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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见面后，孔祥熙开诚布公地对冯玉祥说：“我的意见你在会上都听到了，这个仗无论如何都不能打，和解是上上策，讨伐是下下策，于国、于党、于民、于委员长都不利。”
冯玉祥说：“此话正合我意。”
当下两个人还商量如何做好部队将领工作，以保持稳定以及请英美和苏联出面调停等事宜。
几天来，孔祥熙异常忙碌，代理行政院长一职给他以受命于危难之时之感。在和宋蔼龄商量后，他即秘密派人赴各地，打听各省实力派人物对西安事变的反应。表面上，他又做些官样文章，公开致电各地，极尽分化拉拢之能事，以便做到即抑制何应钦亲日派之势力，又从各方面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施加压力。孔祥熙把这一套办法归纳为“乱其心，孤其势，怵之以力，动之以情”。
孔祥熙发出致各省市的通电，大都要求各地当局要“遵照蒋委员会长的既定方针，以最大的努力与全国上下共策国家之安全。”他还分别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宋哲元、韩复榘、商震、沈鸿烈、阎锡山和刘湘等各省各军要人，从不同角度并以不同的口吻，或娓娓交心，或商讨救蒋之策，或暗示威胁，或封官许愿，企图彻底孤立张、杨于西安。使其成为共讨的孤军孤将。他要宋哲元“坐阵冀察”、“共挽时艰”。他致电韩复榘，告之“蒋公安全，以坚其信”，并“望韩专电劝张，祛除误会，免阋墙之争，招覆卵之祸”。旋又致电阎锡山“即电汉卿，促其反省”，并请阎考虑能否设法利用地利之便，将张学良接到太原，以阎做为中间人进行谈判。
在这盘险棋中，孔祥熙除了拉拢分化各地党政要员外，还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了一些虽名望不高、官阶不大却可以加以利用的小人物。如有个叫冯钦哉的，只是个师长，他却几次致电对其表示关心和关注。孔祥熙如此作为倒并不是为了礼贤下士。这个冯钦哉是山西人，和孔是同乡，又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24师师长，驻防在离西安很近的同州。“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孔祥熙就给驻洛阳的64军军长樊嵩甫拍发电报，并请樊转交冯钦哉。电报中孔祥熙要冯钦哉站稳立场，在这事关党国安危的关头与蒋保持一致，并希望冯能在西北军多做疏导工作，及时将部队中的动态和西安的详细情况报告给他。
冯钦哉接到孔祥熙的电报后极为高兴，这个官迷原来日盼夜想的就是怎样才能抱住一个粗腿好升官发财。这次“西安事变”把命运之神送到了家门口，过去想高攀都高攀不上的孔祥熙竟主动发了电报给他，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当下，有奶就是娘的冯钦哉，立即背叛了的“救国主张”，同时为了表示对孔祥熙的忠诚，他还秘密会见樊嵩甫，就自己所了解的西安及西北军的情况密报了上去，并明确表示要效忠蒋介石和孔祥熙，随时准备反叛参加“围剿”东北军，并设法收容影响17路军即西北军。
孔祥熙不久便接到了冯钦哉的来电。随后他亦立即给冯钦哉回电。在表达了对冯的欣赏佩慰之后，要求其将下一步的具体行动计划密报南京。
冯钦哉做为西北军中为蒋介石、孔祥熙卖命的内线，就这样与南京建立了联系。他一面复电孔祥熙，表示“希惠我南针，立即勉效驰驱”，一面与樊嵩甫联系，公开发表“声讨”西安的声明。这样，孔祥熙通过略施手腕，达到了分化杨虎城西北军的目的。
据说何应钦在得知樊嵩甫和冯钦哉密报孔祥熙一事后，极为恼怒。他立即打电话到洛阳，将樊嵩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当时何应钦在电话中说：“你好大的胆子，胆敢瞒着我直接向孔院长告密。我看你这个军长是当到头了！”
樊嵩甫忙自己辩解说是孔直接打电报给他。他做为一个小官，实在不敢得罪。
何应钦命令地说：今后凡属军情只能向我和刘峙长官汇报，不准再越级上报他人！
精明世故的樊嵩甫又将此消息告诉了孔祥熙，并讨好说，他并未被何应钦吓倒。以后有了重要情况，第一个报告的仍是孔院长，只是希望孔院长保守秘密，不要向外界透露。
孔祥熙是何等聪明，听出樊嵩甫话中有话。为了稳住樊，立即给樊嵩甫汇去大洋1万元，说这笔钱暂做为军事费用，以后还会再次追加，对其在南京读书的子女也会好好照顾。孔祥熙希望樊对南京中央政府和蒋孔忠心不改。对于冯钦哉，孔祥熙为了给其打气，还任命他为“渭北剿匪司令”，并派专人连夜送去巨款安稳军心。
冯接到委任状和巨款后，对天发誓要忠于孔祥熙，为南京卖力。这件事又可见孔祥熙其人的手腕之阴险。
有人说，孔祥熙在处理西安事变中使用了他在经商理财中的杀手锏——金钱铺路，但在他当代理行政院长这段时间，到底有多少钱经他手流出，至今还是一个谜。但一般认为，宋子文是当时中国仅次于杜月笙的第二大富翁。孔家和蒋家分别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孔祥熙又是财政部长，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大管家，拿出些钱来贿赂绝对不成问题。再说，依当时的情景，金钱对孔祥熙已不那么重要了。只要能保住主子，只要蒋介石能活着回来继续执掌大权，他的财源就仍旧如同不尽的长江之水，滚滚而来。
尽管南京政府当时封锁了一切从西安传来的消息：广播、报纸、宣传品和电报……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还是传了过来。一时间，南京城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什么“西安遍地是火，处处是红旗和枪炮声”。什么“西安城四周已布满了正在修筑阵地、挖掘壕沟的士兵”，什么“共产党和东北军一起在城内杀人放火，抢劫掠夺”等等，无奇不有。
“西安事变”发生后，孔祥熙就和宋蔼龄、宋美龄商量，决定先派端纳去西安探听虚实。
端纳何许人也？他出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州里斯峪，30年前以报社记者的身份踏入中国的土地，由于他精通华语，为人热情，笔头子来得也快，故很快就成为一个活跃于旧中国政治舞台的时髦人物。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使端纳很快喜欢上了这块沃土，他又善施手腕，八面玲珑，广交好友。当年既和同盟会交往，又是一些清朝官吏的坐上宾。在孔祥熙青年时代，他就成了孔、宋两家的常客。辛亥革命以后，端纳又投靠了革命并一度担任孙中山的私人顾问。继而又成了张作霖的顾问，及张学良的英语老师和好朋友。他不但给张学良出谋划策，据说还助其戒掉了多年难以戒断的毒瘾。端纳曾陪张学良赴欧洲考察，考察期间两个人如同至交，竟形影不离。
后来不知谁向蒋介石推荐了这位“洋大人”，说他为人真挚，学贯中西，深谋远虑。于是蒋介石亲自出面又将端纳调入南京中央政府，成为美英驻华大使和蒋介石之间的联系人。端纳亦积极为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提供信息，出谋划策。
1928年，端纳曾和孔祥熙做过一次生意。结果，在官场上运作自如的端纳败给了在商场上老奸巨猾的孔祥熙，赔了一大笔钱。当时，端纳曾诅咒发誓，再也不和孔祥熙这种人交往。然而没过多久“他的赌咒就一钱不值了！”为了英美的在华利益和他的地位收入，端纳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誓言，成为蒋介石、孔祥熙的“幕僚”和“随从”了。
端纳跟随张学良多年，深知他的为人和秉性。所以当孔祥熙和宋美龄找到他后，他自信地说“我不相信少帅会背叛蒋介石搞兵变，我不相信委员长已经死了！”
孔祥熙、宋美龄虽然吃了一粒定心丸，但他们仍催促端纳赶快去西安，一来看看蒋介石现在的情况。二来充当他们的调解人，并摸摸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虚实。
当时他们觉得，端纳是最佳人选。
1936年12月14日下午，端纳忐忑不安地走下飞机。他环顾西安机场，并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么可怕，而到处是欢迎官员且都堆着笑脸。为首的，就是他的“故友”张学良将军。
在机场寒暄了几句后，端纳便提出要见蒋介石。
“这么急，不到宾馆小憩片刻？”
“你不知道蒋夫人和孔院长有多么着急，他们要我一下飞机就去见委员长，我也是受人之托呀！”
于是张学良答应端纳的要求，二人驱车来到关押蒋介石的宾馆。
进门后只见蒋介石坐在一张简易沙发上，面色灰黄，两眼布满血丝，但还算有点精神。端纳上前握手，蒋介石不起身迎接，二人相握的手在空中使劲摇晃，一时竟不知说什么为好。
