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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夏季田赋征收后，孔祥熙觉得此价定低了，于是在1942年又把征实额向上翻一番，即每元折征稻谷4市斗。1942年法币比1941年贬值了约20%，折征稻谷却增加一倍，这对农民该是多么大的剥夺。孔祥熙对此却振振有词，他说购粮标准，应根据各地粮产的丰啬情形而定，不需定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
另外，不产谷物的地方，农民便要交纳小麦、玉米、豌豆、青梨、大豆和花生等等，而且各种杂粮的折合比率均比稻谷压得更低。
为了推行田赋改革，孔祥熙还不辞辛苦，亲自下去检查，并接见田赋征收机构工作人员，给他们壮胆打气。
在一次接见中他说：“你们都是国家的中坚，你们肩负的使命是国家的希望。”他还说，“田赋征实自古已有之，但弊端丛生，现在实行改革，适应战争，合乎民意，你们要提高认识，树立信心。要唤起民众，支持政府。”
孔祥熙不仅亲自出马，还经常派他的大员下到各省各县监督检查。当时他对财政部提出具体要求，每年不能少于50人下乡检查田赋征实。各省每年不能少于200人下乡。各县在旺征期间，官员应全部出动。他还要求财政部在全国各地建立自己固定的联系点，以便以点带面。财政部根据他的指示，在全国1000个乡里聘用了1000个通讯员，及时向他反映基层在田赋征实时的情况。
由于孔祥熙采取了这些措施，田赋改革取得了成果，实物征收也一年强似一年。如田赋改革的1941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征收稻谷及其它粮食4500多万担，超额10.39%，1942年征收6600万担，1943年征收了6400万担，1944年征收了5400万担。4年累计征收粮食2.3亿担，基本上满足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门的需要数量。
孔祥熙的“政绩”是建立在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和剥夺的基础上的，在他向蒋介石报告的那一串串数字的时候，广大国统区的农民正处在无衣无粮的水深火热之中。
比如据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报道，陕西省在1941年，除要负担中央政府的600万担粮赋外，农民还要负担所谓八战区、五战区和二战区的代购及地方各级“公粮”，农民交纳这些粮物后所剩尚不及三分之一。西安的《民众导报》披露说，陕西省榷县中山乡1944年每亩旱田除缴纳粮食二斗二升外，还要出公款8000元，合小麦4斗。当年还是大丰收，所交公款公粮要占三分之一强。1943年，四川省稻谷每人平均4市担，但其中约有2.5担要被充做公粮。
这是从平均数来看，如果具体的每户农民，那情景就更为凄惨。因为田赋征收采取的是比例制而不是累进制。
在四川省长寿县，一个年收入为4500担稻谷的地主，须交缴田赋150担，只占其收入的3%。而一个收入10担的自耕农，须交纳田赋1.3担，占总收入的13%（因为他没有别的收入）。而一个收入只有几担、当时靠租种地主部分土地的贫农，处境就更为困难。除了缴纳田赋，所剩无几根本不能养活家人。这还仅就田赋而言。事实上，除了田赋，农民还要负担很多苛捐杂税，实际负担要比田赋所反映出来的重得多。
孔祥熙在田赋改革时保证，改革田赋是针对每一个人，是“有粮者出粮，有力的出力”，而实际上，地方大地主总是利用自己的金钱和影响及权力，在田赋征收中大做手脚，尽量把负担转嫁到自耕农和贫农身上，从而形成了实际上的“有粮者不出粮少出粮”，而“无粮者多出粮”的局面了。
除了地主大地主的转嫁，国民党基层组织和地方官员也大捞小捞，从中舞弊。如田赋收购一般是通过县、区、保、甲等系统分片包干的。这样，县长、区长、保长或甲长就在实际征收中作弊。上面要一担，他说要两担，完不成就罚。弄得当时农民怨声载道，却敢怒不敢言。
孔祥熙经常派财政部的官员下去检查。一次一名检查官在给孔祥熙的报告中写到：“各地经办人员浮收、冒斗现象非常之普遍，如未身临各地，几难置信。经我在几县调查，凡50户中就有37户处于浮收、冒斗和勤派三种形式之下，多收原粮一半者6户，多收原粮十分之三者11户……”
孔祥熙在田赋改革一开始就宣称，田赋归中央，改征实物，为了解决战时军民用粮之急需，孔祥熙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同时也为自己捞了不少。
比如在重庆，从1941年7月开始，中央公务员及其家眷（以一家4口为限）每人每月可购平价米2斗。从第二年开始，公务人员的食粮免费定量供应。如31岁以上的每月发大米一担，26岁至30岁的发8斗，25岁以下的6斗。据统计，自1943年至1945年，免费发放的大米、小麦及杂粮为6700万担，而且三年收购的田赋谷物却是1亿多担。剩余部分，则全为孔祥熙等官僚无偿或低价占有，或成为他们手中的投机商品，投放黑市后大发其财。
孔祥熙的田赋改革由于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夺的基础之上，所以收缴田赋在数量上有一定上升（抗战后期开始下降），但却使农业生产陷入日益萎缩的境地。
首先，自耕农和贫农的生产再生产资金大半被田赋和重税所消耗。如《云南日报》曾对昆明附近各县进行调查，调查后在报上撰文说：近年来秋收后能够有余粮供一家半年食用的，每村不及一半，过年后还能有余粮供一家3个月食用的，每村更不过数户而已。
更有甚者，乡村保甲的摊派使农民被迫将存粮出售，于是谷雨一过，连播种都成了问题，只得忍痛去借高利贷。
金陵大学农学院后来也曾进行调查，1941年成都附近的几个县的粮食生产成本剧增，1941年比1940年增加1倍，比抗战前增加17倍。其中粮种、畜工及人工费涨幅最快。
国民党内政部长周钟岳1941年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粮价固已大涨，但农民未得到好处盖收益全入于地主之手，地价愈高，自耕农愈少，大多数农民都被迫到农村高利贷手中借款。”
其次是劳动力严重不足。由于国民党的兵役制度，使乡、镇及保甲长乱抓壮丁。甚至像土匪那样“绑票”，交了相当数量的财钱才能放回。但放了再抓，抓了又放，形成无休止的对农民的敲诈。从1937年到1944年，国民党政府共抓壮丁275万人，且几乎全是贫苦农民。
兵役和抓丁的结果，造成农民劳动力枯竭，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抗战8年，前方对农产品需要的增加，本来应带动后方农业生产的增长，但实际情况是，在8年抗战中，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内，除1938、1939年两年丰收外，农业生产非但没有增长，反而一天天萎缩。如《农报》统计，1941年大后方比战前撂荒了842万亩耕地。1943年至1945年，四川省的冬季作物面积从6000万亩减少为5700万亩。
抗战8年国民党统治区的农业生产全面萎缩，是国统区封建性的土地关系造成的后果。孔祥熙所进行的田赋改革，非但没有使这种土地关系减弱，反而使其加强了。广大农民在抗战中建立了伟大的功绩，在前方苦苦杀敌，在后方生产粮食，还要出重税养活那些贪官污吏，而他们自己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美国一位大学的教授在抗战期间来华考察，虽然在重庆他受到了国民党官方的热情接待，但在考察结束后仍用真实的笔向美国政府和人民介绍了国统区广大农民悲苦的生活状况。他说：“农民对政府的愤怒正在明显地回响在全国的乡村，在农村地区和民众中，国民党政府的威信和影响力也许已经达到了最低点。”
为国民党经济添砖加瓦
在抗战期间，孔祥熙还着重抓了沿海工厂的内迁及专卖事业，积极为国民党战时经济体制增砖添瓦。
抗战前期，通过一系列改革和建立战时的经济体制，使西南地区的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使整个大后方的工业有了较好的基础。
