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到美国后，从事什么工作以打发余生呢？陈立夫正在筹划之时，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当地华人中有一份极具影响力的报纸《华美日报》要转让，而且风闻中国共产党急欲将此报买到手。陈立夫一听，心中的反共情结又被勾起，他想，不能让报纸被中共买去，成为其宣传工具，一定要抢购过来，以此为阵地，宣传反共复国，使之成为反共的精神堡垒。
于是，陈立夫匆匆找来了在美国的一些故旧和CC派人物，由曾担任过粮食部长和财政部长的徐堪拿出一万美金，陈立夫、潘公展、项定荣、薛光前、赖琏、董霖、陈庆云等七人凑足一万美金，共2万美金买下了《华美日报》，由徐堪任董事长、陈立夫任副董事长、潘公展任社长、赖琏任主笔，开始了办报的行当。
陈立夫广泛利用过去的关系，罗致一些舆论高手，撰写各类文章。由于潘公展曾担任过《申报》总编辑，赖琏担任过《中央日报》总编辑，有办报的经验，因此，《华美日报》一度办得较有起色。而办报也成为陈立夫到美国后所做的第一项工作。
但报纸的发行量毕竟有限，经济收入也不大，不是养家糊口的长久之计，必须再找另外的工作。最初，有很多人介绍他去大学教书，陈立夫颇有些心动，因为他是学矿冶的，可以教矿冶学，另外，他对哲学和中国文化也有研究，可以教哲学或中国文化，他也很愿意去做教师工作。但就在此时，他女儿陈泽蓉中学毕业，要到纽泽西湖林城一所私立学院学美术，为了照顾女儿生活，陈立夫想到湖林城去。
湖林城冬天十分暖和，是美国著名的避寒胜地，这里有很多颇具规模的大旅社，冬季生意兴隆。同时，湖林城又是美国有名的养鸡中心，大大小小遍布众多的养鸡场。这时，有个叫胡定安的人，过去曾任江苏医学院院长，也在美国谋生，他与陈立夫过去私交很好，便找到陈立夫，提出到纽泽西去办养鸡场，陈立夫没多考虑便一口答应。
陈立夫为什么愿意到新泽西去养鸡呢，据他所说，有三条理由：第一，可以照顾女儿生活。第二，美国蛋价较高，养鸡颇能赚钱。第三，此前投身政治，伺候蒋介石和党内党外不少人，而竟不被谅解，此后不想再伺候人，现在去照料鸡，去找一种与伺候人完全不同的感觉。恐怕第三种理由是最重要的，也是他之所以要去办养鸡场的内心真实写照。
陈立夫约好胡定安，先去新泽西考察了数十家养鸡场，最后选择一家比较便宜的小型养鸡场并买了下来。成交时要47000元美金，可先付2万元，其余分期10年内给付。尽管首期只付2万元，但对陈立夫来说，是一笔大数额，他当时只有4000元家当，而胡定安也只能拿出4000元，陈立夫只好向一些朋友去借，孔祥熙十分噱慨，一下子拿出8000元，另外4000元则由其他朋友凑足。这样，养鸡场终于买了过来，陈立夫也开始从事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职业。
美国养鸡，一般都是机械化，饲料都是用机器定时传送和控制，鸡蛋的挑选、分类、装箱也一般用机器。而陈立夫的鸡场则是简陋的小鸡场，十间鸡舍，每间养500只鸡，总共养了5000只鸡。什么都是人工，好在当时陈立夫50多岁，健康状况还好，一百磅的饲料，他一弯腰就能扛起来，成天在鸡场干得乐呵呵的，甚至过去有的脊背疼宿疾，也经鸡场的劳动而不再复发了。
陈立夫是学工程的，什么都讲按科学办事，实现从党务专家向养鸡专家的转变并非难事。他喜欢钻研，喜欢看书，他很快掌握了一些养鸡的专业技术，如他自己所说：“干哪一行，必须了解一行”。通过学习，他懂得了“买小鸡也是一项大学问，最重要的是能辨别雌雄问题，因为买了雌鸡才会下蛋，如买来公鸡就蚀老本了”。小鸡买回来，“冬天又怕冷，要有保暖设备，待慢慢大起来，并须请专家打针，然后放到室外，且应严防黄鼠狼侵害，因此门窗要紧，日夜加以照料”。鸡下蛋后，对蛋的销售，“也有一定程序，通常是以机器挑选、分类，使蛋能保持一定重量，不使过小者掺杂其中，并加以洗濯，以维护生产品质与信誉，为保持新鲜度，须当天装箱，以供收买者取货”等。为了节省运费，陈立夫买了一辆破旧汽车，鸡蛋装箱后，他自己亲自驾车，将鸡蛋运到附近销售。
在陈立夫的辛苦努力下，鸡场顺利办下来了，半年下来，竟赚了5000元，为了减轻劳动力，加快鸡场发展，陈立夫用所赚之钱买了三部输送饲料的机器，并开掘了一口深水井，逐步改善了养鸡的条件。再加运气好，没有出现鸡瘟等麻烦事，鸡场的利润也提高很快，一片兴旺景象。陈立夫十分开心，精神比以前好多了，开始从“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的苦闷情绪中解脱出来。
但好景不常，几年后，美国东西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使纽泽西养鸡中心的地位受到巨大威胁。因西部地区养鸡是放饲于田野间，鸡蛋质量好而且成本低，高速公路的开通，使之能够非常便捷地运到纽约市场销售，纽泽西失去了近水楼台的优越性，市场份额逐步被抢走。陈立夫隔壁是一个犹太人办的鸡场，他很有眼光，告诉陈立夫说：“高速公路一通，西部鸡蛋源源运来，竞争困难，我们不能养鸡了。”于是，犹太人断然把鸡场卖掉了。与陈立夫合伙的胡定安见势不妙，也抽掉股份走了，剩下陈立夫夫妇留下来惨淡经营。
陈立夫的鸡场每况愈下，每月最少减收3000元，生活也越来越困难，尽管一再节省开支，还是周转不灵，不得已，只得向朋友借贷维持，待辛苦赚得一点微薄利润时，又忙着去还贷，处于负债经营，捉襟见肘的境地。远在台湾的蒋介石知道陈立夫的窘境后，出于旧情，每年总有一两次寄来二三千元，数目虽不多，对陈立夫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也使得陈立夫在岁月洗刷下逐步抹去怨蒋情绪时，又淡淡生出一丝感激之情。
虽然鸡场经营困难，生活艰难窘迫，但陈立夫十分乐观，白天，他像年轻人一样奔忙于鸡群之中，手不停脚不停地做着重活、苦活。晚上，闲了的时候，陈立夫找来一本《易经》，看得津津有味。这部完成于殷周之际的书，一下子对陈立夫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那晦涩的语句阐述的万物交感、发展变化的观念，似乎与心有灵犀的陈立夫有相通之处，特别是书中所强调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这种物极必反的原则，似乎早就为陈立夫指明了他在国民党中由泰到否的这种必然归宿，他越看越有兴趣，以至一放下手中的农活便拿起这部奇书，不倦地看、反复地读，并融汇自己的体会，写出读书心得。同时，陈立夫将儒学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之四书全部集纳，重加次序，归纳诠释，使之成为一个系统整体。后来汇集成册，取名《四书道贯》，本来，陈立夫从抗战时就已开始做这一巨大的文化工作，但由于处于战争年代，没能做成。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周恩来见了陈立夫，都关切询问《四书道贯》的撰写和进展，称赞他在进行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由于政治事务缠身，也无暇完成这一工作，现在异乡他国，终于能坐下来，完成这一心愿了。
《四书道贯》写成后，陈立夫将初稿送给一些朋友阅读，如刘百闵、潘公展、陶百川、钱穆等，请他们提意见，这些人看后一致称赞，认为有学术价值，钱穆还为书写了序言。世界书局的吴开先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是陈立夫的老部下，出于对过去上司的尊敬，答应承印《四书道贯》一书。结果，出版后，竞十分畅销，一版再版，总销量达万余册，学术上的收获使陈立夫陶醉，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精神寄托。
陈立夫“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隐居生活没有过多久，便有人知道了他的行踪。于是，不时有记者、作家及当年故旧前来访问，陈立夫的平静生活又被打乱。他热情地接待客人，向客人介绍他的农场、他的经营、他的生活、他的读书体会，对这些，他津津乐道，兴趣盎然。一旦客人谈及台湾政治及以往在大陆时期的经历，他就缄口不言，保持沉默。有些记者并不灰心，穷追不舍，再三提问，陈立夫实在被问急了，便简单地回答：“过去国民党是我一手搞的，过去的党打败了，打败了就打败了，败军之将不可言勇，有什么好谈的呢？”有人问他是否还准备再回到台湾，重返政坛，他的回答十分坚决：不想回台湾，更不会再返政坛。表示要在美国度过他的人生的最后岁月。
但世间的事情往往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1961年2月中旬，陈立夫接到蒋介石从台湾拍来的电报，告诉他“尊翁病危，盼即返国”这一消息，使他百感交加。他想到10年前，为了政治原因而义无反顾地丢下80高龄的老父远走异国他乡，已属狠心。后来其兄陈果夫病逝，他强忍悲痛，没回台湾，也属不近人情。这次老父病危，如果再不回台湾，必为千夫所指。作为提倡中国文化、提倡传统道德，把忠孝二字挂在嘴边的陈立夫来说，没有理由不返台看望父亲。于是他将农场的几千只来亨鸡卖了，辞退了工人，然后返回台湾。
2月24日下午3时20分，陈立夫偕夫人孙禄卿在蒙蒙细雨中飞抵台北机场，1000多人守候在机场迎接，台湾党政要人陈诚、蒋经国及故旧朱家骅、李石曾、陈启天、莫德惠等人亲临机场，欢迎这去国十年的天涯游子。对此，陈立夫深受感动，他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说明自己回台湾纯粹是探望病中的父亲陈其业，没有任何政治意义，不久，他将返回美国。说陈立夫心中的政治之火完全熄灭，也不符事实，几十年的政治生涯，留给他的印记是深刻的，他当年远走美国也只是想避避风头，后来看到陈诚、蒋经国的根基越来越稳，他东山再起的念头才逐渐打消。这次有机会重返台湾，看望父病是主要的，但他也还想顺便观望一下台岛的政坛，试探一下蒋介石对他的态度。如台湾能够容他，他想尽快结束寓居海外、自谋生计的这种孤独生活。
