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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秉坊知道自己如果办培训班，必然引起陈氏兄弟的不满。为了使培训班能长久办下去，并更好地与陈氏兄弟抗衡，最好能把军界拉进来。高秉坊和当时担任全国学生军训的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是朋友，而桂永清是黄埔系的骨干、陆军中将，当下正受蒋介石宠爱，对CC系也不买帐。高秉坊就向孔祥熙建议，能否让桂永清兼任税务训练班训育主任。
孔祥熙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就写了个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马上就批了。于是孔祥熙命财政部正式下文，聘任桂永清为税务班训育主任，这样就封住了陈果夫的口。报告是蒋介石批准的，陈氏兄弟只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气在肚里了。
当时孔祥熙也知道这样做会冒一些风险，但他实在看不惯陈氏兄弟的霸道作风，把中央组织部弄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连他这个行政院想办一个小小的培训班都要瞻前顾后。他就是要做出样子给陈氏兄弟看看，我孔祥熙是何许人也。
再说桂永清，接到财政部的任命后也高兴得忘乎所以。本来，他一个陆军中将当这么个训育主任实在是大材小用，但他却心甘情愿。一是可以和孔祥熙接上关系，官场上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二是向陈氏兄弟示威，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以为天下就姓陈呐！一个堂堂的陆军中将办个什么班，还要看你们的脸色？
1942年，各省市所办的营业税奉命合并，改为统收直接税，由财政部赋税司统一接管，实际上就是由高秉坊统一接管。这一下陈氏兄弟坐不住了，因为全国的税务局长中，有不少是CC派的人。仅四川省各地的营业税分局中，就有6个是陈果夫的死党。现要将营业税合并为直接税，由高秉坊负责接管，实际上要向高交权和交钱。当下电话打到陈果夫家里，陈果夫就急了。
陈立夫说：“我早就知道他们会得寸进尺。当初咱们要是采取强硬措施，也不会有今天。”
陈果夫说：“当初是老头子批的，咱们顶得住吗？现在得赶紧想办法。”
陈立夫说：“找孔祥熙？没用。他一推了之，说什么也不知道。再说宋蔼龄你又不是不知道，是个善茬子吗？”
陈果夫沉思了一会儿说：“看来也只有以退为进了。”
几天后，陈果夫派他的秘书见高秉坊。
高秉坊官虽不大，但这些年跟着孔祥熙。另外各省、县的人也都知道高和孔的关系，也没少向高秉坊上贡。因此高秉坊虽不像孔祥熙那样有万贯家财，也是小有财富。
听人报告是陈氏兄弟派人来了，心里对来人的意图已猜出了八九，高秉坊心想我就是想摸摸陈果夫的老虎屁股，给孔祥熙争回一点面子，你就是说出了吐沫点着了灯，也别想从我这捞到什么。这时陈果夫的秘书已进了客厅。这位秘书个子虽不高，但精悍异常，一身青色的中山装，一双黑色的三接头皮鞋，两眼炯炯有神。
“高兄，小弟冒昧，前来打扰，见谅见谅。”
高秉坊心里骂到，跟我装什么孙子呀，谁跟你称过兄道过弟啊，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但表面上，他不得不摆出一副宽容大度的样子说：“请坐，请坐。”并吩咐左右沏茶。
“小弟听说嫂夫人最近身体欠佳，特备了一份薄礼。”
高秉坊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只说：“都是自己人，小弟何必多礼，何必多礼。”
陈果夫的秘书话锋一转说到：“小弟今来打扰，一是来看望嫂夫人，二来是有事相求。”
“有事请讲，不必客气。”高秉坊仍满脸陪笑。
谈话此时切入正题。陈果夫的秘书便将主子的意思详尽转达，希望高秉坊能顾及孔陈两家关系，高抬贵手。在这次直接税的合并中给陈家一点面子，今后必报答不尽。
礼——高秉坊收了，但事他决定是不办的。陈家的面子能给他带来什么？陈家能跟孔家比吗？高秉坊因此并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请转告陈部长，尊意我一定认真考虑，并向孔院长报告，有消息会通知你。”
将陈果夫派来的人打发走后，高秉坊就要通了孔祥熙的电话。碰巧孔祥熙不在，宋蔼龄接的电话。她听完高的报告说：“办税务培训班是财政部内部的事，跟他们没关系，也不欠谁的情。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高秉坊一想也是，财政部办了个培训班关你陈果夫屁事。你着得哪门子急，真有点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次税务合并，也是老头子的意思。为的是抗战大局，决无情面可言。
高秉坊没把陈果夫的忠告当回事。接管之后，立即着手对各地营业税分局的局长进行考核。合格的就留用，不合格的就撤换。结果CC系的6个分局长一下子被撤了4个，剩下的两个一个被调任其他职务，留在原来位子上的只有一个。
消息传出，陈氏兄弟不禁勃然大怒。人骂高秉坊是个不识抬举的家伙，并发誓要进行报复。高秉坊也知道这一举措必定引起陈氏兄弟的不满，但却能赢得孔祥熙和宋蔼龄的欢心，权衡利弊只得舍一取一了。
两年后，陈氏兄弟终于等到了机会。
1944年6月，宋蔼龄按照医生的建议，离开中国前往巴西，同行的还有孔令杰及宋美龄。
宋蔼龄的出走，直接影响到孔祥熙。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向蒋介石建议，要求更换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财政部长孔祥熙。于是，蒋介石下了决心，要免去孔的职务。
兵败如山倒，破鼓乱人捶。孔祥熙失势使多年来的积怨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射出来。陈氏兄弟也是在这时跳出来参加到倒孔的行列中。
1945年2月，国民参政会召开的前夕，有几位爱国人士将孔祥熙侵吞美金公债的材料搜集起来，提供给国民参政员们，并写出提案，准备请国民参政会讨论通过后送请国民政府严办。这些情况，陈果夫、陈立夫一开始就很清楚，但出于倒孔的目的，他们不但不予以制止，反而暗中支持，帮助提供证明材料，并在CC派等内煽风点火，以至一时间国民党内也形成了倒孔的小气候。
与此同时，陈果夫看准了孔祥熙为应付美金公债事件焦头烂额，毫无反击能力后，又从侧面向其发起了进攻。1944年底，中国农民银业董事会改选董事，陈果夫堂而皇之地进了董事会，并通过入股投资、封官许愿等手段让他的三叔担任了常务董事。一下子就将孔祥熙经营多年的金融圈子撕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并像楔子一样楔了进去。国际金融会议在美国召开，孔祥熙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在这期间，孔祥熙先后被迫辞掉了几乎所有重要职务。陈氏兄弟的CC派趁机向财经金融系统渗透，为抗战后CC派的极度膨胀奠定了组织和人事基础。
当然，此时的陈果夫也没有忘记那个高秉坊。孔祥熙失势后，高秉坊不仅不跟着辞职，反而表示要继续干下去。高秉坊跟随孔祥熙多年，又曾和CC派结怨，陈氏兄弟当然不会放过他。于是他们动员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开始寻找击倒高秉坊的线索。
陈氏兄弟很快就找到了他贪污挪用国家税款的“证据”，并向法院提出起诉。
事后有人说高秉坊，孔祥熙都倒了，你还不赶紧来个见好就收，跟着辞职办个公司什么的。还硬挺着，这不撞到枪口上去了。其实，高秉坊辞职不辞职，陈氏兄弟都不会放过他。CC派要想在国民党上层取孔而代之，就不仅要从组织上彻底清除孔家的势力，而且必须在声誉上把他们搞臭，让孔家势力在政治上永远不可能抬头。陈氏兄弟一直想对此下手，只是由于条件不成熟而暂时等待。揪出高秉坊的意义不仅在高本身，还表明孔祥熙在支持包庇，实际上就打击了孔，使孔祥熙彻底垮台。所以孔家有人说，陈氏兄弟揪着高秉坊的案子不放，是在已经被打倒在地的孔祥熙身上又捅了一刀。
