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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这篇讨袁檄文，通篇义正辞严、语锋犀利，发表之后，颇受各界瞩目。港台报刊杂志评价它是孔祥熙一生之中，对外公开披露他政治主张的第一份通电。人们只知道这份电报给孔祥熙涉足政坛，扶摇直上添色不少，可以不必过问那位首倡上书并参与谋篇布局、润色斟酌却不曾署名的人，而孔祥熙则不能不感激给他带来鸿运的“贤内助”宋蔼龄。曾有人这么形容过他们同时代的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真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汪精卫没有陈璧君，难成为汪精卫，陈璧君没有汪精卫也成不了陈璧君。如今，将这段精彩的评语换下名字，移植到孔祥熙、宋蔼龄夫妇身上，不也恰到好处吗？
与军阀交往
孔祥熙和阎锡山过从甚密，任山西督军署参议。他帮助阎锡山接待外国客人，宣传“村政改革”，实施“以工代赈”。
他同张作霖、吴佩孚鱼雁往来，若即若离。
在王正廷的举荐下，孔祥熙就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实业处长”。这是孔祥熙第一次担任北洋军阀政府的“公职”。
1915年秋天，孔祥熙、宋蔼龄由日本返回太谷后，花了很大的精力结交北方的军阀、政客，并开始在民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起来。
孔祥熙夫妇首先同阎锡山建立了紧密联系。
阎锡山于1912年3月坐了山西都督的宝座后，施展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对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作些表面的应付，另一方面积极向袁世凯输诚。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将各省同盟会员任都督的大部撤换，只留山西阎锡山和云南的唐继尧未动。1914年5月，袁世凯将各省都督改为将军，授阎锡山为“同武将军”。阎锡山以为殊荣。特意在五台县原籍河边村建门楼，镌刻“同武将军府”，以感袁知遇之恩，而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早已忘得一干二净！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宽曾对人说：“阎锡山脑后没有反骨，所以令他执掌山西军政。”
1915年，阎锡山突然想起一个新的花样，要在山西推行所谓的“新政”，以巩固他的统治。他听说孔祥熙办铭贤学校有点名声，便派人来请孔出任山西教育厅长，“整顿”山西教育。然而，孔祥熙既想为阎效命，又怕无力承担办学重任。便以“一时还舍不得离开铭贤”为由，假意推辞，同时表示“我一定随时提供意见，从旁襄赞”。阎锡山精于政坛之道，马上明白了孔祥熙的言下之意，便任命孔祥熙为山西督军署参议。
孔祥熙乐滋滋地走马上任了。
开始，他的任务是帮助阎锡山接待外国客人。阎锡山对孔祥熙说：“为三晋人士体面计，勉允担任贵宾招待之责。”孔祥熙听说要他同“洋人”打交道，满口应允。
孔祥熙在外国人面前毕恭毕敬，服务周全。为了迎接外国人，他经常亲自去车站恭候，有时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有时，还奉阎锡山之命，赴石家庄，迎接外国人来太原游览。他安排外国客人拜会阎锡山，领着他们出席各种宴会，每次都格外细致，令阎锡山满意。他向外国人吹嘘阎锡山的“施政方针”，吹嘘山西“在安定中求进步”，更使“阎督军”飘飘然。
在旧中国的官场上，留过学，懂得外国人生活习性，又愿为“洋人”和封建军阀办外交的人属凤毛麟角。孔祥熙的热情接待，很快就取悦了“洋人”们，“洋人”们在给孔祥熙一点小恩小惠的同时，对其大肆吹捧。
有一次，美国公使克兰率领一批参赞、武官来山西游玩，孔祥熙领着他们游山玩水。古朴威严的晋祠里，高耸入云的五台山下，都留下了他们的脚印。孔祥熙还带着他们到太谷，参观铭贤学校。在欢迎会上，孔祥熙借向师生们介绍克兰之机，将这位美国公使吹捧了一番。接下来，这位公使又在演说中，称孔祥熙“不愧为中华民国的先知先觉，铭贤学堂尤为英才荟萃之学府”。
就是这样，孔祥熙借助“洋人”的赞扬，身价倍增。阎锡山也逐渐对孔刮目相看，让他帮助处理山西的内政。
1917年，阎锡山提出了所谓的养蚕、植树、水利、放足、剪辫、戒烟六项“村政改革”。孔祥熙立即表示，阎锡山的“村政改革”和他从事的“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他发动铭贤学校的全体师生，在寒暑假期，带着督军阎锡山关防大印的证书，以半官方的身份，向家乡的父老兄弟们宣传“村政改革”。
看到孔祥熙大张旗鼓地为“村政改革”奔波，阎锡山甚是高兴，写了两首实在不能称为诗的诗：
一、对学生吟
其一，我问学生，求学何因？学生答我，本在修身。学个有饭吃，学个做好人。
其二，我问学生，设学何因？学生答我，立志爱群，教人有饭吃，教人做好人。
其三，我问学生，我来何因？学生答我，整理乡村。盼人有饭吃，盼人做好人。
其四，我问学生，你来何因？学生答我，为表欢迎。开了同乐会，都是新村人。
其五，我爱学生，爱你何因？学生的话，句句是真。说了就要做，不可等别人。
其六，我勉学生，勉你何因？学生前程，远大无穷。改造新社会，全凭少年人。
二、太谷歌
山西富足，首推太谷，今人其境，我心不乐。
村中房舍多拆毁，巷中儿童多零落，衰老锄禾苗，少壮不见出。有妻被夫卖，掩袖途中哭。人贩催行急，妇哭声愈促。
我见此情状，我心如绳束，我问受何病？齐答金丹毒。（即吗啡）。
一听这句话，我心呆半日，令车手赶快行到地头，好像我绅商学生说：大家齐来，发个公道愿，结个爱群团，帮着村闾邻长认真做，整理村范，就能还我原来的太谷！
接到阎锡山这两首不伦不类的诗，孔祥熙受宠若惊。他再次动员铭贤师生大力宣传阎锡山的“村政改革”，还把全校师生分为二十个组，规定每一位老师率领六七名高年级学生，除了寒暑假外，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便全体出发，分别开赴所指定的村庄，大力宣扬阎锡山的“村政改革”，并且督促各地方务必在定期内实行。各组师生的行动，除了必须接受孔祥熙的监督与考核外，还要经山西督军府特别设置的“六政考核处”，加以考核。消极怠工者，严加惩罚，成绩优良者，资以重奖。
阎锡山的“村政改革”，是在不触动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表面文章。有的是只说不做，有的说多做少，有的弄虚作假。他利用其军事实力，排挤了反对势力，又通过像孔祥熙这样的“名流”与政客，替他大肆吹嘘，结果骗取了‘模范省”的称誉。
孔祥熙虽然比阎锡山年长三岁，但在阎锡山面前小心谨慎，从不乱说。阎锡山要知道的事，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阎锡山赞赏的事，他马上随声附和，阎锡山讨厌的事，他又能力陈其弊。两人过从甚密，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在孔祥熙任阎锡山的参议期间，孔宋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孔令仪，于1915年9月19日在太谷呱呱落地。
从日本回到国内后，宋蔼龄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而且生育时又难产。正如人们大难不死之后常做的那样，蔼龄愈后也逐渐开始考虑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及虔诚的程度问题了。在此之前，宋蔼龄远非像她所自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虽然她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学期间，还写过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阐述中国的教会问题，但是总的说来，她对其母亲所热爱的那种非常拘谨的崇拜方式是不肯接受的。宋蔼龄曾就这个问题同母亲进行过多次讨论，越是讨论，宋蔼龄越是觉得自己的宗教信仰同母亲的宗教信仰相距甚远。孔令仪出生以后，宋蔼龄“才第一次从心底里感谢上帝大慈大悲，保佑她母女平安”。她自认为，在此之后，“她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
