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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并无抗战的勇气和决心。蒋介石到浦镇“指示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3月初，驻沪日军同时发起总攻，中国守军撤退至昆山至福山一线。3月3日，国联行政院决议中日双方停止战斗。后来，中国与日本外交代表谈判，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上海的战事刚刚停息，孔宋夫妇即于1932年3月13日启程赴欧美。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次西方之行。这次出访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美国。
访美初期，他们在一片热情洋溢的欢迎气氛中渡过。在华盛顿、在纽约，在其他的大城市，他们日夜不停地出席各种招待会。孔祥熙同美国官员们进行高级会谈，宋蔼龄也借各种机会在美国的同学中重温旧情。
在访美后期，孔氏夫妇的旅途却蒙上了一片阴影。此时，美国舆论界正盛传着有关蒋、宋、孔家族的一些不堪入耳的丑闻。这些从上海传来的消息，登在美国的报纸上，说得活灵活现，使孔氏夫妇十分尴尬。宋蔼龄心乱如麻，很想中断这次访问，以免在同窗好友面前出丑。
曾在美国会见过宋蔼龄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友杂志主编尤妮斯·汤普森说：
“我看见孔夫人非常真实地流下了女性烦恼的眼泪，并且亲自去把她的氨水精拿来，以便使她的神经镇定下来……她担心甚至在最后一刻可能丢人现眼也许会受不了。但我们答应她，不加张扬，而且在朋友们的配合下兑现了这个诺言，因为这些朋友都能理解她确实多少需要保持清静和不受打扰。她的同班同学得到通知，从全国各地前来威斯里安学院同她会合。在整整的两天时间里，她会见的全都是她熟悉的人，于是，她能够一连若干小时把祖国的苦难置于脑后。”
在美国一些同学的关心下，宋蔼龄的恐惧和悲伤情绪顿时烟消云散，心情愉快多了。为了配合孔祥熙在美国的外交活动，宋蔼龄以捐献“奖学金基金”的名义，献款给母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孔祥熙夫妇这次出访的实际目的，是奉蒋介石之命，向“友邦接洽军械飞机之购买与设厂自制事项”。显然，孔氏夫妇访美，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目的。孔祥熙虽然拜会了美国的胡佛总统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但是没有达成购买军火方面的协议。
正是这样，孔祥熙在访问欧洲时，特别重视意大利和德国。
宋蔼龄在孔祥熙之前先期到达意大利的威尼斯。靠发动“向罗马进军”的法西斯军事政变而就任意大利首相的墨索里尼，派几位高级官员乘一艘摆满鲜花的游艇去迎接她。看到这种蔚为壮观的皇家场面，宋蔼龄激动不已。后来，她对人说：“这太美了”，“不过为我铺陈这样大的场面，使我感到紧张。我在乘船赴意的旅途中，一直在阅读有关意大利的书籍，是子文送我时给我买的。我看的多是些有关政治和许多数字的统计，这么多鲜花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不过我很高兴。还有旅店中的房间，官府大厦！我一生中从未看到过这么多的红色和金色。”
不久，孔祥熙也由美国来到了意大利。
意大利是古罗马帝国的发祥地，名胜古迹颇多。孔氏夫妇尽情地游览了意大利境内的许多充满宗教色彩的建筑和历史古迹。世界八大名胜之一的古罗马露天竞技场，摇摇欲倾的比萨斜塔，文艺复兴的摇篮佛罗伦萨，世界上惟一的出门乘舟不用汽车的水城威尼斯，圣玛丽亚修道院里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等等，令孔氏夫妇眼界大开，流连忘返。
乘孔祥熙兴致勃勃之时，墨索里尼同孔谈起军火生意来。墨索里尼装出一副关心中国建设的样子，对孔说：“贵国建国，应从空军着手。空军发展起来比较快，所需经费，较海军为少。且将来战争之胜负，取决于空军。日本为海军先进国家，贵国欲赶上日本，非仓促可办。空军则三五年内可见成效。”
中国当时是一个极为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腐败，军事落后，民不聊生。靠买几架飞机，建设空军，是不可能“建国”的。何况，战争的胜负是由政治、军事、经济诸因素力量的对比所决定的，单纯依靠空中力量是不可能致胜的。对此问题，不知是孔祥熙根本不懂，还是另有考虑，他居然对这番“空中致胜”、“空军建国”的言论，钦佩得五体投地，并专门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经过几次谈判，孔祥熙购买了一大批飞霞式轰炸机，并且聘请了以劳地为首的意大利顾问团来华协助建立空军。墨索里尼将协议的具体事宜交给了他的皮肤黝黑的女婿、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伯爵，这实际上加强了蒋介石、孔祥熙同墨索里尼的联系。
离开了意大利，孔祥熙一行又来到德国。此时，正是希特勒忙于总统竞选不亦乐乎之时。经过多年的经营，希特勒的纳粹党已经在各方面做好了接管德国政权的准备，它的触角像毒藤一样蔓延到德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希特勒用他滔滔不绝的叫嚣和民族复仇主义狂热情绪，到处宣扬其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中散布出的疯狂野心：创建第三帝国和征服欧洲。
在同希特勒的会见中，孔祥熙颇有兴致而又认真地听完希特勒“创建第三帝同”的计划，表示了对这位德国纳粹党元首的崇敬心情。他握着希特勒的手说：“希望日后能加强合作，共增友谊。”希特勒傲慢地点了点头。经过几次会谈，孔祥熙购买了2500万美元的德国武器。后来，这些德国武器大多数被用来“围剿”中国工农红军。
孔祥熙回国后，向蒋介石详细汇报了出访欧美寻求“援助”的情况，并且表示“谨允就个人在欧所见所闻，随时提供意见，供作参考”。蒋遂命孔为中央航空学校校务委员。
孔祥熙不满足“航空学校校务委员”之虚职，曾有当航空部部长的妄想。他曾对蒋的亲信、航空署署长兼中央航空学校代理校长葛敬恩说：“建设空军，已得到意大利政府的支援，财力物力都有办法，航署应即扩充为部。”并且开门见山地表示：“愿意自任航空部部长，请葛以首席次长负实际责任。”蒋介石没有满足孔的这一奢望。
后来，孔祥熙订购的意大利飞霞式轰炸机20余架运到，经航空署派人检查，认为“这样的旧东西，炮管里的来复线都已磨光，如何能用？”有人主张退货。葛敬恩只得将经过情形据实向蒋请示。孔祥熙在德国会晤希特勒时合影蒋介石表面说要追究责任，但是以后并无下文。
当然，孔祥熙是不会过问他购买的飞机质量如何这类事情了。孔氏夫妇既会聚敛金钱，也会在关键时刻“大智若愚”地打发金钱。为其政治目的，多花点钱，他们已习以为常。他们周游一路，几次慷慨解囊，其目的在于建立蒋介石同西方列强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动联盟。
1933年3月，孔祥熙由欧洲回国。
这个时候，正是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拼命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地“围剿”的紧张时刻。从1930年底开始，到1933年2月，蒋介石先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四次反革命“围剿”，一次次狂轰滥炸，一次次烧杀抢掠，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同时也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倾轧争斗。蒋介石急需孔祥熙这样的老谋深算而无二心的亲戚的支持。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蒋于1933年4月命孔为中央银行总裁。
孔祥熙掌握了中央银行大权不久，由于宋子文挨了蒋介石一记耳光，蒋、孔、宋家族内产生了一场风波。
堂堂的政府首脑，怎么会动手打起财政部长，何况又是自己的小舅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蒋、宋矛盾由来已久。
在1927年4月初，蒋介石在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中，就曾对宋子文十分怀疑。蒋怀疑宋实际上同情武汉政权。当上海银行家要求批准付给蒋介石的借款时，宋拒绝了。于是蒋就置宋的财政部长的权力于不顾，不和宋商量而自行借款，并指派财政官员。1927年4月20日，蒋终于封闭了宋在上海的办事处，任命他以前的秘书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宋子文不得不离开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参加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并出任财政部长。他挖空心思为蒋介石筹款，以支付日益激增的各项开支。他巧妙地向银行家们推销了一大笔债券，并且获得了成功。这样，那些大腹便便的银行家，自觉地不自觉地同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拥抱在一起。那些五颜六色的政府债券，塞满了银行家的皮包。银行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的政权。
