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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们不仅想起巴尔扎克当年讲过的那句著名的话：“每一笔巨大的财富后面都罪恶累累。”从整个孔氏家族敛财暴发的全过程中，无论是其炒股、走私、吞并，还是为谋不义之财相互倾轧、勾心斗角的肮脏罪恶内幕，都无不印证了老巴尔扎克当年那句话说得是多么的准确，多么的一针见血。只是我们不应忘记先人的另一句话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孔祥熙及其身后整个家族为了攫取财富贪婪无比，不择手段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无疑也加速了其最终的垮台。
听吧，冥冥之中孔氏家族败亡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第六章 内外斡旋
与日密谈内幕
在抗战时期，孔祥熙作为国民党上层的核心人物，作为决策者，作为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不仅在金融财经上独当一面，为蒋介石效犬马之劳，在外交上也付出了巨大努力。国民党虽有外交部长，但蒋介石却常将最重要的使命赋予孔祥熙，这充分表现了蒋介石对孔祥熙的信任。
在抗战时期，孔祥熙曾多次访美，在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之间返往穿梭，这已被人们所熟知。而孔祥熙充当蒋介石的密使，悄悄与日本人接触，并就中日和谈问题进行了多次会晤，却鲜为人知。
蒋介石和丘吉尔、斯大林不同，在二战爆发前，在没有最后下决心进行战争前，他们都幻想用和平的手段，用政治谈判或用牺牲一些小国的局部利益防止战争。当这一切失败时，当战火终于熊熊燃烧起来时，丘吉尔也好，斯大林也好，就都义无返顾地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哪怕到了最困难的时段，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要战斗。而蒋介石不是这样，即使卢沟桥事变后，即使他已向全国、全世界公开表明了抗战的态度，他心里仍存有着一丝幻想，想和日本握手言和。想效仿封建皇帝如清朝慈禧那样，通过牺牲一些国家利益保全他的面子，保全他在中国的统治地位。还有就是想借日本人的力量消灭共产党。
在抗战的前两年，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德国也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当时英德尚未开战，德国不想放弃中国在舆论上的支持及其在华的经济利益。德国又与日本有较好的关系。因此，德国自愿出面做日中关系的调解人。
蒋介石梦想和谈，日本也想用和谈做为手段争取时间，向中国施加压力，又有德国充当中间人，蒋介石和日本人的秘密接触有了前提和可能。唯一的问题是，蒋介石派谁担此重任呢？派谁去才能既显得蒋介石非常重视又保证消息不会传到汪精卫耳朵里呢？蒋介石想到了孔祥熙。
1937年11月5日，孔祥熙正在上海召集金融界的巨头开会，商讨如何向香港和内地转移资金的问题。秘书急急地推门而进，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谁也听不见内容的话。随后，孔祥熙对在座的各位董事长和总裁们说，你们先议着，我马上赶回南京。
孔祥熙赶回南京，蒋介石正在国民政府的一间会客室里等他。见孔进门便告诉他，把他急急地找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而且绝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
孔祥熙立刻觉得此来非同小可。
蒋介石接着说，德国大使陶德曼正在另一客厅等着我们，他要将日本政府委托的一份和平协议交给我们。
孔祥熙听后心里一怔，卢沟桥的血迹未干，“八·一三”大战硝烟未散，全国军民正同仇敌忾，一心要与日军作战，怎么私下又接受了日本的和平协议呢？再说，日本灭亡中国的方针已是他们的基本国策，如不是进攻中遇到困难或准备不够充分，他们是断然不肯和谈的。
但孔祥熙只是心里想，嘴上并没有说出来。蒋介石像看透了他的心思似地说：这件事不必急于答复，先看看他们的条件再做决定。
一会儿，陶德曼由陈布雷带领来到客厅。陈布雷等人随即退出，客厅里只剩下蒋介石、孔祥熙、陶德曼和一名翻译。
陶德曼将日本的和谈协议交给蒋介石后，蒋介石看都没看就说，我们希望和日本和谈，但前提是日本必须恢复到战前（指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蒋介石还说，请你转告日本政府，如果国民政府被日本击败了，共产党就会在中国占优势。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及他们对抗日的态度你们是清楚的。
陶德曼走后，蒋介石把那份和谈协议丢在一旁说：“纯粹是扯淡。”并问孔祥熙对此是什么看法。
孔祥熙能说什么呢？出访欧洲仅半年多的时间，就有“人事依旧，江山全非”的感觉。堂堂的中国政府要员，不能在自己国家的港口停泊，却要乘法国的一艘小艇悄悄地溜进港，好像是走私犯。再看南京，正忙着向武汉迁都，人心惶惶，一片混乱，从上到下对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这时却要和日本人谈判，怎么谈？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吧？”孔祥熙慢悠悠地说。
孔祥熙平时说话从不带脏字，即使对他最恨的事最恨的人。但这次，孔祥熙鲜明地表示了态度。
孔祥熙恨得不错，蒋介石恨那日本也恨得一头包。日本的入侵使东北军群情激愤才出现了“西安事变”。日本入侵使他恨不得斩尽杀绝的共产党有了喘息之机。日本的入侵使得他在政治上的劲敌汪精卫又增加了同他对抗的筹码。日本的入侵使他不能为所欲为在中国大地横行……只是，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既然自己无法改变这一历史的进程，就只能一切从实际出发。蒋介石这般想着，忽然说道：
“庸之，只有你知道我的心呐！……”说完，蒋介石爷仰望窗外灰色的天空和被秋风吹落的枯叶，不禁长叹一声。
孔祥熙心里也跟着一颤。因为，他下意识地意识到，这桩难办的差事将又要落在他的肩上。
12月初，日军攻占上海后，大兵压境南京，南京保卫战打响，国民党政府临时迁部武汉。
在武汉，蒋介石与陶德曼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会谈时，蒋介石对陶德曼第一次来华调停中日战争一事向德国政府做出了答复。一是对德国政府表示感谢，中国政府接受调停。二是进行调停中方有三个前提条件，即在中日恢复和平的过程中，只有德国充当双方的调解人，不让第三国插手。还有就是中国对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最后是应对此严格保密，不对任何人透露。
德国为了自己在华利益，很想对中国施加影响，充当日中两国调停人，结果却不理想。因为就在陶德曼和蒋介石会谈后不久，中日战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2月13日，国民党政府首府南京失陷。随后日军水陆并进，直逼武汉。
随着日军军事上的胜利，日本国内速胜论又有所抬头，日本军部气焰日益嚣张，“6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似乎很有把握。于是，日本外相广田向德国大使表示，如果中国想和日本重开和谈，必须同意4个条件：一是必须放弃容共、抗日、反“满”政策，与日“满”两国和解。二是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及特殊政权。三是中、日、“满”订立密切的经济合同协定。四是中国必须付给日本所要求的赔款。
同年12月下旬，德国驻华大使要求蒋介石接见，蒋介石知道是这件事，就委托孔祥熙处理。孔祥熙得知了日本的这四条后，感觉实难接受，但又怕因回绝一下关闭了中日和谈的大门，就采取了中国官场上常用的拖延办法，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也不说答复也不说不答复，只说要研究研究。
同年12月30日，日方通过陶德曼，就前几天提出的四条做了具体的解释，大概是认为以前说得过于笼统，中方不好答复。
