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还在丑闻困扰中的坦慕尼厅则给这位州长留下了简短的信息：“纽约地区9l%的支持率，其他边远地区为71%”。由于罗斯福提倡禁酒的副州长候选人的帮助，他在边远地区也不可思议地获得了16.7万张选票，其中有很多选票是从共和党的支持者中争取来的。
民主党走势强劲，自从1916年以来第一次控制了众议院，并且把共和党在参议院中的领导人数减少到了两人。而这两个进步主义派的罗伯特·拉夫特和乔治·诺里斯，其实也只是名义上的共和党而已。
通向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道路并非像罗斯福想像得那样容易，他一直致力于在民主党召开政党代表大会之前积聚起足以拔得头筹的领导力量。要想获得最终的提名，罗斯福必须通过层层选拔并获得2/3代表支持的绝对优势。历时艰辛，罗斯福作为参加过3次提名竞选的老兵（分别是1912年，威尔逊获胜。1920年，考克斯获胜。1924年，戴维斯获胜），他知道如果在政党提名大会之时没有明显的优势的话，结局将会是很危险的。为了击倒竞争初期就可能出现的对手，罗斯福在初选大会上措辞激昂。尽管他在1930年第二次竞选州长时把坦慕尼厅腐败丑闻处理得十分得当，但是这个事件在全国性竞选时仍会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在政党提名大会逐渐临近之时，这件事并非不值一提，而是涉及到了非常出名的纽约市市长吉米·沃克本人。
罗斯福近乎完美地掩饰自己没有任何竞选总统的野心。1930年11月，他写给埃莉诺一个非常活跃的妇女选民团体代表的信中透露：“我自1892年以来看了太多白宫官员的尔虞我诈……对于成为一个总统候选人……我并没有太大兴趣。”他这么说就好像一个年轻人想过过嘴瘾，以此来减轻心中翻腾着的抱负。他请求布朗克斯地区有名望的政党领袖爱德华·弗莱因负责全国代表的宣传事务，但是弗莱因认为自己寡言少语，并且他得照顾家人和孩子，没办法在全国各地游说。于是，罗斯福又请求法利出马，法利很高兴地答应了这项工作。豪在麦迪逊大街上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总统提名竞选办公室，凑巧的是，这条大街和比尔特摩酒店正好位于两条交叉的大街上。
1930年选举刚一结束，拉斯考比随即就给胡佛写了一封示好的公开信。这封信的署名是前三次获得提名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密斯、戴维斯和考克斯），以及即将成为众议院议长的民主党领袖约翰·N·加纳，还有参议员约瑟夫·罗宾逊。这封信表达了两党制对于加速经济复苏的好处，并声称要摒弃民主党内长期以来对高税收的反对意见。拉斯考比仍然努力把民主党转变成一个重商的新党。这种观点后来被瓦尔特·李普曼概括为：凡是拉斯考比认为对党派有经济贡献的人，都可以成为政党受宠的中坚力量。
由于史密斯还沉浸在对罗斯福的偏见中，他居然也同意了自己成为增选上来的候选人，这种作风实际上是与他以前即使失败也要堂堂正正的风格并不相符。
拉斯考比的下一步棋打算在1931年2月10日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而且赶在即将到来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之前召开，为的是转变民主党的态度，完全主张废止禁酒令、倡导高税率，这些主张和一年前被否决的议题基本类似。罗斯福和豪认为，这一举动实在是对他竞选活动先发制人的保守进攻。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法利收集反对这些不利观点的舆论报道，另一方面罗斯福通过信件、电报和电话来向其他民主党人质询，以表示他对这种试图篡夺党内领导权的先发制人举动的抗议，他认为这简直是共和党人胡佛派来的特洛伊木马。
3月2日法利召集纽约民主党委员会议，会上通过了由罗斯福、豪、菲林和法利起草的一份旨在谴责拉斯考比的提案。当3天后全国委员会议召开时，虽反对天主教并提倡禁酒，但在1928年和史密斯配合竞选过副总统的参议员罗宾逊，用傲慢的口气做了一篇指责拉斯考比的讲话。接下来的史密斯的讲话稍显中立，看着这样的局面，拉斯考比实在大丢面子，他只好收回了自己的倡议。至此，第一个尝试破坏罗斯福竞选的阴谋完全失败了。
罗斯福的一个重要的军师和经济赞助人就是威尔逊时代深藏不露的巨人——爱德华·豪斯，他是罗斯福最早的总统竞选班底中的15名成员之一。豪斯是与威尔逊时代老民主党员沟通的便捷桥梁，他也不欣赏以前民主党候选人（考克斯、戴维斯、史密斯等人）惯用的派系分裂手段。他经常出入白宫，将民主党视为一个改革的党派。
正当罗斯福准备离开纽约去温泉胜地享受其一年一度的4月假期时，他得知远在法国的母亲染上肺结核的消息。因循罗斯福家族的传统，罗斯福放下了所有的事情，穿越大西洋和儿子一起去了法国。当罗斯福抵达时，母亲的病已经好了大半，他在法国待了5个星期，和伊里亚特参观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法国的战场。罗斯福欣喜地发现，以前那些分散着的农场和城镇都已经得到了重建。同罗斯福一块搭德国蓝色豪华油轮回来的有一个叫查尔斯的人，他曾任副总统，现在是美国驻英国大使，和罗斯福在头等舱中吃过两次饭。这两次晚餐非常成功，查尔斯在他的日记本中回忆道：“如果罗斯福是下任总统的话，他将会全身心地为国家和自己的荣誉尽责。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他的实力、协调能力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6月12日，罗斯福在格罗顿公学的学位授予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并且得到了皮博迪的衷心称赞。而在罗斯福的讲话中，也可看出他对皮博迪这位他从前的校长的无限敬意。罗斯福的四个儿子都出席了典礼，小富兰克林和约翰还是这个学校的学生。詹姆斯已经和一个热情美丽而又高贵的姑娘结了婚，他一心想开创自己的保险公司，并不喜欢他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学习。他打算退学从商，用他父亲的名义，靠他有钱岳父的人际关系和经济援助在商界搏上一把。
第二天，豪斯上校在马萨诸塞州农场为罗斯福召开了一个大型欢迎宴会，这个州大多数民主党人都来参加了。出席者中有一位史密斯以前的竞争对手，他就是政治家、现任波士顿市长的爱尔兰人詹姆斯·克里。克里后来劝说罗斯福来访问马萨诸塞州的初选大会，并保证罗斯福肯定能够在选举中获胜。听信克里的承诺是罗斯福全盛时期鲜见的错误之一。见多识广的豪斯在1933年曾推荐克里为美国驻意大利大使，结果没有成功。
法利于1931年6月29日开始了征集民主党代表的全国巡回演说，该举措也是为了先发制人地预防对手的攻击。罗斯福、豪和法利一起拟订了行程，这时豪多年来与大量政党组织打交道的经验派上了很大的用场。法利的政治地位也很突出，他热情饱满，非常乐意为民主党四处奔走。他在民主党三位候选人罗斯福、史密斯和商人欧文·杨之间持中立立场。
法利送回来的报告说，他发现只有为数不多的选民支持史密斯，这些人多半是军队中的罗马天主教徒或是反对禁酒令的民众。威尔逊时期的战事理事长也被选民多次提到。至于罗斯福，他在加利福尼亚的支持率则不是很高，法利分析了一下原因，认为作为当地宠儿的候选人威廉·麦克阿多在当地人气很高，而且麦克阿多一心希望自己成为罗斯福和史密斯的中间角色来取得优势，但实际上往往是政治家过于天真的幻想而已。
其实，法利最担心的问题还是罗斯福的身体情况和精力。当他回到纽约州时，发现罗斯福已经放下竞选事务，看《自由》杂志以暂时休整一下。在这期1931年7月25日发行的杂志中有一篇文章写道，这篇文章的作者、资深记者露克跟随医疗队对罗斯福进行了跟踪调查，并陪同州长访问了很多天，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罗斯福要比小他lO岁的人遭受更多的痛苦。