宋子文的所做所为，很得蒋介石的欢心，并把他当作了心腹之人。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蒋、宋矛盾又尖锐化了。
日本帝国主义在继九一八事变以后，又于1932年挑起了一二八事变。驻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在被炸毁的废墟里挖壕据守，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着每一寸土地。但是，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增援，十九路军的官兵遭到很大的伤亡。
宋子文看到日本人突然进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深感震惊。在此之后，宋子文同蒋介石产生了分歧。
1932年夏天，当上海的战火刚刚平息时，蒋介石就准备了浩大的费用，并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同剿”。宋子文对此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宋和蒋为筹措对共产党战争的军费发生龃龉。1932年6月初，蒋介石提出每月军费由1300万增加到1800万元，以支付“剿共”费用，这使宋子文的节缩财经的计划流产，而且又要发行新公债。宋子文反对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去“剿共”，反对更多的借款，并对蒋的反共政策的“合理性”提出了异议。
1932年5月，上海实业界的许多巨头和在西方留过学的教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做“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据通电所述，是防止内战。外祸纷来，源于内乱，只有根除内战，中国才能抵抗外国的侵略。参加这个组织的银行家们拒绝认购与内战有关系的一切公债和借款。
宋子文虽然不直接参加废止内战的集会，但他对大同盟的活动表示了明显支持，他表示这个组织终将成为一个“没有一个军阀敢于忽视其意旨”的组织。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采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宋子文见此情形，便以“把十九路军调走的作法在上海金融界不得人心”为由，于1932年6月4日向蒋介石提出辞职。
这时候，孔祥熙在欧美尚未归国。蒋介石又感到宋子文筹款有方，便再三加以挽留。结果，他们互相作了妥协。宋子文同意担任财政部长之职，蒋介石则许诺将宋提升为行政院院长，并且同意用贩卖鸦片的秘密收入支付一部分军费。
不久，宋子文发现他再次被蒋介石欺骗了。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阻挠，驻热河省的中国军队遵照蒋介石的命令从抗日前线撤退，一仗也未打。汪精卫也从海外回国，坐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
宋子文心灰意懒，决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1933年5月，他以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为由，到美国去进行长达4个月的访问。
这样，孔祥熙就更加受到蒋介石的重视。
孔祥熙和宋子文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受过美国教育，都同孙中山和蒋介石有姻亲关系，都通过家族关系和个人才能在政界发迹，地位显赫。但是，他们在同蒋介石的关系上却有些差别。一位美国人认为，孔含蓄随和，似乎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尽可能地与所有政客军阀表示亲切友好，他对蒋殷勤驯顺，和蒋的关系较宋与蒋的关系更亲密。而宋子文态度生硬，在南京政府中树敌甚多。在一段时间内，宋对蒋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他曾私下对人说：“当财政部长，跟给蒋介石当一条狗，没什么两样。”
而蒋介石正是需要孔祥熙的殷勤驯顺。1933年4月，孔祥熙接替宋子文，任中央银行总裁。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孔祥熙大量印行钞票，仅4个多月，已透支6000多万元，这些钱又绝大部分用在反革命“围剿”上了。
宋子文从美国回来，看到如此糟糕的财政状况，对孔祥熙十分恼怒，对蒋介石更是极为生气。他急冲冲地去找蒋介石，想劝说他不要急于“剿共”，应该首先抗击日寇。这番话，蒋介石岂能容忍。在一阵激烈的争吵中，蒋介石挥起手，打了宋子文一记耳光。
宋子文这回真的不干了。他下定决心，辞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蒋介石急忙求救于孔祥熙。蒋对孔说：“请不计一切艰难，务须接受新命，并且早日就职，以稳定政局。”孔祥熙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于1933年11月初先后就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
从维护蒋、孔、宋大家族的利益出发，孔祥熙同蒋介石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谋求改善蒋、宋的关系。最后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孔祥熙继续充当蒋、宋之间的缓冲人，并且作为财政部长将继续按照蒋的意志行事。宋子文继续当他的私人金融家。但是蒋介石和孔祥熙有事可以找他商量。
这样，一记耳光引起的风波，就这样暂时平息了。
1933年11月，在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时，孔祥熙就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这是件非同寻常之举。孔祥熙深明受蒋重用的奥妙，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为蒋介石“剿共”提供充足的财政保证。
11月6日，孔祥熙在大庭广众之中发表就职演说，公开宣布了其“剿共”第一的财政方针。他说：“保证尽最大努力筹集所需经费。平衡预算固然重要，但‘剿共’作战的胜利比保持预算平衡更重要。”这种反动财政方针，正适应了蒋介石的需要。
由于蒋介石年复一年地发动反革命“围剿”，致使广大人民颠沛流离，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连年增长。到1933年，每月将近赤字1200万元。
为了解决反革命“围剿”的经费，孔祥熙专程飞到江西同正在指挥军队向红军进攻的蒋介石讨论了筹措经费问题。最后，蒋、孔商定以关税为担保，发行1亿元新公债。
11月10日，孔祥熙飞到上海，向银行家们推销1934年初正式发行的新公债。这次还算顺利，公债不久就被买光了。孔祥熙十分得意。可是，这1亿元钱到手没多久，就被蒋介石用去购买打内战的军火，花得一干二净。
为了补充蒋介石的内战经费，孔祥熙又于1934年6月发行第二期“关税库券”。并且越来越多地直接向银行借款和透支，1934和1935财政年度总数约1.3亿元，其中最大的一笔直接借款4400万元来自16家上海银行组成的财团。这些钱都被用来进行反革命“同剿”。
孔祥熙为蒋介石筹措经费有什么“锦囊妙计”？其“妙计”就是用高利率夺走生产领域的资金。当时，农村经济萧条，民族资本家困难重重，批发物价和房地产价暴跌。上海银行家发现这些领域的投资已没有吸引力。某些最兴旺的企业所得红利很低，例如商务印书馆为7.5%，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仅有5%，而孔祥熙发行的公债纯益超过20%。正是这样，大量的货币从农村流入城市，又被孔祥熙的公债所吸收，成千上万的货币不是用来发展生产，而是消耗在破坏生产的“内战”上。其结果是，蒋介石得到了充足的反革命“围剿”的经费，银行家也从中牟取了高额利润，而工农业生产则更加陷入困境。
一位有识之士当时就公开指出：“政府公债的高利率促使工业萧条、农业破产。”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反对孔祥熙的公债政策。
