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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5月25日，孔祥熙一行多少有些无精打采地离开了英国，去日内瓦、意大利和法国。
在法国没得到真东西
孔祥熙对法国的访问，比在英国稍好一些，双方达成了几项协议（后因中日开战，法怕得罪日本，协议未履行），但也不能真正算成功。究其原因，一是法国当时正处在对德日关系的困境中，二是法国国内自身经济不景气。
就在孔祥熙访问法国前大约半年，德国军队的4个旅兵力，在事前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占领了被洛迦诺公约规定的非军事区——法国的莱因兰地区。
对于这个公然的挑衅行为，法国政府竟采取了一个极为软弱的立场，并没有立即出兵将德国侵略者驱赶出去（事后希特勒承认，如果法国人动武，他会立刻命令德军撤退的。因为当时法国在数量和装备上都优于德军）。而是优柔寡断，拖了数月后才向国联提出上诉，并悄悄派使者前往英国，询问如果法国采取军事行动英国会不会与其联手抗德。英国人说，那是法国的领土，是你们法国人自己的事。于是法国因害怕引发战争竟对德军的占领表示了容忍，这大大助长了希特勒的侵略气焰。
孔祥熙到法国时，当然不知道莱因兰事件，因而他不知道法国政府正为这件事而困扰：打还是不打？孔祥熙来的主要目的，公开是加强两国友谊，实质是要米要钱要军火要援助。
此时的法国从1929——1932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刚刚复苏，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是仍面临着诸如失业、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因此，在对中国进行援助的问题上，中法双方都只在外交辞令上兜圈子。
孔祥熙一到法国，就拜见了法国总统等一系列法国政府高层官员。会见后，他根本无心在法国观光旅游，便和当时的法国总理勃鲁姆进行会谈，会谈的中心是太平洋协定与借款问题。
一个国家的安全，不是靠本国的实力和本国政府的努力，而要仰承于所谓大国的鼻息，依赖于这些大国的一些空泛的协议，现在读者听起来觉得幼稚可笑。可在当年孔祥熙看来，却如同克敌制胜的法宝。太平洋协定是澳大利亚总理莱昂斯提出的，即由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签订一个一般性的互不侵犯条约。当时莱昂斯特别希望欧洲国家能支持这个条约，使这个条约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
孔祥熙和法国总理勃鲁姆讨论的就是这个条约，并且孔祥熙希望这个条约能得到法国的支持。对中国来说，最大的侵略威胁来自日本，如果这个条约生效，就能对日本起到遏制作用。其实这只是善良人们的美好愿望，狼总是爱吃羊的，日本灭亡中国的方针早已确定，为了实现其野心连美国也要打。而在这之前，日本又和美国签订了多少和平条约呢？
因为这个条约和法国没有利害关系，勃鲁姆当然愿做个人情。他当即向孔祥熙表示支持这个协定，并提醒孔祥熙，美国对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希望孔祥熙再同美国谈谈。
不知道孔祥熙是真傻还是装傻，反正据当事人在回忆文章中介绍，当勃鲁姆总理在会谈中大谈中国在远东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法国支持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签定互不侵犯条约时，孔祥熙当时竟乐得合不上嘴。
也许孔祥熙并不傻。他是搞经济的，当然知道什么最实惠。现在常常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孔祥熙是当年是“政治”搭台，经济唱戏。果然，在谈完国际形势后，马上就契入了实质问题，孔祥熙向勃鲁姆开口就要借钱。
那法国人勃鲁姆也滑得像泥鳅。他说，具体的借款问题请孔祥熙和法国政府的财政部长及银行总裁再谈谈。
当下孔祥熙趁热打铁，又和法财政部长奥里奥尔会谈。这次会议就没有同勃鲁姆那样空泛而美妙了。
会谈中，奥里奥尔先发制人。他问孔祥熙“借钱是要还的，你要向我借钱，请问拿什么来偿还？”
孔祥熙沉着应战地说：“自从中国法币改革以来，中国的外汇兑换率一直平衡，工业全面复苏，在铁路、航空等方面还有巨大进展。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良性发展轨道。政府预算平衡，外汇储备充分，有足够的偿还能力。”
奥里奥尔又问，“既然你国经济形势如此之好，又为何要借钱呢？”
顿时，孔祥熙陷入了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困境中。但他没有丝毫慌张，继续侃侃而谈：“准备向法借款数亿法郎，但并不是用于投入经济，而是准备用做发行纸币的准备金。而且这笔钱存在法国银行，如果法国政府要急用，任何时候都可以动这笔钱。”
孔祥熙还说，他这次到欧美游说，主要是为了争取贷款，而贷款的目的是为了清理现存的内债，并利用外币在国内的差价抵销内债的利息。如能贷到希望的款额，政府每年可节约8000万法币。
美国有句谚语叫作“没有免费的午餐”，法国也不例外。既然向中国贷款法国不但不受损害，还能获利，奥里奥尔当然答应可以考虑。但是他说，这件事还要和法银行总裁拉贝里商量。
奥里奥尔和拉贝里商讨后，原则上同意向中国提供贷款2亿法郎。这使孔祥熙喜出望外。但是，这两位法国的财神爷又提出，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提供这笔贷款，还要请双方各派一两位代表进一步讨论细节。这又使孔祥熙不安起来。
只有装进兜里的钱才是钱，这是孔祥熙在商战中滚爬多年探索出的经验。那么，这些法国佬又耍什么鬼把戏呢？
孔祥熙又同法国军界打开了交道，就空军、海军等一系列问题狮子张大口，总之是摆出一副乞求的样子：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
结果是空军可以提供飞机，但不是最新式的。孔祥熙一听就急了，要就要最新式的，过时的我们不要。几年前，他在意大利买飞机的教训在胃里还没消化完呢。
海军方面，孔祥熙是要潜艇，结果碰了个软钉子。海军部长说，海军只负责技术问题，要出卖潜艇你得找政府谈，政府答应卖给你，你就去找公司和工厂。
孔祥熙想，我找政府，政府说让我找你们，你们又让我找政府，原来法国也会踢皮球。
孔祥熙想得不错。在法国一周，匆匆忙忙，结果得到的空口许诺多，实际东西少。互不侵犯条约一纸空文，支持不支持都没能阻止战争的爆发和蔓延。借款问题倒是口头答应，但不久中日正式开战，法国怕给中国贷款触痛日本从而触及法德关系，结果也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购买飞机和潜艇的事也都是口头协议，并没实行。然而事情后来的结果，法国最终还是“得罪”了德国。德国一个战略包抄，马其诺防线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巴黎则竖起了降旗，成了德国的“俘虏”。
没有永远的朋友
1937年6月9日，孔祥熙一行离开法国前往德国。
在德国，孔祥熙的运气不错，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他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和接待。
孔祥熙在德国受到“欢迎”是有原因的。1937年，是希特勒在德疯狂扩军备战、准备战争并称霸世界的最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德国的军队扩充了一倍，德国的军事工业继续高速度增长，德国研制出了更新式的坦克、飞机并装备了部队。在去年占领了法国的北部地区后，德国正准备吞并捷克的苏台德区，还有奥地利和波兰等国家和地区。
德国的疯狂扩军备战，在全民族中倡导大日尔曼主义，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猜忌、怀疑和警觉。此时希特勒非常明白，他的羽翼尚未丰满，他还不能和英法抗衡。因此他需要和平这颗烟雾弹。再则，德国军事工业的高速发展，一方面造成资金短缺，一方面已造成军工产品过剩。而此时孔祥熙到来，可谓雪中送炭，正中下怀。中国需要德国的支持和理解，特别是对稳定中日关系的帮助，德国需要中国帮助它树立“和平”的形象。同时中国亦需要德国的军火，很久以来德国就是中国最大的武器供应国。而德国则需要中国的白银，正可谓相得益彰。
