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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众的义务和个人的虚荣心占了上风，虽然1944年6月6日已对欧洲成功地发动了推迟已久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但战争还没有最后取得胜利，而且在战争的中途也不可能轻易地更换总司令，如果他不亲自参加去实现他为之奋斗如此之久的和平，那是不可思议的。他也担心没有其他美国人能同丘吉尔和斯大林继续保持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他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新主席罗伯特·E·汉尼根的信中说他将竞选总统，“我内心的一切都在呼唤我回到赫德森河畔的家乡。但是，如果人民下令，我将会像一个好样的军人那样去效忠”。
现在，民主党人要在芝加哥代表大会上解决的问题只剩下选谁当副总统候选人了。罗斯福这次又想让亨利·华莱士当自己的竞选伙伴，但党魁们和南方保守分子十分讨厌华莱士，当时正有一股担心罗斯福健康状况的逆流，至少对他们来说，把华莱士这样激进和乖僻的人放在继任总统职务的位置上是不可思议的。汉尼根赞成提名他的密苏里同乡哈里·杜鲁门参议员为副总统候选人，他警告总统说，华莱士可能会破坏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而且，提名他需要一场激烈的斗争。罗斯福只得表示同意，他说：“我不想在经历1940年那样的一次代表大会了。”随后，他委托萨姆·罗森曼向华莱士转达这个坏消息，他自己从不愿当面使人不愉快。
总统此时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国外的战事上。意大利的事使罗斯福深为焦虑不安。攻克那不勒斯以后，盟国军队在不可逾越的占斯塔夫防线面前陷入了困境，恶劣的天气，险陡的地形和德军的拼死抵抗使他们寸步难行。丘吉尔鼓吹“兜圈前进”策略，主张在通往德军防线后方安齐奥的意大利海岸两栖作战。对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来说，当他们为准备“霸王”计划而组织兵力的时候，只要把德国人搞得疲于奔命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但丘吉尔却一意孤行，竟然命令已在地中海战区接替艾森豪威尔的亚历山大将军先干起来再说。
安齐奥行动旗开得胜，登陆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不久就碰了个大钉子：纳粹猛然反扑过来，差点儿把盟国军队赶出登陆滩，丘吉尔发出了增援的要求，他施加种种压力，一定要削弱“霸王”计划的力量，以加强意大利战线。
罗斯福知道丘吉尔对出兵法国依然不抱好感，即使推迟这一行动，他也毫不在乎。首相宁愿把更多的部队投入南线，这一方面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赶在苏联人之前把盟国军队开进巴尔干对英国称雄地中海的传统方针最为有利。
尽管总统喜欢温斯顿其人，却不愿意听他摆布，对自己的参谋长们的意见置之不理，因为他跟他们是极为融洽的。他坚决抵制了一切过高要求，只答应从“霸王”计划里抽调为保卫安齐奥登陆滩所必需的部队和装备。然而，到底需要抽调多少是难以估计的。抽调太多将贻误向法国的进军，太少则会导致安齐奥的惨败。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了计算，提出了他们的建议，但总统肩负重任，最后的决断还须由他做出。
事实证明这些计算是十分精确的。安齐奥巍然屹立。到了5月，亚历山大已经重整旗鼓准备大举进军了。重兵突破了德军防线，在安齐奥的部队和主力部队会师，6月4日，罗马攻克了。
罗斯福怀着胜利的喜悦，在6月5日晚上的“炉边谈话”中，宣告了第一个轴心国首都的陷落：“一个攻下了，另外两个也快了！”他对胜利的部队表示感谢，并说：“愿上帝保佑他们，照管他们和我们所有英勇杀敌的战士们。”
他指的是在意大利的军队，可是在1944年6月5日的那个夜晚，他的祈祷是给予那些乘着兵舰和登陆艇，劈波斩浪行驶在汹涌澎湃的英吉利海峡的士兵们的。此时此刻，诺曼底上空狂风大作，伞兵从天而降，飘落到铁蹄蹂躏的大地上。
总攻前的最后几天，紧张到了极点。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坚信总攻能够成功。英国人的情绪则没有那么高昂，但他们还是全力以赴进行了准备。双方都准备在登陆滩头承受重大伤亡。在5月底6月初的那几天里，一次又一次，随着地图室的敲门声和普雷蒂曼发出的“总统到！”的喊声，一位年轻军官就从里面走出来，把总统的轮椅推进戒备森严的房间。总统坐下来，一边研究地图，一边提出无数问题。总攻日前夕，总统和往常每次大规模行动前一样，来到了地图室，听取关于计划的专门汇报。多么了不起的计划！它们包括潮汐、风向风力、飞行条件以及数以千万计的陆海空战斗单位按分秒不差的时间表协同作战的安排，真是包罗万象，具体细致，复杂无比。另外，除了人和机械的可能失误之外，还存在着种种不测的因素，诸如天气的突然变化和难免的意外事件造成的过早暴露。于是又回到了那个老问题：纳粹究竟摸到了多少情况？这是一场特大的赌博，是总统极不愿干的那种赌博，因为这是在用人的生命作赌注啊！
6月5日晚上作过广播讲话以后，富兰克林一直坐到深夜，听取登陆的首批报告。在等候的时候，他写了一篇祈祷辞。到次日中午，这时在诺曼底已是晚间，消息表明在这场特大赌博中掷出的第一颗骰子赢了。奇袭得到了成功。大股部队已涌上滩头，只是在奥马哈滩，碰巧有德军一个师在演习，因此遭到了重大伤亡。
6月6日晚上，罗斯福再次向美国人民发表演说，向他们念了一篇倾吐他内心感情的祈祷文：
万能的主啊：今天，我们的孩子们——我们民族的骄傲——正在开展一场伟大的斗争，一场为捍卫我们的共和国，我们的宗教和我们的文明，为解放受苦受难的人类的斗争。
祈求您引导他们勇往直前，永不迷失方向，赐力量于他们的双臂，给勇毅于他们的心灵，赋坚贞于他们的信念。
他们渴望您的保佑。他们任重而道远……有些人将一去不返。主啊，祈求您伸出双手，将您的英勇仆从接纳进天国……
哦，主啊，祈求您给我们信念……使我们精神永葆锋芒……
在您的保佑下，我们将力克敌人的邪恶势力。愿主帮助我们去征服贪婪和民族压迫的门徒。带领我们去拯救祖国，同各姊妹国家一起进入缔造稳固和平的一统世界。这种和平将不为任何无耻之徒的阴谋诡计所破坏，这种和平将使人类永享自由，获得自己忠诚劳动的正义果实。
万能的主啊，您的意志必将实现。
阿门！
总攻在艾森豪威尔的卓越指挥下打得十分漂亮。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在顺利实施战略部署方面，暂时毋须总统参与其事。但是其他一些事情正等待他做出决定，其中有两件特别重要，第一件是在法国南部登陆的问题。这一称之为“铁砧”的行动原来打算和“霸王”同时进行，但因缺乏运输工具被耽误下来了，现在丘吉尔和英方联席参谋长们建议把它取消，理由是它将从诺曼底前线抽调部队，并抽动本来可以投入意大利北部的大批军队。
罗斯福心中自有主见。很清楚，丘吉尔对他自己的“进攻软腹”战略还没死心，他还在想把盟国军队开入巴尔干。罗斯福是充分依赖艾森豪威尔的，认为他的意见必然取胜。他给丘吉尔通了电话，说他坚定地支持美方联席参谋长们和最高司令。“铁砧”计划非完成不可。首相撤回了他的异议，并命令英国将军们不要再闹下去。一旦丘吉尔同意一项计划，他就成为这项计划的积极支持者。这次也和过去一样，他亲自奔赴地中海，为8月15日的登陆战督阵。
有待罗斯福做出的另一项决定是政治性的，而且是违背他本意的。在总攻开始前不久，戴高乐大造声势，想要使他的解放委员会被承认为法国临时政府。罗斯福反对此举，一则因为他认为法国人民应该在获得解放以后再去选择他们的政府。二则因为他对戴高乐怀有顽固的个人偏见。为此，原来说法国联络军官要随同总攻部队一起行动的，现在戴高乐突然下令不准他们参加了。部属对这种独断专行恼火透顶，幸亏艾森豪威尔运用他的杰出外交才能，总算同戴高乐就军事行动方面达成了协议。法国军官们很快加入了在诺曼底的盟国军队。
