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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笑着说：“姐姐莫要多心，小妹心里一直有姐姐，只是这许多年来实在不便联系。这次你肯来四川，我真是十分感动，借成都的茶表表心意，也算是借花献佛吧。”
宋蔼龄早已明白，便插嘴说：“咱们姐妹三人，早年一同留美，四年寒窗手足情深，都是那些男人们为了自己的私利你争我夺，害得咱姐妹天各一方。现在好了，咱们有机会相聚于此，是要好好地祝贺一番。”
宋庆龄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于是三姐妹便一同出席茶会。
不料这个会比在蒋介石家里的那个还大，成都各界近500人出席。这也难怪，宋氏三姐妹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特别是宋庆龄，第一次来四川，大家都想一睹三姐妹的风采。所以尽管人员一压再压，还是突破了400人。
三姐妹既然有客有主，发言自然就要遵循各自的角度。宋蔼龄、宋庆龄自然是表示感谢，同时都强调了妇女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宋庆龄特别强调了抗战工作与民主政治是相辅相成的，妇女应积极参与。
宋美龄在致词中鼓励各界妇女要积极投身到抗战救国的伟大事业中来，不要辜负两位夫人的希望，并对出席会议的抗战将士的家属表示感谢和慰问。
宋氏三姐妹的四川之行是整个抗战史中的一段佳话，也成为当时新闻界的热点。被大量报道以致后来被拍成纪录片，在国内外广泛放映。当时此事产生了很大影响，并被国内外有识之士看成是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的象征。特别是宋庆龄，她和宋蔼龄一同回重庆，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人民认识到，虽然汪精卫集团从中国分裂了出去，但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阵营却更加巩固和纯洁。
从某种意义上说，宋蔼龄和孔祥熙的目的达到了。他们和宋美龄一起做宋庆龄的工作，使其自然而然地来到重庆。特别是宋蔼龄，利用和两个妹妹结伴而行的机会，大出风头占尽了便宜。当然，我们尚不能说这里没有真情实意。然而从宋蔼龄这一方讲，确实抱有明显的功利目的。但宋庆龄在重庆、成都等地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又要返回香港，又使宋蔼龄觉得懊丧。岂止是宋蔼龄，连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没料到宋庆龄着急要回去。宋美龄曾明确地希望宋庆龄能长住重庆，指导全国的妇女工作。蒋介石也带来口信，希望宋庆龄长期在重庆住下来，不想住想什么时候走或走后想什么时候回来都欢迎。但宋庆龄还是决定回去。宋蔼龄发现，她这个外表柔顺的妹妹骨子里还和过去一样，认准了的事情谁也别想把她劝回来。
当年孙中山虽为革命领袖，也为军阀憎恨，他们几次妄图对孙中山下毒手。而宋庆龄嫁给孙中山，等于把自己献给了漂泊、危险而又光荣伟大的革命事业。
宋庆龄执意要回香港，宋蔼龄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其实，宋庆龄要回香港实属必然。宋氏姐妹虽为同胞姐妹，但近十几年来所走过的道路迥然不同。宋庆龄走的是一条革命者的道路，追求的是自由解放。而宋蔼龄和宋美龄则是攀龙附贵，追求的是荣华富贵、个人享受（虽然在抗战期间她们也做过好事）。
宋庆龄出于团结抗战的目的，和宋美龄、宋蔼龄同来重庆。但她并不喜欢重庆，特别是不喜欢重庆弥漫着的官场气氛，那种阿谀奉承、吹吹拍拍和拉拉扯扯、那种言不由衷的官话套话、那种等级森严消磨个性的礼仪和规定，以及迎来送往的客套。
还有，宋庆龄这次来重庆，所以同意住在孔府，就是想和孔祥熙有所接触，以求得孔祥熙对“工合”运动的支持。孔祥熙虽然只认蒋介石，但碍于情面总能多少对“工合”运动有些帮助。即使他不出钱，只要能出力，出席“工合”组织的活动，也会在商家和企业界中产生影响。但遗憾的是，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令宋庆龄失望。他总是口头上表示支持，而实际上缺少行动。好在宋蔼龄对“工合”运动极为热心，使“工合”运动在重庆有了较大的发展。所以宋庆龄为“工合”运动发展来到重庆的目的已经达到，也再无久住之理了。
再则，宋庆龄住在宋蔼龄家里，名义上安逸舒适，实际上处处受到监视和限制。她知道这也许正是蒋介石、宋美龄和宋蔼龄为防止她自由活动而作出的精心安排。宋庆龄回香港后说：“在那里，我当然想到哪里就可以到哪去。但实际上，我的一举一动都被注视着。”
宋蔼龄、孔祥熙借口避免打扰，对宋庆龄进行变相封锁，只允许宋庆龄按他们安排的计划行动。所以宋庆龄感到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她。虽说出入自由，但想去见什么人、或什么人想见她，都要由孔府事先约定。一切来往信函、电报都要先经宋蔼龄过目。更有甚者，有一次冯玉祥将军前来拜访，宋蔼龄竟不通知宋庆龄，而擅自代宋庆龄会见冯玉祥，还说孙夫人身体不好，不能见客。
如果说，在孔祥熙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处处能见到宋蔼龄的影子。那么在宋庆龄住在孔府的这一个多月，就处处能见到孔祥熙的影子。尽管他表面上对宋庆龄客客气气，背地里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防着。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宋庆龄犹如一根扎在国民党政府心脏里的刺一样。
宋庆龄回到香港后，即接受了记者采访，并对记者谈及了她对大后方的印象尤其此次四川之行的感想。当时她说中国人民只要团结抗战，就必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日军虽占领我沿海各省，但中国仍将有广大自由地区，人力资财仍无比富厚。而且抗战3年来，民族意识大为增强，在文化落后的偏僻农村，也有很多青年应征入伍，以执戈保国为荣……
割肉助“工合”
赴渝期间，宋庆龄和孔祥熙除了礼仪上的接触外，谈论最多的就是“工合”这个字眼了。而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亦最能表现他这个人的人生哲学及其行为准则。在抗日战争期间，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可谓是其沽名钓誉的杰作了。
“工合”运动即“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同时开展的一项生产自救的经济救亡运动。宋庆龄后来成为这一运动的实际领导人。当时曾有“经济国防线”的美称。
“工合”的发起人是上海工部局工业科科长路易·艾黎。他当时在上海，亲自参加和目睹了“八·一三”上海抗战及日军对沿海工厂狂轰滥炸的情景，便产生了组建“工合”运动的构想。当时他说：“沿海一带工业区已沦陷，抗战将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因此应以合作社会动员后方的人力和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的生产，以供应军需和民用，支持游击战争。”
美国记者斯诺称“工合”为“游击工业”。即利用沿海工人的技术，鼓动生产性救济，开办数以千计的小型、半移动性的合作工业。
艾黎的这一倡议立即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响应。1937年，在武汉就成立了以艾黎为首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共同拟定了一个旨在“引进外援、发展生产、生产自救、抗日救国”的计划，目的是动员那些必须自谋生计的非敌占区人民：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残废军人和一般失业者，在合作的基础上从事战时必需品的小工业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
这件事本来和孔祥熙没有必然联系，孔祥熙当时正忙于协助蒋介石确立战时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机构和调整经济政策等“国家大事”，对这种来自社会下层的群众自发的生产自救运动无暇顾及。
但世界上的有些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该你得到的你想得也得不到，该你得到的你想躲也躲不开。
