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
国内名人传记丛书（套装共6册）
池昕鸿 |
|
本书由青苹果授权掌阅科技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第一章 追溯童年，他乡求学
江浙诉渊源
离人间天堂杭州以北不过一百公里的地方，有个山清水秀，风光宜人的地方，这就是浙江省吴兴县。
吴兴地处浙北，历史悠久。远古时，这里相传为防风氏之国，战国时期，楚春申君在此建菰城，起楼连延五公里，俨然已成为一个大型聚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越人迁徙于此，建乌程县。三国宝鼎元年（公元266年），“吴归命侯置吴兴郡”，从此，这里便升格为州级城市。“南北朝时，梁绍泰初改吴兴郡为震州，盖取震泽为名，陈初罢震州，复为吴兴郡”。到了隋朝，“废吴兴郡，仁寿二年，于此置湖州”。一直迄于清末。民国后废府，复为吴兴县。
吴兴地理环境十分优越，境内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水上帆樯出没，两岸田畴交错。城北有弁山，“高出云霄，非天高日晶，不见其顶”。城南有莫干山与天目山，瑰丽挺拔，幽雅多姿，城北则是浩瀚无际、一碧万顷的太湖，其“吐吸江海，包络丹阳”的气势，令人心旷神怡。吴兴的山水真可谓是妩媚旖旎，相映交辉。
除山水秀美之外，这里的物产也很丰富，其中尤以丝和湖笔为最佳，自古以来，这里有“丝绸之府”的美誉，而湖笔则驰名天下，成为文房四宝之一。
当然，吴兴的出名不仅仅在于地灵，关键还在人杰。近现代史上的浙江，是中国十分有名的地区之一，当年江浙的爱国志士都把这里称为“中国文明之制造厂”或“文明中心点”，但同时也谴责这里是“中国不适于天演之弊害之制造厂”。在这块土地上，产生了许多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等各式各样的有名人物。吴兴虽是浙江的一个小县，历代也是人才辈出，在近现代史上，它产生了国民党一批重要的党政官员，如张静江、朱家骅、戴季陶、钱新之等，而国民党内极有权势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也出生在这里。
中央政治学校是陈果夫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培养爪牙的场所。1892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七日）下午4时，陈果夫出生在湖州府学前街“谷诒堂”（后称“五昌里”），在这“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的深秋季节，陈家喜得贵子，一片热闹，忙得不可开交。全家上下，都希望这孩子将来能成为家族的荣耀。孩子的哭声不紧不慢，从容不迫，似乎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信心。满月那天，父亲给孩子取名祖焘，字果夫。
两年后，陈家又添一丁，但正当全家高兴之极时，这个男孩却很快夭折，使陈家上下一下子跌入悲痛的谷底。后四年中，陈家虽又增两口，却都是女孩子，这就是陈果夫的大妹和二妹，大妹名祖孝，字顺夫。二妹名祖恭，字敬夫。这种情况，使得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陈氏家族，一方面更加疼爱陈果夫，另一方面则希望家中再降男丁。
果然，又过了两年，距陈果夫出生八年后，即1900年8月21日，陈家又添一个男孩，这给陈家带来了无比欢欣。喜庆之余，给孩子取名祖燕，字立夫。陈家人希望立夫与果夫一样发达，能给他们家族带来名望，带来辉煌。这个希望没有落空，陈氏二兄弟后来成为国民党内极有权势的显赫人物。
关于二陈兄弟的权势，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这样描写道：“如今，一个腐败的政治派别控制着国民党。它既有坦慕尼大厅（纽约民主党部所在地）的一些最恶劣的特点，又有西班牙宗教法庭的一些最恶劣的特点。沉默寡言，神秘莫测的兄弟俩陈立夫和陈果夫……实际上通过恩赐，秘密警察，间谍活动和行政权力控制着全国的思想。”陈氏二兄弟控制了整个国民党，一时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这种权倾华夏的势力，又是与他们父辈的业绩密切相关、紧紧连在一起的。
吴兴陈氏，出自妫姓，相传远祖为虞舜，其得姓始祖为舜的第56代孙胡公满，胡公满被封于河南宛丘，因为这块土地曾经为黄帝家族中的陈丰氏部落定居过，号为“陈洲之山”，于是胡公满便在这里建立起陈国，并且以国为姓，确立了自己的姓氏。
陈姓家族的发展史既艰辛又极具悲壮色彩，到后来家族越来越大，支系越来越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活动范围一直在河南。据陈立夫自己说，他“原先的祖籍是河南郑州，后来向东南迁至安徽，到了17世纪，明朝中叶年间，祖先的一支就到了吴兴定居下来”。开始，陈家祖先——胡公满第78代孙陈缜（字帮德）率族人在湖州府归安县东林山一带居住，此地距湖州府城东南45公里。传到陈缜的第17代孙陈应恪（字敬山）时，才迁至湖州府学前街谷诒堂。世代经营丝业而起家，到了第23世陈丰时，家业才逐渐兴盛起来，慢慢成为当地的望族，“以孝义受钦于乡里”。受到当地乡民的尊重。第24世陈绚，因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地方政府曾题“圣门狷者之流”的匾额赠给他。到了第25世陈延佑时，正逢太平天国革命兴起，作为当地富豪的陈家理所当然地受到农民革命军的冲击而家道中落了。后来，太平天国革命失败，陈延佑为重振家业，苦心经营，使家道又复兴如初。
陈延佑生有三个儿子，长子陈其业，字勤上。次子陈其美，字英士。季子陈其采，字蔼士。
陈其业三兄弟的青年时期，正是民族灾难深重，社会动荡不安，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和发展的年代，“满腔都是血泪，无处不著悲歌”，三兄弟必须面对现实。
老大陈其业，生于1870年，早年熟读诗书，有意进仕，食廪后，目睹清朝统治者的黑暗，对政治也淡漠起来，他曾赴日本考察工业，希望能对国家有所裨益，但回国后却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心灰意冷，便回到故里经营丝业。陈其业对地方公益也颇热心，“诸如蚕丝之改良，以维国权。典库之低率，以通民财。河流之疏浚，以广灌溉。他如襄助政府，绥靖闾里，有功桑梓者，不可悉数”。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其业到达重庆，被推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大代表，全国商联常务理事、全国工联会理事等。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随蒋介石到台湾，晚年，思念家乡之心与日俱增，1961年病逝于台湾，终年91岁。
老三陈其采，生于1879年，早年赴日本学习陆军，1902年回国后，创办湖南武备学堂，任总教习，其时，秘密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后任清军南京第九镇参谋，不久，荣升中枢军谘府第三厅长，掌理全国新军及调度事宜，并一度兼任保定军校监督及主办秋操。后来因参加同盟会为清廷发觉，处境危险，便南下到上海，继续从事反清活动。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总统府参谋本部次长，后经营实业转入金融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任江苏、浙江财政厅长，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1931年任国民政府主计长，后又任中央银行常务理事，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代理董事长等职。于1954年8月在台北逝世。
三兄弟中的佼佼者是老二陈其美，生于1877年，按其父的意愿，是要他哥哥和弟弟读书，他则学习商业，以维持家计。因此，他早年只在乡间读过几年书，到了15岁那年，便离开父母，到吴兴县石门镇的一家当铺，随杭州人吴小舫学习典当业。学徒之余，他常看些书报，渐渐知道了一些国家大事。那时，正值甲午战败，清廷对日本割地赔款，他非常气愤，曾写信给他弟弟陈其采，劝其学习西学，以求实用，他自己也于1903年到上海学习商业，并在一家商店里当上了会计。上海当时是新学运动的中心，也是救国运动的中心，陈其美到上海后，结识了革命党人秋瑾、徐锡麟、谭人凤、张静江等，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活动。这时，他才感到自己所从事的商业于国于民没有什么用处，他曾慨叹道：“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于是，他放弃了商业救国的理想，于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先入警监学校，后改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也就在这时，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当上国民党高官的陈果夫，可会想起他年少时，那高远的志向。这一年，蒋介石也来到日本，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相识了。由于都是浙江人，再加上意气相投，一个是自诩“以冒险为天职”的革命家，一个是渴望投身行伍以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青年，二人彻夜长谈，相见恨晚，很快便义结金兰。不久，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加入了青帮和同盟会，成为蒋介石一辈子感激的恩人。