孔祥熙到达柏林的当天下午，柏林技术大学就邀请其参观。在学校的会客室里，还煞有介事的地举行了一个仪式，由该校校长亚尼姆授予孔祥熙荣誉工程博士。孔祥熙虽早年留洋读了几天理工科，但早已忘到九霄云外，而且授予仪式之前也没打招呼，纯粹是风马牛不相及。
为了使这次荣誉博士授得名正言顺，亚尼姆校长还胡侃了一番。他说，该校之所以给孔祥熙博士学位，是因为他为稳定中国货币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在恢复发展中德友谊中作出了不懈努力。
孔祥熙为中国货币稳定作出贡献关你国一所技术学校屁事，为中德友谊关系做出不懈努力又与工程博士何缘？看来德国人这个马屁拍得也挺蹩脚。
但当时的孔祥熙却美滋滋的，被人家一吹就忘乎所以。他马上答谢说，对于贵校授予学位，本人深表感谢。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幸，也是中国的荣幸，是中德关系良好的象征。
紧接着，孔祥熙又参观了几家兵工厂，并与德国外交次长麦根森举行会谈。
麦根森在会谈中极力表白，中德关系一直非常好。德国和第三国签定的条约，决不损害中国。特别是去年德国和日本签订的反共条约，绝没有涉及到中国。孔祥熙则大谈日本的种种劣迹，他说一次大战后，日本在远东和中国侵占了很多原来德国人的地盘，日本的友谊是最靠不住的等等。
在德国访问期间，孔祥熙最重要的活动是会见戈林和希特勒。
4年前，孔祥熙也曾到德国访问，但那时他只是一个实业部长。而这次他已是行政院副院长，而且是主掌中国财政大权的关键人物，因此德国方面也极为重视，专门安排了戈林和希特勒的接见。
戈林原是一名空军飞行员，因在纳粹党的积极表现和对希特勒的“忠诚”，逐渐晋升为纳粹党“五领袖”之一，并出任普鲁士总理和议会议长。1940年被希特勒封为帝国元帅。当年希特勒曾说，我如遇难，戈林将是继承人。可见戈林在德国当时的地位和影响。
戈林和孔祥熙的会见是礼节性的，没有实质性内容。然而就是这样一次礼节的会见，也给孔祥熙留下了一丝不快。
当孔祥熙一行来到德空军大楼会客厅时，见不到戈林的人影。主人接见客人，却让客人等候。大约5分钟后，神态傲慢的戈林才提着手杖走了出来，而且没一点道歉的意思。
孔祥熙访德的高潮是拜见希特勒。关于希特勒，当时孔祥熙略知一二。4年前他访德时，希特勒刚刚宣誓就任总理不久。那时的德国，还没从西方经济危机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工人失业，道路破旧。4年过去了，孔祥熙此次来访发现德国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好像全国都沉浸在一种亢奋之中。据说，那希特勒出身贫寒，经历坎坷，没受过高等教育，最困难的时候靠在街上卖画为生，近乎一个流浪汉。而今这个流浪汉眼下却主宰着近7000万德国人的命运，而且让美英法等强国刮目相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年，这个身材矮小的德国元首，在孔祥熙心中充满了神秘感。
6月13日清晨，孔祥熙一行乘车从柏林出发，去离柏林200公里以外的沙尔兹堡别墅会见希特勒。
希特勒的这幢别墅有一个别名叫做鹰巢。因为纳粹把鹰当做他们的象征而得名。
鹰巢建筑在半山腰上，海拔1000米以上。孔祥熙乘坐的轿车盘旋而上。渐渐地，一幢被绿荫掩映的灰色建筑出现在视线中。
由于事先得到通知，当孔祥熙的车队驶到门口时，大门自动打开，门卫的车队举手敬礼示意，并高呼：“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住在一幢两层的楼房里。孔祥熙来到这幢房子前。在陪同人员的带领下进门，穿过衣帽间和小客厅，来到大客厅。这个大客厅呈长方形，前截中央放着一张圆桌，四周是十几把椅子，后半截一侧放着一个大地球仪，另一侧摆着两对沙发和茶几。透过落地窗向外望去，是风景秀丽、层峦叠嶂的山谷。据说在山谷的那边就是奥地利。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因此他在这里修筑别墅，便能随时看到他的故乡。
孔祥熙在客厅稍候片刻，希特勒便从里屋走了出来。二人握手问候后，宾主分别就座。
希特勒身材不高，穿着整齐的军服，腰间扎着棕色的武装带，上唇蓄着一撮胡子。还好，他不像戈林那么傲慢无礼，孔祥熙心里便渐渐踏实了。
孔祥熙首先转达了蒋介石的问候及他个人对希特勒的仰慕之情，并谈到了这次出访的目的，希望德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各方面和中国加强合作。
希特勒也很清楚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什么。他对孔祥熙说，德国和日本签订协约，并不针对中国，而是针对共产国际。中国和日本应该和睦相处，如果中国和日本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争执自身又无力解决的话，德国愿意充当调解人。
当时，希特勒还对孔祥熙散布和平谣言。他说，欧洲现在平安无事，并无美国或英国报纸说的有战争和侵略的危险，德国决不首先对他国使用武力，但也不怕别人发动侵略和战争。
希特勒还和孔祥熙大谈特谈了“共产主义危害论”和“苏联威胁论”等，认为共产主义是当前世界最主要的危险。孔祥熙当即也随之一唱一合，就像遇到了知音一般。
会议持续了一个小时，双方好像都感到很满意。最后，孔祥熙向希特勒赠送礼物：一对朱红漆雕花瓶、一册精装宋画、一幅精美的湘绣和两盒龙井茶。希特勒这时略显尴尬，因为他并未准备任何礼物，于是在卧室里随便找了一张自己的相片，签上名后做为“礼品”回赠孔祥熙。接着他又同孔祥熙在门前合影留念，才算没太失面子。
孔祥熙回到柏林后，又会见了德国国防部长白龙培。4年前那次访问时，孔祥熙曾和德国签订了一项合作协议，即中国向德出售钨砂、锑砂等矿产，以换取德国的枪炮军械。现在合同已到期，孔祥熙希望这份合同能续签，白龙培表示同意。
孔祥熙对在德国的访问是满意的。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详细汇报了访德的情况，特别详细汇报了和希特勒会谈的情况。但蒋介石似乎对德国这位独裁者了解得比孔祥熙透彻。他在孔祥熙回国后对孔说，德国对中国的支持是最靠不住的，因为希特勒是个政治流氓，他公开说过在国际关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果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德、意、日轴心国的形成和德国对日本的支持，中德关系开始恶化，希特勒对孔祥熙所表白的不首先使用武力也成为历史的笑柄。
在欧洲这段时间，孔祥熙为“国事”频频奔走于英、法、德之间，无暇外出观光游览。宋蔼龄带着儿子闺女可尝足了“公款旅游”的好处。他们住最好的饭店，吃名贵的饭菜，游遍了这几个国家的名胜古迹，尝遍了这几个国家的美味佳肴。6月16日当孔祥熙离开德国起身赴美时，孔令仪、孔令杰还恋恋不舍地说，“为什么不能在德国多呆几天，好多地方我们还没去呢！”
访美还算有点收获
1937年6月16日，孔祥熙一行结束了对德国为期7天的访问，乘英国的“玛丽皇后号”前往美国继续访问。
孔祥熙对美国有着特殊感情。他幼时能入华美公学会读书是因为美国人的帮助，后来他能到潞河学院读中学也是因为有美国人帮助。再后来他能出国赴美留学，仍是因为美国人的帮助。可以说，是美国人和美国文化培养了孔祥熙，他也一直把美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孔祥熙进入政界后，和蒋介石、宋子文一样，立即投入了美英的“怀抱”，主张亲美排日。所以，孔祥熙把这次欧美之行的最后一站放在美国，就是希望能使这次访问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当月21日，孔祥熙一行横渡大西洋后到达美国东部的大城市纽约。一到纽约，他就对新闻界发表讲话，阐述访美的目的。当然他说，他这次到美国来，一是向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和摩根财政部长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中国币制改革的支持。二是为解决中国的外债问题。三是考察美国经济及工业发展的经验。
其实，孔祥熙所说的三个目的，一头一尾是虚，借钱才是实的。到美国之前，就听到美国一些人对中国的偿还能力、外债用途等表示怀疑。所以孔祥熙就干脆对新闻界交牌。他说，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发展和上升时期，极有利于国外投资和偿债。中国政府将以海关收入作担保。当时中国每年的海关收入约为4.5亿银元，可以用其中的四分之一做为外债的担保。
美国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当欧洲列强拼命向外扩张时，美国总统门罗对他的伙伴英、法、德、意等妄图插手美洲事务就发出警告。这位总统说，美国不插手欧洲事务，但也不允许欧洲插手美洲事务。这就是著名的门罗主义。