“工合”运动首先得到了宋庆龄和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的支持。他们觉得，要想使这项利于抗战、利于人民的事业长久地坚持下去，除了要取得国际援助外，最重要的是要取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于是卡尔大使便将“工合”计划交给了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而宋庆龄则把“工合”的情况介绍给了宋蔼龄和宋美龄。
上海失陷后，宋氏三姐妹在香港同住了一段时间，那是对她们幸福而又难忘的一段岁月。抗日战争激发起来的民族感情，国共的再次合作，使她们（宋庆龄和宋蔼龄、宋美龄）之间因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而出现的裂痕暂时得以弥合。特别是宋蔼龄，她是大姐，总想以一种大姐的身份说服宋庆龄来到她的身边。但在抗战前的上海，虽然她们同住在一个城市，却形同路人。所以当宋庆龄提出利国利民的“工合”运动时，宋蔼龄和宋美龄自然都要积极地响应了。
宋蔼龄在抗战前就在上海办过几个实验性质的救济性工厂，“工合”的想法和她不谋而合。国难当头，她极愿意做一些既合她身份、又能实际帮助抗战、同时又扬名的“实绩”。她也希望通过类似的活动，把宋氏家族重新团结在自己周围。
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和宋蔼龄却截然相反。其一是“工合”都是散落在各地的小型工厂或小作坊，形不成规模、形不成垄断，无大钱可赚无大利可图，对四大家族和各大垄断财团没有根本的影响。其二是这些小企业或小作坊打的都是抗日的旗号，肯定要来贷款借钱，找他的麻烦。其三是眼下是国共合作，“工合”弄不好会被共产党利用，成为共产党手中的一张牌，这就成了政治问题。而且他深知，蒋介石对共产党是恨到骨髓里去的，有利于共产党的事半点也不能干。
世上的事总是这样，有人讨厌就有人喜欢，有人反对就有人赞成。孔祥熙对“工合”的事反应冷漠，关于“工合”的报告他能推就推，有时甚至看都不看。宋子文却是“工合”的热心支持者。当然宋子文支持“工合”，与其说是热心抗战，还不如说是热心和洋人交往。因为宋子文发现，很多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对这件事感兴趣。可因势利导，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声誉，趁机作一个振兴民族工业的表率。
英国大使的态度和社会各界的响应使蒋介石、孔祥熙小得不同意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孔祥熙并表态说财政部将提供500万元做为“工合”的开办费。
但从1937年12月卡尔向蒋介石转交了“工合”计划、蒋介石和孔祥熙同意创立“工合”后，到1938年7月，8个月过去了，“工合”的具体成立日期还没确定下来。孔祥熙答应的拨款500万元也像是水中月、镜中花一般。
宋庆龄对此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宋蔼龄和宋美龄也着起急来，她们深知蒋介石和孔祥熙的为人处事的原则。像这种和他们的根本利害无关的事你不去催不去办，就可能永远办不成。
宋蔼龄和宋美龄实在沉不住气了。孔祥熙的拖延实际等于给她们的脸上抹黑。在香港，她们一直在宋庆龄面前说蒋介石和孔祥熙的好话，说他们如何坚决抗日，如何爱国，对“工合”事业也绝对赞同。哪知艾黎等人的计划如同泥牛入海，她们不能坐视等待下去。
宋美龄从香港赶到武汉，恰巧孔祥熙正主持由各路财神参加的讨论“工合”成立的会议。一问得知这种会议已开了数次，都是议而不决。这次会议也从上午开到现在，连“工合”理事的人选还不能确定下来。宋美龄不由怒从心头起。她闯进烟雾缭绕的会议室，对正在开会的孔祥熙、艾黎和端纳说：“你们跟我出来！”
孔祥熙一见宋美龄脸色煞白地闯了进来，不知有什么大事。看了艾黎、端纳一眼，乖乖地跟着宋美龄走了出来。在旁边的一间小会客室里，宋美龄对孔祥熙说：“你已经毁掉了我的很多计划，但这一次你毁不了。你必须为‘工合’提供支持，明天一早艾黎必须得到全部拨款。”
自从孔祥熙和宋蔼龄结婚以来，宋美龄在他的眼中一直是端庄大方，美丽得如同天使一般，也从未对他发过脾气。这是第一次，孔祥熙害怕了，这天下能让他害怕的只有蒋介石一人。宋蔼龄虽让他退让，但他从本质上不怕宋蔼龄。但宋美龄不同，尽管他知道蒋介石对宋美龄并非一往情深，但宋美龄毕竟是蒋的夫人。
宋美龄这一吵一闹，就像给“工合”打一支催产剂。1938年8月初，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经过近一年的酝酿后，终于在武汉诞生了。孔祥熙担任了理事长，宋子文为领导委员会常委，宋美龄为名誉理事长，宋庆龄为名誉理事，宋蔼龄为顾问。
另外国民党方面还有王世杰、邵力子、翁文灏、张治中和俞鸿钧等人参加。共产党方面有林祖涵、董必武和邓颖超等人参加。民主人士有沈钧儒、黄炎培、于斌等人。沙千里和胡子婴还担任了推进处的处长和副处长。
孔祥熙虽然担任了“工合”的理事长，但自知是个挂名，并不能左右和影响“工合”，也捞到多少政治资本和经济实惠。所以他以抗战期间经费紧张为由，只在“工合”成立伊始给了20万元，以后就再也不拨了。
原来计划500万，现在只给了20万，缺口太大，“工合”运动很快受到了资金短缺的困扰。原来设想的一些计划不仅不能实现，连“工合”总部的正常活动经费都出现了困难。一些原来想在“工合”运动中大显身手的人离开了“工合”，艾黎沮丧地给斯诺写信说，我快破产了，我的人离开了我。
宋庆龄、艾黎、斯诺等人认识到，“工合”运动要想真正在中国立足，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基金，而不单是依靠孔祥熙和国民党政府。为此他（她）们决定在香港建立了一个筹款机构。这些想法得到了宋蔼龄、宋子文的支持，也得到了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的支持。经过努力，“工合”国际委员会于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
“工合”国际委员会一成立，就立刻着手进行在国际间的宣传和募捐。普律德女士受命奔赴纽约，筹建了“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罗斯福的夫人担任了名誉主席，太平洋舰队司令雅纳尔将军任主席，普律德女士任秘书，委员有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等百余人。罗斯福总统对“工合”十分关心，多次询问“工合”运动的发展情况，罗斯福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工合”运动的关注，并希望得到一份关于“工合”运动发展的详细情况的报告。罗斯夫总统夫人还在《纽约世界电讯报》上著文，指出“中国人民就工合运动，作极有趣味之试验，我本人对此极应予以赞助。盖中国之胜利及其经济的建立，将可保证远东在民主政府下生存的民族间之交换自由。”
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期间，参观了“工合”企业，对中国“工合”运动给予支持和赞赏。由于美国友好人士的帮助，“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抗战期间，美国各界友好人士和在美华侨通过“工合”促进委员会，共对华援助300多万美元。
此外斯诺夫妇在马尼拉、宋庆龄在伦敦等地的筹款和募捐中，也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这些涉外的募捐筹款活动中，宋子文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宋子文之所以积极投身于“工合”运动是有深刻原因的。首先，宋子文对日本军国主义深恶痛绝，日军的入侵毁了宋家在上海和江浙经营多年的工业和金融业，使宋子文对抗日有着比较坚定的决心。二是孔祥熙掌握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和金融大权，他宋子文没有发言权，极想通过发展民间的工业来扩大自己影响和势力，以和孔祥熙抗衡。其三是“工合”运动是宋庆龄极力推荐和发起的，他和宋蔼龄一样，想通过抗日战争——姐妹、兄妹找到了共同的敌人，来圆宋家团圆的梦。因此在许多关键时刻，宋子文都坚定地站到了维护、支持“工合”运动一边。这和孔祥熙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工合”运动在国内最大的一次募捐，要算是1941年7月至8月间，在香港举行的持续了两个月之久的“一碗饭运动”。这次募捐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也引起了陈氏兄弟和CC派对“工合”空前的忌恨，以至引起了宋氏家族和陈氏兄弟之间的冲突。当时，孔祥熙身不由己也卷入了这场冲突之中。