很快，孔祥熙的“妙计”就不灵了。一个时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萧条之中。这股萧条之风迅速地袭击了上海。1933年，美国已放弃了金本位，为了满足遭到衰退打击的西方矿业国家的要求，美国开始储存白银作为财政准备。美国国会规定的银价是每盎司50美分，这对上海的银行家颇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如果不买南京债券，而是将白银运到美国，就能赚一笔十分可观的利润。正是这样，1934年下半年，大量银元纷纷流往国外，债券销售额一落千丈，蒋介石的内战经费频频告急。同时，大量银元外流，造成了中国金融市场银根吃紧，于是银行贷款的利率急剧上升，这种趋势直接威胁着南京政府的赤字财政，南京政府能否继续存在都成了问题。
身为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孔祥熙见此情况，如坐针毡。他将幕僚们找来紧急研究一番，感到制止白银外流的惟一办法就是宣布禁运。于是，以南京政府财政部的名义宣布：“在另行通知之前，严禁买卖外汇。”可是，那些银行家们对这项禁令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孔祥熙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办法。他于1934年10月15日公布了一项公告：“鉴于白银价格上涨过猛，已与物价水准极不相称，国民政府为保障中国经济之利益，为保护中国之货币，兹决定对白银出口征收关税。”由于对白银出口加收了10%的关税，中国的白银价格便与英美市场的价格相等了，白银外流的现象受到了遏制。
由于白银大量外流，上海白银储备已经减少了一半，南京政府债券市场急剧缩小。蒋介石要布署军队对长征中的红军围追堵截，军费急如星火，几乎每天都派人来向孔祥熙要钱。为了向蒋介石交钱，孔祥熙动用了他直接控制的中央银行。
孔祥熙将中央银行看成是蒋介石内战经费的钱袋子。他让中央银行享受了多种特权，垄断了政府的收支，有权发行关金券供兑付关税之用，实际上使该行成为国库的代理机构。1934年10月，孔祥熙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中央银行则免税出口了大量的白银，赚了一大笔钱。孔祥熙还设法使中央银行在黄金市场上捞取了巨额利润。正是这样，被孔祥熙掌握的中央银行发展迅速，成为旧中国最获利润的金融机构。它的资产只占中国属银行界的11%，而1934年赚利却占全银行界的37.4%。
平常，孔祥熙一个劲地支持中央银行在金融界大捞特捞。这次由于债券市场急剧缩小，孔祥熙不得不打出中央银行这块王牌。他命令中央银行大量吸收公债，将相当一部分赢利给南京政府贷款。
依靠中央银行吸收公债，勉强支撑了一阵。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最后，孔祥熙终于又想出了新招。这就是采取高压手段，颁布《储蓄银行法》，迫使银行家购买公债。这个《储蓄银行法》在银行的组织和管理上作了彻底的改变，并规定每家银行必须以1/4的存款购买公债或证券，并将此存入中央银行特设账户作储备之用。
《储蓄银行法》，遭到了上海银行家的强烈反对。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作重大修改。银行家们认为这个条例限制了他们的作用，殊非寻常。
然而，孔祥熙继续施加压力。南京政府命令各银行开列2000元以上存款存户的姓名、地址和存款余额。这理所当然地再次遭到了银行家们的抵制和反对。
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这部《银行法》是不现实的，如果实施，中国的金融将为外国银行垄断。但是，孔祥熙仍坚持要颁布，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继续给这些银行家施加压力，强迫银行家购买公债。
在这一系列高压政策下，许多原来对购买公债犹豫不决的银行家，只得硬着头皮购买孔祥熙发行的公债，以讨好蒋介石的南京政权。
据不完全统计，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后，公债发行数额急剧增长。1934年，发行了3种公债，1.24亿元。1935年，发行了7种公债，5.6亿元。1936年发行了3种公债，4.55亿元，而公债的70%—80%用作反革命的“围剿”。
一位外国记者在研究了孔祥熙的财政活动后指出，孔祥熙在担任财政部长的11年时间里，他一直是蒋介石的御用印鉴——他的橡皮图章。孔“老爹”按照蒋的旨意办事，再加上要做几件事讨好自己的妻子宋蔼龄，于是便把中国的经济“破坏殆尽”。应该说，这个评价是较为客观的。孔祥熙的确是蒋介石的“橡皮图章”，他的财政是绑在蒋介石内战的列车上的。
在孔祥熙推销公债的活动中，趋炎附势的银行家大有人在，而不愿屈从的人也为数不少。
这边，孔祥熙好不容易让那些容易上当的和虽不情愿但慑于淫威的人，购买了数千万元的政府债券。而那边，有些银行家却反其道而行之。例如，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张嘉一璈就说，日本才是真正的敌人，军队在剿共作战方面花钱太多，南京债券不值钱。他叫部属大量抛售中国银行持有的南京债券。张嘉墩的中国银行还同交通银行共同采取行动，拒绝为孔祥熙提供资金。
这些事，令孔祥熙极为恼火。
对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孔祥熙早就有觊觎之心。因为这两家银行的资金占旧中国全部银行资金的近1/3。张嘉墩自恃有外国资本集团的支持，财大气粗，我行我素，根本不把孔祥熙放在眼里。
现在，孔祥熙大权在握，气势汹汹，他下定决心要垄断所有的银行。他说：“这个令人讨厌的张嘉墩，一定要叫他滚蛋。”
孔祥熙小心翼翼地进行着准备活动。因为他十分清楚，假如由南京政府接管这两家银行，民众对中国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将会失去信心，结果会适得其反。
1935年2月28日，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在汉口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研究了如何对付中国、交通这两家银行。蒋介石表示，全力支持对这两家银行采取行动。
孔祥熙首先对这两家银行发起了一次“流言攻势”。他一次又一次地约见工商业的资本家，含沙射影地对他们说：“困扰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银行家们所做所为造成的。为什么工商业资本家无法得到贷款？为什么银根这样紧？为什么利率这样高？根子就在这里。”他和宋蔼龄慷慨大方，一次次设宴招待这些忧心忡忡的资本家，引诱这些人向中国和交通银行发泄不满情绪。
在一次由青帮头目杜月笙出面召集的会议上，孔祥熙还信誓旦旦地对上海的工商业资本家说：“如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能够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三银行财团，整个实业界的状况就会大大改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低息贷款。”
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使日益陷入窘困的工商业资本家们感到极为不满，他们认为南京政府和银行家并不同情他们的困难，不愿更多地扶植他们发展生产。一些企业的头面人物组成了一个叫做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的组织，要求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增加500万元的救急款，无担保贷给面临破产的企业，还要求南京政府发起一个以他们的资产或商品作担保的大规模发展实业的借款计划，使经济从萧条中得以恢复。
这些企业家的要求被孔祥熙用来作为压迫银行家的工具。孔祥熙来到上海，召集上海地方协会、救济协会、城市官员和上海银行家又开了一系列会议。无论是在会内还是在会外，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孔祥熙都用各种方式催促银行家贷款。
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银行家们不得不答应，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商界银行组成银行财团，提供500万元应急借款。
孔祥熙挑起的公开较量，使上海银行家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他把民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工商业受困窘的状况上，并把责任都推给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小银行身上。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似乎与此毫无关联。上海的银行家们一再妥协退让，十分谨慎地响应孔祥熙的号召，试图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
然而，孔祥熙的所作所为，对于善良的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妥协和退让并不能满足蒋介石、孔祥熙的欲望，厄运终于降临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头上。