20世纪初，由于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除本国市场急外需向海外扩展，美国政府也就不能恪守门罗主义了。他们开始插手别国事务，特别是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美国处处表现出侵略和霸权。但门罗主义在美国有颇深的影响，所以，尽管罗斯福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但由于不愿触怒日本和因此损害美国所谓“公正”、“中立”的形象，美国国会当时还通过了禁止向交战国出售军火的中立法案。
孔祥熙抵达美国7天时，在白宫会见了罗斯福总统。这和4年前他在美国的尴尬处境大不相同。
罗斯福总统是一位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看好中国，不仅是因为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还因为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使罗斯福隐隐感到了威胁。尽管日本在外交上对美国一直提倡亲善友好。罗斯福觉得，中国在亚洲是一个重要的平衡力量，是最能遏制或牵制日本侵略的战略力量。在反日及维护太平洋地区稳定上，是美国的盟友。所以，罗斯福对和孔祥熙会谈也很有兴趣。
孔祥熙虽极为精明，深谋远虑，但在政治上特别是在口才上却略逊一筹，特别是在罗斯福面前，更显得笨拙得要命。
当时，罗斯福总统说，“今年（1937年）是世界走向和平还是走向战争的十字路口，世界各国为了自身的利益都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都力争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扮演主要角色。他希望中美两个国家能从维护世界和平角度出发，携起手来，为太平洋地区和亚洲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孔祥熙听后答道，中国目前在外交上最主要的困难是和日本的关系。日本不顾中国方面的警告，一而再、再而三挑起事端。为了避免中日开战，希望美国能从中多做工作，并尽可能地给中国提供援助以对日本实行有效的威慑。
为了使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完全倒向美国一边，当时罗斯福对孔祥熙要求的援助尽力予以满足。但因美国国会曾在不久前通过了中立法，规定不允许各大公司向交战国提供武器弹药及军事装备，所以罗斯福暗自授意有关方面负责人办理此事。
当下美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玛斯心领神会，立即和孔祥熙会谈并同意贷款1000万元。随后这笔贷款在美国周游了一圈，又变成了购买美国军队的购货款。
孔祥熙对此颇为感慨。他回到宾馆里曾对宋蔼龄说：“你看，前不久美国通过了一个中立法说是不允许向交战国提供武器装备。按他们的说法，中国目前是交战国，就不能提供军事装备。可是我还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政府帮助买到了军火。”
“这有什么奇怪，哪里都是一样，灯下黑。”宋蔼龄不屑一顾地说。
“那你说，美国能卖给咱们军火，会不会也卖给日本人军火？”
“为什么不会？美国人最讲实用，只要对他有利，他就干。”
“妈的，我还以为他是特别关照咱们呢？”孔祥熙愤愤地骂到。
“他的工人要开工，他的工人要吃饭，他的政府要收税。他当然要想办法扩大出口。”宋蔼龄看了看孔祥熙又说，“你最近看报纸了没有，日本军部现在权力大得很，早晚有一天还要占咱们中国的便宜。咱们几时回去呢？”
“好不容易来这一趟，还不多挤出点油再走。”
孔祥熙其实也能理解美国，因为他太了解这个国家了。正如宋蔼龄说的，美国人是最讲实用的，不触犯他的利益，你就是掉进茅屎坑里他也不见得拉你一把。但你要真和美国叫真，美国人也决不手软。本世纪初的美西战争，就是因为美国客轮“梅因”号被西班牙击沉而爆发的。当然，孔祥熙还没料到，真正把美国推到英国和中国一边的还是日本。是日本突然袭击了珍珠港，造成了美国的直接参战。而美军打破了门罗主义参加到欧亚的反法西斯战场，对二次大战最后战胜法西斯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此之前，美国人在中立法的掩护下，正热衷于和日本和德国做生意赚钱。仅1937年至1940年，美国就向日本输出各类物资价值9.8亿美元，其中军用物资7亿美元。美国国会的所谓中立法如同一纸空文。
孔祥熙当然不会放过美国。在获得1000万美元的贷款并把它变为军火之后，他又向罗斯福请求购买石油。当时中国不能生产石油，汽车、飞机用油完全靠进口。因此当年有“一滴汽油一滴血”的说法。
对此罗斯福总统亦表示同意。于是购买的汽油由美国轮船公司运往香港。在经过香港时，香港政府所征收的保证金是750万元，可见数量之大。这批汽油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府的战略储备，为支援抗日战争发挥了不少的作用。
另外，孔祥熙在访美期间还达成了不少其他协议。如美国进出口银行同意中国购买20个蒸汽机车车头，价值7.5万美元，可先预付一部分定金，其余5年内还清。
中国银行和美国国家银行签定“金银交换协定”，规定中国政府可以用白银向美国购买一批黄金。这批黄金可以暂存于纽约，以备急用。
孔祥熙还为中国驻美大使馆选定了新址。孔祥熙曾多次到美国，知道中国驻美大使馆是清朝时留下的老房子，虽已经修缮但房屋老旧，设施落后，而且是在黑人区，极不方便。大使馆人员也希望能换一处好一点的房子，以树立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威信。这次访美孔祥熙决心了却这桩心愿。他和宋蔼龄亲自在纽约双橡园地区为大使馆买了一幢房子，作为使馆新址。老馆旧址也不卖，而作为大使馆职员的宿舍。此举深受大使馆职员欢迎。
孔祥熙此次访美，为美中关系发展走出了重要的一步。美国希望扩大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影响，希望能控制中国，希望能在中国捞到更多的实惠和好处。而蒋介石、孔祥熙则希望得到美国在经济上的援助，只要能得到钱，只要自己能从中取利，哪管子孙后代，哪管是不是丧权辱国呢？
就是这次访问开始，孔祥熙开始大举向美国借债。到了1945年，美国在国民党政府所借的所有外债中占了75.55%。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向国民党政府共贷款1.2亿美元。同时，他们也把军火偷偷卖给日本。在这点上，美国人绝不会考虑蒋介石或孔祥熙的意见。他们从出口中大发横财。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政策才有了改变。因为不希望中国在抗战中失败，他们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仅1942年2月的信用借款，就达太平洋战争前给国民党政府借款的三倍多。
当时，美国不仅通过借款来控制中国，还通过掠夺中国的战略物资来影响中国。每次借款，他们都要以桐油、茶叶、生丝和钨、锑、锡等产品做抵押。
美国还基本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和海关。孔祥熙当然明白，这样大举向美国借债对国民党政府意味着什么。他这次访美，将国民党政府所有的黄金、外汇的70%存在了美国的银行，总数达9500多万美元。后来，他又两次与美国订协议，希望美国出面收购法币，以“稳定”法币市场。美国为了达到进一步控制中国金融的目的，一度也同意了孔祥熙的要求，前后两次共收购法币5800万美元。特别是1942年，孔祥熙因滥印钞票引起了国统区的恶性通货膨胀，竟饮鸩止渴，又向美国贷款5亿美元，使国民党政府在金融上完全依赖于美国。
1943年，由美国人出任国民党政府海关总税务司，于是英国人担任100年之久的这一职务，终于为美国人所代替。美国从此又取代英国，完全控制了中国的海关。
当然，后来孔祥熙也和美国人产生了一些矛盾，以致成为蒋介石决心撤换孔祥熙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孔祥熙和美国的渊源是从小就注定的。尽管为了一些利益和美国人发生了矛盾，但他始终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也是最好的国家，是他最向往的国家。因此，在他下野之后，他把自己的归宿放在了美国，也把子女的归宿放在了美国。当然这又是后话了。