罗斯福对记者在他身体残疾问题上做文章表示非常生气，指责道：“实在是低俗的文章！说什么我重心不稳、走路蹒跚，这全是胡扯。你也知道，我装了一个支架固定我的膝盖，有一次我演说的时候是因为支架出现了问题，我的身体才倒向一边。我现在身体很好，工作起来也精力充沛，我实在没看出来这篇文章到底在说什么。”罗斯福的这些话是想佯装他只是装了一个支架，而并非两个。这些和他7年前一封信上的内容有矛盾，当时他抱怨自己不能在柯立芝的荣典上站立自如。当时他写道：“我佩戴了一副膝盖支架，拄着双拐，就好像有了两个人的帮助，但实际上我感觉并不舒服。”这两次的不同描述并不是因为身体的恢复已取得多大的进展，其实不过是他想要把自己病痛的严重性最小化罢了。
V
直到1931年秋天，经济大萧条的趋势仍在恶化。这时候，城市里无所不在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等待免费发放面包的队伍、卖水果的小贩、硬纸板拼接起来的贫民区，以及城市空旷地带丢弃的废金属碎片搭建的房屋。这些经常被称做“胡佛村”。悲哀的是，胡佛本人对这种震撼全国的现象并不了解，他还曾经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水果商贩是市场经济下自然产生的一种职业。他解释说，卖水果可以让一些聪明的人从他们原本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去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他对这种状况的想法也表明，他似乎从未跟这些社会最贫穷的失业者在街上碰过面。他的这些话在大萧条后不久被大篇幅报道出来，这样的回忆也导致了他其后政治生涯的改变。
失业人口不断攀升，达到了400万。到了1930年夏，已经有9%的工人失去了工作。1931年的失业人口大概又翻了一倍，并且一直到1932年都还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1931年1月，罗斯福召集了周边几个州的州长在奥尔巴尼开了一次大会。他反驳了一些州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采用的杰斐逊主义式的右派做法。来自华盛顿的专横态度也证明了纽约州在这项事务上的特立独行。但是，此时罗斯福认为解决失业问题也确实需要一个国内通行的方案，因此将国内的经济形势看得如战争般危急。
从1929年8月到1931年，股票指数几乎每周下跌一半，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之后，到1932年依然狂跌不止。1930年，钢铁产量下降了30%，小汽车产量下降了55%。在城市信托公司破产后（更多是因为公款挪用，而非大萧条的原因），纽约第一起大型银行的倒闭发生在美国联邦银行，这家银行于1930年12月10日倒闭。城市信托公司在以前是意大利籍美国人常去的地方，而美国联邦银行则是犹太人建立的机构，常常被谑称为“小气鬼的银行”。在这一事件中，绝大部分是因为单纯的管理不当造成的，但是后来也有披露出坦慕尼厅与这些机构存在某些关联。
罗伯特·摩西受副州长雷曼指派前来调查城市信托银行事件，他曾经发出过美国联邦银行也将会破产的警告。虽然对摩西怀有厌恶情绪，但也没有阻止罗斯福任命美国联邦银行的行政长官帕莱克为处理摩西调查意见委员会的负责人。（很多调查结果都被共和党议员们忽视了，他们也并不清楚，罗斯福在这方面有没有对结果施加压力阻止其通过。）。
在银行业务处理上，罗斯福一般都是听从雷曼的意见，因为雷曼长期受到华尔街金融市场的熏陶和历练。雷曼的建议也符合当时绝望时期中金融机构管理的实际和能力。1930年10月，罗斯福一边竞选连任，一边召集美国联邦银行的代表和其他一些大银行的代表在他家中召开了一次会议，寻求办法以保障存款人的利益。这次谈话看似很有成果，但实际上并不成功，但是在一系列恰当的管理和规定机制下，至少美国联邦银行系统的储户利益得到了保护。
这只是美国银行系统崩溃的前奏，其后的两个大型银行也随之倒闭。罗斯福并没有表示他对任用帕莱克为银行委员会委员的困窘，此时一些观察家的言论也及时公开地表示要保证储户的利益。那时候美国还并没有过多强调保护储户的利益，只是可能有些储户出于个人的警惕考虑去买保险加以保护。如果银行和信托机构自己都身处困境的话，储户的利益也就很难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伤感情绪很容易产生并且很容易传染。在这种危急的时刻，政治敌人很容易抓住机会加以渲染，当时上街游行抗议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尽管这些预兆都已摆在眼前，但是共和党议员们居然虔诚地相信他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甚至反对罗斯福州长关于保障储户利益的提案，这就给罗斯福竞选的火药桶中又增加了一枚随时可以引爆的手榴弹。
纽约市贪污丑闻的调查仍然折磨着罗斯福，西伯里的调查进展缓慢。西伯里打定了主意要引起公众对改革的重视，当然他也想顺便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这位法官曾经非常尽职尽责地处理业务，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罗斯福挨过困境。但是整个1931年，公众对于罗斯福和坦慕尼厅的关系议论纷纷，这的确让罗斯福很不好受。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西伯里的主要顾问克莱塞尔又在美国联邦银行倒闭的事件上受到牵连，并被勒令从法官委员会中解职，尽管他的工作很出色。在纽约市长沃克奢侈无度的拜占庭式迷宫中，精于世故者和玩世不恭者随处可见，他们就像中世纪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灵感启发者，让调查工作很难进展下去。
这时，纽约的一些妇女被误判卖淫，但她们又没有钱交保释费结果身陷囹圄。当西伯里将此事曝光后，见怪不怪的纽约公众都感到很丢脸。沃克市长也不得不承认他得知这一消息后觉得很震惊，随后躲到棕榈泉度假去了。这越发加重了罗斯福的忧虑，他按照西伯里的建议，给这些涉案妇女签发了6道赦免假释令，并把处理大权交给了西伯里。坦慕尼厅此时又开始散布谣言说，罗斯福手下负责银行改革的监督者约瑟夫·布罗得里克公然地违法乱纪，而罗斯福却听从西伯里的建议，为了保护布罗得里克而把坦慕尼厅当做了替罪羊。
后来，一位被误抓的妇女接受了西伯里派来的调查员的调查，可第二天有人发现这位妇女被勒死在布朗克斯区的一个公园里。这个不幸女人尚未成年的女儿惊闻母亲过世后，一个星期后也选择了自杀。纽约市民之前那毫无顾忌的自满情绪，瞬间转变成了义愤填膺的博爱心理。舆论界一时哗然。城市事务委员会理事长威尔斯和其他一些宗教团体或民间组织的领导人，包括社会学家诺曼·托马斯和哲学家约翰·德威在内，发表了一篇公开声明，控诉纽约市的黑暗，并将其比做为《圣经》中的罪恶之城所多玛城和蛾摩拉城。
1931年3月17日，罗斯福参加完一个爱尔兰式的庆祝晚宴后，回到他位于第六十五大街上的家中。一进家门，他便发现威尔斯和社区教堂的主教豪尔摩斯都在客厅里等着他。他们是来提交一篇4000字的起诉书，里面控诉了市长沃克的十大罪状。罗斯福当时正着力竞选总统，不想把自己的精力过多地投入到纽约市的具体工作。但是他一见到这两位来访者立刻怒火冲天，一个星期后就把沃克的案件移交到了法院处理。
沃克没有让他那些“顾问”提供帮助，而是自己起草了一份声明，虽然条理混乱、用词情绪化，但是可以看出他是真心在解释他的好意，罗斯福接受了他这份声明作为他的书面辩护。后来，罗斯福谎称自己慎重考虑过此事，把辞退沃克的建议否决了，州议会成立了纽约市政府调查委员会来具体负责此事。同样也是在州长的任命下，西伯里负责这项调查。