1935年3月23日，在事先不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孔祥熙突然宣布政府必须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该二行都须增资而由政府控制半数以上的股份。
由孔祥熙签署的南京政府财政部给中国银行的命令写道：
“中国银行资产负债总额与资本总额，比率失衡，宜及时充实资本，查原有资本二千五百万元，内官股五百万元，应再增官股二千五百万元。随文发给二十四年金融公债二千五百万元预约券五张，仰即填具二千五百万元官股股金收据送部备查，并将中国银行条例修正。”
南京政府财政部给交通银行命令，除资本额外，其他内容均与此大体相同。这样不拨一分一文现金，只凭一道命令和几张公债券，就控制了中国、交通二行。
孔祥熙对中国、交通银行加入官股的办法，纯系巧取豪夺。因为拨付的官股不是现金，而是靠政府权利发行的公债券。所以，银行账面上资金虽然增高，但库存的现银则依然如故。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孔祥熙宣布了中国银行的人事变动。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墩及董事长李铭免去现职，由宋子文兼任该两职。任命张嘉墩为中央银行第二副总裁。这个所谓的“第二副总裁”形同虚设，因为中央银行一直是总裁孔祥熙、副总裁陈行所把持，“第二副总裁”必须听命于孔祥熙和陈行。这当然是张嘉璈所无法忍受的。张以“疲惫”为由，请求辞去“第二副总裁”，并向交通银行董事会提出准其常务董事请假。
接着，孔祥熙采取高压和恐吓手段，为中国、交通银行的股东们办理了正式的手续。中国银行于1935年3月30日“选出”了新的董事会。宋子文、宋子良、杜月笙跻身其中。4月20日，交通银行召开股东会，孔祥熙的一些亲信也堂而皇之地被选为常务董事。
在夺取了中国、交通两个银行的权利之后，孔祥熙又向上海另外的三家重要的商业银行——宁波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工业银行，发起进攻。
1935年6月，上海的这三家商业银行突然发现它们的“信誉垮台了”，没有能力兑现它们发行的钞票。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状况是孔祥熙一手造成的。因为由孔祥熙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三个银行，囤积了这三家商业银行的大量钞票，为了整垮这三家商业银行，便在一段时间内突然要求全部兑现，这当然是这三家商业银行无法应付的。
这样，南京政府便进一步施加压力，强迫这三家商业银行的经理们辞职。孔祥熙乘机在这三家商业银行中安插亲信，培植势力，控制了银行新的董事会。还以“政府紧急增资”为由，向这三家商业银行各拨500万元，这样又把这三家商业银行完全控制了。
孔祥熙为了实现金融垄断，步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后尘，不择手段地对一般民族资本银行进行控制，兼并和掠夺，逐步形成了全国的金融垄断网。
1934年下半年，南京政府统治下的国内经济进一步恶化。银行挤兑，银根奇紧，通货紧缩，物价猛跌，工商业倒闭，金融业停歇，京、津等大城市，人心浮动。孔祥熙主持的财政部也不得不承认：“人心恐慌，市面更形萧条，长此以往，经济崩溃，必有不堪设想者。”
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孔祥熙首先想谋求得到美国的支持，实施币制改革。然而，美国政府担心，如果贷款给中国政府，实施币制改革，会激怒日本，因而对孔祥熙的要求反应冷淡。
这段时间，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十分关心”，主动表示愿意给南京政府贷款。但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日本提出了十分恶毒的贷款要求，即中国要雇请日本军事顾问，要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中聘请日本顾问，要偿还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对日借款，等等。很明显，日本帝国主义是想通过苛刻的条件，给蒋介石政权一笔巨额贷款，从而控制整个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由于蒋介石、孔祥熙的后台老板是美英垄断资产阶级，对于日本的这些要求，当然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
英国为了维持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在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下，于1935年8月派首席经济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负责为国民党政府策划币制改革。经过孔祥熙、宋子文同李兹·罗斯的多次商议，终于制定出采用纸币流通的“法币政策”，并提出把中国货币纳入英镑集团的币制改革方案。
1935年11月2日，孔祥熙以《财政部布告》和《财政部长宣言》的形式，公布了《法币政策实施办法》，同月15日公布了《兑换法币办法》以及《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等。
《法币政策实施办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二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1936年2月，中国农民银行发行之钞票亦视同法币）。所有定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即以截至11月3日止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确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银行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发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委员会保管。其核准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类者，应自1935年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
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之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南京政府实施币制改革，所发行的纸币定名为“法币”。为何称为“法币”呢？这就是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的“国家法律”赋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无限法偿的能力。所谓的无限法偿是相对于有限法偿而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规定：辅币的每次授受有一定限额，超过限额对方可以拒绝收受，故称为有限法偿。而对于本位币，每次授受的数量，则无限额，任何数量的本位币，对方均不得拒绝收受，故称为无限法偿。
法币政策的实施，表明国民党政府已放弃银本位制，但是法币没有规定含金量，所以，它与黄金没有直接的联系。孔祥熙和李兹·罗斯经过多次筹划，确定法币以对英镑的汇率来表示自己的价值，规定法币1元等于英镑1先令2便士半。这样，法币就同英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也成了英镑集团中的半殖民地货币成员国之一。法币虽不同白银相联系，但却要把大量白银运到伦敦出售后，换成英镑存在英国作准备，来维持法币的稳定。那一段时间，国民党政府存在伦敦的法币准备金约有2500万英镑。
法币与英镑相联系，引起美国的嫉妒和不满，美国使用停止收购白银，压低银价等手段，迫使蒋介石和孔祥熙同意与其签订《中美白银协定》，美国财政部以每盎司白银按美金50分作价向中国续购白银5000万盎司，以维持法币汇率。同时，确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为法币100元等于美元30元，这样，法币又与美元挂上了钩。
在发行法币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以白银为“国有”的名义，进行集中。孔祥熙颁布的《兑换法币办法》规定，各地银钱行号、商店、公共团体及个人，持有银币、大条、生银、银锭或银块等，从1935年11月4日起，限在3个月内，就近交各地兑换部门换取法币。到1937年9月以前，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收兑银币共达3亿元。由于发行法币，停止使用白银，农民不得不用白银兑换法币。当时农民用1元银币换1元已经贬值的“法币”，立即损失实际价值1/3，即3角钱以上，这是一种封建性的掠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由此发了一笔横财，从全国劳动人民身上又剥去一层皮。