第二天上午9时，陈立夫前往总统官邸晋谒蒋介石。显然，陈立夫心中的政治之火并没有完全熄灭，他想试探一下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是否会因岁月的流逝洗刷一些过去的恩怨，对他有所回心转意。但陈立夫想错了，此时的蒋介石，正一心要把太子蒋经国扶上总统宝座，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他怎能让陈立夫卷土再来，扰乱他这个独来独往的王国呢？所以，蒋介石见到陈立夫后，表现出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只是询问了他在美国的一些情况，并告诉他陈其美夫人姚文英在台湾大学卧病的情况，以及陈果夫当年逝世的后事处理情形，说完这些后，便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除蒋介石不冷不热的态度外，台湾各报对陈立夫的返台也很少报道，“新闻界除对陈氏行踪及其尊翁病况略有报道，此外甚少评论，以陈氏过去之煊赫，受其扶掖提携者颇不乏人，似不应相喻于无言中，显出如此落寞。尤其与陈氏关系极深的某党报（指中央日报——著者），竟无一词一字欢迎之意，不得不令人有冷暖炎凉之感”。当然，这怨不得新闻界，报纸宣传的基调是蒋介石对陈立夫态度的反映。蒋介石不欢迎陈立夫，报纸岂敢去大张旗鼓地宣传呢？台湾的一切令陈立夫十分灰心，他决心处理父亲的事后即离开台湾。
陈立夫返台后，主要是侍候病重的父亲。他一下飞机，“即奔侍病榻，目不交睫者二十日”。但陈其业年事已高，虽经名医诊治，终于寿终正寝。陈立夫办完丧事后，即悄悄返回美国。他这次总共在台湾呆了42天。临行前，他考虑到将来不可能再回台湾，特别去游览了日月潭和高雄港，再次领略了台湾宝岛的壮美风光。
涸辙犹欢
回到美国，陈立夫整理家园，再续旧业，一切又和以前一样，喂鸡、卖蛋、读书、写字，又成为陈立夫的主要乐趣，由于时间充裕，他还应邀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隔几天，到大学去讲讲课。日子过得倒也逍遥，真有一种“或植杖而耘籽，乐琴书以消忧”的快乐心情。
然而，养鸡场困难越来越大，销售额直线下降，陈立夫再也不能为此冒险犯难死撑下去了，于是，万般无奈之下，他决定关闭养鸡场。从1953年开始到1961年，八年的养鸡生涯终于结束了。
鸡不养了，无事可做，陈立夫反倒有一种失落感，似乎自己远离了社会，远离了生活。正在此时，一个中国人办的基金会向他发来了邀请。这个基金会想将普林斯顿大学盖斯特图书馆数千本中国医药书籍加以整理，考虑到陈立夫对中国医药事业的研究兴趣和厚实的中国文化根底，便请他主持其事。陈立夫正闲着无事，想到如能将这些中医典籍整理出来，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因此一口答应下来。
普大图书馆的这批中国医药典籍，是由一位犹太人盖斯特先生所收集。这位盖斯特先生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大富翁，早年曾患有严重眼疾，给他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事业有成后，遍访世界各地名医，但始终不能如愿治愈。后来，他到了中国，了解到河北定州的眼药自古以来就十分出名，于是他买来定州眼药，使用后不久，盖斯特的眼疾奇迹般地痊愈了。因此，盖斯特深感中国医药的神奇与伟大，以后，他每年拨出一笔资金，交付大使馆里友人代为收购中国医药书籍。若干年下来，为数已相当可观，他便把这些书运往加拿大，暂时放置在一政府机构的地下室，但地下室通风条件不好，不利于古籍的保存。后来，他想将书放到友人爱因斯坦那儿去，因那儿有个研究中心，爱因斯坦说：“我的研究中心不大，没地方存放，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刚刚落成，宽敞明亮，条件不错，可以存放在那儿。”于是，这批中国医药典籍便存放到了普大图书馆。普大图书馆曾邀请胡适做目录，胡适花了两年时间才完成这一任务，可见这批典籍数量之多。
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很快拟定了一个古籍整理计划，大要是将中医对各种疾病如伤寒、中风、糖尿病等的诊断、医治及治病的各种药方编成一套中医药大全的书，并作中、西医的对照。计划送到基金会，该会主席弗格森提出一个建议，说是既然搞中西医对照，最好找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西医教授一起参加，将会有利于整理工作。于是陈立夫找到了一个叫莫尔的普大医学教授，莫尔的夫人是中国人，他本人也会说中文，陈立夫问他是否有兴趣共襄义举，莫尔欣然接受了邀请。
随后，基金会请著名中药研究专家陈克恢先生审阅了陈立夫上报的计划，陈克恢看后十分满意，在审阅意见中表示：“请陈立夫先生主持此计划很好，因他对中医药也深有研究。”于是，基金会通过了陈立夫的整理计划，表示第一年给予2万美金的费用，此后每年也将陆续拨给经费。
如果此计划能完成，真可说是件名利双收的事情。但天有不测风云，那位协助的美国人莫尔却起了黑心，他想排开陈立夫，由他自己独做，以独享这巨大的名利。莫尔单独向基金会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结果，基金会主席弗格森断然拒绝了莫尔的意见，弗格森说：“此事不可以这样做，因为该计划最初是由我们邀请陈先生并由陈先生拟定整理计划的，你是帮他，加个名字而已，你只可帮他，怎可喧宾夺主呢？”莫尔见其狡计不能得逞，便以退出作为威胁。陈立夫亲自登门协商，莫尔却不接见。后来，陈立夫又托普大图书馆中国图书管理人童世纲转圜，表示：“阁下要办也可以，我帮你也行，但应规规矩矩的把整理工作做好，而不要拿了钱不干事。”莫尔是想根本排掉陈立夫，自己独干，而且是想拿了钱应付一下了事，所以再次拒绝了陈立夫。
这样，整理中医药典籍一事因莫尔的捣乱而功败垂成了。陈立夫深深感叹，美国社会，人心也实在险恶。
整理中医药典籍没弄成，陈立夫经济已是十分困窘。此时，他的好友何廉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便好心地和校长商量，聘陈立夫为该校高级研究员。由于该校现代史研究所韦勒伯博士正主持一项中国近代历史笔录计划，包括访问孔祥熙、李宗仁、顾维钧、陈光甫、曾琦、张发奎、胡适之等中国近现代社会名人，记录整理后出版回忆录。因此让陈立夫协助做这一工作，并要陈先整理自己的回忆录，以第一章作为范本，向福特基金会申请批准赞助经费。
陈立夫接受了邀请，于是，由哥伦比亚大学派一位叫夏莲英的华人小姐，每周到陈立夫家作录音访问一天，这样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后来，哥大现代史研究所认为陈立夫还年轻，应先去访问年龄较大者，因此便将夏小姐派往香港，去访问陈光甫、曾琦、张发奎等人，而将访问陈立夫的事搁置下来，陈立夫也就无事可干了。
万般无奈之下，陈立夫便和过去几位养鸡的朋友商量，合伙做皮蛋生意。他们说做就做，弄来一张做皮蛋的方子，利用陈立夫闲置的鸡舍做厂房，很快，皮蛋做出来了，而且漂亮好吃，拿到市场上去卖，很受华人欢迎，称之谓“陈立夫皮蛋”。
这个曾经在中国现代史上左右国民党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在他的时代已黯然灯熄，悄然离开从此“蒋家天下陈家党”，已是历史长廊里遥远的回音。生意一炮打响，使陈立夫很受鼓舞，于是他们扩大业务，将皮蛋厂组成食品公司，扩大规模，增加品种，如做月饼的蛋黄、湖州粽子、年糕、辣椒酱等。这些产品虽说手艺不是最佳，但在异国他乡，很能勾起华侨的乡情，受到华侨的喜爱，都深受欢迎。特别是辣椒酱，味道好、价格便宜，远销到西部旧金山一带，华人亲切称之谓“陈立夫辣椒酱”。
正当陈立夫的食品公司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一场森林大火突然发生，陈立夫的三排鸡舍厂房、外加他一部新买的座车在大火中化为灰烬，望着败壁残垣，焦土余烟，陈立夫心中也如死灰一样，伤心到了极点，燃不起半点希望。
本来，陈立夫的养鸡场过去一直是投保1.6万元，后来不养鸡了，鸡舍闲置。保险公司的人因和陈立夫有8年的交往关系，便好心地劝他说：“鸡不养了，何必再保那么多的险呢？可以少保一点。”这样，陈立夫便只投保4000元，但刚好退掉不久，便发生了这场大火，因此保险公司只理赔4000元，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时，好心的人劝陈立夫卖掉地皮以安度余生，也有的劝他回台湾去，免得为生计发愁，儿女们都打来电话，写来充满亲情的信，希望他和子女们一起，安享天年。
儿女们的建议一度打动过陈立夫的心，此时，陈立夫的长子陈泽安在威斯康辛大学已获博士学位，次子陈泽宁也已完成博士学业，服务于美国一家大电子公司，女儿陈泽蓉已结婚，家庭经济条件十分优越，老四陈泽宠在普渡大学研究所攻读航空工程，可以自立。陈立夫与子女多年不在一起，现在是困难时期，确实想与家人团聚，得到亲人的温暖，也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这是每一个老人都有的心情。但不久，陈立夫就改变了主意，他希望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也留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的农夫生活。
陈立夫于火灾后又开始了艰苦的创业。他以保险公司赔偿的4000元作为本金，在焦土上又修造房屋，买来少量的来亨鸡喂养，并少量的制作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等到附近镇上去卖，活脱一个乡下老农的模样，他已完全洗尽了过去CC派领袖的政治铅华。
当陈立夫手工制作这些食晶时，夫人孙禄卿给他当副手，切豆腐，理粽叶，伴调料，干得十分起劲，正是“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有时闲下来，陈立夫看书，孙禄卿则重操旧艺，画上几幅国画，拿到镇上去卖，也可聊解无米之炊。每日劳动，虽十分辛苦，但夫唱妇随，相濡以沫，日子过得十分惬意。