这四条的具体解释是：第一是必须首先承认：满洲国，有积极排共反共的证据。第二“非武装地带”是指内蒙、华北、上海附近已为日军占领区，不得有中国的武装人员出现。第三“经济协定”是指关税与商务方面。第四“赔偿”是指国民党政府必须付给日方战争赔偿费，日本在中国占领军的费用也须由中国负担。
这4条可以说是4把尖刀，在刺进蒋介石和孔祥熙的心脏。蒋介石和孔祥熙虽不是什么善人，但当另一个强盗要抢走他们的财物时也会拼命。承认“满洲国”？放屁！那本来就是中国的地盘叫东北，怎么会出来一个“满洲”！第二条更是荒谬，中国的领土不让中国人有武装，倒允许你日本军队横冲直撞。至于最后一条更是扯淡，你占领我的国土还让我当爷爷供着……
条件没法接受，可他们又不想公开说不接受，就这样拖着。可是日本也弄明白了，仗着军事上有点优势就得寸进尺，不让你拖着。日本方面向孔祥熙发出最后通牒，1938年1月12日11时55分之前必须答复。但是，离答复的时间只剩下1分钟了，蒋介石、孔祥熙还没想好应该怎样答复。
最后还是孔祥熙说：“干脆，咱们还是拖着再看看。”
蒋介石表示赞同，他说“古人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看是三十六计拖为上计。”
在孔祥熙的授意下，国民党政府在最后的时刻终于给日本了一个答复，但却是一个含糊其词的答复：“贵国提出的条件仍嫌宽泛，中国政府希望对新条件有更具体的了解，以便认真研究后作出明确答复。”
几天后，见日本方面没反应，孔祥熙又给日本外相一个照会，说，中日两国间现在进行的武装冲突对两国都有灾难性后果。中国急切盼望与日本达成真正的谅解，以维持东亚地区的持久和平。我们已了解了贵方提出的条件的内容，但我们迫切需要了解具体的细节，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和谈的诚意。如果贵国能就具体细节同我方进一步交换，我们一定会认真研究并作出决定的。
孔祥熙的解释是在玩耍外交辞令，日方也是在使用外交手段。其实，就在日方请陶德曼进行调停的同时，日军已经攻占南京，随之向西进攻，企图一举将蒋介石政权摧毁。
这和日本与美国的态度颇有相似之处，就在袭击珍珠港的舰队已破浪起航的时候，日驻美大使便还在向美国伸出“橄榄枝”，提出所谓的和平新建议。
果然，孔祥熙的两次“答复”都没得到日方的回答。因为日方也不想回答，他们已决定暂时关闭外交的大门，而以军事手段为主，占领更多的中国领土和消灭更多的国民党军队，以为后来的谈判创造基础。
1月17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德国，中方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随后日军向武汉发起攻击，并在湖北境内和中国军队展开激战。
1月18日，日本召驻华大使川樾茂回国。做为回应，孔祥熙召驻日大使许世英回国。中日两国至此处于实际的断交状态。
陶德曼调停失败，武汉随即失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诸多方面，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都面临严重考验。但蒋介石和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皇帝一样，总觉得外患不如内忧，虽然日本人比西洋人更难对付，但毕竟还是外国人。他们打中国，无非是占据中国国土后掠走更多的资源和财物，他们终究还是要走的。但内忧就不同了，它可能伴随你终身……而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内的汪精卫。虽然汪精卫目前不能从根本上对他构成威胁，但毕竟是重要的威胁，而且汪精卫跟日本有着极特殊的关系，这使蒋介石不得不防。
中日两国互撤大使之后，官方的交往已经断了。德国因上次调停的失败不愿再做中间人。这事还不能让美国人知道，尽管美国人私下里尽和日本人做交易，但你要是也做，他知道了就不高兴，美国人就这么霸道。再说，蒋介石还指望着美国的援助呢，他不愿得罪美国人。
迁都重庆不久，蒋介石把孔祥熙找了去，对孔说：“虽说中日官方的关系已断，但和日本还应保持一条接触的渠道，这样对我们或许有些用处。我想了很久，觉得还是由你来办这件事，你看如何？”
孔祥熙自然应允许，只是又讲了些客观上的困难。
蒋介石说，“我知道，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接触的层次不要太高，这样不会被人抓住把柄，不到最关键的时刻你不要出面。二是要严格保密，不要让人说我们是假抗日真卖国。现在党内人多嘴杂呀！”
孔祥熙心领神会。不久。就找到了一个可以担当此等使命的人。
此人叫贾存德，和孔祥熙是同乡，又是师生。从1938年起，就在孔祥熙手下做事。贾存德热情好客，仗义疏财，又好喝酒，广交朋友，因此各方面的关系很多。抗战爆发后不久，贾存德曾托他一个朝鲜朋友从日本驻沪武官处获取了一份极重要的情报，其中有“对华作战协议书”和“江阴要塞图”。特别是这份“江阴要塞图”，对江阴一带山形水势都有极祥尽的描绘，对日军在此地作战有极大的意义。贾存德也并未因此而被日军发现和引起有关人士怀疑。因此，孔祥熙对贾存德的能力有了深刻的印象。
1938年春，贾存德一次和朋友韦竹轩相聚，几杯白酒下肚后，话题便越扯越远。韦竹轩告诉贾存德，说有一个叫萱野长知的日本人，很有钱，早年曾参加过孙中山在东京组织的同盟会，会讲中国话，现在就在上海。问贾想不想见上一面，认识认识。
前不久孔祥熙找到贾存德，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关系和日本人交朋友，从中获取一些有用的情报。因此，贾存德正在寻找这方面的关系。听韦竹轩一说，便立刻答应了下来。
贾存德化装和韦竹轩一同来到上海。并很快找到了萱野长知，几位在旅馆彻夜长谈，很是投机。贾存德为了吸引对方，便主动说出自己是孔祥熙的朋友，能和孔说上话。不料他这一说，萱野立刻说他已久仰孔祥熙的大名，在东京时曾和孔祥熙擦肩而过。不过那时因不太认识，所以没多说过话。不想现在孔祥熙飞黄腾达，主持国民党金融财经大印，很想托贾存德代为引见。
萱野的话正合贾存德的心意，但为了谨慎起见，贾存德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他想再进一步证实萱野的身份和可利用的价值。所以说现在中日开战，重庆路途遥远，不如请萱野先生写书信一封，由我代为转交，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必定引见。
萱野赶紧接过话题说，他本人极不愿意看到中日之间兵戎相见。中日两国是近邦近邻，古来素为友好，他又是孙中山先生的崇拜者。所以要求见孔祥熙别无他意，一是叙旧。二是想为日中两国化干戈为玉帛贡献微薄之力。随后萱野给孔祥熙写了一封信托贾存德带回，三人随即动身。
贾存德当时没法和孔祥熙联系，便乘船赴香港，因为他知道孔令侃经常在香港，那里有孔令侃开的公司。贾存德在香港找到了孔令侃，碰巧孔祥熙的秘书王良甫、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也在。于是，贾存德和宋蔼龄、王良甫一同乘专机飞抵武汉。
孔祥熙这时忙得一塌糊涂，但听说贾存德回来了还是立刻接见了他。因为孔祥熙已答应了蒋介石，尽快找到一条能和日本官方接触的渠道，孔对贾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孔祥熙和贾存德在一间密室进行单独会谈，连宋蔼龄也被甩在一旁。孔祥熙详细看了萱野的信后又问贾存德和其相识的经过。确信没太大的问题后才说，我在东京时见过萱野，他曾做过孙中山先生的副官长，我们是老朋友了。
孔祥熙还对贾存德特别交待说，目前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你和萱野的接触应特别小心，特别应注意保密。如果一旦暴露，要坚决否认和我有任何关系，就说是你的私人朋友，国民政府也会通缉你。但你不要害怕，我会暗中保护你的。
随后，孔祥熙叫秘书按他的意见起草了一封短信，叫贾存德带给萱野。孔祥熙叫贾存德看了这封信。信的大意是：得知萱野兄在华，为两国关系和利益而从中努力，万分感谢。但中日关系走到目前这一步责任全在日方。如日方真有诚意和解，就应拿出切实可行的条件来，中方永远为此敞开大门等等。
应该说，孔祥熙为此走的是一步险棋，万一此信落入他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即使全盘否认或杀人灭口，但白纸黑字，私通敌寇的恶名也难以洗清。但为了主子蒋介石，孔祥熙也只有孤注一掷了。
再说贾存德拿到孔祥熙的信后不敢怠慢，第二天便乘船赶往上海。正好，由于事前办好了一切有关证件，一路上经过了几个关口，但并未遇到麻烦。