所谓大后方，主要是指川、滇、黔、陕、甘、湘、桂七省。这些省基本上没被日军占领和骚扰，有相对和平安定的环境。抗战全面爆发前，这些地区的经济落后，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如四川，当年仅有电力一家、水泥厂一家、面粉厂一家、造纸厂和机械制造厂各一家。其他省份就更少，有的一个省里竟没有一个像样的工厂。
“七七”事变后，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孔祥熙和宋子文加快了向内地迁厂的步伐。1938年3月，蒋介石正式下令，拆迁沿海工厂到内地。而在1937年8月，上海的各工厂已开始向内地迁移。
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下令拆迁武汉工厂。各工厂不论大小，凡对敌后军需民生有用者一律内迁。一时间，车轮滚滚，马达轰鸣，大大小小沿江而上的船舶，成为一条条车龙船龙，蜿蜒在从武汉至重庆的长江水道及两侧。仅不到一年，上海、武汉两市就内迁工厂300余家。同时江苏、无锡、常州、南京、九江、芜湖、郑州、许昌、太原等地也都迁出不少工厂。
沿海工厂的主要机器设备拆迁内地，极大推动了大后方工业的发展。如上海、汉口等地的电厂拆卸电器设备2.5万多千瓦入川。汉阳、大冶等炼钢设备运大渡河。这些内迁的机器设备运到内地后，或扩展革新了原有的厂矿，或新建了工厂。
由于沿海工厂的大量内迁，许多立志报国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也纷纷涌入大后方。因此，抗战前期大后方工业呈发展趋势。
1937年到1942年，大后方的工厂数目由200多家发展到1000多家，固定资产由2000多万元上升到10亿多元，扣除通货膨胀后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孔祥熙经常把这些挂在嘴边，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到处吹嘘。他在“四联总处”的会议上和接受记者采访时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大后方工业发展是行政院不懈努力的结果，言外之意就是他努力的结果。
应该承认，孔祥熙在抗战中为了适应对日作战，对机构进行调整，对财政进行改革，为抗战做了一些事情。但他所以这样做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维护蒋家王朝及自己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从主观上考虑人民的需要、尊重经济规律。1942年后，大后方工业呈日益衰败之势，就是证明。
一般经济学家认为，大后方工业之所以能有所发展，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抗战初期工业内迁和技术力量的内流，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同时，沿海地区的大量资金内流，也为大后方工业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的资金保证。由于抗战激发起来的人民的爱国热忱和坚决支持抗战的决心，也是大后方工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共渡难关、打败日寇的精神鼓舞下，近2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和高级知识分子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日夜工作在生产第一线。除领导工业生产外，还大胆革新，努力创造，作出了不少特殊的贡献。如水利专家们在西南地区先后勘查了40多条河流，最后在四川的桃花溪、清渊河，青海的湟水，贵州的修文河，甘肃的天水，西康的东河等地建起了多座水电站。地质学家经过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荒凉的高原找到了石油，并成功地将石油开采出来。化学专家先后研制出了酸碱、橡胶、水泥、甲醇等战时急需的化工产品等，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工业的发展。
再一是有相对独立的市场。抗战全面爆发后，特别是沿海地区被日军占领后，大后方和海外市场的联系几乎被全部切断。内地各省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品原来主要靠外国进口和沿海各省供应。抗战以后西方各国对华输出大幅度削减，沿海各省的民族工业产品的内销几乎中断。与此同时，由于沦陷区人口的大量移入后方对工业品需要的增大，正在进行的战事对军需品及药品、交通工具等需求的增多。供应的减少和需求的增加，就刺激了生产的发展，并为大后方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大市场。
同时也应当承认，在抗战前期国民党政府采取的一些扶持工业发展的措施，在政策上对大后方的倾斜，对大后方工业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支持沿海工厂内迁。沿海工厂内迁是上海爱国工商界人士发起的，国民党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并投款56万元做为拆迁补助费，而且所经车站、码头、关卡一律免验免检放行。工厂拆迁到内地后，在征地建厂中，又给了很多支持，如提供低息贷款，免收附加税等等。
当时实施的“行业专卖”政策，亦是孔祥熙为了维持国民党政府财政正常运转的又一重要举措。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已越来越捉襟见肘，孔祥熙在抗战初期所采取的种种办法，其弊端也日益暴露，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物资供应也愈来愈紧张。
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八中全会时，虽然蒋介石对孔祥熙的经济工作还是肯定的，但来自其他方面的不满却使他不安起来。特别是宋子文，虽然在位置上宋子文不能与他抗衡，但宋子文深通经济。孔祥熙的那些所谓“改革”把戏经不住宋子文一驳，加上宋子文是“国舅”，哪天到宋美龄那里吹吹风，揭揭他的老底，他也会吃不了兜着走。因此，孔祥熙在大刀阔斧地进行田赋改革的同时，就琢磨着怎么能想出点新招，维持日益亏空的国库。
孔祥熙的办法，就是要对重要的四种商品进行政府专营，由政府赚这几种商品的钱，而不再让别人赚。这四种商品分别就是当时销量最大、日常生活又最离不开的盐、糖、卷烟和火柴。
其实，这还真不是什么新玩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对盐进行过专营。而后的封建王朝，都对一些重要的商品进行专营，如秦朝的盐、铁等。
食糖专卖是从1942年2月开始的，紧接着是盐类专卖、烟类专卖，然后就是火柴专卖。
食糖专卖一开始就出现了麻烦。按照所谓的《食糖专卖条例》，应对食糖实行实物收购。但要全部收购则需要大量资金。1942年夏，当各地政府部门纷纷向孔祥熙伸手要钱时，孔祥熙才发现这样划不来。大量资金拨下去，自己手头紧张不说，谁知下面这些贪官污吏拿这些钱干什么。到时候食糖收购不上来，你还能砍他的脑袋？
当下孔祥熙又规定了一条办法。他对各省官员说，食糖原则上按条例全部收购，但具体操作的方法是，食糖中央暂不收购，只按照收购价格的30%征收“专卖利益”，其中15%为代征统税。收购价格的30%人专卖利益帐。
这里我们不必在经济学的术语上兜圈子。他的这个办法简单说来，就是收购资金由地方应缴中央的税款中支付，等于孔祥熙一分钱不往外掏却照样能获利。
“食糖专卖”一实施，糖价立即大幅度上涨，社会各界议论纷纷。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蒋也颇为不满。原来说的实行专卖是为了平抑物价，防止投机，怎么适得其反呢？
