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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的将领们当然都喜欢罗斯福。但他们却瞧不起部长——那位特别拘谨的卫理公会教徒。他们感到，威尔逊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任命他来做上司。这位年轻的助理部长喜欢舰船，说的是航海行话，以平等的态度待他们，而他的妻子也对他们的妻子友好相待。年轻的罗斯福对海军鸣礼炮十七响向他致敬表示赞赏，而且自己还特别设计了一面助理部长旗，要求在他在舰上时悬挂。对于这些情形，这些将领们可能暗地里发笑。但他们也钦佩他的领航才能，他能够引导高速驱逐舰通过坎波贝格岛和大陆之间狭窄的海峡。
然而，罗斯福和海军将领们之间的主要联系已超过了个性相近的范围。他一开始就是一个主张建设“强大的海军”的人。一位朋友在他就职后不久写信对他说：“我希望，你‘穿上军装’以后，不会像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爵士那样，被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的热情冲昏了头脑，为这件事垮的海军部长可真不少。”但是，罗斯福立即表示他支持建设一支“强大而有作战能力的海军”。丹尼尔斯本人赞成扩大海军，可是，罗斯福的热情却超过了他的上司。
关于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的主张，最强大的有组织的压力来自美国海军同盟。这个组织主要是由钢铁界、海运界和金融界的大企业家控制的。罗斯福就职后不到一个月，就向美国海军同盟的全国大会发表“关于建立强大的海军”的演说。他说：“这不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想在海军内部主张仲裁与国际和平的人同其他的行业中一样多。但是，我们正面临一种情况——我们的国家过去曾经决定要建立一支舰队，而且战争仍然可能发生。”这篇演说的内容没有超出威尔逊的思想体系。但是，罗斯福在幕后却对美国海军同盟暗送秋波，这和国务卿布赖恩乃至丹尼尔斯本人所奉行的和平主义形成强烈的对比。例如，为讨论美国海军同盟全国大会的计划而召开的一次全体会议是在罗斯福的办公室举行的，而且同盟请他主持会议。
罗斯福必须对付有组织的劳工，这是最大的而且可能是最难对付的一个集团。同各造船厂和补给站的几千名民工打交道经常会引起各种纠纷和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许多工人都被组织到美国劳联的各行业工会中去。劳联这个组织对于威尔逊政府以及罗斯福可能怀有的任何政治野心都至关紧要。同时，选民们要求海军节约开支，海军将领们要求劳工们遵守纪律，部里的工程师要求各造船厂提高工作效率，而国会议员们则又要求海军在雇用他们选区的选民时给以特殊优惠。
罗斯福以令人难忘的方式绕过了这些可怕的暗礁。最典型的事例是他处理因“科学的管理”而引起的问题。泰勒的“秒表”制，即给工作定时、使工作标准化并为工作排定次序的生产方法，受到了管理部门的欢迎，他们认为这种制度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途径。然而，工会则认为这是科学的剥削方法，结果会导致减少工资和停工。罗斯福急于创造工效的最高记录，因此对实行泰勒的“秒表”制的可能性感到很大兴趣。但他很快就注意到工人的反对态度。最后他没有推行“秒表”制。他说，一方面必须树立权威和执行纪律。但另一方面国会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调查报告说：“不论是泰勒的‘秒表’制，还是任何其他任何方式，都不应该自上而下地强加给不愿接受这些方法的劳工队伍。”
罗斯福作出的一些行政决定意味着妥协。这些妥协从狭隘的管理观点来看是有缺点的。但是，他在这些年受到的最深刻的教育就是，官僚、工人和水手全都是人，因此他们便有人所共有的问题和弱点。他认识到人们既需要得到承认，也需要提升和增加工资。例如，他设法使劳工代表被派到工资委员会任职。他对一批机械工人说：“我希望你们都知道，你们随时都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一同商量问题。”他的劳工政策发挥了作用。在他担任助理部长的岁月结束以后，他能够略带夸张地为自己吹嘘说，在以前的七年半的时间内，海军没有发生过一次罢工事件。
在华盛顿，罗斯福进入了一个世界，使他的眼界远比他在海德公园、哈佛和奥尔巴尼时更加开阔。他结识了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路易斯·D·布兰代斯、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重要的外国人士如英国大使塞西尔·斯普林一赖斯爵士、法国大使让·朱尔·朱瑟朗。当然，还有威尔逊政府中的领导人物，其中有内政部长富兰克林·K·来恩、邮电部第一助理部长丹尼尔·C·罗珀。他和一批较为年轻的外交官也经常会面。当约瑟夫·E·戴维斯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共同协商俱乐部来提倡“进步的民主主义”的原则时，罗斯福成为它的成员之一。
他通过人——各种不同的人——继续对于政府中那些令人棘手的复杂状况有所认识。陆军部长牛顿·贝克对弗朗西斯·珀金斯说：“罗斯福这个年轻人很有希望。但是，我倒认为他这样不加选择地和人们保持广泛的交往会搞得他一事无成。”“可是，据我观察，他正是使用和人们交谈的这种方式阐明自己的观点，而且使自己受到教育。”罗斯福有时像一块海绵，不加区别地吸收各种知识和意见。但是，某种反应性的有机体在起作用，他不仅仅是一块海绵。例如，1913年6月的一天夜晚，在和著名编剧、业余政客乔治·啥维上校共进晚餐后，罗斯福在日记中写道：“哈维上校才华横溢——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他会改变战线，否则就发表一个结论性的声明来结束辩论。我希望能和他时常会面，但我预感到我们会发生冲突的。”
罗斯福由于忙于海军事务，因此他只是处在威尔逊政府的主要行动的边缘。这位新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说道：“谁也不会误解全国人民现在试图使用民主党的目的何在。”他不久就向人们表明了这一目的。在此以后的九个月中，他力促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这项法令为国家的银行和货币制度确立了新的方针。国会还通过了关税法，把税率降低到南北战争以来的最低点。作为关税法的附件是联邦所得税分级税率条例，这个条例有可能成为一项最激进的措施。在以后的几年内，国会还通过了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法令：如防止不公平的竞争、改善海员待遇、发展职业教育、铁路工人八小时工作制等法令。