三人落座后，端纳突然从兜中掏出钢笔，草草拟了一份电报后交给张学良说：“能否派人把电报发给南京，这样他们晚上就能见到。”
“端纳先生……”蒋介石有些沉不住气了，“什么事这么急，我们还没开始谈话……”
端纳知道蒋的意思就说：“我们谈话的内容和这里的一切我随时可以向南京发报。但这封电报必须马上发，我要让那边的人知道，委员长您安然无恙。”
端纳从公文包里又掏出了宋美龄的亲笔信说：“这是夫人给您的信。”
蒋介石也顾不上和端纳说话，连忙打开信细细读了起来。当他读到那句“南京现在是戏中有戏”时，一向严肃的面孔却忍不住笑出声来。
孔祥熙很快收到了端纳的电报。12月15日端纳飞到洛阳，又用电话向孔祥熙及宋美龄报告了他在西安会见蒋、张的情况及所见到的一切，并着重强调了张学良的善意，及其张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愿望。
与此同时，张学良也向南京政府发了电报，希望孔祥熙、宋美龄或其他要员前去西安，商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当时张学良的电报内容是这样的：
总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们的责任。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以便采取明确国策，实行改革，使全国能够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合理地和自由地发展，以符合孙中山博士的遗志。
我因此打电报欢迎南京方面派任何人来听总司令的意见，并与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内战的发展。总司令自然强烈要求释放他回南京，我个人虽然完全相信总司令会履行诺言，但不能贸然让他在回南京后被人劝说继续内战……他同意了这一看法，此后他即与我们一样等待南京派有权处理此事（即提供适当保证）的人员前来，以便总司令能回京，但迄今并无结果。
情况就是如此。如此贻误，实在令人奇怪。若派员前来，他几天前就早已可以回去……
但当南京的党政要员接到这封情真意切的电报后，多数人却持怀疑态度。有人认为这是张学良在耍手腕故意拖延时间，有人认为这是张在变向提出索价的条件，还有的人甚至认为不能派要员去，认为张学良想趁机多抓几个人质，做为以后讨价还价的筹码。
“委员长他们都敢扣，孔祥熙为什么不能扣？”何应钦在会议上大声喊着。
在政界军界一片“讨伐”的叫嚣中，孔祥熙也慢慢改变了温和的态度。一是他觉得如果失去了多数人的支持他会控制不了南京的局面。二是他自进入官场以来也养成了多疑的习惯，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电报不太信任。三是他觉得对张、杨也需要采取恩威并重、打拉结合的手段，一边伸出橄榄枝，一边高压威胁，对解决事变可能更有益一些。
正是在这种动机的支配下，孔祥熙当时接受了南京《中央日报》记者的采访，并发表讲话宣称张、杨对蒋的劫持影响了国家前途且十恶不赦等等言论。此外他在致阎锡山的电报中亦说：“汉卿劫持介公，迄无悔悟表示，中央同人，愤恨万端……若汉卿执迷不悟，则中央同人以国家民族计，势必取断然之处置，兴讨伐之义师……”此时孔祥熙的态度又同12月12日深夜他致张学良电报中的态度判若两人了。
当时，孔祥熙态度的转变，使国民党高层内关于“缓和”和“讨伐”的争论及两派相持的局面发生了变化。12月16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并作出对张、杨进行武装讨伐的决定，会议推选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迅速调动部署军队，完成对西安的包围。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向国内外公开发布讨伐令。当天，孔祥熙和林森两人立即以中央国民政府的名义向全国公布了《讨伐令》，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斟酌情形于必要地区宣布戒严令》。根据上述命令，从16日起，南京市实行了所谓“戒严”。
1936年12月17日，人心浮动且流言四起的南京市大街上行人稀少，街市冷落，不少店铺早早地上了门板，只有偶尔一两辆人力车从街上穿过。这时，几辆美国福特牌轿车急速驶向位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丁家桥。车停稳后，孔祥熙从车内钻出向中央党部大院内的广播电台播音室走去。晚8时整，孔祥熙对全国、全世界亿万关心着“西安事变”的人们，发表了《“西安事变”与戡乱》的讲话。
在广播讲话中，孔祥熙用略带山西口音的普通话提高了嗓门说到：“全国同胞们，今天本人受中央广播电台之邀，为‘西安事变’一事向同胞们演讲。”他首先为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决定乱吹并诡辩了一通，然后对张学良、杨虎城所谓“叛变行为”进行了谴责：
“张学良、杨虎城等竟敢犯上作乱，劫持蒋委员会长，为了区区小利不惜破坏国家，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虽然我们都非常关心和渴望解救委员长，但我们的态度是，不允许一个人的安全而妨碍一贯国策，不能因一时事变有所迁就……”
他接着说：“中央现在明令讨伐，就是明是非、分顺逆、整纪纲，望我同胞，一致奋起，声罪致讨，拥护政府迅速削平叛乱。”孔祥熙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向全国各地，并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
发表完演讲后，孔祥熙还担心一些帝国主义列强不了解、不支持他们的决定，于是特地派了一位外交部官员专门到英国驻华大使馆，向大使休格森爵士传达了孔祥熙本人对采取军事行动的信心。同时这位外交部官员还向英方表示，他们已得到情报，苏联政府称他们同“西安事变”没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不会引起中国同其他列强的冲突和对立。
在以往的文章和传记中，都反复介绍说明孔祥熙力主和谈、反对讨伐的言行及动机，却很少提到孔祥熙在一段时间内也曾赞成讨伐，并向国内外发表公开演说这一事实。虽然发表演说是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之授权，但他本人若态度坚决，恐怕也不会有那样的结果。
这样，孔祥熙由事变刚开始主张和谈（有12日晚致张学良的电报为证）到17日赞同讨伐，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很多疑问也待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可以肯定地说，宋蔼龄、宋美龄和宋子文等都是反对讨伐的，孔祥熙何以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是惧怕何应钦为首的强硬派，还是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使他不得不在世人面前摆出一种不能屈服的姿态？一时还以难下定论。但从他和宋蔼龄、宋美龄的谈话来看，他内心是不主张讨伐和武力解决的，起码在没救出蒋介石之前。
讨伐令一下，战争机器便开始起动。何应钦信心十足，精神抖擞，立即指挥大军由各方向陕西进军。一时间飞机轰鸣，马达声声，很快东路集团军便在潼关一带和东北军接上了火。飞机也飞临东北军驻地上空，成排地丢下了内战的炸弹。当时，只是因为突然飘起大雪，才未轰炸西安。
上面提到，讨伐令发出后各方反应激烈，而这些反应对后来形势的变化发生了影响。
当时，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人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公开致电南京政府，指出“西安事变”的出现是蒋介石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如果继续扩大内战，必是亲者痛、仇者快，直至亡国灭种。中国共产党希望南京政府和蒋介石采纳张、杨八项救国民主纲领，立即变内战为抗战。
当月17日，中共中央派出的以周恩来、秦邦宪和叶剑英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赴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进行谈判，以表示中共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诚意。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亲自驾机飞赴延安，同周恩来进行过彻夜长谈且受益匪浅，并由此对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对周恩来的到来，张学良及杨虎城两将军表示热烈的欢迎。
