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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名人传记丛书（套装共8册）
池昕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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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青苹果授权掌阅科技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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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希特勒，1889年生于奥地利靠近德国南部的布劳瑙镇。父亲是一个海关督察。希特勒幼时读书成绩很差，但对绘画有浓厚兴趣。父母去世之后，希特勒于1908年只身赴首都维也纳报考美术院校，屡遭失败后流落于街头。1913年到德国南部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并在这里被征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下士班长。德国战败后，希特勒成为仇恨共产党和犹太人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连续组织暴动，建立纳粹党，煽动大日耳曼人的民族情绪，并于1933年爬上德国总理宝座。由这时起，希特勒加紧重新武装，极为鼓吹扩大德国“生存空间”，疯狂向外扩张，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先后吞并或霸占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法国的领土，将魔掌一直伸向北欧、非洲和阿拉伯地区，杀害了千百万各族无辜百姓。最后，希特勒将数百万人的军队分布于欧洲东、西两线，频频发动“闪电战”，进犯苏联和英美，但在强大的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的打击下，希特勒霸占欧洲和世界的美梦终被粉碎。1945年4月底，柏林陷落，希特勒自杀。本书以传记体裁，通过简练的叙事手法，再现一些历史事件，为我们打开一道通往柏林的大门，透过它，希望让历史不会重演，愿世界永远在和平中发展，让风铃传递爱的信息。
第一章 神秘的身世
希特勒父的生父是谁虽无定案，但他是一个私生子却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养父约翰·格奥尔·希德勒是个到处打短工的磨坊工人，在下奥地利的各个村子串来串去，除了打零工挣零钱，爱情上也零零碎碎吃些“白食”，碰上谁家姑子嫂子有意，便成就一时鱼水之欢。
1824年，约翰·希德勒结了婚，五个月后就有了孩子。这可能是他娶了一个怀有他人孩子的弃妇，但亦有可能是他自己做事自己当，在游戏之中使对方怀了孕又不得不娶了她。他本来也许从此会好好过日子，可妻儿在产后就都死了。于是，他又开始了游逛的生活。十八年后，他娶了一个四十七岁的农妇，名叫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她是施特罗尼斯村子的人。早在结婚前五年，1837年6月7日，玛丽亚就生过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也就是希特勒的父亲。
人们推测，阿洛伊斯本就是约翰·希德勒和玛丽亚私通的产物，也就是说阿洛伊斯的继父或养父本就是他的生身父亲。约翰·希德勒是在游荡得厌倦了之后才想要一个家，并承担起了一个父亲的责任。尽管这个推测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缺乏确凿的证据。
约翰娶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之前，阿洛伊斯随母姓施克尔格鲁勃。既然阿洛伊斯成了约翰的儿子，按通常习惯他就该随新父亲而叫阿洛伊斯·希德勒了。但不知为什么，约翰竟没有想到在结婚后将这个儿子正式登记，所以这孩子一直到长大都叫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