法币政策的实施，有利于英、美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货币政策，加强对中国金融的控制。因法币同英、美汇价联系，当英、美汇价发生变动时，法币价值也必须在英、美汇价上下限内变动。这就有利于英、美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加强经济侵略。在孔祥熙推行法币政策时，英、美乘机大量收购白银，集中了大量存款，积聚了更多的货币资本。到1937年7月31日为止，国民党政府存在国外的黄金和外汇准备金共达13521万美元，其中约71%存在美国，30%存于伦敦和香港，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英、美对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控制。然而孔祥熙却说：“美国对我国新币制之赞助，岂独利吾国人，其裨益外人与我共贸易者亦良多也。”这真是极不光彩的行径。
实施法币政策，使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控制，完成了对全国金融的垄断。在这之前，市场上还流通着12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法币政策推行以后，使得货币发行权完全集中于中、中、交、农四行，其他银行的发行权全部被取消，所有白银准备一律移交各有关接收银行。这样，一般商业银行为了得到法币，必然要依赖国家资本的银行，于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掌握的四大银行，就可以利用法币关系以及其他业务关系，直接或间接地来控制一般商业银行。所以，币制的统一，法币的发行，使国民党政府得以加速控制金融，确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全国金融界的垄断地位。当然，推行法币政策，是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之后的一次大的行动，也是中国近代货币史的一件大事，它实现了自清末以来，历届政府为克服币制紊乱屡经拟议而未能实现的币制改革，对缓和当时金融危机，暂时稳定经济起了积极作用。在一段时间内，对外汇率基本稳定，波动不大。国内资金和信贷松动，利率水平显著下降，黄金投机有所减少。各地各类物价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调整，社会的生产和流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在准备抗战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章 访欧美搬救兵
西臧的火药味
公元1936年12月12日，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这一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当时任国民党代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而这种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情，对被蒋介石派到西北“剿共”的东北军影响很大。
东北军从将军到士兵全是东北人，眼看自己的家乡被日寇占领，自己的亲人被日寇蹂躏，而他们做为职业军人，不能回去保卫家乡和亲人，却被蒋介石派到西北来打内战。到1936年，东北军的大多数官兵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反对内战，打回老家去，从日本人手中收复东北。这些想法，和蒋介石的计划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东北军抵制蒋的计划不是孤立的。在1936年，所谓桂系白崇禧、李宗仁也曾公开批评蒋介石不抵抗的“亲口”政策。蒋对此大为不满，认为是向他的领导权威的公然挑战，当下曾派军队前去威胁。但经过几个星期的在战争边缘徘徊后，双方都认识到开战是两败俱伤，于是达成妥协。但这件事对全国，特别是对东北军产生极大的影响，白崇禧、李宗仁为他们树立了一个敢于“反蒋抗日”，而蒋又拿他们无可奈何的榜样。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和左翼的救国会领导下，尽管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全国各地的抗日浪潮依旧风起云涌。1936年10月，日本关东军指使驻蒙的伪军在日本控制下的热河和察哈尔装备训练后，大举进犯绥远北部（内蒙）。当即国内外舆论普遍把这看成是日军对中国的公开侵略，是中国政府忍耐的“最后限度”和全国抗战的“信号”。但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南京政府对此向新闻界的答复是，“攘外必先安内”，只有消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红军，团结抗日才可能实现。蒋介石的这一主张违背民心民意，招致南京很多学校学生和爱国人士提出强烈批评。他们要求蒋接受成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有的甚至到南京政府门前请愿。但前去请愿的群众却被当作“卖国贼”和“捣乱分子”，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进监狱。
这时，西北地区的抗日情绪尤为激烈，东北军身在其中共鸣也极为强烈，但当时蒋介石对此却毫无认识。在蒋介石和孔祥熙等南京政府的高级官员看来，西北地区是个交通闭塞、文化经济落后的边远的地方，对整个中国的影响无足轻重。也很少有记者到那里采访，把那里的情况公之于众。只有一个例外即美国作家尼姆·韦尔斯女士，继斯诺访问延安之后，又于当年10月访问了西安，并发回了极有价值的报道。蒋介石当时如果能认真研究一下这些报道，就不可能亲赴西安督战，历史也可能会改写。然而，刚愎自用的蒋介石从来不会因一个记者的报道改变自己的决定，所以才导致了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大一次危机，同时也为孔祥熙展示他的政治外交才干，提供了舞台。
韦尔斯女士当时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队伍中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原来在1931年有25万人，如今只剩13万人，都成了“亡国奴”。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中间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就要谋反了。这种感情甚至传染到了高级军官。这种情况引起谣传说，甚至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的良好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
中国抗日运动的严重并不表现在从北到南的许多“事件”，而是表现在这里西安府的东北流亡者身上一从逻辑上来说，可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其它地方虽然遭到了镇压，在西安府却在张学良少帅的公开热情的领导下，他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是受到他的部队的热烈拥护的，如果说不是受着他们逼迫的话。
当时，蒋介石显然低估了这个警告的严重性。当年10月，蒋介石手下最精锐的部队第一军去进攻甘肃的中国工农红军，他得到的情报是，工农红军经过万里艰苦跋涉已疲惫不堪，一触即溃。当时，蒋介石也多少知道东北军和红军秘密接触的情况，因此他决定亲赴西安督战。为了取得这次围剿红军战役的胜利，他甚至在兰州和西安准备了近百架飞机，运去了大批炸弹，据说还有毒气弹。在赴西安途中，蒋对他的幕僚吹嘘说，只需两个星期，至多一个多月，就可以彻底消灭“赤匪”的全部。
直至蒋介石到了西安之后，他才发现他大大低估了东北军的抗日决心和张学良的意志。张学良在与蒋介石的谈话中，公然提出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联俄抗日的纲领。当时蒋介石十分生气地回答，在杀尽中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谈此事。