到了上海萱野的虹口景林庐寓所，贾存德便将信当面交给了萱野，萱野读罢也甚欣慰：一是相隔近20年后，终于又和孔祥熙联系上了。二是能为日中两国政府传递信件，也算为两国尽了一点力量。他对贾存德说：“我马上返回东京，将孔先生的意见向政府有关部门转达，在这期间若有什么事，我的朋友松本藏会转达给你的。”
萱野回东京半个月后，松本藏果然给贾存德送来一份电报，电报是萱野给孔祥熙的，内容是日本并未放弃和中国和谈，但对和谈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蒋介石必须下野。二是共同防共。
贾存德不敢耽误，马上将电报内容发给孔祥熙。孔祥熙一看电报，要蒋介石下野，这根本不可能接受。而要蒋介石下台，要汪精卫上台，这正是日本的真实目的。
孔祥熙随即发电报给贾存德，叫他告诉萱野，日方提出让蒋下野是无理的，也是中方不可能接受的。如果日方不撤回这一条，谈判根本无法进行。
萱野在东京接到孔祥熙的来电后给孔祥熙复电时说，关于要求蒋介石下野这一条并不是日方一定要坚持的，而是国民政府。国民党内部一些委员向日方提出的，并举例说高崇武就曾代表汪精卫、张群等27名中央委员口头向日本当局提出希望蒋介石下野。
7月中旬，萱野肩负使命，再次来到上海与贾存德会面，商谈中日和谈之事。二人虽感到中日和谈前途渺茫，但仍抱有一丝希望。萱野说日方已同意将“共同防共”作为条件的第一条，以中日经济合作为第二条，取消了要求蒋介石下野的条款。
8月初，贾存德遵照孔祥熙的指示，带着萱野的亲笔信和日方关于中日谈判的先决条件的文件，从上海乘船到香港，再由香港乘飞机到武汉。因日军已准备在湖北与中国军队决战。贾存德到武汉时形势十分紧张，贾乘坐的航班在一民用机场降落，而民用机场出入的旅客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以防日伪特工携带违禁品。
贾存德身带萱野和日方的秘件，当然不能被搜查出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贾存德在检查关口和警察发生了冲突。一个非要检查，一个不让检查，一直吵到稽查处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见贾存德提一棕色牛皮箱，一身绸衣绸裤，知道有些来头，但也不肯轻易俯首，便对贾存德说：“汉口现在是临时国府，机场又是军事禁区，蒋委员长有令除了端纳先生，任何人出入这个关口都要检查。莫非你有蒋委员长的手令？”
贾存德也是经过些世面的人，当下他不动声色地说：“蒋委员长的手令鄙人没有，但确有重要公务在身，先生可打电话给孔院长。”
这位主任看贾存德提出了孔祥熙，自知得罪不起。心想若真是孔祥熙的人也可以从中买个好，便将电话打到孔祥熙的办公室。
当贾存德一身臭汗、急匆匆地赶到孔府时，已是傍晚时分。孔祥熙饭也顾不得吃急急地问：“在稽查处没事吧？”
“没有。他们没敢把我怎么样。”说罢贾存德掏出萱野的信和日方的文件递了过去。
孔祥熙一面表扬贾存德遇险不惊，一面对他说，我有一旧时好友马伯援，他和萱野也是朋友，现正在汉口，今晚不妨一见。原来，孔祥熙担心贾存德一个人势单力薄，也害怕他被日本人收买，万一出了差错会误了大事。就又物色了一个和萱野有过旧交的马伯援，让马和贾二人共同完成这一使命，也好有个照应。
贾存德、马伯援为孔祥熙也是尽心尽力，极力在萱野和孔祥熙之间穿梭斡旋。当年9月中旬，终于在香港促成了一次比较正式的会谈。
日方代表自然是萱野和松本，中方则是马伯援和贾存德，虽然双方代表都不是政府官员，但都代表了最高层的意见。中方的意见是，同意日方提出的先决条件，但要求日本天皇下诏，对世界、对中国声明休战，并将军队撤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的地带。然后中日双方可商定谈判的具体问题，如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派谁参加以及谈判的程序等等。
孔祥熙这一着实在也是将了萱野一军。萱野自知无法答复，日本政府和军部也决不肯同意。日军当时气势正盛，虽然在上海会战、台儿庄大战中有些失利，但总体是持进攻态势，并在军事上占有优势。谈判本是城下之盟，想以此向中方、向蒋介石施加压力，怎么能由天皇下诏罢兵呢？
萱野松本故意拖延，一会儿说身体不适，一会儿又说需要请示，致使香港会谈陷入僵局。
这时湖北战事愈紧，国民党又迁都重庆。国民党内部主战派和主降派的对立日益公开化。不知怎么香港会谈在这种关键时刻走露了风声，被香港一家报纸披露了出去。蒋介石马上辟谣，说那是居心叵测者有意造谣，妄图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
但冯玉祥却有意和蒋介石作对。他在重庆对一些前去采访他的记者说：“日寇侵华目标已定，就是要变中华为其殖民地。大敌当前，有人不是积极抗战，打击敌寇，却在背地里借口和平谈判，破坏抗战阵营，助长了投降派的气焰……”
孔祥熙见事已败露，便请示蒋介石。蒋介石也觉此时还是以谨慎为好，便命孔祥熙从香港召回马伯援。
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桩几乎令所有人都震惊的事件——汪精卫失踪了。
汪精卫是12月底在他的寓所失踪的。其后没几天，有消息传来，说有人在越南看见了汪精卫。但蒋介石和孔祥熙都已预感到，汪精卫的真正目的地是日本。
孔祥熙立刻派马伯援返回香港，并代表孔祥熙对萱野说，如果日本支持汪精卫等少数人组织伪政府，结果只能是使中国的抗战长期持续下去。其实，孔祥熙的这一做法是过于天真了，他的意见也毫无意义。汪精卫的出走本来就是日本策划的结果。其目的就是要汪精卫组织一个和蒋介石对立的政府，日本当然要支持汪而不支持蒋。
果然，汪精卫事件发生后，萱野对贾存德和马伯援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谈判几乎无法进行。因为日方的意向已基本明确，待汪政府成立后就只和他打交道，而置重庆的蒋介石政府于不顾了。因为当时日本军界对形势估计的比较乐观，他们的重点也逐渐从中国转向了东南亚甚至太平洋。他们已占领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他们觉得国民党政权已不再是所谓“大东亚战争”的主要威胁。
但孔祥熙仍不死心。一方面是他对整个国际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认为美英还有能力遏制战争。一方面认为蒋介石既然交给他和谈使命，就要有始有终，只要还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工作就要做下去。这也表现了孔祥熙的韧劲。
萱野于1938年底从香港返回上海，孔祥熙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但落款是贾存德（为了不授人以柄），叫贾存德即刻赴上海将信交给萱野。在这封长信里，孔祥熙历数了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和谈的过程，指出陶德曼作为中间人，曾转达中方谋求和平的意见。日方也表示为了尊重中国的问题，不攻南京。不料日方背信弃义，侵犯中国首都南京且滥杀无辜，使和谈陷入僵局。
孔祥熙在信中还说，日本近年来工业迅速发展，实力是较之中国为强，但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有外授，日本要想战胜中国也非易事。战争想必旷日持久，其结果必是两败俱伤。如日方能从实际出发及时停戈休武，以谈判解决问题，于国于民都有好处。
孔祥熙这封信写得极为恳切，主旨不言自明，谋求妥协，尽早结束战争。只要日方的条件不要太苛刻，都可以坐下来谈。
但由于汪精卫的出走，日方已想关闭谈判大门。于是，萱野在拿到这封信回国后，便杳无音信，任凭贾存德怎样查找也徒劳而返。萱野就此再没来到中国，和孔祥熙的交待也以这封长信为标志划了句号。
萱野“失踪”后，孔祥熙曾请示过蒋介石。蒋介石虽然对汪精卫的叛逃极为气恼，但也是无可奈何。汪精卫的出逃和萱野的失踪并没有使蒋介石关闭和日本谈判的大门，反而更激起他要找寻一条新的和日方接触的渠道。他又找到孔祥熙，他也只能找孔祥熙。因为当时国民党上层虽然也不乏人才，但像孔祥熙这样熟悉“洋务”又掌握实权，而且和蒋毫无二心的人却不多。和萱野“和谈”虽然失败，但也不是孔祥熙的错。所以在中日实际断交的情况下，此任务可以说非孔祥熙莫属。
孔祥熙从事此秘密活动终于没有瞒住家人，宋蔼龄虽不想插手此事，她最讲实惠，像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她一般不干。但出于对丈夫的关心，她也提醒孔祥熙，小心鸡没捉到反蚀一把米。