“一碗饭运动”是美国医药援华会于1937年首倡的。每年举行一次，主要是在美国友人和华侨中募捐，募捐所得善款用于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以支援抗战。为了使这项活动能长期地开展下去，并且范围更大、影响更大，1941年5月，在香港成立了“一碗饭运动”委员会，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委员会确定了募捐方式：即由委员会发售餐券一万张，每张二元，买到餐券的人可到指定的餐室吃炒饭一碗，由参加赞助的饭店、酒家、茶室等提供炒饭。整个活动得到的捐助将作为“工合”国际委员会扩大救济伤兵、难民的基金。
当时香港总督虽因故未能来，却写来了贺信由罗文锦律师在大会上宣读，给这一运动以有力的支持。香港总督在信中说“‘一碗饭运动’是一项弘扬正义、激发善举的运动，相信它在香港会和在英美一样成功。因为它的目的是为了援救侵略战争中的遇难者。凡有爱国之心、凡属血气之人，均应引为己任。”接下来，宋庆龄等也纷纷发言和致词。路易·艾黎还放映了他亲赴各地拍摄的影片，生动形象地介绍了中国的“工合”运动，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生产自救的动人场景。在大会主席台上，整齐地摆放着宋庆龄捐赠的孙中山先生生前珍爱的墨宝和纪念品，当场义卖。顷刻间，这些珍品便被销售一空。
8月1日，“一碗饭运动”正式举行，为期3天。而这时，不算捐款捐物，仅捐助的炒饭就达14700碗，超过原来计划的47%。整个香港沸腾了，许多街道两旁的广告牌上，出现了一个个大碗的模型和画面。人们自发地在市中心街道游行，并喊“多买碗饭，多救一个难民！”公共汽车上也贴出大幅标语：“为无家可归的难民请命”、“全部收入拨交中国工业合作社扩大救济工作”等口号到处可见，有的饭店还在门口贴出“欢迎来吃爱国饭”等标语。
香港各界群众盛赞“一碗饭运动”，以此为荣，纷纷购买饭券。8月2日和3日正好是周末和周日，市民全家出动，扶老携幼去吃这顿不平凡的炒饭。香港的驻外使节、香港当局的官员、军官也都购餐券去吃爱国饭，原是3天的期限一再延长。“一碗饭运动”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共募集2.5万元港币，扩大了“工合”的影响，并且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一碗饭运动”结束不久，宋蔼龄、宋美龄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主动发起“保盟”和“工合”联合举办的“嘉年华会”，又在香港开展了。这是一种普及民众的娱乐集会，采取民众联欢的形式。会场布置了各种游艺玩具，同时展销工商产品，其中展出了100余种“工合”生产的产品，类似现在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意思。
嘉年华会历时三周，每天都有大批人士参加。原定每天上午10时至晚10时，后经各方要求延长到晚12时。“嘉年华会”成为“一碗饭运动”后，香港民众爱国抗日的又一个焦点和热点。几十万人次参加“嘉年华会”，不仅扩大了“工合”的影响，还为“工合”募集了大量资金。
“工合”运动的蓬勃发展终于引起了国民党极右势力的仇恨。CC派头子陈果夫首先对“工合”发难，他派人四处搜寻“工合”支持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证据。然后向蒋介石写了个秘密报告，说“工合”总会和各区负责人有的被“共党赤化”，有的本身就是共产党，如不对“工合”加以控制或改组，于国民党极为不利云云。
对这份报告，蒋介石没有批示，但却叫侍从室带话给陈果夫，要他拿出一些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解决办法来。蒋介石知道，“工合”虽有共产党和“左派”参加，但折腾得最凶的却是宋氏三姐妹和一些英国人美国人，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是不好轻易采取得行动的。陈果夫对蒋的意思心领神会，便以为适应抗战新形势为由，提出要在国民党内新设立一个“合作社管制局”，名为加强对民众的领导和引导，实际上就是对着“工合”来的。陈果夫在关于成立“合作社管制局”的报告中指出：“合作社会管制局为国民党政府的政府机构，对一切形式的合作社具有管理权……”
然而鬼使神差，这件事赶巧让孔祥熙知道了。说心里话，他对“工合”本来是反感的，但无奈宋蔼龄对“工合”却很投入。宋蔼龄办过几个小厂，尝试着通过劳资合作，把工厂办成福利性的“实际工厂”，“工合”运动正投其意。在孔祥熙看来，这纯粹是胡闹，他只能认为那是一种女人特有的表现欲。现在不同了，“工合”越闹越大，共产党也掺合进来，“工合”越来越具有政治色彩。而这些，宋蔼龄认识不到，宋庆龄是同情共产党的，可宋蔼龄却把她们宋家姐妹的面子看得比政治都重要。但他对陈果夫也不满，认为陈果夫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宽，你一个组织部长管好组织就得了，什么都想插一脚，成立“合作社管制局”也轮不到你头上。他凭着本能已隐隐感到，陈果夫将来必是他的心腹大患。
想来想去，他还是决定先和宋蔼龄通个气。因为共产党虽然是根本威胁，但却毕竟不是直接威胁，而且太远。而陈果夫眼下咄咄逼人，却可能直接威胁到他的地位和影响。
果然，宋蔼龄听说“合作社管制局”一事就火了，说“什么合作社管制局，纯粹是红眼病，看见别人把事业搞得红红火火，他在一旁坐冷板凳心里不舒服。当初成立‘工合’时你为什么不积极？现在桃子熟了你想伸手了，没门！”宋蔼龄知道，要阻止这些孔祥熙不便出头，因为孔祥熙一出面，就会和陈果夫的矛盾公开化。谁都知道孔是“工合”的理事长，尽管不理事，况且蒋介石对陈的建议颇为欣赏呢。宋蔼龄只好去找宋子文、宋庆龄商量此事，恰巧宋子文在美国访问，她们就给宋子文写信，宋子文一向对陈氏兄弟不感兴趣。在他的眼中，陈果夫和戴笠就是一群流氓，连蒋介石都是流氓。
宋子文接到信后立即给蒋介石、宋美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正在美国活动，争取美国对中国的援助。美国各界对中国“工合”运动很有兴趣，极愿为此投资。但如果“工合”的领导权为陈氏兄弟把持，就会失去美国人的兴趣和支持，失去大量的国际援助。
宋子文的这封信可谓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当时蒋介石主要有两个担心：一怕共产党发展。二怕失去美国人的支持。如果因为陈立夫陈果夫得罪了美国人是得不偿失的，虽然陈氏兄弟是一片忠心。因此他大笔一挥，在陈果夫于建立“合作社管制局”的报告上批了“暂缓办理”4个字。
孔祥熙和陈果夫就是这样，既勾结又争夺。有同共利益时，他们相互勾结，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利益不同时，又勾心斗角互相拆台，恶语相加甚至大打出手。在对待“工合”的问题上，他们可谓表现得尤为突出。
“合作社管制局”虽然没能成立，但陈氏兄弟对“工合”的报复由此却变得变本加厉。孔祥熙一看陈果夫争权的计划破产，就又和他携起手来共同对付“工合”，使“工合”运动再次面临困难的处境。
陈果夫通过CC派和军统戴笠的配合，对“工合”大搞特务活动，不断以“通共”的罪名迫害“工合”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从1939年到1945年，仅西北“工合”办事处，他们就逮捕、关押了30多人。“皖南事变”中，不仅叶挺被俘、9000余名新四军将士遇难，当时皖南茂林的“工合”事务所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也被关进了江西的上饶集中营。
更有甚者，他们对“工合”运动的发起人、国际友人、新西兰的路易·艾黎也下了毒手。他们先是捏造罪名，说艾黎是第三国际打入中国的间谍、特务，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非法活动”，并扬言要将路易·艾黎逮捕移交军事法庭。恰在当时，国民党极右势力和顽固派又掀起了反共高潮，到处杀戮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袭击八路军、迫害进步民主人士，实行白色恐怖。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这个双手沾满新四军鲜血的刽子手宣布路易·艾黎在他的战区是不受欢迎的人，并扬言要将艾黎逮捕后驱逐出境。