1916年12月10日，宋蔼龄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孔令侃。
1919年，山西遭受严重灾害，全省70余县夏秋两季分别遭受霜、冻、水、雹各灾。而这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内外交困，入不敷出，欠薪欠饷，自顾不暇，惶论赈济。山西的阎锡山则是铁公鸡——一毛不拔。
后来，灾情越来越重，灾民日以倍增，有些地方民众的反抗情绪已成一触即发之态。为了平息事态，以维护自己的统治，阎锡山不得不命孔祥熙速想办法，弄些钱来，救济灾民。
孔祥熙十分清楚，此时正是阎锡山的困难之际，作为阎的“参议”，理应解此燃眉之急，助他一臂之力。
开始，他信心很足，一个一个地登门拜访，想请那些大腹便便的官僚、政客、商人、实业家解囊相助。这些人平常都高谈阔论，表示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而这次却都摇晃着脑袋，说爱莫能助。
最后，他利用官场上的一些关系，抱着再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华洋义赈会。他请求这个义赈会给笔贷款，赈救灾民。主持华洋义赈会的一位外国传教士，过去同孔祥熙有些来往。但是，这个义赈会规定，任何贷款必须提出抵押担保。因此，这位传教士便向孔祥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凭你个人的信用，我可以大胆主张借这笔巨款给你，可是问题在于这笔钱是要借去发放救济灾民的，你将来如何归还？”
这个问题使孔祥熙难以置答，他稍微思索以后说：“我们不妨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请灾民修筑公路，将来再以公路的收益分期偿还贷款。”
这位传教士认为这个办法可行，便答应了。
于是，孔祥熙又赴山西督军府，向阎锡山汇报。这位山西的“土皇帝”得此意外之助，喜上眉梢，立即表示赞同“以工代赈”的方针，并且保证督军府将以全力协助实施。阎锡山希望孔祥熙帮忙帮到底，负责公路筑成，贷款归还清楚为止。但是，孔祥熙表示，这项工作理应由督军府派专员执行。两人商议的结果，由督军府指派孔祥熙的好朋友赵友琴为公路督办。
赵友琴军人出身，当时在阎锡山部下当团长。1919年孔祥熙在太谷办夏令营，曾邀请赵友琴担任导师，带领学生翻山越岭，作健身运动，由此孔祥熙同赵建立了交情。正是这样，赵友琴在修筑公路中，经常找孔祥熙商量，有时孔祥熙还帮赵处理一些棘手的事。孔祥熙还拉来教会中所有的人，担任工头，到寒暑假期间，连铭贤的师生，也参加了工头的行列。
华洋义赈会给了孔祥熙100万美金的赈金，至于说这笔巨款孔祥熙和赵友琴是怎样分配的，这当然无人知晓。他们只用了其中的一部分钱雇了一些灾民，修筑山西公路。
这项工程从1919年一直持续到1920年，它对发展山西交通，开发经济客观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在这段时间，孔祥熙险些断腿。
1920年秋天，晋南公路修筑到霍县、赵城一带。一天，风和日丽，公路督办赵友琴邀孔祥熙一道南下视察，同时观赏晋南秋色。孔祥熙欣然应允，两人便坐着小汽车上路了。
孔祥熙和赵友琴兴致勃勃，这里走走，那里看看，指指点点，威风凛凛。各地大小官员见省城来的官员，自然不敢怠慢，除了送上当地土特产外，不免要美食一餐。待孔祥熙一行酒醉饭饱，打道回府，已是太阳西沉了。
真不凑巧，在距太谷县城20里的一个偏僻小村落，汽车轰鸣了几下以后，再也跑不动了。这时，夜幕已降临，除了能看见空中闪烁着的繁星和远处农家摇曳的油灯外，什么都看不到了。
怎么办？孔祥熙提议雇骡车回太谷，赵友琴嫌骡车太慢，赵友琴转而提出住农家客店，孔祥熙又说客店太脏太乱。各执一端，难得统一。最后，只有步行而归。
他们边走边谈，不知不觉走了十多里。越走越黑，越走越累。
孔祥熙问：“从这儿到太谷还有多少里？”
“我想大概还有四五里。”赵友琴答道。
“没有那么远，顶多不过一二里罢了。”孔祥熙觉得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了。
“那么，我们的罪就快受完了。”赵友琴好像不安的说，“我受这份罪倒是应该的，你跟我吃一场苦，实在是犯不着。”
孔祥熙生来就没有摸黑走这么远的路，走到现在已经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但为了要面子，只有硬着头皮说：“有什么犯得着犯不着呢，为了公共利益跑上个二十里路，那儿谈得上是吃苦。”
说话时，孔祥熙在前，赵友琴在后，孔祥熙的一个“苦”字还在余音袅袅，紧接着便是一声大叫“哎呀！”
赵友琴大惊失色，只听到孔祥熙发出一种呻吟的声音：“哎哟！我的腿快摔断了！痛死我了。”
原来，孔祥熙失足摔下一个四五尺深的坑里了。孔祥熙低声地请求道：“快拉我一把。”
孔祥熙又胖又重，赵友琴费了好长的时间，累出一身臭汗，才将双腿已跛的孔祥熙从坑里拉了上来。在赵友琴的搀扶下，孔祥熙一跛一跛地返回了太谷。
就是这样，孔祥熙在那位洋教士的帮助下，通过“以工代赈”的办法，为北洋军阀政府和阎锡山解决了一个难题，缓和了社会矛盾，因此黎元洪和阎锡山不得不有所表示。
黎元洪赠给他一块匾额，文曰：“急公好义”。孔祥熙将这块匾额送给了太谷教会。
阎锡山也送给他一块匾额，文曰：“扶危济困”。这一块孔祥熙自己留下了。
太谷的绅士们自然也得吹捧孔祥熙一番，他们送给孔一副功德牌联，其文曰：
太息大旱成灾，莫道救荒无善策。
幸得以工代赈，须知实惠济斯民。
从1915年至1921年，孔祥熙利用其任阎锡山的“参议”的条件，广交朋友，“山西军政要员与其友谊，因亦日增”。
在孔祥熙就任阎锡山的“参议”期间，不知通过何人介绍，孔祥熙又同北洋军阀中的两位“大帅”——张作霖、吴佩孚拉上了关系。
先看看他与张作霖的交往。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今辽宁）海城县人。他是奉系军阀的首领。1875年生，其父张有财开小商铺，兼设赌局抽红。张14岁丧父，家贫无力就学，改学兽医。1894年张作霖加入毅军，不久携械潜逃，跻身绿林，声势日大。1902年，被清廷收编，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1904年，日俄战争开始时，张曾倾向俄国，后来随着战局变化，转而为日本效命，自此开始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涯。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张被任命为“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1915年，袁世凯登基时，论功行赏，封张为子爵。但张作霖并不高兴，他说：“我何能为人做子！”1916年6月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与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任命张为奉天督军兼省长，独掌东北军政大权。
1916年底，张作霖派遣专使，携带一封亲笔信和一份聘书，请孔到奉天督军署担任参议，名曰“协助处理外交事宜”。
张作霖在信中将孔祥熙吹捧了一番：
“先生善于创造，勇于负责，且擅长交际，熟悉洋务，徜蒙荷允赐予臂助，对于此间之内政外交，必有莫大裨益。”
白纸黑字，堂而皇之。张作霖作为虎踞东北的大军阀，不会不知道孔祥熙是阎督府的“参议”，是阎锡山的心腹之人，非等闲之辈，却偏要打孔的主意，是何原因？是真的看中了孔“熟悉洋务”，真的“求才是渴”，或是还有什么其他想法，我们无从知晓。
这天，孔祥熙热情接待了张作霖派来的使者，他仔细将张作霖的来信看了一遍，又听了那位专使介绍了东北的军政情况，感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
于是，他向那位专使大肆吹嘘了自己“铭贤”学校的所谓培养“英才”的成就，婉转地说：“请转告督军，铭贤学堂是我一手创办，我不能轻易离开。”
那位专使回到东北，向张作霖汇报了同孔祥熙交谈的情况。张作霖听后怏怏不乐，但又不便发作。为了探明孔祥熙的真实思想，进一步拉拢孔祥熙，便致电孔祥熙，请孔赴奉天会晤。
孔祥熙当年虽已36岁，但羽毛并不丰满，还需要任东三省巡阅使时的张作霖在军阀中找靠山。他不想成为张作霖的幕僚，但却极想同张作霖建立联系，为日后的官场生涯打下基础。
孔祥熙准备了一些高级礼品，于1917年春季不辞辛劳，来到沈阳奉天督军府。在宽敞豪华的督军官邸，这位称雄东北正觊觎着全国的张大帅，拍着孔祥熙的肩头说：“老弟啊，这回来了就不要走了，白山黑水，任君驰骋。”孔祥熙答道：“谢谢！只是这次行前匆匆，铭贤事务未曾交待。待我回山西物色好校长人选，当即北来效力。”