华盛顿弥漫着威尔逊实行改革的气氛。罗斯福支持总统的建议。诚然，这些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反映了他在奥尔巴尼为之奋斗的理想。不过，他还没有形成他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虽然他确实希望能做到这一点。例如，他在任州参议员期间，有一次曾在纽约州的特罗伊举行的“人民论坛”座谈会上，勇敢地提出他认为政治学的新概念应该是“合作”，这种合作从“竞争停止之时”开始。合作是“为集体的自由，不是为个人的自由而斗争……我们所指的自由的含义是幸福和繁荣……”从表面上看，他的论点是西奥多·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和威尔逊的新自由主义二者的折衷。如果仔细地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这些论点是信口雌黄。他的论点惟一可取之处在语义学方面：他向听众保证，合作这个词从政治角度看比下列名词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如“集体利益”（它的社会主义味道太浓），“人与人之间的手足情谊”（它具有过多的理想主义色彩），“调节”（它又可能吓坏了那些“老顽固”）。显然，他觉得他应该想出一种政治哲学，但他的注意力却并不在此。
然而，管理海军事务毕竟不必要用一套政治哲学。结果表明，罗斯福处理政府事务所采取的实用主义、非教条主义的观点使他在华盛顿如他在奥尔巴尼时一样实行了一种“进步的”政策。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海军部处理垄断问题的情况。罗斯福和丹尼尔斯必须同那些为争夺装甲钢板的营造权作出相同投标的钢铁制造商，必须同那些垄断优质煤的矿场主以及索取高额佣金的经纪人及投标集团进行斗争。丹尼尔斯是从仇视托拉斯的农民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而罗斯福的立场则是，作为一名政府官吏，他企图尽量利用他的经费来购买尽可能多的舰只。两个人的动机不同，但在对待托拉斯的问题上却采取了相同的态度。
对于威尔逊本人，罗斯福只是偶尔和他有所接触，但关系十分融洽。这位助理部长能够密切地观察威尔逊如何巧妙地对付国会。好多年后，他还记得总统有一次曾对他说：“在一个世代中，只有一次机会能够将一个民族的思想境界提高到物质生活之上。这就是保守的政府为什么能在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执政的原因。”
罗斯福到达华盛顿后不久，给他以前的一位选民写信说：“请你尽管放心，我和纽约州的政治活动与公共事务并未一刀两断。”他在海军部的工作使他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极好的政治教育。海军本身仅在纽约州就雇用了几千名劳工。他在波基普西的朋友约翰·麦克后来说，罗斯福在海军部工作的那些年对麦克写信推荐的每名求职者都很“关照”。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中有许多人都是这位助理部长由于政治原因而任用的。在华盛顿，罗斯福也能和邮政部长艾伯特·S·伯利森、财政部长麦卡杜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的首脑们保持联系。这些人在纽约州都还控制着几百个联邦的职位。
此外，罗斯福在海军事务方面担负政治管理工作使他能在国家的关键性场合露面，并和人们进行接触。这些活动对他都非常有用。他多次视察海军的各造船厂，每次都谈到要扩大设备和改善海军人员——包括应征入伍、现正服役和担任文职的人员——的生活与工作条件、改善住房以及稳定就业等等。他视察时讲究排场：礼炮轰鸣向他致敬，海军陆战队列队欢迎，军乐队奏进行曲。记者们大事渲染他向地方的利益和公民的自尊心所作的呼吁。多年以后，路易斯安那州的政治家们仍然记得他使得新奥尔良的海军造船厂重新开工的事。
路易斯·豪在所有这些政治活动中都坚持不懈地协助罗斯福。豪的正式名义是罗斯福的助手。他在采购、签订合同、基本建设、劳工关系等方面不断地工作，并为这些问题花了大量时间。实际上，他是负责政治事务的助手，这种工作对于一个把他上司的成就看成是他本人的生活目标的人来说是非常相宜的。豪日复一日地把政治斗争的攻守策略的微妙之处指点给罗斯福听。关于他的劝告，一个典型的例子涉及一个名叫弗兰克·库珀的求职者写来的一封信，罗斯福批示予以答复。豪劝告不要复信。“克卢特（库珀的竞争者）的任命已由参议院批准。如果你写信给库珀表示遗憾，那么，将来如果库珀有求于克卢特，或者他要求你做的事而你没有做到，他一定会首先把你的信拿给克卢特看。”豪对于妨碍罗斯福的事业的那些政治家本能地怀有敌意。他的这个特性往往经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但也为他树立了许多敌人。
豪对罗斯福所作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在情况要求采取观望政策时可以约束他的年轻上司的急躁情绪。不幸的是，当罗斯福决定竞选美国参议员时，豪不在他的身边，无法提出意见。这个决定导致了他的政治生涯中惟一的一次真正的竞选失败和坦慕尼的一次巨大的胜利。罗斯福在把他的决定告诉豪的时候，几乎带着抱歉的口吻。他说：“我还没有失去理智。”
罗斯福也许已经丧失了政治判断力。他企图争取被民主党提名为美国参议员候选人，但这一过程却表明了他仓促应战，情报失误，而且时运不佳。
1913年纽约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新州长“平凡的比尔”苏尔泽——墨菲在1912年击败罗斯福和纽约州民主党的工具——甚至在就职前已把坦慕尼作为攻击目标。从州政府大厦——“平凡的比尔”把它改称为“人民大厦”——连续不断地发出了对头子们的大量谴责。墨菲狠狠地给予反击。坦慕尼开始对苏尔泽进行弹劾，指责他滥用了选举经费。1913年10月，苏尔泽受到裁决，被撤了职。副州长马丁·H·格林原是奥尔巴尼的一名接近墨菲的政客，这时继任了州长。民主党陷于分裂，在11月的州议会选举中遭到惨败。
罗斯福感到这是天赐良机，可以给墨菲一个摧毁性的打击了。在选举中，坦慕尼失去了对纽约市的控制和大部分任免权。全国总部对此十分厌恶。如果“老虎”失去了对州政府的控制，它就有可能饿死。罗斯福本人受到很大的压力，尤其是来自旧时的纽约州民主党集团的压力，他们要他在第二年竞选州长。
一切都取决于威尔逊总统。一旦有了政府的后盾并拥有任免权，罗斯福就能够在州的各项事务中占统治地位。如果没有威尔逊的许可，罗斯福作为政府的一员根本不能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好几个月过去了，但威尔逊却没有给他信号。恰恰相反，总统继续把一些任免权分配给坦慕尼分子和独立的民主党人。1914年3月，罗斯福要求威尔逊抽出“五分钟”的时间召见他，以便弄清楚他在坦率地评述纽约的政治活动时可以谈到什么深度。威尔逊作了书面答复：“我的意见是，如果政府成员对他们那几个州的政治活动尽可能多地施加自己的影响，而尽可能少地发表意见，那就再好也不过了。”总统又写道，在这个问题上尤其如此，因为纽约的“情况还不明朗”。
罗斯福企图使情况明朗起来。由于不能公开采取行动，他在短时间内对纽约进步党表示好感。显而易见，他希望既被民主党、又被进步党提名为州长候选人。当然，如果进步党提名他的堂叔西奥多的话，则当另作他论。富兰克林说：“我不会和他竞选。你们都知道血是浓于水的。”但是，西奥多堂叔自己既未参加竞选，也没有帮忙把进步党的支持转给富兰克林。因此，富兰克林加倍努力，通过运用任免权来加强反坦慕尼的民主党人的力量。在这个方面，他得到了麦卡杜的协助。麦卡杜在建立独立的民主党的问题上也有自己的长远利益。他们共同设法给反坦慕尼的人搞到几项任命。而且谣传不久还要作出一些任命。
坦慕尼被刺中了痛处，迅速地采取了报复行动。众议院重要的拨款委员会主席警告威尔逊说，他和其他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们决不会听任那些自称总统指定的发言人对他们进行诽谤而不采取行动。纽约州的民主党主席说该州北部地区的党由于任免权问题已经变得道德败坏，因此他感到民主党连一个国会议员也未必能够选得出来。