12月19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及中共中央发出对孔祥熙等人的通电，全文如下：
南京孔庸之（祥熙）、孙哲生（科）、冯焕章（玉祥）、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杨虎城、王鼎芳（以哲）、孙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竖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过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值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正确主张，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特别是周恩来等亲赴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的直接会谈，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说张学良、杨虎城原来举行“兵谏”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并不真想加害于蒋介石。听到孔祥熙的讨伐令后，张、杨不禁义愤填膺，东北军官兵也情绪激烈，纷纷表示要和何应钦决一死战，拼个鱼死网破。一时间，西安古城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
12月16日，也就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讨伐决定的当天，端纳就向蒋介石通报了宋美龄透露给他的国军即将进攻西安的消息，要求蒋介石明察大局，下令制止。当时，张学良刚巧也在蒋介石身边，他十分气愤地说，何应钦做得太过分了。
张学良还就南京的讨伐专门回了一份电报。他在电报中说“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尚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意轰炸，果谁动干戈？谁起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
张学良的电报铿锵有力，表明了寄希望于和平但又并不惧怕战争的气概。
在整个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最担心的人物莫过于蒋介石了。事变因他而发生，围绕着他的命运，各派力量又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而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对此自然是再明了不过了。在问鼎中国最高政治权力的过程中，蒋介石也曾多次遇险。但这一次，却是他在获取最高权力之后的第一次，也是他从政以来最危机的一次。为他的生存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的生存，他虽身陷囹圄却也绞尽了脑汁。
当端纳将南京政府决定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告诉蒋介石后，蒋的第一个反应是假如大战开始，我个人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到时候，各派都会以他为赌注，进行一次空前的大赌博，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自己成为牺牲品。因为张学良肯定不是何应钦的对手，被逼急了他什么事干不出来。即使张学良不愿那么做，但他能制止、控制住他的部下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10年不晚。这一点，蒋介石和宋美龄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并非不恨张学良和杨虎城，并非不恨共产党，而现在是小命攥在别人手里，哪儿还能摆什么委员长的威风！当时蒋介石心里想，古人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现在是三十六计活为上计。
经过一夜苦苦的思考，12月17日蒋介石写了一个“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的手令，叫同他一起在西安被扣的蒋鼎文带回南京，并亲手交给何应钦。
次日，蒋鼎文飞抵南京，孔祥熙和何应钦看到了这份手令。当下孔祥熙心中暗喜，何应钦无可奈何，南京政府中的讨伐派顿时像泄气的皮球，蔫了下来。
与此同时，英国对孔祥熙、何应钦的讨伐也作出了反应，且明确表示反对。18日英国驻华人使驱车前往孔祥熙住处，孔祥熙忙出面迎接。当即这位傲慢的大使以英国人特有的门吻对孔说：“尊敬的阁下，我受外交人臣艾登先生的委托，向您转达他的意见。他认为，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张学良可能被说服释放蒋介石，如果他本人的安全得到保障的话。如果是这样，我们愿意尽最大努力来保证他的安全，这对事态是否会有所帮助呢？”
在孔祥熙听来，这位英国爵士虽没有明确表示反对讨伐，但字里行间反对军事解决的意见是再明显不过了。于是，孔祥熙只得陪着笑脸说：“欢迎艾登大臣的建议，如果艾登先生能推进这一安排，我们将十分感谢！”
国内国外的压力、特别是蒋介石的手令，迫使孔祥熙必须考虑怎样通过谈判来解决事变的问题。而谈判的核心是两个问题，一是怎样把蒋介石安全救出又不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面子。二是派谁去西安才能把这个事情办好。
当时，张学良、杨虎城希望孔祥熙、宋美龄去谈，因为他们俩人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比较合适，并且能代表国民党最高决策层的形象。
宋美龄急切地希望早日见到蒋介石，觉得无论谁都无所谓。孔祥熙这一边就不同了，尽管不断有消息传来说蒋介石安然无恙、西安城内秩序井然、张学良为人坦诚等，但毕竟这些只是消息。有人就对孔祥熙说，蒋委员长已被扣做人质，先生现主持全国行政，如轻入虎穴再被扣押，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孔祥熙决意不去西安，他找宋美龄商量，并推举宋子文出面前往。宋美龄听后也觉得孔祥熙说的有道理，便打电话给当时正在洛阳的端纳说：“孔祥熙因代理行政院长，主持全国政务，不便离开。能否以宋子文代替，请同张学良商量。”
端纳立即面见张学良，提出南京方面的意见。事已至此，张学良和杨虎城也只有同意了。
却说宋子文自辞去财政部长后，也是无官一身轻，整日盘旋于生意场和酒吧、舞厅之中，日子倒过得十分惬意。同时，生意他也没耽误，钞票也是大把大把地往腰包里装。西安事变前，他正赴香港谈一笔生意。12月12日宋子文正在香港回上海的船中，得知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举事的消息后不禁也大吃一惊。但宋子文并不像宋美龄、孔祥熙那般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是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二是他觉得张学良年轻气盛一介武夫，决不能成什么大气候。当前的关键，是怎样能想办法哄着张学良答应把蒋介石放回南京。
宋子文接到孔祥熙的电话后，即刻赶赴南京。前几年两个人明争暗斗、面和心不和，终以孔祥熙得宠宋子文失意为结果。宋虽对孔祥熙个人无甚成见，但毕竟心里也不舒服。只是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共同的利益又把两位金融大腕的命运拴在一起。