看来罗斯福对于沃克有些放纵，他只是将沃克看做一个恶作剧似的人物，时而像个风流的无赖，时而又是一个可圈可点的政治人物。从这件事上，他认为威尔斯和他的助手们多少有点天真不理智了。（罗斯福非常看重威尔斯，自1929年为老年人争取福利救助之后，就对他委以重用。）威尔斯在各个方面都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曾经表态，不会给予被起诉的欧洲犹太人帮助，但他会支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像威尔斯这样敢作敢为的人，或许到最后会发现他们草率的决定是错误的，就好比这次沃克事件一样。
罗斯福竭尽全力去捍卫地方政府那带有欺骗性的纯洁与正义，在以后一段日子里，他仍然用那些陈词滥调去宣扬城市问的平等权力。在审时度势几个月后，他便开始张满风帆地主动出来挑战了。在这样的主动举措中，罗斯福也有过许多次被吹落到民心丧失殆尽的边缘地带。
西伯里并没有催促由坦慕尼厅任命的地区法官托马斯·克莱下台，因为在很多条被告发的罪状中，许多都是跟他的领导人有着紧密联系的。克莱本人也是出了名的不理正事，成天混日子。沃克和坦慕尼厅民主党党魁克里已经放出话来说，不管西伯里如何处置克莱，他们都将再次提名他当法官，所以西伯里也不得不听之任之。
按照州立法院法官关于上诉的司法规定，西伯里要求罗斯福增设一次特殊的开庭审判，以便给予一些证人法定的豁免，这样法律程序就会加速进行。罗斯福刚刚度假回来，虽然并没有多大热情来处理此事，但还是准许了这项要求。
VI
在1931年6月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州长大会上，罗斯福抓住机会，提出了要解决持续恶化的经济危机的计划。他详细地提出了诸如减税、建立更人性化的税率机制（比如说从有钱人身上征更多的税）、资助失业者、完善健康保险等建议，当然他还提出要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建立更和谐的平衡。
计划中最后一个意见其实是对长期被忽视的农民的一个小小安慰，计划中也模糊地规划了如何让农村的年轻人更愿意留在土地上。这与强制性地让城里大量的定居者回归农村，罗斯福更了解前者的可行性。毕竟罗斯福有着浪漫的保守主义情结，加上受到西奥多·罗斯福的乡村生活的影响，以及他从前童子军赞助人身份的影响，所以只要有机会，他都会表露出他的这种倾向。在很多被大萧条折磨的地区，回归土地的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但是成功的例子却很少，而且想要让城市变得人口稀疏也是近乎于异想天开。由于这个计划，罗斯福又一次成为了州长大会上的明星。
珀金斯在1931年秋天考虑的是纽约州100万失业者的问题，这个数字无疑是空前绝后的，但又没有什么有效的对策。也就是说，纽约州24%的工人都已经失业，在下一年这个数字又会攀升到将近34%，全国的状况也是如此。经济危机好比《旧约》中形容的大灾难一样，克制的美国人民已经不能再忍受这样的灾难，他们的灾祸之船正驶向另一个世界，可惜也不是祖先神话中的美好世界。
罗斯福将失业问题看做当务之急，他授权塞缪尔·罗森曼起草一份关于在紧急时刻给失业者提供食品、衣物和住所，并尽可能提供救济的救济法案。考虑到罗斯福对于直接施舍的厌恶——直接给钱打发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在大萧条的时代，罗斯福偏向于建立工作福利制度。罗斯福在1931年8月28日将他的意思分别传达到了议会的每个成员，并且迅速有效地成立了“暂时紧急救助中心”，这也是为了能在当年冬天就能把设想落到实处。政府通过对相当富裕的人士有节制地增加附加税的方法来给这个机构提供资金，其实税率也算合理。
罗斯福在法令中表达得很清楚，他认为胡佛应该为国家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负责。他还谴责胡佛，既不让那些有钱老板为百姓谋福利，也武断地拒绝直接给百姓福利的可能性，总统要为此负责。
到1931年10月上旬，“暂时紧急救助中心”进入了正常的工作状态。在举国上下同大萧条和高失业率斗争的年代，罗斯福无疑利用这一机构把其他政治家或是政府领导人都抛在了后面。当时，无论是华盛顿还是其他州政府大都没能快速地对这场危机做出反应，所以罗斯福的行动得到了全国上下的关注和赞扬。具体实施主导者是罗斯福的朋友和资金赞助人——杰西·斯特拉斯。“暂时紧急救助中心”的策略是拉拢西部的进步主义派别人士，并向农村人口和少数民族示好，尽管这些人在选民中所占比例不大，但是仍然很有帮助。1931年4月的民意测验表明，罗斯福作为候选人的领头羊地位已经大大得到了巩固。
该救济项目的具体负责人是一名42岁的民政工作者，叫哈里·霍普金斯，他来自艾奥瓦州。在同罗斯福一起迎接惊天动地的挑战过程中，他逐渐成了罗斯福最亲密的伙伴，他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合作者。霍普金斯身材消瘦，做事认真，烟瘾很大，酒量惊人，但是他聪明绝顶，精力旺盛，性格和能力都出类拨萃。到了1932年2月时，“暂时紧急救助中心”已经给16万纽约人民提供了援助，但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失业率在6个月内也上升到50%。罗斯福根据这种情况，要求“暂时紧急救助中心”一定要延长工作时间并且提高工作效率，又进一步划拨给它500万美元的款项，并提议利用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发行总价值为3000万美元的专门债券来推动救济工作。罗斯福同时保证，到1934年更要拓展该中心工作覆盖的地区，只要是经济危机的受灾群众都应该得到帮助。这次经济危机让共和党人也感到了责任在肩，他们竟然一反常规地同意罗斯福所提出的提议。（事实证明在1932年的公决上，发行特殊债券的想法得到了极高的支持率。）为了实现罗斯福对农村生活的浪漫主义的憧憬，他提议“暂时紧急救助中心”为那些到农村定居的失业者供以补贴，并给他们发放农具，教授农作物培育技巧。“暂时紧急救助中心”在6年中帮助了500万人民，其中有60%是纽约州外的民众，共花费了155.5万美元。到1937年，已经有大概70%的人可以不再依靠政府的救助了。
当时，史密斯不过是出于竞选战略的考虑才恳求罗斯福竞选州长，现在他不仅遭遇了挫折，还要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接班人地位迅速上升。史密斯为了非难罗斯福，没动脑筋就急着置自己的立场于不顾。1931年10月15日，他对罗斯福最得意的政策提出了挑战——11年内发行1900万美元的公债用来购买荒地，植树造林，并留出开采用林和公园规划场地，这样既能够利用土地又能够在环保的基础上获得经济收益。史密斯将这种办法视为社会主义化的工程，他认为这样一来，州政府就得插手木材市场并同私营企业进行竞争。实际上，这种理由和史密斯从前大力倡导政府开发水力发电的构想是完全矛盾的。
菲林和雷曼就这个问题分别去找史密斯谈过，在史密斯帝国大厦的办公室里，他们问起史密斯能否履行他竞选失利后许下的退出政治纷争的诺言。他们两人都对罗斯福和史密斯很尊敬，因此也想把这个问题体面和善地加以解决。
史密斯强调他并没有说过要退出政治舞台，因为在1929年大萧条的影响下，他的两个儿子和侄子都已经破产，还债的责任也只有他这个长辈才能担负。说着，他拿起办公桌上一打商业借据说道，他可能得用余生来偿还债务了。他当时在儿子们欠款的农村信托公司当主席。而他的前任，也是他从前的经济赞助商，在1929年年底因为财务危机和公司经营问题自杀了。史密斯任职是为了让储户们放下疑虑，这也确实起到过作用。