威尔逊看到了危险信号。他针对坦慕尼发表了一项和解的声明。罗斯福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屡次正式声明拒绝当候选人，7月23日却发表一项声明，听起来像煞有介事似的。
威尔逊的策略是很审慎的，而罗斯福的策略则很笨拙。总统喜欢这位年轻的助理部长，但他了解还有比罗斯福企图整治纽约州的努力更加重要的问题处在危险之中。为了使他的计划在国会获得通过，他需要一个团结一致的党。几个坦慕尼的代表由于资历关系担任了几个关键性的委员会的主席。任免权非常重要。参议员奥戈尔曼只是在威尔逊任命了一个他认为合意的人担任纽约市的海关税务司后，才投票赞成联邦储备银行法。此外，总统必须时刻记住他自己在1916年重选的前景。如果民主党变得四分五裂，他在关键的纽约州获胜的可能性也将化为乌有。
罗斯福遭到了挫败。然而，他在放弃了竞选州长的念头以后三个星期，又突然宣布他是参议员候选人。这是什么原因呢？
罗斯福虽然忸怩作态，但在1913年下半年和1914年初仍然急于在全州范围内竞选纽约州的一个重要职位。这一部分是由于“特德叔叔”的榜样，因为“特德叔叔”担任海军助理部长两年后就入主奥尔巴尼政府大厦。同时这也部分由于富兰克林认为，当人们对他在反希恩斗争中的表现记忆犹新，或共和党人与公糜分子仍处于分裂状态的时候，他必须在纽约州的政治活动中获得成就。此外也可能是由于他害怕，如果他在政治舞台上长期不能崭露头角，纽约的民主党政治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新人将占据舞台中心。可以肯定，即使在他放弃竞选州长的念头时，他也在考虑参议员的位置。他在7月19日写信给他即将分娩的妻子说：“我可能在民主党和进步党的预选中宣布我是参议员候选人。感谢上帝，州长一职我已不再考虑了。……我真想进入参议院，以便每隔三四年我就可以真正同我的家人一起度过夏天了！”
罗斯福竞选参议员，没有征得威尔逊的同意。他的策略像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所说的，是要迅速地进入这场竞赛，因为“这必然会将查尔斯·F·墨菲可能提出的任何其他候选人置于反对我的地位。我想把提供证据这种负担推给别的律师”。同时，如果他是第一个参加这场竞赛的，他就可以要求纽约州的那些著名的领袖们给予支持，而不致使他们为难。经过一系列的会议以后，他和争取被提名为州长候选人的反坦慕尼协会的约翰·A·亨尼西进行了合作。
暂时看来，罗斯福可能没有对手。或者说，要是有的话，那将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这两种前景使罗斯福感到高兴。他认为他能击败这个臭名昭著的报刊出版商，“尽管他有金钱，又有报纸。”但是，罗斯福并未设法把墨菲的人排挤到这场竞争之外。恰恰相反，正如豪本人所承认的，罗斯福对坦慕尼头子的谴责非常尖锐，这“将迫使他们提出一个人来反对他”。
罗斯福对于墨菲的智谋又一次估计不足。不久，消息传来，说坦慕尼将支持驻德大使詹姆斯·杰拉尔德争取被提名为候选人。杰拉尔德为人诚实正直，是一个深受欢迎的坦慕尼成员。他是威尔逊的党羽，此时正在帮助由于欧战爆发而流落当地的美国人，因此享有盛誉。罗斯福有好几天都不相信杰拉尔德会接受墨菲投出的这个骗他上钩的诱饵。豪获得秘密情报，据称杰拉尔德“毫无可能”参加竞选。罗斯福和豪都不知道杰拉尔德曾打电报给威尔逊和布赖恩请求批准他接受提名而总统又未加反对的事。
杰拉尔德宣布参加竞选——但是却从遥远的地方参加竞选。他说由于职责关系，他不可能回国参加竞选活动。他知道他可以把竞选事宜托给墨菲。罗斯福问杰拉尔德，如果他当选参议员，是否会受墨菲的控制。这位大使没有作出回答。但这位助理部长却说一个离开自己战斗岗位的人不适宜做参议员。不过，他对他自己在战火已在欧洲燃起时离开海军岗位的事却只字未提。
尽管罗斯福遭到了这一打击，而且结局也不乐观，他还是全力以赴地展开了竞选活动。他在纽约州北部巡回讲演，一再攻击墨菲，并且要求杰拉尔德不要离开现职。他通过他在华盛顿的工会朋友征得劳工方面的赞助，组织人员在工厂门前散发几万份赞同书。不幸的是有一些赞同书上没有工会的标记。在豪的指导下，他向几十位报纸编辑发出热情友好的信，同时准备刊登广告。但是，他很少有机会向大批的听众发表演说。1914年9月，在战争头几次的重大战役期间举行的预选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有一位编辑写道：“他的态度从容而且谦逊。他有学生的举止和姿态。他的面容显得年轻，神气像个学者，说话时轻声细语，看不出他的朋友们所说的有时他会露出的那种固执态度。……他的某些发言是用一位竞选老手的技巧，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但是这位编辑——一位共和党人——留下的印象并不过分深刻。他说，罗斯福在他的演讲中对“当前的一些重大问题”完全没有阐明他自己的立场。他还指出，和即将退休的参议员伊莱休·鲁特相比，罗斯福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来说，显得十分逊色。
豪留在总部正在为任命问题进行战斗。他希望最后一分钟对职位安排的操纵，把朋友们牢牢拴柱，同时从那些愿意参加投票的民主党小派别中争取不顺从分子。罗斯福要求由他任命的约翰·B·贾德森支持他。贾德森直言不讳而又和颜悦色地回答，他不能给予支持。对此，豪的态度是冷酷无情的。他认为，“像这样的情况，采取突然而迅速的报复行动极端必要。”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必须使贾德森的朋友失去任命，而把职位给予他的“死敌”。可以诱使一位有影响的民主党人和贾德森决裂，条件是给前者一些任免权。同时反贾德森的报纸也必须加以利用。罗斯福同意必须给叛离者以惩罚。
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在预选日，杰拉尔德虽未亲自参加，却以210，765票对76，888票击败了罗斯福，另一位候选人获得了23，977票。墨菲的候选人格林以微弱的多数击败了亨尼西。罗斯福甚感自慰的是，他在纽约州六十一个县中的三分之二的县获胜，其中包括他大获全胜的达切斯县，但是在大部分的县中民主党人数稀少。坦慕尼甚至在纽约州北部也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在那里，杰拉尔德所获的票数超过了二与一之比。总而言之，对于罗斯福这位年轻的政治家来说，这是一次惨重的失败。
罗斯福立即打电报给杰拉尔德，表示祝贺。罗斯福在电报中又说，如果这位大使宣布他将坚定不移地反对墨菲的领导，他将为大使竞选。杰拉尔德圆滑地答复，如果当选，他当然将代表全党和全体人民，而不代表派别和个人。于是，罗斯福为他作了几次演讲。但在11月的选举中，杰拉尔德和格林都败于他们的共和党对手。罗斯福说：“我感到遗憾……但并不完全出乎意外。”
罗斯福对于他自己在预选中的失败本来也不可能感到意外。作为州参议员，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曾在辩论中说过，在预选中实行直接提名不会破坏党的组织。他和那些热烈支持预选的人们看法不同。那些人认为预选可以整治民主政治的弊端。但他预言投票的人将寥寥无几，派别组织将动员它们自己的人去投票。然而，他赞成直接提名，因为这种作法至少可以引起人们对候选人更大的兴趣。他自己在1914年的经验充分证明他的推论是完全正确的。
他的失败一度使他感到非常痛心。但是，失败却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教育过程。他发现要击败一个强大的州的领导核心，单靠联邦任免权是不够的。他体验了在全州范围参加竞选的问题，知道需要少使用嗓子和节省精力。他还学会了怎样接受失败。