艾黎尚且如此，“工合”其他人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但由于宋庆龄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及国际友人还担任着“工合”的领导，蒋介石还不敢取缔“工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工合”国际委员会便迁往成都，继续开展工作，但影响和规模较之以前已缩小了许多。
发生在抗战初期的中国“工合”运动，是一场在爱国民主人士领导下，在共产党影响下，对日本侵略者在经济上进行的“人民战争”。它的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成果也是显著的。据1942年7月“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统计显示，各区“工合”办事处共设立了72个事务所，组织工业合作社3000余个，社员3万余人，每月生产总值达2500万元，社员股金600万元，总会和银行贷款8000万元，国际援助500多万美元。1938年到1945年底，“工合”共获捐款和贷款1.8亿法币，工业合作社遍布全国16个省市。
“工合”运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是无数热爱和平、共同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国际友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它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工合”运动团结了中小企业主和广大手工业工人，调动了他们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并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忱，为解决战时的军需民用，建立巩固的国防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年“工合”运动亦对陕甘宁边区大力支援，并因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无私援助，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工合”运动的伟大与不朽。中国共产党利用“工合”运动的合法性派遣党员去国统区开展工作，既推动了“工合”运动的发展，又向广大群众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既扩大了影响，也团结了群众。
第七章 众矢之的
“孔宋”硝烟再起
孔祥熙被称为“哈哈孔”。他自己也多次声称信奉中庸，为人宽容，从不做强人所难之事。其实孔祥熙为人处事自有一套准则，那就是对蒋介石唯命是从唯命是听。除此而外他判断事物只看利害，不分对错。只看轻重，没有是非。只要不损害蒋介石，并且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他便该捧的捧，该损的损，该打的打，该治的治，从不手软。为此，孔祥熙几乎和国民党上层所有派系都发生过冲突。
当年美国的一位著名政治家林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可能在某些时候蒙骗所有的人，你也可能在所有的时候蒙骗有些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蒙骗所有的人”。
正是当初，当有人对宋子文说，孔祥熙如何仁义如何好时，宋子文就曾用这句话回答。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孔祥熙的为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宋子文一生中都在和孔祥熙明争暗斗，尽管在表面上，他们是亲戚，是朋友。
照理说，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嫡亲加郎舅关系，这两大家族，又是蒋介石在财政金融上的两大支柱，本应和睦相处亲如一家。但是由于孔祥熙和宋子文个性不同，利益矛盾，争官争宠，因此二人之间一直面和心不和，明争暗斗此起彼伏。
孔祥熙和宋蔼龄结婚时，宋子文就有些瞧不起这位相貌平平、说话略带山西口音的姐夫。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问题上，二人的立场又尖锐对立。但是他们公开闹翻还是在1933年，那一年孔祥熙被任命为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让，东北沦陷后税收减少，可蒋介石又积极“剿共”，使军费开支剧增。当时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为1500余万元，而支出则达2200万元，其中仅军费一项就达1800万元，每月不足的700万元，只得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维持。
面对如此巨额的赤字，当时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极为不满，并发现自己一再受到蒋介石的欺骗。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压制。他出席华盛顿和伦敦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回国后，发现因“剿共”使国库的赤字又增加了6000万元，财政危机十分严重。当即宋子文急匆匆找蒋介石劝谏，不但没有奏效，反而挨了蒋的一记耳光。
当年10月，宋子文一气之下辞去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之职。蒋介石随即任命孔祥熙接替，宋子文就从骨子里生出一种憎恨来。
孔祥熙一上台，就立即对上海和江浙金融界下手，切断了宋子文通过他们发挥其政治影响的渠道，使宋子文通过控制金融界来影响政府的计划破产。而在表面上，他却充当蒋宋之间矛盾的调解人。从那时起宋子文就领教了这个他原来瞧不起的山西佬的厉害，在玩弄权术高过他一筹。但佩服归佩服，怨却从此结了。
宋子文辞职来到上海，继续他金融家的生涯。当时报纸报道说，宋子文辞职是健康原因，就有好事的新闻记者来到上海，想了解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好以此再来一篇“花边”新闻。不料宋子文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说，你看我现在气色怎么样？那记者看宋子文红光满面的样子，便知道这里面有文章。宋子文接着说，我的身体一向很好，有人说我体健如牛，也不过分，这次辞职完全是因为政见不合。合则留，不合则去。为了党国大业，我也只能如此了。
如果说，宋子文对新闻记者还有所保留的话，那对他的秘友则是坦露无遗了。一次喝醉了酒后他说，“给蒋介石当财政部长，跟给他当一条狗没什么两样。”此真可谓酒后吐真言。
宋子文下野以后，担任了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在官场上，他败给了孔祥熙。在金融业务上，他决心打一个翻身仗，叫孔祥熙看看，在中国谁是真正的财神爷。他买通交通银行，也与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对着干。凡是孔祥熙想到的，中国银行都想到了，而且先行一步，弄得中央银行处处被动。从1933年到1935年，中国银行迅速发展，现金储备比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多50%，存款多一倍半，有价证券多150倍，资产多近三倍。
对孔祥熙和宋子文的矛盾，蒋介石心里明镜一般，但却无可奈何。准确的说，他甚至有点幸灾乐祸。做为一个玩弄权柄的高手，蒋介石深深懂得如何控制他的这些大臣。给孔祥熙一个肥缺，但又给宋子文一些政策，让其也能发展，客观上对孔祥熙是一个刺激。使你孔祥熙别认为老子天下第一，有竞争，你就得想办法改进工作。你就有危机感，你就得求我来平衡你们的关系。蒋介石就是这样，对于派系之间，他从来都是今天支持一下这一派，明天支持一下那一派。今天拉这个打那个，明天拉那个打这个。使下边的人们谁也成不了大气候，谁想占住脚都得靠他蒋介石帮忙。