罗斯福接受了史密斯的挑战，一方面也在谨慎地寻找破解的机会。他写了封信让法利送给州内支持民主党的每个工人。令人惊奇的是，共和党也支持罗斯福的做法，甚至仍把史密斯看做头面人物的坦慕尼厅居然也没有反对罗斯福这位在任州长的指令。罗斯福将提案和修正案通过广播播放，结果在1931年11月3日的全民公决中获得了通过。
罗斯福试图跟史密斯这位前任和解，就邀请他来家里吃午餐。但11月17日第65号大街上的家庭聚会并不融洽。他们两人几乎讨论了全天下的论题，但就是没有提到政治。他们的一个朋友，一家报纸的发行人后来告诉罗斯福，史密斯对于罗斯福的桀骜不驯和自作主张很不满。自从罗斯福就任州长以来，罗斯福从未就任何重大问题征询过史密斯的意见，请他吃饭居然也不提一下罗斯福竞选总统候选人的事。
应该说，史密斯对罗斯福的能力和动机存在误解是不难理解的，但他的幻想总有一天是要破灭的。他会因罗斯福只顾谈笑风生，而不提他们之间存在的实质问题而激怒，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恶化并不能责备任何一人，实质上是由他们现在的职位决定的。艾尔弗雷德·史密斯是杰出的政治家，可是罗斯福却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
芝加哥市市长安东·策马可在11月5日与史密斯、拉斯考比进行了找一次商谈，他透露了想要找一个坚定的反对禁酒令者作为总统候选人，这明显是对罗斯福提出挑战。后来，这位市长还在伊利诺伊州安排了一次选举，其中民主党获得了胜利，如此一来，该州的候选人就是代表民主党的。拉斯考比一再要求芝加哥——美国第三大城市，作为民主党全国政党大会的召开地时，策马可的地位也变得更加重要。罗斯福本来打算在堪萨斯州举行的，在那里政党领袖们还可以为他举办一次画展。罗斯福这边开始意识到，策马可是打算拉票和他竞争了。罗斯福阵营经过努力，确立了新罕布什尔州的杰克逊获得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秘书长提名，此人在政党大会上如果能够提供协助，作用将是无法估量的。
不仅如此，马里兰州州长作为一个坚定地反对禁酒令的民主党人，也被视为是阻碍罗斯福向白宫进发的一个障碍。
伯纳德·贝鲁奇是一个在政治上和财务上非常有进取心的人，他反对罗斯福的一个助手在报纸上的说法，他自己和拉斯考比以及史密斯是一派的，是要来阻挠罗斯福竞选的。贝鲁奇对于罗斯福这样评价道：“他不过是个只会提建议的人。”得知贝鲁奇把他形容为“童子军州长”，罗斯福利用这个机会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做了答复。罗斯福写道：“当然，我无意之中得知一些人的谈话，他们虽自称重感情，但却笑里藏刀，暗地里对我冷嘲热讽，背着我散布错误言论，却侥幸地以为他们这些话不会被我知道。”自此以后，贝鲁奇做事就更为谨慎，对罗斯福也更加讨好了。
竞选中的另一张王牌在1932年1月2日也被公开，那就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正如当时发行的《时代周刊》说的那样：“他的影子长长地笼罩在大地上。”赫斯特利用电台媒体严厉责备罗斯福、史密斯、贝克、杨和其他一些他认为会像威尔逊那样危险的国际事务专家。赫斯特建议众议院议长约翰·加纳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隔一天后，他在他创办的所有报纸上又开了一个头版专栏来阐述他的这个观点。但是赫斯特并没有在此事上和加纳进行协商，加纳也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加纳对于竞选一事很排斥，甚至在公开场合也不愿谈及此事。但是一旦他当选，就会给罗斯福带来很大的威胁，他将夺去罗斯福可能在西南地区、西部偏远地区的很多选票。因为赫斯特和史密斯之间发生了一场恶毒的争吵，所以赫斯特不大可能和史密斯合作，但是如果史密斯和拉斯考比的那一派落后于加纳的话，罗斯福在政党提名大会上所要面临的激烈挑战自是不言而喻了。
这次也就算是赫斯特在美国总统选举史上最后一次产生影响了。赫斯特熟悉欧洲的程度不亚于熟悉美国，在很多方面都拥有敏锐的观察力。结果让人惊奇的是，赫斯特不管在把西方民主引入美国，还是让美国更多地融入国际社会上所付出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
赫斯特的介入给候选人的态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贝克在1月26日开始墨西哥之旅以前对记者说，他还是希望美国能在国联取得一席之地，他也并不希望民主党党纲中对这件事有所保留。观望的态度让每一个人都不太高兴，但是这证明贝克也很渴望被提名。阻挡罗斯福的政党人士变得越来越多，而且他们也都在谋求不同的政治需求。
罗斯福针对北达科他州将他列为该州总统候选人一事，于1932年1月22日给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中宣布，实际上当选为总统候选人并不是他所渴望的。在这封信中他泛泛而谈，说了些诸如“被提名我感到很荣幸，但是我并不能够到你们州开展活动，因为在纽约州仍然召开立法大会时，这样做会显得我对1300万纽约州民众漫不经心”。罗斯福还是改不了他对美国这个最大的州的眷恋和渴望，当然，这和他那永不能满足的野心也脱不了干系。
过了一些天，罗斯福和豪把法利打发到了赫斯特旗下的《纽约美国人》的编辑那儿进行一次拜访。当时其他人也在试图用罗斯福的美德感化赫斯特。法利告诉编辑，赫斯特之所以在1月2日对罗斯福发泄了很多不满情绪，实际上是因为他脑子里对罗斯福的成见所造成的，罗斯福虽然从前主张参加国联，可是现在他的观点也发生了改变。赫斯特没有听进去，又把法利的拜访公开曝了光，他要求罗斯福停止在政治上玩弄权术，并且补充道：“如果罗斯福真的想发表自己不是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声明的话，他就应该告诉美国民众，而不是偷偷摸摸地跟我说。”赫斯特一度认为，罗斯福要想跟他和解的话，就不要这么任性，莽撞地找自己的手下来处理这些问题。
罗斯福现在更加清楚了，李普曼等人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滑头、没有原则、无足轻重的人，而这些人最大的担忧莫过于罗斯福实际上“敢于铤而走险、野心勃勃、从不屈服，对于周围的人都是威胁”。李普曼由于罗斯福在处理坦慕尼厅腐败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已经丢尽了脸，因为他是支持塔图在纽约州的州长选举的。他在兴建水利设施和进行贫困救济问题上，对罗斯福也是尖酸刻薄。罗斯福总是暗示李普曼一些他真正需要做的事，但是就像其他很多的职业政治家一样，也像他后来承认的那样，他总是瞧不起罗斯福。李普曼在1932年是这样形容罗斯福的：“他在任何方面都一无是处，只是举止尚佳，而且他非常喜欢当一名总统。”
李普曼和那些曾经支持罗斯福的人一样，对于罗斯福对赫斯特的姑息放纵态度很反感。罗斯福一直都试图表明，他所认为的经济和政治国际主义两者是不同的，同时也坚持着民主党历来反对高税率的立场，这一点和拉斯考比是不同的。他还要求其他国家付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美国的欠款。接着，罗斯福宣布放弃对国际联盟的信仰。他也表明，他并不因为在威尔逊时期、在他参加副总统竞选时支持国联的信念而感到不好意思。他解释道，如今的国联并不是按照威尔逊总统当时的构想建立和发展的。他谴责美国的加入将会加速国联的衰退，国联现在“不过是一个通过政治对话解决欧洲国家政治问题的平台”。他认为，国联在一些诸如武器装备等重要问题上并没有发挥本该起到的作用，最后他总结道：“我并不赞成美国加入国联。”
在他所有亲信的关注下，他也反对美国加入“国际法庭”，而这在哈定和柯立芝时代都是得到政府支持的，但是赫斯特对这位党内领头人的顺从表示相当满意，他已经别无他求了。赫斯特和其他一些国际主义者一样，不再攻击罗斯福了。