更为重要的是，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对于坦慕尼拥有的权力又接受了一次严厉的教训。他可以在纽约州北部地区击败这个组织，但在全州却不可能。如果民主党不团结起来，那么，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的可能性就极小。尽管这个核心小集团和独立的民主党人互相仇视，但彼此却又需要对方。再说，他们之间的是非之争并不是黑白分明，而是模糊不清的。坦慕尼的头子是墨菲，然而，这个协会的成员中也有像杰拉尔德这样的正直人士和像艾尔弗雷德·史密斯这样的进步分子。
罗斯福接受了教训。他再也不用骑士般的猛打猛冲的方法来攻击坦慕尼了。
这位助理部长政治上遭受的挫折很快就被国家舞台上的划时代事件所淹没。当美国人对于一位大公在遥远的波斯尼亚遭到暗杀的事件几乎将要忘记的时候，欧洲的火药桶突然发生了爆炸。1914年8月1日，德意志向俄国宣战。罗斯福在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雷丁途中获悉这个消息。当时他是去主持“缅因号”主力舰将一只锚献给雷丁作为纪念的典礼。他在火车上写信给妻子说：“全面的冲突已无法避免。这将是世界上一次最大的战争。”
罗斯福心理上对这一冲突早已有所准备。其实，他曾组织一两次实战演习。1913年在日美之间发生战争恐慌期间，他制定了一个关于假想战的计划，而且命令驻在新港的潜艇鱼雷纵队实行了一次紧急动员。当美国军队1914年初占领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时，罗斯福曾说过：“我不希望爆发战争”，但他认为美国应当“现在……就到那里去，收拾墨西哥混乱的政局”。在他就职以来的几个月中，在海军的战备工作方面，他的作为远远超过了丹尼尔斯。
这时战争已经爆发，他感到忍无可忍。罗斯福到达华盛顿后，径直前往海军部。“在那里，不出我之所料，我发现一切都处于静止状态，似乎对历史上最可怕的戏剧即将开场这一事实毫不在意。”他在几天后写给妻子的信中说，他正在做真正的工作，而丹尼尔斯却“被这一切搞得茫然不知所措，他非常亲切，但非常悲伤”。他说，丹尼尔斯和布赖恩对欧洲大战的含义的认识程度，就像四岁的埃莉奥特“对高等数学的认识程度一样”。
这番话预示了罗斯福在未来的“保持中立”的几个月中所起的作用。他支持海军将领，极力要求加速扩大海军，劝说威尔逊设立国防委员会，公开主张实行全面的军训。他的热情促使他采取了可疑的立场：他和西奥多·罗斯福、亨利·洛奇以及其他一些批评威尔逊政策的人保持联系，甚至向共和党人提供海军秘密情报。共和党便利用这些情报攻击丹尼尔斯，指责海军对战争毫无准备。
如果说罗斯福的热情已经发展到不服从上级的地步，他的这种态度部分地也是由于他对将来的困难有比较现实的了解。战争爆发时，他认识到这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他和他在金融界的一些朋友的看法不同，认为一个决心打仗的国家不会因为财力不足而缩短战争。他十分理解世界大战对于海军战略的含义所在。他和海军上将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长期保持通信。这位海军上将告诫他不要把海军舰队分散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他知道一旦战争开始，无论在人力或物资方面都需要大量的后备力量。为了处理重整军备中那些棘手的、令人厌倦的琐事，他一周又一周地辛勤工作。
1916年秋，罗斯福对他的上级说：“我们必须参战。”丹尼尔斯不需要问究竟参加哪一边。罗斯福一开始就倾向于协约国。在获悉德国已经入侵法国时，他写道：“为了避免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希望英国参战，同法国和俄国一起用武力迫使柏林实现和平！”他对比利时进行的“光荣的抵抗”感到欢欣鼓舞。威尔逊曾经求美国人不但在行动中而且在思想上都要保持中立。然而，在1915年初罗斯福伤心地对妻子说：“我只知道我要做一些非常不合乎中立的事才能顺利得到通过！”
罗斯福在战备问题上采取这种咄咄逼人的立场，本来可能使他陷入易受攻击的境地，但事态的发展给他解了围。1915年5月“卢西坦尼亚号”被击沉后，国务卿布赖恩辞职。他不赞同威尔逊对德国的潜艇政策提出抗议，他担心抗议可能必须用战争来实现。一年以后，战备活动全面展开。这年通过的海军拨款法案本来可使美国最终会建立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在1916年的大选中，政府加强了团结。罗斯福抛开了个人过去的一切怀疑，针对共和党关于威尔逊和丹尼尔斯备战不力的指责，热情地为他们辩护。他在普罗维登斯发展的一次演说中宣称：“总统的对手们利用了错误的引语和错误的转述——甚至可以说是谎言，我用‘谎言’这个词，因为这是一个‘罗斯福式’的好字眼。”
西奥多—罗斯福目睹威尔逊对德国采取“逆来顺受”的政策感到怒不可遏，1916年6月抛弃了进步党转而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共和党的队伍重又团结起来。随着选举的日益临近，他们觉得有把握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第一次的选举结果报告证实了这一预测。和威尔逊一样，富兰克林·罗斯福睡觉时满以为休斯已经获胜。但是，第二天来自西部的选举结果截然不同。罗斯福在给妻子的信中激动地说：这是“我一生中最不寻常的一天。”最后的选举结果报告表明，威尔逊获得9，129，606张选民票，休斯获得8，538，231张选民票，而选举团的票数差额为277比254。
这位海军部助理部长感到欣喜而且如释重负，几天后开玩笑说：“据传我的一位著名的堂叔现在正忙于修订他那本最著名的历史著作《西部的胜利》。”
1917年1月9日，德皇在西里西亚的一座城堡里忐忑不安地主持了一次关系重大的皇家委员会会议。前一年，战事的发展变得对德国及其盟国不利：协约国的战线由于遭受沉重的打击，虽然在凡尔登向后收缩，但是阵地仍然守住。在日德兰半岛海战以后，德国海军不敢再冒一次风险和英国人正面作战。协约国的封锁正在削弱德国的经济力量。军事首脑争辩说，只有一条出路：进行不受限制的潜艇战。两年多以来，外交家们一直成功地抵制了这种极端的政策。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做将会促使美国参战。在这次会议上，军方的主张取胜了。不久，在2月1日，向各潜艇艇长迅速发出指令，要求开始进行不受限制的潜艇战。
1917年2月初，电台广播德国的这一通告时，罗斯福正在圣多明各。丹尼尔斯立即召他回国。在嗣后几周焦虑不安的气氛中，这个国家正犹豫不决地走向战争。罗斯福力促采取行动。3月初，他请求威尔逊批准舰队作好应战准备。罗斯福后来回忆，总统当时曾说：“不行……我不希望美国通过战备方式做出任何军事行动。这将使得历史学家能够在日后作结论时……说美国对德奥匈三个盟国采取了不友好的行动。”但是不久，有关美国船舶遭到鱼雷袭击的报告接连传来。内阁团结一致，建议总统要求国会宣战。
4月，一个阴雨的夜晚，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罗斯福倾听了威尔逊发表的他那雄辩而又庄严的宣战演说。埃莉诺回家时，“由于感到即将来临的重大变化而产生的迷茫还没有完全摆脱”。她的丈夫则对报界说：这篇演说“对于每一个真正的公民来说，不论他的政治信念和宗教信仰如何，不论他来自哪个国家，都是一种鼓舞”。