重返台湾
在得知陈立夫的鸡场毁于大火的消息后，蒋介石曾表示关心，他让蒋经国给陈立夫写信，希望陈立夫能回台湾工作，并先后开出了一些工作岗位，如驻联合国代表、驻日本大使、考试院长，驻西班牙大使，驻希腊大使、巡回大使等，但都为陈立夫一一拒绝，虽然他很想回台湾，但不愿在自己困难时去接受别人的施舍，这是他的性格。
后来陈立夫夫妇重振家园，渡过了难关。正当他们在“不觉辛苦亦觉甜”的村野生活中过得十分顺心的时候，1966年10月，又收到了蒋经国的来信，信中说：“今年适逢家父80寿辰，准备好好庆祝一番，亲朋故旧能济济一堂，也算图个圆满。”邀请陈立夫回台湾参加庆祝活动，并盼能返台定居。尽管陈立夫与蒋介石有过那么多的恩恩怨怨，但他仍然是忠于蒋介石的。再加人至暮年，锐气消尽，过去的恩怨已被岁月的流逝所洗褪。而且，他在困难时，蒋介石给他寄过钱，有过工作安排，这些帮助令陈立夫心存感激。因此，他不想扫蒋介石的兴，便答应了蒋的邀请。
去参加蒋介石的生日庆典，以什么作为寿礼呢？陈立夫颇费了一番心思。他还清楚地记得，1944年，蒋介石过生日的时候，朱家骅为了讨好蒋，请人铸了9个直径2尺的铜鼎献给蒋介石。结果，美国人对此大肆渲染，说蒋介石让人给他献九鼎，寓意是想当皇帝。国内舆论也紧跟其后，指责批评蒋介石的封建思想，搞得蒋介石不好下台，气得蒋介石大骂朱家骅“混蛋”，而朱家骅画虎不成反类犬，此后，仕途受累，一蹶不振。过去的历史已成教训，陈立夫知道自己虽早已远离政坛，但也是个敏感人物，寿礼送的不适，会平白招惹是非，马虎不得。基于这些考虑，陈立夫便把自己多年精心钻研所著的《四书道贯》作为寿礼。一则，表明他不过问政治的意愿，以文化品物作为寿礼，志趣高远，符合气氛。二则，蒋介石国学根底深厚，但多年来，人们只知他是军事人物，寿庆上来个附庸风雅，蒋介石会高兴。
1966年10月26日，陈立夫悄悄回到台北，虽然如此，还是有人知道了他的行踪，一些记者拥向机场。陈立夫一下飞机，就对守候在机场的新闻记者表示：“此次返台，专为总统祝寿，别无他意。”希望媒体不要过分渲染他的返台，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在“总统”府，陈立夫见到了蒋介石，他发现，这次返台，蒋介石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过分的亲热，紧紧握住陈立夫的手不肯松开。陈立夫深受感动，即捧出寿礼，献给蒋，蒋介石接过来，见是一本书，果然十分高兴，他饶有兴趣地翻开扉页，口里喃喃念道：“四书道贯”。
陈立夫一生风风雨雨。但是他晚年能够抛开党派成见，呼吁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振兴中华。这也是值得肯定的。陈立夫诚恳地说：“这是我在美国学习《易经》、整理四书的一些心得，还请总统多多指教。”实际上，蒋介石也了解陈立夫写《四书道贯》的情况，并知道此书在海外有影响，已重印了好几次，而且知道陈立夫将此书作为寿礼的用意，当即表示：一定认真阅读。
蒋介石在生日庆典后，专门邀请陈立夫到慈湖他的寓所去住了一晚上。在慈湖，青山秀水下，两位白发苍髯的老人促膝谈心，互诉肺腑之语，完全像一对知心的朋友。
思古怀旧是老人的通病，陈立夫感慨地说：“立夫身在异地，思乡思亲，如煎如熬，心中没有一日平静……”说到这里，一时语塞，老泪都几乎滚落下来。
蒋介石急忙安慰说：“人老了，总想过去的事，水是家乡的甜，人是故旧的亲。”
“是啊，总想过去的事，可是过去的事没办好，累及总统……真是惭愧啊！”陈立夫的话，一半是自悔，一半也道出了自己不快的情绪。
蒋介石听出陈立夫话中的怨艾，便略带歉意地叹道：“往事如烟，不堪回首，瞻望未来才是重要的。”顿了顿，蒋介石正式向陈立夫提出邀请，希望他回台湾居住。蒋介石诚恳地说：“你还是回来吧，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总不至于在外漂泊一辈子吧。趁我还在，早作些安排，晚年可以过得安稳一些。果夫去了，我必须为你负责，否则，百年之后，我何颜面重见英士先贤。”
听蒋介石提到他二叔的名字，陈立夫感到与蒋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久已淡漠的“蒋陈情结”又清晰起来。对蒋介石的邀情，他默默无语，不再拒绝。蒋介石的态度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变化，是由于陈诚逝世了。蒋经国通往“总统”宝座的道路已经铺平，陈立夫也垂垂老矣，不能对“太子”造成任何威胁了。对此中微妙，陈立夫十分清楚。但多年客居异国的生活使他感到孤独，他十分想念自己的祖国，台湾虽然不是他的故乡，但总是中国的土地，他一踏上这块土块，便感到格外亲切，他的内心是愿意居住在自己国土上的，年纪越大，这种思想越强烈。
慈湖的谈话，天南海北，无所不及，这是陈立夫与蒋介石相处多年来一次最自由的谈话。他们谈美国，谈台湾，谈过去，谈现在，又谈到了陈立夫写的《四书道贯》，蒋介石说：“我先看过你这本书的前言及结论，觉得你写得很好，只是书名太深了一点。”陈立夫即请蒋介石提一个更好的书名，他说：“假若总统有更好的书名，待下次再版的时候可以更改。”
蒋介石说：“让我再想想看。”并提议让陈立夫到台湾各军校去作演讲，陈立夫欣然答应。
过了两天，蒋介石让蒋经国带来他的亲笔题字和口信，说：“《四书道贯》不必改名了，只要把我的题字插入该书第一页就好了，使‘道贯’二字更易使人明了。”蒋介石的题字是：“陈立夫著‘四书一贯之道’”，落款“蒋中正”。蒋介石的题字和口信使陈立夫“殊深感激”，返台定居的心情也逐步强烈起来。
根据对蒋介石到军校演讲的允诺，陈立夫开始到各军校演讲。台湾军校有十几所，讲完后，其他非军事学校也来邀请，这样一讲就不可收拾，在讲到第七十五所学校时，就感觉体力不支，终于在台北国际狮子会作演讲时病倒了。很快，陈立夫被送到荣民总医院诊治，确定为急性肝炎。
蒋介石知道后，亲自到医院看望，并关切地向医生询问病况，医生说明病情后，蒋露出焦虑的神色，嘱咐医生尽力医治。随后，蒋又专门从香港请来著名的肠胃科专家张光璧先生进行会诊，张先生说：“荣民的医治很好，陈先生的病虽很严重，但无危险，要多休息！”
一场虚惊很快过去，陈立夫的病情逐趋稳定，再而渐渐痊愈。病中蒋介石的关照又一次感动了陈立夫，也使他最后下了决心，离开美国，返台居住。不久，他回美国，将各种事务处理完毕，于1969年4月正式回台湾居住，结束了20年的流亡生活。几番风雨，几许沧桑，回首过去，陈立夫当有无尽的感慨。
20年的岁月给陈立夫留下斑白双鬓，也冲刷了他的冷酷与傲慢，走下飞机的陈立夫如一谦谦君子。他向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自己能平平静静地安度晚年。他知道自己的政坛生涯早已结束，不想再卷入政治漩涡。当有人问他是否出任要职时，他一口回绝，说对政治已完全失去兴趣，宁愿做些知识性的研究。陈立夫是明智的，他多年追随蒋介石，对蒋深有了解，当年台湾危机重重时，蒋介石尚且把他逐出政坛，现在台湾已趋于稳定，怎么还会重用他呢？“之推辟赏从，渔父濯沧浪”，他十分欣赏古人的风范。当年在大陆时，权倾一时的他不能有所作为，在弹丸之地的台湾，他还能施展什么抱负呢？他深深明白，年高体弱的他是不可能东山再起了。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我在这时，也感觉到自己为国民革命大业所奉献的一生的精力与时间，也都如春水东流，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果然，蒋介石只把他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看待，给了他“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荣誉职务，对此，陈立夫很乐意接受。他既已回到台湾，就要维持蒋、陈两家形式上的亲密关系，就要给自己创造一个颐养天年的好环境。过去的那种桀骜不驯的性格完全找不到了，他活脱脱是位和蔼的老人。
复兴文化
陈立夫说他对政治完全失去兴趣，只是给蒋介石听的，以消除蒋介石对他的戒心。实际上，他的心灵深处时时燃着政治的欲火。他回台湾后，住在台北的天母大街。为了表示他不问政治，开始一度闭门谢客，拒绝和来访者见面。但不久，便觉于情理不可，于是，每星期定出两天时间，这两天中划出两小时，在家里约见亲友和访客。在与客人交谈时，开始只谈家庭、生活、玩乐等，后来，渐渐扩大内容范围，谈海岛、谈大陆、谈政治、谈时局，无所不议，无所不谈了。
不久，蒋介石找到陈立夫，给他一项具体工作，担任文化复兴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为蒋介石），陈立夫还想推辞，蒋介石说：“这个职位，不是官啊，你不能再推辞了。”陈立夫只好接受下来。
陈立夫担任文化复兴会副会长后，不辞辛苦，踏踏实实做了很多工作，主要有：
（一）振兴中医药事业。
由于台湾曾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达半世纪之久，中医被歧视、中药不能开，民间治病由日式西医取代。日占据前，岛内曾有中医1988人之多。光复时，有营业执照的仅剩8人，祖国医药事业惨遭摧残。对此现状，陈立夫心急如焚，决定首先振兴中医药事业。
怎样振兴中医药事业呢？陈立夫觉得应从舆论人手，改变人们对中医药的偏见。为此，他亲自写文章、作演讲，宣传中医药的好处。他在《我对于中西医药的看法》的演讲中，公开提出，要为中医打抱不平，他说：“我支持中医的主要原因是看不入眼社会上不平的事，尤其是借外人的势力来欺侮中国人，西医压迫中医，我是要‘打不平’的。”陈立夫认为中医衰落的原因有三：一是五四以来，把中医当作是封建文化加以反对，使中医的理论基础动摇。二是教育制度，西医由于外国教会介入而建立学校，而中医却始终沿习师徒传授，使之后继无人。三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多由西医霸占，使中医受排挤、歧视。他认为大陆方面做得好，所有卫生机构都是中西医并重，中医药列入劳保范围，中医院校遍及各省，中医、中药学研究成绩斐然，就是“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把中医“革”去。