因此，宋子文是下野，但并没有失势。在金融界，特别是在民间金融界和买办金融界，宋子文还是执牛耳者，而且不买孔祥熙的帐。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和美国关系密切，他从美国借款有一个专门的帐本，但离职不交给孔祥熙，也不向孔祥熙汇报。他离开财政部时，财政部次长以下的高级职员大都辞职不干了，弄得孔祥熙十分难堪。当时只有赋税司司长贾士毅没有辞职。贾士毅不是宋子文的死党，他原是旧北洋政府财政部人员，因工作勤勉、为人忠厚、业务熟练，所以被宋子文启用。宋子文辞职后，他觉得自己若跟着辞职没有更好的地方去，就没有跟着走。事后觉得有点不合适，就去宋子文的家中探望。哪知宋子文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请你出去。”弄得贾士毅偌大一把年纪，眼泪直在眼眶里转。
贾士毅知道宋子文真的生自己的气了，心里十分害怕，就去找新任部长孔祥熙。孔祥熙听了他的陈述后本来想给他鼓鼓劲，叫他跟宋子文对着干。后来看他一副老实窝囊的样子，就说你也不必为难，在我手下干，我也不会亏待你。
贾士毅说，“既然已得罪了国舅（宋子文），再在南京恐怕不合适，请孔部长高抬贵手，让我到外地当个职员算了”。
孔祥熙想即使让贾士毅走，也不能太随便，否则人家更会觉得我孔祥熙怕宋子文，损坏我的声誉。于是孔祥熙决定让贾士毅去湖北，但不是去当职员，而是去做财政厅厅长。
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后，不仅在人事上和孔祥熙捣乱，而且对原财政部的一些直属事业单位，仍抓住不放。比如关务署署长关吉玉，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梅乐和、张福运，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等。这说起来有点叫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却是如此。这些人都是宋子文的亲信，宋辞职后仍听宋子文而不是孔祥熙的。这是因为，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亲自提拔了他们，对他们有知遇之恩。再者宋子文给他们制订了一套严格的英美传统的人事和工作制度。说话全部用英文，起草任何书信文件也全是英文，上下级之间的批件批文也全是英文，除非对这些部门的人员大换班，否则外人根本无法涉足其内。另外孔祥熙任用的人虽也有留洋的，但和宋子文手下的人很少有私交。因此孔祥熙的命令在这些部门不太管用。
抗战爆发时，孔祥熙正在英国。为了集中财力抗战，宋子文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力、事处，简称四联总处，由宋子文主持。孔祥熙得知后，立即命孔令侃出面，在上海组建财政部驻沪办事处和宋子文唱对台戏。孔祥熙回国后即要夺“四联办事处”的权，后因战事愈紧，国民党政府迁都武汉，夺权一事暂搁。“迁都”武汉后，孔祥熙就在武汉把“四联总处”恢复起来，并由自己担任主任。宋子文却呆在香港，不到武汉来参加四联总处的一切活动，也不派人到武汉和孔祥熙接洽。他说你孔祥熙自封为“四联总处”主任，事前并没和我商量，我为什么要派人去捧你的场，拍你的马屁？
孔祥熙当了“四联总处”主任不久，就发现这“四联”实际上就是“一联”，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国银行都和他貌合神离，特别是宋子文直接控制的中国银行，从来不把他这个主任放在眼里。孔祥熙还算明智，看到不行就激流勇退，建议蒋介石出面兼任“四联”主任，这才结束了这种名为四联、实为四不联的局面。
对于宋子文的种种“挑衅”，孔祥熙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有机会便奋力反击。
西安事变后，宋美龄、宋子文因亲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谈，并将蒋介石安全带回南京。一时成为南京国民党人中的“英雄好汉”，报纸电台纷纷发表文章吹捧。孔祥熙听后极为不快，在家中对他的同僚说：他算哪路英雄？西安事变时是我主张他领蒋夫人去西安，是想给他一个机会，好恢复他同蒋委员长的感情。他却恩将仇报，联合人来倒我。
但孔祥熙无论怎样攻击宋子文也无济于事。一方面，他们在很多问题上认识一致。另一方面，他们在很多利益的问题上相互矛盾。孔主要依靠的是蒋介石，而蒋介石还得利用甚至依靠宋氏家族。所以孔祥熙明白，他对宋子文的反击是有限度的，仅仅在于警告宋子文包括宋氏家族，什么事做得不要太过分，中国现在不姓宋。
一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这样看。他们认为，宋氏家族在中国最有影响，甚至实际上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除了宋庆龄外，宋氏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在想尽办法捞钱。美国一位记者说，宋氏家族捞钱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玩弄阴谋骗取中国人通过租借法得到的物资，并把这笔钱中的很大一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
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关系确实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话题。靠蒋介石撑腰，孔祥熙取得了官方的财经和金融大权，也正是由于担心或畏惧宋子文过于膨胀的势力，蒋介石才让孔祥熙取宋子文而代之，这一方面体现了蒋介石的精明狡诈，一方面又体现了宋子文和由他代表的宋氏家族的力量。在以后的十多年里，蒋介石的基本原则是，在财经上依靠孔祥熙，其次才是宋子文，但又让他们两位相互牵制。为了防止他们的权力过于集中，一贯崇拜威胁和讹诈的蒋介石还培养了自己的两支秘密警察队伍，戴笠的军统和陈氏兄弟的中统，以致形成国民党政权内四大家族的“鼎立之势”。但在这四大家族中，宋氏家族无疑是最强大、最长久的一支。
孔祥熙和宋蔼龄的关系也极微妙，宋蔼龄是孔祥熙的妻子，理应站在孔家一边。但同时宋蔼龄又是宋氏家族的核心成员，在很多问题上又站在了宋家一边。
美国驻中国事务处官员谢伟思长期研究中国问题，他曾向美国国务院写过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其中很重要的篇幅是讨论宋氏家族及宋子文、宋蔼龄和孔祥熙的关系的。
这位美国人说，宋家真正的智囊人物是宋蔼龄。她是一个邪恶又聪明的女人。她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而宋子文只是一个执行者，在中国发生的几乎每一件大事，都必须至少通过宋家的一名成员。据说宋蔼龄在中国雇佣过很多刺客，很多中国高级官员都听说过她的行动，但对此都一言不发。
在宋家唯一的例外是宋庆龄。谢伟思在抗战期间专门拜访过宋庆龄。宋庆龄出于正义，提出要对宋子文领导的环球贸易公司进行调查，触发了宋子文和孔祥熙两人最敏感的神经，也给蒋介石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当时，环球贸易公司是宋子文创办的，总部设在美国，专门处理美国根据租借法提供的物资。
宋庆龄对专程拜访她的谢伟思说，她听说现在有人在利用租借法得到的款项大发横财。现在正值抗战，国家急需财力支持，这样做等于玩火自焚。她希望谢伟思回国后提醒美国总统，应检查这些钱财的分配和使用情况，特别要对环球贸易公司进行调查。宋庆龄是因为担心宋子文越走越远，最后不可收拾才提出这种意见的，而且她自己的心里也并不好受。
宋庆龄和宋子文的关系以前一直比较好，她喜欢这个有魄力、有能力、有头脑的弟弟。在对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上，在对北伐革命上，她们都曾有过一致的立场。大革命失败后，宋子文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到武汉革命政府做事。但后来由于宋蔼龄做工作，宋子文才又被拉到了蒋介石一边。宋子文离武汉赴南京前，曾去看过宋庆龄，企图说服宋庆龄也去投靠蒋介石，遭到拒绝。从那以后宋庆龄和宋子文虽然还一直保持着联系，但在政治上的分歧和裂痕越来越大了。
宋庆龄提出要求调查环球贸易公司，不想竟再次引发了孔宋两家的“大战”。
1940年，为了争取外援支持抗战，宋子文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外交部长。宋子文欣然接受任命，并随即出访欧美。一方面利用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即有共同利益而争取外援，一方面借机谈判废除以前各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取得了成效。为了办理接受因租借法和各种外援而得来的美金及物资，宋子文在美国成立了环球贸易公司。