安娜在1847年去世，失去约束的约翰难以按捺好闯荡的天性，又过起了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从此杳无踪迹，不知云游到了何方。从他不对阿洛伊斯负责任来看，他不大可能是这个私生子的生父，否则他从创造这个孩子到遗弃他都是造孽。他不过是这个有二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孩子的养父而已。缺少父爱母爱也缺乏管教的阿洛伊斯因此养成了不安分的心性和恶劣的脾气，后来成了希特勒最痛恨的人。
约翰·希德勒直到八十四岁那年才重新出现在瓦尔德维尔特尔的威腊镇，这时他已改姓为希特勒。他当着三个旁证的面向一位公证人宣誓，说他就是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的父亲，然而这并不能够证明他就是希特勒的真正祖先。
有一种解释是：约翰的弟弟、阿洛伊斯的叔叔有一笔遗产，由于约翰不是阿洛伊斯的生父，他弟弟也就不是阿洛伊斯的亲叔叔，阿洛伊斯也就没有资格继承这笔遗产。约翰的迟到得太久的认子，不过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不管怎样，既然经过了宣誓公正，阿洛伊斯的姓氏就可以由母姓改为父姓了，他的非凡的儿子也就得以“希特勒”闻名于世、遗臭于史。
在阿道夫·希特勒古怪的一生中，有过许多次命运的奇怪转折，然而却没有比他出生前十三年的那一次更加奇怪的了。假如这个八十四岁的流浪汉没有在他妻子死后三十年突然归来，承认自己是他年已三十九岁的儿子的亲生父亲的话，阿道夫·希特勒的姓名就成了阿道夫·施克尔格鲁勃。有许多德国人这样猜测：要是希特勒以施克尔格鲁勃闻名于世的话，他是不是还会成为德国的统治者呢？
这个姓氏念起来是拗口而好笑的，要是狂热的德国群众高呼“施克尔格鲁勃万岁”以及在互相打招呼时不是简短地喊“希特勒”而是冗长的“施克尔格鲁勃”，那真是难于想象。希特勒年轻时曾对他的密友奥古斯特·库比席克说，没有比他父亲改姓更让他高兴的了，施克尔格鲁勃这个姓氏非常粗鄙俗气，且不说累赘拗口了。
“希德勒”也不好，太软：只有“希特勒”最让他满意，好听也好记。阿洛伊斯是由他的叔父养大的。他起初在希皮塔耳村学做鞋匠，但是他像他父亲一样毫无定性，不久就到维也纳去谋发展了。
十八岁的时候，他在萨尔斯堡附近，当上了奥地利海关的边境警察，九年后提升为海关税吏。他当警察不久就娶了一个海关官员的过继女儿安娜·格拉斯尔为妻，她给他带来了一小份嫁妆和社会地位。
但是这次婚姻并不美满。她的年龄比他大十四岁。身体又虚弱，一直没有生育。十几年后两人就分居了，再隔三年，她就去世了。
在分居以前，阿洛伊斯就与一个年轻的旅馆厨娘弗朗席斯卡·马茨尔伯格同居，她在1882年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阿洛伊斯。在他发妻去世后一个月，他就同厨娘正式结婚。三个月后，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安吉拉。第二次婚姻历时也不久。
弗朗席斯卡在一年之内因患肺结核去世。两度丧妻不仅是阿洛伊斯的不幸，后来证明也是全人类的灾难，因为假如没有阿洛伊斯的第三次婚姻，也就不会有希特勒这个魔王出生了。当然，这样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阿洛伊斯一波三折的婚姻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偶然，人类历史的一波三折则是一种必然。阿洛伊斯怎么知道他的第三次畸形婚姻会产生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呢？他只是需要一个妻子，需要占有一个他早就想得到的女人——他的外甥女、养女克拉拉·波尔兹尔。
四十八岁的阿洛伊斯的新嫁娘克拉拉·波尔兹尔比她的堂舅、新郎整整小了二十三岁。他们已经相识很久了。克拉拉老家也是希特勒这一族的老家希皮塔耳。她的外祖父约翰·马·奈波穆克·休特勒，就是把侄子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或希特勒）抚养长大的人。