1908年春，陈其美由日本返国，在上海广泛联络革命党人和爱国人士，策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他亲自到浙东各地联络会党，组织各种秘密团体，为发动起义作了很多工作。他还与北方拳击大师霍元甲一起组织精武学校，准备培养一批体力健壮，富于军事知识的革命干部，这一计划后因霍元甲被毒死而无法实现。后来，他与谭人凤、宋教仁一起组织了中部同盟会总部，作为长江党务的中枢，他深入浙江各县，密结团体，广联志士，作了很多准备工作，促进了长江各省革命的迅速发展。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其美在上海发难响应，调集工人、防营和会党发动起义攻克江南制造总局，占领上海，直接推动了浙江、江苏两省的独立，给武汉的革命以有力的支持。正如孙中山所说：“武昌既稍能持久，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时响应之最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惟上海”。二次革命时，陈其美起兵讨袁，自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因孤军作战而失败。讨袁失败后，陈其美赴日本，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并成为该党内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干部，两个月后，陈其美回国，继续从事反袁斗争，连续发动三次起义，均告失败。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袁党刺杀于上海萨坡赛路14号，结束了其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蒋介石得知消息后，不顾危险，将陈的遗体运到自己所住室中，“中夜不寐，痛哭失声”，并帮助料理后事，十分悲痛。5月20日，蒋介石在祭陈其美的祭文中，以极悲伤的语调说：“自今以往，也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可见他们情之深，意之浓。
客观地说，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陈其业兄弟三人多少都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三人的人生道路并不完全相同，陈其业走的是实业救国道路，后来依附蒋政权。陈其采先是革命救国，再蜕化为蒋政权的高级经济官员。只有陈其美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上走到了尽头，他是陈氏家族中一颗耀眼的星星，不仅在同辈人中闪烁出耀人的光芒，而且还以其光亮昭示下一辈人走向显赫的道路，陈其业的两个儿子陈果夫和陈立夫便是通过这条道路迈向国民党最高权位的。
山河破碎下的童年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童年时期，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统治下，国家、社会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个人、家庭是饥寒交迫，身世浮沉。陈氏家族虽已破败，但在湖州小镇还算得上是殷实人家，在长辈的强力支撑下，幼小的二陈兄弟还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他们和所有的孩子一样，都无忧无虑，对未来怀着美好的憧憬，并无任何特别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的显兆，生活充满天真浪漫的情趣。
幼年的陈果夫与陈立夫相貌清秀，但身体都很瘦弱，陈果夫显忠厚老成，陈立夫则机灵敏捷。由于陈果夫年长陈立夫8岁，总像大人一样护着弟弟。因此，兄弟俩小时就相处很好，从不争嘴吵闹，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后来陈立夫总结说：“这是受了父亲叔叔们的影响，这种优良的家风一直延续下来，现在我们的孩子们也是一样，年幼的总会接纳兄长的建议，的确是兄友弟恭，而‘睇’道长存于我们兄弟姊妹手足之间，也是很有意义的。”
二陈兄弟身体虽然瘦弱，但在家里被管得很严，不让他们运动。原因是他们的祖母喜爱清静，不准小孩蹦跳追逐，嬉笑叫嚷，谁要是打扰了她，老人家一定会大声训斥，决不容情。二陈的母亲虽然希望孩子们天真活泼，加强运动，以利身心健康，但为了不使祖母生气，只好严厉管教二陈，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尽管如此，兄弟俩还是偷着乐，到户外去玩，这一点，母亲不但不管，还支持他们。幼年的陈果夫喜欢玩蟋蟀，约上三五个小朋友到野外去抓蟋蟀，田头地角，断垣残壁，是他们驰骋的战场。为了抓上一只蟋蟀，他们钻丛林、爬墙角，什么也不顾，弄得头上、脸上、衣服上到处是灰泥。有时，与隔壁沈老虎的儿子在自家园中捉蟋蟀，他们翻乱石、抓乱砖，在荒草丛中滚爬，终于抓到几只蟋蟀，可手弄脏了，汗湿的头发贴在挂灰的脸上，衣服也割破了，一副狼狈相。母亲是十分爱干净、讲整洁的人，见到果夫这模样，从不责备，总是边笑边给他洗干净，换上干净的衣服。
有一次，陈果夫抓到一只相当威猛的蟋蟀，经过几次征战，所向无敌，将小伙伴们的蟋蟀一一打败，陈果夫因此自豪了好几天。但好景不长，一天下午，小朋友们相约又来看蟋蟀，陈果夫小心翼翼地捧出盆子，揭开盖子，一下子，竟傻眼了，盆子里空空如也，威猛的蟋蟀不见了。陈果夫慌忙问他母亲：“怎么盆子里的蟋蟀没有了？”母亲说：“只有你大叔来看过。”陈果夫十分伤心，喃喃地说：“我的好蟋蟀不见了！”母亲说：“什么好的坏的，蟋蟀都是给人看的，玩的，有什么希奇？”陈果夫越想越难过，眼泪也流了出来，甚至哭泣不休。母亲见他这样子，发起火来：“为了一只小虫，哭得如此做什么？你再哭，惹得我火起来，通通放掉它，一只也不剩，好落得个干净。”陈果夫知道，母亲发起火来，是不可挡的，只好不吭声了，但内心仍然难过，忘不了那只威猛的蟋蟀。以至几十年后，陈果夫还回忆说：“我始终纪念着这只蟋蟀，一直到如今，脑海里还有这回事。”
斗车前草，也是二陈兄弟爱玩的游戏，即两人各用一根车前草叉着用力拉，谁断了谁就输。一天，陈果夫与邻居家小孩茂生斗车前草，由于陈果夫采的车前草多，且较老粗，所以一连胜了好几次，而茂生则采的少，且嫩细，总是输。后来，茂生急了，一把将陈果夫的车前草夺了就跑，果夫哪肯轻饶，在后面急追，一不小心，在阶沿石边绊了一下，鼻梁正磕在门槛上，鲜血流了满面，哇哇哭叫起来，母亲急奔出来，抓了一把香灰，捂在鼻梁上，终于止住了血。茂生的父亲前来赔礼，并罚茂生跪地。陈果夫的母亲则说：“小孩相貌好的，要破了相才可以养得大。”一场纠纷也很快平息。
陈氏家族的女人们基本上都信仰佛教，特别是二陈的继祖母杨太夫人更是虔诚信佛，每次到庙里烧香，总是要带兄弟俩去，虽然他们的母亲并不愿意小孩到庙里去，但拗不过杨太夫人，也只好顺从。由于兄弟俩记忆力都好，看了一些佛经也能背诵一二，深得杨太夫人喜欢，以为他们真心信佛，因此每次带他们到庙里后，自己去烧香，任兄弟俩自由玩耍。这时候，果夫、立夫二人在庙里庙外捉迷藏、斗车前草，真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感觉。他们愿意跟杨太夫人进庙烧香，而且总是盼望这种美好日子的到来。
陈果夫小时候爱吃糖果，家里来了亲戚，都爱送他一些，他自己总爱找母亲讨，母亲高兴时，便给他买很多糖果，给他慢慢吃。但在不顺心或生气的时候，陈果夫如果去要，肯定会挨巴掌。每当这时，他就去找二姑母惠姑要。惠姑是个豪爽的女子，很爱喝酒，喝酒后爱笑。她十分喜爱陈果夫，喝酒时总爱把他拉在身边。她知道陈果夫爱吃糖，总是买很多放在家里，陈果夫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她要到糖果。有时她睡了，便用手巾包好糖果，再用竹竿送出去，以致陈果夫成年后还念念不忘，说：
我看见了酒，就要联想到惠姑，更要想到她酒醉后的笑。我看见糖果，就要想到我家西边的窗，就要联想到惠姑在那一所自起造以至变卖都为她亲见的房子里，用一根竹竿缚着手巾包裹，从窗口铁楞里送进糖果来的故事。
幼年的陈果夫爱听故事，特别爱听童话故事，总是缠着母亲讲给他听，而且总是没有满足的时候。母亲的口中并不是童话的源泉，也有被逼到江郎才尽的时候，她希望陈果夫快点长大，大孩子便不会再对童话有兴趣了。但陈果夫稍大上学后，幼小的陈立夫便取代了乃兄的位置。他也爱听童话故事，而且要求母亲讲故事时更加动情，手段更加高明，以致母亲在把过去讲给陈果夫听的故事重复一遍后，还得绞尽脑汁，去寻找记忆中残存的新的故事。有时，陈果夫寒暑假在家里，总会从外面买些童话故事书，如《大拇指》、《小人国》等，作为给陈立夫的礼物，并得顶替母亲，给小立夫讲童话故事。不几天，故事讲完，陈果夫便编造了许多来讲。据他说：
有一天，创造了一篇童话，说是天生了一只大石榴。一天，石榴成熟裂了开来，里面有500粒籽，每粒籽生出1个小孩，每个小孩有半寸长。继续将每个小孩的故事，一天一天地讲下去，一直讲了59个小孩，因为天气凉了，没有再继续下去。后来想想，这种瞎造童话，实在可笑！
但就是这种瞎造童话，深深地吸引着陈立夫，他有时紧张得睁大双眼，屏住声息，有时又被逗得哈哈大笑。