解放欧洲既已成竹在胸，胜利在望，他感到应当把公众目光的焦点转向另一个大战区，迄今为止这一战区在人们心目中还只是处于次要地位。他的旅行就是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过来的一个方式。旅行的另一个目的是去消除太平洋上陆海军之间的某些分歧。最后，总统认为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目的就是亲自去鼓舞那些正在英勇作战，但相比之下却默默无闻的战士们。
当总统的专用列车飞速奔驰，横穿整个大陆的时候，他还在忙个不停，一面指导国家大事，一面指挥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如何运用政治谋略。和战争开始以来的历次情况一样，地图室工作人员乘坐的那节车厢被装配成通讯中心，用无线电短波不断和白宫保持联系。在这节车厢里，还有供总统使用的密码机。
总统在圣地亚哥停留了三天。他让人推着轮椅视察了海军医院的病房，这里的许多伤病员都是刚刚从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的激战中撤下来的。然后，他又到俯临一片片沙滩的悬崖上去观看了大规模登陆演习。
总统乘坐崭新的重型巡洋舰“巴尔的摩号”，从圣地亚哥前往瓦胡岛。这艘军舰在太平洋舰队服役还不到一年，但已参加了15场海战。
自从总统10年前来过后，珍珠港已有了巨大的发展。虽然他曾参加过设计，并研究过蓝图的每个细节，但亲眼看到那些庞大的设施仍使他感到惊讶和欣喜。富兰克林竭力想象1941年12月那个恐怖的星期天带来的浩劫是个什么样儿，但今天却几乎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了。
总统到达珍珠港的当天下午，麦克阿瑟乘飞机从新几内亚赶来了。他乐观开朗，风度翩翩，几乎跟1918年罗斯福认识他时一样英姿勃发，当时他在法国，是最年轻的少将。前来开会的有海军上将尼米兹，还有夏威夷陆军司令理查森将军和放荡不羁、经常歪戴帽子的海军上将哈尔西。海军上将莱希当然是随同总统一起到的。
会议连续开了差不多三天，太平洋指挥官之间的分歧和问题得到了解决。罗斯福把他们拉到一起，倾听他们的意见，充当他们的调解人、行政权威和最高上诉院——一句话，当他们的总司令。
关岛和塞班岛被尼米兹麾下的部队拼死攻下来了。麦克阿瑟重返菲律宾的计划也正在步步推进。对日军进攻的两个强大箭头很快就会相遇交汇。必须安排一个指挥系统以适应这种事态的发展。麦克阿瑟的东南太平洋战区应该在统一的大规模作战中同尼米兹的太平洋战区结合起来。罗斯福设法取得了将军们对这一重大方案的一致意见。并就德国投降后对日本本土的最后强大进攻的初步计划进行了讨论。
总统在会议间隙期间检查了瓦胡岛上包括大型机场和丛林战训练等方面的各项工作。他视察了医院，检阅了第7师。然后他乘坐“巴尔的摩号”前往接近阿留申群岛西端的阿达克岛。返回华盛顿不久，在敦巴登橡树园召开的一次会议初步规划了联合国宪章的宏伟设想。两天后，总统在白宫欢迎来自苏联、英国、中国和本国的代表，他对他们说：“这种会议经常使我想起一名叫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的老先生的话，此人当过纽约州的州长。他对解决劳资之间的问题是非常得心应手的，他说，如果你们把各方请进一个摆着一张大桌子的房间，让他们脱去上装，把脚跷到桌子上，再给他们一支上等雪茄，那么你总能使他们谈到一块去。我知道你们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在工作的。”
“我们必须实现的不仅仅是和平，而且是持久的和平。四个大国齐心协力防止战争的和平。我们必须成为朋友，把脚跷到桌子上去……”
此次会议就联合国组织的总的形式和许多具体细节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会议提出的各项建议，成了最终据以制定联合国组织宪章的骨架。
当代表们还在研究讨论时，罗斯福总统已到了魁北克与丘吉尔会晤了。
两人过去的主要分歧在于军事方面，即出兵法国，还是穿过巴尔干。这一问题早已得到解决了，并且已由在法国取得的辉煌战果做出胜利的结论。丘吉尔非常痛快地承认，总统当初如此坚定真是英国的大幸，因为如果那时盟国军队全部扑向巴尔干，那就再也没有力量去攻克纳粹在海峡沿岸用自动飞弹向伦敦发动灾难性进攻的火箭发射场了。
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是俄波关系问题。斯大林原先主张建立一个强大而独立的波兰，但他却在卢布林搞了一个波兰傀儡政府，并要求得到一大块波兰领土。罗斯福和丘吉尔一致认为，苏联的这一粗暴行径虽然令人遗憾，但斯大林的要求还不算太不合情理。然而不管怎样，再次召开三大盟国首脑会议已刻不容缓，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了。他俩着手筹划起来，丘吉尔几乎立即赶往莫斯科去为此进行准备。
英国人十分乐意把太平洋战争的指挥权交给美国人。丘吉尔再次保证，一旦德国投降，就派出英国全部力量对日作战。
7月20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开幕，而这时罗斯福却在加利福尼亚州坐在矗立的悬崖上视察一场两栖作战演习，有一万名海军陆战队从希金斯艇上用铰链放下船头板在海岸登陆。政客们在搞走过场的老一套时，他在忙着办公。大会的首脑投票就通过了对罗斯福的提名，下一项议程是挑选替换副总统华莱士的候选人。各种可能性都考虑过了：助理总统贝尔纳斯、威廉·O·道格拉斯大法官、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和杜鲁门参议员。他们都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兴趣，只是看上去杜鲁门似乎容易被各方接受。自1934年当选参议员以来，他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罗斯福的对内对外政策，并在检查战争工作中贪污情况的一个国会委员会里任主席时取得了一些声望，最主要的是他既不引起保守分子的反对，也不引起开明分子的反对。
罗斯福以下结论的口气说：“我选杜鲁门吧。”在随后给汉尼根的一封准备在代表大会上宣读的信中他说：我愿意同杜鲁门或道格拉斯一道竞选。然而，杜鲁门不相信总统会支持他参加竞选，他甚至没考虑过自己参加竞选，他已同意发表提名演说支持贝尔纳斯。当汉尼根把这事告诉给罗斯福时，总统答应处理这件事。在圣迭戈，他给汉尼根打电话，电话打到黑石饭店汉尼根的套间，杜鲁门正站在汉尼根的旁边。
“鲍勃，你叫那家伙听话了没有？”总统问。
“没有，总统先生。”这位民主党的主席回答说，同时故意让杜鲁门听到话筒里的声音，“他是我对付过的最不好对付的顽固分子。”
“好吧，你替我告诉他，如果他想使民主党在战争中途分裂，那他要负责。”
汉尼根挂上电话，转过身来对杜鲁门说：“现在你要说什么？”
“哎呀，糟糕，他妈的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呢！”这位感到茫然的参议员说。
于是，杜鲁门去找贝尔纳斯进行政治交易，开明分子和工会当中坚决支持华莱士的人进行了最后的斗争，但第二轮投票中，杜鲁门获得了提名。这位副总统候选人的知名度实在是太小了，民主党会议一结束，人们就开始互相打听杜鲁门究竟是何许人也。《纽约时报》称他为“第二次密苏里妥协”。詹姆斯·哈格蒂把这件事说成是“政界头子们的胜利”。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约翰·布里克则说：“杜鲁门，这个名字我没记错吧？”他搔搔头又喃喃地说：“我总记不住这个名字。”《时代》周刊7月31日那一期里，把罗斯福的这个竞选伙伴说成“密苏里州来的，头发灰白，个子矮小的后排参议员”。