1945年2月，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参议员们对孔祥熙侵吞美金公债表现出了极大义愤。这时高秉坊的贪污案开始审理，无疑是火上浇油。高秉坊开始还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我堂堂一个财政部司长，又跟随了孔祥熙那么多年，他们能把我怎样？所以对法院的审理，开始他抱着不合作的态度，对法庭举出的证据也多加以否认。
但这次他确实轻估了他的对手。陈氏兄弟既然把他揪了出来，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就像武术中的搏击，不出手便罢，一出手必须击中敌方要害而置之于死地。陈氏兄弟动员几乎所有的力量，寻找到了大量“证据”，因此高最后被宣判为死刑。
当高秉坊听到自己被宣判死刑时，才如梦初醒，明白了自己和孔祥熙的处境。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他不禁又想到了当年那个林进良，也曾为孔家效力，最后落了个被杀头的下场。念及此处，高秉坊不禁万念俱灰。
再说孔祥熙此时仍在美国，听到高秉坊被宣判死刑的消息为之一震，恍忽间不禁生出当年唐人陈子昂登幽州台后的怅然之感，同时也顿生报仇血恨之心。杀高秉坊等于是当众扇他孔祥熙的耳光，他怎么能坐得住呢？
当时孔祥熙本想直接找蒋介石，求蒋放高秉坊一马，看在孔跟蒋多年的情份上留高秉坊一条生路。他转念又想，自己现在和蒋已有些生分，蒋眼下要依靠的是宋子文和陈果夫之辈。自己目前已属人微言轻，以蒋的为人是绝不会给我什么面子的。宋蔼龄知此事后对孔说，可以找美国人帮忙，他们出面比我们有力。孔祥熙觉得有理，就把他所熟悉的美国人历数了一遍，最后觉得赫尔利可担此重任。
赫尔利是美国驻中国大使，和孔祥熙及宋蔼龄私人关系一直不错，对罗斯福等建议撤销孔祥熙部长职务也表示过同情。
孔祥熙找到赫尔利一说，赫氏的立刻答应倒有点出乎孔的预料。其实赫也并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对像孔祥熙这样的中国官吏，他都有一种比较透彻的看法。他们虽然为自己掏国家的腰包，但也确实拼命为国家挣钱。比如这次到美国孔跟美国人闹僵，实际上是为蒋介石的政府，况且孔现在已经失势了，同情“弱者”是人类的天性。
这个赫尔利也挺有意思。他找蒋介石并不提孔祥熙，只是说他听说最近中国法庭准备判处一名高级官员的死刑后有些想法，想和蒋介石交换一下意见。
蒋介石本来是一国之君，因为要靠美国的财政支援所以只能忍气吞声地和这位美国佬大使交换按中国法律处决一个中国人的“意见”。
赫尔利说文明国家都在废除死刑，死刑是不民主、落后和愚昧的表现。中国要想做出现代化的表示，在对待死刑上就应该表现出宽容。比如高秉坊，只是贪污并没有杀人，判死刑是否合适。
蒋介石当然听明白了赫尔利的“意见”，他也知道是谁在背后指使赫尔利。但顾及这位大使专程来访就为了谈这件事，蒋介石当然要给赫尔利一点面子。再说像高秉坊这样的贪官也一抓一大把，杀他本来是杀鸡吓猴，不杀也没有太大的利害。所以蒋介石对赫尔利表示，他一定认真考虑其意见。
于是蒋介石叫侍从室通知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当然立即改判，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蒋介石又亲自打电话给孔祥熙，叫他以后不要把什么事都往美国人那捅。孔祥熙得了便宜，自然连声说是。
陈果夫也无回天之力，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法院改判。但总的来讲他还满意，把高秉坊抓进监狱，没杀头也吓了他一身冷汗，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孔祥熙和陈氏兄弟的争斗通过高秉坊达到了一个小高潮。此后孔家在政坛日渐衰落，陈氏兄弟则日益兴旺发达。但也好景不长，陈氏家族只在极度膨胀了两三年后，就也被蒋介石罢黜，比起孔祥熙来显得更为短命。
值得一提的倒是高秉坊。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他被释放出狱，从此结束了铁窗生涯。
讨好杜月笙
在前面我们介绍过，孔祥熙的字是庸之。他常对人说，这个“庸”就是中庸的庸，什么事都是适可而止，留有余地，留有退路而不走极端。这些话，当然是说给别人听的。在官场上他也自有一套行为准则，那就是对蒋介石绝对顺从，对宋、陈等派系则明合暗斗。
当年宋蔼龄爱打麻将，孔祥熙虽不常打，但对麻将术中的“顺着上方、扣住下方、瞒着对方”的口诀极感兴趣。他曾说“麻将不愧是我中华民族文化之精髓，那三句口诀可谓精辟之极”。孔祥熙之所以能从阎锡山手下的一个普通“参议”一跃而成为蒋介石手下的一个部长，又一步一步地登上权力的宝座，一度成为国民党政府中仅次于蒋介石的核心人物，不能不说他确实有过人的精明之处。
孙中山去世后，孔祥熙就认准了蒋介石，死心塌地地为蒋卖力。1927年宁、汉分裂期间，他冒着酷暑奔走于上海、南京及河南等地，为蒋介石当说客，游说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孔祥熙和宋蔼龄还亲自宴请汪精卫，请求汪精卫“顾全大局”，和蒋介石“共图大业”。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孔祥熙又去做宋子文的工作，希望他背弃武汉政府到南京为蒋介石做事。
抗战初期，孔祥熙任行政院院长，有人建议他联合“CC系”共同对付政学系。当时他说：“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完全是蒋先生给的，蒋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卷铺盖回家，我才不去联系那伙人。”
正因为孔祥熙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蒋介石才对他委以重任，并事事维护，使孔的势力急剧膨胀。
有一回在一次会议上，政学系的陈仪与孔祥熙因意见不一致争吵起来，双方互不相让，最后竟拍了桌子骂出脏话，一时影响极坏。蒋介石知道后，连忙叫何应钦等陪着陈仪到孔府向孔祥熙道歉。不久陈仪便由行政院秘书长调至浙江省任主席，孔祥熙对蒋介石感恩戴德。
孔祥熙靠蒋介石维持了他的地位，他也为蒋介石和蒋介石政府拼命敛财聚富。1933年以后，孔祥熙开始主掌国民党财政金融大权，到抗战结束时，“四大家族”的财产据说已达200亿美元左右。
当然，孔祥熙也并不仅仅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他知道要想在政坛上站住脚，就必须培养发展自己的势力。从他进入政界那天起，他就开始网罗孔家的帮派。
孔祥熙首先选用的“人才”，即是自己山西太谷铭贤学校的校友。别看孔祥熙留过洋吃过洋饭，他最信奉的还是“亲不亲故乡人”。抗战时期，铭贤学校迁到了四川金堂，学校里毕业的学生中后来很多都成为孔祥熙的死党，职位最低也能在中央信托局或中央银行当个专员。
随着孔祥熙的地位不断上升，势力不断扩大，孔祥熙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派系。而在孔家派系中又分为几个小派系，如以宋蔼龄为代表的公馆派系。以高秉坊、李毓万为代表的山东派系。以孔令侃为代表的儿女派系等等。这些人都以孔祥熙为核心，相互串通为非作歹，最后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打击自己的反对派和竞争对手，孔祥熙还特别注意拉拢和讨好青帮头子杜月笙。
杜月笙是旧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帮会青帮（亦称安清帮）的大头目。当年在中国他的势力之大，触角之多，名声之高，连蒋介石也要让他三分。
杜月笙是上海浦东高桥镇人。1888年出生于清朝光绪年间，比提携他的黄金荣小了整整20岁。他父亲是个颐荣馆的“堂倌”，出身极贫寒低微。杜月笙4岁丧母，6岁丧父，只得依靠外祖母收养。他只上过半年私塾，讨过饭。因后来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少年时便被舅父赶出家门。当时，无依无靠的杜月笙只有在上海滩厮混，卖水果跑码头。后来经朋友介绍参加了黑社会，拜青帮“通”字辈头目陈世昌为师。后由陈世昌推荐，在黄金荣手下押运烟土。黄金荣自称是青帮“大”字辈，比陈世昌大一辈，在青帮中颇有影响。杜月笙因在押运烟土等活动中十分卖力，多次化险为夷。因此深得黄金荣赏识，在黄金荣的提携下逐渐发达，最后终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杜月笙靠贩运烟土发家成势后，也想做点善事洗涮一下恶名。另一方面，当时社会上的其他派别和势力也需要依靠青帮的影响和力量。因此杜月笙便堂而皇之地成为了知名人士，他担任的职务之多恐怕要创中外名人之最了。据不完全统计也有70多个。其中由他亲自出任董事长、常务董事的就有32家，其挂名的如面粉、造纸、百货、制药、化工、报馆、电影、饭店等90多家。