孔祥熙知道蒋介石的用心，更知道自己的对手日本人的原则。可以这样说，和谈几乎没有希望。但有些事就是这样，明知没有希望也要办。为了全局，为了从其他方面得到一些东西，有些事就是这样。
孔祥熙找不到合适人，只有还求贾存德。就像蒋介石还找孔祥熙一样，贾存德也许是从上次和萱野的“谈判”中尝到了甜头，觉得干这一行也不错，就死心塌地为孔祥熙干了起来。贾存德果然找到了突破口。他从一个同乡那里知道了自己过去的同学王子惠现在汪精卫手下当实业部长，同日本主和派人物有密切的关系。贾存德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可以利用的线索，在请示孔祥熙后便只身前往南京，找到了王子惠。
王子惠虽供职于南京伪政府，但对结束战争还抱有希望。另外，他也希望能为蒋介石、孔祥熙办事，将来一旦有变，也好多一条退路。
贾存德和王子惠接上头以后，孔祥熙即给王子惠写了一封信。信中希望王子惠辞去实业部长一职赴东京，利用自己的关系在东京联络主和派，抵制主战派，以便早日恢复和平。王子惠也觉得汪精卫的南京伪政权长不了，便听从了孔祥熙的意见，辞职到日本去了。
1940年四月，王子惠返回上海，找到贾存德后对他说：“日本主和派现正在联合起来，准备向天皇裕仁进谏。进谏的内容一是劝天皇责令军部迅速结束对华战争。二是和谈应以重庆政府为对象，而不和汪精卫政权发生关系。而且主和派首领是宫金子伯爵、天皇的叔父、前海军总司令等极有地位和影响的人物。”
贾存德因接受了和萱野打交道时的教训，尽管你说得天花乱坠，我也要沉得住气。所以他并没有急于这把这消息告诉孔祥熙。
同年5月，王子惠又带给贾存德一封日军中将板垣征四郎（也是主和派）用铅笔写的中日和谈5项条件的草稿。其内容是：1、共同防共。2、中日经济合作。3、取消汪精卫政权。4、休战。5、撤兵。
王子惠对贾存德讲，日方真的有诚意和孔祥熙和谈。板垣就亲口对他讲，如果孔祥熙同意5项条件，板垣即可亲自签名作为正式公文送交孔祥熙。然后双方各派特使，正式商讨会谈的时间、地点和程序等。王子惠还告诉贾存德，日本裕仁天皇已决定6月前宣布承认汪精卫政权，如孔祥熙能代表中方在此之前表明态度，日方主和派就可以以此说服天皇延迟对汪精卫政权的承认。王子惠还说，因事关两国命运之大计，他非常想当面和孔祥熙陈述利害。
贾存德这时才将王子惠所讲内容电报孔祥熙，孔祥熙虽然半信半疑，但内心仍掠过一丝喜悦，这毕竟是来自日本上层的主和派的声音，说不定谈判就能取得结果。但事关重大，他不能只凭一封电报就下决心或向蒋介石汇报。因此，他让贾存德速来重庆面谈。
因战争造成交通不便，贾存德尽管接到孔祥熙的电报就起身，还是辗转了半个多月，直到6月下旬才赶到重庆。
赶到重庆后，贾存德即将板垣提出的5项条件的铅笔草稿及其它文件交给孔祥熙。孔祥熙阅后对贾说，你回去告诉王子惠，说板垣提出的5条我们同意，可以商讨下一步正式会谈的问题。孔祥熙还说，蒋介石已命令胡宗南的50万军队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对付共产党，所以“共同防共”一条日本尽可放心。
贾存德还没来得及离开重庆，日军就对重庆采取军事行动。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也是日方自己在打自己的耳光。当年7月初的一个早晨，一阵尖利的防空警报把孔祥熙和贾存德从睡梦中惊醒，他们急急地钻进防洞。就见十几架日本轰炸机正飞临重庆上空，就像成心似的第一排炸弹就落在孔祥熙的范庄寓所，随后又将他的舫庐寓所也炸了个粉碎。孔祥熙写到：“这些挨千刀的！一边送和谈文件，一边送炸弹，什么东西！”
事情还没算完。没几天又传从上海和西南传来消息。上海孔祥熙寓所的管事姚文凯某天晚上突然被人绑架，后查明是日本特务干的。西南方面日军封锁了滇缅和滇越公路，使国民党政府的物资供应发生了困难。
孔祥熙不是傻子，这一连串的事件不是偶然发生的，是冲着他来的，是要逼近他迅速承认和谈条件，向日方表态。但在这种军事压力下的谈判一开始就不可能是在平等地位上的谈判，这也极大地刺伤了孔祥熙的自尊心。叫他立刻去对一个刚刚把他的寓所炸成一片废墟的国家的特使做出笑脸，这实在是不可能的。
为了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孔祥熙也决定作出一点样子给日本人看看。但他没有飞机去轰炸东京板垣的寓所，于是就把气撒在贾存德身上，似乎他目前的一切麻烦都是贾存德造成的。于是孔祥熙和他的“特使”贾存德之间又上演了一出苦肉计。
一天，孔祥熙上班后，孔令仪突然对贾存德（贾一直住在孔家）说，他今天必须搬走。
贾存德一楞，昨天还和孔祥熙谈得好好的，怎么今天就突然要搬家。
孔令仪说，叫你走你就走，少罗嗦。
贾存德说，我要见孔院长才肯走。
孔令仪说，他去外地疗养了。这几个月都不在重庆，你不可能找到他。
就这样，贾存德被孔令仪“赶”出了寓所。消息传出后，人们议论纷纷。因为那时很多人都知道贾存德和日本人来往密切。他被孔家赶出，自然表明了孔的一种立场和一种态度。
孔祥熙将贾存德“赶”走，并非想关闭和平大门，而只是想出一口恶气。因为王子惠带来的消息和原来萱野的不同。王子惠带来的是日本上层之间矛盾的信息，这正好可以被利用。如果日本的主和派能团结起来，一起向军部施加压力，战争的局面就会改观。这比出动几十万军队在战场上厮杀得来的结果还要实惠。
因此，孔祥熙对王子惠送来的情况是重视的。他“赶”走了贾存德后，就在南温泉寓所秘密地接见了王子惠派来的蔡森。蔡森将这段时间他们共同奔走于中日之间力主谈的情况写出了一份报告，孔祥熙亲自修改后交给了蒋介石。
同年8月上旬，蒋介石亲自来到南温泉寓所看望孔祥熙，实际是为中日和谈而来。孔、蒋二人在卧室里谈了半天，无人知晓他们谈话的内容。但从结果来看，蒋介石是基本同意那5项条件的。因为蒋介石走后，孔祥熙即召见蔡森要他回上海转告王子惠，必须拿到板垣的亲笔公文而不是铅笔草稿，以做为板垣会谈的保证。另一方面，孔祥熙又叫孔令仪秘密找到贾存德，让他随同蔡森回上海，实际是监视蔡森和王子惠的行为，看他们是不是和日方有什么猫腻。同时孔祥熙还让人在重庆四处散布，说贾存德因怕遭到政府逮捕已逃跑，下落不明，给人们造成是贾私下里日寇接触，他孔祥熙是大义灭亲。这个烟雾弹还真起了作用，除了蒋介石及孔家的极少数人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蔡森返回上海后，将情况向王子惠做了汇报。随后不久王子惠便导演了一场“和谈”闹剧。
8月下旬，王子惠约日本板垣的代表岩奇诸七到上海正式“谈判”。而中方首席代表就是王本人，列席的有蔡森、贾存德。整个谈判过程，基本就是日方代表一人发言。这位岩奇诸七大言大惭地说，日本在考虑和中国和谈时最关心的是防共问题。因中国目前的政府军不足以防共，所以就需要邀请日方在华北地区留兵协助。
他还说，中国是独立国家，如果外国派兵来干涉中国内政，在国际上恐怕会引起争议，所以应由中方提出主动邀请日方留驻兵力协同防共，这样比较稳妥。
贾存德开始以为王子惠是真的代表国民党政府和日方谈判，现在他明白了。这根本不是谈判，是“宣判划押”。岩奇诸七讲完了话就让王子惠在记录上签字，而王子惠的屁股是坐在日本人一边的，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没为中国人说一句话。整个谈判就像事前排练好的一幕闹剧，既没有实际意义也不平等。因此贾存德站在孔祥熙和蒋介石的立场上，最后拒绝在记录上签字。于是谈判不欢而散。
效尽犬马之劳
1941年12月7日，日军在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指挥下，突然袭击了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基地珍珠港。
日军袭击珍珠港的第二天，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对他的同僚谈，上帝终于把美国人给我们送来了。果然，珍珠港事件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美国总统即刻宣布对日作战，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1942年1月，中、苏、美、英正式结成反法西同盟，并由蒋介石担任了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
因为中国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共同敌人都是日本，在军事方中美两国很多问题需要协调。因此反法西斯同盟成立不久，蒋介石便打电报给罗斯福，请美方派一名高级将领来华，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的参谋长。