就是孔祥熙访美期间，日军大举向北平进攻，爆发了“七七”事变，中日抗战全面开始。孔祥熙本来想立即回国，但当时蒋介石却打电报让他借这次事变再次与欧美列强会谈，寻求进一步的支持。
其实，日中开战之事欧美各国早有预感，所能给中国的支持也都已提供。所以，孔祥熙的再次回访除了平添辛劳，多花一些旅资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是，蒋介石的命令他又不能不执行。于是，孔祥熙于当年的7月19日又返回英国。在伦敦他再次和英国党政军要人会谈。英国却仍态度暧昧。因为当时他们最头痛的是欧洲事务，是怎么处理德国和苏联的关系。但在英国，孔祥熙亦有点意外的收获，就是他与英国银行家会谈，商定了关于建筑广梅铁路与浦信铁路借款问题。英方答应分两批借出，共计700万英镑。
8月5日，孔祥熙又抵巴黎。法国这次也算给了面子，当即同意贷款2亿法郎。
8月14日，孔祥熙又抵捷克斯洛伐克，购买了轻武器一批。
由于急火攻心，连日操劳，孔祥熙患了急性睫膜炎，双眼红肿，一见阳光就流泪。无奈只能遵照医生意见到德国巴德那海滨疗养了一个月。这时在中国国内，在长城内外，宋哲元将军率领的29军正在与日军奋力厮杀，一时间血流成河，废墟遍地。
9月24日，孔祥熙和宋蔼龄及孔令仪、孔令杰一行人总算自意大利乘“维多利亚”号回国。
在海上漂泊数日，终于到达马尼拉。回国日期屈指可数，突然美军在菲律宾的基地送来消息，说日军得知孔祥熙的行程，准备中途劫船。
这一消息非同小可，把孔祥熙、宋蔼龄都吓出了一身冷汗。日军的海空力量他们都略知一二，要说劫船易如反掌。于是，他们紧急预订飞机票，并且仅带了随身常用的东西奔赴机场。飞机到达香港后，他们又和普通旅客一样登上了一般法国邮轮，几天后到达上海。
此时又恰逢淞沪会战，什么船都不敢靠近码头，以免被误伤。孔祥熙因有国事在身，不能在船上停留，最后和上海的法国领事馆商量后，由他们出一小船以接送法国邮件为名将孔祥熙夫妇接回上海。
此时的上海已是硝烟弥漫，瓦砾成堆，且隆隆的枪炮声时有传来。吴淞口外悬挂着太阳旗的日军战舰一字排开，与孔祥熙出访时上海滩上人声鼎沸、鼓乐齐鸣大相径庭。
夜半，孔祥熙、宋蔼龄及子女登上悬挂着三色旗的一艘法国小船，江面黑沉沉的，各处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灯光。上海码头沉闷的钟声响起，瑟瑟秋风带来了阵阵寒意，此情此景不由使孔祥熙吟起了这样的诗句：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此刻的宋蔼龄及孔令仪、孔令杰也失去了往日的欢笑，偎依着孔祥熙，望着不尽东逝的混浊江水一言不发。无须多说，他们一下子明白了，日军的占领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
第四章 为蒋当家理财
垄断是绝活
当年，孔祥熙出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后，人们就不无揶揄地送他一个绰号：蒋介石的“财神爷”。自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叶，孔祥熙管理财政10余年，结果如何呢？结果就是他没有辜负“蒋介石的财神爷”这一称号，无论给蒋还是为自己都把钱财搂了个足足的。
1937年孔祥熙恰值57岁，接近“耳顺”的年纪，又正在携宠妻爱女在欧美周游。虽说有公务压身，但一路风光，又吃又喝又拿又要，着实在国外做了几天人上人。然而，命运终究不让他顺顺当当地进入六十甲子，不让中国太平。当时日军对中国的步步紧逼和国民党政府的节节退让，终于酿成“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为形势所迫也为自身的利益驱使，抗战初期，孔祥熙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场生死攸关的民族抵抗战争中。
“卢沟桥事变”的最初引发经过是这样的。
1937年7月7日，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带领，以卢沟桥为假想攻击目标，在宛平县城北举行军事演习。晚11时许，日军以听到宛平城内有枪声和一名日军士兵失踪为由，要夜闯县城搜查。中国军队当即表示同意“先调查后处理”，由县长王冷斋领着中日双方各3人入城调查。结果城内驻军29军何基沣旅吉星文团金振中营的全体官兵经过检查，各种枪支不缺。在检查期间，日方失踪士兵也已归队。但日军发动侵略、妄图占领北平蓄谋以久，因此决心利用这次机会挑起战事。所以，翌日晨5时，日军在事前没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突然炮击宛平城。中国驻军吉星文团长忍无可忍，遂下令还击。于是，中日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
7月8日，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向宛平县大举进攻，中国守军严阵以待，冒着猛烈的炮火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
11日上午，日本内阁召开五相会议，专题讨论了“卢沟桥”问题。此时法西斯分子已在日本内阁占了主动地位，因此决定向北平增兵。当即日本军部从国内派遣3个师团和航空兵团，从关东军派遣2个旅团，从朝鲜军派2个师团。法西斯分子向日本天皇狂妄叫嚣，3个月内定能解决中国问题。
在做好了充分准备之后，日军向中国北平守军军长宋哲元提出：“限29军在24小时撤离北平城区，移驻河北省南部。否则，即以飞机大炮攻城。中国守军在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的支持鼓舞下，奋勇抵抗，并在八宝山一线取得了局部胜利。后来，终因装备落后且寡不敌众，伤亡惨重。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以身殉国。同月29日，卢沟桥事变的22天后，北平落入日军之手。”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彻底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分子妄图全面灭亡中国的野心。蒋介石为了自身的利益，此时亦终于明白了不抵抗就没有出路的道理。
7月17日，蒋介石通过无线电波在庐山向全国发表讲话，正式宣布中日两国进入战争状态。他在讲话中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更要认清楚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孔祥熙回到南京，南京已是一片混乱。淞沪会战后，投降派甚嚣尘上，“再打必亡”的论调时时可以听到。蒋介石虽然在大会小会上讲要铁了心打下去，但孔祥熙立刻发现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正暗地布置迁都一事。
孔祥熙自然不能管军事方面的事。但他明白一点，日本的入侵已经把他和蒋介石以及他们一同创立的基业紧紧地拴在一起。如果日本阴谋得逞，占领了中国，他的一切就全完了，他大概只能到国外过流亡生活了。因为，“卢沟桥事变”是一个标志，在这之前抗日是假的，在这以后抗日是真的。不仅是真的，还得竭尽全力。
孔祥熙回到南京后立即把全家人叫到一起，对他们说：“中国亡，我们就亡了。中国存在，我们就存在。所以，我们现在要紧的就是抗日。”
宋蔼龄在很多地方和孔祥熙想得不太一样，但在抗日这一点上，倒是想到一起了。早在“一·二八”事变中，宋蔼龄就积极参与，出钱出力，显得很大方。她也痛恨那么矮小却蛮横无理的东洋人，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却要跑那么老远来占别人的地盘，抢别人的饭碗，实在太可恶了。
孔祥熙决心抗日，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却使他感到心寒。不久上海丢了，南京也丢了，他们退到了武汉。
1938年1月，适应全面抗战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改组，蒋介石以“身为最高统帅”，时刻需应付紧急战事为由，辞去了行政院长职务，并提请孔祥熙接替此职。当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孔祥熙为行政院长。
当年1月3日，孔祥熙在汉口走马上任。此际，孔祥熙在权力的宝座上达到了巅峰的状态。