另外，杜月笙还兼有诸如“国民政府军委少将参议”、“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顾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等等政府和群团的职务。
杜月笙的罪恶和劣迹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他贩卖烟土，坑害人民。他勾结黑暗势力，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他巧取豪夺，损人利己。只是，在他黑暗的历史中也曾闪烁过火花。在抗日战争中，他也做出一些对民族、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在“八·一三”上海抗战中，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名义，联合各团体组成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并同时成立了救护队10个，急救队13个，临时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车98辆，并特约公、私立医院16所接受伤员。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工作人员大都撤退至汉口，杜月笙亲自坐飞机到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商定救护方针，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医疗队37个。
杜月笙还与戴笠共同创办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进行抗战。戴笠是黄埔系中的主战派，在抗战问题上和杜月笙观点一致。他们俩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队，以帮会和工人为基础，配合正规军作战。据说当年这支别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与日军展开激战，其中大部战死。杜月笙为此极为悲痛，因为那支别动队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1938年春，杜月笙移居香港。在香港，他除了继续从事救护工作外，还接受海内外援助的物资，筹措中国红十字会开展工作所需的经费。当时国民党还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将第九救济区办事处与中国红十字会机关统设于一处，并在香港最大的饭店辟有房间。当时海外侨胞向抗战捐助的物资大都通过香港，再转运汉口或重庆。
孔祥熙刚当财政部长时，就意识到和杜月笙搞好关系的重要性。为此他曾问过宋蔼龄。当即宋蔼龄的答复是：“杜月笙是不能得罪的，连蒋介石都怕他三分。当然咱们也用不着怕，现在办事黑道白道都得有人。”
当然，孔祥熙曾经领教过杜月笙的厉害。在法币改革时，因提前没给杜月笙报信，叫他损失了5万英镑，杜月笙派人半夜在孔祥熙门口放了一口棺材，孔祥熙至今记忆犹新。因此孔祥熙给自己定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罪杜月笙。
其实岂止是不得罪。为了讨好杜月笙，争取杜月笙对自己的支持，孔祥熙还多次出卖经济情报给杜月笙，让杜大发国难财，以此表明他对杜月笙的感情。
比如“卢沟桥事变”刚一开始，一向不在政治上出头露面的杜月笙忽然公开登上政治舞台，在公开场合大声疾呼，准备迎接抗战。当时上海战事迫在眉睫，杜月笙开始大量购货囤积。果然不久“八·一三”战事打响，很多人都佩服杜月笙有先见之明。杜月笙也利用这一声势，牵头组织了抗敌后援会，向上海工商界摊派和募集了巨额物资和现金，总额达数千万元，全部由他支配。几个月后上海沦陷，这笔巨款成了糊涂帐。人们忙着撤退、逃命，谁也没有清理过这笔帐目。实际上这笔捐款大都落入他个人的腰包，可以说杜月笙成了第一个发国难财的上海人。
原来，最初是孔祥熙在知道了共产党提出的抗日主张并已为蒋介石迫不得已接受后，旋将“中日两国大战在即”的信息及时透露给杜月笙的，致使杜趁机大捞了一把。
抗战胜利后，日军在投降时向国民党交出的很多棉纱积压在仓库中。蒋介石觉得那些东西不易久放，又要费人费事去照顾管理，便决定将这大批棉纱向社会抛销，以回笼货币筹措内战资金。
孔祥熙得知这消息后，立即告诉了孔令侃，要他所办的“扬子公司”不要经营棉纱。其后孔祥熙又告诉了杜月笙，杜月笙赶紧将手中的棉纱出手。一个月后日军积压的棉纱上市，市场上棉纱价格大跌。就这样孔祥熙的一个信息使杜月笙免受了重大损失。
孔祥熙为杜月笙通风报信，杜月笙也给孔祥熙涂脂抹粉。
抗战胜利后不久，四川发生了一次水灾。当时灾情较重，数十万难民流离失所。四川省参议会派向传义和何北衡到上海募捐。他们先找到上海市长吴国桢，吴对他们说真不巧，前不久苏北刚闹过几次灾，上海为他们募捐已弄得人疲财乏，战后经济又尚未复苏，实在没有办法。
那些四川人见官方不行，就去找杜月笙。杜月笙听说了吴国桢的态度后，觉得这是个扬名的好机会，就对四川人说：“抗战期间，我杜月笙吃了那么多年四川的饭，今天四川遭了灾，我当然义不容辞。”随后杜月笙便召集他的朋友和门徒，募集了一大批捐款给四川。
本来他可以直接把这笔款子交给四川代表，但想到孔祥熙对自己的种种关照，便想来个一箭双雕，既还了四川的情，又买了孔祥熙的好。于是杜月笙给孔祥熙打电话，说四川来上海募捐，吴国桢不肯帮忙，又说只要孔祥熙出面他愿意代办。
孔祥熙当时已在政治上失意，一看杜月笙还这么给他面子，当然乐此不疲。随即安排四川代表向传义、何北衡到家中赴宴。
四川两位代表来到孔府后，见杜月笙也在座，也就明白了几分。这时孔祥熙请他们一同入席。就听孔祥熙说：“四川是我的第二故乡。抗战8年，四川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四川有难，孔祥熙我义不容辞。”
然后指着杜月笙，孔祥熙又说：“这件事我已经关照杜月笙帮忙具体筹划，一定会对得起四川老乡。”
杜月笙当时也像演戏似的站了起来，对孔祥熙说：“既然孔院长信得过我杜某，我一定效犬马之劳。”
熟悉内幕的人都知道，在抗战期间，孔祥熙和杜月笙的关系最好。因为他们一个走黄道、一个走黑道，基本上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像宋子文，虽然下野但时刻可能复出。因此孔祥熙总把他当做一个隐患、一个心腹大患。而杜月笙则不同。孔祥熙把他这种“外交策略”归结为远交近攻。
为了进一步巩固孔、杜两家的关系，他们不仅频繁往来，而且相互结为干亲。如杜月笙最宠爱他的三姨太姚玉兰，因为常到孔府家搓麻，宋蔼龄三弄两弄就变成了姚玉兰的干妈，而姚玉兰成了宋蔼龄的义女。杜月笙有哮喘病，吃了多少中药不也见好，一到冬天就犯。宋蔼龄就利用到美国出访的机会为杜月笙买药，然后带回国给杜送去。杜月笙的儿子杜维藩、杜维屏和孔令侃、孔令仪都是最要好的朋友。孔令侃当了扬子公司总经理后开始走私欧美名车，赚了点钱就买了一辆最新式的美国轿车送给杜月笙，令杜月笙感激涕零。
孔祥熙最初和杜月笙交好，根本原因还在于蒋介石。虽然孔很早就听说过蒋介石早年混迹于上海，曾在黄金荣手下做过事，和杜月笙有过私交的传闻。但却不愿相信那些传闻，尽管可能是真的。蒋介石取得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后，得到了英美列强的承认与支持，孔祥熙也发现只有蒋介石能成为国民党的真正领袖。因此当他决心跟随蒋介石走的那一天起，他就为自己的言行定下了一个原则，以蒋介石的好恶为好恶、以蒋介石的原则为原则，想蒋介石之所想，急蒋介石之所急。于是，当孔祥熙发现蒋介石真的和杜月笙有一种默契后，他便也开始对杜月笙另眼相看了。
当然，杜月笙的顶峰是在抗战以前，随着日军占领上海，青帮的势力便开始流向内地和香港。日本投降后，虽在上海还颇具影响，但也是今非昔比了。