宋子文听完孔祥熙的意见后，立即同意了和宋美龄同赴西安的安排，并问何日启程。为了表示自己对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支持，宋子文回南京后还在中央银行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招待会上，面对记者们一个个刁钻古怪咄咄逼人的问题，宋子文一派儒雅风度，从容不迫。他讲道：“蒋委员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我有各方面包括张学良、杨虎城方面的保证。当然，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国家之悲哀。目前急需拿出对策，以求妥善解决。本人与蒋委员长决非一日之交，与张学良也是多年的朋友，这都不是秘密。因此，我愿前往西安尽绵薄之力，在政府的领导支持之下使事件圆满解决。”
不料，宋子文召开记者招待会并表示要代替南京政府赴西安与张杨谈判的消息在南京传开后，南京政府内竟有不少高层人士认为孔祥熙选人不当，说宋子文名声不好，不宜担任重任。还说他与蒋介石前段时间积怨甚深，又身兼国民党中执委员，如赴西安会有政府与叛逆讨价还价之嫌疑，于南京的形象不利。
当时时间紧迫，虽说有蒋的手令，但一心想讨伐的何应钦仍跃跃欲试，中共派周恩来等赴西安更加重了南京的疑虑。张学良和杨虎城也非等闲之辈，邀孔祥熙不来，换宋子文又不来，难免授人以柄。时局瞬息万变，端纳也在西安几个小时一个电话打来，向孔祥熙询问结果。
这个时候的孔祥熙不愧为谋略大师，既然国人认为宋子文以政府官员出面不好，他就想出了个点子，让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前往西安，即以蒋的舅兄身份去西安探询情况，总得可以了吧。这一招还真灵，在国民党执委会上，孔祥熙和宋美龄一唱一合，终于通过了允许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出访西安的决定。到此，孔祥熙总算喘了一口气。
19日，孔祥熙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政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准许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去西安。并且为了解救蒋介石，南京政府讨伐军对西安的空中轰炸，将推迟到12月22日以后进行。
会后，孔祥熙仍觉得似乎还有漏洞，宋子文赴西安固然已是天时地利，但张学良的请柬当初毕竟是发给我个人的。将来蒋委员长凯旋回京，我却于危险之时没能去西安探望，难免为后人留下话柄。
此时已是傍晚，宋蔼龄几次催孔祥熙用餐，孔都说他要一个人再想一会儿。终于，面对残血夕阳，孔祥熙走到写字台旁，提起他擅用的狼毫小楷，给蒋委员长草书一封，准备让宋子文带到西安亲手交给蒋。
孔祥熙当时在信中写道：
介石钧鉴：在沪闻事变消息，焦急异常。当即扶病同三妹来京。本拟即同三妹赴陕省视，嗣闻尊意不欲三妹前去，而弟则以中央决议在吾兄未回京以前，暂代院务，因致未果，无任怅恨。遂商三妹派端纳飞陕奉候吾兄，继据自洛阳报告吾兄起居安适，于焦急之余，始较安慰。
弟等日日为吾兄祈祷心身安定，得以早日返京主持中枢大计，以慰全国殷殷之望。
三妹在此，有大姐及弟等陪伴，幸为释念。吾兄衣服多已遗失，至以为系。兹因子文弟赴陕之便，特购制数袭，附机奉上，即祈察纳，诸希为国珍重，不尽欲言。专此，敬颂钧祺。弟祥熙手启。十九日。
后来人们评价说，孔祥熙这封信可谓机关算尽，即讨好了蒋介石，又将不能去西安的原因都推给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他自己不负任何责任。
即使这样，孔祥熙还嫌不够。在这危难之时，不能和主子同赴国难而一个人留在南京，无论如何“良心”不忍。于是，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诚，孔祥熙当时又演了另一出戏。
他每日清晨为蒋烧一柱香，每晚在十字架前向耶稣祈祷，并用《圣经》占卜蒋的安危。那天他从《新约福音》中看到“耶和华和一妇人一起得救”字样，便像发现了珍宝，急忙打电话告诉宋美龄，说这是一个吉兆。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西安之行，一定有了耶稣在上天保佑。当即说得宋美龄心里也美滋滋的踏实了不少。
12月21日端纳从西安返回南京，向孔祥熙报告了蒋介石在西安的情况及同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会谈的情况。他还在南京到处说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使主张讨伐的何应钦等人大煞风景。第二天，孔祥熙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便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正式宣布同意宋美龄、宋子文去西安谈判。
1936年12月22日晨5点30分，三架“福克”式飞机呼啸着降落在西安机场。当即在东北军的护卫下，宋美龄、宋子文走下飞机，并驱车前往蒋介石的住处。
当天早晨6点整，车队准时到达。张学良扣头，宋美龄紧随其后，然后依次是端纳、蒋鼎文、宋子文等一行人鱼贯而入走进蒋介石的客厅。真巧，这一天距离蒋介石被押刚好整10天光景。
当时，宋美龄第一个走到蒋介石面前，夫妻相遇万语千言，但此时却说不出口。宋美龄只是说：“伤在哪里？伤在哪里？让我瞧瞧……”
蒋介石不愿当着众人有什么过分亲昵的表示，只是淡淡地说：“还好，还好。回去再找大夫吧。”
宋美龄听了当即眉头一皱：“啊！他们没给你找大夫？”
张学良在一旁忙解释说：“有的夫人，我们天天都有大夫替委员长看病、换药……”。
扯了一阵子客气话后，张学良自觉告辞。
于是蒋家夫妇同宋子文三人重新坐定后，宋美龄先说道：“我们应尽快争取离开西安，回到南京，不让姓何的再搞鬼。祥熙本来要来的，考虑到南京的情况，他也需要留在那边。对了，临来西安时祥熙还为你祈祷，果然有了吉言，说耶和华将由一位妇人之手显示奇迹。”
宋美龄此番话说得众人都笑了。
最后蒋介石说：“谈判我就不参加了。我参加了反而不好办，对日作战我口头已经答应。主要的要他们放人，其他你们看着谈，一切要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绝！”
随即在中国共产党的参与帮助下，张学良、杨虎城和宋美龄、宋子文几人连续几天反复会谈，商讨蒋介石答应的条件。宋美龄和宋子文信誓旦旦，声称只要保证蒋介石安全飞回南京，蒋答应的联共抗日、改组南京政府、释放政治犯、召开由各党派参加的救国会议等承诺就一定兑现。
张学良、杨虎城则坦言相告，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在是对蒋介石的保证有所顾虑。而且，即使他们两人信了蒋介石，他们也不能保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将领相信蒋介石。而这些将领正是促使张杨发动事变的直接原因。
在此之前，中共代表周恩来专门同蒋介石谈了两个小时。周恩来还代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耐心说服杨虎城和张学良放人。
由此看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已成定局，放蒋介石回南京也是大势所趋。
但是，谁都知道蒋介石的为人，谁都知道蒋介石如果活着回到南京，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意味着什么。但日军大军压境，咄咄逼人，国民党内部宗派林立，虎视眈眈。一旦蒋介石毙命，中国很可能会陷入新的内乱，这无疑对妄图吞并中国的日本侵略者是最有利的。因此，当时亲日派都希望蒋介石能死在西安。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时，西安机场挤满了人群。东北军、西北军的数百名高级军官及各界两千人在欢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同时欢送蒋介石回南京。
蒋介石面如灰槁，右手抓住宋子文的大衣，左手攥住宋美龄的手臂，步履匆匆地走向停机坪。
这时，张学良也带领着随从赶到了机场。杨虎城则带领着一批高级军官担任警卫。
当即蒋介石、宋美龄等人匆匆上了飞机，张学良也跟着上了飞机。杨虎城在他们分别的刹那间只说了句：“汉卿弟保重！”
飞机在欢送的人群上空插入蓝天。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各方的努力下终于和平解决。然而，等待着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却是不可避免的厄运。
张学良被软禁