二陈的幼年充满了童话色彩，但童话的世界却是没有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未来，这未来的前景是绚丽多彩，还是黯淡无光，这得由各种因素决定，陈果夫与陈立夫的未来如何呢？除了促成他们成长的各种因素外，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努力和创造。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们必须面对社会，面对现实，他们要学习知识，学会生活，要走自己人生的道路。
骄傲的严母
中国人有严父慈母的说法，陈果夫与陈立夫却有个严厉的母亲，这是他们引以为骄傲的，母亲对他们的幼年教育，给兄弟俩的成长以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陈兄弟的母亲何夫人，也是出自湖州的望族，她娘家有兄弟各一人，大哥早年外出求学，后在上海办了一座缫丝厂，很有成就，陈立夫在上海读中学时，常去参观大舅的工厂，对那些飞转的机器感到十分好奇，心中也立下志气，将来学工业，走工业救国的道路。何夫人的弟弟虽读书不多，也走上经商之路，在上海经营一个规模不小的盐铺。另外，何夫人还有一个妹妹，生活十分不幸，出嫁不久便死了男人，一直守寡在家。
何夫人于1887年嫁到陈家后，由于丈夫陈其业是老大，陈家的男人们长年在外奔走，因此，在家中的女人世界中，成为一家之主。她服侍老人，照料小孩，还掌管着家中的经济大权，十分繁忙。但何夫人任劳任怨、从不叫苦，而且她胸襟开阔，对诸事都十分有见解，时间不长，便赢得了陈家上下对她的尊敬。就连像陈其美这样性格要强的人，在家中一般人很少能说服他做任何事情，但却只听何夫人的话，有什么事也只是与何夫人商议，听取嫂嫂的意见。
何夫人为陈家生有四个子女，并精心抚养他们。何夫人对子女十分疼爱，但管束却十分严厉，她常说：“小时候应该习劳苦，倘若舒服惯了，眼睛高了，长大以后决计做不好什么事，父母爱儿女切不可溺爱。”
何夫人自己不溺爱孩子，也不让别人过分宠爱她的孩子。当陈果夫长到会哭会叫的时候，由于相貌长得还好，很逗人喜爱，有好多人常来抱着玩。何夫人却首先约法三章：第一，不准买东西给他吃。第二，不准高举起来逗闹。第三，不准抱到外面去玩。如果谁违反了，她便毫不客气，当面数落一阵，甚至开骂起来，常常是闹得一些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有时甚至弄得一些亲朋好友也十分尴尬。
在商业上投机，在政治上投机，不曾想陈果夫在身为百姓的父母官时，却着实为百姓在着想。何夫人自己骂人，可不准孩子们骂人，即使是学着人家骂一声，也会遭到她严厉的训斥，如果有谁不服气，或者哭闹，她就会使用武力，打得孩子不哭，并声明以后不再骂了，才肯罢休。有一次，陈果夫骂了隔壁张妈妈一声“那妈……”被母亲知道了，除打了一顿不说，还将他关在柴房里，禁闭了两个多小时，后来承认错误，做下保证后才放了出来。这件事给陈果夫印象十分深刻，以至年纪大了时回忆起来，还历历如在眼前。
除了不准骂人外，何夫人还不让陈果夫兄弟俩在外与别的孩子相打或者相骂。如果发生了此类事情，她总是认为责任全在兄弟俩，是他们的不对，她说，别人的孩子不好，有他的母亲管，自己的孩子自己要管好。每当这种时候，她会气得面色铁青，将打架的孩子找来，狠狠地痛骂一顿或者痛打一顿，然后是愁闷得连饭也吃不下，两眼发呆，悄悄地掉下泪水。待气稍平一点，这才把吓得大气也不敢出的孩子们叫到跟前，苦苦进行教训。反复说明相打相骂的不当，互谅互让的好处，往往一口气讲三四个钟头，孩子们的腿站麻木了，话也听腻了，把母亲的话也能背诵出来了，并保证以后再不做此不当之事了后，母亲才善罢甘休。事情过后，母亲似乎觉得自己过分严厉，为了表示她打骂孩子的歉意，她会恢复事前的慈祥态度，拿出孙中山先生一仙逝，野心家们以各种不同的心情纷纷显身，真可谓有人欢喜有人忧啊！图为：蒋介石等人出现在孙中山追悼会上。东西要孩子们吃，或者带他们出去玩，另外，还会讲一些优美的故事，当孩子们沉浸于故事中的生动情节时，一场风波归于平静。
小孩是最容易忘事的，假如以后孩子们忘记了妈妈的训导，又发生相打相骂等类似的事情，母亲便再也不讲那些道理了，只是用严峻的眼光看着犯了错误的孩子，要他们讲述自己的过失及上次所受的教育，这种办法比打骂还有作用。据陈果夫回忆：我们犯了过失，“经过第二次自己的回忆，或者看看母亲的脸，就不再犯了，渐渐地，也能够自治了”。
何夫人不许小孩到外面用钱买东西，她说，小孩子“长大了自会用钱的，小的时候，不可弄惯，要吃东西要用东西有大人管，不用小孩子自办”。有一次，8岁的陈果夫拿了十个铜钱去买黄连头，被母亲发现了，母亲二话没说，将陈果夫按在床上，掀开屁股，便是一阵猛打，自那以后，陈果夫再也不敢自己拿钱买东西了。在这种严厉家教下，陈氏兄弟到10岁时也不会买东西，不是不懂，而是没有经验，不敢去尝试。
何夫人还有个特点，就是对自己的孩子从来不当面夸奖，也不在别人面前称道他们的好处，只是每天不知疲倦地重复地唠叨一些要他们学好的话，好像这些孩子永远是那么调皮，永远也不能达到她的要求似的。
何夫人要求孩子们养成良好习惯，要谨慎细致，注重小节。据陈立夫回忆，一次，有件东西掉在地上，他路过时并没有马上捡起来，母亲急忙过来，把东西捡起，并责备陈立夫说：“你的眼睛在哪里，怎么见到不应该在地上的东西不把它拾起来，以后不能这样。”还有一次，扫帚倒地，陈立夫没有即时扶起来，母亲十分生气，责备他为什么视而不见。从家有来客应让座倒茶，到剪刀用完应放回原处的唠叨。从坐有坐相、立有立相的规矩，到餐桌上不许有剩饭的絮语，天长日久，积少成多，对二陈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母亲认为，人应该随时留意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对任何事物不应任意放过。母亲的教育，使得二陈兄弟后来养成了谨慎待物，处事细致，注意小节的好作风。
对于孩子们的吃、穿，何夫人要求更加严格。按当时陈家的经济条件，虽说家道不如以前，但在湖州城里仍是望族，中国有句俗语：瘦死的骆驼比马壮，陈家虽然在衰落，但比起一般人家来说，仍然殷实得多，小孩们吃好一点，穿好一点，完全能办到。但何夫人却不让孩子们吃得太好，穿得太漂亮，她认为这样对孩子们没有好处，从小吃好穿好，不知稼穑之苦，将来长大了是不会有吃苦耐劳精神的。她要求孩子们穿得整整洁洁，干干净净，讲礼貌，习劳苦。她最不喜欢孩子们身上弄得污秽，她每天都十分细致地对孩子们的衣服一一进行检查，如有脏的地方，是要挨巴掌的。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下，陈果夫与陈立夫在小的时候，都有个良好的习惯，凡是恶浊的地方都不去，有时即使被小朋友拉了去玩，也只是站在旁边看，而不参加进去。有时惹得小朋友们噘起小嘴生气，他们也不敢上前，因为一想到母亲那张严峻的脸，想到母亲要打、要骂、要严厉责备，他们纵使内心想玩一下，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不曾想在金融上投机，在政治上投机的陈果夫，为江苏的建设倒做出了贡献。何夫人虽然是个不通文墨的女子，却也颇懂得因材施教。陈果夫生性好静，根据这个性格特点，在他长到六七岁时，母亲便常常教他做手工，以此来发展他的智力，在母亲耐心教授下，陈果夫小时竟学会了绣一手好花。有一次，他外公到家里来，陈果夫将自己做的绣花油褡给外公看，外公看到油褡上绣的花绚丽多彩、栩栩如生，十分惊奇，内心不免有些疑惑，不相信自己七岁的孙子竟能女红，而且手艺如此娴熟，便要当面考他一下，陈果夫当着外公的面飞针走线，顷刻之间便绣出了一朵花，外公这才相信，一时十分欢喜，竟破例地当着他母亲的面夸奖了他。
而陈立夫却不同，他生性机灵，而且好动，因此，他母亲便不像对果夫那样，要求学习女红，而准许他出去与其他孩子一起玩，去见识外面的世界。
何夫人教育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实实在在，要他们堂堂正正做一个人，而从来不用所谓的“名”、“利”等来刺激他们，而且也并没有奢望她的孩子将来成为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她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一个很普通的但对社会有益的人。可以说，二陈兄弟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旧式中国妇女，中国母亲的形象。
何夫人虽没念过书，但却很能识大体，也懂很多道理，讲起来可以滔滔不绝，她讲不出一套一套理论，但朴素的话语中却能蕴藏一些深奥的哲理。她虽是个旧式妇女，但对外边的政治、形势很感兴趣。陈果夫的二叔陈其美有时从外边回来，也极喜欢和这位嫂嫂谈论国家大事，谈论反清、谈论排满、谈论革命，而这位嫂嫂常在谈论中发表一些独到的见解，有时竟令陈其美也由衷地佩服，感到嫂嫂不同凡响。陈其美后来回忆说：“我回到家里，只有嫂嫂可以和我谈革命，谈排满，其他的人都不能相谈。”
何夫人太爱自己的孩子了，她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孩子们身上，她希望孩子们能正常成长，不希望有任何不好的东西来打扰他们、影响他们。按当时湖州风俗，孩子很小的时候便要对上亲家，但何夫人认为这种习俗不好，会影响孩子的正常成长，因此，二陈兄弟在几岁时，虽有很多人上门提亲，何夫人均予拒绝。她说：“孩子们年纪太小，大家不知以后怎样，长大了再说罢。”这在当时的湖州，确属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它使幼年的二陈能健康地成长，也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陈果夫总是梦想有朝一日还能进入国民党中央，在那片天地里一展拳脚，可蒋介石却在处处压制着他。陈果夫的壮大，便是对蒋介石的威胁。尽管亲戚朋友恭维陈家，说这兄弟俩相貌清秀，将来定成大业，就连常存革命之慨的陈其美也夸奖说：“果夫，吾家之龙也。”但何夫人却从来没有企望二陈将来会成为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她只希望自己的儿女成为能够自主的普通人，成为对社会有用、为社会欢迎的正直的人，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的心愿，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母亲的心愿。