后来杜月笙的下场比孔祥熙还惨。蒋介石逃离上海前，曾在复兴岛最后一次召见杜月笙，劝杜随他去台湾。但杜明白，他如果随着蒋介石去了台湾，也绝没有什么好下场。看看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哪一个能跟得久。孔祥熙算是久的人，十几年高官厚禄，但关键时刻蒋介石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将孔卖了出去。他太明白蒋介石的为人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联络那个算计这个，表面上亲亲热热，背地里就能下毒手。可是，如果不去台湾，到哪里去呢？留在大陆，等着共产党吗？
当时黄炎培、章士钊来做他的工作，说共产党希望他留下来，协助维持上海地区的社会秩序。并说只要他真心拥护共产党，将功折罪，就不计前嫌。话是那样说，但谁能保证一定会是那种结果呢，他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四·一二”大屠杀像钉子一样，将杜月笙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他害怕呀！
想来想去，他决定去香港。台湾不去，也不留在上海。国民党不得罪，共产党也不得罪，都保持着联系。这年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年前还稳稳当当的蒋家王朝转瞬间就土崩瓦解，来日会怎样谁又能想得到呢。
1949年4月27日晚，上海郊区已响起了解放大军的隆隆炮声。就在这天晚上，杜月笙乘上了一艘荷兰客轮“宝树号”，和妻子、子女及随从数十人匆匆离开上海，而此时的孔祥熙正在美国看蒋介石的“好戏”。
杜月笙逃到香港后不久，大陆就被解放。1950台湾当局趁朝鲜战争爆发的机会也有了喘息之机。这时共产党又开始抓紧做流落香港的知名人士的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中共高级干部乔冠华、潘汉年一直与杜月笙保持着联系，并派金山、章士钊赴港劝说杜月笙回上海。
老谋深算的杜月笙一面暗地里和台湾保持着联系，一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关心表示感谢。但他又表示因身体欠佳暂时不能回大陆，可以尽自己所能为人民服务，在香港绝不从事反共活动，也绝不去台湾。并找人带去口信，要留在大陆的弟子和门生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报效国家。
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也频频派人赴港，说服杜月笙赴台，结果亦被杜婉言拒绝。
1951年4月上旬，台湾方面突然派人来找杜月笙，告之上海人民政府将于“四·一二”政变纪念日举行公审大会，届时将公审黄金荣、杜月笙、杨虎等凶犯，并且黄金荣、杨虎将当场被枪决。中央大陆政权还将押杜月笙回上海接受宣判，这时如不乘机到台湾，性命难保。
杜月笙听到这个消息，着实吓得几夜没睡一个安稳觉，但对去台湾他仍心有余悸。只是，一旦大陆真的派人到香港来抓他，他又当如何？直到后来，从多方得到消息证实台湾的传话是无稽之谈，他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台湾方面想诱骗杜月笙的阴谋终究没有得逞。
由于杜月笙在香港心情苦闷，经济拮据，不愿去台湾又不敢回大陆，终日彷徨，终于抑郁成病，于1951年夏天中风并随即下肢瘫痪。
没过多久，一代枭雄杜月笙在香港一命西归。据说，杜氏死后，还因为他的真假遗嘱闹了一通。
杜月笙死前确立下遗嘱，即将自己所有财产依次分给妻妾及子女。但这时台湾“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以探望杜月笙为由，节外生枝，带了一份由台湾国民党当局炮制的所谓“杜月笙遗嘱”。内容是：“杜月笙跟随蒋介石数十年，一贯效忠党国，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未能亲见台湾复兴，死不瞑目云云。”
杜家当时对洪兰友的这一招真有点不知所措。杜月笙虽是弥留之际，但真遗嘱墨迹未干，要公然废真立假，不仅违背良心且与情与理都说不过去。但若不从，又怕得罪不起这位“钦差大臣”。最后还是杜月笙的秘书胡叙玉技高一筹。他表面上接过了洪兰友的“遗嘱”，并表示同意假遗嘱公开披露报端。当即洪兰友满意而归。但日后港台各报纸登出的杜月笙“遗嘱”既不是杜月笙真正留下的遗嘱，也和洪兰友带来的那份有很大出入。原来胡叙玉表面上答应了洪兰友不过是缓兵之计，他实在不愿做这旷古未闻的罪人。于是无奈中采取了偷梁换柱之法，将洪兰友的“遗嘱”删改一遍，凡涉及政治的统统删去，再重新添笔润色，整整忙了一夜。
杜月笙病逝的消息传到上海后，杜留在上海的亲属希望能在上海的报纸上登出讣告，上海市人民政府予以批准。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上海，几家报纸都出现这样几行简短但却引人注目的讣告：“杜月笙老先生于1951年8月16日下午5时在香港坚化台18号寓所寿终谨此报闻。”
被马老师当面当从质问
孔祥熙在抗战时期集数权于一身，成为国民党金融财政的化身。又靠着蒋介石的庇护，得意于一时，致使当时众多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徒也纷至沓来。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有不畏权势，敢于舍身取义的。因此没过多久，“春风得意”的孔祥熙不仅受到了党派争斗之煎熬，而且也遭受到刚直不阿的知识分子的公开批评和抨击。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当时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当面痛斥孔祥熙。
马寅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不久，就担任了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本来马寅初完全可以留在美国，过一种舒适安逸的学者生活，因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他毅然返回了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所以对孔祥熙制订出台的一系列有损国家利益和主权的法案、政策，马寅初先生当时特别痛恨并一再仗义执言，而且即使是在有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亲自出席的会议上，他也毫不留情。
孔祥熙曾对他的秘书说，他还从来没见过像马寅初这样敢于在大会上公开顶撞他的学者。
1939年春，马寅初到重庆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当时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军事上节节败退，经济上一片混乱。而孔祥熙、宋子文等豪门却利用手中权力，巧取豪夺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
当时，物价开始大幅度上扬，法币逐渐贬值，市场上出现了黄金、白银和美钞黑市。而在此时，孔祥熙突然命令财政部宣布将法币对美元的比价降低一倍，这等于无形中承认法币贬值一倍。一时间人心动荡，物价如脱缰的野马直线上升，市场一片混乱。对此孔祥熙不但不想办法，反而事前利用职权购进换进大量美元和黄金。一时间上行下效，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官员们也借了大量法币抢购黄金和美元，法币一宣布贬值，他们即可用一半美金偿还借款，自己净得一半。
马寅初目睹了这一切后，不禁痛心疾首。当即他便借召开1939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的机会，邀请孔祥熙参加时，准备和孔祥熙好好理论理论。孔祥熙平日里作威作福，根本没想到马寅初会拿他是问。届时果真坐着高级轿车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会场，还装出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和到会的学者专家们握手微笑。