但这时全国民族情绪越来越高涨，社会各界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日本政府也似乎摸到了蒋介石的脉搏，要求南京政府镇压逮捕救国会，因为中国的抗日宣传是他们煽动起来的。蒋介石为了讨好日本，竟下令逮捕了救国会7位最著名的领导人。其中有在公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银行家、律师、教育家和作家。对此，蒋介石还嫌不够，又查封了当时14家畅销的杂志。恰在这时，上海日商纱厂的数千名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影响下，抗议日军侵略绥远，却遭到了国民党政府派出的警察的血腥镇压。而在青岛也爆发了爱国学生领导的抗日游行，日本军队竟派出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光天化日之下逮捕中国学生。
所有在新近发生的一切，都越来越强化了那个早已在东北军官兵心中生根的念头。当年11月，张学良代表所有东北军官兵及西北军将士，向公众发表了他在西安事变前最著名的呼吁，要求蒋介石允许他的部队开往绥远前线，打击日本侵略军：
我们要信守诺言，一有机会就要让他们实现打敌人的愿望。否则他们就不仅把我本人，并将把钧座视为骗子，此后不再服从我们的命令。因此恳请下令至少动员东北军一部立即开赴绥远前线，增援在那里完成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神圣使命的军队。我本人和我部下10万余人愿追随钧座到底。
当时张学良在西北军事委员会的这份公告里措辞恳切，要求报仇雪恨的心愿之真诚强烈、希望通过上前线抗日以恢复东北军声誉之愿望均溢于言表。但顽固不化的蒋介都断然拒绝他们的请求，仍要求东北军立即准备同在延安地区的红军作战。
张学良也不气馁，他以坚韧的意志又去了洛阳，再次请求在洛阳部署“剿共”事宜的蒋介石，同意他及东北军的请求。同时他还为被捕的救国会领导人说情。在扣留了蒋介石之后，他在解释扣蒋原因时曾向外界披露了那次谈话：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领袖……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们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决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
蒋总司令回答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
但严格地说，张学良当初还未下发动事变的决心，因为蒋介石向张许诺，说他不久将再到西安，向东北军师以上将领阐明他这次行动的计划和战略。张学良回西安后，焦急地等待着他的领袖的第二次驾到，以平息部下的越来越难以控制的情绪。
但就在蒋介石到来之前，又发生了两件事，进一步激怒了西北军和东北军，使事态朝着越来越不利于蒋介石的方向发展。
第一件事是德日反共协定的签订和意大利墨索里尼非正式参加这一签订仪式。意大利早就和德日法西斯沆瀣一气，默认日本霸占东北作为交换条件，日本承认意大利控制阿比西尼亚（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墨索里尼同“满洲国”建交。这一系列文件激怒了张学良。他发誓要消除意大利在中国的影响。当时张学良在向军校毕业生发表讲话时说：“这是法西斯运动在中国的末日！”另外，德国军事顾问当时正在训练蒋介石的空军去轰炸工农红军。德国既然和日本是盟友，谁能保证德国不把所得到的关于中国的军事情报送给日本呢？他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怎么能和与日本结盟的德国军事顾问合作，去打共产党和红军呢？
此外也是在这个月里，又传来了胡宗南所吹嘘的“铁军”第一军在“剿共”中吃了败仗的消息。胡宗南被蒋介石认为是国民党军队中最善战的军事将领之一。自蒋介石1936年10月到西安下令后，胡宗南部就一直迅猛地向甘肃北部红军控制的地区挺进。但就在胡宗南洋洋得意地向蒋报告，说红军正在溃退和不堪一击时，工农红军突然在一个深谷里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那是在一天的黄昏，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候，胡宗南的飞机飞回了机场，气温下降到零度。红军突然向行进中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攻击。一夜之间，胡宗南最精锐的两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团就被全歼，还有约一个团投诚参加了红军。胡宗南的其他部队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后撤，一时间把在几天前“占领”的地区全部又送给了红军。
这件事给了东北军又一个极深的印象：他们假如真的服从蒋的命令去和红军作战，谁能保证他们的下场会和胡宗南不同呢？更何况胡宗南就是本地的军阀，他手下的官兵也大都是本地人而且熟悉地形。
张学良深感和红军作战绝非易事，要想取胜更是难于上青天。想当年在江西的“围剿”中，哪次不是总司令亲自坐阵，而哪一次不是以失败而告终呢！
蒋介石就是在这样一个火背景下，于1936年12月4日再次来到西安的。而这时的西安，由于各派势力的明争暗斗，已变成了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
当时，蒋介石在西安及附近没有正规军，除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外，蒋介石在西安通过他的侄子蒋孝先控制了一个特务组织一蓝衣社。这个蓝衣社大约有1500名特务，分布在陕西全省。他们作为蒋在西北的耳目，曾诱捕、监禁、杀害、绑架了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同时也在秘密监视着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的一举一动。
蒋到达西安的第5天，也就是12月9日，西安几千学生游行示威。游行的队伍向临潼蒋介石的驻地进发，要向“总司令”递交一份请求抗日的请愿书。当时的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下令驱散学生队伍，警察在蒋介石亲率的宪兵的支持下，向游行队伍开枪，两个学生被打伤，其中一个恰好是一个东北军军官的孩子。这等于给本来就不满蒋介石的东北军火上浇油。消息传来，张学良亲自前往干涉，制止了警察对学生的殴打，并劝说学生回城，答应一定把请愿书转交给蒋介石。
此时早有人跑到华清池把事情告诉了蒋介石。所以当张学良随后到蒋的住宅后，蒋对张学良大发雷霆，怒斥张学良立场不稳，对党国不忠。以后的很多年里，蒋介石一直认为他们俩人的这一事件是后来发生反叛的近因。
当天，蒋介石把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全部集中在一起，但并没有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一起接见他们，老奸巨猾的蒋介石想通过分别接见的办法来分化瓦解东西北军的联盟，以便各个击破。但蒋介石的这一阴谋又破产了。不论蒋介石接见哪一派的将领，这些将领只有一个请求：到绥远抗日前线去。虽然他们仍都承认蒋是他们的总司令。
然而已经利令智昏的蒋介石却不顾一切反对，决定在当月10日召开大本营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他在日记中写到：“我告诉他们（指大本营将领），剿匪已到最后5分钟就可最后实现胜利的阶段。”
蒋介石随之向已驻扎在甘肃、陕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以及南京军队发布总动员令，并拟在12日向全体将士公布总动员令。蒋在动员令中声称，如果张学良拒绝服从他的命令，东北军将就地被南京派来的部队缴械，张本人亦将被撤职。
与此同时，张学良和杨虎城还得到一个消息，蒋孝先控制的蓝衣社同警察已拟定了一份他们部队中同情共产党和同共产党有秘密接触的人的黑名单，准备在总动员令发布的同时，将这些人立即逮捕。他们还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秘密任命另一位国民党将领蒋鼎文来接替张学良任“剿匪”总司令。
12月11日，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召开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会议，面对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们最后下定了兵谏的决心。张学良当即调动了一个师的东北军和一个团的西北军解决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和蓝衣社，另派自己的心腹、卫队营长孙铭九前往华清池蒋的住处去抓蒋介石。当时张学良对孙铭九说：
“孙营长，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率兵去华清池（蒋介石的住处）执行任务，与白凤翔师长一起去。他是干过掏窝（土匪）的。千万谨慎小心！千万别把他（蒋介石）打死了。万不得已时，打断他的一条腿！可千万别叫他跑了！千万不能把他打死！”接着张学良还颇为伤感地说：
“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你我就见不着面了。你死，还是我死，都说不定了……”