于是蒋介石一个电话打到孔祥熙那里，孔祥熙连忙采取对策。即采取行政规定糖价，各商业网点的经销单位一律不许涨价。但孔祥熙没有弄明白，食糖生产主要在民间，他们出售给收购者的价格并不多。都是一些中间盘剥商从中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如不调整收购价，就会影响生产，供应失调，专卖收入也会随之减少。但孔祥熙当时已经感到了蒋介石的压力，不敢再提高收购价格。他只能强行命令甘蔗和食糖照旧价出售。而蔗农售出后都不够成本，又不能不售，因甘蔗属于时令产品，不易保存和贮藏，结果种甘蔗的老百姓受到很大损失。
规定限价，中间商一见无利可图，便纷纷囤积压货，于是黑市发生，社会上的百姓买不到平价糖，只能以高出几倍的价格到黑市上去买，这样一来难免也怨声载道。
据说，当年的四川省主席张群一次乘车从成都到重庆。内江等地的蔗农得知消息，将甘蔗砍下来，在公路上铺了一里多长，以阻挡汽车前进。制糖业的业主和工人上千人自发聚集起来，向张群请愿，结果闹得张群狼狈不堪。
烟类专卖也是一样，一开始就遭到民族资本家和个体手工业者的反对。因为专卖局不但要到工厂仓库登记要货，而且要派出工作人员长期住厂“监督”。这使生产烟卷的工厂极为恼火。过去，他们生产烟卷只要交纳统税，而现在除纳统税外，还要缴纳“专卖利益”。在烟盒上贴上专卖标签，比过去的税高出近一倍，又不让提价。
连卖烟的小贩也受到了限制，原来小贩批发到香烟就可以到市场上叫卖，现在不行，要到登记处登记，缴纳一笔“专卖税”后才可出售。本来获利微薄，眼下又被孔祥熙的专卖事业扒了一层皮。
而火柴专卖也迭起风波。因为战时火柴原料无法进口，各火柴厂家只能仰仗孔祥熙的恩惠分配原材料。孔祥熙便把火柴原料的分配大权交给了他的一个亲信。这个亲信借助孔祥熙的权力，把其他厂一一挤垮，最后他自己担任了火柴专卖公司总经理。于是被挤倒的火柴厂联合各界群众和工人，到重庆国民党政府门前请愿，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专卖制度为孔祥熙摆脱财政困境带来了一些好处，但由于它是以政府独占生活必需品的经营权，就必然造成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掠夺，以及对生产的严重破坏。对国民党的经济来说，这些举措无益于饮鸩止渴。所以，专卖制度难免又是极短命的。
从1942年开始到1944年夏天结束，实行了2年的食糖专卖终于废止了。1945年2月，国民党政府又废止了盐、烟和火柴的专卖，改为征税。其中，近四项专卖为孔祥熙及国民党政权带来了22.7亿元的收入。而这22.7亿元的收入，简直就是劳动人民的血汗钱啊。
混乱中的巧取豪夺
在抗战期间，对人民生活影响最大的就是通货膨胀，孔祥熙的所谓一系列“改革”和战时经济政策，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比如由于靠通货膨胀弥补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以致1942年法币印刷不及时，“关金券”被作为货币大量出笼了。关金券本是用作海关缴纳关税，不在市面流通。1942年把旧存的关金券以每单位折合法币20元大量抛出，开了大额钞票的先声。接着就是百元、500、千元的大面额币也像浪潮似的涌入市场。由于通货膨胀政策，引起物价无止境的上涨，人民对国民党的经济已失去信任。为免遭法币贬值的损失，当时人们普遍产生重货轻币的思想，纸币一到手就立即购买实物，各种投机活动日益猖獗，货币流通加速。若以1940年周转速度为1，1941年为1.5。1942年为1.8。1943年2.5。1944年为3.2。1945年（1至6月）为9.2。这样就使物价上涨的速度超过了货币发行的速度。1941年12月，法币发行累计已达151亿元，比1936年6月的14.1亿元增长了10.76倍，而同期重庆的物价上涨了2133.2倍，超出了5倍多。据杨荫溥的计算：抗战8年中，随着通货政策的发展，法币1元的购买力，在1938年底值战前0.6。到1945年6月，已只值战前法币5毫。就是说这时的法币2000元才值战前法币1元，其价值只有原法币价值的万分之五了。抗战前，四大家族主要靠发行公债进行搜刮，在抗战期间，则主要靠增发钞票了。孔祥熙就说过：“发行公债真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确实，“四大家族”通过法币贬值对人民的掠夺，远远超过发行公债的掠夺的。据专家测算，1936年至1948年12年中，只法币贬值一项，“四大家族”即从人民手中掠夺财富达57亿美元。同时“四大家族”通过法币贬值把过去他们大量发行的公债几乎变成了废纸（如1936年国民党政府共发行20.82亿元公债。其中14.6亿是换旧债的。规定还本期限是12到24年，其他新债还本期也在10年以上，而到1945年6月时法币2千元只等于战前1元的价值，所以国民党政府把这笔债款几乎赖掉了），并向民族资本进行侵蚀，大大扩大了他们的工业独占。这真是像有人指出的那样，这一政策是“人头税性质的慢性财政没收政策”，“以全民为对象，最普遍、最残酷的掠夺！”
在法币贬值中，孔祥熙还利用金融政策的变动，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投机倒卖活动，以套取外汇，大发其财。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见到出售外汇太快，一方面由财政部颁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限制企业及私人提取银行存款，规定了每次提取存款的限额和时间，以防止资金外逃。另方面与外商银行订立“君子协定”，要求外商银行对投机和资金外逃购买外汇的不予供给。又因为日伪以伪“联银券”换取法币套购外汇，1938年3月13日公布了《购买外汇请核办法》，规定凡需要外汇者，必须说明理由，经申请核批后，才能向银行购买外汇。但是这些办法只是阻碍了正当工商业者对外汇的需要，却不能阻止日伪套取中国外汇和国民党权贵的资金外逃。于是外汇出现了黑市交易，且黑市价格逐步上涨。1938年10月，中央银行曾拨出英币100万镑暗中维持法币的外汇行市，但当时法币的通货膨胀已露头，购买外汇的日益增多，黑市价格仍继续上升。每元法币的币值很快由1先令2便士半跌至8便士左右。1939年3月，国民党政府又与英国共同组织“中英平准基金委员会”，由中国、交通两银行提供500万镑，由中国政府负责，由汇丰、麦加利两银行承提500万镑，由英国政府担保，成立1000万镑的“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以稳定法币黑市价于8便士又1/4。但此汇率仅维持了3个月，法币黑市汇率又继续下跌。1941年4月25日，在向英美借款的基础上成立了“中英美平准基金”11000万美元，继续供应外汇，但不再维持固定汇价，而是采取“自然水准”了。1942年7月，国民党政府向美国政府借到5亿美元，放弃法币对英镑的联系改为单独与美元联系，确定法币对外汇价为1美元等于法币20元。此项官价外汇直到抗战胜利都没有正式变动过，但外汇黑市与官价外汇价格悬殊，给“四大家族”利用垄断外汇的特权攫取暴利创造了条件。例如，据1939年8月6日上海《大美周刊》披露的香港电传说：“渝某重要部长夫人电某外籍经纪人，嘱购入英金4万镑之巨额外汇。”这位部长就是孔祥熙。他利用外汇的审批大权，套取大量外汇，高价抛入黑市，以牟取暴利。许性初在转告《香港日报》的密电中指出：“孔任财长以来，操纵外汇自肥，对战费一筹莫展。”有人说他妻子宋蔼龄，在抗战初期的外汇投机中，就“捞到了巨额英镑”。
美金储蓄券和公债的问题，曾引起过美国财政部的注意，该部部长摩根索为此事在致总统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中国政府发行及出售了美金公债券来收回法币，并自美国给予的援助中拨2亿美元，来偿付此项公债券。我相信这个方案对于控制通货膨胀，没有重要的贡献。”“中国目前在美国有4亿6000万美元无需作担保而可动用的款项。同时由于我们的各项支出，每月可获得美金2000万元。中国可以用这些钱以出售黄金或美金资产来换取法币。不过我认为这些计划，在过去很少有效果，只给了参与内幕的人、投机者、囤积者以额外的利润，把中国可以好好利用来作建设之用的外汇浪费了。”摩根索在1945年5月8日致宋子文的备忘录中也指出：“在美国现已产生一种印象，就是2亿美元美金储备券与美金公债，以及在中国出售的黄金，都已落入比较少数人的手中。结果个人发了大财，而对中国经济没有真正的帮助。”