会议开始后，马寅初首先发言。在介绍了各位来宾后他说：“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我们的社员、现任财政部长孔祥熙先生在百忙之中到会。孔先生是财政专家，又是现任主管全国财政命脉的最高行政长官，我想还是先请他来对当前国家财经情况作一指示。”
孔祥熙经常出席各种会议，每次发言都要预先准备。这次出于情面原想应付一下，想听听别人的意见再考虑是否发言，根本没想到马寅初会将他一军。但这时大家已鼓起掌来，只得硬着头皮走上台去，装模做样地讲了几句。
孔祥熙讲完后，马寅初走向讲台说：“刚才部长先生讲了一通形势，我想请问一句，在法币已经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财政部不但不设法出面干预，防止因通货膨胀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降低法币对美元的对价，无形中对物价上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一些大倒小倒，利用手中职权，在市场上抢购美钞、黄金，在黑市上转手倒卖，大发横财，坑了国家和百姓。对此不知部长先生有何感想。”
听到马寅初这番入木三分的言词，孔祥熙变得面红耳赤。但当着众人的面又不好发作，真是坐又坐不得走又走不掉，只好在那里干瞪眼白生气。
马寅初如入无人之境似的继续讲道：“我们中国经济学社的基金和我个人微薄的储蓄，都存在国家银行分文未动，就是将来在法币继续贬值下不值一文，如果国家需要，我们也决不会去提那些存款……”
当时不少到会的社员见马寅初敢当着孔祥熙的面揭那些丑陋的伤疤，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但又为马寅初不畏权势，敢于讲出大家想讲又不敢讲的话而感到由衷地敬佩。于是会场上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时孔祥熙在主席台上已如坐针毡，大汗淋淋了。赶巧这时有人提议休息10分钟，总算为孔祥熙解了围。孔祥熙趁机溜之大吉，但从此对马寅初恨之入骨。
第二年，马寅初又牵头组织召开了1940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大后方地区的社员都应邀出席了年会。孔祥熙虽接到了邀请，但回想起头一年被马寅初当场质问的情景，便以公务繁忙为由推辞了，只派了他的几个助手代他前往。
大会在马寅初的主持下又一次反映了民意，对当时重庆政府的财经政策提出了批评。会后孔祥熙的耳目把会议的情况向孔祥熙做了汇报。孔祥熙当即气得大发雷霆，当着秘书的面大骂马寅初不识抬举。
马寅初是著名学者，在学术界颇具声望。孔祥熙觉得自己不便直接对马寅初下手，就让宋蔼龄去向宋美龄吹风，让蒋介石下决心铲除马寅初。
其实除了孔祥熙，当时戴笠的军统和陈氏兄弟的中统也把马寅初在公开场合批评重庆政府的言论反映给蒋介石，并建议蒋介石下决心采取措施。否则会导致其他人效仿，对政府的威信不利。
蒋介石何尝不想把马寅初抓起来，但马是留美博士，在美国和在重庆都有不少支持者。如果仅因为他发表过一些批评意见就采取行动，会遭到很多人反对，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反而会惹下麻烦。所以蒋介石并没有立即下令逮捕马寅初，而是想找他好好谈谈。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和知识分子打过不少交道，总觉得他们难成大气。有时别看他们怒气冲天，给一点小恩小惠，或“招安”后封个一官半职，马上就会对你感恩戴德，报知遇之恩。
宋蔼龄几天和宋美龄通一个电话，当得知蒋介石对马寅初的这一态度后，即打电话告诉了孔祥熙。于是孔祥熙马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提出要让马寅初出任财政部副部长。
马寅初真是一代人杰，铮铮风骨。他先是对孔祥熙的邀请表示谢绝，并对前来充当说客的孔祥熙的秘书说，“本人无人仕之意，也无人任之才，只适合在学校教书或搞点学问，请转告孔部长，谢谢他的好意。”
蒋介石想找马寅初谈谈，但不直接说出这层意思，而叫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来，叫叶元龙和马寅初说，欢迎马寅初到蒋府作客。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可以直接找他蒋某人谈。
叶元龙不敢怠慢，回去后找到马寅初并转告了蒋介石的意思。马寅初却说，“他是一党一国之领袖，我一个区区百姓，有什么可谈呢？无非是要见我一面，好让我领他一个情，我看还是不去为好。”
叶元龙劝不动马寅初只好回来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一听就翻了脸，训斥叶元龙说：“你怎么可以让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是怎么骂孔院长的吗？”
由于当时马寅初不肯向黑暗势力低头，终于招致了蒋介石和孔祥熙的毒手。
1941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一群便衣特务乘车来到重庆商学院。他们来到院长室对正在办公的马寅初说，政府有一个特别会议请马寅初参加，让马先生立刻跟着他们走。
马寅初抬头看看这些要他去开会的人，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因而平静地说：“我把这个报告写完，就跟你们走，请稍等片刻。”
这时，特务要绑架马寅初的消息已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校园。几万名学生自发地来到办公室前，将特务的车团团围住，要阻止马寅初上车。
马寅初从屋里走出来，看到群情激愤便说：“同学们放心，他们不会把我怎样，我就会回来。”当时，马寅初是怕学生们因为他和特务发生冲突，以致连累他人。
特务们将马寅初带到军统的一个据点，又在那里换上了一辆囚车，从重庆一直开往贵阳。就这样，马寅初来不及和家人告别，就被秘密押解到贵州息烽一个秘密处所软禁起来。
蒋介石及孔祥熙以为将马寅初秘密关押起来，就能平息人民对他的批判和揭露。可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马寅初被捕以后，重庆大学商学院和社会各界掀起了一个营救马寅初先生的浪潮。美国、英国的学者和一些国外华侨也纷纷给蒋介石写信打电话，询问马寅初的下落，并希望蒋介石严惩逮捕马寅初的特务。与此同时纷纷谴责这种完全不符合法律的特务行径。
1942年8月，马寅初先生秘密被捕一年以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外民主人士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以及重庆大学生的压力，不得不将马寅初释放回重庆，但仍被软禁在歌乐山家中。直到1944年，才将马寅初完全释放。至此，马寅初终于重新获得了走上讲台的机会，当即重庆商学院为马寅初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孔祥熙对马寅初的迫害，进一步在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面前暴露了他表面中庸平和、内心残忍凶狠的本来面目。虽然后来，他对马寅初先生实施了阴险的报复。但毕竟将其丑恶的嘴脸，尤其是其大发国难财的罪恶勾当因此曝光，并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密切关注。可以说，这件事亦为孔祥熙日后不久的垮台，埋下了一个有力的伏笔。
第八章 四面楚歌
鬼使神差的风光了一回
1943年11月1日，孔祥熙失宠前夕，还鬼使神差地着实风光了一回。
这一天，国民党党政军要员600余人聚集重庆市的国民党中央大礼堂，举行庆祝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10周年纪念会。
这事确实有点蹊跷。要说重大的庆典，一般是国庆、党庆、军庆。要论人物，国民党最高首领为蒋介石。而在蒋介石之下，虽说孔祥熙位高权重，也不过是一名大臣，和宋子文、陈立夫等别无二致。为一个大臣任职10周年举行这样规模巨大的庆典，别说在国民党的历史上空前绝后，就是在中国历中上也绝对少有。