在沈阳，孔祥熙同张作霖进行了多次秘密交谈，相互之间取得了一些默契。虽然孔祥熙没有留在张作霖的奉天府，但是却给张作霖提供了不少山西的重要情况，还一次又一次地向张作霖表示忠诚之心。一贯颐指气使的张作霖在听到孔祥熙虔诚的表白后，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被人觉察的奸笑。
为了进一步拉拢孔祥熙，张作霖在孔祥熙临行前特意派人送来东北特产的狐裘、人参等贵重礼品。孔祥熙自然是客套一番，最后还是一件不少的全部收下了。
孔祥熙返回山西后，同张作霖函电交驰，互通机密，建立了比较紧密的联系。
我们再来看看孔祥熙同北洋军阀中的另一位风云人物吴佩孚的所谓“神交”。
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1874年生，他是北洋军阀直系的著名首领之一。22岁时，考取秀才，后来又先后进入开平武备学堂、保定武师范学堂、测绘学堂学1928年6月4日，张作霖由北京返回奉天途中，在黄姑屯车站被日军预谋炸死。
1917年，辫子军大帅张勋的复辟丑剧仅上演了12天就草草收场，“大总统”黎元洪被迫辞职。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则以国务总理名义总揽政府大权。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并且通电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政府，号召北伐。而北洋军阀政府则妄图以武力征服的手段，巩固其统治。
1918年3月中旬，担任第三师代理师长的吴佩孚率兵大举南下。每遇开战，他都以青布裹头，骑马奔至前沿，督促士兵进攻。靠着那攫取湖南督军位置的野心，连连攻下岳州、长沙、衡阳。这一下，原来属北洋军阀晚辈且名不见经传的吴佩孚声名大振。北洋军阀中的同僚发狂般地赞誉他为北京政府的“南天柱石”。《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人物是吴佩孚，期刊时间是1924年9月8日。
可结局出乎他的意料，段祺瑞将督军的位置封给了皖系亲信张敬尧，只授给吴佩孚援粤军副总司令和孚威将军的虚衔。吴佩孚大失所望，愤怒至极，于8月份公开发出“罢战求和”通电，与段祺瑞反目相向，主张南北议和。在私下场合，吴佩孚骄矜地说：“这叫投桃报李，来而不往非礼也。”
吴佩孚和段祺瑞之争，是北洋军阀内部的勾心斗角。而吴佩孚当时提出的“停战议和”的主张，又客观上顺从了广大民众的愿望。
或许孔祥熙看到了吴佩孚的主张的可取之处，他直观地认为，吴佩孚“爱国忧时，敢做敢为”，便拟了一封电报公开发表，吹捧吴佩孚“有胆有识”。孔祥熙的目的十分明显，一方面通过这份电报，公开表明自己对时局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想同吴佩孚建立起联系。
吴佩孚以前官位不高，与孔祥熙也无交往。这次突然发现这位阎锡山的“参议”公开致电，向他表示拥戴之心，好生奇怪，他向幕僚们仔细一打听，知道这位姓孔的“参议”，并非一般的人物，便提笔给孔祥熙复了一封信，邀孔祥熙“出山为助，代为运筹帷幄”，还许为“平生知己”。
对于吴佩孚的来信，孔祥熙采取了对张作霖同样的态度。他回信对吴佩孚说：“自己正在兴学救国，手上的铭贤校务丢不得，只能对大帅的盛情好意深表感谢！”
吴佩孚大概看出孔祥熙不愿轻易离开山西，没有再加勉强，又复了一封信给孔祥熙，说了一大堆客套话，什么对孔的“理想与抱负备至敬仰”等等，看到这些字句，孔祥熙心里甜滋滋，脸上乐融融。
就是这样鱼雁往来，互相吹捧，居然使两人建立了被某些人称之为的“神交”。
至此之后，孔、吴二人在官场上命运不同，孔祥熙飞黄腾达，成为蒋家王朝的核心人物之一，众多小军阀都得拜倒在他的门下。而吴佩孚虽然继冯国璋、曹锟之后，成为直系军阀的头子，率军几十万，但终于在1926年被北伐军击败。吴佩孚只得避居四川，后又隐居北平。1939年，吴佩孚一命呜呼。
在吴佩孚隐居期间，孔祥熙每逢路过，必定抽空访晤，有时还馈赠大捆现钞和礼品。尽管这些款项都由孔的亲信从南京政府的财政部开支，孔祥熙并不出分文，而被赶下政治舞台的吴佩孚则对孔祥熙的情意感激涕零，也每有回赠。这位大帅穷兵黩武所攫取的大量珍宝古董不少都悄悄地转到了孔祥熙的手里。
在吴佩孚死后，孔祥熙还撰祭文将其大肆吹捧一番：
“赫赫吴公，允武允文，嘘气寒天，上薄浮云，手握韬钤，取威定霸，虎视中原，喑呜叱咤。役驱风雨，嘘喻雷庭，玄女之诀，握其之经，孙吴穰苴，以逮壮缪，说礼敦诗，是式是鹄。……”
孔祥熙跟着阎锡山鞍前马后，效尽全力干了一些事，自己也捞到不少实惠。他同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关系暧昧，若即若离，彼此都有几分深情厚意。
然而他对“参议”这样的闲差并不满意，总想弄个正规其事的官职。
1922年春，机遇终于来了。孔祥熙的一位好朋友、北洋政府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致电孔祥熙，请孔赴济南担任督办公署实业处长。
王正廷，浙江奉化人，1882年生。天津北洋大学预科毕业。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武昌起义时，任湖北都督府外交部副主任。民国成立后，任唐绍仪内阁的工商次长兼代总长、参议院副议长，后专任上海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6年袁世凯死后，复任参议院副议长。不久，第二次国会解散，他又率议员赴广州，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1919年，王正廷同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等人一起，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巴黎和会”。
1922年，北洋政府设立一个鲁案善后督办公署，专门处理收回青岛主权的事宜。担任鲁案善后督办的王正廷，这时候想起了比他早毕业几年的孔祥熙，他要孔“助以一臂之力”。
此时，孙中山也致电孔祥熙，催促他尽早上任。于是，孔祥熙向阎锡山辞去了“参议”之职，于1912年3月赶赴济南，就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实业处长”。
12月初，王正廷命孔祥熙由济南赴青岛，办理接收事宜。这样，孔又担任了“胶澳商埠电话局局长”。
这是孔祥熙第一次担任北洋军阀政府的“公职”，也是他步入仕途的开始。
鲁案善后督办公署是个临时机构。1922年12月10日接收竣事。孔祥熙所在的“公署”不久就撤销了，孔便无事可干了。
督办公署散了摊子。孔祥熙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他想起了跟着王正廷游山玩水的情形：趵突泉，三窟齐发，浪花四溅，声若隐雷，势如鼎沸。泰山，山势雄伟，峰峦峻拔，还有那众多的奇山异景，都久久不能忘怀。更使他留恋的是那纸醉金迷、前呼后拥的官场生活，他前思后想，决定再也不能呆在那个鲜为人知的太谷小城了。他多次请求王正廷，设法在官场上再给他找个差事。
王正廷答应了孔祥熙的请求。1925年春，王正廷打来电报，请孔祥熙速去北京中俄会议署办公署报到，另有重任。
原来，这段时间，北洋军阀政府在外交方面打算与苏联恢复邦交。苏联派加拉罕为代表，中国派王正廷为代表，双方商谈两国间有关的一切事宜，因此设立了中俄会议督办公署，王正廷被委派为督办。
公署有两个要员，一个是“会办”，一个是“坐办”。“会办”由张作霖保荐的郑谦担任，“坐办”这把交椅就由孔祥熙坐上了。
名为“坐办”，实则没有什么大事可办，王正廷似乎对孔也不那么重视。孔祥熙只有“案牍劳形看报纸，职权行使唤茶房”罢了。
有时实在闲得无聊，孔祥熙便溜到附近的东安市场下馆子，消磨时光。饭后便去命馆相室小坐聊天。那些星相家们看到孔祥熙自称是政府的官员，衣裤笔挺，加之方脸大耳，背厚腰网，当然称许备至，阿谀奉承一番，什么官至特任，资累巨万等等。公署的一帮人自然也随声附和，说得孔祥熙喜形于色，哈哈大笑，笑声过后，免不了向那些星相家们多赏几个银元。