有人曾这样形容“西安事变”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引起的错综复杂关系的演变，各种政治力量、各种人物的较量有的人获得了胜利，有的人遭到了失败，有的人成为英雄，有的人成为小丑，他们之间进行的决斗就像旧戏舞台上两支军队所进行的决斗一样。他们口中连声呐喊，手中猛舞刀剑，令人胆战心惊，但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碰着对方。因为双方心里都明白这是演戏。最后，战败者颓然倒地，表示阵亡。但过了一会儿却又自己爬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下舞台。甚而威风凛凛，比胜利者还自豪。
这就是蒋介石回南京后给全国人民的感觉，人人都“得胜”了，只有历史是受骗者。
那天，孔祥熙和其他国民党军政要员在飞机场，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样欢迎着蒋介石的归来。
就在蒋介石回南京的当天晚上，孔祥熙和宋蔼龄便前去探望，孔祥熙并当即提起辞去代理行政院长一事。
在几天后由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会议上，张学良沉痛地对在坐的人说：“兹汗颜随钧座返京，听候惩处，以昭军纪。”
而蒋介石此际已恢复了他昔日的尊严，并以长者的“宽容”检讨说：“由于本人无德无才，教导部下无方，以致发生此史无前例之事变……汝既有悔过之意，自当转呈中枢，采取适当措施，以挽堕局。”
挽救的措施是什么？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1936年写到：“留心请看一切严厉措施都何等巧妙地因双方表示谅解而得到宽容，惩罚和赔礼都做得恰到好处。真不愧是妥协折衷大师的杰作，完全掌握中国人所说‘有实无名’和‘有名无实’之间的细微差别。”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并没有立刻把孔祥熙辞去代理行政院长一事放在心上。孔祥熙是一定要这样做的，其实辞不辞的结果都一样。蒋介石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立即向全党发表了一篇声明。其声明中说，他身为委员长，不仅没能制止叛乱，反而给国家带来危机，责任不可推卸。因此要求辞去他所担任的最高职务。在辞职之前，他下令把前去围攻西安的全部政府军撤出陕西，以履行他“停止内战”的诺言。
蒋的辞职没有得到“批准”，因为所有的人都没有把蒋介石提出辞职当真事，谁也不会幼稚到以为蒋介石真的想辞职，那不过是一个姿态罢了。但蒋介石又连提了两次，好像他真心地想辞职，就像孔祥熙一定要蒋批准他辞去行政院代院长一样。
和蒋介石上演的辞职闹剧一样，对张学良的“审判”同时也在进行。1936年12月29口国民党召开中常委的紧急会议，会上孔祥熙等一改“西安事变”时对张学良的谦恭，开始义愤填膺地口诛笔伐，大肆声讨张学良犯上作乱的“暴行”。会议决定把惩处张学良的工作交给军事委员会来完成。
12月31日，也就是1936年的最后一天，“西安事变”发生的20天以后，国民党最高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实际上，在判决的第二天，张学良就被释放。一切都像事先演练好的一样，张学良被一辆黑色轿车接到了宋子文家中，并天天晚上和宋子文、宋美龄一起打麻将消遣。
1937年元旦一过，蒋介石见自己的辞呈没有被“批准”，便向中常委请了病假，回他的浙江奉化老家养病去了。不久张学良也押往溪口。
蒋介石这一走，在南京的头头脑脑都慌了神。因为蒋介石一请病假，一回老家，就意味着高层要出现人事变动。而这次人事变动，又肯定和“西安事变”有关。那些沉不住气的，讲了真话或预谋趁机夺权的人便惶惶不安起来。
孔祥熙这时在干什么？他心里有底。蒋介石在西安时宋美龄就向他讲了孔祥熙在南京的所做所为。蒋介石对孔祥熙是满意的，也是放心的。但“西安事变”还是让孔祥熙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他不只一次地想过，假如蒋介石真的回不来怎么办？假若蒋介石真的被张学良和共产党杀了怎么办？尽管他表面上不露声色，或是在关键问题上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但他非常清楚，他这个代理行政院长的位子实际上只是政治集团的一个筹码。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局面，从骨子里他是向着蒋介石的，不希望何应钦或汪精卫之流得势。但他又确实没法说服那些性情急躁的将军，比如他们要用飞机去轰炸西安等等。
南京的冬天也是很冷的。在蒋介石去浙江的那段日子，孔祥熙一直没敢休息，他怕蒋介石一个电话打来找不到他会误事。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干枯的树枝和偶尔飞过的一两只飞鸟，孔祥熙又一次感到了命运的无常和官场的冷酷。蒋介石下一个目标是谁呢？他想，会把何应钦怎样？那个一脸横肉对他表面上恭敬骨子里鄙视的家伙。
有时下午太阳出来的时候，孔祥熙也到庭院里走走。他的秘书就会在客厅等候。而就在这时，蒋介石的亲信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在搜集“西安事变”后拥蒋和反蒋力量的新的对比，并重新估计拥护蒋介石的实力，把像孔祥熙这样忠于蒋的人同那些准备在西安投炸弹炸死蒋的人区分开来。宋美龄就对宋蔼龄说，“西安事变”也是件好事，叫她看清了一些原来围着蒋介石阿谀之人的真面目。
1937年2月10日，就在蒋介石还在奉化“养病”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发出一封电报，电报向南京政府祝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即将和平统一”全国。这份电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为了抗日救亡大业，应对自己的政策做四项重大修改。这四项修改主张即：停止内战。保证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和释放政治犯。制订全国抵抗日本侵略计划。恢复实行孙中山遗嘱中的“三人原则”亦即当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一度实行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还说，中国共产党为加速全国统一和抗日，准备停止一切推翻政府的尝试，并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苏维埃政府更名为“中华民国边区政府”，同时停止没收地主土地，集中人民力量投入抗战。
5天之后，蒋介石由奉化回到南京，并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第一次正面讲述了他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的全过程。他还特别强调了自己如何临危不惧，如何拒绝书面保证履行“叛军”的要求，如何反过来说服了张、杨同意他的观点，最后才不经意地谈到“叛军”的8点要求。
蒋介石的亲信在南京的调查活动此时已被人传出，国民党高层人士中不少人人心惶惶。既然蒋介石已经活着回来，谁还愿意再拿鸡蛋往石头上碰，所以此次全会坚持拒绝了张、杨当初提出的8点要求，再次对张学良的叛变行为进行谴责。同时亦再次表示对蒋介石的拥护、信任与爱戴，再次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第三次辞职的请求。
在西安当狗熊、回南京当英雄，蒋介石这出自相矛盾的戏就这么唱下去了，而且越唱越来劲儿。到了这次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蒋介石还没健忘到那种程度，还没有把临回南京时的许诺当成放屁一笑置之。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又做了长篇发言，在发言中他破天荒地提到了要给人民以更大的言论自由，而且第一次没有提到“共匪”，并且说今后不再使用“赤匪”和“共匪”这些字眼。当时，蒋介石还要释放政治犯等等。
当时，蒋介石还向全会建议，要给共产党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即共产党必须答应4个条件，他就可以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蒋的这4个条件是：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解散苏维埃共和国。停止与三民主义相对立的宣传。放弃阶级斗争。