在圣迭戈海军基地的一节火车厢里，罗斯福广播了接受提名的演说，提出了自己的竞选主题：1944年我们的任务是什么？第一，赢得战争，迅速赢得战争，以压倒优势赢得战争。第二，成立世界性的国际组织。第三，为我们即将回国的战士和为所有美国人建立一种经济体系，它将提供就业机会，带来像样的生活水平。今年秋天，美国人民将决定是想把1944年的这项任务，这项世界性的任务移交给没有经验的和不成熟的人呢，还是想把它交给看到来自国外危险的那些人。
这里提到的“没有经验和不成熟的人”是指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纽约州州长托马斯·E·杜威及其同样保守的竞选伙伴，俄亥俄州州长约翰·W·布里克。杜威年富力强，是个有才智和有勇气的人，人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他当选，会成为一个能干的总统。然而，他生不逢时，当时的民主党取得的成就实在是太大，而一提到共和党，人们就会不禁想起胡佛任内那可怕的大萧条。美国武装部队天天打胜仗，罗斯福本人已成为历史上最有经验的政治家，而且，令人不解的是，无论如何疲惫，只要在公众面前出现，他总是高度兴奋精力充沛，有人说这是虚荣心使然，但是不管怎样，总之效果是很好的。他曾对《纽约时报》的采访记者说：“没有比好好地斗一场更使我兴奋的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似乎更好斗了。他心中的斗法就是把他的竞选对手放在一边，而专心致志地攻击共和党老派或者使用另一种更为致命的武器，用诙谐辛辣的演说恣意嘲弄对方一番。这些战术使他击败了胡佛、兰登和威尔基，当然，这次他更有把握击败杜威。
正当罗斯福即将展开竞选时，一个不怎么有名的共和党演说家传播出一条新闻：总统去阿留申岛视察归来，发现自己的小狗法拉忘在那里了，又派军舰把狗接回来。这条新闻很有煽动性，罗斯福准备迎头痛击。因为工人最容易听进各种谣传，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促使他做出决定，竞选活动就从向工人发表演讲开始。9月23日，面对卡车司机的听众，罗斯福发表了被许多撰稿家认为是他政治生涯中最精彩的演说。
“好啦，这里我们又在一起了，这是四年之后，这四年是什么样的年头啊！我的确老了四岁，这似乎使某些人感到恼火。其实自从1933年我们开始清除堆在我们身上的烂摊子的那个时候起，我们千百万人都老了11岁。”对这几句话，听众报以哄堂大笑和大声欢呼。只这三句，罗斯福就打发了对他是老头子而且是个“累坏了的和虚构的老头子”的指责。他把听众的注意力带回到胡佛不景气和新政的基本成就上面来，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对那些喜欢他的人作出保证，“同样的罗斯福仍然同他们在一起，并非飘浮在人们望不到的、只是由一些像丘吉尔和斯大林那样神秘的天神般的人物所占据的最高层的某处”。
罗斯福接着谈到：“在共和党中，有着开明的心胸宽大的分子的那个他们为使该党现代化和跟上美国前进的步伐，一直很努力而又体面地战斗着，不过，这些开明分子却不能把老保守派共和党人从他们控制着的地盘赶跑……在我们绝不动摇地建立牢固的和平基础的决心中……全国千百万共和党人是同我们站立在一起的。他们同样讨厌这样的人作出的这种竞选演讲，这些人只是在短短的几个月前才第一次认识到国际生活的真实，那时他们才开始研究民意测验的记录。”这是罗斯福在争取独立派共和党人的选票，争取对排斥威尔基感到愤愤不平的那些开明派的支持。罗斯福在其后的演说中，从不忽视向这些独立派发出呼吁，在他看来，他们构成一个集团，大到足以在坚定不移的派别之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谈到小狗法拉这个焦点问题时，罗斯福昔日那种犀利、机敏和辛辣显露无遗：
“这些共和党的领袖们已不满足于对我，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们的人身攻击，他们现在又来猛烈攻击我的小狗法拉，不论我还是我的亲人，对于这些攻击都不在乎，可是我的小狗法拉很反感。共和党的杜撰家在国会编造说我把法拉忘在阿留申的一个小岛上，派了一艘驱逐舰去找它，花了纳税人两三百万乃至两千万美元，法拉知道这些时，它的苏格兰心灵狂怒不已……我想我有权利反对这种针对我这只狗的诽谤。”
罗斯福在卡车司机工会空前成功的演说，使杜威威风扫地，从那时起，竞选就成了“罗斯福的狗和杜威的羊”之间的竞选了。罗斯福的竞选运动似乎一次比二次激烈，好像是由一部无形的却恶意的发动机推动着似的。
共和党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是西德尼·希尔曼，他是产联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在组织工人投罗斯福的票。有人传出消息说，当初提名杜鲁门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时，罗斯福曾经说“去征求西德尼的同意”。于是，全国各地的广告牌上都出现了这样的标语：“去征求西德尼的同意。‘西德尼·希尔曼和厄尔·白劳德的共产党员都已登记了，你登记了吗？’”在竞选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杜威一再提到共产主义问题，要是在10年以后提出这样的指控，肯定会使政客们胆战心惊，但那时是1944年，苏联还是一个受欢迎的反希特勒的同盟国，这种指控当时能收到什么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
征兵局长刘易斯·赫尔少将有一次在公开的场合说，让士兵继续留在部队里和让他退伍又成立一个机构来管理他们，两者花的钱差不多。这给共和党人提供了攻击的“炮弹”。罗斯福命令史汀生封上他的嘴巴，并公开阐明政府的计划是迅速复员。不管怎样，一个将军失言是不足以把杜威送进白宫的，对小狗法拉或西德尼·希尔曼的攻击也是如此。杜威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展开争论的问题，而罗斯福却憋死了他。
杜威还是不甘罢休，他年富力强，对提出新政的这位“疲倦的老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现在是“进行改变的时候”——是结束一人政府的时候，是把这个国家的事务交给精力充沛、更热心的人的时候。杜威获悉，美国已经破译了日本的密码。他打算利用这个情况证实罗斯福事先知道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行动。马歇尔将军没有让总统知道，便派使者前去说服杜威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据马歇尔透露，日本人还在使用同样的密码——这是美国在珊瑚海和中途岛取得胜利的一个因素。他警告说，如果杜威把此事公布于众，日本人就会改变密码。杜威从来没有透露破译密码的秘密。
杜威的指责是想巧妙地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竞选中的一个秘而不宣的问题上：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有人谣传，总统的身体已经垮台或者患了心脏病。共和党人高兴地散发了一幅在他发表接受提名演说时拍下的照片，从照片上看，他好像是一个形容枯槁的呆傻老人。后来，罗森曼声称，这幅照片是在总统发出元音时从一个不恰当的角度拍摄的，根本不像总统。然而，很久没有见到他的朋友们为他那衰老的面容感到震惊。看来他削瘦得如此厉害，以至他的衣服再也不适合穿在他那一度强健的身躯上了。但是，布鲁恩医生说，罗斯福的憔悴面容不是像绝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由于健康每况愈下所致，而是由于总统坚持减轻体重——在几个月里减轻了二十多磅。