但孔祥熙很快发现，这个位置并不像想的那般美好，而是一个吃苦受累、出力却不讨好的位子。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好事要算他领导有方，决策英明。出了错却是下属迟钝无能，执行无力。加之战时不像平时，各种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各种矛盾也极易激化。因此孔祥熙觉得，当行政院长等于把他放在炉火上烤。他私下向蒋介石表示，他愿望做行政院的领导工作，替蒋分忧，但还是请蒋恢复做院长，他当副院长为好。
在得到蒋介石的默许后，1939年11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孔祥熙提出，“因战时需要高度集中，恳请蒋总裁自任行政院长，以使政治军事统一指挥，而利于全国的抗战建国工作”的建议。
这样，蒋介石再度出任行政院长，而孔祥熙则改任副院长。
在抗战期间，孔祥熙除担任行政院长和副院长外，还兼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成为主管全国财政金融的首脑。
当时，为了有效地动员全国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支持持久抗战，为了使平时的经济体制转为战时的经济体制。为了报答蒋介石的提拔与重用，也是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站稳脚跟，孔祥熙确实动了些脑筋，为动员全国力量建立战时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其中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内容有7条，都是孔祥熙亲自参与制订的。
这7条的内容是：
“十七、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鼓励海内外人士投资，扩大战时生产。”
十八、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开垦荒地，疏通水利。
十九、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
二十、推行战时税制，彻底改革财务行政。
二十一、统制银行业务，从而调整工商业之活动。
二十二、巩固法币，统制外汇，整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
二十三、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线。
后来一些经济金融学家评论说，孔祥熙及宋子文拟定的这个《纲领》，一方面提出了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树立重工业基础，以建立国防经济体系（帮助内迁工厂、战时重工业比重比战前增大，并在整个工业中居于优势地位，都体现了这一精神。）。提出扩大战时生产和各地手工业，鼓励轻工业经营，以发展战时经济。并要求优先发展交通运输，并增筑铁路，加辟航线，以反封锁开拓交通。这些对当时的抗战都是有利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为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垄断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如在纲领中提统制银行业等条款，对孔祥熙是极为有利的。孔祥熙、宋子文原来就控制了上海江浙一带的金融界，这次借抗战建立战时经济体制为名，通过中央银行和四行联合会，进一步垄断了全国的金融业，从而控制工矿调整委员会、贸易调整委员会等工贸组织。这就为他们日后徇私舞弊，侵吞国有资产打下了伏笔。
另外，这个《纲领》在税收方面，只是笼统地提出“推行战时税制”，却回避了在当时对人民群众最为关键的苛捐杂税问题。以致后来以抗战之名行剥夺为实的苛捐杂税越来越多，使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广大人民群众困苦不堪。
在对农村经济方向，提出了“发展农村经济”的口号，并提出了“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开垦荒地，疏通水利”等项措施，这些措施如能顺利实行当然很好。但由于对农村所急需解决的土地垄断的地租问题一字未提，这就不可能使上述措施得到落实。因为当时只占15%左右的人口控制了约70%的土地，广大贫苦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的土地，自身生存都极为艰难，根本没有能力再去进行扩大再生产。
1941年4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八中全会。在这个会上，又通过了孔祥熙策划制订的关于进一步强化战时经济体制的11条决定。
这11条决定内容依次如下：
1.改进财政系统，制定国家与自治两大财政系统。
2.田赋直接归中央，施行田赋征实，以解决民需、军用粮食问题。
3.实施统治经济，务使全国人力、物力集中于战争用途。
4.在行政院下设立贸易部（其后改在财政部下设置贸易委员会），以统制战时贸易。
5.确立战时经济体系。
6.举办盐、糖、烟、酒等消费品专卖，以求物价稳定和财源增加。
7.实行土地政策，举办地价申报。
8.改进桐油统制，以求外汇增加。
9.发展边区交通文化经济，以求抗战长期之维持。
10.扩大水利，以求农产之增加。
11.战时计划经济之确立。
当时这种经济上的统制政策，根本上还是有利于官僚资本对人民的掠夺的。因此当时有人就指出：所谓统制实则是为少数官僚之垄断，于国无利、于民有损。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当时也指出：孔祥熙、宋子文是做生意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制者，是一种公私不分的制度。而正是由于孔祥熙、宋子文等少数官僚资本的代表把国家财政和国家银行看成了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故利用抗战发国难财便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特色之一。当时的这种分析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孔祥熙还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对政府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的经济行政事业机构，重叠臃肿，政出多门，分工不清，号令不一。比如主管经济的部委就有十几个：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实业部，以及军事委员会直辖的一些机构，如资源委员会等，第三部（主管重工业动员）、第四部（主管轻工业、农业、外贸动员）等。1937年10月，军事委员会为适应战时需要，又设立了农产、工矿和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并于成立不久，在全国各重要地点设办事处。但由于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因与原来的经济领导机构权限不清，造成人浮于事，互相推诿，办事效率低下。
要是在以前，孔祥熙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从侧面探听一下蒋介石的口气。但现在不同了，日军自攻占南京之后，水陆并进直逼武汉，大有占领全中国、不把蒋介石彻底消灭决不罢休的架式。民族矛盾的上升促使国民党内部的高层领导不得不以整体利益为其制订政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孔祥熙决心向蒋介石“进谏”，改革精简重叠的机构，提高效率，以便能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对日作战的政府。
正好孔祥熙和蒋介石当时的想法不谋而合：不精简机构，不丢掉一些人的饭碗，就可能迫使整体都丢掉饭碗，蒋介石在国民党的一次首脑会议上这样说。
1938年1月，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调整中央行政机构》的规定，规定中指出：
“1.凡工作因战事，不能继续进行之机关，暂行停办或裁撤。2.凡工作因与战事无关，不必继续进行之机关，暂时停办或裁撤。3.凡某一机关之工作与另一机关之工作性质重复者合并之。4.凡工作有继续进行之必要机关加强之。5.凡工作有进行之必要，而尚无机关办理者创设之。”