那么这其中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最直接的原因是，人们听说蒋介石要来，并要在纪念会上发言。蒋介石要出席这一纪念会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尽管人们还不知道蒋介石出席的动机，不知道这个纪念会要达到到什么目的。但人们相信，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聚会，是在蒋介石、孔祥熙面前亮相从而取得他们好感的一次重要聚会，这是要比那些公开的、法定的全会或常委会更为重要。
一时间，那印着烫金“孔府”二字的请柬成了最紧俏和最珍贵的商品。孔祥熙的秘书班子原准备了200份请柬，不料消息传出，打电话甚至亲自上门索要请柬的人接连不断。连孔祥熙的秘书们都有点懵，这究竟是个什么会，怎么比开国民党中央全会都积极？
这个纪念会原本是财政部为了拍孔祥熙的马屁而筹办的。孔祥熙独掌财政金融大权，自然是自己吃肉，给部下啃骨头。财政部的大小官员啃了孔祥熙甩给他们的骨头，就要想办法得到更多的骨头。但张嘴要吃是最愚蠢的，哄着主子高兴，让他心甘情愿把自己那一份分出来一些给部属，是最文明的。因此他们绞尽脑汁拍孔祥熙的马屁。孔祥熙、宋蔼龄的生日自然不必说，一年两次又送又拍。孔宋的4个孩子的生日也成了阿谀拍马的好理由。1939年9月11日，孔祥熙60大寿，他们就成功地策划了一次庆祝大典。当时五院首长、各部主管以及民间首领、军界要人纷纷前往祝寿，赠送的礼品不计其数。这次恰逢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的10周年，孔的属僚们又故伎重演，想借着庆祝拍主人的马庇，自己也能从中小捞一笔。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对陈布雷说，“告诉庸之，这个会我要去的。”本来，这一年12月初蒋介石就要赴开罗参加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准备工作十分繁忙。因而蒋决定参加孔祥熙的这个会，实在有点出乎陈布雷的预料。
蒋介石的心态，分析起来极其复杂，但有时又很简单。对孔祥熙这个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忠臣”，他隐约感到不那么放心了。民间有一句老话说“你要在师傅手下表现得很能干，但你千万别超过你的师傅”。孔祥熙虽然没有想超过师傅，但他在财政金融界大权独揽，处处插手，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自居，谁又能相信他没有一点觊觎最高权力的野心呢？自从蒋介石培植了又一亲信戴笠后，戴笠就不断地把他们知道的孔的一些阴暗面报告给蒋介石。于是蒋介石发现，那些他自认为是亲信，见了他的面对他毕恭毕敬的官员，大都在瞒着他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其中就有孔祥熙，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蒋介石承认孔祥熙的才干。但他像所有的皇帝一样，认为一个大臣不能在一个位置上做久了，不能在一个地方呆久了，那样必然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如果抗日战争不爆发，如果日本人不打进来，他会把那一个个刺头全收拾掉。至于孔祥熙也要动一动，不然他就会以为那个位置是他的，是他应该得到的。
蒋介石何时动了要动一动孔祥熙的念头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蒋介石要在出访前参加孔祥熙的一个他认为名不正言不顺的庆祝会，从而使那个会的规格迅速提高，那个会的知名度迅速升温。从而更加强化了孔祥熙的错觉，他是一个成功者，一个除了蒋介石之外在中国最重要的人物，从而头脑发热利令智昏后，作出不理智的决定。从而被别人抓住了破绽和把柄。从而被别人击倒在政治舞台的角斗场上。
事实证明蒋介石想得没错，事件的发展正如蒋介石预料的那样。就在那次庆祝会不久，国民党军界一些人企图发动一场倒蒋政变，而宋蔼龄被牵连了进去。孔祥熙也胆大包天地“公开”侵吞美元公债，并由此身败名裂。亲信林世良的被处决，更令孔的部下心寒胆颤……当时，蒋介石撒下一张大网，他可能是有意识撒下的，撒网时候并没有想到在什么时候收，想到一定能捕获到什么。但蒋介石却从容不迫地撒下了，并在那次庆祝会告诉了在座的国民党权贵，他是相信孔祥熙的，相信各位的。只要大家像孔祥熙那样效忠党国、效忠他蒋介石，并尽心尽力的工作，就能得到孔祥熙所得到的一切……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蒋介石的网口开始收了。而孔祥熙和那些被鲜花、美酒和阿谀弄得晕乎乎的官员们，还自以为他们全平安无事呢。
当时的纪念大会在重庆中央大礼堂举行。舞台的正上方挂着一条横幅：“庆祝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10周年纪念大会！”礼堂的顶棚和墙壁的四周被彩灯和鲜花装扮得灿烂夺目。身着燕尾服、脖子上扎着黑绸领花的乐手在乐池里奏着欢快的迎宾曲。门外一辆接一辆高级轿车缓缓驶来，排成两排，警卫在驱赶企图向前靠近的人群……
孔祥熙身着中式长袍，头发被进口头油抹得净亮。他眯着眼睛在众人的簇拥下，从侧门进入礼堂中央前排正中的位置上，宋蔼龄则抱着一束鲜花坐在孔祥熙身旁。
而蒋介石此际亦身着一身蓝色长袍坐在孔祥熙的另一侧，目光扫视着对面的来宾。
说实话，当时孔祥熙自己也没想到这个纪念会会搞得如此隆重，他知道这原本是部属的一片真心奉承。他同意这样做是因为近来中统军统都对他颇有微词，他需要这样一个仪式来表明他的地位，以及他对抗战的贡献。表明大多数人对他的成绩的承认。特别是蒋介石的光临。事前宋蔼龄曾提醒过他，规模搞这么大好不好？会不会给人造成一种功大盖主的误解。
但孔祥熙却不以为然。怎么能说功大盖主呢？要说这10年来我的功劳，也是在委员长的领导下取得的，我的功劳也是他的功劳呀！表扬我实际就是表扬他吗！
然而亲临现场，孔祥熙心里又隐约感到不安，隐隐地感到这样的盛会对自己未必是件好事。只是，此时后悔已然晚矣。
纪念会开始了，首先自然是请蒋介石先讲上一通。
在一片掌声中，蒋介石站了起来。先看了一眼孔祥熙，然后操着浙江口音念了一段陈布雷为他起草又经他修改的为孔祥熙的颂词，那颂词道：
度支之任，经治国用，遭时艰虞，厥责弥重。
来战之先，为战之血，革法圜法，实惟至讦。
文战之时，肆应益劳，排除万难，虽免夕朝。
冉二十载，鬓发已苍，继是戮力，为国龙光。
下关民力，上计帮储。自强不息，日居月诸。
中国的官场就是这样，不管什么会，只要一把手定了调，余下的全跟着这个调走。当年的重庆也是一样。蒋介石发完言笑着坐了下来，孔祥熙带头鼓掌。接下来就一个比一个吹得邪乎了。
先说何应钦。西安事变那会儿，他一看老蒋快完了，就惦记着汪精卫要上台。于是那主意就一个劲往亲日派身上出。后来看老蒋有救了，又来个大转弯，骂亲日派比谁都狠，还积极向蒋表忠心，叫嚣要千刀万剐张学良和杨虎城。这才保住了参谋总长和军政部长的位置。这次听说财政部要开这么个会，又听说蒋介石要来，立刻感觉到了这里的意味。于是他把什么都推了，让秘书准备了一份贺词且天天在家背，直背得滚瓜烂熟。
蒋介石发完看后，何应钦紧接着站了起来，先向蒋介石及孔祥熙深鞠了两个躬后，然后戴上军帽，亮开了嗓门说道：
“抗战迄今已达6年多。战争开始时，敌人根据我国当时经济与武力情况，估量我们最多只能支持一年半载，不料后来在财政方面意外坚强。财政部在孔部长策划下，对长期抗战之所需均能供应无缺，不虞匮乏，而使我们的军事形势稳定下来。现代战争为消耗战，经济较武力尤为重要。战争所需之粮草弹药，无一不赖财政维持，战争之胜负，全视财政有无办法。中国抗战能转弱为强，转败为胜，表面看来是前方将士浴血牺牲的结果，殊不知财政实为重要因素。目前敌人在我国，深陷泥潭的陆军有100多万，被牵制的空军有五分之一，这庞大数字的敌军随时处在被消灭中。这种功绩，就是因为在财政上有办法，能强力支持军事的结果。也是孔兼部长苦心孤诣大力维持的功勋。现在前方将士，士饱马腾，军粮无缺，均为孔兼部长所赐。我谨代表全国陆海空军将士，向孔兼部长致以十二万分的谢意！”
何应钦讲完后，宋子文意想不到地登场了。宋子文和孔祥熙既是亲戚又是冤家，既是朋友又是对手。当下宋子文想的明白，不就说几句大家都爱听的话吗？我说了不掉一块肉，你听了不进一分财，互相给个面子，大家在生意场上正是朋友。
孔祥熙注意到，此际一身笔挺西装的宋子文是一脸的春风得意。他虽然不在政府任职，但他的影响力是举世公认的。特别是他的赫显家世更是孔祥熙望尘莫及的。所以当宋子文站起来走到话筒前时，孔祥熙丝毫没有感到幸福和荣耀，反而感觉到一种挑战，一种只有男人间才有的那种挑战，尽管宋子文笑容满面。