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一些身体虚弱的迹象。在圣达迭戈附近彭德尔顿营预定举行的一次阅兵式之前，吉米·罗斯福正在同他父亲谈话时，总统的脸色突然变白，感到一阵极度的疼痛。“吉米，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出席阅兵式——我疼得厉害！”他低声说。小罗斯福吓坏了，想叫医生，但是总统坚持说，这只是消化问题。他躺在普尔门式火车卧车的地板上，闭上双眼，他的身体有时疼得痉挛起来。过了10分钟，罗斯福要他儿子把他扶起来。不一会儿他就到了阅兵场，脸上露出了通常那种轻松的笑容。总统从珍珠港回来后过了几星期又向布雷默顿海军造船厂的许多工人发表了讲话。罗森曼听着罗斯福讲话时的颤抖声音，心情非常沉重。他担心总统竞选不成了。罗斯福告诉布鲁恩，在他讲话的头15分钟，他的胸部感到剧疼，已经放射到两肩，但从讲完话后马上做的一个心电图上看不出什么异常情况。
在布雷默顿讲话之后，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支持罗斯福的人数急剧下降了，而支持杜威的人数却相应地上升。由于有人在私下有组织地散布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谣言，由于据报道共和党的支持者已经增加以及由于他不喜欢他那个自以为是的对手（他在私下嘲弄他为“那个小人物”），因此总统出去巡回竞选。
为了回击共和党的攻击，使选民对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放心，白宫决定由总统的私人医生、海军中将、眼耳鼻喉科专家麦金太尔出面说明罗斯福的身体状况，他对报界公布的内容是：
“……体重略轻，比他的平常重量少了8.9磅，坦率地说，我希望他会增重几磅。在他去魁北克之前就没有游泳，但他就要恢复。他游泳很有耐力，可以得到很好的锻炼。水的浮力使他的脚能够很好活动，所以，他在游泳上的收效是其他运动所得不到的。他的器官毫无毛病，完全健康。他每天担任非常繁重的工作，但他担负起来，精力惊人。在大选期间，有种种传说，说他的健康很差，其理由不言而喻，但这都不准确。”
罗斯福不仅需要自己对此充满信心，他还得向选民们证明这一点。他们必须看到他的真实情况。
四年来出于战时安全的需要，总统深居简出，行动诡秘。现在罗斯福拉开了秘密的帷幕，准备到人民面前去亮相。这当然是场冒险，可是只要值得，他是从来把危险置之度外的。
1944年10月21日，罗斯福将在纽约市向对外政策协会发表演说，看来这是一个大好机会，可以让更多的人亲眼看到他们的总统的头脑依然灵敏。他打算在市里巡视一圈，使他能穿过全市几乎每一个行政区。
当总统的列车于21日早晨开进（纽约的）宾夕法尼亚站时，他的运气真是坏透了，那天正好天色昏暗，秋风怒号，细雨蒙蒙。麦金太尔、埃莉诺和沃森“老爹”哀求他不要出去了。但他坚决不肯，因为不去就将给他的敌人提供炮弹。那么，是不是至少不要坐敞篷汽车了？不，他要让人们看到他是吃得消的。他承认有点冒险，但这算得了什么？难道他们指望他在这样的年纪就变得谨小慎微起来了吗？
总统身披海军斗篷，把竞选帽拉到额前，乘着敞篷车过桥来到布鲁克林。他在海军造船厂停了一下，然后穿过冒雨排队等候的人群继续前进。人们欢呼跳跃，欣喜若狂，如同雨过天晴。这声音使总统感到欣慰，以至连雨点打在脸上都不觉得痛了。欢呼声在前面一浪高过一浪，总统的汽车飞速驶过行人稀少的昆斯区街道，再绕回开过“三区桥”。曼哈顿区的尖塔消失在迷雾之中，下面的河里，灰色的货船顶着东风穿过“地狱门”。在布朗克斯区，一座座褐色砂石房屋的临街的正面挂着欢迎总统的旗帜。总统看到那些从公寓窗口打出的10分钱一面的小旗帜，心里真是感动极了。当他驱车经过时，他挥着帽子致意，斗篷在风中飘扬，他全然没有理会这恶劣的天气。
埃莉诺登上车，陪他沿着热闹的曼哈顿大街行进完了最后一段路程，最后回到了她在华盛顿广场的寓所。总统又冷又累，可是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盛大的欢迎使他兴高采烈，精神振奋。那天晚上，他就美国的外交政策作了平生最为慷慨激昂的演说。
在这次大选中，罗斯福的一次演说创下了听众人数的新记录。在芝加哥的军人操场上，总统坐在他的汽车里发表演说，当时，坐在圆形看台上的听众有10万人，站在外面的又有10万人。总统说，这次竞选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奇怪的一次。共和党人一面骂民主党无能，一面又赞扬它所通过的法案。一方面说“爱唠叨，疲惫的老家伙”把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上史最大的一支陆海军，这一切都不会改变，另一方面又说，“因此，现在该是变革的时候了”。罗斯福说：“他们实际上是说，那些无能的、疲惫的老怪物真的为世界的持久和平奠定了基础。如果你们选举我们，这种情况我们一点也不会改变的。但是，他们又悄悄地低声说，我们会做得甚至连杰拉尔德·史密斯也不会不支持我们——我们会使任何相信孤立主义的竞选资助者都支持我们。是的，我们做得甚至连《芝加哥论坛报》都满意！”
11月7日，罗斯福同历次选举一样，和埃莉诺来到海德公园村的投票站参加投票。他对站内的官员们说他的职业该是种树，并让他们认真验明了他的251号投票证，然后第一次被带到投票机前。可是他不会操纵这个机器。在喃喃自语，东摸西摸了一番后，幕帏后传出他那与众不同的声音：“该死的机器，怎么不灵了？”于是就有人隔着幕帏告诉他怎样使用那机器，他就解决了他在选举那天碰到的惟一困难。
杜威对罗斯福的非我不可的态度进行了攻击，是竞选中最有力的一次讲演，但是富兰克林·斯福还是再次取得了美国人民的信任。同往常一样，选举团的表决是一边倒的，结果是432票对99票，但是民众投票的结果却是罗斯福历次总统竞选中最势均力敌的一次。他得到了2560万张票，杜威得到了2200万张票。对总统来说，选举中最令人宽慰的事情大概是选民以压倒的优势抛弃了孤立主义。在全国各地，选民们没有再选举两党中具有孤立主义纪录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其中包括来自达切斯县的罗斯福的老对手汉密尔顿·菲什。罗斯福始终是一个拘泥形式的人，为了答谢杜威的贺电，他在那天一直等到深夜，但是贺电一直没来。总统最后对一位助手说：“我仍然认为他是个畜生。”
1945年1月20日（再过10天就是罗斯福的63岁生日），罗斯福冒着刺骨的寒流宣誓就职，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次时间最短和最阴沉的就职仪式。他也许预感到自己活不了多久，因此坚持要他的13个孙子孙女和外孙外孙女都来华盛顿参加就职仪式。当时没有游行，也没有举行豪华的舞会，总统是在白宫的南门廊而不是在国会举行宣誓。他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大衣，讲话还不到5分钟。他期望着即将同斯大林和丘吉尔举行会晤，在讲话中谈到了他的指导原则。“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不能单独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我们的幸福取决于别国——遥远的国家——的幸福。……我们认识到正如埃默森所说的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只有当朋友，才能交朋友。”
两天后他动身前往雅尔塔。
第十五章 雅尔塔会议