陈立夫进一步指出，文化本身没有中西之分，古今之别，只要对人类有益、是科学的，都应该采纳并用。中医发汗采用桑叶、薄荷，西医发汗采用阿斯匹林，两者都适用，允许并存，而不应用阿斯匹林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人非走十多里路进城买西药不可。这叫“道并行不相悖”。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也有西医无可取代的优势，应该爱其所同，敬其所异。
陈立夫的演讲由于持理公允，说理有据，又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深受公众欢迎，一时间引起轰动，为中医正名奠定了基础。不久，台湾中国医药学院内部发生纠纷，一时无人主持。当时，“教育部”派了15名董事进行改组，而15名董事中，9人为西医，由西医主持中医药大学，引起学校一片反对之声。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便找到陈立夫，与之商量说：“中国医药学院依照教部之处理办法，必将垮台，只有你去，才能挽救，中医欢迎你，西医不便反对你，因为你一向为中医说话，但你是学科学的。”陈立夫想到要振兴中医药事业，必须振兴中医药教育，因此欣然受命，担任了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
陈立夫到任后，解散了原来的董事会选了5个中医、5个西医、5个对学院关心而非医生者，共15人组成董事会。院长一职，由于一时无法找到兼中西医二者之长者担任，不得已，只好聘请著名教育家郑通和先生担任。
在陈立夫指导、郑通和具体领导下，中国医药学院发展很快，他们从香港请来教授，自己编写教材，克服很多困难。开始，学院没有自己的教学医院。陈立夫亲自找到蒋经国，请予支持，蒋经国即专门拨出款项，建起了教学医院，有病床800多张，成为台湾惟一的一所中西医合作的医院。学院也逐步具备了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资格，每年毕业700多学生，深受社会欢迎，为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准备了人才。
后来，陈立夫继续努力，在台湾确立了中医的法律地位，在台湾一些公、私立医院陆续设立中医部，公劳保中医也能享用，台湾卫生署对中医的态度也逐渐改变。看到已取得的成就，陈立夫觉得十分欣慰。
（二）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国科学技术史》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所著，分7卷共12册，总计850万字，此书涵盖了中国古代的自然科技，并兼及中国古代人文和社会科学。李博士以大量的史实证明，当西方还在黑暗中摸索时，中国的祖先已在数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以及医学方面做出了相当大的成绩。他认为没有中国先进的科技对西方的辐射和影响，也就没有16世纪近代科学在欧洲的发展。
李约瑟博士抗战时期曾在陪都重庆英国驻华使馆中英科学联络处工作，与陈立夫常有交往。李约瑟热爱中国文化，尤其是对中国古代科技有浓厚的兴趣，想写中国科技史，多次就著书计划求陈立夫予以帮助。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鼓励他写作，并赠送他一部《汉书》，介绍有关人士和机构，为他调查、写作提供帮助。同时，教育部还推荐了10名中国学者参加工作，特别是金陵女子大学的化学家鲁桂珍博士，长期参与合作，后来与李约瑟结为百年之好。
由于中外科学家的鼎力合作，中英联络处的研究工作进展十分顺利，李约瑟的足迹遍及大后方各主要研究机构，学术文化中心，收集了大量资料，并与中国工匠进行接触，探讨一些器物的制造方法。这些，都为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由于陈立夫与李约瑟长期形成的这种非同寻常的友谊，所以当陈立夫提出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时，李约瑟即表示赞成，并至函说明：“翻译我这本书时，可以不必依其原本厚度，可拆开依照其分量分成几本。”
陈立夫要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消息传出后，得到各方大力支持，经济上得到著名船王董浩云（董建华之父）、嘉新水泥公司张敏钰等企业的财力资助，董先拿出4万美元、张则拿出1万美元。陈立夫向蒋介石汇报后，蒋也给予鼓励，说：“这计划很好，如经费不足，我会支持你。”出版上得到台湾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的承诺。于是，陈立夫很快成立了编译委员会，由孙科任召集人，王云五为顾问，委员会下成立由陈立夫为主译，刘拓为辅助的理事机构，遴选各方专家学者共策进行，这样，译事工作全面启动。
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工程十分浩大，蔚为大观，参与人数之多、涉猎范围之广，均为台湾过去所没有。到1986年，已译成并出版计14册。与此同时，陈立夫又利用各种资料之便，编成了一套《中华科学技艺史丛书》，计25册，涵盖我国所有科技如农业、水力、盐业、蚕业、工艺等，以补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之不足。
（三）阐扬儒学。
陈立夫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用之于身则身修，用之于家则家齐，用之于国则国治，用之于天下则天下平，像这样精致推展的系统理论乃我国独有之宝贝”。他说：“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集合12亿人民为一家，持续五千年光荣历史而不坠，并具有大刚中正之民族特性者，是因为我们祖先发明人类共生、共存、共进化之原理。此一原理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继不绝，及孔子集大成以公、诚、仁、中、行立教形成道统。”这就是儒学。陈立夫提出，要“重建儒学，再造国魂，发皇内圣之学，新开外王事功”，因为儒学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儒学应该流芳千古。
为了更好地阐扬儒学、陈立夫担任了台湾孔孟学会理事长的职务（蒋介石为荣誉理事长），他到任后，为孔孟学会制定了两条工作方针：一是向下扎根。二是向外发展。为了向下扎根，学会办了两个刊物，一是每月发行的《孔孟月刊》，二是每年出版两次的《孔孟学报》。除此外，每月举办一次讲演会。在大中学中举行有关儒学的论文竞赛。在小学举行书写四书文句的比赛。暑假中举办国学研究会，分教师班和学生班，每班各100多人，进行学习研究。在台湾各地促成建立孔庙并建立地方分会。为了向外发展，召开了孔孟国际学术讨论会。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市，协助当地建立文化公园，公园中建有孔子铜像、中山纪念堂、中国式牌楼、梅花亭等，在德国、日本，协助当地建立孔庙。凡与台北市建立姊妹市的外国城市，由台北市政府赠送孔子像。促成美国，加拿大一些城市举办祭孔大典等。
除进行以上工作外，陈立夫本人还亲自到台湾师范大学为博士生讲《人理学》课程，宣传儒家经典。他本人撰写了大量文章和专著，研究、阐释儒学的大义，如《人理学》、《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之道德伦理思想》、《从根救起》、《中国文化概论》、《四书中的常理及故事》、《陈立夫儒家研究言论集》、《孔子何以被尊称为万世师表》、《孔子思想对世界之影响》，《易学应用之研究》等。
由于陈立夫在阐扬中国文化方面的努力和成绩，在他80岁生辰时，蒋经国亲自为他颁发了中山文化奖，以表彰他弘扬文化之功。1982年，台湾当局又为他颁发了“国家文化奖”。1999年4月，《财讯》杂志采访陈立夫，谈到他对文化的贡献时，陈立夫说，他已经写了30本书，编了70本书，翻译了15本书，并自豪地说：“这是很少有人做到的”，他还表示：“以后看我活多久，也许还要写。”
壮心不已
陈立夫在潜心研究学问的时候，并非完全钻进故纸堆，忘记了政治、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陈立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反省自己的过去，更着眼于未来。晚年的陈立夫十分关心中华民族的发展，他对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与兴趣，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他希望祖国统一的心情更加迫切。他对实现统一的思想基础、形式、进程、前景等方面都作了很深的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和主张，为此而大力呼吁、多方联络、积极行动，为促进台湾当局改善与大陆的关系，做了很多工作。
陈立夫注重养身之道。然而所谓的养身不外是心胸豁达。这一点可以从蒋介石去世看出，蒋去世后，陈立夫不计前嫌参加其葬礼，而且甚为悲痛。1973年，陈立夫满怀热情，写了一篇呼吁祖国统一的文章，限于当时海峡两岸的客观形势，在香港《中华月刊》发表时，用了辜君明（意即姑隐其名）的化名。在文中，陈立夫指出：“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为全人类所崇仰，帝国主义者无从破坏”。陈立夫已经认识到，要使中国强大起来，经济发展，文化发达，两岸必须统一。同时，陈立夫还认为，中国的统一必须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他说：“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文章的结尾，陈立夫对祖国的统一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说：“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这里，陈立夫希望祖国强大、为世界所景仰、盼望海峡两岸统一的爱国之情洋溢于文章的字里行间，殷殷可鉴。