据说这些美金及物资总额高达35亿美元。因此环球贸易公司一成立就引起了人们的注目。紧接着大量的半真半假的消息通过各种媒体传遍美国，也传遍中国——如大量军用物品在运输中丢失。运送几百辆新式坦克的轮船在太平洋中遇风暴而沉没……而有人看见这些“丢失”的军用物资正在美国的黑市上被高价出售，而那些“沉没”的坦克根本就没有运出库房。
英国一位外交官竟直言不讳地说，宋子文把数亿美元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很多挂失的物资根本就没离开美国领土。
无风不起浪，这些传闻和报道引起了国民党上层人物的震动。宋蔼龄、孔祥熙首先“发难”。孔祥熙因和宋子文的关系不便出面。宋蔼龄就找到宋子文，委婉地提出如果宋子文在运输方面有什么困难她可以提供帮助。宋子文一听就知道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一方面对大姐的关心表示感谢，一方面婉拒了宋蔼龄的“好意”。
接着蒋介石和宋美龄也开始“关心”起环球负贸公司的业务来。宋美龄给宋子文打电话，通告了外界的种种传闻，希望宋子文能拿出确实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宋子文对那些指控坚决否认，弄得宋美龄也挺恼火。于是和蒋介石一谈，蒋便想把宋子文的外交部长拿掉，让孔祥熙干。至少把争取和管理外援的任务交给孔祥熙，因为蒋介石觉得孔祥熙毕竟比宋子文听话。
但要和宋子文摊牌，绝非易事。宋子文那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蒋介石领教过。况且谁的屁股上没屎，要揪住宋子文不放，把他惹急了对谁都没好处。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眼看着让人家攻击国民党是腐败政治、听着外国的广播里讲什么发国难财，谁心里舒服。况且要真是这样，以后谁还敢再援助什么，将来怎么好再张口跟人家要？
想解决宋子文的问题没招，不解决又不行，蒋介石感到十分棘手。最后还是宋蔼龄出了个主意，采取谈心的办法，宋家姐妹加上你这个委员长，一块邀宋子文谈谈。争取说服他，让他和平地交出权力。古人有杯酒释兵权咱也来个“谈心释兵权”。
事到如此，蒋介石也只好同意了。
宋子文被召回国后，很快接到宋美龄的电话，说蒋介石想找他谈谈。
宋子文顺水推舟地说，他也正想去看看委员长，二人商定明天在蒋的官邸见面。
第二天傍晚，宋子文如约来到蒋介石的住所。一进客厅，见宋蔼龄坐在那里，就预感到事情不对。
“子文，”宋蔼龄满脸堆笑，招呼宋子文坐在她身旁。宋子文半推半就，坐在了宋蔼龄对面。少顷蒋介石和宋美龄从里间出来，寒暄了几句后，宋美龄马上进入正题。
“哥哥，最近美国舆论界对环球贸易公司处理租借法物资和钱款上议论很多，想必你也听说了。我想，为了避免洋人的猜忌，维护国家的形象，你能否暂时先回避一下。”
宋子文立刻明白其中的意思，他看了一眼坐在一旁的蒋介石，故意问道：“美龄，这是你个人的意思呢，还是……”
蒋介石插话说：“今天找你来，是以你们兄妹的身份，事情商量着来。”
宋子文说：“我知道，现在大家都在盯着环球公司，都在盯着租借法和外援的那些肥肉。说我管得不好，谁能管得好？既然今天是家庭会议，那就恕我直言，如果你能说出谁比我强，我就让出。”
宋子文的话声音不重，但火药味十足，一下子把谈话的气氛弄得挺紧张。宋蔼龄见状便说：“子文，不是大家信不过你。要说这次外援，还不都是你的功劳。只是现在外面议论太多，为了证明你为党为公，为了证明你的清白，才让你暂且回避一下吗？”
宋蔼龄话说得恰到好处，但是没有从正面回答宋子文的问题。因此宋子文只是嘿嘿一笑，未做回答。
蒋介石一看这样下去不行，岂不让宋子文占了上风，便说：“我想，从关系上讲，由财政部掌管，是不是更顺一些呢？”
宋子文听后不慌不忙地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写满了英文字母的信纸，像早有准备似地说：“财政部？我先来念一封美国人给财政部的信吧……‘我们寄去的是北卡罗来纳州查佩尔布尔的斯帕西圣诗班的一小笔经费。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富人，但我们了解孩子，知道饥饿的滋味。所以我们愿意从我们并不富裕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救济中国的儿童。但我们最近看报纸上说，我们捐献给可怜的孩子们的钱，被在中国黑市上高价出售，肥了某些贪官的腰包，愿基督在天上睁开他的双眼，惩罚那样毫无良心的恶人吧！”
宋子文念完信，对蒋介石说：“这笔对华救济联合会的捐款可是由财政部掌管的，怎么样？这笔捐款总共有1700万美元，干什么用了？再让他们去掌管租借法物资，结果难以想象！”
宋蔼龄坐不住了，这不是冲着孔祥熙去了吗？
“子文，”宋蔼龄说，“这话你说得可有点出格，那笔钱并不是财政部直接掌管的。财政部只是代收，然后转到专门的机构去处理，与财政部没关系。”
宋子文看了宋蔼龄一眼，没反驳她，总算给了姐姐一点面子。但旋即宋子文又说：“好，救济款与财政部没关系，通货膨胀和财政部有没有关系呢？最近美国公布了我国近几年的通货膨胀率，1938年是49%，1940年124%，到了今年已涨到235%。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有如此之高的通货膨胀率？这也跟财政部没关系？”
“子文！”宋美龄觉得宋子文扯得太远了，她分明看见宋蔼龄脸都被气红了，想来制止宋子文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
可宋子文正在兴头上，话匣子一打开就刹不住车了：“财政部——财政部的官员都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我再举一个例子，按照财政部的规定，一美元换20法币。可你到大街上看看，哪家银行会给你20法币？现在黑市的价格就一美元250法币，有哪个国家对美元的汇率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
“好啦，你说完没有？”蒋介石显然沉不住气了。他堂堂一国之君，怎能容忍宋子文目无一切地侃侃而谈。10年前就是因为宋子文目无君臣父子之规，口出狂言才挨了蒋介石一记耳光，并从此丢掉了财政部长的位子。难道他今天又想重蹈覆辙不成？
“目前国家经济出现的问题，是日寇入侵造成的。如果要追究责任，就要算在敌人头上，怎能同室操戈，说出亲痛仇快的话来？”
“我是……”宋子文还想解释。
蒋介石一挥手，从座位上站起来说：“环球贸易公司的事，你必须查个清楚，并保证以后不再在美国给中央政府丢脸。否则，你要负责任！”
蒋介石说完便看也不看宋子文一眼，独自进入卧室。宋子文也喘了一口浊气。蒋的话表面说虽硬，实际已做了退步，不再提换人的事，而是让他调查，等于是放了他一马。当宋蔼龄回去后把这一晚的情景和孔祥熙说了之后，孔祥熙瞪圆了他那双本来不大的眼睛说：“不可能，这怎么可能？”
宋子文的这次胜利虽然是局部的，但却大大鼓舞了他的士气。因为这是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公开挫败了孔祥熙的“进攻”，这是近十余年来所没有的。宋子文虽然不善于奉迎和在官场上周旋，但也懂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道理。他发现孔祥熙并非不可一世，并非无懈可击，他一方面放手做他的生意，紧紧拉住美国做为自己的后台老板，大赚其钱，一方面寻找一切机会发泄对孔祥熙的不满。
抗战后期，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批评孔祥熙的浪潮。说他的子女在美国吃喝玩乐，挥霍无度。说他贪污腐败，任人唯亲。在这些方面，宋子文透露的情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4年，孔祥熙赴美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和“橡树园会议”，向美方提出拨还战时欠款的问题而得罪了美方。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要求中国政府更换财政部长。当宋子文又一次坐在客厅里向蒋介石谈起罗斯福总统的建议时，他似乎找到了感觉，蒋介石不动声色地听他把话说完，而后一言未发。但宋子文感到他已胜券在握，因为孔祥熙失道寡助，蒋介石也要权衡利弊。而要把孔祥熙赶下台，唯一能接替的人就是他宋子文。
1944年12月，宋子文终于如愿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曾大度地打电话给孔祥熙，对其“不幸”下野表示安慰。1945年抗战胜利前，宋子文又担任了行政院院长。