这实际上等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报的条件，不过给人的印象倒是反了过来，好像是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国民党的条件。
显然，这标志着共产党和国民党通过“西安事变”达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开始。
蒋介石的这一切做法，真是煞费苦心，但却也颇有成效。这样他就可以既不降低他在国民党中的威望，又能同反对派和解（“西安事变”使他认识到了反对派的力量）。他几乎满足了当时全国各反对派别的政治要求，又不引起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所以最后很明显的结果是，长期的内战停止了，至少在表面上是停止了。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就要率领中国人民抗日了，因而也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了。
当时，蒋介石走的这是一步险棋。如果换了别人，很可能会轻率地采取报复措施。当时南京政府的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连孔祥熙这样的“稳健派”都坐不住了，都希望能做点什么让西北当局看看，他们粗暴扣押蒋介石应付出怎样的代价。但这时蒋介石却能“忍辱负重”，这也许是他比别人的高明之处。其实，蒋介石的报复观念是最强的。但作为一个政客，他太知道利用机会和抓住机会了。“西安事变”就给他提供了一个重新树立自己形象的机会，一个重新打击、削弱反对派的机会，一个重新为自己大捞政治资本的机会。
于是蒋介石没有收回在西安时期作出的承诺，也没有马上对张学良和其他扣留他的人进行报复。他只是软硬兼施，恩威并重，并且在不久就成功地把东北军从陕西调到安徽和河南，把西北军整编和归属了中央军。
到1937年2月下旬，蒋介石派出的嫡系部队不发一枪一弹就进驻了西安，并开始正式和共产党谈判。
也只有到这时，孔祥熙才真正领略了蒋介石在处理“西安事变”时的全部计划和手腕。当下他对宋蔼龄说，难怪委员长能统一天下，成为一国君主，这次他真是领略了。
蒋介石在这完成了这一切部署之后，在重新稳固了他的根据地之后，就开始对张学良下手了。而且最开始软禁张学良时，就是在孔祥熙的一栋别墅里。
此前一天孔祥熙还和张学良喝茶聊天，第二天再去时门口的哨兵已是荷枪实弹。蒋介石下手之快、之狠，连孔祥熙事前都没得到半点消息。
蒋介石终于违背了他在西安时的诺言，露出了他的狰狞面目。
当时，听说张学良又遭蒋介石的“毒手”，孔祥熙和宋蔼龄都起了怜悯之心。1937年1月，宋蔼龄曾找过宋美龄，希望能做做蒋介石的工作，放张学良出来，哪怕给个闲职养起来，出出头露露面也能显示出蒋介石的海量。但深知蒋介石秉性的宋美龄却没去当说客。孔祥熙也曾在1937年初密电南京政府，请求特赦张学良，电文中说到：
“西安事变发生之日，张即电孔表示负责保护委员长的安全。孔乃以私人资格，在这次复张函电中，表示张如能迅速护蒋回京，孔亦保证张的个人安全。”
张学良自然知道孔祥熙的态度，因此在宋蔼龄前去探望时，向宋倾吐了心中的焦虑和后悔。
然而后来，张学良将军却始终没能获得自由。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加看管下，他先后被软禁在南京陵园、奉化溪口、安徽黄山、江西萍乡和湖南郴州等地。1949年又被秘密押往台湾。而杨虎城将军则被长期关押在重庆，并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被蒋介石派人秘密杀害了。
虽然孔祥熙在软禁张学良的问题上给蒋介石提过意见，但总的来说，在“西安事变”中的孔祥熙为了蒋介石和蒋家工朝的利益，可谓鞍前马后忠心耿耿，从而进一步赢得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信任和好感，成为蒋介石在政治上继续巩固其势力的资本。同时，孔祥熙得到的回报就是，奠定了在八年抗战中大发横财的基础。
在英国发表演讲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万众称贺之后，南京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国民党的派系之争也由公开转向隐蔽，蒋介石亦在“隐退”了一段时间后又“官复原职”。从表面上看，当时一切照常如旧。但一些有头脑的人却在反思这一事变的缘由：张学良为什么明知“犯上”，还要发动兵变？当时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为什么不愿攻打红军？
所有的人都在想，蒋介石也在想，南京政府从1927年正式建立至今不到10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现在仅五六年，中国却是内忧外患一派危机。特别是邻国日本野心勃勃，武装到了牙齿，自甲午战争以来一直就在觊觎着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如果不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一个符合民意的决心和政策，谁又能保证不再发生内乱，不再发生第二个“西安事变”？
孔祥熙、宋蔼龄几乎每个月都要去拜谒一次蒋介石。他们发现，蒋介石经过“西安事变”，一下子显老了许多。
“日本，该死的东洋鬼……”蒋介石每每在睡梦中常常骂道。
的确，当时由于日本的侵略引发的民族矛盾空前激烈，是造成“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更为严重的是，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演变使日本的法西斯分子占据了主导地位，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了。
自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好战分子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便利用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日军侵华的成果，推动国内法西斯运动的发展。同时还对国内尚持民主观点的政党和内阁成员进行暗杀，实施恐怖手段。在1932年“五·一五”事件后，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分子分裂成“皇道派”和“统制派”，两派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终于演化成两派的血腥残杀。如“皇道派”干将湘泽三部就亲自刺杀“统制派”核心人物永田铁山未遂。事后他公开说，“不能一刀结果了永田，我对此深以为耻。”
其后日本国内的军阀分子又在“二·二六”事件中，第一批官兵首先冲进了81岁的藏相高桥是清的卧室。当时高桥被称为是日本的理财圣诞老人，平时不修边幅、满面白花花的胡须，因反对扩大军费开支招致了“皇道派”的忌恨。当场暴乱的官兵们掀开高桥的床单，在一片叫喊声中向他开枪射击。而此刻的高桥在睡梦中突然被惊醒，刚刚睁开朦胧的双眼，就命丧黄泉。
紧随其后，当时的日本海军大将斋腾实是第二个袭击的目标。这位性情温和的将军发现了从楼梯涌上来的士兵，但他来不及弄清原委就被集密的枪弹击倒。事后有人数过，他全身共被47颗子弹射中。
第三批军官与此同时冲向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的别墅，这位刚刚穿好睡衣的68岁的将军，刚想向他们问明来意时。就听见“阁下，没时间了，”紧接着3发子弹已射中了他的身体。庆幸的是，他虎口余生，在山本五十六的积极协助下脱离了危险。
日本军人的这次政变4天后被镇压了。但由此产生的广田内阁却在法西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为了服从日本军部对外扩张侵略的意志，加快对外扩张的步伐，日本政府通过了《帝国国防方针》和《国策基准》，确立了“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发展”的根本国策，其后日本又同德国签定了《关于共产国际的决定》，迈出了和德国法西斯结盟的第一步。
日本与德国联盟，除了反共有共同的认识以外，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都在执行一条侵略扩张的战争路线，有共同的敌人即英美法等西方国家。虽然日本和德国在争夺中国胶东和一些地区的权益上曾产生过矛盾，但从根本上讲，他们这时的共同点已大于不同点了。