1975年，陈立夫开始生出一种想法，他认为国共两党有过北伐时期和抗战时期合作的先例，特别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从民族利益和国家前途出发，能够捐弃十年内战的血海深仇，在互相接触、谈判的基础上重新握手，进行合作。那么，在海峡两岸隔绝了几十年后，为了国家的统一，国共两党也一定能够通过谈判而渡尽劫波，再度合作的。基于这一想法，陈立夫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但当时中国大陆正进行“文化大革命”，因此，陈立夫的这一信息没有引起任何反馈。
虽然如此，陈立夫希望国共两党进行和谈的心情依然十分迫切，他在没有得到中共回音的情况下，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殷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呼吁希望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怎样统一中国，以什么思想来统一中国呢？这是陈立夫经常思考的问题。1980年年底，他看了王思诚主编的《中国向何处去》一书的文稿，一时很多感慨，第二年新春伊始，便为此书写一篇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
中国近百年来思想之演变，由传统进入现代化之改革运动，始自洋务运动，中经戊戌变法、维新，而成于辛亥革命。每一运动虽各有其时代背景而成败不一，惟其中心思想皆以中国传统之仁政为原动力，以救国救民为目标。故前此数十年，虽以内忧外患，相继不绝，政局未能稳定，人民生活困苦，而立国精神，尚未尽丧……
余确认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有其必然性，犹表之与影，若呼之与响，无可置疑，惟视国人努力何如耳。
这里，陈立夫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精神对于维系祖国统一的强大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将这种思想发展最后归结到三民主义，这又是错误的。以三民主义思想不能统一中国、发展中国，这是早就为历史所证明了的。陈立夫看不到这一点，他在正确与错误的十字路口上下求索，希望找出一条统一祖国的正确道路。
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陈立夫的思想也在不断变化，逐渐放弃错误想法，接近正确的轨道。1988年7月14日，陈立夫在“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联合32名“中央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共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在此提案中，陈立夫等人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故仅为时间问题”，同时还强调，中国的统一“必须由中国人以自力达成之，非第三者所愿或所能助成者”。怎样实现祖国统一呢？陈立夫等人认为：“谋求统一，必行建立共信，有了共信，互信乃生。互信生，自会团结统一”，在这些方面，共信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华文化为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所以陈立夫等人明确提出以中国文化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思想基础。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进程，陈立夫等人认为，有了共信，才有互信，然后以台湾的科技潜力，与大陆的人力、物力资源，合为互助的基础，“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进委员会”，以开展两岸经济的合用，进而在合作的过程中消除双方的敌对行为，在此基础上，通过“政治整合之协商”，实现两岸经济、政治等的全面合作。为了建立互信，陈立夫等人主张“惟若统一有望，有限度的接触，为不可避免”。
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尽管在某些方面还有些不适宜的提法，但是主张祖国和平统一，提倡两岸对话协商，互信合作，并有一些具体的设想，这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的。同时，我们从提案中可以看出，陈立夫已经放弃了原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思想，首次肯定国共两党可以通过中华文化的认同，达到经济合作互惠，消除敌对情绪，建立互信，然后在此基础上实现统一大业，这是颇有见地的。因为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凡是中国历史上对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文化优良传统有所贡献者，无不执著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国共两党如都以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振兴中华为目的，实现祖国统一就有了共同基础。
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公布后，立即在海峡两岸和海外侨胞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提案表示赞赏，《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陈立夫等人的提案“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该文还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巨大的凝聚力，是海峡两岸建立共信和互信的一个重要基础。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几千年来维系着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使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灭，是所有中国人的根。”这就肯定了陈立夫等人关于统一祖国的思想基础的提法，认为该提案如能付诸实施，“必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产生积极影响”。
世界各地的华人和侨胞也对这一提案表示肯定，他们纷纷撰文表明自己的看法。
这些，使陈立夫深受鼓舞。此后，他在各种场合多次发表谈话，表明自己对祖国统一的迫切心情。1988年8月，陈立夫向台湾《中国时报》记者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8月20日，陈立夫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说：“现在海峡两岸若透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在世界上壮大起来，发挥无比的影响力。”在另一次接受台湾《联合导报》杂志社记者访问时，陈立夫表示：假如中国大陆的邓小平请他去谈一谈“如何以中国文化来统一中国”的话，他一定去，但又说，台湾的“三不政策”使他出不去。
陈立夫主持祭孔大典。陈立夫的提案及一系列谈话，对国民党长期坚持的“三不”政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国民党当局既对他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最后武断地否决了他们的提案。
这对陈立夫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一下子陷入迷茫之中。他不理解台湾当局为什么如此顽固，他在回忆录中深为惋惜地说：“我与赵耀东同志、连同中央评议委员32人，提案以中国文化建立两岸之共信，并以一百亿元与中共共同开始建设国父实业计划之一部分。藉以建立互信，进而达致两岸之和平统一，此案通过中央评议会议，此一构想有胜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号召，中共方面有赵紫阳之反应赞成，但吾政府方面，似怕中共之乏诚意，未有进行”，尽管“海内外各方面反应”极佳，“此案仍不免胎死腹中，殊为可惜”。
中国文化统一论的提出，以及陈立夫诸多有关统一的言论，奠定了他在海峡两岸关系上的特殊地位，台湾媒体尊之为“促进两岸交流与和平”的“基磐”，他还当选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1994年，陈立夫向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赠送一幅墨宝，书云：“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至诚”，表达了他渴求祖国统一的心情。