于是，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后，根据上述精神对所属机关进行了必要的改革。
其具体的做法是：将原来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将军事委员会下属的第三、四部，以及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还有国民政府所属的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属的水利部，一并纳入经济部。将原属于军事委员会管辖的贸易委员会隶属于财政部。将农业调整处、四省合作事业办事处并入农本局。设立交通部，并将铁道部及全国经济委员会下属的公路部一并纳入交通部。
改组后的国民政府由三大块组成。行政机构为行政院，孔祥熙任院长，下设财政部、经济部和交通部。监察执法机构为监察院，下设审计院。“立法”机构为立法院，下设财政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同时将经济行政权集中于行政院。
这些改革虽不大彻底，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克服了机构设置紊乱、政出多门的现象，对建立国民党的战时经济体制和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过，我们应看到，尽管当时从总体轮廓上看，政府机构部门精简了许多，实际上仍很臃肿。因为裁减不仅涉及个人利益，也涉及派系利益，谁都不愿将自己这一派的人裁减出去。所以形成了机构改革后的头小肚子大的情况。
如行政院下属的经济部，由原来的几个部门合并而成。为了尽可能地安排位置，该部的行政单位竟有十司七处三厅一署共计21个之多。此外还有专业单位九局七会四所二处，共22个。加上孔祥熙、宋子文等手下都有一批亲信，亲信手下又有亲信，层层裙带，又都视经济部为肥缺，想方设想安插进来。所以，虽然1938年进行改革后又做了一些调整，却始终未能摆脱冗员过多的情况。以致在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总结抗战工作时不得不承认：
“多年来，官僚主义早已构成最大弊害，以敷衍塞责、假公济私为尤甚。人事与政策不配合，机构庞大繁多与法令分歧抵触，以致责权不清，减低效能，亟待调整，分别有废。”
除了行政、经济体制改革外，当年孔祥熙还直接领导了金融体制的改革，以便适应全国抗战的需要。
还是在1937年“八·一三”上海会战时，上海、南京的一些资本家听到炮声，生怕中国守军不敌日军且上海会立刻沦陷，所以即刻到银行提款，以致形成后来的挤兑风潮。那时孔祥熙还在国外访问，听到消息后立即发电报回国，在国外遥控指挥“战斗”。
当时孔祥熙急令以国民政府名义宣布上海、南京各银行先停业两天。
然后就在这停业的两天里，孔祥熙命人起草出台了《安定金融办法》。当年8月15日，该《办法》经政府批准正式出台。其中规定，因抗战爆发，每户每周只能提取存款的5%，且提款量最多不能超过法币150元。
与此同时，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于8月17日组成“四行联合办事处”，统一协调处理外汇储备、现金流量及突发的事件。
同年11月，国民政府迁往汉口。孔祥熙随即将“四行联合办事处”改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授予其更高的权限，即作为“战时全国金融枢纽”，统一负责抗战中一切费用的预算和支出。这一举措对于当时稳定金融、阻止资金外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9年9月，已经迁至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并改组了“四联总处”。改组后，蒋介石亲任“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孔祥熙任副主席。
从此以后，“四联总处”实际上成为蒋介石手下的有关经济、金融的办事决策机构，其工作范围和职权都大大加强，成为蒋介石、孔祥熙决定战时财经问题和其他经济问题的大本营。
当时，孔祥熙不仅控制了金融财经业，还插手其他行业。如在对农业、矿业、商业管理等方面，他均有干预或参与。
抗战爆发不久，孔祥熙就参与制订了《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其后不久当他担任行政院长后，又对该《条例》进行修改。以经他修改的《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为例，修改后的条例规定，对燃料、金属及其制品、水泥、酒精、橡胶、电器、粮食和药品等重要的战略物质，军事委员会有权对其生产、销售进行监督。必要时有权干预这些物品的生产和流通，以服从战争和全局的需要。这就标志着国民党政府开始对经济进行战时的全面统治。
外汇历来是金融市场的重要方面，孔祥熙当然不会放手。他参与制订了《购买外汇核请办法》，对外汇严格控制。从“七七”事变开始到“八·一三”事变止，国民党政府共售出外汇750万英镑。在此情况下，孔祥熙还让财政部宣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为防止资金外流，还为银行订立了“君子协定”，要求各外商银行对投机与逃资购买外汇者，不予供给。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只限制了一些中小资本家和投机者，像与四大家族有密切联系的人却利用战时的特殊政策大发了一笔国难的横财。这又是后话了。
当时，为了保证战时经济体制正常运作，孔祥熙在积极参与行政机构、金融机构的改革时，针对军费支出急剧增加、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等严重局面，又抓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是实行“公库法”。
所谓“公库法”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规定各级政府机关的一切收入，都必须集中于公库，不得私自截留或存留。二是国民党政府财政收支分三级管理即中央、省、县三级，“公库法”要求减化层次，将三级财政体制改为两级财政体制，即县和中央级两级，即将原来省这一级的财政管理职能直接纳入中央级。这样一来，就减少了中间环节，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二是增加税收。
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政府的主要收入是税收，主要税收来源于关税、盐税和统税（含香烟、粮食、棉纱、水泥的出厂税）。如1937年，这三种税收占国民党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77.2%。
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沿海各省相继落入日军之手，国民党政府的收入因此受到极大影响。1938年的税收，尚不及上一年的一半。因此，增加税收对孔祥熙当时来说，已成了当务之急。
但怎样增加税收，其中却有不少奥妙。孔祥熙推出的办法是以新三税取代旧三税。
所谓新三税，就是指货物税、直接税和食盐战时附加税三种。
货物税和食盐战时附加税和过去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又一次合并同类项，增加了一些矿产税等。新三税里主要增加的则是直接税。
直接税是以前没有的，它是直接向纳税人或依其财产价值征收税款。直接税为五种：印花税、所得税、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营业税和遗产税。
孔祥熙当时推行的新税制，确实为国民党政府开辟了财源。比如1940年至1942年，仅三年的货物税就占其税收总额的24%，食盐附加税也异常沉重，抗战后期几乎占了整个税收的一半。
新税制虽然为国民党政府带来了收入，但却坑害了群众和中小企业商业主尤其是广大农民。在抗战后期，由于各地官员中饱私囊，乱开税种，使广大人民群众叫苦不迭。如新开了竹木税后，一把扫帚要征1元的税，一个粪箕也要收5角，一把锅刷竟要收3角。在四川的一些地区，竟连一只鸡、一个蛋或一棵白菜都要征税。
三是举借内外债。
蒋介石曾当着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的面，说孔祥熙是好管家，会当家理财。孔祥熙当家理财的第三招就是大举借债，扩大赤字财政。
