向驻军进行交涉，陆续收回了一些款项。同时，还将原来归军队附征之保护费，呈准咨请军事委员会通令取消，充作军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征收军饷工作有了起色，在1929年的一段时间，每月收数已达140余万元。（七）募集国内公债票与金库券。广州士敏土水泥厂（附砖瓦厂）系清光绪年（1908）建立，年生产水泥约15万桶。辛亥革命后，由广东省政府接管，1924年因为战事不断，经费奇缺而停产。广东省财政厅、商务厅为帮助士敏土厂开工以及建筑黄埔商港，通过募集国内公债票与金库券，共收有2428万元，而1924年全年库收只有789.6万元。
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宋子文整理财政的措施，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国民政府的收入逐年增长：1923年政府收入为1031.6万余元，1924年为798.6万余元，1925年增至2518.2万元，而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底（即宋出掌财政后的一年）猛增至8020万余元，1926年全年收入则为10013.6万余元，1927年为10876.8万余元。
风度翩翩的查理，迎来了他的爱情。这段情虽没能天长地久，可查理时常想起热情奔放的卡尔小姐以及她对自己挚热的感情。宋子文对其在广东革命政权整理财政的工作颇为满意。他说，前半年奋其全力，将各军队及歧出机关之财政权，收归本部直接管理，使统一日就完成。后半年废除庞杂无定之组织与其管辖之移置，使明统系而便稽查。然后取消不良之管理，改善租税制度。
诚然，这一段整理财政工作尚有许多不足，例如许多不合理的捐税还未废除，当时存在的税捐约有百种。农村的正赋（田赋），多由一般地主、豪绅、旧粮站差所包办，结果地主劣绅不用出粮，粮差则到处勒索。发展生产、广开财源方面的措施也不多，等等。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宋子文在广东整理财政还是成功的。广东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为国民政府的统一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巩固，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证。
在广州，宋子文理财获得了成功。但是，在武汉，宋子文虽然也在财政经济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却收效甚微。宋子文没有办法也不可能解决武汉政府的财政经济问题。
1926年下半年，当北伐军攻克武汉，占据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之后，革命中心已经北移，此时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从中国南端的广州迁到内地已成为形势发展的要求。因此，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
1926年11月16日，宋子文和宋庆龄、孙科、陈友仁、徐谦、蒋作宾、鲍罗廷等人离粤北上，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北迁武汉作准备。
此时，宋子文的社会地位日趋重要：
1926年12月8日，宋子文、孙科等在庐山同蒋介石举行重要会议，商谈有关军事、财政等要案。
同年12月10日，宋子文等抵武昌，受到盛大欢迎。
宋子文先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武汉分会成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仅5人，其余4人为孙科、徐谦、汪精卫、谭延恺）。显然，宋子文已跻身于武汉政权的决策核心。
宋子文来到武汉以后，为了解决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问题，也做了不少的努力。他颁布条例，整理币制，准备发行金融公债2000万元，财政公债1500万元。设立中央银行汉口分行，自任行长，要求一切税款须存放中央银行。整顿税收，征收田赋等等。但是，这些措施收效不大。
宋子文于1927年1月22日向记者发表谈话，介绍了他的财政方针。在这次谈话中，宋子文流露出对统一货币、改善武汉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缺乏信心的思想。他说：“窃思以小洋单位改成大洋单位，同一银行所发行之纸币，票面上文字应当统一，及由西建改为洋建等等，皆为今日货币统一上重要问题，急望其能早日实行。但现在之国民政府，于军事政治外交方面，诸端待理，今欲即行从事于此等理想之改革，乃极困难，换言之乃不可能之事，故拟与各般施政之改善，同时详细研究，而徐徐谋其进行也。”
应该说，宋子文的这番话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既然，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外交方面，诸端待理，那么，财政经济方面要想取得大的成效，当然是极困难，当然是不可能之事。显而易见，宋子文在1927年1月，已经或多或少地预见到他在武汉政府实施的理财措施难以取得显著成效。
婚后的查理，没有停息自己的脚步，而是一步步地向革命的道路走去。
转折关头，何去何从？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集团宣称将武汉政府司法部长徐谦、财政部长宋子文等一律免职。
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被封闭，其寓所受到青帮和特务的监视。每次去宋蔼龄家，宋子文都要被孔祥熙和宋蔼龄“洗脑子”。
宋子文强烈反对蒋介石同宋美龄联姻，兄妹几乎决裂。
日坐愁城，去住两难。他对美国记者希恩说：“我无法使中央执行委员会理解……看看他们把我的钞票弄成什么样了，我的多好看的钞票啊！它们膨胀得一文不值了。”
宋子文打算以广州王先生的名义买一张船票离开上海。但是，他又说：“我姐姐不理解。谁也不理解有多少困难。我不知道回汉口后会不会被暴民拖出财政部，撕得粉碎？”
一张旧船票，能登上哪只船呢？转折关头，何去何从？
的确，武汉国民政府此时面临着重重困难。蒋介石为了实现其军事独裁统治的阴谋，挑起了迁都之争。蒋介石挟中央政治会议于1927年2月22日作出了“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在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的决议，与武汉国民政府对抗。武汉国民政府内的一些国民党的要员们由于与蒋介石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同蒋介石的斗争中表现出严重的动摇性。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武汉国民政府的威信，不能不影响到工商金融界对武汉政府的态度，当然也就不能不严重地影响武汉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了。
宋子文在武汉呆的时间并不长。他1926年12月10日到达武汉，1927年3月27日，就赶赴上海。此后，他便难以同武汉方面保持正常的联系了。
东平路9号。这幢别墅原是宋子文买来送给妹妹宋美龄作陪嫁的。1927年12月3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婚后即居于此，并将其题名为“爱庐”。武汉政府派宋子文赴上海主要目的在于：一方面对蒋介石“劝阻分裂”，另一方面则控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财政金融。
武汉国民政府发布通令，“为实行财政统一，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到上海主持，并令江浙两省财政，非经宋办理，概不承认”。宋子文希望在上海和江浙财政金融界行使权力。这些地区的年收入占全国年收入的40%左右，掌握了这些富庶地区的财政收入，武汉国民政府就有了可靠的财政来源。
上海是宋子文的故乡。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宋子文都同上海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
宋子文当年在上海有多处住宅，其中两幢为宋之最爱。一处在岳阳路145号，另一处在东平路11号，建造于1928年。这两幢建筑都是孟莎式的坡屋顶，在陡峭的坡度上开设装有檐口的窗户，即“老虎窗”。建筑注重装饰，具有对称庄重的特点。宋宅的特点是有大露天阳台，宅前有大花园，花园里有各色植物。其中，岳阳路145号为荷兰式花园住宅，占地30来亩。
宋子文府邸隔壁的东平路9号，知名度甚至超过前者。这幢别墅原是宋子文买来送给妹妹宋美龄作陪嫁的。1927年12月3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婚后即居于此，并将其题名为“爱庐”。
宋子文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去拜访蒋介石，商议接收江浙财政事宜。蒋介石也想利用宋子文为其筹措军费。两人似乎一拍即合，蒋介石很快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名义颁发布告，支持宋子文对江浙财政进行接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