陈果夫与陈立夫的幼年，正是在这位严厉的母亲的严格教育下度过的。母亲给他们以良好的教育和母性的爱护，给他们以启蒙的知识和生活的能力，当然，有些教育的不当也给他们留下了不良的后果，但总的来说，母亲给予他们的教育本质方面、主流方面是好的，因而陈果夫与陈立夫彼此都感到：“我们的母亲是非常慈爱的，始终怀着依恋和感激的情绪，而在这依恋感激的成分中间，我们更抱着一种敬畏的心理。”陈果夫曾追怀说：“我母亲的胆量魄力见识都有过人之处，她的意志非常坚强，什么人不能动摇她的，她教训我们从来不像别人用名利来教，她只要我们做一个‘人’。”
1911年，二陈的母亲怀孕在身，正月里的一天，她走过黑街巷，正好一位亲戚也路过这儿，因为光线很暗，看不清面孔，以为是二陈的祖母，便扑通下跪，给她拜年。何夫人吓得惊叫一声，掉头疾跑回家，因身体虚弱，又受了惊吓，回来后便一病不起。虽请名医诊治，也不见效，病情愈加严重。在病重之时，她特别想念自己的孩子，总是要顺夫、敬夫、立夫站在她的床前，久久地望着他们，并常念及远在外地读书的陈果夫，希望能与陈果夫见上一面。
此时，陈果夫正在杭州读陆军小学，据他回忆：“2月25日晚，余忽不能成寐，念母病已重，当告假回湖一视，翌日遂乘舟赴湖，母病果十分沉重，而家人对余之回家，各以为必有人通知，母意父当有函催归，而父以为必另有人催余速归者。事实上关于母病不好消息，固未尝有人来函告余也。”可见陈果夫对母亲感情之深。
何夫人望着兄妹四人，态度十分安详。她知道自己的病是不会好了，惟一难舍的是儿女，他们还小，还需要母爱，这种爱是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但她不愿增加儿女的痛苦，又觉儿女们都很懂事，她能够放心了。
面对全家亲人，何夫人内心难割难舍，她凝望每一个人，十分平静地说：“我恐怕活不下去了，我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两个女儿，我死后就没有人能照顾她们了，她俩须得自爱自立。对于果夫、立夫，倒没什么可挂念的，因为他们对人对事都将会应付和处理得很好，我很放心，相信他们不会出差错的。”
母亲的话，敲打着二陈兄弟的心，他俩默默立下誓愿，将来照顾好姐妹，应付和处理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人生的路，让母亲放心。
2月27日晚，何夫人病情转危，再加难产，不到10分钟便咽气逝世了。这一年，陈果夫20岁，陈立夫才12岁，对于母亲的死，他们悲痛万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他们，而他们却不能报答于万一，他们只是在心中永远地、深深地刻下母亲的形象。陈立夫到了90岁以后还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在产后临终前所说的那一番话。”陈果夫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说道：“她的一切萦绕在我的脑际，并不因为时间久远，而稍有淡漠。”
母亲逝世后不久，父亲陈其业又娶继室黄氏，黄夫人又生了两男一女，两男一名祖蒸，字民夫。一名祖烈，名衍夫。一女名祖思，字赞夫。其中，陈祖烈后来成为全国知名的篮球健将。这样，陈果夫、陈立夫，加上顺夫、敬夫、同父异母的民夫、衍夫、赞夫，共见弟姊妹七个。
私塾里学知识
人生识字忧患始，虽然忧患不是好事，但人们还是要认字、要学文化。陈氏兄弟的父亲陈其业是前清秀才，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了，虽然此时，陈其业已厌恶走读书进仕的道路，但他毕竟是在封建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一方面，他对清王朝的黑暗、封建制度的腐朽十分痛恨与不满。但另一方面，对传统的封建文化却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他始终认为孔孟思想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虽然半部论语并不可能治天下，但仍然是人们做人处事的指南针。陈其业也没企想自己的儿子将来能治国平天下，但他觉得齐家还是需要的，陈家一定要后继有人，因此字还是要识，孔孟的书也还是要读，他要陈果夫、陈立夫都好好念书，在儒家学说中去寻找深刻的微言大意。
二陈兄弟的启蒙教育，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陈果夫说他最初识字是父亲教的，他回忆道：“父亲教识字的时候并不很凶，不过我不识得字的时候，见了父亲，非常害怕，因为父亲不用手打我，是用最响的声音从我耳朵里打动我的脑筋，所以每次遇到一个字不认识的当儿，经父亲括辣辣的一声，连其他已认识的字也会忘记了。”
父亲的教育方法简单，教字也没有什么计划，每天规定认八个到十个字，这些字都是父亲随意写的，要求会认会写。小时候的陈果夫似乎并不聪明，有时一天不能将所学字全部认会，有时甚至一个字认一天也认不会。一次，父亲教陈果夫认一个“沓”字，陈果夫认了好几天，还是不会，他父亲特别恼火，一气之下，将他鞋子脱去，赤脚挂在方凳上，反锁在房里。陈果夫吓得直哭，但不能获得父亲的谅解，到了傍晚，母亲做完事，打开房门，才将哭得声嘶泪尽的果夫领出来。对父亲的这种行为，母亲十分生气，她责怪道：“你这种教育不适当，你的声音愈响，他就愈怕，愈怕就愈不认识了。”父亲嘴上不说，内心也颇有些后悔，自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采取这种关禁闭的办法进行惩罚了。陈果夫并不怨恨他父亲，他认为责任全在自己，是因为自己太蠢了，几天连一个字也认不会，才被罚的，所以罚之有理。
认字逐渐多了以后，陈果夫便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这一类书大都是由他大姑母教的，大姑母很喜欢陈果夫，也极愿教他读这一类书，“大姑母教这种有韵的书是很高兴的，因为她有时候自己也要摇摇摆摆读几首唐诗，唱几支小调来解气闷的”。因此，大姑母只要有时间，便要拉着陈果夫，有板有腔地教他读“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东西。对读这些东西，陈果夫觉得比认字有趣，一句一顿，朗朗上口，而且又有韵味，慢慢就会背了。当然，陈果夫并不完全理解，只粗略知道“赵钱孙李”是姓氏，而“人之初……”只能模模糊糊晓得一点，至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则根本不知其意。只是认为，既然大人要读、要背，一定会有用处的，于是陈果夫也就跟着大姑母摇头晃脑地读这些玩意，用尽心机地背这些玩意，并在这咿咿呀呀的读书声中度着烂漫的童年时光。
儿童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上学念书，湖州儿童上学启蒙，俗称“开荒”，陈果夫是八岁才“开荒”的，“开荒”老师是个叫沈若臣的老先生。
“开荒”的那一天，仪式办的非常隆重。据陈果夫回忆：“外婆家办好了三牲、糕点、水果、香烛之类，预备我拜文昌。又买了许多书籍文具，用红纸包着送给我，同时，又有一套小小的礼服，命我穿着拜文昌，拜先生。我父亲和先生也穿了礼服。我拜了先生之后，先生命我坐在旁边，教我上第一课书。当时所用的课本是《书经》。我读《书经》中的‘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日，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民于变时雍。……’那几句，读熟了，然后我父亲恭恭敬敬地请先生吃酒席。接着亲族中，有送书籍文具的，亦有向我父亲母亲道喜的，整整忙了一天。第二天，父亲还领着我去谢先生。”
“开荒”后，陈果夫即正式入塾读书，第一个老师是西边隔壁的叔祖陈锡百先生，陈果夫管他叫五公公，这位五公公年事已高，老眼昏花，教了八九个学生以度残年，因此，对学生并不严加管教。开始，他教陈果夫唐诗，只是辨一下平上去入，并不讲解诗意，便要学生去死记硬背，当老师的应付了事，做学生的也落得轻松。后来，陈老先生要学生读《史鉴节要》、《天文歌诀》、《地理歌诀》等书，也不讲解文章大意，只是一味要学生背会。当学生读书的时候，先生在藤椅上昏昏欲睡，学生见有机可乘，便哄骗老师，刚开始背时，便高声报告：“先生，我背书了。”先生睡眼不开，蒙胧地答应一声：“嗯”，学生便呜里哇啦胡乱地背上几句，再高声报告：“先生，背完了！”先生又是一声“嗯”，马虎地点点头，然后放学生回家。
陈果夫在主政江苏时，推行的警政改革。如此稀里糊涂混了两年，陈果夫毫无所得，他父亲便将其转入东边族叔陈元章新办的私塾继续读书。这位元章先生比五公公年轻得多，教学态度也比较认真，教学方法也比较得当，这样，陈果夫在元章先生的教育下，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及《孟子》一部分。但好景不长，半年后，元章先生便不务正业了，他嗜好很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异，春天画画，夏天养鸟，秋天抓蟋蟀，冬天抹纸牌，最后，索性抽起鸦片来，甚至与人合伙开烟馆，对教学生读书根本不放在心上，每天教书不上半天，就开溜了，有时连夜学也不回来放，让学生等到天黑自己回家。陈果夫后来回忆道：