埃莉诺此时有着民主党人普遍持有的想法，她对丈夫失望透顶，以至于好一段时间没有和他说话，但豪还是坚持劝说要她面对现实。埃莉诺的朋友们也拒绝和罗斯福一起用餐，因为不想充当他们两人之间的调解人。正像埃莉诺的一位朋友所说的：“罗斯福的演讲实在太卑鄙了。”
也许演讲确实“卑鄙”，但也收到了实效，从这一点上看，罗斯福是有先见之明的。国联已经演变成了纸上谈兵的场所，美国即使加入也无法改变这种趋势，只有美国的军事同盟和民主政策才可能制止战争的发生。美国的公众舆论并不能左右这种高度政治性的政策，一般人也不能大加反对。埃莉诺和她的朋友们除了对一些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表达了她们的看法，并没有跟任何人交流意见。
真正让一些评论家气愤的是，他们认为罗斯福对赫斯特这个政治名声不好的暴发户最终做出了让步。但罗斯福也并非等闲之人，他有着战略上的考虑。他需要考虑他的选举，而赫斯特却不用负任何责任。罗斯福仅仅是为了竞选考虑才向赫斯特让步，待将来一旦当选了民主党的候选人，他就有可能改变整个世界。
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够对罗斯福构成威胁了，他就是史密斯。而罗斯福在表面上也不像是一个贝克那样坚定的国际主义者了。赫斯特又不会不计前嫌地支持史密斯，可以说，罗斯福又向白宫迈进了一步。
既然坚持对国联的支持不过是一条死气沉沉的传统的想法，那么对于对权力有着特殊偏好的罗斯福来说，何不用战略政策或怀旧的具体情结来灵活变通呢？
只要获得了勇气和得以安身立命的原则，富兰克林·D·罗斯福就会所向披靡。当取得优势需要智谋时，罗斯福也非常够格。不管专家、学者、评论家、军事家或者女权主义者对他如何评价，罗斯福确实是能让共和党下台的卓越民主党人。他是坚强地战胜病魔的男人的典范，是这个国家最大一个州的成功州长，是极其机敏的政治领导人，也是在危难时刻灵感四溢、体贴他人的长者。国家需要他，也永远能够信任他，因为他对政治总是充满了热情。
第六章 悍然入主白宫
1929年夏天，当罗斯福正携带妻子在纽约州北部巡视，为连任州长做准备的时候，股票行情涨得使人头晕目眩。经纪人的办公室里常常挤得水泄不通，男男女女盯着看报价牌上无休无止的数字，看着这些代表纽约股票交易所价格的数字从眼前闪过，一个又一个地到达创记录的水平。大多数美国人在战时第一次买了自由债券，但是后来因为柯立芝时代的繁荣，他们都转向更有冒险性的债券。“如果你每星期节省15美元买股票，利滚息，息滚利，20年后，你至少可以拿到8万美元，”约翰·J·拉斯科布表示当时的绝对乐观情绪时说，“……每人都能富起来，也应该富起来。”
当时的报上刊登了许多这样的报道：一个理发师购买了通用汽车股票赚了5万美元。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在美国钢铁公司股票上赚得10万美元。其实他并没有得到现钞，只是手中的股票不断升值，几倍，十几倍，越是上涨，就越是不肯抛出，市面上的股票不够应付了，工业、公用事业、铁路和银行就“像制造肥皂块那样”，赶紧制造新股票上市。从1925年1月1日到1929年10月，列入纽约证券交易所目录表上的股票，从4.434亿股增加到10亿股以上。甚至发生这种情况，一些大公司把自己的股票当做现金发给工人，大受欢迎。人们见面时，不谈别的，只谈股票。许多新发行的面值较小的股票都到了小投资者和小投机者手中。他们对这些股票所代表的厂家的情况毫无所知，只是一味等着股票涨价。
那时购买股票，大部分人只付了一点保证金。买方只付他购买的股票价值的5%的款子，经纪人再从银行预支其他部分。因此大约有价值80亿美元的贷款被市场所吸收，而没有用到产业上去。
早在1925年，当时还是商务部长的胡佛就开始对“越来越厉害的投机活动”表示关心，但是胡佛想使股票市场恢复外表上的稳定的努力因柯立芝和内阁成员、财政部长安德鲁·W·的梅隆的反对而失败。实际上，被商人吹捧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来最伟大的财政部长”梅隆在放出投机妖魔这件事上起了主要作用。
胡佛就任总统后马上企图说服联邦储备委员会制止投机活动，并呼吁全国的银行家控制贷款。罗斯福州长也被要求提出立法，加强对华尔街的控制，但是他没有理睬这项要求。8月份，联邦储备委员会把贴现率——它借给所属银行贷款的利息——从5%提高到6%。但是股票仍发疯似的向上涨，到1929年9月3日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尽管价格不稳并有时下跌，但每次下跌后都仍有回升。
摩根的一位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反对胡佛对投机活动的批评，这促使总统尖刻地说：“资本主义惟一的麻烦是资本家。他们太他妈的贪得无厌了。”胡佛预料到最坏的情况会出现，让他自己的金融代理人把股票脱手。但是他没有宣布这一点，要是宣布这一点，可能会使他关于即将出现麻烦的警告更有分量。
对许多买股票的人说来，旧的经济学规律似乎已经不起作用了。上升了的价格不一定会降下来。股票的价格不再受消费需求、生产率的提高或实际利润等有形东西的影响了。控股公司与投资信托公司互为依靠，整个经济结构建立于毫无节制的投机的泥潭中。
此时的危机渗透到经济的各个部门。煤炭开采和纺织业一直萎靡不振。工资和购买力仍然很低。失业率正在上升。生产却在下降。卖不出去的收音机充斥货架，汽车在销售商的车库里堆成堆，建筑业已停了下来，银行倒闭——大都是些小银行——在全国达到平均每天两家。全国有近78%的家庭收入不到300美元。欧洲战败国按《凡尔赛条约》需付的赔款也要靠美国来贷款。他们还需要无节制地用美国市场来销售其产品。这两点中只要有一点不行，就会引起混乱。精明的投机者已经退出股票市场了。
1929年lO月24日，金融界崩溃了，在历史上这是被称为“黑暗的星期四”的一天。前一天，人们大量抛售股票，那天开盘价格就低了许多。开盘铃声还在交易所大厅里回荡时，有些股份就已经在猛跌了，价格下跌快得连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都跟不上了。经纪人、职员们一个个面红耳赤，松开领带口，大声嚷着，想压倒大厅里的喧闹声，但徒劳无益。交易所里“一片疯狂”，经纪人被发了狂的人群压到柜台前，眼前只见卖出股票的纸条乱舞。一个人站在柜台前歇斯底里地狂叫着，谁也不明白他嚷什么，他的朋友强行把他拉走了。
交易所外面，在百老汇大街聚集了一大群人，发出奇怪的喧嚣声。特种警察部队迅速开往金融区去维持秩序。一位工人出现在邻近大楼的顶上修理房屋，下面的人群以为他要自杀，不耐烦地等着他往下跳。全国到处是耸人听闻的谣言：股票马上要一钱不值了。芝加哥和波士顿的交易所马上要关门了。至少有11个投资者自杀了……
午后，以老摩根为首的大银行家试图出面来挽救市场。他们集中资金24亿来支持股票市场，结果市场稳定了一些，价格又上升了一点。星期五价格略有回升，但在星期六短短的开盘时间中又下跌了，星期一又是下跌。
到了星期二——10月29日——一切变得不可收拾。大批的股票涌到市场上来。根本不讲价格地抛售，原来卖48美元1股的这天只卖一美元一股，就连最过硬的老牌殷实股票每股也下跌了60美元……吸引大多数小额投资者的投资信托公司一败涂地，千千万万将血汗钱买来股票的人，一下子变为赤贫。投资者看着自己的投资化为乌有，颓然倒在经纪人办公室的椅子上。有的号啕大哭，有的呆若木鸡。
当华尔街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结束时，人们——大亨和平民，局外和局内人，冒险家和审慎的投资者都离开了交易所。在发狂似的几个小时内，50种主要股票的价格几乎下跌了40档，股票价值猛跌了100亿美元——这等于当时流通的货币额的两倍！这一次，大银行家们没有出来挽救市场。这使人们认为他们上次出面援救市场，只是想让它稍微稳定一下，以便自己可以撤出。