日本除了制订占领中国的侵略计划外，还制订了向南洋发展的战略。当时很显然是把矛头指向了美国。
在欧洲，德国纳粹的崛起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穷兵黩武，也引起了新的不安。
墨索里尼出兵干预阿比西尼亚（现在的埃塞俄比亚），最后公然吞并了这个主权国家。
希特勒则命令部队占领了一次大战后凡尔赛和约规定的中立区即法国北部地区，公然向英法挑战。
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亦推行绥靖政策，妄图以牺牲弱小国家人民的利益来保持和平和国际关系的“稳定”，实际上是助长了法西斯分子的嚣张气焰。
而当年的国联对这一系列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除了发出几声空洞的抗议谴责和无法实现的制裁外，同样也是束手无策。
1936年底至1937年初，世界上空弥漫着战争的阴云，国际间正义和非正义的较量日趋白热化。各个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和安全开展的穿梭外交使国际关系呈日益复杂的形势，法西斯势力的侵略叫嚣咄咄逼人……
“庸之，”一次在例行的国务会议开过之后，蒋介石叫住了孔祥熙，“我有个想法，想叫你再到欧美去一趟。”
孔祥熙立刻明白了，蒋介石是想让他去寻求支持。一旦中日开战，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外交上，中国都是弱国，都需要支持。
“庸之，”蒋介石接着说：“你也知道，为了使国家免遭战火，我一向对日妥协，乃至引发张杨兵变。但现在看来，日本吞并之野心剧增，我们也不得不防。经济方面是一个问题，最主要是欧美各国的态度。即使咱们吃了亏，也要吃在明处，也要讨个好名声。”
“委员长的意思我明白。我一定尽力去做。”孔祥熙认真地回答道。
当天晚上，孔祥熙就把这事和宋蔼龄说了。宋蔼龄听罢开玩笑嘲讽他说：“哎呀——你什么时候变成外交家了？”
孔祥熙忙说：“莫开玩笑，莫开玩笑。我要去肯定要带上你的。你才像外交家，中国第一夫人的姐姐，比第一夫人还风光呢！”
的确，蒋介石知道孔祥熙并不擅长辞令，也有意让宋蔼龄陪他一同出访，两口子既能在一块朝夕相处，又能遇事互相有个商量。蒋介石一直对宋蔼龄刮目相看，他甚至有些提防着这个女人。但表面上，却很给宋蔼龄面子。
蒋介石曾当面对孔祥熙、宋蔼龄说：“庸之温文尔雅，蔼龄机敏伶俐。庸之沉稳老练，蔼龄开朗热情。一柔一刚，一火一水，正好互为补之，相得益彰啊！”
另外，孔祥熙和宋蔼龄两年前曾出访欧美，虽然在意大利购买飞机时有一点小小的闪失，但毕竟积累了经验。所以，此次出访欧美办理洋务，蒋介石首先想到的就是孔祥熙，其次才是宋子文。就像清朝末年一提办理洋务就总要首推李鸿章一样。
再则，蒋介石当时对日本的野心一清二楚，但抱有幻想，认为一旦和日军开仗，必然是鹬蚌相争两败俱伤，而最后便宜了共产党。他还认为，美英在华有着巨大的利益，他们未必会看着日本人把他们嘴边的肥肉叼走而无动于衷。如果能利用英美等国的影响，制止日本的侵略是再好不过的。日本人占领中国时发明了“以华制华”的方针，其实不能算什么发明，因为蒋介石早就在玩弄“以夷制夷”的把戏了，只是玩得不好，屡遭败绩而已。
这次孔祥熙出访的主要是美、英、法、德四国，对外宣传是加强往来，增进友谊，扩大经济合作。实际是想利用这些国家的力量来遏制、推迟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同时寻求对中国的支持。
另外，蒋介石也在抓紧和日本摊牌的最后准备。他知道，这是早晚的事。虽然他最不愿意、最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出现。但他已经清楚，日本是决心要灭亡中国的。
孔祥熙曾和一些军政要员秘密计算过，如果真的与日军正面交火，仅步枪子弹每月约需7亿发，而自己国内只能生产两到三成，还不要说其他军需装备了。因此，购买军火也是孔祥熙此次出访的秘密使命。
孔祥熙出访的第一站是英国。当时的飞机性能比较落后，续航能力不过几百公里，最远程的也只能1000公里。所以，从中国到英国只能乘船。如从上海起程，需在海上漂泊一个多月才能到达英旧本土。即使如此，孔祥熙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也要不辞长途跋涉之苦，决心去英国寻求支持。
众所周知，英国是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到了1937年，其在国际上地位和影响已日落西山，后起之秀美国、德国和日本等都在经济和军事上超过了英国。特别是德国，和英国同属欧洲国家，极想和英法在各大洲争夺势力范围。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以至希特勒上台之后就更加咄咄逼人，整个日尔曼民族在希特勒的煽动下复仇心切，并把矛头直接对准了英法。所以，英国当时不能说内外交困，但也确是困难重重。当时的英国政府把希望寄托于和美国的合作以及通过和希特勒妥协换取欧洲的和平上了。而中国因为是个东方国家，对英国当时在全球设置的棋盘中，只不过是个小卒而已。
为了能引起英方对孔祥熙出访的重视，蒋介石早已策划在先。此次正好利用英王乔治六世举行加冕典礼的时机，他派代表前去祝贺，显得既合情合理又不失国格。再则，在孔祥熙出访前，蒋介石又在南京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并邀请了美、英、法等国公使参加，并请他们及早向本国政府投书此事以便引起重视。
1937年春的一天晚上，南京中山大酒店彩灯闪烁，灯火辉煌。一辆辆黑色轿车停在门前，各国公使身着晚礼服，扶着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缓缓步入宴会厅。
当时的行政院代院长王宠惠主持了这次宴会。他看了一眼在前台就坐的孔祥熙、宋蔼龄后，发表了即席讲话。王宠惠说道，“英王之加冕典礼，异常隆重。而中英之邦交，素称敦睦，是故我国参加英王加冕。此次参加英王加冕典礼之特使，由孔副院长担任。以孔副院长之学问、道德、声誉及地位而论，深伏得人。孔副院长在国内虽政务繁重，但因此行使命重要，故毅然决然前往。希望孔副院长此去对于中英邦交，益谋敦睦，将来归国之后，复以此行之获贡献于国家。”
一阵稀稀落落的掌声之后，孔祥熙迈着四方步走近话筒。他轻声哼了一声，向前探了探腰然后说：“本人奉使赴英，祝贺英王加冕，愧不敢当。庸之才疏学浅，幸得委员长之信任，焉能不效犬马之劳。此次专程前往参加现今世界罕见的隆重典礼，除代表国家向英王致贺外，亦代表政府和人民向英国朝野表达亲切之热忱，使两国邦交益臻敦睦。事毕，顺道至各国考察各项建设情形，以为我国经济建设之借镜。”
尽管孔祥熙不是外交部长，但几年来的修炼亦使他在这种场合表现出一种雍容大度，从容不迫，不拿讲稿也能侃上几十分钟。
宴会开始后，孔祥熙举杯向各国公使，特别是英法美公使祝酒，以表真诚。而这些惯于外交辞令的公使们自然是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反正是不花钱的晚宴，不吃白不吃。
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孔祥熙专门到蒋介石处辞行。蒋介石意味深长地对孔祥熙说：
“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西安事变’，更见庸之的一片忠心。将来的国家大事，更要委庸之尽心。此次赴欧美，关系更大，望能忠心尽责。”
孔祥熙对蒋介石历来是毕恭毕敬。当下他连连点头应是，表示一定把蒋的话铭刻在心。最后，他提出能否让他的长女孔令仪、次子孔令杰随同前往。
蒋介石应允后，孔祥熙告辞出门时，已是深夜了。
1937年4月2日，孔祥熙以“中华民国特使”身份，率30余人从上海启程乘坐意大利豪华客轮“维多利亚”号前往英国。
孔夫人宋蔼龄及孔令仪、孔令杰随同孔祥熙一起前往。
国民党行政院代院长王宠惠、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以及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汪精卫的代表曾仲鸣等众多显要，一齐到码头送行，足见对孔此次出访的重视。
初春的海面上，风和日丽，海面上波光粼粼。“维多利亚号”穿过台湾海峡，两日后到达香港。10天后抵达印度西海岸孟买，4月20日抵埃及赛特港。
埃及是孔祥熙一行的中转站。他们决定在这里休息几日，长途的海上奔波使孔祥熙有一种渴望陆地的感觉。每天早上、中午和傍晚，面对的都是那一望无际、深不可测的大海，心里不但没有产生自豪感，反而觉得悲凉，流水落花，岁月无情，眼下虽然事业有成，但付出的毕竟是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年华。再则，宦海沉浮，就如同这大海的波浪一样，变幻莫测。自己在南京政府身居高位，又和宋家联姻，就像这艘大船可以在海中劈波斩浪。但大海毕竟不能总是风平浪静，一旦阴沉下脸，谁能保证它不会发怒。不会把这艘大船打翻呢？当孔祥熙得知到了埃及后，不禁心花怒放，立即和夫人宋蔼龄商量，乘着时间允许，一定在这里多休息几日。