也是在1922年，王正廷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中国第一位和远东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1924年8月，中国成立了中国人管理自己体育事务的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王正廷担任名誉会长。1936年和1948年，中国参加第11届和第14届奥运会，王正廷均任代表团总领队。1939年，由王正廷推荐，孔祥熙成为中国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一方面，是王正廷与孔祥熙在官场上私交甚好。另一方面，王正廷也是为了“找一个能同政府说话的人，有找钱能力的人”。1943年，孔祥熙给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2万法郎。1948年，参加第14届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由于无钱，滞留在伦敦，王正廷向孔祥熙告急，孔从纽约汇来3千美元。但是，孔祥熙从未参加过国际奥委会会议。
追随孙中山
孙中山对宋蔼龄说：“你劝孔祥熙到南方来参加革命。”
孔祥熙赶赴广州同孙中山见面。他将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印了三万份，加以宣传。冯玉祥见到《建国大纲》时，连声说“太好了，太完全了”。
孙中山病重期间，孔祥熙竭尽全力关心照料。
孔祥熙是孙中山遗嘱的“证明者”，并主持治丧事宜。
无论是在山西、山东和北京任职期间，孔祥熙都始终同孙中山保持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忠实地执行着孙中山的指示。根据孙的战略思想，他加强了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联络，谋求建立反对直系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的联盟。他向冯玉祥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促使冯更加倾向南方革命政府。在孙中山病重期间，他守护在病榻旁，成为《总理遗嘱》的证明人。这些活动表明，他曾是孙中山的忠诚的追随者。这些活动，又成为其日后重要的政治资本。
1922年，孙中山曾要求在北方谋事的孔祥熙到广东去，参加轰轰烈烈的南方革命。
是年4月，宋蔼龄带着1915年9月出生的长女孔令仪，从山西出发，到广州去看望孙中山和宋庆龄。孙在广州任大元帅，设寓所于观音山粤秀楼，正在指挥北伐军胜利前进。一天，孙中山亲切地对宋蔼龄说：“你劝孔祥熙到南方来参加革命，广东形势很好，正在进行北伐，很需要人呢。”还说准备给孔安排一个部长职务。宋蔼龄连声说：“好！好！我让他来追随先生。”宋蔼龄这次在广州住了7个星期。
宋蔼龄及时向孔祥熙传达了孙中山的邀请，但是，孔并没有立即赴南方。美国记者埃米莉·哈恩分析说，这是因为孔当时在热衷于实现在山西的教育计划，所以不愿跻身政界。这个分析并不正确。其真实的原因是：一、孔当时正在为“鲁案善后督办公署”效命。二、孔此时也正在做一些秘密的活动，一时还脱不开身。
在1922年春天，孙中山为争取皖、奉二系共同对付直系，积极和皖、奉代表联络，以形成孙中山同段祺瑞、张作霖联合对付直系军阀的三角同盟。同年4月28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5月1日，张作霖宣布“东三省人民自主，并与西南各省取一致行动”，共同反对直系军阀。但是，时隔几天，奉系惨败，张作霖退回东三省。6月4日，张正式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继续整军备战，以图反攻，并表示出“南倾意向”。在此形势下，孙中山秘密指示孔祥熙进入东北，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多次接触，力谋加强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同奉系的合作关系。
1924年1月，孔祥熙接受孙中山的邀请，赶赴广州。孙中山夫妇热情地接待了他。此时，孙的《建国大纲》刚脱稿，孙拿给孔看，并问他：“你看怎样？”
孔答：“很好。”
孙中山接着说：“恐怕还有些人不大赞成。”
孔马上说：“我看是一套很好的救国方法。把它给我吧。”
孙中山答应了孔祥熙的请求，说：“好的。你拿去仔细看看吧。”
过了几天，孔祥熙又对孙中山说：“应该把建国大纲宣传一下，现在国家情形如此黑暗，大家都嚷着没有办法，我想把总理的建国大纲，拿到各地去宣传，让大家知道，对于救国治国已经有了整个的办法，岂不好吗？第一，我回到上海时，先把这东西印做宣传品，分送各方。第二，我还想拿去给冯焕章先生看看，因为要想革命成功，非全国一致努力不可，北方人士因历年受种种压迫，对于革命思想，不及南方发达，对于总理三民主义救国办法，更认识不甚清楚，我受总理之命，在北方秘密工作，这几年来，很注意军人中有革命思想的人，冯先生要算一位。他既是我的好朋友，他又在北方，他的军队纪律亦好，战力也强。不过，他对革命虽具热心，但他常说没有好办法拿出。我去跟他研究研究，也许能够得到他的同情，不就可以增进他的奋斗精神吗？”
孙中山同意了孔祥熙的意见。
于是，孔祥熙就由广州到上海，在中华书局印了三万本，然后北上，在北京南苑，同冯玉祥会面。
冯玉祥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1882年出生于河北青县兴集镇。其父为下级军官，家境清贫。自小失学，很早就走上了吃粮当兵的道路。1910年任北洋陆军管带（营长）。辛亥革命前夕，冯玉祥受同盟会的影响，与王金铭、施从云、郑金声等在军官中组织“武学研究会”，以“求知”为名，秘密联络同志，准备起事。武昌起义爆发后，“武学研究会”的青年军官于12月31日在滦州举兵响应，推冯为参谋总长。起义很快失败，冯被拘捕，并被押解回保定家乡。1912年以后，冯玉祥又被重新起用，先后任北洋陆军团长、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第十一师师长、陆军检阅使等职。
冯玉祥1918年至1920年驻兵常德期间，已和孙中山方面的人士有所来往，初步读到了孙中山的著作，对孙十分佩服。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冯部和广东革命政府的军队为“友军”，互不攻击。1920年夏，当冯部由常德北撤驻于武汉附近的谌家矶时，冯曾致信孙中山，述说了对孙的敬仰之情，信中说：“中国已濒于危亡，真正救国，只先生一人。……现下虽陋于环境，但精神上之结合固有日矣。”并表示“今欲追随，乞多指示。”随后，孙中山派徐谦、钮永建带着他的信到汉口见冯，希望冯“能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使冯“很是兴奋感激”。1923年2月，马伯援奉孙中山命到北京访冯，冯表示要与国民党人往来。
由于冯玉祥已有倾向广东革命势力的初步的思想基础，因此，孔祥熙到南苑后，在一次宴席上，便开门见山地问冯玉祥：“你在北方怎么样？”
冯玉祥苦笑着说：“我不说，你还不明白吗？”
孔祥熙又问：“你有没有办法？”
冯玉祥摇摇头说：“在这样局势之下，如何能有好办法呢？”
孔祥熙马上接着说：“你没有办法，我这里却有很好的办法。”
说完，孔祥熙同冯玉祥走进一问密室，孔拿出孙中山手书的《建国大纲》说：“总理把他手写的这书送给你，问你有何意见，有何需要增减之处。”
孔祥熙走后，冯玉祥将那份手书的建国大纲细细地读了两遍，觉得“太好了，太完全了”。心里涌起了一种兴奋钦慕之情。
显然，1920年以来，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对冯玉祥的影响逐渐加强，使冯逐渐倾向广东革命势力。这是冯发动北京政变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率20万大军与张作霖决战于山海关。顿时，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10月19日，当冯在滦平得知前线失利消息时，认为时机已到，决定立即班师回城。10月23日，冯部未鸣一枪，占领北京城，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并迫使曹锟下令前线停战，撤销讨逆军总、副司令等职衔，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这就是有名的“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并成立了以冯系为中心的临时混合内阁。11月2日，曹锟被迫宣告退位，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告终。冯玉祥还决定把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清除民国成立后延续13年的“中国之帝号”。这些行动，受到了孙中山的赞同。