美国方面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出陆军中将史迪威来华。除了任命他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外，同时授予他另外五个官衔：美国驻华军事代表、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和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
总之，史迪威集多权为一身，成为美国国家利益在华的代表。如此众多的权力集于一身，这也是他后来和蒋介石闹矛盾的资本。
本来，蒋介石要罗斯福派人来，只不过是作出个态度，要美派个人来表示统一战线。其实是要通过他来争取更多的外援。不料这个史迪威一来中国就趾高气扬，他头上的6个官衔有5个是蒋介石无权过问的，这样蒋介石能不恼火吗？
还有就是蒋介石历来对外来援华物资随意分配，但史迪威却被美国政府授权监督援华物资的使用，防止被贪污和挪做他用。这也极大地刺伤了蒋介石的自尊心。史迪威西点军校毕业，一身贵族气派，办事认真，说话直率，所有主张也都使蒋介石不快。所以史迪威来华不久，就和蒋介石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史迪威来华不久便到各地视察，结果发现了许多使他百思不解和震惊的现象。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忙于太平洋战争，暂时放松了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但蒋介石不是借机休养生息，或开展对日军的进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是把他最精锐的50万大军布置在西北战场，以对付八路军和共产党。在华东，自“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重新站立起来，动员群众建立根据地，却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国民党蒋介石早就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及物资供应，1943年又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使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在物质上陷入了极大困难，以致中共毛泽东主席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史迪威看到，和日军作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物资供应情况极差，很多部队弹药不足，军服破旧。不仅如此，国民党军队中也有很多部队的装备陈旧，士兵面黄肌瘦。
当即史迪威非常生气，他觉得美国政府受到了愚弄。美国政府对华进行了那么多援助，包括军事援助和物质援助，这些东西都到哪里去了呢？
回到重庆后，史迪威向蒋介石直言不讳地提出，请他把对付陕甘宁边区的50万大军调到对日作战的正面战场，同时给八路军、新四军补充武器装备。
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史迪威的意见，他一开始就对这个黄头发、高鼻梁、蓝眼睛且目空一切的美国人没有好感，当然更不会让他为共产党说话。
“你是受了共产党的赤色宣传，史迪威将军。”蒋介石说到。
“不，不！我所看到的都是事实。”
“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更谈不上对日作战，我为什么要给他们更新装备。”
“蒋先生，我从来都尊重事实。如果您和您的部下能亲自到延安去看一看，我相信你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
“史迪威将军，”蒋介石的两道眉毛在额头抖了起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要提醒你，我现在是中国战区的最高长官，你只是参谋长。”
“大家都心平气和一点好不好？”宋美龄在一旁劝解说。
当天的谈话不欢而散。
史迪威回到住所后，马上写了一封信给罗斯福。在信中，他把两个月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统统说了出来。他说蒋介石政府贪污成风，根本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还说美国的援助多数没落到实处，建议美国政府重新考虑要不要与这个腐败的政权进行合作和支持。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把蒋介石称为地道的“独裁者”，说他那个剃得精光的脑袋就像一粒花生米。后来他在和别人交谈时就轻蔑地用“花生米”代指蒋介石。
自然，风声很快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于是蒋介石在家里大发雷霆。在中国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反对自己，不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蒋介石也立即致罗斯福，要求撤换史迪威，并说史迪威不了解中国国情，不适合在他身边做参谋长。
本来，蒋史之争反映的是美国政府在支持中国抗战中和蒋介石的一些分歧，也和蒋介石、史迪威两人的个性有关，和孔祥熙、宋蔼龄是八杆子也打不着的事。可当宋蔼龄从宋美龄那里得到了这一情况后，便觉得这又是一次显示自己的机会。她决心从中调和蒋史的矛盾，从而表现自己和孔祥熙的能力。也可以进一步向蒋介石表示孔宋二人对蒋的忠心。
宋蔼龄把自己的想法对孔祥熙说了以后，孔祥熙便指出，关键要了解罗斯福对史迪威的态度。如果罗斯福还想用史迪威的话，就不宜掀起一个倒史的浪潮，而还应以和为好。
宋蔼龄觉得孔祥熙说的有理，史迪威性格直率，不了解中国的人情世故，真心想抗日又有罗斯福的尚方宝剑，当然不会虚情假意的。但他也有弱点，就是不希望和蒋闹僵，上任几个月后就被中国人“驱逐”出国。从蒋这方面来讲，美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美国的支持是蒋介石政权得到的最大支持。因史迪威和美国搞僵，应该说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确定了方针之后，孔祥熙、宋蔼龄正式向史迪威发出了请柬，说是宋蔼龄过生日，请史迪威前来赴宴。
史迪威如约前往，一到餐厅便被满桌珍奇的佳肴惊呆了。史迪威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物，刚到中国时就出席了蒋介石准备的欢迎宴会。但像孔家这么丰盛的宴席，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叫什么？”
“这叫满汉全席。”宋蔼龄对史迪威解释说：“是过去满族人招待最尊贵的客人时才准备的宴席……”接着宋蔼龄又详尽介绍了满汉全席的历史、特点和吃法。
史迪威感叹到：“这太奇妙了，这太奇妙了！”
但是，这位性格直率、外号“醋性子乔”的陆军中将，并没有中国人所谓“吃人家嘴短”的毛病。吃归吃，但一扯到正题却表现出了态度的原则性。
宋蔼龄和孔祥熙都尽量用英语直接和他谈话。言谈中对美国文化极尽赞扬之能事，对美国的经济也一个劲地讲好的。但当一涉及和蒋介石的关系时，史迪威立刻警觉起来。
“宋小姐，”他说，“我认为蒋介石的国军在正面战场确实作战不力，而且何应钦从中做梗是重要原因。何应钦是个亲日分子，我们有大量的情报证明他和日本人保持着秘密接触，像这样的人，蒋委员长还让他当军队的参谋总长，还让他指挥部队抗日，这太不可思议了。所以说，我和蒋先生的分歧不是个人之间的分歧，而是我负责任和他的不负责任的分歧。”
“我也很讨厌何应钦这个人。”在一旁的宋美龄接着说，“在西安事变中，就是他极力主张用飞机轰炸西安。后来看到了委员长的手令，他还是主张讨伐，真正别有用心。”
宋蔼龄、宋美龄和孔祥熙都表示同意史迪威的意见，表示他们要向蒋介石进言，尽快撤换何应钦。
不久后的一个中秋之日，宋蔼龄和宋美龄又发出邀请，请史迪威仍到孔府作客。