孔祥熙、宋子文及其亲信的贪赃，引起社会舆论大哗。后来这项美金公债本息到期，国民党政府当局不得以外汇牌价折合法币支付。
除套购外汇购买美金储蓄券、公债大发其财外，孔祥熙还利用其独占金银收兑的特权，时而收兑，时而抛售，大搞投机，大发横财，进一步促进了通货膨胀。1939年9月15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间不得私存黄金，由四联总处附设的“金银收兑处”收兑黄金，禁止自由买卖，因而集中了大批黄金。国民党政府还用1942年5亿美元借款中的2亿美元向美国购买黄金570万两。于1943年6月开始实行所谓黄金政策，表面上以收回法币、制止通货膨胀为号召，实际上是为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提供大发国难财的机会。开始由中央银行委托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国国货银行出售黄金现货，1944年11月3日后，改售期货，到1945年5月28日停售止，共售出黄金114.5万两，收回法币250亿元以上。与此同时，1944年8月开始，由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及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两局同时举办黄金存款，直至1945年5月22日止，共收存黄金162.4万两以上。但国民党的黄金政策在实际上不仅未平抑物价，而且还在物价上涨中推波助澜，为大量法币出笼做掩盖。事实完全和国民党政府大喊大叫的制止通货膨胀、平抑物价相反，黄金政策的实施，通货膨胀不是得到抑制，而是更厉害了。
黄金政策对国民党和孔祥熙来说是一桩能大捞好处的“买卖”。作为卖出的黄金，一部分是以低价向人民强制收购来的，更大的部分是以5亿美元借款中的2亿美元所买的570多万两。按当时美汇官价，每市两只值法币700元，但最初出售的黄金官价即在1万元以上，以后逐月上升，到1945年3月29日，已上升到每市两3.5万元，而停售黄金期货的6月8日，更上升为每市两5万元。这出入之间的巨大差额使他们大捞好处。但这对以巧取豪夺为务的四大家族和国民党政府来说却并不满足。于是，1945年7月31日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作出一纸决议：“为充实反攻军费起见，所有黄金存款一次捐献四成。”这也就是说80多万两应属于人民的黄金，又被强制没收去了。但是，“和中央银行有关系、能购到现货的人，黄金早已到手”，私囊早已填满了。
黄金高价出售的政策刺激黄金黑市价格上涨，引起黄金投机，加速法币贬值。出售黄金的官价是不断提高的，市价不仅随之上涨而且上涨得更快。例如1944年11月16日黄金官价加搭“乡镇储蓄”二成，每市两共2.4万元，当月黄金市价高至3.6万元。6月8日每两黄金官价上升至5万元，当月每两市价更涨至18.2万元。加上随着黄金政策的实施，国民党政府又宣布准许黄金自由经营。这样在国民党统治区便自发地形成了一些黄金投机市场。四大家族及其亲信不仅是黄金政策的决策者，而且是黄金市场的大投机者。1945年3月轰动社会的黄金舞弊案（1943年3月黄金官价由2万元调离至3.5万元，内部有关人员探悉后，在先一日银行停业前大量甚至挪用公款买进，翌日牌价挂高，便于一夜之间获得巨利）只是暴露出来的一例。正如1946年5月11日《周报》杂志36期的文章所揭露的那样：“在黄金政策的幌子下，翻云覆雨，作浪兴风，又不知制造了多少暴富。这种暴富唯制造消息的权贵才有十足把握。”“每次变动前后，市场总是谣言蜂起，作浪兴风。最后谣言十有九成成为事实，则其内幕如何，也就可想而知。”黄金价格的上涨，直接表现出法币的贬值，物价也必然上涨得更厉害。黄金政策引起的投机者对黄金的兴趣，逐渐消灭了当时黄金上涨率落后于商品的情况，“呈现金价与物价一齐上涨，因而有人认为金价是促进物价上涨的因素”。
国民党政府声称在黄金政策实施中牺牲了大量黄金，也同样是完全骗人的谎话。把国民党政府拿出的黄金扣去捐献的四成，实际还不到200万两，只约等于向美购入黄金的1/3。这些黄金绝大部分转移到四大家族及其亲信手里去了。出售的黄金现货，一般都在10两以上，最重的每块400两，在黄金存款时也规定存款5两以下到期不兑现，这就说明黄金买卖仅仅是给官僚资产阶级的发财的机会。即使是流入普通人民手中的一小部分黄金，也只属于暂寄的性质（在1948年8月，这些黄金跟着人民手里的其他黄金、白银和外币等重新回到了国民党政府之手）。因此，国民党政府这种时而对民间黄金进行收兑，时而又允许黄金自由买卖的作法，完全是为了“四大家族”积累官僚资本的需要。正像有人提出的：实行“黄金国有的目的是把民间存金集中到他们控制的国库，而恢复黄金自由买卖，则是把国库的黄金，再大部分转入他们的私库。”这就是国民党政府黄金政策的实质。
法币通货的不断膨胀，造成了社会财富及国民收入更加不合理的再分配，使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财富越来越多，劳动者的实际所得越来越少，加速了两极分化。“四大家族”等官僚资产阶级，在滥发纸币中，在黄金、外汇等投机中，因拥有政治特权和雄厚的金融势力而获得了暴利。滥发纸币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也造成了社会上闲散资金抢购土地的狂潮，“加速了土地集中”，并“经常给中农或自耕农带来厄运。”由于原料、机器的日益昂贵，正当的民族工业有的制品销售所得，尚不足以弥补其所耗用的，因而濒临破产。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和靠工资收入度日的人们，在通货膨胀中受到更加严重的剥削。“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迫性公债，它使工人和贫民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
据统计，1943年重庆各级教员的待遇仅及战前15%，公务人员仅及战前9%，士兵更只及战前5%，简直已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又怎样能进行抗战呢？另据统计：以1937年1至6月为基数，则1942年重庆各种制成品的价格指数为141，而同年的工资指数只增为11，各种制成品的价格上涨率，几乎为工资上涨率的13倍。广大农民在通货膨胀中也受到极大的剥夺。由于在物价上涨中，工农产品交换价格的剪刀差迅速扩大。例如按1945年重庆物价指数，农产品中的食物上涨1585倍，而工业品的纤维上涨3151倍，燃料上涨4864倍，金属上涨2774倍。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落后于一般工业品上涨的程度，所以农民的实际收入也必然下降。据计算，以1937年为准，农民实际收入1939年下降到64%，到1943年下降到58%。
孔祥熙自1933年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到1945年辞去全部职务，共执掌国民党政府财经大权12年。
在抗战爆发前，孔祥熙在财政上大力支持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他通过增加税收、发行公债和大举筹借外国贷款等手段，为蒋介石的内战提供了大量经费。同时，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及宋蔼龄的关系，严密地控制着上海的商业银行和钱庄，建立了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的银行网，并为此和宋子文发生了矛盾。孔祥熙在抗战前在财政金融内的最重要的实绩是推行了币制改革，这标志着南京的国民政府在全国的绝大部分地区确立了对金融机构及其重要业务的统治。这对缓和当时的金融危机、稳定经济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亦有利于英美等国在金融方面对中国的控制。抗战爆发后，孔祥熙做为国民党政府主要财政金融上的首脑，为坚持抗战，维持战时经济，也作出了一些努力。