没有几个美国人——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内——预料到股票市场的崩溃会引起大萧条。回顾起来，“崩溃”这个词被后代人误解了。从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到工厂关门、商店倒闭、人们排起长队购买面包这种可怖情况并不是一夜之间的事。萧条的到来不是像汽车轮胎的突然爆炸，而是像慢慢漏气那样。罗斯福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艰难时刻的到来。当纽约《美国人》杂志记者请他就此事发表评论时，他说他手头缺少详细情报，但他觉得经济状况基本是好的。他把“市内的这场小小波动”看成是从事投机活动的一小批不顾一切的投机家们和赌徒们得到的一场报应。
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胡佛总统先是故作镇静，在“黑色星期二”之后，他再也不能自欺欺人了，匆忙把资方和劳工领袖召到白宫，协调劳资关系，使工厂不倒闭，同时致电各州州长及大城市市长，要求“他们大胆但要谨慎地”进行公共设施建造工作，以此表明他们对经济的信心。
胡佛于1930年1月底宣布失业人数有所下降，这是他想向人们说明一切都很正常这个乐观宣传的一部分。珀金斯小姐却因为她自己掌握的数据表明情况恰恰相反而震惊，她没有与罗斯福商量就公然与政府唱起反调来。她的说法引起了广泛注意。第二天州长来电话时，她已准备好挨训，可是相反，罗斯福向她祝贺。当珀金斯小姐向州长道歉时，罗斯福说：“要是你问了我，也许我会让你别这么做，我觉得公开把情况讲清楚要更合适些。”
到了3月份，就是胡佛郑重宣布危机会结束的时候，全国却是75%的人没有工作，投资资本枯竭，工厂裁人，失业者流浪街头。然而此时，罗斯福仍然认为萧条是暂时的，国家不会遭受不寻常的苦难，渐渐加剧的失业问题最好依靠实业界大亨来解决，而不是由政府来干涉市场的活动。当他真的采取行动时，也只是指定一个防止失业稳定工业委员会来制订措施对付未来的失业问题。这种天真的态度在自由放任经济的时代并不罕见。
罗斯福任州长的第二年，他提出了一个对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吸引力的计划：改革刑事审判制度和养老金制度，改变银行法以防止利用小额存者的钱去做投机生意，严格管理公用事业，提供廉价电力。
为推进自己争取总统竞选提名的运动，罗斯福在胡佛作的经济即将好转这一乐观估计没有实现时，嘲笑了这位总统，他还像保守派似的，几乎因为胡佛依靠公共工程开支来对付失业问题而攻击他激进。他还警告防止出现预算赤字——这些话在几年后听起来很有讽刺性。
当美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还没有力量领导革命斗争的形势下，人民只能在现行制度的框架下，从共和党和民主党中选一个来领导联邦政府，并帮助人民渡过危机。
1930年的国会选举结果就清晰地反映了这种情势，民主党取代了众议院里的共和党多数，而且将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减少到了最低限度。1928年南部和边境各州曾倒向胡佛的民主党人现在又重新回到了民主党的怀抱，原来对民主党有些怀疑的农场主现在因农产品价格暴跌而接近破产，他们也不愿再投共和党的票了。
城市劳工接近民主党的趋势也明显增强。原来暮气沉沉、支离破碎的民主党组织也开始重新活跃起来，这些变化无疑对一个潜在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而言都是吉兆。民主党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几乎整个20年代曾以繁荣和更大的繁荣为理由在人民面前邀功的共和党，原来并不能垄断繁荣。
罗斯福敏锐地认识到，目前正是自己有所作为并一展抱负的绝佳时机。其实，1930年罗斯福竞选连任州长的获胜本身就是他有效地利用这种形势的结果。
他较早地改变了自己1929年冬的看法，他承认“局势严重，需要我们冷静而认真地对待这种局势，要像研究致命细菌的学者那样，首先弄清它们的性质、因果关系，最后找出战胜它们和防止它们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办法”。
言出必行，1930年3月他提议建立一个紧急救济失业委员会，其宗旨在于提出关于稳定失业情况的长期的可行性建议。他号召州政府要千方百计地帮助提高就业率，并提交州议会通过一项限制法院干预劳资冲突的法令，他还率先赞成把强制性失业保险作为一种实际上的救济方式。他切实地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及时有效地减轻了人民的疾苦并且扩大了公共事业……
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为罗斯福入主白宫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1年夏天，经济形势意外地开始好转。似乎赫伯特·胡佛说对了，即经济危机只是暂时的失调，一旦容许市场势力自由发展，形势即可恢复正常。生产、工资和股票价格都开始回升。建设速度加快了，一些失业者恢复了工作。最坏的情况似乎已经过去。但是转眼之间，好像是离去的风暴又以排山倒海之势呼啸而来——这次是从大西洋彼岸刮来，席卷美国银行界。
靠同美国进行兴隆的贸易和靠美国贷款维持的欧洲国家受到了股票市场崩溃的极大冲击。1930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的使邻居贫困的霍利一斯穆特关税税率，使外国货物几乎完全不能进入美国，这更加破坏了欧洲经济。胡佛担心欧洲金融机构会崩溃，遂以老练政治家的手腕决定欧洲可以延期一年偿还美国的战争债款，但已经太晚了。奥地利最大的信贷银行倒闭了，恐慌和失望的波澜所及，紧密相连的国际金融结构遂分崩离析。
先是英国，接着是除了法国和美国以外的所有工业大国都放弃了金本位。美国的一些银行本已由于国内债券和抵押债券的疲软而摇摇欲坠，现在由于它们所投资的外国债券下跌而一一垮台。胡佛终于认识到“来自国外的打击”使他为结束危机所做的种种努力刚见成效就遭到彻底失败。
大萧条的统计数字很快就出来了。危机前的生产水平最高点是1929年5月，危机最低点是1932年7月。在这个期间，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55.6%，下降到1905—1906年的水平。国民生产总值从1044亿美元下降到410亿美元。股票平均值下降了87.4%，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价格由崩溃前的87亿美元暴跌到1933年的19亿美元。进口贸易从1929年的45亿美元下降到1932年的13亿美元。出口贸易从53亿美元下降到17亿美元。失业人数在1929年5月是150万人，占民用劳动力总数的3.1%。到1932年危机最低点时达1283万人，超过民用劳动力总数的1/4。
如果统计数字还不能使人们对萧条给普通美国人带来什么影响有一个鲜明印象，那么大街上的情形就能使人感到触目惊心了。一度富裕的郊区人家靠吃陈面包度日，城里到处是施粥站。许多男人、妇女、儿童蜂拥着在争抢旅馆外面的垃圾桶。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露宿在荒郊野外，冬夜垃圾焚化场的余温吸引无数的人到那里去，睡在大堆的垃圾上。有人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从前是否有过这类情况，他回答说确实有过，这种状况持续了400年，那就是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期。
面对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巨大灾难，胡佛总统寝食不安，由于劳累和忧虑，他双眼发红，意志消沉。雕刻家格曾·勃格勒姆说：“如果你把一朵玫瑰花放在胡佛手里，花也会枯萎。”