大局已定。罗斯福精力充沛、镇定自若地投入有关战争的行政管理工作。他有大量工作要做——大规模地征募新兵和采购物资，加速海军建设工作，迅速采取防御措施，制定海军作战计划，同商船队进行合作，和英法两国就舰艇的调度进行细致的安排，以及许多其他事务。他需要大规模地处理重要的工作，这使他感到振奋。他喜欢迅速采取行动，即使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行动都是明智的。埃默里·S·兰德对他关于舰艇设计的建议作出了评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他不断进行试验，有时会发生错误，但总会成功，而且确有一些好主意。”这个评语道出了他的一般活动的特点。
战争动员没有使罗斯福此后不再需要用政治手段解决行政问题。1916年末，罗斯福向丹尼尔·古根海姆采购黄铜时企图对价格打折扣。他告诫古根海姆说，削价将会向公众表明商人并不只是为了牟取私利才对战备发生兴趣。在战争时期发生工资纠纷时，他和工会领袖们当面举行谈判。合同很有效率地得到批准，但并不总是严格遵照非政治性的基础。
在威尔逊发出战争动员令以前的那几周气氛十分紧张，使人屏息以待。在此期间，罗斯福企图施展的一次政治花招本可以使一个历史性的插曲不一定发生。罗斯福希望给通过潜艇出没的水域的商船配备海军火炮时却发现不能把火炮售给私人船主。但他决定根据一项旧的法令，他可以将火炮租借出去。他通过丹尼尔斯向威尔逊报告了这个情况，但总统不愿利用这个漏洞。相反地，他要求国会授予必要的权力，结果这个提案由于被威尔逊所称的“一小撮刚愎自用的人”使用冗长的演说阻挠议程而被否决了。后来，威尔逊未经国会授权，便下令给商船装配火炮，罗斯福必然以异常满意的心情注视这一情况。1940年在准备采取租借法案的措施时他是不会忘记这个事件的。
为了使他的一些建议得到批准，罗斯福要使用他所能施展的各种政治手腕。其中一条建议是，在苏格兰和挪威之间布雷设障，以阻绊德国潜艇进入大西洋。但所需的费用令人吃惊而技术困难使人生畏，因此罗斯福遭到英国海军部和当时在伦敦的威廉·S·西姆斯海军上将的反对。然而，由于发明了一种电动天线点火装置，而美国海军部又派遣了一名高级将领亲自设法使计划能获伦敦的海军部门的通过，再加上罗斯福不断地施加压力，终于打破了僵局。事实最后证明这一计划完全合乎实际需要，不过，因为开始得太晚，所以在反潜艇战中没有起多大作用。
在战争到来以前的几个月里，罗斯福对丹尼尔斯的审慎作风的不耐烦情绪达到了新的高潮。1916年11月，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约瑟夫斯·丹尼尔斯做事慢得难以形容。”然而，这位助理部长一点也不支持由海军同盟带头发起的一个有组织的活动，其目的要使罗斯福在威尔逊连任总统期间担任海军部长。他说，他不喜欢一个下属总是想方设法要取代他的上级。但他也知道，丹尼尔斯在私交和政治方面都和威尔逊保持亲密的关系。在战争开始以后，他和丹尼尔斯之间的冲突多半都是围绕着方法问题而不只是目的问题。罗斯福私下仍然尖锐地指摘他的上司。有一段时间，他帮助美国小说家温斯顿·丘吉尔起草了一系列批评海军管理工作的意见书。这份材料由丘吉尔面交给威尔逊。罗斯福认为要做成一件事情，其办法就是抄起一把剪刀，狠狠地剪断红带子。他并不完全理解许多红带子只是一系列复杂的批准与协商手续。而丹尼尔斯跟一大批决策人物打交道，必须办完这些手续以后才能采取有效行动。
“我正想忘掉还有政治这件事。”这是罗斯福在1918年初说的话。可是他却无法忘记。朋友们一直敦促他竞选州长。更重要的是，坦慕尼作出愿意和解的姿态。
这一惊人的发展主要是由于罗斯福本人对坦慕尼的态度有所变化。他没有忘记1914年和那以前几年中的种种教训。他不声不响地采取了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政策。1915年，他运用任免权给几名坦慕尼派国会议员以好处，他们一年前曾对他进行猛烈的攻击。1916年，由于从威尔逊那里得到了暗示，他在州一级和全国性的选举中都奉行了党内协调一致的政策。他对史密斯、瓦格纳以及其他思想进步的坦慕尼成员表示了极大的热忱。1917年7月4日，罗斯福应坦慕尼之邀在威格沃姆担任主要讲演人，并和他的宿敌墨菲合影。此时，双方的和解已经告成。到了1918年春，他接到报告说，至少有十二名纽约市的领袖人物支持他，甚至还可能有墨菲本人。实际上，坦慕尼并不是突然变得喜欢罗斯福了，但看出他是一个可以赢得纽约州北部地区选票的人。
罗斯福本来很可能会获得提名并在选举中获胜。但在1918年6月，他果断地表示他不想参加竞选。
他把精神贯注在其他方面。他敏锐地认识到他的政治生涯中缺少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成千上万的人都穿着军装的时候，他却没有。他甚至没有被派到海外去。特德叔叔本人迫切希望能去法国作战。他极力主张罗斯福也参加战争。但丹尼尔斯不让他离开。退而求其次，哪怕以平民身分到靠近战场的地方去一下也好。他终于劝使部长派他去完成一项公差，即视察海军基地并和协约国的领导人进行磋商。罗斯福怀着冒险的迫切心情，于1918年7月初乘一艘驱逐舰前往欧洲。
这是一次激动人心而又令人满意的旅程。罗斯福乘坐的驱逐舰在大西洋上曲折航行。他们只受了几场虚惊，但就连这些虚惊也给以后的故事提供了基础。在英国，和他会晤并进行交谈的有劳合·乔治（罗斯福后来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惊人的活力”）、鲍尔弗勋爵、温斯顿·丘吉尔（当时他们都没有难对方以深刻的印象）、克莱蒙梭、奥兰多以及许多著名的海军与陆军将领。这将出差也不只是宴会酬酢，他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合同、供给和人员等单调的细节问题。他试图就意大利海军的作战行动计划——或者说缺少这些计划——的问题在外交上和军事上所造成的难以解决的纠葛寻求一个和解方案，但毫无成果。
他终于目睹了战争，这是此行的主要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只有一次发了脾气，那是因为一位海军武官企图使他绕过战区。
罗斯福事后有好几个月都和那位可怜的人物为难。他参观了海军陆战队战斗过的战区，用敏锐的目光详细地介绍了这满目疮痍的战区的情况。他从远处眺望战斗情景。最使他兴奋的是，他遭到了一些零星炮火的袭击。
这一些都是令人兴奋的，但他仍然没有穿上军装。他在9月回国，决心要求丹尼尔斯给予他军官资格。但是，由于旅途劳顿，他患了流行性感冒和肺炎，只好用担架抬上岸来。他费了几周时间才使身体复原，而时光在不断流逝。大约在10月底前后，经过丹尼尔斯的批准，他去见威尔逊，请求委派军职。但总统对他说，现在为时已晚。他已收到了要求停战的最初信息，而且他希望战争不久将会结束。
罗斯福感到十分失望，但他企图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他后来给一位正准备在格罗顿学校树立一块世界大战纪念碑的校友写信说：“我认为我的名字应列入第一批‘服兵役’的人员表中，特别因为我曾在大洋彼岸观察了人们服兵役的情况，而且险些被鱼雷或炮弹击中……”
第四章 轮椅上的巨人
1921年7月，纽约的天气特别恶劣，阴云密布，雾气蒸腾，人们像生活在一只巨大的闷炉里。罗斯福被酷暑和焦虑弄得精疲力竭。27日，他去贝尔山视察童子军宿营地在报上刊出的照片中，他穿着深色上衣，白裤子，带着一群达官显贵，显得消瘦、疲惫。这是他能不用任何帮助自己走路时照的最后一张相片。
31日，一艘精致的游船“萨瓦洛号”驶进港口，在纽约游艇俱乐部码头靠岸。游艇的主人范·利尔·布莱克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罗斯福。他建议他放下手里的工作，逃离这闷热的纽约城，到外面去休养。