李登辉上台后，鼓吹“台独”，对要求统一的台湾爱国人士进行打压，不仅不尊重陈立夫等人有关统一的设想和建议，连陈立夫的“总统府资政”的头衔也给拿掉，对此，陈立夫既感到愤懑，又感到忧虑。1999年4月，《财讯》杂志采访陈立夫时提起此事。陈立夫说：“曾经有人帮我问过李总统，为什么不让陈立夫做资政了？他说，因为我常常在美国。其实我没有，我去美国不超过3个月，每次都请假，回来也会销假。”原因是什么呢？陈立夫说：“他有时候要搞台独。”对李登辉上台后的言行，陈立夫十分不满，他说，蒋经国逝世后，推李登辉代之，“及国大召开，一部分代表有不同意见，拟另推他人，乃有八大元老出面斡旋之举，不料事后老国代被迫退休，二届国代，另行产生，并主修宪，台独嚣张……”当记者问如何看两岸统一问题时，他信心十足地说：“现在是中国发展的最好时刻，美、苏两强都有困难，只要两岸把真话讲出来，统一蛮容易”，“我相信不要多少年，中国会世界第一”。
对于台独，陈立夫坚决反对，他接受大陆学者陈秀惠访问时说：“在自己漫长一生中，从小时候起就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要说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谁代表中国的正统之争。如果台湾有人宣布世界上有两个中国，我想事情一定会变得相当严重，不但我们的文化生命会立刻紧张起来，整个民族生命也会立刻紧张起来，一定会国无宁日。”他还说：“台湾的根在大陆，‘大台湾’再大也是弹丸之地，岛内被殖民统治的历史太长，尤其在日据时期祖国文化几被摧残殆尽，数十年来虽然吾辈上下辛勤耕耘稍有进步，然当今主事者甚至连对国族认同都发生问题，我还能指望这些人热心于文化认同？故以为中国文化之伟大复兴全赖大陆。”因此，他认为：“国民党必须挺身而出突破危局，与大陆当局商谈两岸一切问题，两岸和平统一了，国家强大了，中国文化的再发展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陈立夫十分关心大陆的发展，他说：“我是中国人，我关心台湾，也关心大陆”，对大陆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就，他予以充分肯定，说：“大陆从文革结束到现在20多年，人们可以继续说三道四，可谁也无法否认其国力的日益强盛。”
大陆对陈立夫也十分关心，充分肯定他为两岸统一所做的工作，邓小平曾托程思远找到陈立夫，邀请他回大陆看看，但最终没能成行。对此，陈立夫无奈地对媒体说：“是‘三不政策’让我出不去。”正是台湾当局的顽固态度，使陈立夫没能担当起统一使者的大任，也使他最终没能看看他可爱的故乡。
2000年6月16日，在台湾国民党第十五届中央评议委员第四次会议上，陈立夫与梁肃戎联署提交《国共第三次合作，共议和平统一案》，提出三点具体建议：第一，由连战率团访问大陆，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进行高峰会议，发表声明，共同反对台独，朝向统一的道路前进。第二，加强国共两党间的合作，组成国家统一委员会，在两岸互设办事处，进行政治、经贸、文化、体育等各项交流活动。第三，在最短期间内积极推动三通，增进两岸人民感情，减少敌意，为两岸和平统一奠定基础。
当然，陈立夫等的提案不可能为台湾当局采纳，但陈立夫并没有丧失对祖国统一的信心。但当他在夜空中眺望海峡对岸的大陆的时候，当他从各种渠道了解到大陆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的时候，当他从散发着幽香的史书古籍中找到微言大义的时候，他又生出了无限的希望，这就是：祖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人间晚晴
陈立夫和平统一祖国的提案虽然被台湾当局所否决，但他并不灰心，这位性格倔强的老人继续致力于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大业。他密切注视大陆的建设与发展，广泛加强与大陆各方面的联系。
曹操诗曰：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陈立夫对自己的家乡怀有缕缕深情，那冈峦起伏、竹木荫翳的山林美景，那帆樯出没、田畴交错的水乡画图，常常进入他的梦境，使他更加怀念大陆，思恋故土。陈立夫离开家乡几十年了，在美国也住了20年，但却乡情依旧，乡音无改，说话依旧是浓重的湖州口音。一些与陈立夫一起来台湾的湖州老友都已先后谢世，陈立夫在台湾很难听到熟悉的乡音，使他对自己的家乡有恍若隔世之感，他思乡的情绪愈到老来愈是强烈，对家乡，也更加关心。1990年5月，陈立夫夫妇的家乡湖州市铁佛寺举办《海峡两岸书画展》，陈立夫得此消息后，分外高兴。为了表示他们对家乡的热爱，夫妇俩挥毫泼墨，给湖州有关方面寄来了他们的绘画和书法，为时人所称颂。陈立夫写的是：
大勇生于大智，求智原为求仁。不惑不忧不惧，全凭无间精诚。
孙禄卿画的是一幅山水画，笔法洗练，画意深长，上有陈立夫的题词：
高山藏古寺，飞瀑发雷声。
这些诗画、书法，表达了他俩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1988年8月，由陈立夫担任主席的台湾中西医结合研究推行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提出：“大陆对中西医药的研究和发展异常重视，为了解情况，拟组团前往考察，以资借鉴。”1989年3月，台北中医师公会第一个组成考察团，行前陈立夫亲自拟定考察提纲，提纲中对大陆的中医药事业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医药之弘扬全并肩同行，风雨同心，一路携手。赖大陆”。这个58人的台湾中医考察团赴大陆，拉开了两岸文化交流实际运作的序幕。
同年秋天，由陈立夫任会长的台湾孔孟学会派出代表团，应邀参加北京举行的“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陈立夫还向大会提交了《儒家思想与台湾经济发展之关系》的论文。
1991年1月5日，中国第三届唯象中医研究会在深圳召开年会，研究挖掘和开发自然疗法等问题。陈立夫原决定参加会议，后因种种原因不能亲自与会，但他给大会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云：
中医学源于易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人生于天地之间，象与形在变，人亦受其影响而变，变而失去中和则病，使之回复中和曰医。故中医之病名，都与天象气象有关，如风湿、温症、伤寒等，西医则不然。诸公如能在唯象方面整理使之成一完整之体系，与西医之唯形方面之体系，相互辉映，合之则医学之全全大用明矣。
贺电表达了陈立夫希望祖国中医药事业不断发展的心情及对祖国大陆的向往之心。
1991年4月16日，中华中医学会主办的张仲景学术国际研讨会在河南南阳开幕，陈立夫向大会寄去了自己多年研究而撰写的论文，并在来信中称“大陆中西医携手并进，若干年后，世界新医学必然产生，集传统与现代之所长，共为人类造福，功德无量”。
陈立夫还向湖北洪湖市“天下名人收藏馆”寄来了自己的手稿，向南京中医学院赠字等，并与大陆许多文人、学者和诗酬词、鸿雁频繁。所有这些，都增进了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推动了两岸的文化交流。
1991年，大陆举行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大型活动。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陈立夫也感慨万端，他向大陆寄来了亲手书写的条幅，条幅上恭录了孙中山一段话：“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适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以行之者，未有不成者也。”在陈立夫看来，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人群之需要，合乎世界之潮流而取得的。当前，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也是适乎中国人民之需要，合乎世界之潮流的，这个趋势，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
为了祖国的统一，陈立夫利用一切机会，加强与大陆的联系，他不仅与大陆的名人来往，也与普通人相交，不仅与年岁相当的当年故旧书信频繁，也与十几岁的少年结成了忘年之交。他与福州英华英语学校14岁的陈立同学的交往，在海峡两岸传为佳话。1988年9月，大陆中学生陈立从《人民日报》上知道陈立夫的名字，因为“陈立夫”比“陈立”多了一字，所以印象十分深刻。1991年春节前夕，台湾学者陈大络到大陆看望陈立的父亲，陈立突发奇想，拿出自己的书画，请陈大络带到台湾，送给陈立夫爷爷。她挑出一副猫头鹰图，题了“独具慧眼”四个字，还画了一副“水仙花”，请陈立夫爷爷题字。
陈立夫收到书画后，十分高兴，直即在“水仙花”上题款：“水有仙，火有神，人非水火不生活，神仙扶持可放心！”并给陈立同学复信：“你的名字比我少了一个字，而年龄相差七十九岁。”“你仅十三岁已能画出这样美丽的画，真是可爱。”还特意告诉陈立：“你送来的‘独具慧眼’，装裱后就挂在我的书屋内。”从此，陈立夫殷殷关心在大陆的小陈立，通信不断，到现在，陈立夫已给陈立同学写了25封信，寄了28件字画。陈立同学的每一点进步，都使陈立夫感到高兴。在他知道陈立在福州市第九届中学素描写生大赛和全国华夏作文首届大赛获奖的喜讯后，立刻致信恭喜，希望“再接再厉，多多获得殊荣”。有一次，陈立用《海峡情》征文中获得的奖金，买了一个精致的小相框，托人捎给陈立夫。陈立夫十分兴奋，他致函说：“你花了稿费去买这样一件可爱的小礼品送我，意义深远。”他特地委托侄儿赴大陆时给陈立送去一盒精美的意大利巧克力糖，作为嘉奖，还把平生仅画过的两幅画的复印本送给陈立，一幅是鸡冠花，一幅是牵牛花。对这个大陆的中学生，陈立夫寄予了很多希望，他像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教育陈立同学，把忠心献给国家，把孝心呈给父母，把爱心献给家人和大家。