“北京政变”后，北方出现了由冯玉祥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头子段祺瑞共同支配而由段为临时政府总执政的中央政权，三者之间形成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新局面。
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各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为求得全国统一，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
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由广州北上，中间经过香港、上海，取道日本赴天津，辗转一个多月，直到12月31日才风尘仆仆地到达北京。由于多年艰苦的革命工作，孙中山劳累成疾，北上途中，又怒不可遏地一再痛斥段祺瑞等人的卖国谬论，使病情恶化。他到北京后，一病不起，送进协和医院后，被确诊为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看到这种状况，孔祥熙心急如焚。他跑里跑外，请医生，买药品，竭尽全力，关心和照料重病中的孙中山。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笃。孔祥熙、宋子文、汪精卫、孙科四人进入病房。
孙中山问：“汝等前来，将有何言耶，不妨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电邀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是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启程北上。直陈。”
孔祥熙等人犹犹豫豫，不敢言语。过了一会儿，汪精卫说：“当1月26日先生入病院，诸同志皆责备我等。要请先生留下些教诲之言俾资遵循。如先生之病即痊愈，固无说矣。设或不痊愈，吾等仍可永听教诲也。”
孙中山听后，欲言又止，沉默良久，然后说：“我何言哉！我病如克痊愈，则所言甚多，性先至温泉休养，费数日之思索，然后分别言之。设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复何言哉！”
孔祥熙四人再次请求说：“吾等仍愿听先生之吩咐也。”
汪精卫还说：“我等今已预备一稿，读与先生一一请听，先生如肯赞同，即请签字，当作先生之言，如不赞成，亦请别赐数语，我可代为笔记。”
孙中山说：“可。汝可试读之。”
汪精卫立即取出所拟文稿，即著名的《总理遗嘱》，低声慢读。
孙中山听毕，点头说：“好，我极赞成。”
汪精卫取来笔具，请孙中山签字。孙中山说：“汝暂时收存可也，今日不须签字，俟数日后再酌。吾总还有数日之生命。”
3月11日，孙中山病危。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等围绕在病榻旁。汪精卫将预备好的《总理遗嘱》呈上去，孙中山先生因手力甚弱，不停颤动，无法自持。晚9时，夫人宋庆龄含泪托起孙中山先生的手腕，执钢笔签上“孙文”二字。这样，孔祥熙便成了孙中山遗嘱的“证明者”。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溘然长逝，终年59岁。
由于孔祥熙与孙中山的亲戚关系，加上他年龄较大，官场较为熟悉，便被推为主办治丧事宜。他在其西总布胡同住宅里，专门腾出一间房子，存放挽幛花圈。
同年4月2日，孙中山的遗体移往北京香山碧云寺石塔。1929年6月1日，孙中山遗体安葬于南京紫金山南麓，建立了中山陵园。孙中山的衣帽则封于碧云寺石塔中，改为“衣冠冢”。
在中山陵园建成之时，孔祥熙专门写了千余字的祭文。
这篇《祭孙总理文》写道：
“太谷孔祥熙谨于中央党部祖饯之辰，爰具鲜花素果，致祭于灵前而言曰：繁日月之易迈，伤圣哲之速迁，怅音容之久隔，奄忽逾乎四年，青旃明于薄海，灵风郁其高骞，溯丹心之救世，如白日之经天，发端绪于三民，致治平以五权，蕲大同之速跻，谁审识乎知难，为众生之先觉，予群速之指南，留福音于六合，虽百世其莫殚，藉旒旌以表德，轶古今而谁先，窃微生之多辰，得追随于生前，敢致诔乎鸿烈，惟略陈其私言，忆负笈于彼美，接清麈于逆旅，密谈娓其珠霏，高论纷如花雨，讶天禀之聪睿，喜经邦之洪绪，愤昏淫于虏廷，怀侨压而危惧，幸同气以相求，忝谋国之必兴……誓努力于未死，期无负于九原，哀江南兮魂归，昭万古兮埃麈，呜呼尚饗。”
但是，在孙中山逝世后，孔祥熙和蒋介石、汪精卫一样，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孔祥熙同蒋介石相互勾结，打着孙中山的旗号，歪曲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缓和蒋、汪矛盾
为了缓和蒋、汪矛盾，孔祥熙在其寓所设宴，请蒋、汪会晤，商谈合作事宜。
孔氏夫妇不断地给宋子文“洗脑子”，宋子文被迫同意参加“宁汉合作”的活动。
孔祥熙致电宋子文：“告诉卖主，商人同意按所索取的要价支付。并期望在商定的日期交货。”
卖主是谁？商人为何人？要价多少？何日支付？
真实政治意图只有孔祥熙和宋子文知晓。
孙中山治丧事宜处理停当，孔祥熙仍旧回到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干“坐办”的差事。
当时，北方政局更趋混乱。身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段祺瑞于1925年2月至4月，召开“善后会议”，一方面想借此欺骗人民，扼制人民反帝废约运动和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另一方面企图借此产生御用的国民会议，选举他做正式总统，以便重新维护北洋军阀的统治。但是，“善后会议”的召开，再一次暴露了段的反动面目，从而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权摇摇欲坠，“中俄会议”也因之时开时停。孔祥熙经常无事可干。
1926年初，孔祥熙离开了中俄会议督办公署，飞往美国，进行“考察”。在那里，他一面滔滔不绝地宣传、鼓励华侨继续奋斗，一面又源源不断地向各界伸手募捐。演说时，他慷慨陈词。募捐时，他笑容可掬。在中国留学生面前，他趾高气扬。在那些大腹便便的富翁门下，则毕恭毕敬。大半年的“考察”，使他名利双收。欧柏林大学赠以法学博士学位，他又以铭贤学校的名义募得100余万元。
1926年冬，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组织的北伐军所向披靡，捷报频传，在两湖战场上，吴佩孚的主力基本被消灭，从此一蹶不振。在江西战场上，敌人全线溃退，孙传芳乘军舰狼狈逃窜。正是这个时候，孔祥熙由海外归国，他没有重返古都北京，也没有遁迹乡里，而是径赴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并就任广东国民政府代财政部长和广东省财政厅长，总揽后方财政大权，支持前线作战。
孔祥熙在广州停留了几个星期，便回到上海。在那座极为豪华的西爱咸斯路孔氏夫妇的住宅里，孔氏夫妇经常同蒋介石商议政治、军事大计。许多忠于蒋介石的将领，腰缠万贯的大买办资本家，横行霸道的流氓头子，耀武扬威的外国军官，也都时常来到孔祥熙寓所聚会。在一阵酒食征逐中，在一片轻歌曼舞下，酝酿了一个又一个的计划。
《时代周刊》上的封面人物是蒋介石，期刊时间是1927年4月4日。到1927年3月以后，在孔氏夫妇的住宅里，如何调和以蒋介石（即宁方）同汪精卫（即汉方）的矛盾，逐渐成了重要的话题。
蒋介石是1908年在日本留学期间，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的。辛亥革命时，他依附于沪军都督陈其美门下，开始接近孙中山。蒋介石靠其军事方面的才干逐渐获取了孙中山的信赖，加上在陈炯明叛变期间，他随孙中山避居永丰舰50多天，使孙更加信赖蒋介石。在建立黄埔军校过程中，蒋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军事力量。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前，蒋介石就任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北伐军总司令，势力不断扩大，并一直觊觎着控制国民党的党政大权。