胡佛是白宫里最后一位标准的自由派，是政府不应干预市场学说的最后一位捍卫者。他认为，这次萧条是欧洲经济崩溃的产物，而不是国内弊政的结果，因此政府进行干预将不会产生什么效果。这位朴素的个人主义倡导者也迫于形势，比和平时期任何一位前任总统更日益倾向于国家社会主义。联邦农贷银行得到10亿美元的资助，以便向农民发放贷款，防止抵押品赎回权被剥夺。联邦储备局扩大了信贷，复兴金融公司拨出了20亿美元给摇摇欲坠的银行、铁路和保险公司。一些人指责说，这种“涓涓细流”的理论乃是对公司企业的一种施舍。胡佛反驳说：银行和公司企业恢复繁荣后，则将给经济带来活力。
这个曾经救济过欧洲饥民的人从未走出白宫去视察施粥站和看一看卖果小贩的脸孔。他并非对许多美国人遭遇的苦难无动于衷，他本人一向对慈善事业慷慨解囊，但他反对给失业者以直接救济，他认为这是一种施舍。美国人始而感到迷惑不解，继而感到愤怒的是，一个能向公司企业施舍救济的总统竟对在垃圾桶里觅食的苦难者无动于衷。采取这种方针的领导人不可能保持住公众的信任，只能招致普遍的怨恨。
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像胡佛那样受到老百姓讽刺、憎恶的。仅在1932年一年间，被地方执政官从被抵押而逾期未赎的住宅中赶走的家庭达27.3万户，到1933年有100万个家庭无家可归。这些人住在大城市近郊的荒地上用破铁皮、纸板和粗麻布搭起的窝棚中。窝棚称为“胡佛别墅”，窝棚区称为“胡佛村”。失业者手中拿的破口袋称为“胡佛袋”，在公园长凳上过夜的流浪汉身上盖的旧报纸叫做“胡佛毯”。翻过来一个子儿也没有的衣袋叫做“胡佛旗”。饥饿农民吃的兔子叫“胡佛猪”……
许多地方出现了有暴力色彩的抗议运动，首先发难的是农业区。衣阿华州的奶农，为反对政府对牲畜强行进行结核菌检验而大动干戈。挥舞着棍棒的农民，把派去监督这次检验的政府代表打得抱头鼠窜。在动用州国民警卫部队并施放催泪弹之后才被镇压下去。另外一些农民组成了“农民休假联合会”，他们停止到城市出卖农产品，举行“农业罢工”，以示抗议。他们唱道：
让我们来个“农业休假”，让我们休息一下歇歇身！
我们品尝自己的火腿、鸡蛋和面粉，让他们去啃他们的银和金。
与农业地区示威活动相呼应的地区是城市，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的“补偿金进军”。1932年春夏之交，两万多名退伍军人和失业者从西海岸向华盛顿进军，要求立即取得原定1945年才发给的补偿金。1932年6月，他们到达首都华盛顿，陆军部长赫尔利命令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指挥骑兵、步兵在坦克掩护下，用催泪弹和刺刀镇压退伍军人。麦克阿瑟在副官艾森豪威尔陪同下，亲自到退伍军人及其家属的棚区，命令他们退出，并焚烧了棚屋。麦克阿瑟杀气腾腾地宣布，只是由于陆军迅速而有力的行动，“才从一场革命中拯救了美国及其国会”。
罗斯福也许是48个州长中处理经济萧条最积极的一个，但他也像胡佛一样，摆脱不掉向预算的图腾顶礼膜拜。虽然他在1931年1月致议会的年度咨文中强调有必要扩大公共工程计划以提供就业机会，但是费用仍受到州的已减少了的税收的严格限制。可是罗斯福的基本天性——由其父母和皮博迪博士灌输给他的那种高贵者理应慈悲为怀的意识和自己对社会正义的信念——正在使他冲决正统经济学的樊篱。弗朗西斯·珀金斯回忆说，在一次议会上，一个保守的经济学家向州长保证说，让供求法则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克服经济危机，“此时州长冲着这位经济学家说：‘要知道人民不是牛马！’我永远忘不掉他当时脸上浮露出的那种愠怒之色”。
罗斯福在珀金斯小姐召集的一群年轻有为的、在大学执教和研究劳工问题的经济学家的指导下进行着摸索，逐渐认识到用一切老办法来解决经济萧条的溃疡是完全无济于事的。他在1931年6月说：“至少必须试验一下新的没有试过的各种补救办法。”100多万纽约人失业，地方政府和私人慈善机构的资金即将告罄，当年冬天仅纽约市一地就需要2000万美元用于救济。罗斯福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将取决于自己处理危机的情况，于是他准备寻找机会采取行动。调查委员会要求他召开议会的一次会议，以通过一项给予证人豁免权的法律，他欣然接受了这一要求。
罗斯福亲自向议会发表演说，提出了一个后来成为新政基本概念的主题。他说政府的职责在于减轻公民的苦难，增进他们的福利。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相反。
国家对公民所负义务是仆人对其主人所负的义务。人民创立了国家。人民通过一致的同意让国家继续存在下去。国家的义务之一就是要照顾那些在逆境中和无别人帮助即难以为生的公民……政府必须给这些不幸的公民以援助——不是作为一桩慈善事业，而是作为一种社会义务。罗斯福指出，地方政府和私人慈善机构无力承担加给他们的重荷，因此他建议由州拨入临时紧急救济署2000万美元，此款用增加州的所得税的办法筹集。但是这笔钱不用于发放救济品，而是给失业者提供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则应给穷困者提供衣食住。救济款的发放应由地方官员在州的三人委员会和一名执行主任的指导下进行。
共和党领导人没有从经济或社会政策方面来反对罗斯福，他们站在纯政治立场上发起进攻。他们企图通过自己的一项计划，此计划旨在不让这位州长控制救济机构。罗斯福拒绝接受反对党提出的法案，因为它把救济管理工作置于（由一个共和党人领导的）社会福利部之下，它还要求在税收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地方资金要永远与州的经费相适应。罗斯福攻击共和党会耗尽州的资源而使其破产的政治分肥计划。这样一来，人们可能会指责共和党人耽误了救济工作和白白多开了一次会。反对党意识到自己已经斗输了，对州长的计划未作重大修改就通过了。罗斯福由于这件事而声威大振。人人称赞这位州长在对付失业方面出力最多。
1931年年底正式成立了临时紧急救济署——很快就被报界简称为T·E·R·A·，成为新政机构简称中最早的一个。救济署由协助筹集罗斯福竞选资金的杰西·斯特劳斯担任署长，他又挑选了年轻的哈里·L·霍普金斯担任执行主任。霍普金斯招募了一批能干的工作人员，对最严重的灾难发起了坚决的进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1932年初，纽约州至少有150万失业者，而且人数还在每日增加。不久救济署就向全州大约10%的家庭提供救济，每月平均大致23美元。救济金额虽说微不足道，但饥饿现象总算得到了控制，而且比起其他地区的标准来，这里的救济还算是慷慨大方的。在底特律，每人每天平均只能得到6美分的救济金。在伊利诺斯州南部的煤矿工人每两个星期的救济金是1.5美元。
人们很快就看到2000万美元的救济拨款太少，1932年3月，罗斯福要求增拨救济款项，他宣称不应让任何人“无衣、无食、无住”。州议会增拨了500万美元，使得救济计划得以维持到11月1日，届时将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发行3000万美元的公债，形势的严重性迫使罗斯福放弃了自己对赤字财政所抱的厌恶之感，他还修正了自己对各州的信念，赞成瓦格纳参议员提出的、尚待国会批准的关于由联邦提供7.5亿美元失业救济金的建议。他宣称：“当州一级无法履行这项义务时，联邦政府就有提供援助的积极责任。”
这时我们发现罗斯福的政治见解和措施与胡佛后期推行的政策大同小异，但一个积极主动，大张旗鼓地宣扬。一个消极被动，小心谨慎地辩解，于是两个人在公众中的形象都被夸张了。罗斯福在救济工作方面，远比其他州成绩显著。民主党中的史密斯、考克斯·戴维斯等人在大萧条中也转变了不合作态度。此时，罗斯福的声望在全国无人能比，那种舍我其谁的王者之气，令其竞选对手沮丧不已。