一次，陈立夫收到陈立的来信，信中，陈立同学告诉他，心中有个小小愿望，盼望有一天能在陈立夫爷爷的书房中作画。陈立夫的心被深深撼动了，想到盈盈一水，将两岸隔开，自己不能回到故乡看一眼养育自己的山水，也不能与在大陆的新老朋友见面，这是多么的不幸。想到这里，他于里暗暗下定决心，将自己的余生献给祖国的统一事业，让小陈立的愿望、让海峡两岸人民的愿望能尽快实现。
1993年陈立夫94岁生日到来时，湖北青年书画家、收藏家王建一个封建婚姻制下的指腹为婚，竟也能如此地天长地久并爱意浓浓，可见他们是惺惺相惜了。图为：陈立夫夫妇与朱明。新画了一幅国画《祝寿图》，向他祝寿。陈立夫立即亲笔回信，表示：“大作《祝寿图》敬收致谢”，并书写对联一副，赠王建新收藏，其内容是民国时期总统徐世昌的联语：
古今往事千帆去风月秋怀一笛知
不久，王建新创作了《红梅清香满乾坤》，请陈立夫指正。陈立夫即在其作品上亲笔题写“香溢乾坤以迎春”，寓意十分深刻。
此后，王建新先后创作了《兰石图》、墨竹《风雨知高节》等作品，寄往台湾，请陈立夫指教。陈立夫对这位大陆青年在书面创作方面的不断进步感到十分欣喜，为了奖掖后学，他亲笔题写了“学无止境”，“修己爱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条幅及“隔岸秋江横白露，一船明月漾清风”，“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道无私故常在，德不孤必有邻”，“无欲理自直，有志事竟成”等对联多副，对王建新予以鼓励。
1996年2月，当陈立夫得知王建新即将举办个人画展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以97岁高龄亲笔写下了“王建新百梅画展”的展标，表现了他对青年人的爱护与期望之情。
陈立夫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他广交朋友，多方联络。不仅与大陆方面的新朋旧友鸿雁不断，而且想尽一切办法与大陆来台人士广泛接触，增进友谊和了解，做了很多工作。
1990年8月，中国著名的中医学教授、肾病专家、天津医学院副院长张大宁先生访问台湾。陈立夫知道后，立即向张大宁发出邀请，盼到他家作客。8月27日，张大宁先生驱车来到坐落在台北著名风景区阳明山的陈立夫先生寓所，成为第一位受到陈立夫接见的大陆访台客人。陈立夫对张大宁执以大礼，给予热情接待，他对张大宁在中医方面的博深造诣十分敬重，二人谈得十分投机，乐也陶陶。以前，由于蒋介石不信服中医，以致台湾的中医一直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自陈立夫从美国返台后，经多方奔走，惨淡经营，终于办起了台湾惟一的一所相当规模的“中国医药学院”。现在张大宁访问台湾，机会难得，陈立夫便请张先生到该院讲课，他告诉秘书：“让研究生全部去听课。”表现了他求知若渴的精神。
1990年底，大陆已故文学家郁达夫的前妻王映霞女士应台湾传记文学社邀请，由其女钟嘉利陪同，访问台湾。陈立夫知道消息后，即托人告诉王映霞，说他要亲自到王的住所看望，王映霞连说担当不起，表示自己前往陈立夫的寓所拜访。
1991年2月20日下午3时，王映霞由其女钟嘉利陪同，驱车来到陈府，穿过走廊，进入客厅，陈立夫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与王映霞谈起五十年前的旧事，十分兴奋。他说，他过去曾见过毛泽东，并和周恩来谈判商定了国共共同抗日的条件及宣言，但是没见过邓小平先生，言谈中表现出遗憾的心情。这天，陈立夫格外高兴，他与王映霞谈了很多，当他知道钟嘉利是学数学的时候，感慨地说：“我少时非常喜欢数学，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都是考满分的。”他又沉浸于昔日工程师的旧梦中。
临别时，陈立夫将他自己所著《我的创造、倡健与服务——九十忆往》、《中国文化与世界前途》、《真理不灭，孔孟之道永存》三本书送给王映霞女士，并在扉页上分别题有“映霞姐指正”、“映霞姐惠存”等字，王映霞也将所著《自传》回送陈立夫。
送走王映霞女士后，陈立夫的心情仍不能平静，他即兴写了两幅立轴，派人送给王映霞与其女钟嘉利，给王映霞题的是：
春花开得早，夏蝉枝头闹，黄叶飘飘秋来了，白雪纷纷冬又到。
叹人生容易老，总不如盖一座安乐窝，上挂着渔读耕樵。
闲来湖上钓，闷时把琴搞，喝一杯茶乐陶陶，我只把愁山推倒了。
为钟嘉利题的是：“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斯三者不易诘究，诘究之者惟科学能之，而其基础乃在数学。”
不久，陈立夫收到了钟嘉利从大陆寄来的刊有他照片的《团结报》、《上海文史》等报刊，这使陈立夫更是兴奋，他在给钟嘉利的回信中十分自豪地说：“承将访台相片刊登，谢谢，大家对此感兴趣，因为我曾想尽办法促进和平统一之故。”
1992年9月5日，为了打开海峡两岸新闻双向交流的大门，首批大陆记者访问台湾，陈立夫对此十分重视，认为是改善两岸关系的一个重大突破，因此，他十分高兴地接受大陆记者的采访。
9月9日下午3时，大陆记者乘车来到台北郊外风光旖旎的阳明山下，一幢白色2层小楼便出现在眼前，这就是陈立夫的寓所。记者们下车后进入客厅，客厅不很大，但充溢着儒雅之气：孔老夫子的画像，三凤开屏的壁雕，几尊古董器皿，一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对联，置于高几之上的兰花发出淡淡的幽香。
3时30分钟，陈立夫很准时地步入客厅，他这天穿一身灰黑色西装，配着碎花领带，白皙而清瘦的面庞上浮现出真诚的笑容。他像见到自己亲人一样，与大陆记者兴致勃勃地谈了起来，他说：
我和毛泽东先生、周恩来先生的交往至今记忆犹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我们共同目标是北伐，要打倒军阀。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抗日，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国共两党当时目的一致，平等合作。现在，我认为我们的目标是要用中国文化迎接21世纪。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目标更为伟大。我们应该抓住机会，争取在文化、经济方面为世界作出贡献。
陈立夫认为两岸负责人应该有远见，他说：“苏联强国已经解体，美国经济也日渐走下坡，正是中国站起来的契机。等中国站起来，不仅可以在文化上帮助全世界，也可在经济上帮助全世界。”他主张国共两党“先坐下来谈”，海峡两岸“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在文化、经济方面互相帮助”。陈立夫认为国共两党应该实行第三次合作，使祖国尽快统一起来，他说：
世界上没有一个强国希望中国统一，因此我们自己要胸襟大，不要在小问题上弄得情绪不好。
记者们问他是否要回大陆，陈立夫说：
很可惜我和邓小平先生没有见过面。若为了国家统一，只要两岸人民需要我时，我就会去大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盛，人民安乐。
陈立夫还向记者滔滔不绝地谈起了孔孟之道，他的秘书宋润身担心他说话太多而伤神，特意写了张纸条，提醒他注意时间，陈立夫却连连摆手，继续说下去。他说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谈及养生之道，他概括为八个字：养生在动，养心在静。
在宋秘书和海基会工作人员的催促下，陈立夫打住话语，他主动走到院内，在青翠繁茂的榕树前，与大陆记者留下了挽肩拉手的合影。
1993年10月，大陆中南财经大学博士导师杨时展教授、郭道扬教授等一行9人，应邀赴台湾参加海峡两岸会计学术讨论会。赴台前，杨时展在答复邀请方询问时表示，希望在台湾见到他的老师陈立夫先生。1932年，杨时展求学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会计专业，陈立夫当时在校主讲《唯生论》，其深入浅出的讲解与渊博的学识给杨时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立夫听说他的学生杨时展等一行大陆学者到了台湾，十分高兴地说：“很希望多见到一些大陆来的学者，我明天就见他。”
10月16日上午，在台湾管理学会负责人李宏健教授陪同下，杨时展等人在孔孟学会拜访了陈立夫。师生见面，十分亲热。杨教授从陈立夫先生的长寿揭开话题，接着便向陈立夫介绍了十多年来大陆改革开放的形势，希望他能回大陆的家乡看看。陈立夫马上说：“如果回去对祖国统一工作有帮助，我一定会回去。前不久，我到香港，有记者问我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时候回大陆。一是对和平统一中国的看法。我的回答是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现在正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极好机会，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统一起来能干更大的事，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杨教授提到目前“台独”势力猖獗时，一直轻言细语的陈立夫立刻变得异常愤慨，以极端鄙视的口吻斥责“台独”分子“数典忘祖”，干的是出卖祖宗的无耻勾当。