孔祥熙对自己的失宠当然是悲痛的。他也知道有人在背后搞他的鬼，但并不十分清楚是宋子文。他觉得那个书呆子在政治的角斗场上表演还是嫩了一点，况且他也不相信宋子文比他强。但后来他发现，宋子文上台以后在公开的场合不断发表诋毁原财政部工作的讲话，有时甚至不点名地提到他本人，他才慢慢发现宋子文也是一个十足的小人。事后孔祥熙曾对宋蔼龄说：“想不到你这个弟弟还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抗战胜利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到重庆找到蒋介石，说抗战胜利了，燕京大学将重新选举一个校长，这个校长最好由中国人来当。孔祥熙得到消息后很感兴趣，就打电话给司徒雷登，说他有意得到这个位置。可能是下野之后空虚无聊，想到年轻时办贤铭学校的情景，有点怀旧吧。司徒雷登很当回事，立即打电话给在北平的美国燕京大学托事部，但却如石沉大海没有了回音。后来孔祥熙才知道美方不同意他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原因是他政治色彩太强，而且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声誉不好。孔祥熙十分气恼，就怀疑是宋子文在搞他的鬼，因为宋子文一向和他作对，和美国人关系又好，便对宋蔼龄说起了此事。但孔祥熙这次却是冤枉宋子文了，因为宋子文当时正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这些事。
但孔祥熙耿耿于怀。1947年借口去美国探望宋蔼龄，准备离开中国到美国定居。临行前一些旧友到家中送行，但见家中冷清，院内枯叶满地，不禁怨恨陡出。当时他对旧友说：“都说我败家败国，我在抗战时期做了7年的财政部长，给宋子文留下了9亿美金和6000万两黄金，现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造孽呀！”
后来国民党监察院通过调查发现，孔祥熙所说的不错。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所发的国难财共有外汇9亿美元，黄金600万盎司，日伪工厂及固定资产10亿法币，联合国救济总署救济物资数亿美元，而这笔庞大的财富似乎不翼而飞。到了孔祥熙走时的1947年底，国民党国库空虚，负债累累。宋子文也因“不善理财”被免去了财政部长职务。但此时的蒋介石已无暇顾及这些“琐事”了，在军事上的连连失利使他夜不能寐。
孔宋两家的角逐，随着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而结束了。但这段历史却为后人留了下来，他们相互利用又相互争斗，喂肥了自己，坑害了国家和人民，终于落得个身败名裂、死在异国他乡的下场。
与陈氏兄弟反目成仇
当年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陈果夫和陈立夫的CC系是后起之秀。当时有一种说法，即因陈果夫、陈立夫名字英文写法的第一个字母都是C，所以美国人就把陈氏兄弟和他们领导控制的派别称为CC系，后又叫做CC豪门。
国民党内部派系繁多，最后形成四足鼎立是有深刻原因的。如汪精卫、林森和张静江等虽也担任过党或政府的第一把手，但终究不能形成气候。究其原因就是他们都没能在政权或党内控制一个或几个重要部门，没有形成一个从上到下的派别，没能充分利用矛盾团结其他派系，所以最终难免昙花一现。
而在蒋、宋、孔三家中，蒋孔都是围绕宋家结成的姻亲。蒋孔之间虽没有直接关系，但蒋介石和孔祥熙的关系却好于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这里除了孔祥熙对蒋介石言听计从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名义上宋子文是宋家的代表，但一般以为宋蔼龄才是宋家的核心。所以蒋介石对于宋蔼龄的丈夫亦即孔祥熙不得不加以重视，这也是蒋介石起用孔祥熙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氏兄弟与这三家没有亲缘关系，但与蒋宋之间却有着历史的渊源。
陈果夫和陈立夫的父亲叫陈其采。陈其采的弟弟陈其美曾是上海青帮最有影响的头目之一。辛亥革命前，陈其美受同盟会委派打入青帮，随后便迅速发展自己的势力。辛亥革命时陈其美夺得了上海军政府都督的宝座，可见其影响之大。当年蒋介石混迹于上海时，就是陈其美手下的人，对陈其美崇拜至极。因陈其美不听袁世凯的招呼，被袁世凯派来的杀手杀害于上海。陈其美死后，陈其采代替了陈其美继续在青帮活动，蒋介石又通过陈其采和青帮挂上了钩。在蒋介石以后的政治生涯中，青帮一直是他利用的帮凶。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青帮头子杜月笙就雇用流氓为上海总工会“送锦旗放烟雾，诱骗杀害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所以蒋介石和青帮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对陈其采的儿子陈果夫、陈立夫另眼相看，也就不足为怪。
但陈氏兄弟真正在国民党中起步，却大大晚于蒋、宋、孔三家。1927年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政变后，陈果夫在国民党内成立了国民党中央俱乐部。不久陈果夫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长，又掌管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国民党的高中级干部都必须经过政治学校培训后产生）的领导权。而陈立夫则掌握了国民党意识形态大权。自此开始兄弟二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巧取豪夺，并以国家的名义，先后投资于银行、商业和工业等领域，逐渐成为不仅在政治上势力强劲而且在财力上也可以和孔宋争雄的国民党政权中的新豪门。
当年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自修德曾在他的文章中这样描写过陈氏兄弟：
“一个腐败的派别控制着国民党，它既有坦慕尼大厅的一些最恶劣的特点，又有西班牙宗教法庭的一些最恶劣特点。沉默寡言、神秘莫测的兄弟俩陈立夫和陈果夫……实际上通过恩赐、秘密警察、间谍活动和行政权力控制着全国思想界。哥哥陈果夫完全控制着通天的大门，送委员长的文件和备忘录，都要通过此人转交。”
“他弟弟陈立夫身体虚弱，面色清秀，比他更加重要。陈立夫工作起来孜孜不倦，刻苦、廉洁。他的带有神秘色彩且气魄很大的、貌似富有哲理的文章，几乎没有人看得懂。”
孔祥熙和陈氏兄弟原来的关系一直不错，特别是陈氏兄弟当初羽翼未丰之时，便极力和孔祥熙搞好关系。但随着抗战后期孔的权力极度膨胀，作风也日益霸道起来，便和陈氏兄弟的CC派发生了摩擦。以后则愈演愈烈，终于反目为仇。在1944年前后的倒孔运动中，陈氏兄弟起了重要作用。
早在1932年蒋介石和宋子文的“耳光风波”之前，蒋介石因宋子文对“剿共”的消极态度便准备撤换他这个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消息传出后，国民党内的政学派积极活动，想谋求这个位置。因政学派和汪精卫关系密切，蒋介石虽然一直想把汪置于自己之下，但有时为了长远利益也不得不做一些妥协。为此蒋初步决定让政学派的张群接替宋子文的位置。
历史就是这样微妙。如果张群当时真的担任了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命运将大相径庭，国民党的历史也许还要改写。当政学派听到这个没有最后落实的消息欣喜若狂，一个年轻的记者不知轻重地在上海影响很大的《中报》抢先发出了消息。而就是这则几百字的消息，改写了孔祥熙的历史。
当时陈果夫天天看《中报》，张群即将出任财政部长的消息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陈氏兄弟要发展自己的势力，政学派为主要障碍。财政部长一职若落在他们手中，后果不堪设想。陈果夫找到陈立夫商量后，由陈立夫起草了一封秘信，派人立即送到宋蔼龄家中（宋家在上海投资发迹，和青帮也是密友）。
宋蔼龄接到陈果夫的信，看后大吃一惊。立即驱车从上海赶到南京，直奔蒋介石的官邸。因宋蔼龄是宋美龄的姐姐，门卫侍从皆不敢阻拦，任凭她直闯了进去。
蒋介石一见宋蔼龄来了，当时也没给她好脸色，还没等宋蔼龄开口，就把宋子文臭骂了一顿。宋蔼龄就听着，也不吭气。等蒋介石把火发完了才说：“子文是有他的不对，但他再错也是自家的人。张群对你百依百顺，但再好也是别人的人”。
蒋介石一听她这话中有话，就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宋蔼龄说：“这事本来不该我管，可我怕你吃亏，给你来提个醒。要换一定要换一个知根知底的，不能只看表面上是不是花言巧语。一旦上来了，再下去就不好办了，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蒋介石明白了宋蔼龄的意思，就问：“庸之为什么没来？”