相比之下，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党龄”比蒋介石长一些。他1905年参加同盟会的筹备会议，并担任评议部议长，成为创建同盟会的最年轻的骨干。他发表在《民报》上的文章，笔锋犀利，论理深刻，赢得许多进步青年倾慕。他参加了谋刺摄政王的活动，名扬中外。1925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改组，汪出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3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汪精卫怒气勃然，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先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不久即辞职，再度出洋赴法。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同到上海为了缓和蒋、汪之间的矛盾，孔祥熙与宋蔼龄在其寓所设宴，请蒋介石同汪精卫会晤，“商谈合作”。蒋介石希望汪留沪“赞助清党”。汪精卫则声称：“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
4月3日，蒋介石“发拥汪通电”。
4月4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通电，称与蒋总司令及张静江暨各军领袖等举行重要会议，决定：（一）发表宣言，一致合作，勿趋极端。（二）由汪复职，处理内政、外交各重大事项，以前武汉命令，概不承认。（三）各团体行动应趋正轨，不合正轨者应加纠正。
表面看来，由于孔氏夫妇从中调和，蒋、汪矛盾一时缓和，开始了“一致合作”。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4月5日，汪精卫同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谓蒋介石“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
4月6日，汪精卫秘密离开上海赴汉口。
4月12日，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整个上海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南京建都阅兵典礼训话中公开宣称，对共产党，就是要用“决绝手段”，不能用“和平法子来解决”。
汪精卫回到武汉后，仍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被迎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职。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下令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并“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22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四十人联名讨蒋。
在这种“宁汉对立”的情况下，孔祥熙是十分鲜明地站在蒋介石这一边的。同时，他还通过拉拢冯玉祥和劝诱宋子文等手段，向汪精卫施加压力，酝酿宁汉合流。
当时号称有50万军队（实际只有30万）的冯玉祥，是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争取的一支力量。冯玉祥表示对宁、汉双方不存薄厚之成见，宁、汉两个国民政府，他都派驻代表，两个国民政府给予他的任命和军费，他都接受。
6月10日，冯玉祥约武汉的汪精卫、谭延闾等人举行郑州会议。在会上，汪精卫希望冯共同反共反蒋，但冯不表态，“力劝武汉继续北伐为重，停止宁、汉之争。”汪为了拉拢冯，把豫、陕、甘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交给冯，以表对冯的信任。冯为了迎合汪，宣称他的军队今后完全拥护武汉政府的一切命令和决议。
对冯玉祥的一言一行，孔祥熙都十分关注。他暗衔蒋介石之命，奔走于沪、宁、豫、晋各地，拉拢冯玉祥、阎锡山等支持蒋介石。经过多次策划，6月20至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李宗仁、吴稚晖、胡汉民、张静江等举行徐州特别会议，会商“分共”与宁汉合作等问题。会议举行了两次。第一次会议提出了八项议题，（一）党之问题。（二）目前政治建设问题。（三）对于共产党之办法。（四）继续北伐问题。（五）武汉政府问题。（六）政治部改良问题。（七）国民会议筹备问题。（八）军事问题。因时间关系，着重讨论了（三）、（四）、（五）三个问题。第二次会议，就八项议题分别作出决议。其中关于“对于共产党之办法，决议由冯同志发电警告武汉”。关于“武汉政府问题，决议先在冯同志警告武汉电内，促伪政府注意”。6月21日，冯玉祥致电汪精卫、谭延恺等人，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慌之毒”，“以致社会根本动摇，国民无一安宁”。现在“补救之方”，惟有‘设法使鲍（罗廷）归国，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洋暂资休息外，余均可合而为一”。他提出：宁、汉双方“既异地而同心，应通力而合作”，催促汪、谭“速决大计，早日实行”。
从徐州会议决定的事项及冯玉祥21日的通电的内容来看，孔祥熙在此期间同冯玉祥的多次秘密会谈，确实收到了“实效”。对于冯玉祥的表现，蒋介石、孔祥熙十分满意。在徐州，蒋介石当时即馈赠50万硬币犒军，还答应从7月起每月接济冯军的军饷250万元，这使冯受宠若惊。
在斡旋宁汉纷争的活动中，孔祥熙的另一个“目标”是宋子文。
1927年4月初，当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夕，宋子文作为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来到上海。他力图衍使财政部长的权力，和资本家头面人物恢复联系。他设立了三个顾问委员会，邀请了上海金融界、商业界和工业界的重要人物参加。当上海银行家要求宋批准付给蒋介石的借款时，他拒绝了。
显然，蒋介石不能容许宋子文这样干下去了。蒋根本不同宋商量，自行借款，并指派财政官员。4月20日，蒋封闭了宋在上海的办事处。
孔祥熙、宋蔼龄除了催促蒋介石加紧做宋子文的工作外，还在孔氏夫妇家里以及有关场合给宋子文“洗脑子”。终于使宋子文屈服，同意支持蒋介石。
在孔氏夫妇的劝诱下，宋子文同意参加“宁汉合作”的活动。7月12日，宋子文抵达武汉，带来了蒋介石的要求：立即抛开共产党人和鲍罗廷，同南京联合，没有商量的余地。宋子文在当晚还会见了宋庆龄，转达了他的母亲、宋蔼龄、宋美龄以及孔祥熙的“所有强迫、威胁和搅乱人心的话”。但是，宋庆龄明确而坚决地表示不愿同蒋介石合作，并且将继续同蒋进行斗争。也就是在7月12日，宋子文密电孔祥熙，详细说明汪精卫提出的几点保住面子的办法。这封电报由孔祥熙转给了蒋介石。
13日傍晚，宋子文收到了孔祥熙的回电。电文说：“告诉卖主，商人同意按所索取的要价支付。他期望在商定的日期交货。”
“索取的要价”是什么？外人无从知晓。“卖主”、“商人”、“要价”、“支付”，这都是商业语言。孔祥熙、宋子文将中国的命运看作可以买卖的商品。
“商定的日期”到了。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大规模地逮捕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进行反革命的大屠杀，中国革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由于孔祥熙等人的斡旋，宁汉双方开始在反共反人民的基础上实现妥协，双方对抗暂时趋于缓和。
但是，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突然宣布下野。8月16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9月28日，同张群等人东渡日本。其原因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加剧，桂系军阀“逼宫”，蒋介石不得不暂避锋芒。