每逢天黑了，先生还没有回来，我们这些没有大姐、娘姨来陪的人，最是上当，只有天越黑，读书声越响。希望师母从里面出来发慈悲。有一天，暮色苍苍，黑得连书上黑白都一点分辨不出来，我读书的声音也喊哑了，可是先生终不回来。师母在里面叉麻雀又忘记了发善心，一直等到大家在黑暗中哭，哭得非常悲哀，二公公从外面回来听得了，才放了我们。
陈果夫的父母亲认为这种私塾实在是误人子弟，再读下去没有任何益处，便再次决定改送其他私塾。在陈果夫12岁时，进了他的“开荒”老师沈若臣先生的私塾。沈先生是一个正正规规的教书先生，在教学方面确实比前两位先生要强得多。陈果夫在沈先生的指导下，先复习前两位先生所教的内容，温习了三个多月，对以前所学的内容掌握了，沈先生才开始教他学《幼学琼林》、《古文观止》一类的书。沈先生与前两位先生最大的不同是讲解课文的内容，待学生在蒋氏天下陈家党的一方天地里，陈果夫可是游刃有余的？完全理解文章意思后才要求背诵。学生对文章的意思理解了，背诵起来也比较容易，而且不容易忘记。学生一时背不会，他也不打手心，因此，学生很喜欢这位老师。在沈先生这儿，陈果夫除读完《四书》外，还学完了《幼学琼林》、《古文观止》、《东莱博议》等。
这位沈先生思想比较开化，他除了教学生读儒家学说外，还介绍学生看报刊杂志，要求学生圈点报纸。他从上海买来《申报》，推荐给学生看，这在当时私塾先生中确是少见的。正是在沈先生这里，陈果夫从《申报》上了解到国内的政治形势。他知道了《辛丑条约》、拒俄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古文上所没有的崭新的内容，他才明白自己生活在一个屈辱的国度里，他渴望知道更多的东西，对国家的关心、对社会的关心开始在幼小的心灵中占有一定地位。在沈先生的指导下，陈果夫开始学着写文章，并学着向报纸、刊物投稿。
沈先生要求学生写作文，不是在塾馆里闭门造车，而是领着他们出去游玩，这在当时小小的湖州城也算是创造性的举动。沈先生有时带他们到野外，欣赏大自然的景色。有时则带他们去看庙会，领略乡下人赶会的热闹。有一次，竟然带陈果夫进了茶馆。后来，陈果夫曾以十分留恋的心情回忆道：
这是我初次上茶馆，茶馆里的形形色色，确是有好看的地方。却巧那天楼下正在讲茶，讲到后来，连茶碗也发起声来了，幸而那天从看会回来讲道理的人很多，竟把那个凶横无理的判决了，先生问堂倌，堂倌说没有什么事，这种讲茶常常有的，而在我这个城里人却是初次见识。
外界的事物令陈果夫大开眼界，他开始接触这个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的下层社会。回来后，沈先生便要学生们作文，将先一天旅行的所见所闻写进去。陈果夫觉得这种作文十分好写，提起笔来，旅行中的情景便跃然眼前，下笔也如有神了。
在沈先生的塾馆里，陈果夫学到了很多知识，沈先生的为人、沈先生的教育方法、沈先生对学生的企望，都令陈果夫终身难忘。1940年，沈若臣先生病逝，陈果夫十分悲痛，亲笔写下一副情真意切的挽联：
做一世教书先生，严谨而有恒，医若干贫病乡民，济众难自救。
看两载敌伪暴行，痛苦未便说，蒙多年殷勤作育，解厄愧无能。
这副挽联表达了陈果夫对他这位启蒙先生的敬仰、感激与悼念之情。
陈立夫最开始是跟母亲学识字的，母亲在家务之余，便教他从最简单的“人、口、手、天、工、王”等字认起，几年下来，也认了好几百个字。
陈立夫与他大哥陈果夫一样，也是八岁“开荒”的，所不同的是他没有遭遇两个糊涂先生，而是一开始便从大哥的业师沈若臣读书。此时，由于父亲在外经商、果夫已外出求学，家中没有人能管着他，而祖母又极疼爱这个聪颖机灵的孙子，因此，陈立夫较他的大哥来说自由得多。
沈先生现在所教的学生比以前增多了，全班有近40名学生，在那时的湖州，已经算是很有规模的了，为了使每个学生学得其所，沈先生依照各人的文化程度分别教学。先生要求严格，每天都要求学生将先一天所上的课文先讲解一遍，然后再背诵，而且不准错一个字。先生的脾气也不如原来好了，原来不会背书，只是责备几句，现在可不同了，如果背不出，就要打手心，错一个字打手心五下，有时错字多了，挨打次数增加，学生痛不可当，嗷嗷直叫，也不罢手。尤其是冬天，更是疼痛难禁。
每天上午，沈先生都要学生练书法，要求交大字一张，并在上面注明，今天是第几名到馆，“陈立夫每天都是七点左右第一个到馆，所以他常常一口气写了三张分三天交上，他读了六年的私塾，十有九次他都是第一个放学回家”。
塾中教室分内外两间，沈先生的讲台摆在外室，讲课时，他是瞧不见内室的情形的，因此，只有认真听讲努力读书的好学生，才有资格坐在内室，陈立夫是被安排在内室的学生之一。
陈立夫启蒙的第一本书是《小学》，内容是有关礼仪和行为的规范，由于四字一句，并有押韵，读起来很有意思，这使陈立夫一下子对学习产生了兴趣。接下来便读《幼学》、《四书》、《五经》等。陈立夫记忆力特别强，每次沈先生布置的作业，他不需多时，便能朗朗上口，背诵得丝毫不差。因此，他不需将所有时间花在读书上，学习之余，总是和一些孩子嘻闹玩耍，踢球、爬树、投石子、斗蟋蟀、捉迷藏等，而且常常是玩而不厌，乐而忘归。尽管如此，在沈先生的心目中，陈立夫仍是一名用功的好学生，不时给予鼓励和表扬。
塾馆有两项规定：一是最早到学堂的，可以最早放学。二是谁在学堂表现不好，功课又差，就必须到天黑才准回家。由于陈立夫每天最早到校，功课又好，所以总是最早回家。每天到了放学时候，沈先生总是一个个点名，每一个学生只有在听到叫自己名字时，才到老师那儿去，拿回自己的作业和批改的习字，才能回家。当时，每个学生的作业及所学习的内容，彼此都不相同，有人念《论语》，有人读《孟子》，多数是学中国的古籍，有时也会念一些诸如商务印书馆出的新教科书。陈立夫认为这种教学方法很好，以至好多年后，他还评价道：“这种教育方式，看似混淆麻烦，但是因材施教，因程度不同而分别教学，彼此都不会阻碍别人的发展，这实在是一种极为理想的教育方式。”
陈立夫虽然用功学习，但毕竟是小孩，难免顽皮习气。有一次，老师离开课堂外出，陈立夫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便放下手头的书本，跑到外室，和其他同学猜拳玩游戏。整个学堂一下子乱了套，喧闹成一片。正玩得兴起，沈先生回来了，同学们如鸟兽散，纷纷逃回自己座位，塾馆顿时寂静下来。沈先生大声责问，有哪些人参加了游戏，同学们都低着头，噤不作声。这时，陈立夫站了起来，坦白告诉老师，他是发起者，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沈先生一脸怒气，将其他学生每人打了五板手心，奇怪的是，却放过了陈立夫，没有处罚他，实际上是对陈立夫诚实、勇于承认错误的鼓励。
少年时代是天真烂漫的，很少人在这种时候就具有成年人百折不回，坚忍不拔的精神，陈立夫就是这样一个无忧无虑的顽童，他沉醉在一个调皮、玩耍的儿童王国中，根本没有去考虑他的未来，他的理想，更没有考虑到怎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有一件普通的小事，却深深地打动了他年幼的心。
每天清晨，陈立夫上学的路上，总会遇到一个长发和尚，头上系个铜箍，背后背着韦佗菩萨像，走三步拜一下，这样看了好几年，和尚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天天都是如此，从不间断，从不停歇。有一天，陈立夫忍不住好奇地问他：“法师，您为什么这样跪拜，这是什么意思啊？”和尚答道：“我要造一座庙，所以天天在城里化缘，已经有七年了。”“您这样能盖得成庙吗？”陈立夫觉得真是天方夜谭。“一定可以的，你小孩是不懂的。”和尚说完，又二三步一跪地走了。
和尚走了，陈立夫还呆在那里沉思，他不相信和尚的话，但和尚的精神却使他深受感动，他觉得自己也应该立个志向才行。
陈果夫勤政爱民，求实创新，在江苏的政绩斐然。图为：孙中山先生的纪念会。没想到好多年后，陈立夫24岁大学毕业那年，因为写论文，和同班同学叶秀峰回到故乡外弁山进行矿产、地质调查。有一天，他们在山中，突然遇上倾盆大雨，全身被淋得透湿，而且山中大雾弥漫，他们又迷失了方向，一时进退两难。
这时候，来了一位回庙去的和尚，见他们狼狈的样子，就将他们领到自己庙中避雨。这是一座刚盖起不久的庙宇，大雄宝殿的佛像尚没镀金，偏殿也才盖一半。他俩换上干净的和尚衣服后，陈立夫才发现这位和尚十分面熟，就问他：“您是否就是发心建庙的拜韦佗的和尚？”
和尚很惊讶地回答：“是啊，施主为何动问？”陈立夫便将幼年时代二人碰过面的事说了出来，和尚很动感情地告诉他，一个人只要立下志向去做，没有不成功的。这一席话，对陈立夫影响极大。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的塾馆生活，虽然从他们后来的回忆看来，也不乏烂漫有趣，但总的来说，是呆板的，苦涩的，死气沉沉的书院生活。当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教育制度，正处于从旧式塾馆到新式学堂的蜕变阶段，由于保守派的抱残守缺，师资、设备等各方面条件都受到限制，使这一蜕变的进展十分缓慢。一方面是通都大邑，已出现了以新的教育方式传授新的教学内容的新式学堂。而另一方面，在内地、在广大农村，教育领域依然是塾馆的一统天下，教书育人的事，千百年来一脉相承，操纵在职业教书匠手里。那时，塾馆的教师，不是科举场上败落下来的秀才，就是会做做八股、写写行楷、吟吟诗赋、百无聊赖的书生。那么，正是在这些人毫无生气、晦涩刻板的教育下，二陈兄弟就像一个刚刚学走路的孩子一样，步履蹒跚，一下子就踩进了一个光怪陆离、充满封建酸腐味的知识领域，这些封建文化，对以后二陈的生活道路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由于年龄相差较大，所以幼年时期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且无共同的语言与爱好。陈果夫上塾馆时，陈立夫尚一二岁，而当陈立夫读书时，陈果夫又远走湖南，弟弟只知遥远的湘江滨有个兄长，而哥哥也只是在家书中说些勉励弟弟努力学习的套语。因此，兄弟俩的感情只是血缘性的，他们各自在四书五经的封建文化堆里打滚，受着共同的旧式教育，对于二陈兄弟来说，塾馆生活，实在是些不堪回首的残梦。