如“八·一三”上海抗战后，孔祥熙亲自起草、由财政部颁发的《非常时期安定金融法》，对提存现金特别是硬通货和外汇做了规定和限制，为维持金融稳定、防止巨额资金外流作出了贡献。
在大后方经济开发方面，孔祥熙对内迁工矿业采取了扶植政策，并给予优惠贷款，使抗战前期后方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收入，孔祥熙实施了战时税制，颁布《公库法》。并行铂由全国开征了所谓“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遗产税、财产租赁所得税和财产邮卖所得税等，开辟新税源税种，使政府的财政收入逐渐充裕，但同时也加重了工商界和民众的负担。孔祥熙还实行了“田赋征实”和“专卖政策”。在当时，这对保证军队和民众的消费品供应，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严重影响了后方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孔祥熙曾把自己主持财经工作以来的主要做法和实质，归结为10条所谓的经验，并在各处宣讲。客观地讲，在抗战期间，孔祥熙确实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为蒋介石政府效力，对外摆尾乞怜，对内盘剥压迫，并大肆贪受贿赂、巧取豪夺、走私贩私，可谓是劣迹重重，最后终因引起公愤被赶下了政治舞台。
第五章 “四大家族”称首富
暴富的好渠道
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孔祥熙出身于一个商业资本家家庭，自小身濡目染金钱之魔力，后虽然入教会学校读书，但烙在心底的烙印却是怎么也抹不去了。
当年，孔祥熙和宋蔼龄谈恋爱时还是一个热血青年。有一次在谈到未来的理想时，他竟也脱口而出，说他真想拥有一大笔财富。说罢怕宋蔼龄觉得他俗气，又灵机一动说，他拥有财富的目的是想把它捐献给革命事业。
据说当时宋蔼龄也把自己装扮成圣母玛丽亚，她附和孔祥熙说，我也渴望拥有巨大的财富，用它来造福于人民。
孔祥熙、宋蔼龄后来确实拥有了巨大的财富，确切地说是成了中国的首富之一。但那些财富却全都是从人民手中剥夺来的，而且他们既没有用于革命，也没有造福人民，而只是供他们花天酒地了。
孔祥熙从1933年10月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到1945年10月先后辞去全部职务，前后达11年的时间，他真正发家致富了。就是在这一段时间，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孔祥熙及其孔氏家族跻身“四大家族”行列并且位列首富之尊。但他到底有多少钱，谁也说不清。1939年，一个美国记者披露说，宋蔼龄在美国的存款是重庆政府中所有要人在美国存款最多的一位。在国民党高层人士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蒋氏父子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也就是说，若论财产，蒋、宋、孔、陈“四大家庭”中孔祥熙列居首位。
孔祥熙所以能在短短的10年之内暴富起来，就是利用他手中掌握的行政、财经和金融大权，通过炒股、公债、操纵控制金融市场和插手商业买卖、走私及兴办实业等三条渠道获得的。
孔祥熙最早涉足金融界是在1915年，那年他35岁，正值年富力强。他在山西开办了自己经手的第一家银行——山西裕华银行，并将总行的办事处设在天津。读者也会奇怪，银行在山西，却要跑到天津办公，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其实，这正是孔祥熙的精明所在。
当时孔祥熙正做煤油生意，他和美孚石油公司谈妥，要他全权代理在山西推售煤油。当时广大农村包括城镇都没有电，要靠煤油照明。孔祥熙看准了是一桩能赚钱的好买卖。但美方提出，你代理经销可以，但必须要有一家银行做担保。孔祥熙初出茅庐，在金融界举目无亲，于是和宋蔼龄一商量求人不如求己，便自己办了一个银行。名义上有注册资金200万元，银行设在天津，自己为自己做保。在与美方的谈判中，美方也曾对这家新银行的来历表示过怀疑，但孔祥熙却编得滴水不漏，说这就是由原来的老字号“志诚信票号”改组而来，本部就在山西太谷。其实，此时的志诚信早已关门了。美方也不会跋涉千里去山西考证，孔祥熙就这样蒙混过关了，并因此为自己赚了一大笔。
当年，孔祥熙急于下海，急于赚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宋蔼龄。
宋蔼龄原来做孙中山的秘书，由仰慕孙中山的英名渐渐产生爱慕之情，无奈一厢情愿，几次向孙中山“表白”都没有结果，便自知之明地退却了。但这时她已是23岁的大姑娘，于是其父宋查理就为她和孔祥熙从中撮合。
当孔祥熙第一次出现在宋家时，宋查理是这样为宋蔼龄介绍的：“这位是孔子第七十五代孙，山西首富孔祥熙先生。”
其实，孔祥熙心里非常明白，他所谓孔子七十五代孙就可能是讹传，山西首富更是子虚乌有。但为了得到宋蔼龄的青睐，他便默认了。
从此，他经常出入于宋家，和宋蔼龄频频约会，并努力装出首富人家的样子，一掷千金。当然，那时的孔祥熙也并非是穷光蛋，但和宋家相比，他总觉得囊中羞涩。于是当时在发愤要在官场上闯荡一番、成就一番事业的同时。他从来也没忘了生意。能赚一把是一把，起码先填补一下因恋爱结婚之急需而造成的赤字。
孔祥熙和宋蔼龄的婚礼是简陋的。虽然同为留过洋的宋蔼龄并不太拘泥于形式，但作为丈夫，作为男子汉的孔祥熙，内心却隐隐地感到不安。此外当时他已深深感到，即使要想在政治上发展，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也是不行的。因此，孔祥熙下决心经营好自己在山西的根据地，为自己将来走上政坛打好基础。
当时孔祥熙虽然这样设想，但在此后的10余年内，他在经济上并无太大建树。裕华银行和他后来办的一些实体虽能运转下去，但也没发大财。特别是和当时上海的大亨们相比，他更是自愧不如，这也许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按现代时髦的词是成了他的一个情结。所以，在孔祥熙掌权之后，他对财富的贪婪，他对金钱的攫取之疯狂，他对其他金融界大亨打击之无情、残酷，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孔祥熙是在向他昔日商业的对手和朋友证明，谁是中国金融界真正的主人。他对宋蔼龄大搞投机活动的宽容甚至怂恿，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的补偿。既然宋蔼龄“屈尊”嫁给了他这样一个部长——孔祥熙没能给予她像宋庆龄、宋美龄那样的地位和荣耀，便只有用让她拥有更多的金钱来补偿了。
孔祥熙掌握国民党的财经大权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山西裕华银行”。1937年，他亲自布置将该银行由上海、山西等地迁入重庆，然后对设银行处处予以照顾扶持，使其在重庆金融界的地位迅速上升。孔祥熙还在中央银行破例为裕华银行开了透支账户，裕华银行如遇资金周转困难可随时到中央银行透支。
在业务上，裕华银行成了孔祥熙在金融界安插的一匹黑马，成了他捞取不义之财的炮弹。如在1941年抛售黄金的投机风潮中，裕华银行直接受控于孔祥熙的指挥之下，孔祥熙说买它就买，孔祥熙说抛它就抛。后来内行人看出了门道，知道了裕华的后台，便纷纷效仿。只要裕华买，大家都跟着买，致使当时金价陡涨。裕华抛，大家也跟着抛，于是金价狂跌。到抗战后期，裕华银行的资本已达1亿元，其部门负责人全是孔的亲信和死党。孔则亲自出任董事长，也不管别人怎么看了。
孔祥熙在金融界翻云覆雨的同时，宋蔼龄不甘寂寞，甚至比孔祥熙更胜一筹。早在1936年，为了实现自己的发财梦，宋蔼龄就在孔祥熙、宋子文的庇护下，指挥财政部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和国货银行董事长宋子良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三泰公司，并由她做后台老板娘。