1936年12月12日凌晨3点，孙铭九率领的200多名东北军驱车赶赴华清池。5点钟行动开始，蒋介石的警卫和孙铭九部在宾馆门口交起火来，但不到一刻钟，孙铭九就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只是当孙铭九率部冲进蒋的卧室时，蒋已不见了踪影，而蒋介石的假牙还泡在水中，帽子和皮包等散落在室内。孙铭九一摸蒋介的被窝还有余温，于是断定蒋介石没有走远，就带领下属在附近搜索。终于在不远山坡上的一块巨石的石缝里，他们发现了身穿睡衣睡裤、冻得哆哆嗦嗦的蒋介石。
英国的一名叫詹姆斯·贝特兰的记者事后采访孙铭九并报道了当时的情景说：
孙铭九向他打了招呼，总司令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孙回答说，“我们不开枪。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们抗日。”
蒋介石坐在大石上，结结巴巴地说，“把张少帅叫来，我就下山。”
“张少帅不在这里。城里的部队已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
总司令闻此似乎感到放心多了，要派一匹马送他下山。“这里没有马，”孙铭九说，“不过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蒋介石前面蹲下。蒋介石犹豫一会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这个年轻军官的宽阔背上。他们就这样在军队卫护下下了山，等仆人送来他的鞋子，然后在山脚下上了汽车开到西安去。
“既往不咎，”孙铭九对他说。“从今开始中国必须采取新政策。你打算怎么办……中国的唯一紧急任务就是打日本。这是东北人民的特别要求。你为什么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红军？”“我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蒋介石大声说。“我代表国家。我认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东北军和西北军还控制了西安市。蓝衣社的特务在睡梦中被惊醒、缴械和关押起来：“剿匪”参谋总部的人员在西安宾馆的住处亦被包围。邵力子省主席和警察局长也成了张学良的阶下囚。蒋介石派到西安的50架轰炸机和飞行员同时在机场被扣。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便以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的名义联合通电全国。这封简短的电报说，为了促使蒋抗战，已要求蒋“暂留西安”，同时保证他的安全。提交给蒋的“救国要求”也同时向全国广播，但遭到国民党控制的新闻单位的封锁，报纸也没有发表。当时张杨的“救国要求”就是后来著名的8条纲领，其主内容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内战，采取武装抗日。
（三）释放上海爱国（七）领袖。
（四）大赦政治犯。
（五）保证人民集会自由。
（六）保证人民组织爱国团体的权利和政治自由。
（七）实行孙中山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当时的这八项救国主张，立即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国各阶层各党派以及各界群众的多数拥护和支持，并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反响。
极力解救蒋介石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孔祥熙、宋蔼龄和宋美龄正在上海。
那是12月12日下午3时，机要秘书脚步匆匆，叩响了孔祥熙书房的门。
“什么事？”孔祥熙放下后中的报纸，抬头漫不经心地问道。
“加急电报！”
当即，孔祥熙从秘书额头上渗出的汗珠和眸子惊慌游散的目光中，感觉到了什么，但仍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摆摆手说：“你出去吧。”
秘书走后，孔祥熙从邮封中抽出电报正文，顿时一行细小的5号宋体字映入他的眼帘，他的心一下子窜到了嗓子眼，全身的血液似乎一下子凝固了。
“西安有兵变……蒋介石在何处尚未查明，已派飞机前往侦察……”
电报的落款是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
这难道是真的？孔祥熙头脑中刹那间闪过了无数念头。他素知何应钦和桂系白崇禧、李宗仁有深交，与蒋介石也是面和心不和。但如此重要的情况，料他何应钦也不会视为儿戏。
孔祥熙立即要通了南京的电话，几经查问，最后从南京财政部秘书那里传来的绝密电话，证实了何应钦的消息。同时，南京也收到了张学良的电报，还有一封专门是给孔祥熙的。
接完电话，孔祥熙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像一尊雕塑一动不动。
窗外大块大块的云团从远处飘来，挡住了蓝色的天空。
此刻孔祥熙的心像被压住了一块大石头，压得喘不过气来。他脑子急速旋转着：张学良用意不清，蒋介石生死不明，日本这时咄咄逼人，国民党内部刚刚缓和的派系之争必将再次发起。更主要的是他已通过法币改革，死心塌地投靠了蒋介石，孔家的命运已和主子的兴衰沉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半晌，孔祥熙镇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拨通了一个电话：“谭秘书，准备晚上火车票回南京，并约苏联大使馆的秘书鄂山荫明早在南京孔宅见面。”
就在这时，宋蔼龄也走了进来。看到桌上的电报后她也惊呆了，片刻后才说：“小妹知道了吗？”
“她还不知道。”
“小妹要是知道了，会要死不活的。要想好了办法再告诉她。”
“我知道，小妹的脾气我知道。”
但孔祥熙心里明白，如不赶快通知宋美龄，她从其它渠道得到了消息会更加气愤和悲伤。于是，他和宋蔼龄立即驱车前往宋美龄在上海的住处。
碰巧，这天下午宋美龄正在主持召开“航空事务委员会”常务会议，商讨改组“全国航空事务委员会”事宜。
孔祥熙派人把宋美龄叫到客厅，对她说：“有件事很紧急，我专程赶来告诉你。”
“什么事？”宋美龄立即预感到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你别着急，事情还没弄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宋美龄越发着起急来。
孔祥熙示意宋蔼龄坐在宋美龄身旁，然后一字一句地说：“西安发生了兵变，委员长下落不明。”
宋美龄惊呆了，脸色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灰。接着，她便用双手掩住面颊哽咽起来，肩膀像秋风中的树叶不停地抖动。
宋蔼龄急忙劝说。一会儿宋美龄停止了抽泣。在这种时刻他们都明白，眼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唯一要紧的是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而最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只要蒋介石还活着，一切都好办。
经过紧急商议，他们决定明日清晨一起前往南京，并约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同行。
那一晚，是孔祥熙进入南京最高决策层后最难熬过的一夜。窗外寒星点点，屋内灯火黯淡，孔祥熙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他脑海中不知为什么，总是浮现出张学良手持左轮手枪在大声训斥蒋介石的画面。
不行，得立即给张学良发电报，稳住这位年轻气盛的少帅，确保蒋介石死里逃生。
老谋深算的孔祥熙拿出在商战中揣度对方心态的伎俩，披衣坐在写字台前，在一叠几十张信纸上写满了草稿，并且写一张扔一张。再写，不满意再扔……当时，孔祥熙想到给张学良发电报，也是有原因的。1922年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宣布“东三省人民自主，并与西南各省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反对直系军阀。不料时隔不久，张作霖的奉系在战争中大败，于是撤回关外准备整军备战伺机反攻。此时，在广东的孙中山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便密令孔祥熙到东北，代表南方革命势力和张作霖谈判，以求形成南北联合共同对付直系军阀的局面。就是在那时，孔祥熙第一次见到了少帅张学良。
孔祥熙在沈阳受到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热情招待，孔祥熙在东北半月余，和张作霖张学良成了“知心朋友”，尽管彼此都知道是相互利用，但毕竟共同利益大于分歧。
孔祥熙进入国民党决策层后，仍和原来各大军阀保持着联系，私交甚好，如阎锡山、冯玉祥等，对张学良也是一样。当时，他想以私人身份给张学良发一电报，是想通过此举稳住张学良、说服张学良、感化张学良，使张学良不至采取过激的行动。至少可以摸清张学良的思想脉络，保持一条和张学良沟通的渠道。于是，孔祥熙在电报里这样写道：