孔祥熙曾洋洋得意对宋蔼龄说，理财无非就那么几下子，借债、增税、发钞和募捐……
他还说，这几招里借债最好。一是来钱快，来钱多，可用以应急。二是人民不感到压迫。三是借外国人的钱，不伤自己人和气。四是自己做了好人，让后人负担。
做为一个长期主管财经工作的领导人，孔祥熙当然知道借债的弊端。这就像一个家庭过日子，借钱买大件，能长久得了吗？你将来总要还吧。
但孔祥熙不怕，先借了再说。到时候还了再借，借了再还，新债还旧债，管他以后呢，把眼前糊弄过去再说。
从1937年下半年起，也就是孔祥熙出国回来后，他立即开始在全国发行公债，并且其名目繁多令人咋舌。这里略举一二，什么“救国公债”、“建设公债”、“军需公债”、“国防公债”、“赈济公债”等等，不计其数。
抗战爆发后，广大人民出于对抗战的支持和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情，开始认购公债还比较踊跃。后来慢慢发现，战争越打越糟，国民党节节败退，通货膨胀愈烈，购买公债所得的本息不及原来的本金，以及不断传来的在公债中徇私舞弊现象，公债在人民心目中的信誉便一落千丈，也再没有多少人去买公债了。
但孔祥熙不怕，内债不行他就去借外债。抗战期间孔祥熙频频和英、美、苏等国来往信函。或亲自出访，大讲中国战局对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以寻求支持。
美、英、苏出于战略考虑，也确实慷慨解囊，在本国面临战争考验、急需经费的情况下支援中国。整个抗战期间，美国共借给中国大约7.5亿美元。苏联则借给中国一共3.6亿美元，英国借给中国1.23亿英镑。
此外，法国、比利时和德国还给了中国不少借款。这些借款，对缓解国民党战时的经济困难起到了一定作用。
四是大量发行钞票，大搞通货膨胀。
在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后，即增加了大量法币发行，到“七七”事变前夕，约发行了14.07亿元，比币制改革前的4.39亿增加了2.05倍，由于币制改革后大量银元退出流通领域，增发的法币代替了这部分银币的流通，所以法币虽有增发，流通还是正常的。到1937年11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召集张群、张公权、周作民、唐寿民等人开会，决定增发纸币的总方针。这时，走通货膨胀的道路，就已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决策。
当时孔祥熙说：战争紧急之时，正常的收入来源不能满足需要，就要利用政府行为，用发钞的办法来筹措资金，刺激生产。他还为通货膨胀制造理论依据，美其名曰“为了抗战”。
1939年1月，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召开了五中全会。会上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孔祥熙当时滥发钞票的方针。于是，国民党政府不管人民死活，借口战时财政困难，积极开动印刷机，使法币的发行量1941年底比1938年底增加了5.5倍以上。物价在1940年后上涨的速度也大大超过了法币发行的速度。特别是1942年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成为国民党政府垫支财政亏空、任意增发法币的金库。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是平行的机构，按国际上的通例，中央银行提供财政垫款给政府，必须先履行一定的手续和保证条件，如垫款的限额、期限、追加预算案的成立，偿还办法等等。但在国民党政府，人的关系可以高于一切，宋子文和孔祥熙作财政部长时都兼任中央银行总裁，两个机构的权力集于一身，在事实上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因此，在国民党政府1939年制定一个由行政院长用“支付命令”拨款的办法后，财政部只要一接到紧急命令，就立即通知中央银行国库局拨付，也不管其当时有无库款。由于国库的存款不够，就只有发票子来应付需要。随着紧急支付命令的越来越多，法币也越发越滥，使得法币迅速贬值，物价跳跃上升。
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1938年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发行法币23.1亿元，1939年上升为42.9亿元，1940年为78.7亿元，1941年为151亿元，1942年为344亿元，1943年为754亿元，1944年为1895亿元，1945年为10319亿元。
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数字还不是实际数字，实际数比这还要多。然而就是这个数字我们也可以看出，1945年比1938年整整多发行了448倍的钞票。
由于国民党中央最后确认了孔祥熙用增发法币的办法，解决财政困难的政策，结果造成了纸币的滥发和物价狂涨的局面。
由于滥发钞票，法币一元的购买力，在1938年合抵1936年的6角，到1939年只值2.8角了。到了1940年，只抵1936年的8分，到1943年，只合0.5分。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则只值5毫了。也就是说，这时的法币2600元才合抗战前的1元。
孔祥熙当家理财的这几招，以这一招最损。因为直接受害的是底层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薪阶层和中小业主，包括国民党政府机关的下层职员、公务员和银行、公司的职员、店员，还有各大、中、小学的教职员等。他们依靠固定的工资收入为生，俸给有定额，增加有定时，但物价上涨却是直线上升，因此他们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准只能逐年下降。
有人做过统计，重庆国立大学的教授，1937年上半年最高为400元，到1944年5月，其最高收入，包括正薪、生活津贴、平价米补贴及研究费等等，全部加起来不过8700元，仅为战前的22倍。但同时重庆的物价上涨幅度却是战前的400倍。
工薪阶层尚且如此，受战争影响逃难的难民就更是痛苦不堪了。后来董必武对他的子女谈到抗战时日军进攻湖南和难民逃亡的生活时曾说：湘桂、黔桂等省有铁路交通，集中在这里逃亡的难民有四五十万。政府对难民完全不管、不接待、不疏散、不安插，听任难民纷纷扰扰地乱窜。抢到铁路车箱上去的，原只有一层坐人的，变成五层人，车箱顶篷上一层，车箱内放东西的一层，坐人的一层，座位下的一层车箱底至铁轨间还有一层。上下两层出事的很多，死人也不少。在车箱内的人不敢离开占有的地点，大小便就在车内方便，甚至闷死了人，一时都拖不出去。还有的抢不到车上去的，便日晒夜露，风吹雨打，白天买不到吃的，夜晚找不到住宿，疾病更是无医无药。
当时有一家两夫妇带着小孩逃难，丈夫逃难途中走散不见了，不知是死是活。两个小孩都病了，女的急得没办法，拿出1000元摆在路上，要求过路人把他的两个孩子抛到河里淹死，就拿这1000元做报酬，她自己好去寻死。
总之，当年在外有日寇侵略、内有通货膨胀的中国，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农民、店员、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等等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痛苦已到达了极点。
当时，孔祥熙进行所谓的“改革”、建立战时经济体制的一个结果，就是加速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从金融垄断到产业垄断。
抗战初期，孔祥熙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如新税制、金融管理法、统制、专卖等等，把很多本属于正常市场和民间的商业交易行为集中在中央，集中在少数官僚手中，这就为官僚资本的膨胀创造了条件。1936年，官僚资本在工矿业资本中只占15%左右，而到了1945年则占了50%。
官僚资本垄断工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依靠行政的力量和金融垄断，强制吞并民族工业。如在1937年9月，就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党政府成立了所谓的工矿委员会，规定其管理工矿的主要方法是：一是协助厂矿资本不足筹措资金。二是对厂矿采取政府入股的办法，由政府统筹或共同经营，赤裸裸地要吞并民族工业，还美其名曰为了抗战。