宋蔼龄立刻回答说：“他是要来，明天来。”其实宋蔼龄来南京孔祥熙当时并不知道。
蒋介石显然是被宋蔼龄说动了，就对宋蔼龄说：“明天你叫他来，请他来谈谈。”
蒋介石想让张群当财政部长实属迫不得已。宋子文有才，和美国人英国人关系也深，可太孤傲，好像从来都不把蒋放在眼里，财政部成了他手下的独立王国。蒋介石想到过孔祥熙，一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干。二是不知道他会不会也像宋子文那样，靠着宋家的势力要挟自己。三是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胜任。他自己不提出来，这事就根本没有可能。
第二天，孔祥熙来到南京。宋蔼龄是极不愿意让财政部大权落入张群之手的。她觉得那对宋家是个威胁，这点她和陈氏兄弟一样。她立即给孔祥熙打电话，让孔从上海赶的南京，向蒋介石表白自己对到财政部工作的要求。那年孔祥熙已52岁，如再不拼搏一下，恐怕将永远躺在实业部长的位子上直到退休。
孔祥熙成功了。他的谦逊、他的中庸、他的忠顺和他对财政部工作的设想，都使蒋介石觉得把财权交给他比交给张群要合适得多。于是，孔祥熙在仕途的道路上完成了一次最重要的飞跃，而帮他完成这次飞跃的关键人物是宋蔼龄和陈氏兄弟。
孔祥熙当了财政部长后不久，又担任了行政院副院长，以后便官运亨通。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投降日寇做了汉奸，蒋介石在政治上最主要的对手自我爆炸，国民党就形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包括孔祥熙、宋子文、陈氏兄弟等几大势力集团。其中又以孔家最为得宠，因此势力也最大。此后和宋子文、陈氏兄弟的矛盾也日渐显露，日渐激化。
孔祥熙与陈氏兄弟的矛盾与宋子文不同，与宋子文是表面上都相互尊重，骨子里相互提防，谁也不想得罪谁，谁也不想撕破脸。对陈氏兄弟就不同了，孔祥熙、宋蔼龄压根就没把他们和自己放在同一个档次上，因此无论在表面上还是骨子里，他们都流露出对陈氏兄弟的瞧不起。
就说孔令俊的婚事。孔祥熙宋蔼龄有意让其嫁给胡宗南，是想在军界找一个靠山，找一门亲戚，好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但他们和胡宗南不熟，是陈立夫帮着牵的线。后来好事未成，他们也不和陈立夫打个招呼。陈立夫还是从别人那里知道孔令俊去西安的结果，心里好大的不满。他心想别人是真心帮忙，成与不成都要有个回话，这是人之常情，好像我也是孔门里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不名一文的走狗似的。
对孔家假公济私、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和中饱私囊的劣迹，陈果夫通过自己的耳目也早有所闻。抗战以来，陈氏兄弟对孔祥熙的本来面目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是高秉坊贪污一案。
高秉坊何许人也？怎会成为孔陈两大势力结怨的扣子，这说来话长。高秉坊是山东博山县人，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后，被分到了南京政府做职员。因为他业务熟练，为人精明，八面玲珑又能吃苦，所以从一个普通职员很快晋升。孔祥熙做实业部长时，高已升为实业部的总务司司长。
总务司长本来就管机关的事，可高秉坊会做人，不仅管机关的事还把孔家的事也“管”了起来。孔家的吃喝拉撒睡都成了实业部的公事，连孔家几个孩子的上学放学也都是实业部派车接送。这样的司长当然深得主子的欢心，当时孔祥熙常对高秉坊说：“好好干，将来我不会亏待你。”
高秉坊和孔祥熙混熟了，和孔家的其他人也很熟，因此说话办事就随便了许多。特别是对孔令侃和孔令俊，这二位公子小姐脾气极大，不但不听话，还常常对高秉坊表示出极大的不敬。有一次当着孔祥熙的面，孔令侃叫高秉坊小老头。当即孔祥熙对高说，你是长辈，他要对你不敬，你可以教训他。
话虽这么说，可高秉坊并没有忘记主仆尊卑，只是有时和孔令侃、孔令俊开玩笑，以长辈的身份在他们的头上拍两下。哪知孔令侃、孔令俊生下来就像王子公主一样，从来没有人拍他们的脑袋，于是就哭着到宋蔼龄那里告状，说高秉坊欺负他们。宋蔼龄因此怀恨在心。她根本看不起高秉坊，不过是一个管家，敢在孔家和我们平起平坐。连我宋蔼龄都舍不得动孩子一指头，你高秉坊凭什么来管教。一次孔令侃淘气，接他上学的汽车在门口等着，他却非要吃奶油冰淇淋，不吃就不上学。孔令侃最近常常迟到，学校反映到孔祥熙。孔祥熙对高秉坊交待，对孔令侃要严加管教，一定不能迟到。高秉坊见孔令侃又耍赖，怕挨孔祥熙的批评，也不管孔令侃高兴不高兴，抱起他就往汽车里送。孔令侃在高秉坊身上又打又踢，还高声叫喊，惊动了孔府里的人都出来看热闹。孔令侃见周围来了许多人，更加上脸，哭着喊着说高秉坊欺负他。最后高把他放在地上，他就躺在地上打滚耍赖，说什么也不起来。众人无奈，只好打电话叫来了宋蔼龄。
宋蔼龄一来，孔令侃在地上折腾便更加厉害。宋蔼龄一看气就不打一处来，对高秉坊训斥到：“叫你管孩子，就把孩子管到了地上，又不把他抱起来，弄得这么多人围观，这是在出谁的洋相？”
高秉坊连忙对宋蔼龄赔出笑脸道歉，当天晚上，又带着一份厚礼来了孔府赔罪。宋蔼龄表面上原谅了他，但心里对他却怨恨得要命。不久孔祥熙正式接替宋子文当上了财政部长，并立即着手在财政部组阁，高秉坊被内定为总务司长。不料这份内定的司局长名单落在了宋蔼龄手里。当年孔家的事情就是这么怪，孔祥熙在前台表演，宋蔼龄在幕后听政。像财政部的班子的组成这样的大事，不经过宋蔼龄过目是万万不行的，所以孔祥熙对此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宋蔼龄看了名单后对孔祥熙说，“别的人我不管，就是高秉坊不能当总务司长。”孔祥熙问为什么？宋蔼龄说“什么也不为，我不喜欢，不愿看见他成天在咱们家转来转去，像个特务。”
孔祥熙拿夫人有时没办法，她不跟你讲理，而是跟你耍小性子，大丈夫再有雄才大略也无奈，更何况是宋蔼龄。孔祥熙只好再想办法。高秉坊跟随孔祥熙多年，可以说忠心耿耿，在实业部当总务司长，除了和宋蔼龄有点过不去外，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弄得不错。这次纵然不能提升，也决无降职之理。可为了一个高秉坊和宋蔼龄闹僵了也不值，想来想去，孔祥熙大笔一挥，让高秉坊当上了财政部赋税司司长。
再说高秉坊，原以为总务司长的位置稳稳的，谁也夺不走的。没想到在临宣布任命前一天，突然又变成了赋税司司长，当时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赋税业务从来也没做过，赋税司长从何谈起？但高秉坊在官场混迹多年，深知官场内幕。这官员任免升迁是最关键的一个坎，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人人在这种时刻都拼命找门子、通关节，为了达到目的什么都舍得送，因此原内定好了的东西经常变化也不以为怪。好在还让自己当了赋税司长，这说明孔祥熙还没忘了他。
高秉坊到赋税司后还挺卖劲，不久就熟悉了里面的业务。抗战爆发后，为了向主子孔祥熙效忠，落实孔祥熙的改革方针，培植亲信以控制财政部所属的税务机构，高秉坊决定在重庆开办一个“财政部税务人员培训班”。此举得孔祥熙的赞赏，但却引起了陈氏兄弟的不满。于是，孔陈两家围绕高秉坊和“财政部税务人员训练班”展开了第一次正面交锋。
抗战爆发后，陈氏兄弟的势力急剧膨胀，并把持和控制了国民党中高级干部的晋升大权。当时在军界，黄埔系已占绝对统治地位，各集团军、方面军的位置已被占满。但在政界，由于权力角逐此起彼伏，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汪精卫出走后，以陈氏兄弟为首的CC派逐渐成了国民党党政干部的“黄埔军校”。当时陈果夫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并把持着国民党中央的“中央政治学校”的领导权。中央政治学校又办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负责培训国民党高层干部，其他干部的培训一律由中央政治学校负责。没有经过这些学校培训的干部要想正常升迁是极为困难的。当年有人形容，陈氏兄弟把持“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就像基督徒加入基督教的洗礼仪式一样，没有经过洗礼的教徒不算正式的教徒。而不经过CC派的训练，不能算是真正进入国民党上流的圈子。因此陈氏兄弟垄断着这些培训，不允许任何人插足干部培训。任何不是CC派所建立、设立的干部培训都被认为是非法的，是离经叛道，是对陈氏权威的挑战。由此可以看出虽然高秉坊只办了一个小小的税务人员训练班，为何引起陈氏兄弟的极大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