为求学走他乡
湖州虽是个州城，但毕竟是个小城镇，当陈果夫兄弟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便开始感觉到家乡的狭小、偏僻、闭塞与落后了，家乡日益不能满足他们求知的偌大欲望，也日益不能成为他们活动的人生大舞台了，他们必须到外面去闯世界。
陈果夫13岁那年，他二叔陈其美从上海回家，向他讲了很多外面的事情，讲到上海的新式学堂，在这种学堂里，学生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全新的知识。讲到革命运动，如收回利权运动、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等。讲到外国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等。这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有趣，他第一次听到了“立宪”、“共和”、“救国”等全新的名词。
在二陈兄弟的眼中，二叔陈其美是个了不起的英雄，那与众不同的气质，那传奇色彩的经历，那出口不凡的语言，常常深深地影响着他们。陈其美在上海时，常给他们写信，要他们努力学习，不务虚名，总是强调知识的重要，告诫他们：“为一身为国家皆非学问不成。”并每每询问他们的功课。
回到家里，陈其美除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外，还要他们立下学习为救国的志向，他对陈果夫说：“尔当教尔弟妹，好好求学立志救国，不可教其将来为饭碗计而勤学。普通人教子弟当作如是想，吾辈当切戒之。凡存心谋个人者，即不足与谋，谋国须比谋一身为重，对于自己一身，但当勉其成为一有能力可以救国之人足矣。”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陈其美的话，深深打动了二陈幼小的心。他们把陈其美看成英雄，就像陈果夫所说的那样：“我们看到英士先生一生做事的勤奋和临难不苟的精神，不能不使人崇拜，而且处处可以做我们后生的模范。”特别是陈果夫，他年纪大些，总喜欢缠着二叔给他讲外面的情况，他知道了很多新奇的东西，如外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中国人反洋人的斗争，如拒俄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还有新式学堂，还有立宪、共和、救国等一些全新的名词。这一切都把他引入一个新的天地，他对学习有了新的认识，而且有了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认为自己所学的知识太少且对社会，对国家没有实用，他必须去学习更多的有用的东西，以救国救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而湖州没有这种新式的学堂，他必须离开家乡，到外面去求学。
1904年年底，陈果夫的二叔陈其美、三叔陈其采都回家过旧历年，合家团聚、十分热闹。家人在一起，自然也要谈到外面的新鲜事。陈其美高谈上海的革命情况，陈其采则大讲湖南的风土人情。因陈其采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正任职于湖南武备学堂，因此对湖南是津津乐道，其中特别谈到了湖南的学校，说那里的学校教学质量如何高，教学内容如何新。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13岁的陈果夫心动了。三叔对湖南的赞誉激起了他对美丽的三湘四水的向往。他即向家里提出了要到湖南读书的要求。
父亲陈其业也曾留学日本，他没有理由反对儿子外出求学，母亲深明大义，并不反对，但对年幼的陈果夫远走湖南去读书，总不太放心。最后得听祖母的意见，祖母在这里是绝对的权威。祖母年纪虽大了，但思想很开明，当年儿子海外留学，她不反对，现在孙子外出，她当然也支持。但她一生笃信佛教，说是问了菩萨后才能决定。
对于祖母的话，大家都不敢违抗。大年初一，陈其美、陈其采便带着陈果夫去庙里求签。开始抽出一支来，签上的话却是坏的征兆。陈果夫心一下子全凉了，心想肯定去不成了。可陈其美说：“不要相信这些，把它烧掉，再抽一支。”在二叔的鼓励下，陈果夫再抽一支，却是吉利，便带回来给祖母看。祖母信以为真，说：“既然菩萨说好，蒋介石一直宣称三民主义，可他的三民主义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却背道而驰。那就跟三叔去吧！”这样，陈果夫便实现了到湖南读书的愿望。
1905年初，陈果夫告别了家人，告别了故乡，与三叔陈其采一起启程。“为谁流下潇湘去？”他们首先到了上海，陈果夫看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既有高耸入云的洋楼，也有破烂不堪的民房。既有五彩缤纷、笔直宽阔的大马路，也有拥挤狭窄的小巷。有拉着小车、躬着腰艰难行走的中国人，也有昂首挺胸、气宇轩昂的外国洋人。这强烈的对比，深深地刺激了陈果夫。
随后，陈果夫随三叔坐上长江轮船，逆流而上，入洞庭湖、进湘江，终于到了长沙，进入明德学堂小学乙班学习。
近代的湖南，虽然深处内陆堂奥，却是个开风气的地区，戊戌维新时，这里是响应变法最热烈的地区，正是这个地区，培养了唐才常、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大批革命人才，有如群星灿烂，闪耀在三湘星空。省城长沙是一个文化气息很浓的城市，1904年，海关专员把这个城市的特征描述为“一个正规的大学城市”。1902至1905年之间，就有好几十个学校建立起来，而且涌现了为数可观的技术学校和师范学校，并举办了女子教育。这里书院众多，学堂林立，文化气氛相当浓厚。陈果夫所在的明德学堂是最负盛名的，也是湖南第一所新式的私立学堂。1903年由留学日本回国的湘潭贡生胡元倓和长沙绅士自由主义派的领袖龙璋开办。它的教学方法和内容完全是西方的一套，所请教师都是外国人或曾留学国外的新派人士，如黄兴等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都曾在明德学堂任过教席。
陈果夫进校后，第一次接触到自然科学知识和各种新的文化知识，他感到新奇、有趣。但由于以前没有任何基础，再加语言的障碍，最初一段时间，学起来十分吃力。但他想到父母的嘱托、二叔对他的企望，便下苦功，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学习上，连休息时间也不放过，每天如此，坚持不懈。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生活上习惯了，学习也赶上去了，成为班上的佼佼者。他后来回忆：“初进去时，言语不通，好像做了二三个月的哑子，过此才渐渐的听得懂，而且也能讲几句湖南话。暑假考试，得了第一名。有两位教员主张把我和第二名一位姓罗的同学，一道升入甲班，向胡监督请示了两次，终于答应了。我和姓罗的同学，在甲班只须读半年，就可毕业，总算跳了一年。”
但世界上的事情并非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陈果夫虽然跳了级，但问题也接踵而来。由于在半年之内除了跟随班上同学一道上课外，还得将没上过的一年课程补上来。陈果夫身体不好，连天上课，课余时间也得十分紧张地补习，他虽然聪明，但超负荷的重压使他狼狈不堪。到毕业时，陈果夫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依然只在全班17名同学中名列第11，而且精神和身体受到不小的打击。对此，陈果夫深深感叹道：
我因此认为，这种跳级的办法，做学生的固然不可希望，就是在学校方面，也不应随便把学生破格提升，使他们的学业基础，大受影响。
小学毕业后，陈果夫再接再厉，准备投考明德学堂的中学班。但明德学堂对英文要求很高，而陈果夫在家乡时没有学过，只是来湖南后才从字母学起，所以英文成绩一直不好。为了升中学，陈果夫放弃了寒假休息，不仅没回家乡，连三叔那儿也没去，一人呆在学校补习英文。由于天气寒冷，他总倚在火炉边看书，这样竟将左眼伤了，以致左眼视力不如右眼，而且小了些。后来，陈果夫只好配上一副眼镜。但艰苦的努力却有了收获，他的英文程度大大提高，在升学考试中，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样，陈果夫在15岁时，进入明德学堂中学班学习。
进入中学后，陈果夫接触了大量科学知识，开始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特别是民主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更深。近代的湖南，可以说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之一，而省城长沙则是革命中心的活跃点，在这里读书，“学生们在教室内接触到新的、经常是民族主义的观念，在校外则接触到日益活泼、直言不讳的报刊”。
1905年爆发了抵制美货的运动，这是中国人民为抗议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迫害华侨、拒不废除期满的限制华工条约而发动的一次群众运动，提出“不可仰鼻息于政府，惟我民以自力抵制”的口号。一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运动蓬勃发展。运动波及到长沙后，首先是学生群起响应，他们联合湖南商务总会进行抵制，学生们走上街头，进行演说，并制定抵制的措施，成立拒约会等团体。学生商人互相鼓励，积极活动，长沙卉城出现了商号不定、不卖美货，人们不买、不用美货，码头工人不装卸美货的联合行动。