罗斯福欣然同意，他选择了坎波贝格。
8月初的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罗斯福驾驶着范·利尔·布莱克的140英尺长的游艇“萨巴洛号”来到坎波贝洛。布莱克邀请他和其他几位朋友一起到岛上去。罗斯福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这样他不用坐火车长途跋涉了。他的新秘书玛格丽特·利汉德写信给埃莉诺说，“他出发的时候看上去很累”。“萨巴洛号”在缅因州附近海面上遇到了坏天气。布莱克游艇的艇长对这一带水域不熟悉，因此罗斯福接过来掌舵。接连几小时，他驾着游艇向东北方向驶过弗伦奇曼湾和马蔡亚斯湾，穿过大麦纳和卢贝克海峡。海图没用了，熟悉的地物标志被重重大雾所吞没。罗斯福就凭着浮标钟声和低沉的雾角声航行。连颇有经验的布莱克也感到担心。罗斯福请他放心，说他曾驾驶一艘快速驱逐舰安然通过这个水域。尽管如此，这毕竟是很累人的工作。一直到“萨巴洛号”在韦尔什普尔港停泊后才松了口气。埃莉诺带着孩子们和路易斯·豪一起到码头上迎接他。豪是到坎波贝洛来商讨1922年的选举前景的。
第二天风和日丽，罗斯福带客人上了“萨巴洛号”的摩托补给船到芬迪湾去钓鳕鱼。他坚持要像老练的岛上居民那样，为客人们的鱼钩上鱼饵。这活儿很费劲，因为他要从船头到船尾踩着只有3英寸宽的上过漆的板来回走，而且还要经过船上的机舱。没多久他就汗流浃背了。突然间，他一失脚，翻落水中。尽管他很快就被拉了上来，他在12年后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从来没有经受过比这水更冷的东西了！我没有沉下去，连头发都没有湿，因为我还抓着船舷。可是这水太凉了，凉得使人发麻。在8月骄阳和船的发动机热浪的反射下，这水真是凉得可怕。”罗斯福和别人一起都为这次意外事件感到好笑。他穿着那身湿衣服继续干活。衣服很快就被太阳和发动机发散的热烤干了。
大部分客人不久就走了。罗斯福尽情享受这愉快的假期。他和孩子们一起游泳，打网球，打垒球，一起爬礁石。8月10日，他们乘24英尺长的单桅小帆船“维力奥号”出航。他们看见一个小岛上升起一股蓝烟，就上岸参加扑灭林火的战斗。他们用树枝抽打火焰。据安娜说：“那情景真是可怕。当你站在一棵枞树旁边，看着它突然起火，听见火烧起来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这时心里觉得很怕。”到了下午，火势终于被控制住了。罗斯福后来回忆道：“我们的眼睛都叫烟熏模糊了，一个个浑身烟灰，精疲力竭，掉在身上的火星所烧的伤也阵阵作疼。”他建议去游泳，带着大家慢跑了两英里路，穿过坎波贝洛，到了格伦塞文湖。这是个淡水湖。到了那里，大家都下水了，并又痛痛快快地一头扎进海湾冰凉的水里游了一阵。每次这样游过后他都会觉得精神焕发。可是这次，使罗斯福吃惊的是，他“并没有像所预料的那样得到平时游泳时的乐趣”。回到家里，邮件已经送来，带来了新报纸。他穿着湿漉漉的游泳衣坐在门廊里看了起来。过了一会，他觉得冷了。他太累了，也没顾上换好衣服再吃饭。他后来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他觉得发冷，又浑身疼痛，早早就上床了，以为是腰部有点风湿痛。夜间，他起来上厕所，埃莉诺发现他是爬着去的。第二天早晨，安娜用托盘送来早点，他对她高兴地笑了笑，还说了句俏皮话。可他起床刮脸时，觉得左腿软弱无力。他说：“我想让自己相信，我腿上的毛病是肌肉过于疲劳，用用就会好的。可是这条腿马上就不听使唤了。后来另一条也不行了。”
不久，剧烈的疼痛扩散到背部和双腿，胸部以下肌肉很快就没法动弹了。体温也升到华氏102度。焦急不安的埃莉诺请来乡村医生，E·H·贝内特大夫诊断为重感冒，可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把医生也弄得摸不着头脑了。
他暂时失去了对机体的控制能力，甚至连床单盖在腿上也觉得疼。孩子和别的客人都给打发出去做三天的野营，家里只有埃莉诺侍候他。
疼痛和麻木的感觉扩展到罗斯福的肩部，手臂，甚至到了手指。
有两个可怕的星期，埃莉诺就睡在她丈夫房里的帆布床上，不分昼夜地护理他。她给他洗澡，喂他吃饭，还要想法使他打起精神。而她自己却因为大夫们甚至不能诊断出她丈夫究竟得的什么病而日益焦虑。她能求助的惟一的人就是路易斯·豪。
路易斯·豪从华盛顿来了。他那阴沉的脸上由于忧愁又添了新的皱纹。他看到W·W·基恩大夫等在巴港想要过来，所以第二天便和罗斯福在岛上的老朋友考尔德船长驾了他的摩托艇去大陆把他接来了。
老大夫基恩也感到一筹莫展。这肯定是一种疯瘫，也许是脊髓灰质炎。但如果真是这样，这对一个39岁的人来说可是倒霉透顶的事。他们只能等着瞧。他建议按摩和精心护理。岛上没有护士，但埃莉诺现在在这方面已经很内行了。她睡在丈夫的沙发上，一刻也不走远，可以随叫随到。路易斯把整个心都放到了富兰克林身上。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他每天都给富兰克林念书报，陪他消磨漫长的时光。
“你不是要到纽约去开始你的新工作吗？”埃莉诺问他。
“我已经辞掉了，”路易斯说，“富兰克林需要我呐。”
日子慢得像蛆虫在爬行。尽管他竭力叫自己相信他在好转，情况却在不断恶化。两条腿完全不顶用了，瘫痪的症状在向上蔓延。他的脖子僵直，双臂也不好使了。最糟的是，他的膀胱也暂时失去了控制，一天导尿数次，每次痛苦异常。他的背和腿痛个不停，好像牙疼放射到全身，他的肌肉像剥去皮肤暴露在外的神经，只要轻轻一碰就忍受不了。
孩子们野营归来了，但埃莉诺不敢让他们见爸爸。他能听到他们成天在草坪上玩耍。到了夜间，他听见装铃铛的浮标用沙哑的声音在谈论船舶和大海……
虽然富兰克林看来几乎在一点一滴地死去。
除了身体上的痛苦，罗斯福还经受着精神上的煎熬。他从一个有着光辉前途的、39岁的肌肉柔软灵活、活蹦乱跳的人一下子成了一个卧床不起、什么事都要别人帮助的残废人。在8月份那些凄凉的日子里，他只能躺在床上，看糊在墙上的印着黄色花朵的糊墙纸。他真快受不住了。很多年后，他对弗朗西斯·珀金斯说，在他刚得病的几天里，他“完全绝望了，以为上帝把他抛弃了”。但是，他的奋力向上的精神并没有使他放弃希望。不久，尽管他一直受着苦痛的折磨，却又以平时那种轻松活泼的态度跟埃莉诺和豪开玩笑了。在他得病后一个礼拜，埃莉诺写信给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罗西说：“昨天和今天，他的体温一直正常。我觉得尽管他不可避免地有时会感到很失望，但他的自制力和精神状态却在好转。昨天他一只脚上的脚趾能动了。这是很令人鼓舞的。”
豪拒绝了好几个要他去工作的要求，守在他朋友身旁。埃莉诺说他“从那时起，他把整个心都扑到我丈夫的未来上了”。他们遵照基恩大夫误人的建议，接连几个小时地为躺在床上的这个人按摩四肢。后来却发现这种按摩不仅增加病人的痛苦，也使他已经很弱的肌肉进一步受到损害。
罗斯福病倒后两个星期，他的舅舅弗里德里克·德拉诺按埃莉诺提供的情况，把波士顿小儿麻痹症专家罗伯特·W·洛维特大夫请到坎波贝洛。根据罗斯福向人叙述的病情，他怀疑罗斯福得的是小儿麻痹症。在给他作了检查后，这一怀疑得到了证实。那年正流行一场不大厉害的小儿麻痹症。也许在某个地方——或许在纽约，或许在华盛顿，或许是在童子军的营地——病毒进入了他的身体。由于他被接连不断的活动弄得疲惫不堪，没有能顶住病毒的袭击。但是，洛维特觉得病并不太重。他告诉埃莉诺说，她丈夫很可能完全复原。
洛维特提醒他们，治疗需要好几个月，医学还不能使复原提前到来。他命令立即停止使人痛苦的按摩，但又说，除了帮助睡眠的溴化物药物外，别的药没有什么用。他建议洗热水澡，“因为热水澡确实有用，还能使病人得到鼓舞，因为在水中他的腿可以活动”。他特别强调要使病人打起精神，因为成人很可能精神萎靡不振，有时会烦躁不安……因此，每人都为了使他高兴而表现得很乐观。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她刚在8月底结束了她每年一次的欧洲旅行回来。她是这样描述她第一次到病床旁去看他的情况：“我知道，为了富兰克林，我得表现得勇敢些。他大概也是为了我而装得满不在乎。因此，这次见面还是很使人高兴的。”