1945年初，三巨头举行会晤已刻不容缓。同纳粹德国的战争已经胜利在望。德军在西线发动的最后孤注一掷的攻势已在一个月前的突出地带战役中被击退。苏联红军已经占领波兰和东欧，并正在从东线向德国逼近。美国部队刚刚解放马尼拉，美国轰炸机正在从空中轰炸日本。但是，军事专业人员认为，如果盟军不攻占日本的本土岛屿——以及同时可能对其造成的一百多万人的伤亡，就不可能结束太平洋战争，因为按照绝密的曼哈顿计划研制的原子弹没有经过试验，能否成功还没有把握。解决德黑兰会议上没有解决的以下问题的时刻已经到了：战败的德国的前途，令人苦恼的波兰问题，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的地位、联合国组织和远东问题。
雅尔塔位于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是沙皇所喜欢的一个避暑地。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会还是因为斯大林再次不愿意离开苏联。
尽管罗斯福在乘坐“昆西号”巡洋舰前往马耳他的途中得到了休息机会，到马耳他后又换乘自己的“圣牛号”飞机前往克里米亚，但这次旅行对罗斯福来说仍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不要再让我们犹豫不决了！”丘吉尔开玩笑说，“从马耳他到雅尔塔！不要让任何人变动了。”如果把所有可能举行高级国际会议的地点都编进一台计算机的程序里，然后指示计算机选择一个最糟糕的地点，它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雅尔塔。雅尔塔周围的地区曾在德军退却时遭受掠夺，它的美丽的自然风光掩盖了原始状况。丘吉尔带去了大量的威士忌酒来抵抗流行的斑疹伤寒、虱子和臭虫。美国海军的一个消毒小组不得不把罗斯福的住处消毒三次，然后才住进去。会场设在利瓦吉亚宫，那里有50个房间，但只有一个洗澡间。
这个会址是罗斯福与斯大林协商多次，双方都做了程度不同的妥协的结果。斯大林不愿远离自己的祖国，最大让步就只能是黑海海滨雅尔塔了。身体虚弱的罗斯福远涉重洋，在海上先做为期10天的4883英里的航行，再飞1375英里，然后才能到达满目疮痍的雅尔塔。
罗斯福一行于1945年1月23日起程，乘“昆西号”巡洋舰横渡大西洋。
躺在“昆西号”的船长室内，总统久久不能入睡。他心烦意乱，耳朵里灌满了船上各种声响——涡轮机平稳的嗡嗡声。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颠簸起伏时铆钉发出的尖厉呼啸声。船钟悦耳的丁当声。值勤换班时水手的吹哨声。穿着橡胶鞋在甲板上奔跑的脚步声。附近舱室内不均匀的鼾声。巡洋舰的船头破浪前进时发出的嘶嘶声和海水的溅泼声。
在过去，这些声音曾经使他心神陶醉——成为诱他人梦的催眠曲。但是现在它们却刺激着他那颤抖的神经，完全驱走了他的睡意。他竭力叫自己的脑子停止旋转，这在往常是办得到的。但现在它偏偏不肯歇下来，仍在不停地思索着他已经做的和必须做的各种事情——千头万绪的事情吵嚷着要他过问。赫尔病倒了，已在敦巴登橡树园会议结束后辞职，从此罗斯福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白天的情况似乎好一些。他可以坐在一门高射炮遮护板后的背风处，靠温暖的阳光和海上浓咸的空气恢复体力。
傍晚是最美好的时刻。他的朋友们聚在他的正方形大餐室内，共进鸡尾酒和晚餐。在场的有史蒂夫·厄尔利，他一如既往，讲起精彩故事来就是几十则。还有麦克，他只要不是为了他的病人而大惊小怪地忙得不可开交，就总是面带欢愉的笑容。此外还有沃森“老爹”、莱希、威尔逊·布朗、“昆西号”的船长森，以及富兰克林的老朋友吉米·贝尔纳斯和爱德·弗林。安娜也在这里。
安娜在身边对他来说是多么大的慰藉啊！自从约翰·伯蒂格参军以后，她就一直住在白宫。父亲几乎还没有发觉，她就开始帮他处理越来越多的家务了。她逐渐接替了可怜的利汉德小姐留下的职务。她为富兰克林跑腿，处理机要函电，接待来客，安排约会，平息他的顾问之间的激愤。埃莉诺外出期间，她还担当女主人的职责，并且在待人接物方面向他提出妥善、老练的建议。
在海上的那些夜晚，这一大群好朋友围着总统的餐桌纵情畅谈。富兰克林沉浸在温暖的友情之中，完全忘记了疲劳。他的脑海中闪耀着想入非非的念头，思想驰骋到那些深邃的领域，历史正在那里讲授一堂人类关系的哲学课。而他们这些人却在谋划怎样教训历史今后循规蹈矩一些。
晚饭后通常是看一场电影——《我们的心年轻而快乐》、《公主与海盗》、《龙种》、《陌生的来客》，总统再一次忘记了自己的疲劳。
这次远行，埃莉诺也想在战争结束前夕，航行万里，看看沿途景色，见见神秘的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听听巨头们的争论。总统不忍让夫人承受这万里行程的艰辛，还是决定由女儿来陪伴。1月30日是总统的63岁寿辰。尽管有潜艇的威胁，“昆西号”上还是洋溢着庆祝生日的欢乐气氛。全体船员向总统赠送了一个烟灰缸，这是用进军诺曼底期间打过的一个铜弹壳制成的。当天晚上，“昆西号”和它的护航舰队在灿烂星空下朝着直布罗陀海峡曲折前进，航速提高到每小时25海里。涡轮机的嗡嗡声拔高了一个音调。头顶上两架卡塔利娜俯临阴森莫测的海面来回梭巡。在船上为富兰克林举行了他有生以来最愉快的生日宴会。特别是因为有链扣俱乐部的两名成员史蒂夫和爱德在场，宴会开得更加圆满成功，史蒂夫还担任了司仪。由于船上每个伙食团都想得到为总统烘制生日蛋糕的荣誉，富兰克林为了不使他们扫兴，不得不吹熄五块蛋糕上的所有蜡烛，并在每块上都尝了一小片。
黎明时刻，“昆西号”安全通过了海峡，沿着非洲海岸航行。这里出现了地中海上最温和宜人的天气。当大火球似的红太阳坠入船后熠熠发光的海水中，富兰克林似乎听到它发出嗤啦啦的声音。
2月2日上午9时，“昆西号”安全驶近马耳他。总统自己把坐着的轮椅转到临时特制的升降机里，登上最上层主甲板。这是一个温暖晴朗的早晨。总统隔夜睡得很好，感到精神焕发。
上午9时35分，舰上全体船员列队站在栏杆前，“昆西号”通过了潜艇网构成的大门，缓缓驶入瓦莱塔的大港。在狭窄的航道两侧，马耳他人挤在峭壁上挥手欢呼。停泊在港口的军舰一齐鸣笛致敬，“昆西号”致了答礼。空中回荡着号角声、礼炮声和人们的欢呼声。
“昆西号”十分缓慢地紧贴着英国皇家军舰“天狼星号”旁边驶过，两艘军舰的钢制船舷几乎擦着了。温斯顿·丘吉尔独自站在舷梯上，使劲地挥舞他的游艇帽致意。接着他身后的军乐队奏起《星条旗》曲。富兰克林欢笑着致答礼。这和上次举行大西洋宪章会议的情景完全一样。但是他们是从多么遥远的地方赶来的啊！
森船长把“昆西号”利索地停靠在预定的码头旁。富兰克林移到高射炮旁他喜爱的那块阳光照射的地方，从那里仰望受过轰炸的瓦莱塔城歪歪斜斜的全貌。毁坏的房屋是用白色石灰石建造的，几个世纪以来受到阳光的照晒已经发黄了。两所教堂显得灰暗而凄凉。
富兰克林还没有坐定，哈里·霍普金斯就带着他儿子罗伯特·霍普金斯中士来到船上，同他一起来的还有艾夫里尔·哈里曼和新任国务卿爱德华·R·斯退丁纽斯。
“你在雅尔塔为我安排得怎么样？”总统问他的驻苏大使。
哈里曼看上去稍微有点窘迫。“你不要听丘吉尔的话，”他说，“我到过那里，我向你保证那地方不错——至少在‘卡托克廷号’的船员们清除了虱子以后，就不会有问题。”
“好，我相信你的话，”总统说，“我们就去雅尔塔。”
前来晋渴的官员川流不息，水手长们连连吹哨通报，忙得上气不接下气。在来访者之中有马歇尔将军和金海军上将。他们是同莱希和总统密谈的。接着贝蒂·斯塔克笑容满面地和休伊特海军上将一起来到。最后温斯顿·丘吉尔带着女儿萨拉·奥利弗也来了，她穿着英国空军女子辅助部队的制服，显得很漂亮。几分钟之后，风度优雅的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也到了，加入了总统周围的人群。丘吉尔父女和艾登留下来共进晚餐。饭后，总统和安娜在总督夫妇陪同下，驱车在马耳他兜了30英里。
他们于下午4时半返回，总统当即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会晤。下午6时，丘吉尔和英国的参谋长们也来了。他和总统出席了英美两国参谋长们的全体会议，把准备对苏联人讲的话再润色一番。下午8时，总统和他的女儿设宴招待首相父女，宴会到10时半才结束。11时总统下船前往卢卡机场。这一天的活动是安排得够满的。
这些天里，总统头脑里不时闪现出与斯大林在德黑兰的第一次会晤。