当时孔祥熙为弥补财政经费不足，正巧放了很多国债。宋蔼龄就操纵三泰公司大做国债的投机生意。当时日军已占领东北全境，正向华北逼进，形势日益紧张，中日即将全面开战的谣传遍布上海滩。宋蔼龄觉得这是一次机会，便四处散布，说政府准备发行一种新的公债，来取代旧有公债，并对旧公债停付利息。
这时的人们本来就害怕一旦中日开战手中的公债变成废纸一张，听到这个消息后便纷纷抛出，几天之间公债就低于面值，最低时仅值面值的一半。
当徐堪、陈行等把消息告诉了正在打麻将的宋蔼龄后，宋蔼龄立即发布“命令”说，明天立即吃进。
宋蔼龄通常和牌友打麻将，手气总是不错的。但那段时间却牌运特别臭。所以那一天她气恼地对孔祥熙说：“今天糟透了，输3000多块。”
孔祥熙听了却不动声色，依旧不紧不慢地说：“你没听人说吗，赌场失意，情场得意。”
宋蔼龄没恼却扑哧一声笑了：“我倒真想得意一回，就怕把你鼻子气歪了。”
孔祥熙也笑了：“3000块就成这个样子了，我看你真成不了大气。”
“3000块？”宋蔼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看吧，我要赚回它300万。”
“我看没问题。”
“你都知道了？”宋蔼龄惊异地看着孔祥熙。
“过几天等着瞧吧，”孔祥熙胸有成竹地说。
果然，在三泰公司把大批公债廉价吃进后，南京政府的财政部正式出面辟谣。一时间，报纸、广播都在重要版面和黄金时间宣传财政部的公告，说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有足够的金银储备，决不会发生贬值一说，而且为了取信于民，财政部将决定为到期公债的利息上调1.5个百分点，请民众坚信对公债的信心云云。
官方出面辟谣后，宋蔼龄又操纵她手下的干将四处放风，结果公债市场出现反弹，价位直线上升。
宋蔼龄看时候到了，又指示三泰公司派人将手中的公债抛出。也就几天时间，三泰公司靠这一涨一落、一进一出稳稳地赚了3000多万。而这3000万，大多数都落入宋蔼龄的腰包。
然而正如民谚所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就在三泰公司将公债全部抛出后，公债价格又开始回落。开始低价抛出的不用说是吃了亏，后来高价买进的也吃了大亏。有的人因承受不了心理打击竟跳楼自杀。这时人们才发现，全是三泰公司从中捣鬼。于是当时上海编出了顺口溜讽刺说：三泰公司是三不公司，徐堪不堪、子良不良、陈行不行。但是，由于当时三泰公司的高层人士守口如瓶，人们并不知道宋蔼龄、孔祥熙是他们的后台。
公债风波过后，宋蔼龄还和从前一样，每天晚上不是找牌友打麻将就是泡歌舞厅。
孔祥熙呢，还是每天上午10点坐他的专车去财政部上班，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倒是徐堪、陈行他们事后悟出了什么。
妈的，老板娘真够黑的，赚了3000万才给咱们这么一点。事后陈行发牢骚说。
但他们明白，如果他们不照宋蔼龄说的去做，恐怕这一点点也都得不到。
人家吃肉，咱们只能啃骨头，徐堪最后总结到。
孔祥熙利用手中权利巧取豪夺，但本人一般并不出面。而是利用他直接开办的或由亲信开办的公司，他在幕后策划。抗战前，他曾办过几家公司，如裕华银行、祥记公司等。抗战爆发后，孔祥熙所直接控制的公司，包括宋蔼龄、孔家少爷小姐和亲信死党办的公司多达几十家，其中有些公司在当时赫赫有名，经营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如庆记纱号专做棉纱生意，强运搞运输与贸易，大元搞五金交电，恒义和升和专营洋货，广茂则经营参茸药材等等。
这些公司和商行做生意当然能赚钱，但毕竟要付出许多，而且有时还要担一定风险。有时搞点投机、走私，一旦被识破还会给自己找来麻烦。由于抗战后孔祥熙集金融、财经大权为一身，当时他就想出了一个更恶劣的点子，拿国家政府的信誉当赌注，利用美国钞票公司和英国德纳罗钞票公司，在无准备金的情况下超限额地印刷钞票，一方面供给蒋介石的政府使用，一方面从中火赚其钱大发其财。
孔祥熙派自己的亲信凌实担任中央信托局印刷处的经理，专门负责印刷钞票和运送钞票一事。这些钞票对别人当然按严格法律程序交接有序，但对孔祥熙则像是自己家里的锅碗瓢勺，孔祥熙利用多印钞票不知贪污了多少，而把多印钞票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恶果转嫁到人民头上。
另外，当年在国民党政府中，特别是高层领导和核心人物中，公用和私用的界线很难分清。如蒋介石，他不爱财、不管钱、不用钱，那是因为他有权、有钱。当时整个中国都是他的，他要用多少钱都是一句话的事。正因为如此，孔祥熙才上行下效，肆无忌惮地从中央银行拨钱供个人消费使用。如1936年，他以财政部长身份，令财政部拨给“行政院孔院长秘密费国币20万元”。次年，又一次以财政部长的名义给自己拨出20万元，还美其名曰公务需要。而当时，孔祥熙的月薪按规定只有400元。
孔祥熙还把国民党中央银行看成是他家里的账房。中央银行的财产成了他家里的储蓄。孔家几乎所有的开支，都可以到中央银行报销。大到孔祥熙、宋蔼龄、孔令仪、孔令侃等人的专车，小到从英国进口的香皂等等。最令人惊奇的是，一向称赞自己善于当家理财的孔祥熙，在中央银行居然不建立最起码的预决算制度。
在国民党政府里，有些和孔祥熙不对付的，曾写信给蒋介石揭发孔祥熙在中央银行的所有做为。但蒋介石在开始时并不以为然，他自己就最讨厌什么预算决算。在他看来，经济要服从于政治。
孔祥熙得知有人在蒋那里告他的黑状后，便生气了。他立即指使亲信调查，看哪些人在背后搞他的鬼。在一次行政院的公务会议上，一向态度温和的孔祥熙竟一改平时的谦和，拍着桌子对着众人发怒说：“听说有人想查中央银行的账，我看他们是发疯了……”
当年孔祥熙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的最大一桩“买卖”，就是1942年那次侵吞美金公债了。这次侵吞公债是孔祥熙、宋蔼龄赚得最多的一笔“生意”。但他们也因此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可以说，这是他们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五个年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作出了最后的挣扎，继珍珠港事件和美国宣战以后，他们为了孤立澳大利亚，扼制美英对日的反攻，占领南太平洋的战略资源。又相继发动了珊瑚海战役和占领新几内亚等战役。在东南亚，则发动了滇缅战役，切断了大后方与缅甸和越南的通道。在中国的沦陷区，日军就开始了残酷的扫荡，实行了野蛮的“三光”政策，抗日战争到了最艰苦的时候。
美国为了在太平洋战争中占据主动，为了让中国军队在陆地上拖住日军以减轻美军的压力，于1942年由国会通过了一项决定，决定向国民党政府贷款5亿美元，以支持中国抗战。
这对蒋介石、孔祥熙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孔祥熙在和蒋介石等研究后决定，这5亿美元中3亿用于向美国购买黄金，以做为战略储备，1亿购买军火，1亿作为发行美元公债的准备金。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已是相当紧张，入不敷出。孔祥熙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借助这次美国的援助再玩弄一次寅吃卯粮的把戏。
这次公债的名称为“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共发行1亿美元。当时国民党官方公布法币对美元的比值为1元、3元、5元、10元四种，待抗战胜利时向储户兑换美金。
孔祥熙为了使这次公债能发行成功，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向社会各界反复兜售。说什么“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民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等等。
另外在形式上，发行公债是由蒋介石以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劝储委员会主席名义函电各省分会主任委员（省主席兼）、副主任委员，按照规定的指标，向各阶层人士摊派认购，并照比例上缴国库。可实际上，却是由财政部交中央银行国库再分发各地银行经售。