群众的爱国热潮深深地感染了陈果夫，他身上也奔涌着一股爱国主义的热血，也积极参加到运动中来。但他平时不用什么美货，现在提倡国货，也不好怎么表现出来。他看到三叔陈其采买本国的三星牌香烟吸，说是为了抵制美货，不买美国品海牌香烟。陈果夫也学着去买中国香烟吸，以表示自己的爱国主义。据他后来回忆，在群众爱国热情的鼓舞下，“因此我也跟着提倡的潮流吸起香烟来了，自己觉得很得意地对人家说：‘我吸香烟是提倡国货三星牌，不是吸品海牌！’”虽然后来为此上了瘾，到戒的时候不习惯了好些天，但他仍旧认为“也是一件很痛快的事”。
除了学业、革命外，陈果夫在长沙的生活也十分愉快。他常到湘江边，看那滔滔北去的江水，有时也登上岳麓山，看那冉冉东升的旭日。特别有兴味的是骑了三叔的马出去玩。他雄踞高头大马之上，摆出一副傲然的样子，似乎自己也当了官，这时也想到了有朝一在国民政府里，陈立夫揽权家势，使陈家的势力在国民政府中日益壮大。日，他也许会真的当上大官。
这种惬意的日子没有过多久，陈果夫的生活道路又出现了新的转折。1906年秋天三叔陈其采调离湖南，到南京担任第九镇正参谋，陈果夫一下子失去了依靠。刚开始，他由于舍不得离开长沙、离开明德学堂，还想坚持读下去。但后来确实感到在长沙举目无亲，“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不禁生出许多离愁来，越发想念家乡。他父亲也不放心他一人在外，正好有个在长沙做事的姚新才表叔要回湖州，陈果夫便与这位表叔同行回家。当他乘一艘煤船离开长沙时，不禁对这座他生活了两年多的古城充满了无限眷念之情。
回家后，陈果夫按父亲的意愿，原准备插入湖州中学二年级，但在该校的考试中竟未能被录取。这样，他只好到南京三叔那儿就学。这次比较顺利，进入浙江旅宁公学读预科。但他在这所学校并没有呆多长的时间便离开了，原因是由于政治上的保守而受到了同学们的孤立。陈果夫刚上学不久，旅宁公学闹了一次学潮，学生因校方伙食开得太差而举行罢课，而陈果夫却不赞成学生的举动，他认为学生应该吃苦，不能因为伙食差便闹学潮，他拒不参加罢课。他的举动使学生们十分气愤，有的学生指着他痛骂，有的甚至要打他，但他却一直坚持没有参加。据陈果夫回忆说：“风潮闹了一个月之久，学生终于失败了，我却始终在房里读我的书。毕业考试我的学科成绩比第一名同学少了几厘。校长加了我的品行分数，改列第一，当众宣布，并当面称道我不少过分的话，而且要我下半年一定要读下去。”校方的表扬使学生对他更加反感，原来与他相好的同学也疏远了，陈果夫只能一个人“寂寞开无主”了。
遭到学生们的孤立，使陈果夫十分痛苦，他不想在这里呆下去了。在二叔陈其美的怂恿下，便匆匆离开了金陵这虎踞龙盘之地，来到了人间天堂的杭州，于1907年考入浙江陆军小学，开始学习军事。陈果夫对军事并没有什么兴趣，他进入陆小实在是受陈其美的影响。因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要推翻清王朝，纷纷在各地运动军队、会党举行起义，革命十分需要军事人才，陈其美希望陈果夫能成为这样的人才，以为革命服务。但陈果夫对这一类课程并不太用功，爱看一些他感兴趣的书籍杂志。他说：“我在这个学堂里对学科太不用功，尤其是英文一类的课程，下课以后就丢在抽斗内不太去看，而我所看的书，都是些《警察法》、《教育学》、《卫生学》、《国际公法》、文学书、小说以及各种杂书，而尤其喜欢看各种杂志，更喜欢看报，报中最好看的是两报的辩论。因为我不喜和人家争夺来看，所以我看报时间总是在饭后大家休息的时候。”
由于看了大量杂书，一方面，他更多地了解国内外的大事，他为祖国的弱小担忧，对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横行感到气愤。但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思想日益趋向保守，既对现实不满，又不愿采取变革现实的激烈行动。同学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老太婆”，后来又叫他“道德经”。正是在改良思想的指导下，陈果夫与同学吴一峰发起，在学校办了一张小报，取名《励言》，其宗旨是勉励同学一心学习，不受外界影响，学好知识，以救国家。“这张三日刊，也办了三四个月，可以销售到40多份，起初3个人办，后来他们两个都有别的事情忙，无暇兼顾，只好由我一个人独立经营，仍旧保持原来的销路。”当时学校中还办有其他好几张小报，因鼓吹反清、排满、革命，因此无一例外地遭到校方查禁。“我们这张报纸，对学校当局也有不满的话，因为我们的态度是忠告，是劝励，所以他们不来禁止。”《励言》这种温良恭俭让的态度正是陈果夫内心世界的反映。
在对待革命的问题上，陈果夫不仅言论上是温和的，在行动上也是迟缓的。他不愿与旧的思想观念作决裂，对旧制度、旧思想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1908年，剪辫风潮波及陆军小学，学生们受革命影响，纷纷剪辫，以示反清的决心。陈果夫见大家都剪了，怕自己不剪，又会发生像旅宁公学那样的遭遇，因此，他还是忍痛剪了辫子。但剪下的辫子又舍不得丢下，而是“结成一条辫，常常随带在箱子里，一直到辛亥革命的时候，还是带着”。
陈果夫的思想尽管如此保守，但全国革命的形势却是在急剧变化，这些不能不对陈果夫发生影响。再加上他二叔陈其美对他总是不断给以教育和鼓励，这也使陈果夫的思想不可能一成不变。后来，一件偶然的事情，竟促使他参加了陆小的一次学生风潮。
陆军小学本来是3年毕业，但1910年，皖系军人为了安插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毕业生，竟无理要求陆小延长一年的修业期限，当时陆小的张总办却答应了这一要求，这就激起了学生的愤怒。陈果夫便将这位总办平时吸食鸦片、腐败不堪、欺压学生的所作所为写成文字，告诉在上海的陈其美。陈其美看到这篇文字后，认为是揭露清朝官僚统治的好材料，便在他主办的《中国日报》上刊登出来。这样一来，陆小的学生犹如火上加油，决定集体罢课。事情越闹越大，陈其美专程来校指导，上海学生也给予支持。结果，学校总办被陈果夫虽掌握一部分的金融，可他的财力与孔祥熙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撤职，斗争取得胜利。从此，陈果夫成了学生领袖，他再也没有理由瞻前顾后了。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他只得往前走。后来，他与一些同学合办了一个革命性的秘密组织“襄义社”，吸收社员30多人，鼓吹反清革命。
1911年4月，陈果夫从浙江陆军小学毕业，6月，考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这样，他离开西子湖畔，再返石头城。这时，他已是20岁的青年了。南京的学习十分短暂，以至他还没有来得及游玄武湖、登紫金山，领略十里秦淮的美丽风光。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陈果夫便结束了学习生活。这短短的几个月，陈果夫革命的热情进一步勃发，并且填具誓约，正式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革命党中的一员。这对陈果夫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陈果夫后来回忆说：
这时候，个人的人生观比以前有进步，革命情绪一天高涨一天。在中学所上的功课和以前差不多，觉得无聊，便联络同学做组织和宣传工作，武汉起义后，更是积极进行。阴历九月初离开了学校，参加武汉保卫与支持的工作。我的学校生活从此可以说告以结束。
陈果夫时而在湖南、时而在杭州奔走求学，陈立夫十分羡慕，他也想外出闯世界。但父亲不让两个儿子都外出，另外，继祖母又特别宠爱陈立夫，所以陈立夫在沈氏塾馆一直念到了11岁。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对外面五彩缤纷的世界更加向往。此时，辛亥革命发生，上海光复，二叔陈其美正受任革命军沪军都督之职，便一再来信催促，希望陈立夫来上海读书。正好，三叔陈其采在上海，陈果夫因患肺病也在上海养病，为了阖家团聚，陈立夫一家，除父亲陈其业因商务上事情还留在吴兴外，其他人都来了上海。
在上海，陈立夫一家住在英租界跑马场附近的马霍路。一个乡下孩子，第一次来到大城市，高高的洋楼，宽阔的马路，飞驰的汽车，都使他感到新奇。但同时，在租界，经常可以看到英国人侮辱中国人的举动，印度巡捕当街踢打中国同胞，这些都深深刺伤了陈立夫内心的人格尊严。他感到了国家的落后和民族的积弱，暗暗下定决心，学好知识，拯救自己的国家。
陈立夫虽在湖州念完了小学，但要考进上海的中学，并非易事，因考试科目中有英文一项，而陈立夫从没学过英文，必须进行补习。于是，陈立夫首先进了湖州旅沪公学，专门补习英文。这所学校是当时居住在上海的湖州商人所设，专招湖州子弟学习，陈立夫进校后感到如在家乡一样，乡音乡俗，十分亲切。教英文的老师叫沈阶升，此人教学态度十分认真，不厌其烦，循循善诱。陈立夫在这位沈先生的教育下，英文学习进步很快，而且，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师生关系，后来，陈立夫当了国民党大员后，一度聘请沈阶升先生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
在旅沪公学补习几个月后，陈立夫以优异成绩考进了上海南洋路矿学校。这是一所西式学校，校长林兆禧长期生活在国外，英语相当好，治校严谨。由于陈立夫从没接受过新制下的小学教育，而且又无文凭，只能先读预备班，学习以前没学过的数学、自然科学等课程。
南洋的教材几乎都是英文原版，这对只读过几个月英文的陈立夫来说，真是苦不堪言，刚开始英文考试竟不及格。但陈立夫聪明，且能刻苦，一年下来，成绩名列前茅，数学还考了第一。
1913年，陈立夫正式开始了在南洋路矿学校中学部的4年课程学习，这所西式学堂，无疑是一个崭新的天地，陈立夫一下子竟爱上了自然科学，对采矿技术尤感兴趣，心中立下志愿，将来当一个采矿工程师。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孜孜不倦地看各种书籍，再加本身的聪明，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