这时宋子文对数百位国民党党政要员和蒋介石侃侃谈到：
“本人以往也曾把任财政部工作，深知抗战财政有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困难。因为平时财政办理不善，其失败仅是负责财政责任者个人，战时财政办理不当，那就不是个人的失败或政府的失败，而是全民族国家的灭亡。因此在抗战六七年当中，孔兼部长担当艰巨，为国家辛勤奋斗，卒能克服一切困难，使抗战经济能平稳发展，不但军事需要不虞匮乏，就是经济建设也能齐头并进。这种成就，实在是对国家民族的伟大贡献，为历史上显著功绩。”
孔祥熙这时感到，宋子文的话还是挺中听的，就带头鼓起掌来。宋子文也低头向孔祥熙致意。一时间，似乎这时冤家成了挚友。
余下发言的也比着干，一个个把孔祥熙吹得上了天。似乎中国离了孔祥熙，马上就会向日本投降。坐在一旁的宋蔼龄就不高兴了。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本来这纪念会就够铺张了。再当着蒋介石的面这么吹孔祥熙，蒋介石能高兴吗？
宋蔼龄悄悄地瞥了一眼，蒋介石正襟端坐，面带微笑，看不出一点破绽。但宋蔼龄正是在桌下悄悄揣了一下孔祥熙的衣襟，叫他说话时别走了嘴。
可当时孔祥熙对宋蔼龄这些小动作很反感。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场面，你不给大老爷们点面子，还尽想着窝着自己。孔祥熙把袖子一甩，起身走到话筒前，这时下面就有些起哄捧场的鼓起掌来，那掌声把孔祥熙心里鼓得甜滋滋的，他提高了嗓门说：
“刚才领袖和各位所言，实在是对庸之的谬奖，不敢当，实不敢当。不过……”孔祥熙把话题一转，说道：“本人在任期之内，也做了10件事。”这10件事就是：
1.废除苛捐杂税，以苏养民生。
2.实行关税改革，整理内外债，以树立国信。
3.建立国家金融机构，以奠定金融基础。
4.实行法币制度，以统一币制。
5.创办直接税，以开拓税源。
6.施行主计制度，以执行预决算。
7.推行公库制度，以稽校收支。
8.改正国家财政收支系统，以期达到平衡预算之目的。
9.举办田赋征实，以调节军粮民食。
10.举办专卖事业，以创造国家资本，调节社会供应。
孔祥熙也够大言不惭的。要知在1943年11月时，国民党的财经金融都面临着严重危机，财政收入入不敷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工业生产停滞，农民纷纷破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把挽救危机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美国援助上的孔祥熙，居然还在大庭广众之下为自己评功买好，不能不说是国民党政治历史上的一大奇闻和一大讽刺。
由于是纪念孔祥熙担任财政部长10周年，孔祥熙也自认为是主角，讲了“10大功绩”之后，还想接着说。于是在一帮捧场者的阿谀声中，他又说道，“这些成就的取得，一靠国父（指孙中山）遗教。二靠领袖（指蒋介石）指导。三靠民众拥护和同仁支持。四靠盟友特别是美国在经济上的支持……”
当下孔祥熙还着重谈了他理财的三大诀窍：一是“政重于财”。所谓政重于财，就是首先要想到政。而以往搞财政的人，往往是迷于财而忘了政。殊不知财政财政，财是为了政，政好财自来，政劣财便穷。
二是民重于官。所谓民重于官，是对那些漏税逃赋的无知商民，不妨从轻发落。而对于那些中饱私囊、徇私舞弊的官吏，不妨重罚。一切税源的启发蕴税，只要藏富于民都可酌量宽大，一切征收对象，最好是有钱者多出，无钱者少出。驭吏严、驭民宽，方能财茂双源。
三是事重于人。每用一人，应先看其是否明白事理。只要其人对事务能负担得起，操守足于伏众，不管是仇是亲，识与不识，都应用之。
孔祥熙这几条讲得不错，但他是否按着做了且又做得如何呢？
孔祥熙讲完话后，蒋介石带头鼓掌，纪念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各路大员纷纷上前向孔祥熙祝贺，连平日里和孔祥熙最不对付的戴笠也特制了一个又大又高的算盘送来，并在算盘的横梁上烫了一行金字：“民国铁算盘，理财第一人”。
纪念会结束了，孔祥熙回到家里仍处在亢奋中，并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山西家乡小调。
宋蔼龄可没他那么兴奋，她冷冰冰地扔给孔祥熙一句话：“还高兴呢，我看你这个部长当到头了。”
“这你怎么讲？”孔祥熙立时像被一盆冷水浇到头上。
“亏你还是孔家的后代。我问你，孔子的礼你可记得？”
“当然记得，可我并没有非礼呀。”
“你以为老蒋出席纪念会是来抬举你，我看他是来害你！”宋蔼龄此话可谓一针见血。
“为什么？为什么？”孔祥熙在这方面似乎永远没有宋蔼龄反应得快。
“哪有为庆祝一个部长担任10周年举行这样隆重的纪念会的？比国庆都隆重？你说说，有哪个部长敢这么干？这分明是炫耀，是挑战，是犯上。我早就跟你说，要你收，会的规模不要搞这么大，你就是不听。你看看老蒋那张脸——”
“我看你是神经过敏，你们女人都有这个毛病。”此刻孔祥熙仍不愿相信宋蔼龄的话是真的。
但那天晚上，孔祥熙确实没睡好觉。他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戴笠送给他的那把大算盘压在他身上，他怎么搬都搬不掉，急得满头大汗……第二天早晨醒来后，想起了宋蔼龄说的话，更觉得这不是个好兆头。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
中国有句老话：“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就在孔祥熙政治、经济地位达到颠峰状态的时候，他的末日也悄悄地来到了。而和所有中国内部重大消息几乎都是由国外媒体首先披露一样，孔祥熙的挽歌首先也是从美国一家报纸唱起的。
1944年3月的一天，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发出一篇在美国公众中毫无反应但却令孔祥熙胆颤心惊的报道。报道说在抗日战争的胜利曙光已经出现的时候，重庆却变成了一个充满忧虑、猜疑和诡计的女巫施术场。
孔祥熙当然知道，这个女巫指的就是宋蔼龄。而这个指责的最终目标，就是他。
1944年4月，一位与国民党南京政府接触密切的美国官员写下了这样一分备忘录：
“目前最明显的事实是，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受到几乎所有派别的攻击。同他一道成为众矢之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小姨子蒋夫人。”
“孔夫人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似乎变得不那么活跃，夏天可能要去美国度长假。”
其实，在美国记者披露孔祥熙的丑行之前，香港《大公报》就曾对孔祥熙进行过揭露和抨击，并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可以说，那是蒋介石第一次对孔祥熙产生了反感的真正缘由。
当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岌岌可危，驻香港的《大公报》一位负责人向国民党政府求援。蒋介石遂电告香港当局，由重庆派一架飞机将这位负责人由香港送回内地。
12月9日，得到消息的《大公报》记者到重庆珊瑚坝机场守候迎接。谁知等那架班机在珊瑚坝机场降落后，记者们没有看见他们的老板，只见从飞机机舱里却走出几只大洋狗、几位保姆和一大批贴着孔府封条的箱子。身着男装的孔二小姐也趾高气扬地走下飞机，然后钻进了一辆在机场守候多时的小汽车。一时，令在机场守候多时的记者们瞠目。
12月12日，《大公报》为此发表了一篇《拥护修明政治案》的社论。社论中指出：“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做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65万元公款又买了一所公馆。”
这篇社论虽然不长，一下子揭露了两件丑闻，使蒋介石极为恼火。文中指的“某部长”是指外交部长郭泰祺。蒋介石为了平息舆论的抨击，不得不将郭泰祺撤职，让宋子文接替其职务。
而洋狗事件却直指当时红得发紫的孔祥熙，弄得蒋介石很伤脑筋，蒋介石授意交通部“妥善”处理这个极敏感的问题。几天后，交通部便给《大公报》写了一封公函，要求其为洋狗事件做出更正，结果却欲盖弥彰。