史迪威虽然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印象很坏，对宋氏姐妹和孔祥熙印象却很好。她们良好的修养，彬彬有礼的举止，对美国文化的了解特别是会讲英语，使史迪威深有宾至如归之感。
史迪感来到孔府的客厅，屁股还没坐热，宋蔼龄的一席不热不冷的话语就叫他头皮开始发麻。
“史将军，我们早已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了。所以，我们有责任把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告诉你。你知道吗？现在有人正在酝酿撤换你呢。”
“这个……我听说了。最近蒋先生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但被总统拒绝了。”史迪威回答。
“不，史迪威将军，情况不是这样。我说的是现在美国有人在策划撤掉你。”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的国家里有人在策划撤掉我？”史迪威像被子弹打中了一样，身体不禁一颤。
“你太单纯了。”宋蔼龄像一位老师教导一个学生一样，“你当然知道，美国有一个院外援华集团。”
“知道，这是一个由在民间影响很大的议员们组成的非官方团体。他们通过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向政府施加压力，以便使政府制度有利于中国的政策，增加对中国的援助。”
“告诉你，这个集团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和蒋委员长有着很好的关系。他们许多人都来过中国，和我们也有很深的感情。”
“你是说他们同情蒋先生吗？蒋先生的不满可以通过他们变成向总统施加的压力，达到撤换我的目的？”史迪威点燃了一支雪茄，深吸了一口后说。
宋美龄接过话碴说：“史将军，你的话讲得太直露，太难听。我们中国人从来不这样表述。”
这等于是承认了宋蔼龄讲的内容，史迪威感到事情有点麻烦了。他知道，美国虽不像中国这样有各种派系，搞宗派和裙带关系，但白宫和国会之间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特别是当总统竞选期间和遇到关系到重大的对外政策上，国会和白宫往往发生矛盾。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议员也会争吵不休。有时为了平衡各种利益，树立白宫的形象，总统也会“丢卒保车”。
想到这里，这位傲慢的陆军中将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宋蔼龄和宋美龄交换了一下眼色后说：
“史将军，你的意见和作法实际把蒋委员长和援华集团推到了一个坑里。援华集团现在在美国到处宣传，说蒋委员长是抗日英雄，是远东抗日的战略家，为他树碑立传以争取援助。而你却往白宫报告，说他发布的战报是假的。说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说他领导的政府腐化堕落。这不等于说援华集团在和蒋委员长沆瀣一气，欺骗蒙蔽美国政府和人民吗？你的报告不仅伤害了蒋先生，还伤害了援华集团。你现在明白了我刚才讲话的意思了吧？”
“可是，我直接写给总统的信件和报告，怎么会让援华集团那些人知道呢？”史迪威还是有些不解。
“史将军，”宋美龄说，“你是在美国生在美国长大的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怎么连美国的新闻自由都忘了呢？我在美国住了近10年，我知道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几乎没有秘密可言。总统本人的私人信件，都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刊登，令人去评判。有些记者，以专门刺探个人隐私为职业，什么样的秘密只要有人出钱，就能拿到，就可以在报纸上登出来，何况是你的呢？”
宋蔼龄接着说：“其实，用不着谁到白宫偷看文件，是你自己没把你的想法控制好。你看，”宋蔼龄递给史迪威几份材料，“这是你前不久到西安视察时的讲话，这是你给飞虎队的讲话录音，这是你在缅甸当着英国远征军讲的，美国的随军记者就在一旁。”
当即，史迪威的脸变得纸一样白。
宋美龄紧接住大姐的话说：“我这里也有几份材料，是一位朋友偷偷交给我的。你看看。”宋美龄指着那一份用红笔标的特别明显的段落说：“这是你说的，俞飞鹏像土匪。你知道不知道，俞飞鹏是蒋委员长的表弟？还有这份美国报纸。这份报纸说你曾说过你讨厌中国人，说中国人天生的劣根性。这下面还配有评论，说你这种思想很像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思想，一种典型的种族歧视。这种思想决定了你根本不宜于在中国任职……”
一番“和风细雨”般的谈话，一阵由“红粉兵团”策划的进攻暂告一段落。在预备投放的炸弹全部爆炸了以后，客厅里出现了沉默。
墙上的英式挂钟滴滴答答地响着。
一会儿，史迪威恢复了常态。他站起身，迈开大步走向门外又走了回来：
“不错，那些话是我说的，你们提供的材料都是准确的，可那又怎么样？我现在仍坚持我的观点，因为我仍然认为我讲的是对的。如果因为我坚持了我的观点，有人想撤换我，那就叫他撤换好了。甚至我可以主动提出辞职！对不起，我告辞了。”
史迪威甚至连手都不准备握，到衣帽架前取下军帽，戴在了头上，准备结束这场谈话。
宋蔼龄和宋美龄都被史迪威弄得措手不及，她们没想到史迪威会有这一手，她们还以为史迪威会向她们俯首称臣，虚心请教解脱的办法呢。
“史将军，你好啊，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孔祥熙迈着四方步，笑盈盈地走进客厅。
“我……准备告辞。”史迪威说。
宋氏二姐妹也对孔祥熙的突然到来似乎感到意外。
“如果没什么紧急公务，不妨再坐一会儿，我也有很多话想和史将军谈谈。”
盛情难却，史迪威只好又坐了下来。
其实，孔祥熙根本就没出去。史迪威一来，他就在客厅旁边的套间里静观“局势”的发展。当看到宋蔼龄和宋美龄的攻势被史迪威一一破解后，他只有亲自出马了。
孔祥熙向宋蔼龄、宋美龄姐俩使了个眼色，宋蔼龄立刻恢复了常态。
“史将军，庸之刚回来。他也久慕将军的大名，一直想找机会单独拜会……”
史迪威只好说：“我也久仰孔院长的大名。上次来府上，只见到了您美丽贤惠的妻子。”
此时宋美龄也来了灵感。
“史将军，姐夫不是外人，所以我想把刚才没说完的话说出来。真的，我觉得关键不在于你对事情从什么角度看，而在于在公众心目中，你是个胜利者还是个失败者？”
“这话中的意思？”
“很简单，”宋蔼龄和宋美龄配合得天衣无缝。她回答说：“如果援华集团那伙人把你整得下了台，你就是失败者。如果他们费尽了心机，你仍在台上，仍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你就是胜利者。这就如同演员上戏，你的演技再真，观点再正确，人家不让你上台向观众表演，你能说你是一个好演员吗？观众也许根本不认识你。”
宋美龄看史迪威被说动了，又趁热打铁地说：“其实，在我们姐妹心中，你是最出色的将军，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的贡献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我们都希望你能留下来，直到抗战胜利的一天。我们也不愿意看到，抗战的中途又来了一位不熟悉的人到中国。”
“可是，那些议员们的势力是强大的，我恐怕真的要被撤换了。”
“不，事情不一定会那么糟。”宋蔼龄说：“这个援华集团的成员都是我们下力气一个一个争取来的。与我们都有私交，都是朋友。所以我和美龄可以保证，只要努力，他们的态度不是不能转变的，不过……”
宋蔼龄故意吊起史迪威的胃口。
“不过什么？”
“蒋委员长那里，还得请将军给点面子哟。”
“我们已经吵翻了，按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撕破脸了。”
“委员长对你还是很有好感的。你应该了解中国。中国的领袖不同于美国的总统，什么人都可以批评。在过去，中国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谁见了都要下跪朝拜，你应该理解蒋先生。其实，他也希望能和你和解，只要你给他个面子。”
“怎么给？”史迪威似乎仍有点冥顽不化。
“认个错。”宋美龄说。
“不，我不想改变观点，也不想去认错。”
宋蔼龄道：“我了解西方也了解美国。在美国人看来，实际的利益最重要，而中国人最看重面子。只要你给他面子，什么话都好说。所以和蒋委员长和解很简单，不用真认什么错，也不用改变观点和立场，你去做一个姿态就行了。再说，你从中也可以得到很多，就算做一笔交易，你付出的只不过是一文不值的面子，保住的却是你的尊严、地位和你在中国拥有的一切。这一点都不吃亏呀，史将军。”