罗斯福在1930年再度当选州长后，生活出现了短暂的安宁期。在私事方面，他感到身体健康，足以应付一切挑战。家庭生活格外安宁：埃莉诺工作勤奋，劲头十足，事业顺利。儿女们无论工作、还是学习各得其所。罗斯福怀着家长慈爱的心情，享受着事业、生活、亲人所带给他的欢悦。
他的战友路易斯·豪此时正松开衣领，任凭衬衫前襟洒满烟灰，他躺在摇椅上构思着将用吉姆·法利的名义向报界发表声明：“我不知道罗斯福先生怎样逃脱被本党提名为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即使无人将费举手之劳把此事提出来。”路易斯·豪得意自己的“杰作”，吉姆·法利给罗斯福打电话，此时的州长竟满不在乎地说：“吉姆，你怎么说都可以。”
罗斯福不愿公开出面争取提名，这并非不好意思，而是因为他知道竞选总统候选人提名犹如踮着脚尖通过雷区，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招致毁灭，而给他威胁最大的人物就是艾尔·史密斯。因为他觉得罗斯福冷落他，所以对罗斯福怀恨在心，并且他自信地认为，他的资历和威望足以战胜罗斯福。
1931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民主党将要获胜，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罗斯福与史密斯长期潜伏的矛盾公开化了。当时罗斯福提出一项要求拨款2000万美元重新造林的方案（亦称第三号公民复决案），史密斯正想寻找事端与罗斯福比试一下威望，于是对这项修正案进行恶意攻击，说修正案是给木材业的赠品。
史密斯的攻击激烈程度使罗斯福深感意外，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艾尔竟如此激烈地反对第三号公民复决案，真是怪事！我不禁想起他当州长时，我对他提出的所有政策，几乎全都赞同，在8年中我只反对过一两项。然而，为了党的团结，我却没有开口……”这一修正案最终通过了，证明罗斯福在州内颇有实力，但罗斯福对史密斯的敌对情绪颇为忧虑。
豪厄尔当时告诉史密斯说，如果他支持罗斯福当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一定可以在1932年获胜。“他妈的，我不能支持他”，史密斯说得斩钉截铁，但为了党的利益他会支持对党“最有利的那个人”。
史密斯大着嗓门指责罗斯福，说其不肯告诉自己竞选总统候选的事，在禁酒问题上支吾搪塞。他们的政治友谊又因为政治破裂了。史密斯参加竞选使其他竞争者也跃跃欲试，其中有里奇州长、曾任陆军部长的牛顿·贝克，众议院议长约翰·加纳，这些人都摆好阵势，准备在罗斯福动摇时坐享其成。
罗斯福还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受到加纳的主要支持者、报界大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攻击。1931年和1932年之交，赫斯特赞成选举“美国至上”的总统。赫斯特发表观点说罗斯福在1919至1920年间曾主张加入国际联盟，因而不适于做总统候选人。如果说史密斯出于个人动机攻击罗斯福，他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击败史密斯，而对付赫斯特可就困难多了。他被认为属于民主党，报纸有数百万美国读者。赫斯特说国内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债务国不还债造成的。
起先，罗斯福对赫斯特的攻击不予理睬，但随着舆论压力的增强，他被迫向赫斯特暗示说，他反对美国和国际联盟发生任何联系。难缠的赫斯特却在1月31日的《纽约美国人》公开答复说：
“假如罗斯福先生愿意声明他不是国际主义者，他应当把这一点公开告诉大家，而不是对我个人讲……他应当公开声明，说自己的观点已经改变，主张保持先辈们为祖国争得的独立性，现在反对加入国际联盟或国际法院……如果他担心对选举不利，当然也就没有勇气公开说出自己的意见，可同时又想私下做好人——对谁都是好人，更正确地说是对一些人是好人而对另一些人是犹太人的话——那么，当然，他既得不到公众的信任，也得不到个人的信任。”
另一位报界“无冕之王”——评论家沃尔特·本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章，攻击罗斯福。他说罗斯福回避明确的声明，因为他“属于只要不是迫不得已就不要明确说出自己观点的战后新一代政治家”。
这位评论家极尽嘲讽之能：“问题在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位非常容易冲动的活动家，没有牢牢掌握国家事务的能力，也没有坚定的信念。他是个愉快的人，热衷于慈善事业，然而绝不是各方面的危险对手。他过于喜欢做一个愉快的人……富兰克林—罗斯福绝不是一名十字军骑士，他不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不是富人的敌人。他只是一个尽管不具备条件，却很想当总统的愉快的人。”
这两人一唱一和，攻击、嘲讽配合巧妙，而且许多言辞切中要害，令罗斯福恼恨不已。豪对罗斯福说：“这是致命的打击，你要在竞选运动开始前公开发表声明，因为他们必将掀起轩然大波。”2月2日，罗斯福在纽约向“保护农业社”发表了答复赫斯特的演说，言辞巧妙地改变了自己以前的观点，却又不损伤自己的脸面，他宣称：
“今天的国际联盟已不是伍德罗·威尔逊所设想的联盟。当时美国如果参加，它也许不是这样。这些年来，国际联盟的主要作用已经不把世界和平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而只是讨论欧洲各国政治困难的会议场所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应参加这种讨论。这些年来，国际联盟并没有沿着它的创始人所期待的途径向前发展，而且它的主要成员国也没有做出安排，把用于武装力量的巨额资金转向合法贸易、平衡预算和偿付债务方面。美国加入国际联盟并不能按照美国的基本信念去达到防止战争和解决国际困难的最高目的，因为这些事实，所以我不赞成参加。”在盟国债务问题上，他指出：“欧洲欠我们的债，我们不欠他们的，因此，不应在欧洲，而应在我国召开债务国会议，并签订协议。”最后他说：“美国的崇高理想要求我们严格遵循华盛顿的原则，在国际舞台上保持我们的自由，同时愿意向贫困的人们提供指导。”
他的这次演说在国际主义者和威尔逊的崇拜者中引起小小的风波，但没有产生什么威胁，而赫斯特从此开始支持他做候选人，并在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
1931年初，豪和法利创立了一个掩护竞选活动的组织——“罗斯福之友”，向争取提名公开迈出了第一步。他们在麦迪逊大街比特莫尔饭店对面设立了一个办事处，里面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来自竞选州长的班子。他们以这个拥挤的场所操纵着一架政治机器，其目的无非是控制民主党。他们在充满纷争的党内各派成员之间巧妙地施展权术，小心翼翼地笼络着每一个人。在南方，罗斯福得摆出保守派的姿态，与艾尔·史密斯在禁酒问题上的那种“主张泡在酒里”的立场保持一段距离。在东部，他采取自由派姿态，并不反对滴酒不沾。在西部，他则是进步主义的白衣骑士，高举着标榜农业救济和公营电力的大旗。
豪和法利深知个人接触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因此他们发动了一次通过写信和打长途电话的宣传活动，使自己能与全国各县的民主党组织主席保持接触。这有点类似于豪早在两年前为罗斯福争取再次当选州长参议员而搞的写信活动，只不过更为先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