1938年，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非常时期农工商管理条例》。该《条例》中宣称：为了适应非常时期的需要，各矿业、制造军用品的工业和电器事业，要分别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或采取接办、合并、代管、收买和合办等形式经营。
这些规定，为孔祥熙等官僚资本借抗日之名兼并民族工业提供了所谓合法依据。
当年的孔祥熙等人代表的官僚资本如何吞并民族工业，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膨胀很能说明问题。这个资源委员会的前身是1932年11月宣告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受蒋介石的直接领导，是蒋介石以准备长期抗日为名，联络知识界、金融界和产业界并以此和德、英、美3个国家加强联系，从而牵制汪精卫等亲日派而成立的。1935年，蒋介石把这个委员会更名为资源委员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从名义上放弃了这个委员会的领导权，并把它归属经济部，由孔祥熙直接控制。但幕后的老板仍是蒋介石。蒋介石经常以手令的方式指挥这个委员会，使它能在各方面享有特权，从而在抗战时期成为一个拥有众多工矿企业的官僚资本机构。
再比如在1935年，这个委员会只是一个领导机关，没有一个企业。到1937年，它开始拥有了11个小企业。而到了1941年，它所支配的企业已达到78个了。到了1945年竟增至128个。其中包括冶炼、机械、化工、煤炭、有色金属、电业、水利工程等等，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的所有工业领域。
当年国民党的中央银行有过统计，蒋介石直接写条子从该行提取的特别费用，1939年占国民党政府财政支出的2.29%，1945年则竟占整个政府支出的38%。
于是孔祥熙也上行下效。1938年10月和1939年2月，他先后写信给中央银行，要银行拨给他秘密费用各20万元。1942年他又以财政部长的名义要中央银行拨给他任董事长的中国兴业公司现金600万元。
除了资源委员会外，孔祥熙、宋子文所控制和领导的部门也吞并了不少民族工业。如刘鸿生办的中国毛纺织公司、中国火柴原料公司等，因缺乏资金不得不向孔祥熙求救。孔祥熙旋即利用手中职权向公司贷款，并控制了该公司的大部股份。当时所赚的利润当然多数也流入了孔祥熙个人的腰包。刘鸿生后来对人讲，在上海时我是大老板，到重庆我变成了小伙计。在上海时我为自己赚钱，在重庆我为别人赚钱。
孔祥熙不仅掌握了经济大权，还用手中的大权大力发展自己直接控制或间接控制的商业企业，以及为自己的亲属、亲信创造条件。这就为他在抗战期间徇私舞弊，大发横财奠定了基础，也创造了条件。
剥削压迫下的“政绩”
孔祥熙当家理财主要是靠两手，一手是抓钱。一手是抓粮。抓钱，如上面所说就是抓增税、抓借内债外债、抓滥发纸币、搞通膨胀。而抓粮，就是靠田赋，抓征实了。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农业，都重视抓粮食。明太祖朱元璋就有“高筑墙”“积粮”的要诀。当然，在封建社会，没有工业或只有少量的工厂、手工业，田赋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关于田赋的征收办法和改革也特别多。
如明朝以前，田赋多以实物征收。嘉靖年间实行了“一条鞭”法后，停止征收实物，改为征收货币一银子。田赋第一次由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但无论实物税还是货币税，在蒋介石政权建立以前，都由中央政府征收并纳入国库，无地方和中央之分。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后，对田赋进行了改革，即将田赋纳入地方收入系统。这样可以调动各省的积极性，征收的是货币而不是实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片国土沦丧，沿海富庶地区几乎全部落入日寇手中，国民党控制的产粮区日益缩小。加上战争对生产的摧残，军队数量的增多，大量人口的内迁，都使大后方的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
起初，孔祥熙以为，只要手中有了钱，粮食不是问题，生产不出来可以到国际市场购买。但自抗战以来的情况表明，他的这种看法越来越与实情不符。
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英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
1941年，日军袭击珍珠港，日美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
世界大战使世界粮食市场遭到破坏，粮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物资，粮食价格也一路上扬。当时对中国来说，即使买到了粮食，怎样运进来都成了问题。日军对东南亚地区的占领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海运。
从国内来看，由于粮食日趋紧张，不少大地主奇货可居，纷纷囤积粮食以求高价出售。原田赋又以征收货币为主，征来了法币由于不断贬值，实则买不到实际需要的粮食。于是，田赋改革势在必行了。
孔祥熙做为国民党政府主管财政的负责人，对这种情况当然清楚。当时，经常有报告送到他这儿来，要他调运粮食给某省某地，报告都签着蒋介石等要人的大名。还有就是军队，常常抱怨军粮供不足，新组建的部队吃不饱。
于是粮食问题关系到民心军心，关系到孔祥熙的位子能否坐稳。因此孔祥熙下决心改革了。但一改革就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使他又不能不慎重考虑。
1940年，就在美日关系日趋紧张，开战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孔祥熙曾找到蒋介石，向他当面汇报粮食问题。
孔祥熙说：“太平洋战争如若爆发，一则美国全力对日作战，军费剧增，必影响对我国的援助。二则太平洋战争势必影响我国的水上通道，从水路运送国内物资将越来越困难。因此，储备战略物资以应将来之需已成为当务之急了。”
当下蒋介石问道：“依庸之弟意该当如何？”
孔祥熙说：“我认为当前最主要的是粮食。大后方几百万军队，数十万官员和几亿民众，一日三餐是每天少不了的，二是粮食生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影响大……”
孔祥熙将粮食的重要性及怎样改革田赋的思路向蒋全盘托出。
蒋介石听了以后说，“好，就由你全权负责这件事。既要办，就要把它办好。”
当时，孔祥熙改革田赋的思路主要是：一是将1927年以来划归各省的田赋税重新由中央政府掌握。二是将明嘉靖以来实行了数百年的货币税恢复成实物税。
孔祥熙在解释他为什么这样改革时说：“吾国田赋，现以国币征收，但目前粮价飞涨，以过去所定之税率，征购现在粮价涨后的田赋，显不妥当……”但通货膨胀是谁造成的呢？孔祥熙当然不会说了。
孔祥熙实行田赋改革是有阻力的，主要来自各省地方官员。长期以来，他们已将收缴田赋做为自己中饱私囊的一个重要途径，一下让孔祥熙把财源截走，这些人当然不肯罢休了。
地方官员虽然不愿意，但胳膊扭不过大腿。再说这是在抗战时期，谁胆敢抵抗就以破坏抗战论处。所以，在1941年初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孔祥熙正式提出田赋改革方案时竟以全票通过，并从1941年夏粮收购时开始实施。
孔祥熙知道上面开会通过了，下面还别着劲呢，要使田赋落到实处还将有具体措施。
于是他听从了宋子文、宋蔼龄的建议，在财政部里新增设了一个机构：整理田赋委员会，统一全权处理田赋征收事宜。同时在各省及县设立相应的机构，由各省、县首长亲自出任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县以下也设置机构，多少为以纳粮户往返不超过60里为限。
这样，孔祥熙就在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到乡村设立了大大小小数万个田赋征收机构，从组织上保证了田赋改革的实施。
在落实了组织机构后，为了使各级机构便于操作，孔祥熙又亲自主持制定了田赋的具体征收额度和折征标准。即各省征额应依当年田赋正附税总额，每元折征稻谷两市斗。
比如云南省1941年度田赋正附税额为1500万元，按每元征两斗的规定，应征稻谷300万担。广西赋额为900万元，应征稻谷180万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