宋蔼龄的这番话显然打动了史迪威。
孔祥熙点燃了一支三五牌香烟抽了起来，他递给史迪威一支，史迪威摆摆手谢绝了。
史迪威想了一会儿抬起头来说：“做出一个姿态，或者如你们所说给他一个面子，问题就能解决吗？”
“当然，我保证。”宋蔼龄非常肯定的回答。
史迪威又看着宋美龄。
“没问题，我这就回去做工作。”宋美龄亦打保票说。
“史将军，”孔祥熙这时插话，“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七级风八级风，不如枕边风。”
一句话说得史迪威也笑了起来。
不久后的一次宴会上，史迪威就像一个演员，在孔祥熙、宋蔼龄和宋美龄导演下，和蒋介石合演了一出“将相和”。
那是在一年一次的民国诞生纪念宴会上，他们有意安排史迪威和蒋介石在一个桌上，而且史迪威就坐在蒋的旁边。
史迪威知道这是他们有意安排的，在宴会开始前主动向蒋伸出了橄榄枝。
“蒋先生，”他说，“我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你们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如果我有什么话说的不对，但绝非我的本意，希望你能谅解。”
当翻译将这段话轻声说给蒋介石时，蒋介石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微笑。因为这个傲慢的美国人从来到中国那一天起，就没有对蒋介石表示过应有的尊重。而今天不管他说的是什么，他主动向蒋介石“套瓷”本身，就说明他至少在形式上、在公开场合已正式承认蒋介石是总司令，是他的上级。
蒋介石微笑着和史迪威握手的照片，第二天就出现在重庆的各大报的头版上。很快美国的重要报纸也发表了类似的消息和图片。
蒋介石也抓住这一契机大加发挥，在一次军事委员会上，他大言不惭地说：“我们给史迪威以悔改的机会，所以继续留用。”
蒋介石虽然恨史迪威，但他不愿因史迪威和美国把关系搞僵，是有原因的。
别看蒋介石口口声声要三民主义，要民族的自立自强，在骨子是他和孔祥熙一样，是极崇洋媚外的。但外国列强很多，要依靠哪一个呢？蒋介石把在中国官场上的原则运用到外交政策上。他也认为靠主子只能靠一个人，只要认准了，就死心塌地。认多了反而会坏事，到关键时刻哪个也不帮你。而当今世界，美国是最有希望的。第一是美国幅员辽阔，经济基础雄厚。二是美国隔着中国很远，不会对中国有直接威胁。三是美国人比较傻（他这样认为）比较直，并且好交。第四他手下的骨干很多都是美国留学的，如宋氏一家。所以当孔祥熙确定了举借外债的经济方针后，美国就成为中国主要的债权国。
抗战期间，中国举借的外债是惊人的，其中光是向美国借款，就占全部借款的一大半，高居75.5%左右。当然，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是有目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的各类援助是战前的三倍多。美国还任命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的盟军最高统帅。美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消耗日本的军力和资源。1942年，罗斯福对他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他们可以攻打澳大利亚，攻打印度，他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地方打下来。那样一来将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他们可以和德国会合，和德国联合起来举行一个大的反攻，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
美国陆军将军泰勒也曾说，美国对华政策的总目的是要使中国人处于这种状态：要使之衰弱到惟命是听，强壮到能执行命令。
美国的巨额借款，对支持国民党抗战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从另一方面，又使国民党政府一天天地沦为美国的附庸。
在抗战期间，美国不仅在政治上左右着中国，而且还在金融、海关、矿产、财经等多方面控制了中国。如1944年国统区的金融界争购美钞，大搞外汇投机，充分表明了国民党在金融上对美国依赖性。
因此，蒋介石在对美国的关系上特别予以重视，对来自美国方面的意见特别予以考虑。像史迪威，若是换了其他国家的人早就轰走了，但因为他是美国人，是罗斯福派来的，就不能不有所顾忌。
反之，主子的心思，奴才想得最明白。孔祥熙、宋蔼龄积极为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关系从中斡旋，也就是这个道理。
1943年10月，孔祥熙、宋蔼龄使史蒋风波终于告一段落。然而，好景不常。一年之后史蒋矛盾再次爆发，而且比第一次来得更猛烈、更难以收拾。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失利。自中途岛战役日军损失了4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重巡洋舰、300多架飞机，并使3500名日军丧生后，日军企图在瓜岛挽回败局。结果，战役又遭到惨败。在近两个月的争取占领瓜岛的战斗中，日军损失了各类舰艇24艘，阵亡5万多人，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几乎全部被摧毁。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进行的一切企图都宣告失败，而美军则开始转入全面进攻。
1944年6月，美军出动3个海军陆战师和1个后备陆战师，3支大舰队。其中航空母舰7艘、战列舰12艘、巡洋舰32艘、飞机1000余架，总兵力13万人在马里亚纳和日军太平洋舰队所剩余的最后几十艘军舰展开了决战。最后将日太平洋舰队全部击溃。其后当年偷袭珍珠港的南云忠一中将、向太平洋舰队司令剖腹自杀，数万名日军阵亡。但美军在进攻塞班岛和关岛中遇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几万名日军全部自杀或战死，无一投降。美军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为了挽回在太平洋战场中的失利，以便从中国战场抽调更多的兵力支援日本本土作战，1944年4月，日军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并于当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腐朽的国民党军队如惊弓之鸟，战役刚刚打响不到几天，便全线溃退，望风而逃。日军则乘胜追击，又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
罗斯福得到这一情况后极为重视，立即和国防部官员进行了紧急磋商。他们认为，如果国民党军队再不加强管理、纪律和统一有效的指挥，就有可能遭受到更大的损失，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也岌岌可危。这样一来，日军就可能抽调更多的兵力投入太平洋战场，加大美军的压力，影响太平洋战争胜利的进程。鉴于国民党军队目前派系林立，山头众多，指挥不灵，管理混乱的情况，罗斯福于当年7月7日向蒋介石发出“紧急建议”，要求由史迪威统一指挥中美在中国的全部军队，授以全责和全权，其他人不得干涉。
蒋介石虽不同意，但为了不和美国闹僵，只得采取缓兵之计。因此在7月8日的复电中表示“原则同意”。
尔后蒋介石又给在美访问的孔祥熙发电，告之史迪威今天已控制了中国全部租借物资，若再统率中国的全部军队，并给共产党提供装备，后果不堪设想。希望孔祥熙在美国加紧活动，一定要设法阻止史迪威大权独揽。
孔祥熙的处世原则历来是只认蒋介石为主子。在国民党内他对谁的话都是先看再想再办，只有对蒋介石的话要立即执行，从来不打折扣。
孔祥熙立即向陪同人员交待，请求约见罗斯福总统。
7月15日，罗斯福同意会见，孔祥熙如约前往。在此之前孔祥熙绞尽脑汁，怎样用简练精僻的语言说服罗斯福呢？他在头天晚上打了腹稿，又背得滚瓜烂熟。所以一见罗斯福，他就滔滔不绝地说到，中国的军队情况复杂，由于历史、地域、派系等等缘由，除了法令、纪律的约束外，主要要依靠统帅与将领之间的个人感情来指挥与调动。决不是任用一个什么人、发布一个什么军令就能执行的。所以让史迪威做中国军队的总指挥恐怕不妥，望总统能三思。