由于当时战争的破坏和国民党政府的盘剥，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多已无力购买公债。一些有钱的权贵富商虽然拥有大量游资，又多用来抢购物资，囤积居奇。因为以前国民党政府发的公债太多了，很多都不能兑现，很多人对公债失去了信心，甚至认为这是政府玩弄的又一次花招。
美金公债发行开始了，购买者寥寥无几。蒋介石得知后大怒，亲自打电话给各省主席，让他们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在蒋介石、孔祥熙的压力下，公债购买有了缓慢的进展。从1942年冬季开始正式销售，到1943年10月，10个月的时间共售出美金公债约一半，即5000万美金。
而且很多买公债的人是迫于压力，他们并不相信到时候就能兑现美金。即使兑现美金又无处可用，到哪去花？所以很多人在买了公债后旋即又把公债抛出。因此，公债发行初期，在黑市上公债多低于面值出售，最低时仅10几元法币。
但时隔不久，公债市场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由于孔祥熙滥发纸币，致使大后方通货膨胀呈直线上升。1942年至1943年不到两年时间，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00%。法币在人们心目中越来越不值钱，于是有人又想起了美元公债。于是美元公债的价格又开始攀升，由10几元上涨到30几元，而且仍在看涨。
孔祥熙原来正为这公债发行一事发愁，看这公债价格上扬，心里暗自欢喜。他叫人把风透出去，说美元公债是以美元为基础的，是以美国贷款为担保的。而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购买公债绝对有利可图云云。
于是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美金公债开始受到青睐，并逐渐成为抢手货。面值也迅速上升到100元，比发行时高出5倍。
当宋蔼龄知道这种情况后，觉得这是个大捞一把的好机会。便找到孔祥熙问，“现在还有多少公债没卖出去？”
孔祥熙前几天为卖不动公债发愁，这几天又被公债突然火爆弄得晕头转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说“还剩了大约一半吧。”
宋蔼龄说，“剩下的别卖了，我全包了。”
孔祥熙一下明白了，他怕这样一来要惹麻烦。这笔贷款的分配是蒋介石亲自定的盘子。发行美金公债也是又登报又宣传，要是突然停止销售，一旦内幕披露出去，上上下下他都没法交待。
还是宋蔼龄鬼点子多，当时她说“你这呆子，不会想点办法？还说你会当家理财，我看你还不如我呢。你把剩余的公债扣下，对老蒋就说分给政府的各级官员和将军们，他们日夜为国为民操心受累，没时间到市面上买公债，我们派人送去，他们怕谢还来不及呢？其实呢，你送给他们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明白了吧？”
孔祥熙摸摸额头，又摘下眼镜用手帕揩了揩，心里还是不住地打鼓。但这笔公债的利润实在太大了，没有一个人会不被它诱惑，最后他一横心，将来万一走漏风声，再想别的办法就是了。
和宋蔼龄商量好以后，他立即打电话给国库局长吕威和业务局长郭景琨，如此这般地布置了一番。
此时已是深夜，夜深人静，月白星稀，孔祥熙放下电话，总有一种不祥之感，因此毫无睡意……
第二天，重庆各大报却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称：由于民众抗战热情高涨，购买爱国公债空前踊跃，全部美金公债可望周内告罄。又过了一天，刚好是星期五，由于报纸登出消息，黑市公债价格翻番，各代销点更是人山人海，有的人半夜便起来排队。
结果人越挤，卖得越慢。到下午5点各代销点同时挂出牌子：公债全部售完。
其实这时，孔祥熙手里还有整整一半——5000万美元的公债。
1943年10月15日，孔祥熙指令财政部正式下文，通知国库局“将美券停售，所有尚未出售的5000万美元，悉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
国库局长吕威在孔祥熙、宋蔼龄授意下，要各省把剩余的美金公债速押解向中央银行，并转存国库局。然后，吕威还冠冕皇堂地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关于战争对经济的破坏，美元公债发行遇到一些困难，为保证这次任务的完成，拟决定将剩余公债全部按官价购进，这符合政府吸引游资之宗旨，并能用以平抑物价，调剂人民生活。
报告送到孔祥熙办公室后孔祥熙不知哪根神经动了。他没签自己的名字，只是批了一个“可”字，并叫手下在“可”字下盖上了“中央银行总裁”的章。
吕拿着孔的批示，就等于有了尚方宝剑，立刻明目张胆地干起了贪赃枉法的勾当。他首先购进了第一批美元公债350万美元，照官价折合7000万法币，全部送给了孔祥熙。
几天后，孔祥熙、宋蔼龄又伙同吕威购进了第二批800万美元的公债，按官价折合法币1.6亿元。
就这样，5000美元的公债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分别按官价被吃进了。
吕威、郭景琨按孔祥熙和宋蔼龄的旨意，把侵吞公债的一部分按身份等级，分送给了一些权贵和金融以及财政系统的要员，其余的则全部进入了宋蔼龄所办公司的账户。
孔祥熙在这次公债活动中赚了多少钱呢？孔祥熙是在1944年1月批了吕威的那份报告，当时美金公债在市场的最低价已涨到250元法币（高出面值12.5倍），最高价为273元（高出面值13.6倍），而孔祥熙全是以20元的官价吃进的，仅以孔祥熙第一、二次购买的1150万美元公债计算，一倒手就可非法获利26亿元法币。相当于四川省一省全年的储蓄总额。若是以5000万美元公债计算，他们又该贪污了多少呢？
后来美元公债的利润披露出去以后，有人估计，在这次丑闻中孔祥熙、宋蔼龄至少赚了30个亿。
的确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美元公债一事还是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蒋介石派戴笠秘密调查了此事，证明属实后，把鼻子都气歪了。蒋介石觉得这件事孔祥熙太不像话了，做得太过分了。但他还不能公开流露。因为蒋介石知道他对某个重要官员流露出的任何一点不满，都可能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但此时他对孔祥熙的厌烦已是肯定的了。这也为不久蒋介石罢黜孔祥熙提供了根据。
事后也有人说孔祥熙是聪明人办了个蠢事，已经有了那么大的权力，那么多的财产，几辈子都吃不完，何必因小失大呢？
话虽这么说，但这就如同在赌场上一样，赢了还想赢，永远也没有止境。那些官迷，当上了小官还想当更大的官，当上省长还想到中央。对他们来说，不进则退，停滞不前就等于将被淘汰。孔祥熙也是一样，他爱钱如同爱命，其至超过了爱他的生命。他有了还想有，赚了还想赚，绝对不会有什么止境。当然，他确实急了一点，那就是这个江山姓蒋，蒋介石让不让他赚这个钱还是要命的关键。
此次孔祥熙侵吞美元公债，是抗战以来他一次赚取的最大的一笔财富。不过，也是他为相10年赚取的最后一笔财富。
走私也赚大钱
孔祥熙之所以能在抗战时期暴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走私。这说起来有点叫人难以置信，他身兼国家要职，执掌国家财经大权，参与制订修改法规法令，对部属、对下级天天讲廉洁、要缉拿走私犯，而他自己恰恰就是一个最大的走私犯。
当然，孔祥熙不是3岁的小孩，不会傻到自己亲自去干，然后给人抓住把柄，招来无端的是非。他可以叫他手下的人去干，叫他的亲属去干，赚了钱大头是他的，出了事找个替罪羊一推了之。他孔祥熙还是个“廉洁公正”的好部长嘛。
1938年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当时与外界相连的还剩下两大出口，一是香港的海上通道，二是西南和缅甸、越南相通的陆路通道。国民党政府的进出口物资主要靠这两条通道。