罗斯福以知己朋友聊天似的语气介绍开罗会议的情况，“我是在古老的金字塔下第一次会见古老中国的代表蒋介石先生，目前只能依靠同他合作以维持中国的战场”。
“满洲”、台湾、澎湖本属中国，在战争胜利后归还给中国，斯大林表示“没有意见”，丘吉尔不好公开反对，但对别人收回自己的领土是不会感兴趣的。他会联想到他的印度、缅甸、马来亚，他用手捂住了香港，强调那是有期限的租借。蒋介石非常关心废除英国在上海、广州等地的治外特权以及英舰开进中国港口问题，同时他希望苏联能够尊重“满洲”那边的国境。
斯大林说：“我们的基本原则是要全世界尊重苏联的宗主权，另一方面，我们也绝对尊重其他一切大小国家的宗主权。”
好，让我们两国支持蒋介石反对英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希望苏方保证尊重“满洲”国界并不干涉中国内境，蒋介石则答应在全国普选之前容纳中共参政，在战后，实行全国普选。
斯大林已经心不在焉了，罗斯福开始呼唤他的热情：“如果你们需要，可以使用他们的不冻港大连。”
“同时你应该在西伯利亚建立可供美国1000架重型轰炸机使用的机场。”
斯大林警惕的目光扫尽了笑意，像在会议厅开会时的那种严肃神情出现了，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说道：“在苏联的领土上建立别国的军事基地，即使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我也无权答复。”
罗斯福侧着头，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转而谈论其他问题。
现在，到雅尔塔去，要继续上次的谈论精神，摆出双方的要求、愿望……
卢卡机场上布满了巨型运输机的黑影。1号飞机停在大门附近。这架新的C—54是由空军运输司令部为总统专门装制的，给它取了一个不恰当的名字叫“圣牛”。总统的汽车一直开到它宽阔的机翼下面，普雷蒂曼把他的轮椅推上从飞机大舱内巧妙地垂下来的升降机中。他的老朋友驾驶员亨利·迈耶斯和奥蒂斯·布赖恩站在舱面上迎候。罗斯福立刻就在他的新舱室里睡了下来——这比躺在几个座椅之间架起的褥垫上要舒服得多——很快就入睡了。他的专机预定凌晨2时30分起飞，现在正在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整夜之间，每隔10分钟就有一架运输机起飞，把英美代表团的700名成员运往雅尔塔。
“圣牛号”和它的P—38护航机队从寒流滚滚的克里米亚高空降落到朔风凛冽、白雪皑皑的萨基机场。丘吉尔尚未到达，总统在机舱内等候了几分钟后，首相的专机和野马式护航机队终于降落，在跑道上滑行。丘吉尔穿着英国军官制服，快步向“圣牛号”走去。他嘴里冒着烟雾，乘着升降机登上飞机，接着他和总统一起下到冻冰的地面上。
莫洛托夫在那里迎接他们。他身穿镶着有阿斯特拉罕皮领的皮大衣，戴着阿斯特拉罕羊皮帽，浑身上下显得很整洁。总统乘坐一辆吉普车，检阅漂亮的苏联仪仗队。他们身穿深蓝色军服，脚登乌黑发亮的皮靴，步伐轻捷，带着白色手套的手以精确的节奏来回摆动，上着刺刀的来复枪以完全一致的角度向后倾斜。然后总统和安娜乘上一辆苏联汽车，前往90英里之外的雅尔塔。
从萨基到辛菲罗波尔一路上高低起伏的田野看上去很像下过一场暴风雪之后的美国中西部。接着汽车拐入罗曼诺夫大道，开始攀登山坡。公路穿过岩石的峡谷蜿蜒上升，旁边是悬崖峭壁。北风从冰封的平原呼啸而至，富兰克林把大衣紧紧裹在身上。在这90英里的路上，每隔300码就站着一名苏联哨兵。他们是苏联内地近卫军，和萨基机场上那些营养良好、穿着讲究的仪仗队大不相同。富兰克林通过玻璃窗注视车外，只见他们不是老头子就是十来岁的男孩或女孩。那些身穿劣质军服的苏联孩子们在寒风刺骨的山口立正致敬时直打哆嗦，未戴手套的手冻得青紫僵直，真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扳动他们老式步枪的扳机。
翻过大约一英里高的红岩峰巅之后，公路急转直下，伸向黑海。崇山像屏障一样挡住了北风，当总统一行顺坡而下到达雅尔塔时，春天向他们迎面扑来。这里阳光和煦，草色转青，山谷中盛开着番红花。俯瞰远处，掩映在海边苍翠松林中的白色宫殿和疗养院闪闪发光。
他们急速穿过遭到毁坏的雅尔塔市区，不久就抵达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利伐吉亚夏宫，在长形的帕拉地奥式建筑前面停了下来。白宫地图室的亨利·普特曼少校和艾伯特·科尼利厄斯已经在利伐吉亚设立了一个临时地图室，和停泊在塞瓦斯托波尔的美国军舰“卡托克廷号”之间架设了有线电话线，再通过“卡托克廷号”和华盛顿建立无线电短波通讯联络。但是当晚总统没有去为工作劳神。他饭后就上了床，读着一本侦探小说就睡着了。
翌日是2月4日，星期天，天气晴朗。总统眺望窗外，看到了雪山连绵、大海耀日的动人景色。和风从窗外吹进来，软绵绵的，略带咸味。富兰克林十分快活，感到春意盎然，因此换了一身浅灰色新衣服，系了一条鲜艳的花领带。
那天上午他和所有的主要顾问碰了头。传报斯大林元帅已经从莫斯科乘专车来到他设在科列兹别墅的司令部。自从上次飞往德黑兰在高空伤了耳朵之后，他再也不愿乘飞机了。罗斯福在镶有护墙板的舒适的书屋里接待斯大林，两人进行亲切的交谈。斯大林情绪高昂，似乎为再次见到总统感到由衷的喜悦。
从5点钟开始，出席克里米亚会议第一次正式会议的人员陆续到达。丘吉尔从沃隆佐夫别墅来了，他身穿英国军服，头戴苏联人赠送的黑色熊皮大帽子。所有的英国人都在搔痒，心绪极为不佳。
“我早就告诉过你，这地方都是臭虫。”首相悄声对罗斯福说。
“我这里倒没有，”富兰克林轻松地说，“‘卡托克廷号’的小伙子们在这里喷过三次药了。”
克里米亚会议在利伐吉亚宫的大舞厅中举行，这是一个古典风格的房间，沿墙竖着科林斯式的壁柱，高高的天花板上有豪华的装饰。房间两侧是法国式大拱形窗，因此它看上去像一个大凉廊，镶木地板有几英亩面积。在房间一端，壁炉的前面摆着一张铺了白桌布的大圆桌。按照艾尔弗雷德·史密斯所提出的标准，在这种房间里开会不可能谈得投机。但是罗斯福感到只要具备合作精神，就可以克服物质上的困难。这种精神不久就显示出来了。
历时三个小时的讨论，几乎完全是关于当前的军事形势。安东诺夫将军宣读一份准备文件，详细分析了东线进展，他表示希望盟国尽快在西线推进，并轰炸德国交通线，借以防止德军从西线越过德境调到东线上来。马歇尔回顾了西线的局势，波特尔代表空军发言，坎宁安谈到德国技术的新发展有可能恢复潜艇的威胁。关于这一点，丘吉尔提到，也许盟国可以通过从亚德里亚海进入巴尔干半岛的一次远征，给苏联东线的战役予以帮助，但是，这一提议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讨论。
第一次会议完全由军人们唱主角，他们审查了最后进攻的计划，并就德国占领区问题达成了暂时性协议。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愿意把攻克柏林的荣誉，或者说是危险，让给苏联人。斯大林再次作了对日本宣战的保证，并把日期订在德国投降之后三个月。
但是，军事顾问现在在大家心目中，比起战后世界的规划来已经处于次要地位了。他们从第二天就开始讨论战后规划问题，以后天天如此，足足讨论了一个星期。每天上午总统都要和他的顾问和专家们商讨当天的议程，三国的外交部长则在其他地方会谈，同时参谋长们也在开会。每天下午在利伐吉亚大舞厅中举行正式会议，围绕着大圆桌展开激烈的争论。晚上有时举行宴会，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小餐厅里安静地用膳，总统和他的朋友们就在这里谈论当天会议的结果，筹划第二天的事情。
这是极其劳心伤神的工作，富兰克林又感到难以入睡了——他无法排除萦回脑际的千思万绪，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他的全部希望，也就是他从威尔逊以及其他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那里继承来的、并且把他自己对世界各地普通人民的热爱倾注其中的、关于一个真正文明世界的理想，其得失成败完全在此一举。