当时也是天公做美，他们到达埃及的当天，正是埃及的传统节日“闻风节”。成千上万的埃及群众穿上光彩夺目的服装，带着自制的食品走出家门，在野外游玩，就像上天有意安排的欢迎中国人的到来一样。
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美国留学时，金字塔等举世闻名的古迹就成了孔祥熙和宋蔼龄想往的地方。没想到几十年后才梦想成真，这使他们既感到高兴，又不免因为命运对人的左右而产生淡淡的迷惘。
孔祥熙常以孔子的后裔自居，最爱说的几句就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那天到埃及，他在金字塔下对宋蔼龄说：“我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对一切都不应再感到困惑，都应顺其自然。这次欧美之行，也应如此，不管别人说什么……”
宋蔼龄当即驳道：“尽说胡话。出访欧美在南京看来是趟美差，那是老蒋看你在‘西安事变’中有功而作出的报答。”
“是啊是啊，”孔祥熙答应着，不禁心潮起伏。走仕途如同爬台阶，就像那金字塔，一层比一层难爬。而那塔尖众人瞩目，谁能爬上那尖顶，就是最了不起的。而那攀临塔尖的英雄，不知在其脚下要有多少人为他垫脚。而且，你爬上了塔尖，也就进入了险境，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但那毕竟可以俯瞰大地，体验到凡人俗人所不能体验到的美感。埃及人真聪明，发明建造了金字塔，能让人体验到仕途的伟大与艰险，孔祥熙当时在心里由衷地赞叹着。
“在想什么呢？”宋蔼龄在一旁问。
“我在想，我现在已接近了塔顶。我是不再加一把劲儿爬上去呢。”
“小心老蒋把你一脚踹下去！”
“他敢？”
孔宋夫妇二人言罢掩嘴，环顾四周，发现没人听见他们的谈话，才又一阵大笑，接着游览去了。
离开埃及以后，孔祥熙又经意大利、德国等国，终于当年5月5日到达英国伦敦。
不料，英国显然没有把孔祥熙的来访当回事。在其一行浩浩荡荡到达英国港口时，英国政府只派了一名一般官员前来迎接。
孔祥熙却并不气馁。如他自己所说，已到了“知天命”将“耳顺”的年纪，所以他一到英国，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向英国及世界各地的记者发表演讲。当时他在演讲中说：“余此次奉命代表中国政府参加英王盛典，异常荣幸。余愿借此机会，向英帝国转达中国民众祝贺之意。中英关系向称友善与融洽，在过去数十年间，中英两国曾有进行积极之经济合作机会，以求商务与财政情形之稳定，此不仅对两国有利，且对全世界亦有裨益也。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已臻财政平衡及政治统一之阶段，目前一切努力，正集中于经济实力与农村之建设。在此伟大之工作中，中国欢迎友邦之合作。余为供给我国政府最新材料以协助推进经济建设之程序起见，拟于加冕典礼完成后，考察与研究欧陆各国经济与实业之发展。余回顾5年前首游此邦，甚感愉快。今愿借此机会，重修旧好，交结新知。”
孔祥熙这番肉麻的表白，使一向傲慢的英国人也不得不有所表示。但平心而论，中英两国属不同的文化背景，两国又远隔万里，只是自1840年以来，英国列强屡次侵犯中国，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强迫清朝签定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直到孔祥熙访问的1937年，仍有许多不平等条约没有废除。
几天后，英国外首艾登为答谢孔祥熙的一片“真情”，在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举行的宴会上，发表一篇称赞中国政府和孔祥熙的话。当时他说：
“凡具有想象力的人，莫不看到中国的长处，且为中国的复兴感到惊异。中国此次复兴，英国尤为欢迎，因英中两国之间的友谊由来已久。再则中国能自10年前的艰难困苦中复兴，也证明中国民族自身有坚强的活力和与环境相适应的能力。”
艾登的这番表白，真是虚伪透顶。但若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也算是权益之计。当时中英两国虽然不可能在对付德国和日本上达成什么一致，但毕竟都有着共同的敌人。所以谁也不提过去两国不愉快的历史和本来存在着的分歧。
艾登讲完话后，中国驻英的那位大使郭泰祺也没忘记拍拍孔祥熙的马屁。他早已得知孔祥熙这时已是蒋介石的红人，而且大权在握。于是，“诸位，诸位！”郭泰祺起身说到：“请允许我在这里介绍一下，孔祥熙先生是孔子第七十五代孙，中国圣人之后裔，参加英国国王加冕之盛典，尤为难得，大为可喜啊！”
当即，孔祥熙、艾登及郭泰祺频频举杯。新闻记者在跟着拍照，一时宴会掀起了高潮。
艾登虽亲自出席宴会，又在宴会上吹了一通孔祥熙和中国，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几天后，英国国王加冕典礼开始，来宾被分为三六九等。国家元首一等、副首相和外长为二等、其余为三等。在整个加冕过程中，孔祥熙所率领的中华民国代表团仅被当作三等一般宾客接待安排，而且自始至终排在美、法、德等大国之后。
当时孔祥熙和宋蔼龄看在眼里，闷在心中。国力衰弱，且此番又是有求于人，只好装聋作哑强颜欢笑地把典礼应付了下来。
虽说身为堂堂中华大国的行政院副院长被当做一般宾客接待，但孔祥熙此行还算开了眼界。伦敦的白金汉宫和皇家骑兵，以及组织严谨、令万人瞩目的英王加冕典礼的盛况，都令人流连忘返。在古老的中国，封建皇帝登基也都要举行声势浩大的仪式。只是自辛亥革命以来，这种仪式被当做封建陋习废除了。而英国，这一最早开始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这最早进行机器革命的国家，这最早建立议会制的国家，却还保留着女王（尽管是形式上的），还有传统的加冕盛典，这又不能不引起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的极大兴趣。
总的来讲，孔祥熙的这次英国之行并不成功。不过，这倒不是说孔祥熙、宋蔼龄无能。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也是费尽了心机。除了亲自参加加冕典礼，他们还频频举行新闻发布会、酒会和招待会，接待记者采访，频繁会见邀见英国政界及经济界的高层人士，极力向英国兜售中国的“复兴”计划等。同时夫妇俩亦在极力鼓吹在华投资的巨大的利益和帮助中国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好处。
但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点从来都是实利政策。在欧洲，面对德国和苏联这两个新兴的工业大国又是军事大国，英国人忧心忡忡，且当时英国朝野一致认为，这两个国家是他们的最主要的威胁。因此，怎样使这两个国家互相牵制，就成了英国当时欧洲外交政策的核心。
在亚洲，英国一方面要保持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一方面还要考虑怎样处理和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分配，怎样处理和日本的关系。因为德日曾向英方施加压力，不希望英国在经济上或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帮助。因为那样会损害德、日在中国的利益。因此，对孔祥熙的一些要求，对购买潜水艇以装备中国海军的要求，当时的英国政府就没有答应。
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一次会议上曾专门对亚洲政策作了说明。他说，英国政府主要应考虑如何在中国扩大投资（张伯伦是绥靖政策的代表，他一直认为通过外交努力可以防止战争爆发，所以他才大谈特谈在中国投资），而不是对中国进行所谓援助。张伯伦认为，日本现在控制了中国北方的市场，在北方进行投资。而我们英国则要占领中国的华南，在那里投资。我们不会参加战争。假如中日开战，我们将回避或保持中立，切不可因帮助中国而激怒日本或德国。
孔祥熙一行30人万里迢迢来到英国。一路游山玩水，在英国又滞留半月有余，耗资数十万，最后英国佬竟一点不给面子，只签订了一项关于建设广梅铁路与浦信铁路的借款协定。该项借款分两批，共700万英镑。此外，孔祥熙还和英国国家银行商定待时机成熟时，争取在伦敦银行发行中国债券3000万镑等。孔祥熙访英的成果也就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