因为战争爆发，加之国内和大后方有的工业产品不能制造和生产、或虽能制造生产但数量很少，远不能满足需要，这就使一些工业品和轻工产品的价格和海外市场的价格拉得很大，也为从境外向境内走私提供了基础和可能。
在国民党上层，稍微明白一点的都看出了运输部门是个肥缺，因此都绞尽了脑汁向里面渗透。当时国民党内除蒋介石稳坐第一把交椅外，军统的戴笠和中统的陈氏兄弟是两大势力。在政界和经济界，孔祥熙和宋子文则分庭抗礼。这几大势力都看中了香港和西南这两个黄金通道，纷纷向其中插手。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日军占领香港，国民党政府的南大门被堵塞。因此，对外联系的重点自然地转到了西南。
当时负责西南陆路运输的是国民党政府设立的西南物资运输处，对外称西南运输公司，总经理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下设业务处、秘书处、警卫处等十几个部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警卫处。别看牌不大，权力可不小，它是军统直接控制的特派机构，直接监督西南运输公司的全面工作。当时西南对外联系主要是从越南的海防到桂林的海桂铁路，从缅甸仰光到云南昆明的滇缅公路以及后来修筑的从印度到云南保山的中印公路。
这些战略要道，一方面为抗战运送着大批物资，一方面也为国民党豪门人物夹带走私货。而那主管运输大权的大小官员们，则靠着这两条公路一条铁路大发横财。
孔祥熙是何等人物。别看他表面上文质彬彬，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模样，其实他最见不得的就是看别人在赚钱，最听不得别人在发财。眼看着宋子文、戴笠在西南运输处大把大把的捞钞票，而他只能像一个不能上场的候补队员那样坐冷板凳，那滋味真比用刀子挖他的心都难受。
还有就是宋蔼龄和她的那几位少爷小姐，那种从娘胎里带来的、与生俱来的贪婪，比孔祥熙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重庆搞运输公司？”在一段时间里，孔令侃几乎每天吃晚饭时都要这样问紧锁眉头的孔祥熙。
孔祥熙何尝不想插手运输走私。但他明白，在中国要想干任何一件事都必须讲名份，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行不通。西南运输处在宋子文和戴笠的控制下，你怎么能插得进去。因此尽管宋蔼龄、孔令侃成天吵吵，孔祥熙一直不动声色。
1939年，孔祥熙吞并华西公司初步得手，他主持拼凑了一个中国兴业公司，下属的企业有十几家而且都是重工业。孔祥熙的想法是把中兴办成全国的钢铁生产基地。当时，中兴公司的成立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他肯定了孔祥熙的做法，认为国家应该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钢铁工业掌握在手里。孔祥熙也由此找到了一个插手公路运输的时机和理由。
他以中兴公司和他所属的金融财政系统的实业需要物资交流为由，在他所直接掌握的中央信托局下面新成立了一个运输处。在上报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这个运输处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兵工储料”及“中央银行运钞和装运国家急需之特种物资”。于是，孔祥熙借着这个运输处，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干起他想往已久的走私勾当了。
为了使走私万无一失，孔祥熙任他的少爷孔令侃为中央信托局负责人，直接掌管运输处的工作。孔令侃则向他老爹推荐他的心腹，原中央银行事务科主任林世良为运输处处长。这个林世良原本是个溜须拍马之徒，并无真才实学，只是在吃喝嫖赌上与孔令侃臭味相投，又心甘情愿当孔令侃的奴才，才被孔令侃相中。孔祥熙对中央银行这一层的干部都不了解，他只是叮嘱孔令侃，运输处长职位虽不高，但权力很大且油水也不小。非精明能干又忠心耿耿之人不能胜任，孔令侃则拍着胸脯向他老爹保证没问题，于是林世良走马上任。
再说林世良，原本是个无职无权的芝麻绿豆官，因行为不轨和行里其他同事关系也不好。这次突然荣升运输处长，感动得他泪流满面。当即他称孔令侃是他的恩人，并表示为孔家出生入死，在所不辞。
结果林世良真的竟为孔家而死了，这是后话。
中央信托局运输处成立以后，由于背靠着孔祥熙这棵大树，便有恃无恐地大肆走私。他们打着为中央银行运钞票和其他一些理由闯关过卡，运送的都是当时重庆四川最紧俏的物资，大到冰箱沙发，小到烟酒发卡，甚至连孔家养的猫狗的吃食等等都来走私。
各路哨卡虽然也多如牛毛，但那也多是聋子的耳朵一摆设。能在滇缅公路走私的人都有头有脸，什么证件都能搞得到，就是检查出了问题，扣了他们的车扣了他们的货，不到两天一个电话，你还得放车放人。1939年到1942年缅甸被日军攻占3年多时间里，孔家在这条公路上不知捞到了多少好处，林世良也因此成为红极一时的大腕。
1941年初，日军为了配合太平洋战争和美军作战，决定发动攻缅战役，目的就是切断国民党政府和国外联系的唯一陆路通道——滇缅公路，从而使蒋介石投降。这时，蒋介石也风言风语听到不少关于滇缅公路走私的消息。特别是戴笠，别看他本身就干走私的买卖，但为了向主子表忠心，他还是供出了不少他的走私同伙。“依你看，这事该怎么办？”当时蒋介石问戴笠。
“我恐怕力不胜任，只好能派出一钦差大臣，既和各派利益无关，又有委员长的尚方宝剑，才能出于公正铲除弊端。”
蒋介石觉得戴笠说得有理，滇缅公路的状况不扭转，会直接影响到大后方的物资供应。就像这条血脉里出现了严重的血栓，如不及时清除，这条大动脉就有瘫痪的危险。最后，蒋介石决定派他的表弟俞飞鹏出马，并委任以“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副主任”的头衔，常驻仰光。
这个俞飞鹏以前是个小学教员，后借助蒋介石的关系，在国民党政府当个小官，论德论才论貌都极一般。但有一条，对蒋介石绝对忠心耿耿。蒋介石明白，选用监察、执法一类的官员，忠诚和铁面无私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能力。
果然，俞飞鹏一到仰光，便开始“整顿”滇缅公路的运输秩序。他发布命令说，从他上任二日起，不论公车私车，都必须承运西南运输公司的军用物资。没有他的手令，一切车辆不能在路上通行。
走私是被暂时遏制了，但正常的运输也陷于瘫痪，因为滇缅公路每天要通行数百辆汽车，几十个车队，要一一检查后签发通行证当然要造成交通堵塞。而俞飞鹏为了表示自己执法如山，为了要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事必躬亲，甚至每辆军车的车篷他都要撩起来查看。一时间，仰光到处挤满了运输的车辆，仓库里堆满了急需运输的物资。
1942年春，日军没有在史迪威设想的地段展开正面进攻，而是从泰国迂回，向史迪威的背后扑来。这大大出乎赴缅远征军的预料。正面构筑的工事屁用没有了，后路又被日军切断。如不撤退，恐怕只有全军覆没了。
史迪威一撤，俞飞鹏也得跟着撤，可满大街堆放着的物资怎么办，总不能交给日本人吧。于是，俞飞鹏就对军统局负责人潘其武说：你去派人把东西烧掉，不能留给日本人。
潘其武也不傻，当即就说：“那些都是供给大后方的军用物资，你叫我去烧，军统的条例里没有撤退时放火这一条。”
俞飞鹏火了，“这里我说了算！你去还是不去？”
潘其武说：“我去放火可以，但你必须写条子，不然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潘其武知道，在长沙撤退时，一位军官就是因为撤退时放火而被枪毙的。
俞飞鹏自知难办，如烧了这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军事物资，罪责难逃。但若不烧，留给日本人，则更无法向国人交待。最后一咬牙，写了条子给潘其武。
潘其武拿到俞飞鹏的手令，又派人坐专机将手令带到重庆报告给戴笠。戴笠默许后，才开始放火。即使这样，焚烧大批军用物资一事还是由新闻媒体曝了光，重庆方面为之哗然，纷纷要求追究当事者和领导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