罗斯福很担心他的瘫痪会给孩子们带来不良影响。孩子们光知道父亲病得厉害，躺在楼上那个老是拉着窗帘的房间里，母亲为此既紧张又不安。詹姆斯说：“我们这些孩子只许在门口看几眼，匆匆交谈几句。但是从一开始，甚至在瘫痪从他上半身消退以前，父亲就非常担心我们会怎么想。他对我们微笑，我们强打笑容，用颤抖的声音向他问候。”当安娜知道给父亲治病的医生们要在她房间会诊时，她偷偷藏在衣柜里。除了家里人以外，不让外人知道罗斯福瘫痪了。安娜说：“妈妈对我们说，不要谈论小儿麻痹症，因为大家都很怕它。但是流言传得很快。我们发现我们的许多朋友都听到他们的朋友对他们说，不要接近罗斯福的孩子们，因为‘他们可能得了小儿麻痹’。”
罗斯福的病给豪带来了交际上的危机。豪清楚地意识到，“小儿麻痹症”和“瘫痪”会对他的朋友的政治前程——如果他还有政治前程的话——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他想避免在罗斯福的病情好转以前在报纸上提到罗斯福得病的事。在坎波贝洛流传的发生了某种事情的谣言很快传到了外部。豪以一向对新闻记者开诚布公闻名的。但是这次，他没有向来自东港的一家通讯社的记者透露任何实质性的情况。关于罗斯福病情的报道直到8月27日才第一次出现。报道说这位前副总统候选人在得了一场重病以后“正在恢复”。没有提到小儿麻痹症。
“你以为他还有政治前途？”埃莉诺问。
路易斯以过去的基督教徒表明自己信仰的那种热忱说：“我相信他会成为总统，不管有没有腿。”他还告诫埃莉诺说：“瘫痪这两个字的含义太可怕了，人们会把它跟脑膜炎混淆起来，似乎富兰克林的脑子不中用了。这是他在今后不得不与之斗上一辈子的疾病，但我们必须在当前尽量不声张出去。在外面的人们还无法看到他现在这样神志清醒、笑容满面的时候，我们决不能让他们听到瘫痪这两个字。不然是很容易制造出一种足以毁掉他政治前途的印象的。”
遵照决不走漏半点风声的原则，当罗斯福的母亲詹姆斯·罗斯福夫人要来见见儿子时，路易斯亲自到码头去迎接，避开一切可能出问题的情况。
老夫人急坏了，和路易斯匆匆赶至坎波贝洛，但她也是个懂得在病人面前保持镇静的人，当她站到罗斯福床前时，她幽默地说：“好啊，孩子，你竟这样迎接我。”
罗斯福咧开嘴朝她笑了，“妈妈，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好的。说真的，我还是真想到船上去迎接您呐。”
进了9月，罗斯福的病情已明显好转，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需要尽快离开小岛到大医院治疗。路易斯·豪为他联系了纽约市的长老会医院，并非常巧妙地把他运送到了那里。
把罗斯福转移到纽约，又要不被新闻界知情，以致造成负面影响，这实在是个难题。路易斯干得漂亮极了。
弗雷德舅舅派出一列私人专车去东港接罗斯福，路易斯却对外宣布富兰克林将在9月14日早晨离岛渡海。记者和乡亲们都聚集在码头上。
那天，罗斯福躺在临时做好的一副担架上，沿着又陡又滑的小道被抬到了在韦尔奇潭的他自己的码头上。考尔德船长在他的摩托艇中等候。他们把他安置在船底舱板上，他听得到船下的污水在他头边几英寸的地方晃荡，汽油味迎面扑来。他转头向峭壁顶上自己的房子最后看了一眼，然后便静静地躺在那里，趁着汽艇突突地穿过帕塞马科迪湾的这段时间积聚他的气力。
路易斯把人群引到市镇大码头后，安排他们自己的船在海港对面靠岸。罗斯福躺在一辆行李马车里，其余的人则在马车旁边陪着走到停放私人列车的铁轨附近。等富兰克林稳稳地坐上车后，他才派人去告诉码头上的人群。
人们看到的罗斯福正躺在一扇敞开车窗的床上，用一根长长的烟嘴吸烟呢。豪对来采访的《纽约时报》的记者说：“罗斯福先生胃口很好，尽管他还不能坐起来，可他说他觉得舒服多了。”
第二天一大早，列车开进了阴沉沉的中央大车站。等旅客们都走完了，路易斯·豪让人把站台打扫干净，然后，罗斯福的担架通过车窗窗口被徐徐送出来。乔治·德珀曼大夫早已在那儿迎接他的新病人了。
“啊，丹。”罗斯福喊出他们在哈佛大学时称呼德雷珀的绰号，“由你照顾我，真叫人高兴。”
“我一定会尽力的，富兰克林。一切都会成为过去。”
林奇看看罗斯福被抬下站台，进了运货电梯，但他没有跟进去。过了一会儿，埃莉诺回来对他说，她丈夫在叫他，要等他来了以后才让救护车开走。
林奇一听，浑身一震。但他却转过脸去说：“你对他说没找到我。我明天去看他。”
到了医院，由洛维特的同事、他在哈佛时就认得的乔治·德雷珀大夫负责治疗。这时，豪才第一次向报界承认罗斯福得了小儿麻痹症，两腿已瘫痪。但同时他又提供了德雷珀大夫的乐观的病情报告。大夫宣布：“他不会成为残废。谁都不必为他这次得病会留下永久性的伤残而担心。”罗斯福从《纽约时报》第一版上读到这则消息后，写信给该报发行人阿道夫·S·奥克斯说，尽管大夫们对他也是这么说的，但他怀疑大夫们是为了让他建立信心才这么说的。“但是现在我从《纽约时报》上看到这种正式的谈法，我就放宽心了，因为我知道情况当然一定是这样”。
对病人进一步的检查却迫使德雷珀意识到他原来根据洛维特大夫的报告所作出的乐观估计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德雷珀担心罗斯福永远坐不起来了，更不用说自己站立或行走了。但是，他知道病人的精神状态对其身体状况至关紧要，所以他没有把这种疑虑讲出来。他在给洛维特的信中写道：“他的勇气是这么大，抱负又这么大，但同时在情绪上又是极度敏感，这需要他利用他的一切技巧才能成功地使他意识到他面临的真实情况而又不至于毁了他。”
以后的几个星期对于罗斯福说来是极阴暗的，因为他面对着疾病的全部后果。他满头大汗地花几个小时练习活动大脚趾。他的视力暂时减退，右膝僵硬收缩。这使右腿弯曲起来。为使两腿伸直，不得不上了石膏。每天罗斯福都好像在中世纪酷刑架上一样，要把两腿关节处的楔子打进去一点，以使肌腱放松些。但是在这位曾被看成是花花公子的成人童子军身上蕴藏着极大的勇气。不多久，就出现了病情好转的几个迹象。他手臂和背部的肌肉强壮起来了。最后，终于能坐起来了。
罗斯福不愿前来看望他的人对他表示同情或慰问。约瑟夫斯·丹尼尔斯说他到罗斯福床边时，他的这位前助理突然给他一拳，打得他一个趔趄。罗斯福笑着说：“你以为你见到的会是个瘫子吧。可我还能把你一拳打倒。”到他在10月底出院的时候，他能借助于房顶吊下来的皮带，从床上荡到别人扶着的轮椅里了。但是，在他的住院卡的最后一次病情登记中还是写着“无好转”。
罗斯福以他坚强的毅力和乐观态度，要么拒绝承认他将终身残废这一严酷的事实，要么就不去理会这一点。12月初，他对一位朋友说，他估计“几个星期后就能用拐杖走路了。大夫说到明年春天，我完全可以不瘸不拐地走了”。两个月后，1922年2月，他第一次戴上了用皮革和钢制成的架子，这架子他以后一直戴着。这副架子每个重7磅，从臀部一直到脚腕。既很累赘，戴久了还会引起疼痛。架子在膝部固定住，这样，他的两条腿就成了两根棍似的。借助于这架子和拐棍，罗斯福能凭身体和手臂的运动来“走路”了。但一开始，他经常摔倒，夹着拐棍的两臂也经常累得发疼。
当罗斯福正在为恢复两腿功能而努力时，他妻子和他母亲之间却在为了他的前途而在暗中斗争着。尽管在这场争斗中很少听见高声喊叫和尖刻的语言，但矛盾却很深，感情上的伤痕也非常之深。埃莉诺后来说那一时期“是我一生中最难受的一个冬天”。她和豪都希望富兰克林仍能积极从商、从政，也希望他尽可能地过正常的生活。他们觉得如果把他当成一个瘫子来对待，那他很快就会一蹶不振。因此，他们把一些人请到第六十五街他们的住处，想以此来引起他的想象，以利于他的康复。他们知道，当富兰克林意识到自己要一辈子残废时，政治就成了他惟一的出路。在政治上，需要的是头脑，而不是身体。豪以罗斯福的名义和全国各地的政治家们保持联系，并敦促罗斯福定期发表个声明来表明自己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他也让埃莉诺走出去，让公众不忘记她丈夫的名字。她对富兰克林说：“到你能重新露面时，我就可以不那么积极了。”