说完之后，孔祥熙颇为得意。这些话开门见山，言简意赅，又恰到好处，不失外交礼仪。不料罗斯福并不为之所动。当时他问：
“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蒋先生的意见？”
“当然是我个人的意见。”孔祥熙连忙回答。
罗斯福说，“你们的蒋委员长已打来电报，表示原则上同意，你就不必多虑了。”
孔祥熙只好悻悻地走了。
当晚孔祥熙把情况向蒋介石通报。蒋介石立即再派宋美龄赴美，再次为史迪威一事游说。
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夫人，所以美国方面还是在礼仪给予相应规格的接待，到机场欢迎的是美国总统助理霍普金斯。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宋美龄对霍普金斯说，她这次到美国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疗养和休息。但是她希望能尽快见到罗斯福总统，以转达蒋介石对他的问候。
霍普金斯回答的也很有意思，他说既然你不是为国事而来，也就不必要专门拜访总统了。你安心去医院疗养，总统夫人会去看望你的。
宋美龄一看弄巧成拙，也就顾不了别的了。她开诚布公地对霍普金斯讲，她是来美疗养的，但疗养期间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说服罗斯福总统收回他的命令。
宋美龄态度坚决地要霍普金斯转告罗斯福，史迪威肯定不能胜任指挥全局的任务，他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军队，他只是用美国的观念按照个人的意志指挥战争。他曾强迫蒋介石把最精锐的55师派到缅甸作战，最后这个师全军覆灭。宋美龄说，蒋介石非常尊敬罗斯福总统，非常珍惜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所以才派她亲自来，希望美国方面能予认真的考虑。
宋美龄的游说仍然没有奏效，这可急坏了孔祥熙。他对宋美龄说，咱们俩人都不能说服罗斯福，看来中美关系真要降低到冰点了。
宋美龄说，能不能叫大姐也来美国，她在外交方面比你我都更加灵活。
孔祥熙立即给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宋蔼龄发电报，将他们在美国受阻的情况通报过去。
宋蔼龄接到电报后反复考虑，决定先不去美国。她觉得孔祥熙代表官方去谈不成，宋美龄以私人身份去谈也不成，她宋蔼龄论官位没有孔祥熙大，论身份没有宋美龄高，她去美国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而且问题的关键是罗斯福铁了心要史迪威指挥，是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中国的指挥官。但是假若史迪威自己不愿意，或者他认为自己指挥不了呢？由史迪威去对罗斯福说不是比蒋孔说更为有利吗？
于是，她下决心再次邀请史迪威。
史迪威来中国多年，当然知道宋蔼龄是何许人也。虽然这个女人无官无职，但从某个角度说，她随时代表的是国民党最高层利益的意见。所以史迪威不敢怠慢，立刻按邀请的时间来到了孔公馆。
宋蔼龄开门见山，说请你来就是为了罗斯福命令一事。宋蔼龄说：“你应该了解中国。中国这一个讲人情讲伦理讲关系的国家，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张学良和杨虎城捉住了蒋介石为什么不敢杀？就是因为没有第二个人能指挥的了全国的军队。中国军队现在分几派你也知道，有老蒋的嫡系、白崇禧的桂系、龙云的滇军、阎锡山的晋军，你能凭罗斯福的一纸命令叫他们乖乖地听你指挥？”
史迪威说，“这些情况我都了解，要我做总指挥确很困难。但是，这不是我要当的，而是总统根据他掌握的情况让我当的。”
宋蔼龄进一步说：“如果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全交给了你，日本人知道了就会抓住这个机会，说中国已沦陷为美国的殖民地，他们进行的战争是在帮助中国人摆脱美国的侵略，这会不会损害美国在世界上的自称的自由、民主的形象呢？”
史迪威被宋蔼龄说服了。当即他向宋表示，他可以服从蒋的指挥，将来有机会他会向罗斯福总统陈述这一切，使其了解中国的实情。
蒋介石得到了孔祥熙、宋蔼龄的报告后，增强了和罗斯福对抗的决心。因此他故意拖延、迟迟不宣布史迪威的命令。
当年8月23至9月18日，罗斯福在蒋介石故意拖延宣布任命的情况下两次致电蒋介石，要蒋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并说如果蒋违抗的话，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要由蒋负责。
罗斯福的指责，迫使蒋介石和他的“盟友”摊牌了。
9月15日，就是罗斯福发出电报的第二天，蒋介石即在日记中写到“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25日，他亲自打电报给罗斯福，电报中说：“来电所言，自当尊重尊意，但有三点不能稍事迁就：一、我之立国主义。即三民主义不能有所动摇，故不能共产主义之赤化中国。二、立国命脉，即国家主权与尊严，不能有所损伤。三、国家与个人人格不能污辱，即不能接受强制式之合作也。否则，任何牺牲均所不恤……”
蒋介石在给罗斯福发出决心赶走史迪威的电报后，又立即给在美国的孔祥熙发电，告之“此事不解决，纵使盟国作战胜利而我国格已失，虽胜犹败……予已下最大决心，如有人前来说情，应严正拒绝，并请从速撤换。”
同时蒋介石还电告孔祥熙在此事没解决之前，不接受美国的任何接济，并随时做好准备迅速回国。
蒋介石和孔祥熙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美国，一起将了罗斯福一军，使罗斯福陷入了一种不大不小的困境。要么继续施加压力使蒋接受让史迪威掌握全中国的军队，但这样要冒着同蒋介石决裂的危险。要么收回命令，向蒋介石屈服，但个人的面子要受到损失。
罗斯福选择了后者，结果蒋介石下赢了这盘棋。当年10月1日孔祥熙电告蒋介石，说霍普金斯已告之他，说罗斯福准备召回史迪威。原来孔祥熙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立刻找到霍普金斯，向其陈述利害。说如果罗斯福不改变决定中美关系将受到严重损害，而罗斯福这个决定本身确实有点强加于人，让中方接受不了。霍普金斯也很快把孔祥熙的话转告了罗斯福。
对日作战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共同的目标使罗斯福考虑到中美合作在当前的重要，因此他只能退步了。
同年10月4日，罗斯福在白宫正式召见孔祥熙，向他说明了美国准备正式召回史迪威的决定。
10月8日，美军副总参谋长请孔祥熙转告蒋介石，美军准备让魏德迈将军接替史迪威。
10月19日，罗斯福正式致电蒋介石，让魏德迈接替史迪威。次日下午史迪威便乘机返回美国，结束了他在中国3年的参谋长生涯。
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在这次“史迪威事件”中又为蒋介石效尽一次犬马之劳，并且终于赢得了胜利。
老蒋和美元一个都不能少
虽然蒋介石、孔祥熙因史迪威的问题和罗斯福大闹了一场，但这在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不过是个小插曲。孔祥熙明白，在中国和所有外国的关系中，美国是最重要的，是蒋介石首先考虑的。
美国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他的工业发展之迅速令世界瞠目。到了本世纪初，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已超过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一跃为世界第一位。仅洛克菲勒创办的美孚石油公司，一年的纯收入就超过2亿美元。美国工业的高速发展，形成了大量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于是也效仿英法等国进行资本输出，其中两个重要地区就是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区。因此，美国在亚洲有巨大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