急！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吾兄勋鉴：
密。顷由京中电话告知，我兄致弟电，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公，绝无危险，足徵吾兄爱友爱国，至为佩慰！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可救亡图存。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能有利于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辱承契好，久共艰危，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呈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尚须格外审慎，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尊意如有需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先复布意，伫候明教。
弟孔祥熙叩文亥沪寓印。
这封电报，态度比较委婉，措辞也不激烈，没有指责攻击威胁之词，反映了孔祥熙对这一事变的基本态度一即和平解决的愿意。
当晚岂止是孔祥熙没有睡觉。12月12日这天夜里，对在南京的所有的军政大员来说，都是一个难眠之夜。
夜幕深深，笼罩着六朝古都南京。
在南京何应钦的官邸客厅里，依旧灯火通明。
国民党中央委员云集于此，正在召开中央临时紧急会议，商讨处理“西安事变”的对策。
在这次国民党中央的紧急会议上，平时养尊处优、傲慢专横的国民党高级党政要员大都乱了方寸。他们都被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弄得目瞪口呆。据说戴季陶第一个站起来大叫大喊到：“对张学良一定要明令讨伐，张学良胆敢对委员长非礼，实属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如不明令讨伐，则主不为主，国将不国！”
这种极力明令讨伐的言辞激烈的演说，当场立即引起了共鸣，于是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占了上风。这次会议决定：
（一）免除张学良的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属部队，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二）张学良背叛党国，交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三）行政院由孔祥熙负责。
（四）军事委员会由原5人增至7人，并推举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务委员。
（五）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会长及常务委员负责。
（六）军队指挥调动由何应钦负责。
直至13日清晨，没有参加会议却被推举为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的孔祥熙才携宋美龄、宋蔼龄姐妹俩一起来到了南京。
当时，何应钦也不顾事先约定的礼节，急匆匆地闯进了孔祥熙的寓所，向他通报了昨晚会议的内容。
这时，宋美龄也来到孔祥熙的寓所。当听何应钦说已决定对张学良、杨虎城动武的决定后，立即和何应钦吵了起来。
宋美龄质问何应钦：“我问你，你大力主张讨伐是何用意？假如仗真的打起来，你能控制局势吗？你能保证救出委员长并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吗？告诉你，无论谁要发动这场战争，都是对他的谋杀！”
何应钦本想安慰宋美龄几句，不料宋美龄却向他发起了“进攻”，“幸亏是你在领导这批饭桶。要是换了别人，我一定把他看成是异党和别有用心。现在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委员长的安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何应钦自然不敢得罪宋美龄，特别又当着孔祥熙的面。“那一照夫人的意思是……”何陪着笑脸问。
“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宋美龄斩钉截铁地说：“停止讨伐的命令，想尽一切办法把委员长救出来。把他活着救出来，活着回南京！”“夫人，讨伐不是我一个人意见，是会议……”何应钦还想耍滑头。
“会议又怎么样？我们可以重新开会。我和孔祥熙一同出席！”
“那倒不必，那倒不必……”何应钦说，“不过，据我所知，总参谋部已命令20个师出发了。”
“出发了也得调回来！”宋美龄把眼睛都气歪了。“何总司令，你想过没有？一旦爆发战争，西北方面决不会孤立无援。你好好想想，有多少省都希望你去讨伐，日本人也盼望着你去。这样矛盾就会更加激化，委员长的生命就更无法保证，中国就会大乱。谁希望中国现在大乱？你主张讨伐到底是帮助委员长还是在害委员长？”
“这……这……”何应钦理屈词穷，鼻头上渗出了汗珠。
宋美龄又看了一眼孔祥熙说：“明天我就派端纳到洛阳，转道去西安。子文也快回来了，他回来后我们一同去。”
“夫人，”何应钦说。“可以让冯玉祥代替委员长做人质，让他去一趟好了。”
“不一谁也代替不了我。我要亲自去，告辞了。”宋美龄不等何应钦反应，起身出了孔宅。
宋美龄走后，孔祥熙对何应钦说：“夫人的言辞激烈可以理解，我一会儿会去劝她。不过，对西北动武，军事解决问题，千万要慎之又慎。”
何应钦走后不久，苏联驻华大使馆秘书鄂山荫如约来到孔宅。
孔祥熙忙出门迎接，满脸堆笑。孔祥熙虽自小经商，但工于心计，对政治也极为精通。他急着约鄂山荫见面，就是想通过苏联的力量和影响来控制中国共产党，从而影响张学良和杨虎城，以期保护蒋介石的生命。如此可谓机关算尽，用心良苦。
上过茶后，孔祥熙真诚地对鄂山荫说：
“阁下想必已知道西安发生的事情。试想蒋委员长如果遇险，中国的亲日派必然得势，中国的人力物力将成为日本军阀向东北及世界扩张的资本，这对亚洲对苏联都将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希望苏联能通过自己的影响来保证蒋委员长的安全……”
会见完鄂山荫后，孔祥熙又紧急召见了日本驻华领事须磨。含蓄地告诫其“西安事变”乃中国民众抗日情绪爆发使然，日方对此事应保持理智，不能乱插手，以免激怒中方，造成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12月13日下午，孔祥熙匆匆吃了午饭就又赶到总统府的国民党中央会议室，参加政治委员会常务会议。此次会议的议题仍是怎样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
会上，主战派和主和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何应钦自然是主战派，宋美龄上午对他的警告他并没放在心上。相反，他还把宋美龄要去西安的消息密告了日本人。所以，这次会议一开始，何应钦先声夺人先入为主，报告了由飞机侦察的西安的情况及军队中高级将领对此的反映。
孔祥熙则寸步不让，随即报告了在上海听到的“西安事变”的消息后，工商界的反映及希望和平解决的愿望。
于是两派各执一词，陈述利害，争论不休。如何应钦、吴稚晖等仍然主张立即讨伐，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则以为先缓解为佳，孔祥熙亦说张学良是可以商量之人。
次日，会议继续且争吵继续，最后依旧是毫无结果。为此孔祥熙甚至和戴季陶吵得面红耳赤。
孔祥熙想军界力主讨伐，除了亲日派作祟外，忠君思想也是重要原因。平日里蒋一直对军队灌输效忠思想，一旦蒋本人遇难，部属无动于衷岂不荒谬。军人力主讨伐，也表明了对委员长的一片忠心。现在的问题是，有人想利用此及大做文章，以达到个人目的。因此，要多做工作，向高级将领陈明利害，考虑长远顾全大局，关键时刻切不可意气用事。
14月中午散会后，孔祥熙特邀冯玉祥到其住处密谈。孔祥熙知道，要想制止何应钦和桂系的战争叫嚣，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军力来制衡，而现在掌握兵权的将军里，他能说上话的就是冯玉祥了。
当年孔祥熙奉孙中山之命赴北京同冯玉祥会面，二人一见如故，彻底长谈，从此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而且也正是由于受了孙中山及孔祥熙等当时的革命党人的影响，尤其是听了孔祥熙的劝说，当年冯玉祥才发动了北京政变，并从此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的。当时去找冯玉祥将军之前，孔祥熙就已得知，冯玉祥在“西安事变”后曾立即致电张学良：“请先释介公回来，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及有何意见，均可公开陈述”，并表示愿意替蒋介石到西安去当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