不久，二叔陈其美前往东北大连筹设奉天革命党机关，离开上海，但他在经济上给予陈立夫全力资助，为他在上海安心读书解除了后顾之忧。此时，陈果夫也因百无聊赖，便与三叔陈其采还有杨普竹等人，一起拜刚从国外回来的经济学家薛仙舟为师，学习德文。每天早晨7点钟，便在上海阿瑞里王亮畴先生的家中听薛仙舟讲课，遇到星期天，陈立夫也来到这里，跟着他们学习两句德文。上完课后，陈果夫与陈立夫便拉着三叔陈其采一起去逛街，或到豫园去游玩。这段时间，兄弟俩第一次有较多的时间呆在一起。他们学习、玩耍、交谈，过从甚密，这使兄弟之间更加亲密，一时间，他们经济上有陈其美的支持，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生活得无忧无虑，真可谓“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可是好景不长。就在陈立夫到上海上学后的第三年，即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二陈在上海失去了强大的经济后盾，陷入十分窘迫的境地。无奈，陈果夫只好回浙江。陈立夫也想辍学，他的学业正处于关键时刻，如果丢下，将前功尽弃。因此，三叔陈其采坚决不允许他回家，并答应今后的生活费用一概由他负责。因陈其采此时已进入上海金融机构，负担一个人的生活与学费还是有能力的。这样，陈立夫便留下来继续完成他的学习任务。只是，经济上不如原来宽裕，再加陈果夫也不在上海，平添了许多孤独，但却可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
南洋学校对学生有严格的奖惩制度，学生必须全学期的成绩分数总平均85分以上，而且全勤，没有一次缺课请假，方可拿走学校颁发的奖状。陈立夫在校4年，8个学期，平均都在95分以上，数学成绩好几次满分，但由于有一次为参加哥哥陈果夫的婚礼，请了两小时假，只拿了7个学期的奖状。
4年的中学学习很快过去，陈立夫家中经济情况愈见艰苦，父亲陈其业的生意陷于低迷，明确表示没有能力供他继续升学。三叔陈其采自己有子女3人，另外因二叔陈其美遭袁世凯枪杀，还得负责二婶家的生活，也希望陈立夫能立刻就业，分担家计，他到处托人，在京沪铁路局找到一个随车检票的工作。但陈立夫求学心切，根本不想就业，他考虑到家庭确实困难，便报考了天津北洋大学，因这里每学期只收学费10块大洋，并免费提供课本和实验设备。但由于是名校，报考学生很多，当年在上海只录45名，而报名学生达六七百人。陈立夫没跟家里讲，便偷偷报了名，并偷偷参加了考试。
终于到了发榜的时候，陈立夫怀着紧张而焦急的心情来到榜前，只敢从榜尾看起，一个一个往上看，但总不见自己的名字，内心已经开始失望，直到最后几个名字，终于看到了“陈立夫”三个字，他竟然考了第五名。此时，他才敢把消息告诉家里人，父亲来信严厉责备了陈立夫，说他不经许可，自作主张，并说无钱供他读书。三叔默不作声，因他知道陈立夫成绩好，应该深造，但自己又无力资助。只有哥哥陈果夫最为高兴，因自己没有机会再学习，真诚希望弟弟能上大学，并给了10元钱，鼓励他好好读书，专心求学。
为了筹措学费和去天津的盘资，陈立夫返回湖州，他的二婶母、四姨母及其他一些至亲都分别或多或少给了一些钱，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正当陈立夫苦恼万分的时候，父亲叫了他去，拿出25块大洋，交给陈立夫，十分恳切地说：“这些钱是我多年的积蓄，也是我尽可能给你的学费，从今以后，一切就要靠你自己了。”接过父亲的钱，听了父亲的话，陈立夫潸然泪下，一方面感激父亲的爱子之情，另一方面也考虑今后要节省，克服困难，完成学业。
1917年8月底，陈立夫坐上了一艘上海驶往天津的海轮，站在三等舱的甲板上，望着海天一色的远方，他心中虽有一丝天涯孤旅的愁怅，但更多的则是心想事成的惬意，以及对未来大学生活的美好憧憬。
第二章 为胜利欢呼雀跃，十里洋场翻云覆雨
愿意从当兵做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迅速取得胜利。武昌起义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推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迅猛发展，革命的浪潮激荡全国，反动的清王朝面临灭亡。
陈果夫为武昌起义的胜利而欢呼雀跃，但又不知如何响应。这时他二叔陈其美从上海来到南京，准备在南京发动起义，带动东南各省，以响应武汉的革命。陈其美将自己的意图告诉了陈果夫，陈果夫也深受鼓舞，表示愿随陈其美一起行动。于是，陈果夫首先将南京陆军第四中学的同盟会员联络起来，大约有三四十人左右，由陈其美统一指挥。他们“每晚在操场中开会，筹划在南京起义之事”。为了便于领导，他们成立了陆军第四中学同盟会分部，并积极进行起义前的各种准备工作。
但不久，他们的行动为满清官吏所发现，清军对四中加强了防范，并采取了一些行动，如将原储藏在这里的子弹运走，枪械也锁了起来，将与革命党人有联系的第九镇军队也陆续调往城外。而此时，陈其美又回上海去了，陈果夫一时束手无策，只好和另外两名同学赶往上海请示办法。但不巧陈其美刚离开上海到杭州去了，陈果夫只好找到黄兴、宋教仁等人，向他们汇报南京的情况。黄兴等人认为，既然清军已加强防范，南京革命可以暂时推迟。现在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支援武汉革命，发动起义是支援的一个方面，还可以直接动员大批同盟会员到武汉去参军参战，保卫武汉。
一席话激起陈果夫满腔热情，他认为黄兴说的有道理。当时，清政府正调动大军围攻武汉，首义之城危在旦夕，“我革命策源地有动摇的趋势，如果我们能支持武汉这个据点，可以待各省响应，能多支持一天，形势就会好转一天。若是武汉根据地失了，各处就很难响应”。想到这些，他立即决定不回南京，转赴武汉。
青年陈果夫“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一腔热血，赶到武汉。此时武汉已是三镇烽火，满城硝烟。袁世凯派冯国璋出动全军，向汉口进攻，革命军奋力抵抗，伤亡甚多，退守大智门，汉口岌岌可危。
蒋经国在赣南不仅大有作为，而且培植了一大批忠于自己的势力，为自己之后与CC的对抗奠定了基础。陈果夫在民军军务部找到了部长孙武。孙武向他们介绍了武汉的战事，说汉口战事不利，汉阳前一天也发生兵变，情况也很危急，他表示欢迎大家支援武汉的战争。陈果夫急于参战，请求安排具体工作。孙武说：“现在汉口可能不保，而且一时难以恢复，而汉阳必须守住，你们愿意去汉阳吗？”陈果夫回答：“我们为赴难而来，任何危险的地方都可以去。”孙武十分赞赏陈果夫的勇气，即给他发了护照，命他到汉阳去报到。
汉阳的情况十分不妙，原守在这里的民军听说汉口即将失守，军心骚动，几乎都哗变而散。陈果夫报到后，被分到炮兵排当了一名士兵。本来，按他陆军中学的程度，可以当一名下级军官，但陈果夫并不计较这些，他倒愿意先从士兵当起。炮兵排长姓邱，也是从南京来的，他对陈果夫很是信任，常常带着他到长江边巡逻，有时，到龟山上让他试炮。陈果夫原来在学校就学过放炮，但一直没有派上用场，这一次能够直接为革命服务，他心里觉得十分自豪。
蒋氏父子联手，在扫除着他们建立政权道路上的障碍。当兵的生活是艰苦的，特别是晚上睡觉，几乎就是受罪。没有铺盖，大家都穿着衣服，挤在一起，随地躺一下。有时遇到紧急情况，还得在战地上睡觉。每当这时，陈果夫总是睡不着觉。他望着遥远的夜空，听着江边传来稀疏的枪声，头脑里构制着一篇篇有趣小说，心想，将来反满成功，一定做个小说家，但又认为这太浪漫，自己的学识太少，怎能写出传颂千古的小说呢？
陈果夫的思想能够适应这艰苦的环境，可他瘦弱的身体却难以适应。本来，他的肺病刚刚有所好转，吐血已愈。但来武汉后，白天紧张的工作，晚上又睡不好觉，极少休息，渐渐身体支持不住了。有一天晚上，他与部队一起运子弹到黑山，回来时，摇铁道上用的手摇车，十分吃力，但他还是坚持摇，忽然觉得天旋地转，倒在地上便不省人事，长达10余小时才醒过来。他醒来后，二话没说，即投入工作，同伴们见他身体如此虚弱，都劝他回去休息，但他不肯，与大家一起，坚持下来，使其他士兵深受感动。
10月28日，冯国璋率清军向汉口发起总攻击，民军英勇拒敌，广大市民也积极参战，他们自动给民军探消息、送粮食、送军火，汉口商人也“出应箪壶，供给粮秣，所需款项，皆系解囊自助”。军民同仇敌忾，奋力战斗，打破敌人数次进攻。但由于军事指挥上的失利，汉口终于失守。
汉口失守后，汉阳便成了战争的前沿阵地，汉阳军民曾经几次组织反攻，均没成功，自己反受损失。这时，清军也摸清了汉阳军事实力，即向汉阳发动强大攻势。民军英勇御敌，战斗十分激烈。此时，陈果夫受命守卫设在汉阳兵工厂的民军司令部，他与其他士兵日夜坚守岗位，不敢懈怠半分。
一天，清军所派的奸细在民军司令部附近放火放枪，以策应清军大部队的进攻。司令部人员以为敌军已攻进汉阳城内，有的急到军中亲自指挥，有的去组织救火，还有个别的竟临阵逃避。司令部主持工作的几位头面人物一下子全走光了，只剩下陈果夫与四五个卫兵守着空空的司令部大厅。有的士兵见此情况，也要离开，他们认为守着一个空房，不如直接投入战斗。但陈果夫坚持不离开。他认为司令部指挥官虽然走光了，如果卫兵在这儿，还可以唱唱空城计，如果卫兵都走了，那人们一定会以为司令部完蛋了，军心将会大乱。于是，他让几个卫兵守在门口，自己选了一支最好的枪，带足了子弹，坚守在大厅里，演出了一场“空城计”。
蒋经国虽留苏13年，可他身上过多的还是儒家传统教育留下的痕迹。不一会，民军及当地市民将放火放枪的奸细抓获，一个个送到司令部。他们以为陈果夫是司令部指挥人员，便交给他处理，陈果夫只好假戏真做。但司令部只有几名卫兵，他一人又不好审问，审问了也不好擅作主张处置，因此，他便装着严厉的样子说，今天时间已晚，明天审理，便要卫兵将这些奸细分别关在大厅旁的房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