但是，萨拉·罗斯福却认为富兰克林的政治生涯结束了。她指责他们这样做是给他增添不必要的负担。她认为他应退居海德公园村。在她的爱抚和保护下，他可以在那儿过乡村绅士的平静生活，守着这份产业，干些自己喜欢的事，甚至还可以写他经常说要写的书。这种做法在这个家族里也曾有过先例。一个世纪以前，富兰克林的一个前辈詹姆斯·亨利·罗斯福在年轻时得了小儿麻痹症以后，隐居起来。他在家里很巧妙地做股票生意。到1863年他死的时候留下了一笔钱在纽约市开了家罗斯福医院。富兰克林·罗斯福也许一时会觉得隐居起来，过一个残疾绅士的生活有些吸引力，但他不愿意一辈子这样在赫德森河边碌碌无为。甚至在他离开坎波贝洛之前，他就已经答应当州的民主党委员会委员了。
同时，萨拉·罗斯福决心打破路易斯·豪和埃莉诺之间的同盟，把她儿子拉到自己身边。她特别讨厌豪一直在罗斯福身边。那时，豪已经搬到罗斯福家，住在三层原来安娜住的那间宽敞向阳的房间里，安娜被“挤”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去了。她讨厌他不修边幅，粗心大意，也讨厌他不断地干咳，讨厌他为减轻气喘症状而在房间里点的香。最主要的是，他代表了她希望富兰克林能抛弃的一切。豪和富兰克林谈论政治，还不断地把一些粗陋庸俗的人带到他床边，把罗斯福这个家变成了政治俱乐部。她常常由于称豪为那个“肮脏丑陋的小人”而使富兰克林极为恼火——但是，尽管她有各种反对意见，豪还是留在那儿。
直接攻击遭到失败后，这个老太太又利用了安娜由于把房间让出来而产生的不满。安娜那时15岁，这正是一个不大好处的时期。她在学校里功课不好，觉得没人爱她。有几次甚至哭着从饭桌上跑开。安娜后来回忆道：“奶奶的刺激终于见效了。在她煽动下，一天晚上，我到妈妈那儿，要求把房间换回来。当然，备受困苦和折磨的母亲一点也不同情我。实际上，她对我这个不听话的女儿是很严厉的。”几年以后，埃莉诺曾为此自责。“她已是个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可我还把她当作小孩子一样对待……我从来没有想到要把她当作知心人，和她商量我们碰到的困难。”
埃莉诺坚强的自制力也垮了。一次，当她在念书给两个男孩听的时候，她突然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精神垮了下来，自己控制不住地痛哭失声。“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而且还停不下来，”她说。“我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一直哭着。”最后，她到了一个空房间里，才控制住自己。“这样地垮了下来，这是我一生中我记得的仅有的一次。”但埃莉诺的精神崩溃却给她与安娜的关系带来了好处。安娜第一次看见她受到那么大的精神压力，她们开始互相谅解了。
罗斯福担心，如果他不把事情对孩子们讲清，他们会对他的病情胡思乱想，因此，他公开地与他们谈论他的身体状况。他掀起被单，让他们看自己的腿，并把自己正在锻炼、以免引起萎缩的那些肌肉的名字教给他们，詹姆斯·罗斯福说：“当哪一个部位开始有点知觉时，他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听到爸爸告诉我们——比如说——连接于臀肌上的一块肌肉情况有所好转时，我们就会像在看足球比赛一样高兴得跳起来。那时我们是多么高兴谈论爸爸的臀肌啊！”
罗斯福得病几个月后，就在地板上和儿子们进行印第安的摔跤。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永远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了。他与海德公园村和坎波贝洛的户外活动已经无缘了。他再也不能带着儿子们到野外远足，也不能带他们去打网球或溜冰了。尽管他从来没有谈到这些，但却以隐藏的方式流露出他的失望心情。他可以从他床边的窗户看到附近街道的一个拐弯处。他每天都要滑行到学校去的埃利特滑过这个街角，这样他就能看到他。埃莉诺说他得病后从来没向她提过打高尔夫球。他在得病后有12年一直不回坎波贝洛，以免引起痛苦的回忆。
由于生病，罗斯福辞去了一部分职务，还有一些，如大纽约市童子军的主席职务，他还保留着。他向马里兰信托储蓄公司提出辞呈，但他们没有接受，因为他们相信，他会回去为他们服务的。
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是要让罗斯福在政治上保持与外界的联系。路易斯·豪不辞辛苦，写了成千上万封信，接见了数以百计的人们，他还给罗斯福鼓气提劲，敦促他自己对外写信，会见客人，做出各种政治姿态。事情总算进行得不错，但路易斯明白这远远不够。他对埃莉诺说：“我们得叫罗斯福的名字真正响下去。人们都是健忘的。”
“怎么搞法？”
“你应该去参与政治活动。”
埃莉诺急了，“这怎么能行，你知道我一向不喜欢的”。
“难道你不希望罗斯福重整旗鼓？”
埃莉诺是通情达理的，很快便转过了弯子，“那么好吧，请告诉我怎样着手进行？”
路易斯·豪建议埃莉诺加入民主党州委员会的妇女工作部，在那里，她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和重要人物，最后当上了财务委员会主席。她还经常出入妇女选民协会和妇女工会协会，成了她们之中的知名人士。路易斯教她学习公开演说，他像一个刻薄的辅导老师那样，学着她每说一句就神经质地笑一笑的模样，向她指出这样的习惯多么不像话。他还协助她为委员会办了一份油印小报。
埃莉诺几乎在没人帮助下学会了开汽车，为了教她两个儿子，她还学会了游泳。他们父亲干不了的事，她得尽量干起来。
这几年里，在罗斯福周围逐渐形成了可靠的助手小组，为首的当然是路易斯·豪，埃莉诺已成了罗斯福的眼睛和耳朵。1920年竞选中就已伴随他的厄尔利和麦金太尔依然追随着他。迷人的玛格丽特·利汉德小姐成了罗斯福的私人秘书。
罗斯福承受着极为沉重的负担，他每天都在接受治疗，进行各种各样的锻炼。洗热水浴，花九牛二虎之力穿衣脱衣，学习活动身子的新方法，为改善身体状况他以坚强的毅力和勇气与病魔搏斗着。
为了重新学会走路，他叫人在草坪上架起了两根横杠，一条高些，一条低些，他接连几小时不停地在这两条杠子中间来回挪动身体。
他给自己订的下一个目标是能走到离斯普林伍德四分之一英里远的邮政街。每天他都拄着拐杖在汽车路上蹒跚着往前走，争取比前一天多走几步。有时，他摔倒在地上，一直等到有人把他扶起来。
罗斯福最担心的是发生火灾时出不去。他学着用手臂的力量爬过长长的走廊，爬过楼梯。他对自己能爬过这段距离很高兴，毫不难为情地爬给别人看。其坚强的毅力和乐观的态度令人感动不已。罗斯福不仅不自己可怜自己，有时甚至以此开玩笑，他对一位记者说：“我又恢复了青春，是以令人不愉快的形式恢复的，我染上了小儿麻痹症。”他把某些逗人笑的故事说成“像拐杖一样有趣”。
医生们都鼓励他通过游泳来恢复活动能力，于是，他用很多时间在水中锻炼，还一再说：“水使我得的病，水也会把我治好的。”在海德公园家中的游泳池还没修的时候，他每周三到附近的莱因贝克的文森特庄园的室内游泳池去游泳。他每次都会爬到池边，然后慢慢下水。他母亲的司机路易斯·A·迪普就站在池边，等他想上来时把他拉上来。罗斯福高兴地告诉德雷帕大夫：“我的两条腿在水里很管用，我不用扶什么就能在水里漂起来。我觉得膝盖和双脚的情况有所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