孔祥熙又开始了四处奔波。他“团结各忠实同志，苦心疏解，历时数月，极尽调护斡旋之力”。并与冯玉祥正式发出通电，请求宁、汉双方团结合作，迎接蒋介石回京复职。
11月1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即电汪精卫赴上海“商谈党务”。汪精卫、蒋介石在上海达成相约同时复职的协议：蒋复任总司令，汪复任国民政府主席，共同对付桂系。12月，汪精卫由于受到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攻讦，亡命法国，蒋介石重新成了国民党的中心人物。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执掌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大权。2月，蒋复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后，在宁、汉双方的明争暗斗中，在几次关键的时刻，孔祥熙都能不辞艰辛，四处奔波，为蒋说项，协调蒋介石同汪精卫以及国民党其他派系的矛盾，为确立和维护蒋介石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中的“领袖”地位，的确“竭尽赞襄之功”。
蒋宋联姻
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宋家内部展开激烈争论。
宋庆龄、宋子文反对这门亲事。宋耀如的遗孀倪桂珍也不赞成，理由是蒋介石不是基督教徒，而且结过好多次婚。再加上1927年白色恐怖的发生，更使宋夫人无法对蒋介石产生好感。
孔氏夫妇是何态度呢？
如果说，斡旋宁汉合流，维护蒋介石的统治是孔祥熙的“功劳”的话，那么，撮合蒋宋联姻，巩固蒋家王朝，则应主要“归功”于宋蔼龄。
1927年4月，也就是蒋介石疯狂地在上海进行反革命大屠杀的时候，蒋介石正式向宋美龄求婚。这件事，在中国政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众说纷纭。就是在宋家内部，也泛起轩然大波，争吵不停。
有一天，宋家专门为此事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全家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在争吵中，宋蔼龄力排众议。她吹捧蒋介石“前途无量”，可为宋家“争光”，认为这门亲事乃“天赐良缘”，不宜错过机会。宋庆龄和宋子文持反对态度，认为蒋介石将来的成败尚是未知数，未必能给宋美龄带来幸福，坚持不能答应这门亲事。宋耀如的遗孀倪桂珍也反对这门亲事，理由是蒋介石不是基督教徒，而且又结过好多次婚。再加上1927年白色恐怖的发生，更使宋夫人根本无法对蒋介石产生好感。
这位宋夫人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蒋介石生活放荡，风流韵事颇多。在宋美龄之前，先后有四位夫人。
早在1901年，蒋介石还只有15岁时，其母王采玉为蒋门不断香火，给蒋娶了一个大媳妇，想用“早为完娶”稳住蒋介石的心。新娘名叫毛福梅，是岩头村毛鼎和的女儿，家里开设毛祥丰南货号，时年19岁。蒋介石成了不折不扣的小丈夫。1910年，毛福梅生下了男孩蒋经国。然而，在这以后，蒋则越来越讨厌这位原配夫人了。1921年，蒋介石的婚姻生活发生重大变化，他在“休妻书”中写道：
“十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顿生怨痛者，亦勉强从事，尚未有何等决心必欲夫妻分离也。不幸时至今日，家庭不成为家庭，夫固不能认妻，妻亦不得认夫，甚至吾与吾慈母水火难灭之至情，亦生牵累，是则夫不夫，妻不妻，而再加以母不认子，则何有人生之乐趣也。……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心，乃经十年之痛苦，受十年之刺激以成者，非发自今日临时之气忿，亦非出自轻浮之武断，须知我出此言，致此函，乃以至沉痛悲哀的心情，作最不忍蒋介石之母王采玉姚冶诚（中）与蒋纬国、邱爱伦夫妇的合影心之言也。高明如兄，谅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
蒋介石的发妻毛福梅就这样被抛弃了。
蒋的第二位夫人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日本女子。
蒋在同毛福梅结婚后，曾多次东渡日本。在那里，他一边学习军事，一边参加同盟会的活动，还时常光顾“黑龙社”。
“黑龙社”内有一个佣人，是位年仅十八的美貌女子。真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蒋介石每到“黑龙社”来，都要向这位姑娘献殷勤。姑娘也钟情于他。两人一拍即合，不久即暗暗同居，并生下一个男孩。有人说，这男孩便是蒋纬国，也有人否定了这种传说。当然，不管蒋纬国究竟是谁之子，蒋介石在日本与那位东瀛女子的私情，却是实有其事的。
蒋的第三位夫人是姚冶诚。蒋介石返回国内后，便将那位东瀛女子忘得一干二净。在繁忙的军务中，他又痴情于上海一家妓院的“房侍”姚冶诚。因碍于耳目，只能金屋藏娇，半暗半明。1912年冬，蒋带姚回归奉化，姚成为蒋纬国的养母。
蒋介石的第四位夫人是陈洁如。陈洁如原籍镇海，通称宁波，乳名阿凤，她父亲是一位纸商，经营很多地产手工艺品。母亲来自苏州，姓吴。
蒋介石和陈洁如的第一次相遇是在上海大财阀张静江的家中。因为陈洁如的好友朱逸民嫁给张静江做续弦，陈洁如常常去看望她。1919年暑假的一天，孙中山和蒋介石、戴季陶去看望张静江，在张府偶遇陈洁如。当时的陈洁如才13岁，但因为发育早熟，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面目姣好。此时的蒋介石如同发现了尘世间难得一见的美玉，顿时眼前一亮。比起毛氏的愚笨木讷、姚氏的风尘之气，13岁的陈洁如显而易见更符合蒋介石的审美，更能触动其怜香惜玉之心弦。
蒋介石开始了自己生平第一次大胆的热烈追求行动，在张静江家大门口等着陈洁如并要陈洁如的地址以便去看望她。陈洁如故意说错自己的地址，但蒋介石是个有心计的人，居然还是想方设法找到了陈洁如的家。蒋介石锲而不舍地追求，甚至以死相胁，最终使得年幼怕事的陈洁如答应与其约会。
一个契机促成了蒋介石和陈洁如的定情。1921年9月，陈洁如的父亲因病去世，此时的蒋介石充分发挥其体贴入微之心，用实际行动改变了陈母对他的不良印象，赢得了陈母的欢心。况且有张静江在旁撺掇鼓动，陈母越发认为蒋介石将来前途不可限量，遂答应了二人的婚事。二人先是举行了订婚仪式，之后第二天，蒋介石告诉陈洁如说：“‘阿凤’是乳名，只有你母亲才能叫。我替你取了一个新名字，我想这名字和你的个性很相配。这个名字是‘洁如’，意思是‘纯洁脱俗’，在我眼中你正是纯洁脱俗，你喜欢吗？”为此当时二人专门合影留念，签上彼此之姓名。同时，蒋介石信誓旦旦，要与家里的妻妾离婚，正式娶陈洁如为妻子。
1921年12月10日，蒋介石和陈洁如的盛大婚礼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旅馆的大厅里举行。蒋介石送陈洁如的结婚礼物是一架小型的柯达相机，女方则送他一只带金链的金挂表。三点整婚礼开始，证婚人是张静江，主婚人是戴季陶，比起姚氏，陈洁如享受到了正房夫人的待遇。
陈洁如虽然貌美迷人，但论家世、学识乃至姿色，都无法同宋美龄相比。
宋美龄出生于1897年。5岁时，进入卫理公会办的中西女塾读书。1908年和宋庆龄一起到美国佐治亚州梅肯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5年后，转入马萨诸塞州韦斯利女子大学，学习成绩优良。1917年回上海，由于她风姿绰约，仪表出众，精通英国文学而又通晓六国语言，举止典雅而又善于交际，因此在许多社交聚会上都成了众星捧月的人物。1922年，蒋介石在孙中山家里遇见了宋美龄，二人一见倾心。由于宋家的反对，蒋对宋的追求，持续了五年。
作家韩素音说：“宋家究竟是谁决定把这个通过婚姻结成大联盟的计划付诸实施的呢？”“宋蔼龄是主要策划者。……宋蔼龄始终是牵线的媒人、策划者和家庭财富的创造者。”
在家庭会议中，宋蔼龄反复地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人。”她费尽口舌，让宋家的全家人、包括宋美龄相信，这门亲事对宋氏家族有利，对大家都有利。
宋子文多次表示反对这门婚事，有时还十分急躁冲动，几乎兄妹决裂。为了迫使宋子文同意这门亲事，宋蔼龄和宋美龄一起，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请谭延恺出面调解。谭延恺当然应邀而至。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三姐妹在20年代的合影。（左起）宋庆龄、宋蔼龄、宋美龄。会常委的谭延恺以久经世故的口吻劝宋子文说：“儿女婚事尚不应多管，何况兄妹，徒伤感情，且贻口实。”还说了一番大道理，罗哩罗嗦，弄得宋子文无话可讲，最后“完成使命而归”。