这封公函中说这架飞机原本是要载很多因战争逃难的旅客，但因为传闻敌机要来轰炸机场，故飞机要提前起飞。又由于通讯联络因战争被日军切断，所以无法通知众多旅客。飞机要提前起飞，旅客又无法提前赶来，所以飞机上有很多空位子。这时恰巧交通部和中央交通银行有，一批箱子要运回重庆，就顺便装上了飞机。决不是私人带洋狗、老妈子。洋狗是美国机师带的，和中国人无关等等。
这封公函虽洋洋洒洒数千字，却破绽百出，自相矛盾。信的结尾处居然还盖着交通部一枚殷红的大公章。
《大公报》做得更绝，12月30日也就是1941年的倒数第二天，竟将这封欲盖弥彰的来信在报末全文发表。
来信见报后，在西南特别是重庆引起强烈反响。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和在昆明市的联合大学的爱国学生，先后发动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向蒋介石政府抗议并要求严肃处理飞机洋狗事件。
不久，《大公报》还发表了一篇《晁错与马谡》的文章。文中授引汉景帝杀晁错而败七国之兵、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以正军法的故事后说：
“述说以上两段历史有什么意思呢？这说明，当困难当头，除权相以解除反对者的精神武装，戮败将以服军民之心，是大英断，是甚必要。”
文章的柔头指得很清楚。“除权相”就是要求孔祥熙应该对此事负责，要求罢免孔祥熙。“戮败将”是指要杀何应钦，因为当时何氏主要负责军事。
像这样尖锐的带有政治倾向的文章蒋介石以前从来不依不饶，但这次却没有追究《大公报》的责任，因为《大公报》的文章太得民心了。还有就是孔家做得也太过分了。运送旅客的飞机变成运送自家家眷洋狗的专机，又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紧在关头，这实在是给蒋介石脸上抹黑。
当然，使蒋介石对孔祥熙反感的根本原因，是他发现这位貌似谦和的老好人极为贪婪。有人曾告诉蒋介石，抗战期间孔祥熙利用职务之便大发国难财，至少为自己聚积了10亿美元。一位美国人说，孔氏家族至少有30亿美元。孔家的暴富还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其他派别的猜忌、妒恨和攻击。最积极的要数陈立夫、陈果夫二兄弟。作为一个惯于耍政治手腕的蒋介石也不能不考虑，为了一个孔祥熙而失去那么多的支持值不值。而最终促使蒋下决心搬掉孔的直接原因，却是宋蔼龄“参与谋划”了一起由高级军官发起的倒蒋的未遂政变。实际上，这对孔祥熙来讲真有点“莫须有”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43年12月，中美英在开罗举行三国首脑会议，蒋介石携宋美龄前去出席。就在蒋介石身着陆军上将的高级呢套装，带着雪白的手套，面带微笑和罗斯福，丘吉尔握手会谈时，在重庆一群新近晋升的高级军官却在秘密策划一起倒蒋政变。
当时这些激进的军官认定，中国的落后挨打局面是由于蒋介石极其腐败无能的走狗帮凶。要想挽救中国，必须舍身成仁，推翻蒋介石及其核心人物。这些军官秘密地同为国民党军队做军事顾问的美国准将廷伯曼接触，希望能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方面显然对此持慎重态度，他们暂时还看不出这次政变有多大的把握，但他们显然对此感兴趣。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至少可以猛击蒋介石一掌，使蒋对自己和国民党的阴暗面有所重视。所以美国方面对政变计划不置可否。
于是政变在有条不紊地准备着。时间选在蒋介石出访期间的12月12日，这天也正是当年“西安事变”发生的日子。那一次张学良、杨虎城只是捉蒋介石没有倒蒋，而这次他们是要倒蒋而不是捉蒋。
但政变还没有进行就流产了。就在蒋介石出访后的第3天，也就是政变者们秘密聚会商讨最后行动的那天晚上，事先得到情况的特务头子戴笠联络中统的陈氏二兄弟，一举捕获了这个企图政变的军官团伙。600多名军官被捕入狱，其中16名将军最后被处以极刑。
当蒋介石回到重庆后，对宋蔼龄又恨又怕的戴笠和陈氏二兄弟旁敲侧击地提示，这次政权的真正策划者很可能是埋在蒋身边的定时炸弹，亦即宋美龄的姐姐宋蔼龄。
蒋介石心头一颤，难道……宦海风云，官场险恶，亲族间仇杀的画面一串串在他眼前浮现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蒋介石一贯的准则。再说如果没有核心层的支持和纵恿，一些军官怎么有如此的胆量。
于是蒋介石又走了一步险棋。他去找宋子文，请宋子文谈谈对孔祥熙、宋蔼龄的意见，或征求宋子文对当前政坛的看法。
宋子文对10年前孔祥熙从自己手中夺走权力始终耿耿于怀，对宋蔼龄参政揽权也一直心怀不满。这次蒋介石找上门来，他虽不是受宠若惊，也感到了一丝欣慰。于是，不太客气地讲出了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宋蔼龄对宋美龄的影响和控制等等。
蒋介石的目的达到了，他安慰了宋子文。他知道，把孔祥熙赶下台后，宋子文肯定愿意再次接替财政部长这个位置。
蒋介石又立即召见了戴笠和陈氏兄弟，叫他们严守秘密，有关这次政变的消息不能向外界透露一个字，有关材料尽可能销毁。
当做完了这一切后，蒋介石才找宋蔼龄而不是找孔祥熙。要她陪宋美龄到美国治病。蒋介石说，宋美龄最近身体一直不好，需要到美国疗养一段时间，最好能有亲人陪着去。思来想去还是宋蔼龄为好，你宋蔼龄去了美国，把孔祥熙一个留在中国也不好，就叫他随你一块去，顺便考察一下美国的实业。
对孔祥熙失宠宋蔼龄是有预感的，但没想到来的这么快。抗战还没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在这种时候撤换财政部长于国不利呀！但是这些话也说不出来。蒋介石并没说要换，只是让他们到美国去住一段时间，但这还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么。
你一去美国，因为你的工作要有人做，财政要有人管，等你再回来时随便一个理由就让你复职的梦想泡汤。但蒋介石的这番话不是随便说的，硬抗能抗得过去吗？再说已经有人向她通风报信，说重庆前一段秘密处决了一批高级军官，这事和她有关。
1944年春天，重庆多雨的季节。宋蔼龄也像窗外淅淅沥沥的天空一样，成了泪人。几十年来，这个意志坚强、精于算计的女人，一直春风得意。虽然她没像两个妹妹一样当上第一夫人，但是她得到了比第一夫人还要多的东西。现在她明白了。人不可能总是顺境，花园里不可能总开满鲜花。就像这天空，昨天还晴空万里，今天就淫雨霏霏。人生变幻，世事无常啊！
宋蔼龄难受，孔祥熙更难受。他劝宋蔼龄不必为蒋介石哭泣，要多想想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成就。只是在劝的同时，他的心上也在滴血。孔祥熙想起了10年前自己接任财政部长时宋子文的话：“给蒋介石当财政部长等于给他当一条狗。”那时他不理解，觉得宋子文过激了。现在他才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在官场上一个人的成功可以有几十次、几万次，没有止境。但不允许有失败，哪怕只有一次。
抗战胜利前一年发生在“四大家族”内部的这次倾轧。为后来的历史学家留下了不尽的寻味。一般的看法是，当年所谓的“未遂政变”将宋蔼龄以及孔祥熙牵扯进去，纯粹是莫须有的捏造。或者干脆就是蒋介石为了打鬼而借助的一个钟馗。但不管怎么说，因这次“未遂政变”引发的内讧，对每个家族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并注定了国民党核心层的分裂和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孔祥熙从此一蹶不振，再没重返政坛。陈氏兄弟一时得宠，但好景不长。在人民解放大军渡江、蒋介石清算大陆失败之责时，二陈被指责为一己私欲而对孔祥熙造谣中伤，使蒋失去理财专家，导致抗战后国内经济混乱。二陈就此背上黑锅，被迫退出政坛并从此销声匿迹。蒋介石本人为了表白自己坚持廉政、大公无私，不断披露孔氏家族贪污黑幕，最终殃及自身，也被人们认为是腐败政权的首领，终于失去人心，被赶出大陆躲到台湾。宋子文虽然得势于一时，并复得了10年前为孔祥熙取代之职，但宋氏家族的分裂已使他孤掌难当，再也形成不了左右政局的力量。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子文被蒋介石一脚踢开。在倒孔中立了头功的戴笠，下场更为可悲，两年后的一天，他从北平飞往南京，飞机中途“失事”，机毁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