在这个时刻，罗斯福再也不考虑自己正在担任伟大的历史性角色。这项任务是如此之重要，它对今后人类的千秋万代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以致他个人的命运显得微不足道。只要出色完成这项工作，只要真正打好和平神殿的基础，任何其他事情都是无足轻重的。
和他一起工作的人，甚至只能从新闻记录影片里和他相会的千百万人民，看到他身披斗篷，坐在雅尔塔的平台上，清风吹乱了他那古典式眉宇上方的白发，双目凝视着地平线以外的时候，都意识到他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已经超脱了尘世的羁绊。他的全部精力和身心都凝聚在对全世界人民未来幸福的深情关注之中了。当他在俄罗斯的春光中端坐在丘吉尔和斯大林中间的时候，裹在他身上的是人们熟悉的斗篷，褶纹清晰可见。
另外那两位也热诚地和他一同辛勤工作，他那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至少在这一时刻使他们受到了鼓舞。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再精明地、有时是目光短浅地为了本国真正的或假想的利益而讨价还价了。但是在目前至少不闹个人意气或存心作梗。他们也期望这一伟大的计划得到实现。
他们试图建立一个新世界，但是他们不可能把一切推倒重来，用全新的材料去建筑国际大厦。相反地，他们只能在一个被毁坏了的文明世界废墟上动工，清除那些无用而碍事的瓦砾，利用留存下来的完好结构，这里补上一些砖瓦，那里安上一个新拱门，但还经常要受到旧时偏见和当前误解的干扰与阻挠。
罗斯福的建议是：“在管制和占领战败的德国问题上，我认为应该统一化，不宜瓜分为各个占领区。不仅在最高层机构中行政管理应该统一，各级机构均应联合统一。”总统带着他对联合国的理想和自负，认为自己有责任引导盟国间趋于和谐一致，而不是各行其是。
然而，他过于天真了，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他遇到了苏英两方的一致冷淡。丘吉尔的烟斗左右挪动，嘴角露出讪笑，“联合，怎样联合？天天开会，天天争论不休？”
斯大林第一次顺着丘吉尔的思路，“各自当家作主，效率会高得多，方便得多。谁喜欢有一个专职的高居在上的统领？日常工作与战场需要不同，不可能去天天协商解决日常的繁琐的行政事务”。
“魁北克会议已经讨论过对德占领区的划分问题以及各国军队在其建立行政管理制度的时间，我们无须在这次会议上多耽搁时间了。”丘吉尔再次表态。他们想迫使罗斯福不得不少数服从多数，放弃个人的主见。
罗斯福在历次重大会议上显著的自信和坚定的语调已经消失了，大家都听得出他声调的间歇和嘶哑，他已无力在所有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了。
丘吉尔首相和斯大林元帅交换下目光，丘吉尔开始提出东欧的划分方案。“这是我在去年10月与斯大林先生在莫斯科一起讨论一致同意的方案，也在这个会议上正式通过一下吧。”
斯大林紧接着说：“那个方案是经过苏英双方讨论的，不过，由于情况变化，红军将领们提出修改匈牙利与保加利亚的分配比例。”
这两处修改都是扩大苏方的势力范围，这是战局决定的。丘吉尔接受这个比例，无非是想保住面子，向国内交代的一个手法。既没有讨论的余地，也没有讨论的必要，双方协议，没有争执，用不着仲裁，总统是第三者，只能一致通过了。
当天的会议结束后，罗斯福为丘吉尔和斯大林及他们的主要顾问们举行了宴会，会上，罗斯福对斯大林说，他和丘吉尔都称他为“约大叔”，斯大林听了似乎有些不高兴，罗斯福急忙解释说，这是表示亲热的称呼。莫洛托夫为了使他们放心。便说，斯大林仅仅是“开个玩笑，全国人民都知道你们称他为‘约大叔’”。
罗斯福是总建筑师，惟独他全局在胸，其他人都只有局部的概念而已。他知道最终设计能否有用完全取决于他。斯大林和丘吉尔两人都受到各自的个性和民族偏见的限制。富兰克林坚信他们两人都真诚期望这一巨大任务的完成——他从未怀疑过他们的良好愿望。但他也认识到他们有局限性。丘吉尔依然沉湎于建立帝国的浪漫而年轻的迷梦之中，被基普林的仁慈王国——白人担负重任的胡说八道迷住心窍。他认识不到世界正在发生多么迅速的变化。
斯大林仍然怀疑有一个针对苏联的世界性阴谋。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苏联建立之后的开头20年中，西方世界实际上结成了一个未公开承认然而又是货真价实的同盟反对过他们。尤其是在这次战争中他们遭受了可怕的灾难——几百万人民丧失生命或沦为奴隶，他们引以自豪的美丽的新城市和宏伟的公共建筑都被毁掉了。俄罗斯人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物，在他们身上天真和狡诈，理想主义和自私自利，良好愿望和雄心勃勃兼而有之。他们犹如早熟的儿童，又好似生根于泥土之中的古老农民。他们具有暴发户的傲慢和神经质。他们就是这样出现在民族之林。但他们也真诚地渴望得到别人的喜欢。需要做的是赢得他们的友谊和信任，然后用道义的力量去引导他们。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如果苏联人转向征服和穷兵黩武的话，前途之可怕将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他们不知道那将是如何的可怕，但罗斯福是清楚地了解的。科学家们研制原子弹的工作正在取得重大的进展——今年夏季即可完成。一旦把这种力量释放到全世界，它引起的战争将比滑稽连环画报中最耸人听闻的描绘还要可怕得多。罗斯福认为，对于从古希腊、罗马，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充满活力的美，从英国那种遵守法制的自由观念，从法国的逻辑和侠义精神以及从美国关于全人类获得自由和安全的伟大理想之中缓慢发展起来的文明来说，现在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他必须使这个所有国家的联合组织发挥作用。
富兰克林每天清晨醒来时，总是感到精疲力竭。他似乎无力从事又一天的紧张思考和重大决策。但是到了下午，当他在会议桌旁就座之后，他的精力又恢复了。他的脑子几乎是超人般的清晰，决不会产生失误或迟疑。经过这么多年的思考以及知识和实际经验的积累，他对脑海中贮存的每一个项目都能运用自如。他往往只靠灵机一动，就能想出办法去解决那些看来无法克服的困难。正如麦金太尔后来说的：“主要靠他来解决问题。”他发言的时候，他们都倾听着。他们并不总是同意他的意见，但是——他们倾听着。
2月8日，会议开始研究太平洋战场，美苏参谋长在龙苏波夫亲王豪华的官邸举行会谈，解决远东问题，着重决定苏联一旦对日宣战，盟国应采取的步骤。
同日同时，在亚宫，罗斯福也正慎重地探询似的与斯大林讨论这个问题。莫洛托夫和哈里曼也在场。总统娓娓倾诉他对日作战的设想，不在中国大陆进行大规模反攻，只用B—29飞机对日本本土进行密集轰炸，盟军也不用实际进入日本本土……
当初在德黑兰开始的交易，这次要落到纸面上成为正式协定。在完全满足苏方的要求条件下，苏方允诺在击败德国三个月后——比德黑兰会议提出的六个月提前了三个月，出兵中国东北。双方皆大欢喜。接着，两位巨头兴致勃勃毫无避讳地议论起中国的前途。
罗斯福像谈他的菲律宾要“独立自治”一样的口气说：“希望中国生存得更好些，人民的文化、教育、卫生水平和生活水平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改善……”
“中国会有这样的前景。不可思议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为什么不能维持统一战线，如果双方团结一致，我相信不但会在抗击日军的战场上打出辉煌的战役，像抗战初期那样，战后也同样需要这样的统一，这样才能保证中国前景的美好。”斯大林也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局势的希望和忧虑。