谭延恺走后，宋蔼龄趁热打铁，再次劝说宋子文。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宋子文终于清楚地看到，如果他反对这件婚事，他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他终于同意了。并且愿意帮助孔氏夫妇去说服宋老夫人。
对宋老夫人，宋蔼龄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她劝说母亲去日本休假，到长崎去看望朋友，到镰仓去洗温泉澡。她十分清楚，只要宋老夫人赴日本，就可以不让宋老夫人过问这件事。
经不起宋蔼龄的一再劝说，宋夫人终于同意到日本去旅游。在日本，宋夫人无法同国内联系，也就无法左右蒋、宋的婚事了。
半年后，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穿着极为考究的服装由上海赶赴日本长崎，向宋夫人正式提婚。
宋夫人在上海是拒绝正式接见蒋介石的。但是，她经不起孔氏夫妇的一再劝说，这次破例接见了蒋介石。
蒋介石拿出了同毛福梅离婚的证明书，给宋夫人看，解决了人们私下议论纷纷的其他纠葛。然而，宗教信仰问题还没有解决。宋夫人问蒋介石：“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基督教徒？”蒋介石回答：“要试一试，要学习《圣经》，并且尽力去做，但是不能连看都没有看就保证接受基督教的教义。”这番话，使宋夫人感到满意。订婚的事，不久就宣布了。
蒋宋的婚礼令宋夫人感到极为失望。她希望婚礼在宋耀如的教堂里举行，由本堂牧师主持。因为孔祥熙和宋蔼龄是在日本结婚，未能这样做。孙中山和宋庆龄“私自出走”，也不可能这样做。但是，由于蒋介石离婚多次，卫理公会禁止牧师主持离过婚的人的结婚仪式，宋夫人对此无可奈何，只有要求蒋介石到西摩路的私邸同新娘一起祈祷。
在孔祥熙和宋蔼龄的精心安排下，1927年12月1日下午4时15分，蒋、宋婚礼在豪华的上海大华饭店的舞厅里举行。
蒋介石陪着宋美龄走上圣坛，在孙中山遗像前站好，向他鞠躬敬礼，又向两面旗子鞠躬敬礼，听主婚人蔡元培朗读结婚证书之后，在结婚证书上盖印。接着便是新郎新娘鞠躬敬礼，向证婚人鞠躬敬礼，向来宾鞠躬敬礼……他们并没有拥抱和接吻，只听管弦乐队奏乐，和一位美国次中音歌唱家赫尔高唱《哦！答应我！》。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新郎和新娘快步走过廊子，走到由鲜花组成的大钟下面的椅子边。缎带拉开了，数百数千的玫瑰花瓣从花钟里落下来，撒在他们的身上。
对于这个极为隆重的婚礼，孔祥熙、宋蔼龄欣喜万分，美国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也十分满意。蒋宋联姻，不能单纯地看成是一种“英雄爱美人”的罗曼蒂克式的行为，它实质是一种政治上的行为，它是蒋、宋、孔大家族政治上的结合。
霍塞在评论蒋宋联姻时说：“从此，强大的宋家买办朝代开始了。中国惟一能够控制现代军队的人和中国惟一能够控制财政混乱的人，变成了郎舅。”‘擅权的银行家（孔祥熙）的妻子（宋蔼龄）找到积累不可计数的财富的机会。甚至年轻的子良和子安（均为宋子文胞弟）都会在政府中找到要职。在一个不会说英语的军人身旁的风骚的蒋夫人，变成了第一号大女买办。”
蒋宋联姻后，蒋介石通过孔祥熙、宋子文对内加强了同江浙财阀的联系，对外则便于争取英美政府的援助和外国投资。而孔宋家族则利用蒋介石执掌的党、政、军大权，官运亨通，巧取豪夺。
“一耳光风波”
蒋介石打了宋子文一耳光。蒋、孔、宋大家族内出现裂痕。
孔祥熙同蒋介石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达成了协议。
孔祥熙深受蒋介石的重用，积极为蒋介石的“剿共”政策提供财政保证。
一位外国记者说：“他一直是蒋介石的御用印鉴。”
随着1928年初蒋介石由上海回南京“主持大计”，并且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孔祥熙的地位也不断上升。
1928年2月，孔祥熙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并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孔就职后，向中外人士表示：今后当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为第一步。以积极准备，力图发展为第二步。以全民福利为主旨，中外合作为方术，开发国家富源，改善人民生活。他用这种冠冕堂皇的语言来蒙骗民众。
1929年3月，在国民党的“三全大会”上，孔祥熙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30年12月，南京政府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祥熙任实业部长。
1931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的“四全大会”上，孔祥熙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是，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内部矛盾激烈之时。国民党内的反蒋派也在11月分别在广州、上海召开了“四全大会”，反蒋派电促蒋介石下野，改组南京政府。
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职务。在此“危难之际”，孔祥熙再次显示出了与蒋“患难与共”的“气概”。他除了多方活动，笼络人心外，还公开表示与蒋介石同进退，辞去实业部长职务。
孔祥熙将实业部的大印交给继任部长陈公博之后，发表了一通高论。他说：“我们平常不都标榜‘拿得起，放得下’的精神吗？我觉得拿得起的时候，应以天下为己任。放得下的时候，应弃天下为敝屣。这才合乎政治家的风度，不管什么人上台下台，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他所说的“拿得起”、“放得下”，同蒋介石的“以退为进”的策略同出一辙。这番话，实际上表明了孔祥熙决心追随蒋介石，企图东山再起的心迹。
但是，新上台的孙科及其班底，根本无力应付内忧外患的混乱局面。1932年1月24日，孙科被迫宣告辞职。1月28日，蒋介石回到南京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改选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接着，蒋介石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蒋介石独掌了军权。蒋介石在重新上台后，即决定孔祥熙为“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名为考察，实际是向欧美各国接洽军械飞机之购买与设厂自制事项。
也正是这个时候，日军向驻上海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的指挥下，奋起抵抗，从而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这样，孔宋夫妇出访欧美的日程只有推迟了。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宋蔼龄正住在上海的塞伊街寓所里。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激昂情绪的影响下，宋蔼龄在一段时间里参加了救援工作。
一天深夜，上海的红十字会主席打电话给宋蔼龄，请她帮忙解决涌进城市里的大量伤兵的医治问题。她听完电话后，十分气愤，因为有人曾对她说医院的床位很充足，而现在大批伤员又得不到医治。当时，又没有时间采取通常的“运动”或义卖等方式来募捐资金，宋蔼龄便同她的三位朋友一起，拿出了8万美元，以救燃眉之急。这样，就建立了一座配有400张床位的培德医院。一周之内，这所医院就住满了伤兵。
同时，宋蔼龄又在一些人那里鼓动募集一笔巨款。不久，一所有1000张床位的私人医院又在上海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