随后，杨时展再一次希望自己的老师回家乡看看，并说：“大陆和浙江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英士先生，在杭州湖滨，至今还保留着英士路。只是英士先生的铜像不在了。”陈立夫立刻说：“不，铜像还在，不在湖滨，陈列在博物馆里了。”他还说：“‘文化大革命’时，农民把我们的祖坟挖了，但现在又重新修复，而且修复得比原先更好了。家乡人不断请我回去看看，并告诉我湖州办起了英士中学，还有人提出恢复英士大学呢。”
师生之间60年的离情别绪，说不完道不尽。末了，大陆学者希望陈立夫签字留念，陈立夫十分高兴地说：“好，我一定写几个字分送各位，改天，我请各位吃饭。”
10月21日中午，杨时展一行在李宏健先生陪同下在来来饭店同陈立夫共进午餐。席间，陈立夫如约送了杨时展等每人一幅条幅，并照了像。送给杨时展的条幅上书写的是“修己爱群”四字。
陈立夫致力于祖国的统一、中华的振兴，利用一切机会为之鼓与呼，为之东奔西走，忙忙碌碌，就像当年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奔走一样。人们发现陈立夫变了很多，变得通情达理、豁达大度了，变得热情洋溢、与人为善了，他为祖国统一所做的工作为两岸人民所赞许。古人云：人间重晚晴。晚年的陈立夫真正面对了历史，面对了人民。
晚年陈立夫渴望祖国统一，思念自己的家乡，每次大陆亲友的来访，都勾起他浓厚的乡情，但由于人为的原因，使得故乡犹如关山重重阻隔、相见亦难。陈立夫很少写诗，他在夫人孙禄卿的一幅画中曾有一首题款，云：“小村人好静，瀑声恰如雷。久听不复闻，是谓心不在。”诗中，裹夹着他日暮乡关的愁绪和梦入故里的乡情。每年清明，陈立夫总要去为父亲和兄长祭扫坟茔，当他默默肃立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墓地时，看白云环绕，听松柏细语，就会想到自己家乡湖州城北门外的弁山，也是如此景色秀丽，满目苍翠，他心中暗暗祈祷：“但愿两岸的沟壑早日填平，或许还能携父兄的尸骨还乡。”1992年9月29日，他夫人孙禄卿逝世，老人十分悲伤，他表示：“内子葬观音山是暂时的，一旦水路交通恢复，即拟运回湖州与祖坟安葬在一起。”此时此刻，乡情、亲情，在他心中化作一种强烈的呼唤：祖国啊，盼望你早日统一。
1993年夏天，陈立夫的长子陈泽安应邀来大陆讲学，他非常希望父亲与他同行，陈立夫再一次拒绝了。但他对儿子去大陆十分关心，临行前反复叮嘱，要回老家看看，多拍些照片回来。儿子走后，陈立夫心事重重，寡言少语，时常在避静处一人沉思，他的心已随儿子去了大陆，去了他梦魂牵绕的故乡。为什么他不回大陆看看呢，后来，他对记者谈了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的近亲没有一个在大陆了，二是不愿添麻烦。他告诉记者，他的朋友如赵耀东、李国鼎，在台湾都是有政治地位的人，只是因为去大陆开了个国际经济会议，回台湾后，李登辉就不理他们了。是啊，太重的历史负担，太多的政治压力，让陈立夫“雪拥蓝关马不前”了。
回归大地
陈立夫虽然年事逐年增高，但身体硬朗，犹如年轻人一样。他长寿的重要原因是心态好，心理承受能力强，宠辱不惊，随遇而安。过去，他在国民党中如日中天，红得发紫，后来客居美国，成为养鸡的老农，如此的落差，他泰然处之，虽有不平，虽有忧虑，但很快能消除，积极人世，乐观依旧。他强调，遇到困难，要有信心去克服。遇到挫折和委屈，尽量保持不生气。以平常心去待人、处事、接物。
其次，陈立夫平时很注意养生之道，生活极其规律。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生活经验，总结出一套养生法，云：
养生在动，养心在静。
饮食有节，起居有时。
物熟始食，水沸始饮。
多食果菜，少食肉类。
头部宜冷，足部亦热。
知足常乐，无求常安。
陈立夫晚上9时30分入睡，早晨5时30分起床，保证8个小时睡眠。起床后运动约35分钟，沐浴，大约在6时30分早餐。早餐后，在空气新鲜、花木葱郁的庭院中散步约500步，然后开始看书、写文章，或做其他工作。中餐12时开始，饭后在客厅、阳台来回踱步，然后午休约一个小时，起来后再开始工作。晚餐约在6时30分开始，边吃边看电视新闻，饭后散步又约500步。如没特殊情况，常年如此，形成规律。
陈立夫饮食清淡，喜欢吃青菜豆腐，油腻肉类很少，胆固醇高的食物也很少，他在回忆录中说：“我有时买一个猪心吃，通常一个月吃一次，再加以隔一二个月吃个猪脑，自应无问题。”他认为，胆固醇太高的食物，实不宜多吃，要能做到恰到好处，即能供其所需分量，便没有什么危害了。
正因为如此，陈立夫便能跨越3个世纪，横垣两个千年，活到百岁以上。
陈立夫回台湾后，虽没有担任政治职务，但蒋介石对他的社会活动、学术活动予以大力支持，使得陈立夫在文化研究方面如鱼得水，心情十分愉快。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使他开始有人生苦短之叹，但更多的还是乐观面对未来。当时，蒋经国拉着他的手，在蒋介石灵柩旁跪而泣曰：“我已失去父亲矣，你是我惟一的哥哥，以后务请你多扶助！”陈立夫慰言以告：“这是我应该的，请节哀保重，以当大事。”
蒋经国十分尊重陈立夫，平时对陈总是执晚辈之礼，时时登门拜访，有人馈赠食品，必分敬于陈，凡政府有重要人事决定以及重要政策之推行，必然先征求陈立夫的意见。对陈立夫的各种活动，也是全力支持。小蒋的年代里，陈立夫也是在惬意中度过。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过早去世，陈立夫扼腕叹息之际，开始对时局忧虑。果然，李登辉上台后，实行分裂国家的政策，而且在往事不曾回首，流年暗中偷换。政治上打压陈立夫等爱国人士，陈立夫的活动空间被大大缩小。一向乐观的陈立夫在晚年却开始蒙上忧虑的阴影。
1992年9月29日，陈立夫的夫人孙禄卿去世，对陈立夫是个重大打击。孙禄卿与陈立夫相伴大半个世纪，相濡以沫，共同遮挡人生的风雨，“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陈立夫怀念夫人，徒自生出许多伤悲。
但陈立夫毕竟是陈立夫，政治压力，丧失亲友的悲痛，都不能压垮这位刚强的老人，他依旧豁达大度，依然精神饱满，依然乐观微笑着干他自己的工作，进行自己的生活。
1999年9月6日，是陈立夫的百岁寿辰，台湾各界在台北园山大饭店为陈立夫举办寿庆，连战、宋楚瑜等党政要人都前往祝贺，陈立夫西装革履，端坐轮椅上与宾客见面，他满面笑容，拱手向来宾表示谢意，他的答礼是刚刚出版的著作《我怎么会活到100岁》。整个庆祝期间，岛内举行了各种活动，如台湾书画名家的《百家书画联展》、《陈立夫百年华诞墨宝展》、台湾政治大学校友会庆祝陈立夫百岁寿宴、“立夫综合医疗大楼”落成剪彩，“立夫先生会客室网页”的开通等，可谓盛极一时，也反映出民众对他的尊敬与热爱。
陈立夫身体状况一直不错，但毕竟年事已高，稍微有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他的健康。2000年秋风萧瑟的10月，陈立夫偶感风寒，引起肺炎，住进医院后又并发心肌梗塞，院方于11月为其做了心导管手术，病情稍有好转，陈立夫以为无碍大事，一定会像过去多少次与死神打交道一样，逢凶化吉，化险为夷。但过了不几天，又因肺部积水而使病情急转直下，医院已向家属发出病危通知。为了抢救病人，院方于12月再次为陈立夫进行右心心导管手术，但这次手术后发出伤口有霉菌感染，而且逐步扩散。医院再次发出病危通知，家人也签立了放弃急救书面同意书，坐以待毙了。
陈立夫以百岁高龄进行两次心导管手术已属奇迹，现在伤口又遭霉菌感染，生命面临巨大威胁，但他生存的意志十分顽强，他仍面带微笑，安慰家人和亲友，说他没问题，还会重新看书、写文章、参加社会活动。
病魔带着陈立夫的生命一步步加速走向死亡，但他的生命之火却如此倔强地向上燃烧，终于，又坚持了两个多月，度过了最后一个春节，最后一次体验了世上融融亲情，享受了人间无尽的欢乐。
2001年2月8日即蛇年元宵节后的第二天下午8时50分，陈立夫因年事过高，多器官衰绝，在台中逝世，走完了他漫长而传奇的一生，享年102岁，积闰105岁。
2月15日，在台北市立第一殡仪馆景行厅举行陈立夫先生的公祭仪式。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主祭，“总统”陈水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前“行政院长”李焕、郝柏村、肖万长，“立法院长”王金平，“考试院长”许水德，“监察院长”钱复，“行政院长”张俊雄，新党大老王建煊，以及中央日报董事长兼社长等参加致祭哀悼，场面气氛肃穆，备极哀荣。公祭后，陈立夫被安葬于台北郊外观音山陈家墓地，这里安葬着他的父亲陈其业、长兄陈果夫、夫人孙禄卿等亲人。陈立夫回归自然，与亲人长眠地下，倾听树啸鸟语，迎送云来雾往，似乎满足了他的愿望。但陈立夫更喜爱他的家乡，他生前就希望祖国统一后，将亲人的尸骨运往家乡安葬，而他自己也想永远依偎在秀丽的莫干山边，浩瀚的太湖水旁，而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只能静静地躺在观音山，任浅浅的一湾海峡将他隔在天之一隅，水之一方。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陈立夫的一生复杂、坎坷，充满传奇色彩。早年，他满怀科学救国的理想，刻苦攻读、留学美国，回国后却跟随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做了很多坏事，但在抗战期间力主抗战，并主持教育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特别是晚年，热爱祖国，阐扬中国文化，拥护祖国统一，将自己的有生之年致力于统一大业，为海峡两岸人民所尊敬。
陈立夫生前对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十分推崇，认为周恩来的人格人品值得尊敬。同样，周恩来也赞许陈立夫说：“陈立夫是一位值得被尊敬的敌人。”是的，中国共产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只要是对国家、对人民做过有益贡献，推动过历史前进的人，我们都会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