2月9日下午，“三巨头”在会议厅听取美国国务卿宣读三国外长上午草拟的关于联合国托管领土的计划。丘吉尔尚未听完就暴跳起来，“这个材料我连一个字也没同意过！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件托管的事！”他激动地朝着在场的人宣告：“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让四五十个国家胡闹地染指大英帝国的领属！只要我当首相，我绝不会把大英帝国世袭的财产交出去，哪怕一分一毫也不成！”
他毫不掩饰地任凭泪水顺颊而淌。
会场如坟场般静寂，没有一声回答首相哀号的呼吁。
2月10日下午，哈里曼在尤苏波夫宫会见莫洛托夫，拿到了苏联参与对日战争的政治条件英译本。
内容如下：
1.外蒙古现状必须维持。
2.1904—1905年日本强占苏俄的土地——萨哈林岛南部必须归还，千岛群岛划归苏联。
3.控制使用满洲的铁路、旅顺和大连。
作为酬答，苏联除对日宣战外，并将与蒋介石政府缔结友好同盟条约。
哈里曼把苏方的草案连同他本人的修改意见，呈交总统，他坐在一旁静听反应。
“中国的大连、旅顺应当是国际自由港，满洲的铁路应由中苏联合委员会经营管理。”
总统看完摇首，“到底战争解决了多少问题，留下多少问题，新添了多少问题？在波兰问题、南斯拉夫问题、东欧问题是我软弱，有关中国问题也是我软弱了……苏联朋友的情况，哈里曼，你最近的那份材料我看过了，也亲自感受到了”。
哈里曼担任着驻苏大使，为援助苏联提供过有力的说明，给总统的报告中反复详尽地描述苏联抗战的意志和意义，艰苦的情况……他的热情支持，为苏联争取更多的租借物资，加强了美苏的友谊和信任。只是在最近的一份材料中，朦胧地透露出疑虑情绪，斯大林越来越盛气凌人，谈问题越来越困难，几年前的那种友好合作的态度在逐渐消隐。
此刻，哈里曼见总统忧心忡忡疲倦不堪的神态，不忍深入剖析，便说：“但愿是我的神经过敏，我看斯大林还是信任和尊重总统的。有些问题像东欧等国，不牵涉我们，主要是英方的问题。至于中国，他表示得也很清楚，有节制，尊重我国的权益，‘否决权’问题，他支持您增加中、法两国的建议，这些方面，我看还是有成效的。”
总统拿起笔来，喃喃地说：“我总得按美国的最高利益行事。”他在哈里曼拿来的文件上签了字。这时，他脑中闪现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3年那富有战略目光的论断：地中海时代随着美洲的被发现而结束了，大西洋时代正处于开发的顶峰，势必很快就要耗尽它所控制的资源。惟有太平洋时代，这个注定将成为三者间最伟大的时代，仅仅初露曙光。这是美国20世纪的第一任总统为美国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太平洋贸易所作的注释。他引导着美国人民的目光朝向东方。
此刻罗斯福总统深深叹服西奥多的远见，美国人对远东的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支那、马来亚、新加坡、东印度群岛……远比对东欧，甚至巴黎、柏林更有兴趣。打败日本人，太平洋将解除威胁，让它成为一个真正太平的太平洋。
当天下午，战败国赔款问题又是一场激烈的争吵，一份现成的表格，赔款总额，赔款分类，赔款日期。在赔款项目上，有工业设备、城市建筑等等。斯大林提出德国赔款总额200亿美元，苏联拿一半。丘占尔漫不经心地说，英政府已指示他不要提赔款数字，罗斯福也觉得具体赔款数字不太恰当，这会引起国内人民单从美元角度考虑战争的得失，会招致很大矛盾。留下无法偿清的债务没有好处，只有麻烦。
斯大林勃然变色，“你们这是预谋好的，袒护德国，讨好德国！”
好在他的怒火未引起蔓延，总统和丘吉尔稳稳地坐在那里，静静地望着他。
会问休息时，哈里曼被叫到斯大林旁边，“关于对日作战问题，我准备就总统所提意见做出让步，我完全同意把中国大连变成国际自由港，但旅顺不同，苏联需要把它作为海军基地。因此，要租借”。
哈里曼彬彬有礼，“阁下还是与总统当面谈这件事吧”。
斯大林点点头，走向罗斯福。
两位巨头又坐到一起，低声交谈，于是一笔交易做成了。
经过会上的长时间辩论，未来的形象就这样粗略地刻画出来了。罗斯福一心要使大家同意敦巴登橡树园建议中拟出的总形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愿意对那些不会绝对损害他的原则的任何问题作出让步——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他甚至愿意稍许变通一下原则。有时客观情况使他能够站在斯大林一边去反对丘吉尔——尽管他十分喜爱这位英国人——他就由衷地感到高兴，因为他不想使斯大林感到在同盟之内还有一个反对他的同盟。正因如此，只要是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罗斯福也甘愿顺从苏联，以便随时随地赢得它的信任。
千岛群岛问题就是如此。斯大林要求得到它们，作为他对日本作战的代价——这可以使美国少牺牲几十万人的生命。千岛群岛像一排石头围墙，把海参崴和太平洋隔开。苏联人要求获得它们正像美国希望保住加勒比海诸岛一样的合乎情理。斯大林要求得到“满洲”的海港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没有太充分的理由，他应该直接和中国协商。
苏联的其他要求就较难满足了——虽然其中一般都能找出一些理由作为根据，例如它理所当然地希望和它毗邻的国家都有友好的政府。美国对中南美洲肯定也是抱这种态度的。
在这些问题中，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留待今后的会议或联合国委员会去解决。富兰克林没有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些事情今后会迎刃而解。他知道要制止住苏联的帝国主义苗头，需要有强硬的手段和明智的外交政策。但他相信，只要他能获得它的信任，他就能做到这一点。
在为期八天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的目标是使苏联加入一个维护和平的世界组织，并争取苏联做出参加对日本作战的保证。对苏联人来说，由于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两次遭到德国入侵，压倒一切的考虑是在东欧建立一个安全区。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承认了苏联控制东欧的合法性。事实上，1944年10月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谈中，丘吉尔曾用数字方式在一张纸条上写出过巴尔干地区划分势力范围的指导方针，然后把纸条推给对面的斯大林看。他建议，苏联在罗马尼亚的势力占90%，在保加利亚占10%。斯大林当场表示同意，后来罗斯福也表示同意。
丘吉尔在莫斯科时没有把波兰列入清单，在雅尔塔会议上波兰成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致使三巨头进行了六天六夜的争论。会议指定寇松线为波兰的东部边界，从而批准了德黑兰达成的协议，但是用多少德国领土作为补偿的问题则留在战后解决。波兰的未来政府问题更加麻烦。苏联占领波兰后已在卢布林成立一个傀儡政权，丘吉尔比罗斯福更害怕苏联支配东欧，因而他赞助伦敦波兰人的事业。总统担心这次会议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失败，并念念不忘国内波兰裔美国选民，因而提出一个保全面子的方案。他建议成立一个由卢布林波兰人的代表、波兰国内民主人士和伦敦政府的主要人物组成的临时政府来执政，直到在自由选举中选出一个长期政府为止。斯大林表示同意，说一个月之后可以举行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