阿洛伊斯和他的祖先一样在同女人的关系上酷爱自由和浪漫。当他的第一任妻子尚在世时，他就以膝下空虚为由，将克拉拉领养过来做继女，而他的真实用心则是为自己培养一个候补妻子。克拉拉在勃劳瑙同施克尔格鲁勃夫妇一起生活了好几年，阿洛伊斯亲眼看到了这朵鲜花由含苞待放到盛开的全过程。他内心时时涌动着占有她的欲望，可是碍于名分，最主要碍于妻子他不敢轻举妄动。但他心中对那大他十几岁的妻子是厌烦的，而娇嫩的外甥女正好弥补了他爱情和生理上的需求。
在他的发妻病倒后，他打算等她一死就和克拉拉成亲。到这个姑娘满十六岁可以合法结婚的年龄时，就发生了他正式改姓和继承叔父遗产的事。他的妻子在分居后还拖着没有死，而他这时又和旅馆厨娘弗朗席斯卡好上了，对于娶克拉拉一事暂时不怎么上心，所以年已二十的克拉拉就离开了他家到维也纳去当女佣了。
在阿洛伊斯第二个妻子去世前，克拉拉又回到了他家，帮助照料病人。弗朗席斯卡去世后，家务都由克拉拉一手操持。阿洛伊斯和克拉拉这时事实上已经成了夫妻。
1885年1月7日，阿洛伊斯终于如愿以偿地娶了他的小爱人。因为他们的亲缘关系，结婚必须申请教会批准，罗马教廷恩准了他们。婚后四个多月，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古斯塔夫出世了，不幸的是这个过早的结晶没能活多久就夭折在襁褓中。1886年出生的第二个孩子也是如此，似乎是对他们近亲乱伦、放纵情欲的惩罚。第三个孩子能够顺利出生和成长，显见其强大的生命力，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1894年出生的第四个孩子埃德蒙活到六岁，终没能逃过命运的追索。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保拉生于1896年，寿命比她出名的哥哥还长。这样，加上阿道夫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小阿洛伊斯和姐姐安吉拉，阿洛伊斯家共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
克拉拉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精力充沛，勤劳善良，并信宗教。无论在她做佣人还是在做主妇时，这个家总被她管理得井井有条。对于这个家，她操劳了一生。为她长久治病的布卢克医生说她是一个和蔼安详、柔情依依的女人。她的全部精力都花在了孩子们尤其是阿道夫身上。对比她大二十三岁的丈夫，她也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逆来顺受。
阿洛伊斯于1895年在林茨海关总局任职时，购买了霍菲尔德村的一幢房子连同三万八千平方米的地产，全家迁入此间。当年6月，他提前退休。他在家中是一个暴君，经常打骂孩子。有一次他把大儿子打得不省人事，另一次几乎把阿道夫打死。他还经常在酒馆喝得酩酊大醉，由孩子们将他搀扶回家。到了家中，他就开始大发酒疯。退休后他靠领取退休金过活，更是经常酗酒，变得焦躁不安、易于激动，他要求家庭必须保持一种绝对的服从，这就导致了同日益长大成人的小阿洛伊斯的冲突。这种状况后来糟得令人难以忍受，以致小阿洛伊斯在十四岁那年离家出走。阿道夫则从此成了父亲的出气筒，尽管阿道夫是母亲的娇子，可柔顺的母亲也保护不了他。
阿洛伊斯的出走，据他儿子亦即阿道夫的侄子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后来说，主要是因为继母一直虐待他，并在他们父子间挑拨是非。父亲原准备送他到一所技术学校深造，希望他成为一名工程师。在第三次婚姻前，阿洛伊斯是十分疼爱大儿子的，并对他寄予厚望。克拉拉的挑拨使阿洛伊斯不再关心大儿子，并开始为阿道夫的教育积攒钱款。继母的计划终于如愿以偿了，而阿洛伊斯只得离家当了名小侍者，在一家饭店跑堂。这份职业当然不会让他满意。
阿洛伊斯一生中有好多时间在吃官司。1900年，他因偷窃被判了五个月的徒刑，1902年又因重犯前科而坐了八个月的牢。出狱后，他到伦敦当了名侍者。1909年他同爱尔兰姑娘布丽奇特·道林结婚。1911年生下威廉。1913年他抛家别子，独自到了德国。他的婚姻很不美满，仅在四年间，家庭就破裂了好几回。他的血液中有祖传的不安定成分，他们一家人都注定了要惹是生非。据说他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后大发酒疯，不仅打妻子，甚至还想打襁褓中的婴儿。夫妻曾分居了一阵，后来他就去了维也纳。
1924年，小阿洛伊斯因犯重婚罪被传上汉堡法庭，本来要判六个月的刑，但由于原妻未起诉，才免于“三进宫”。他同那不合法的德国妻子生了一个私生子。在这期间，他从没有给原来的妻子和孩子寄过钱。
小阿洛伊斯后来从事过很多行当。1934年，他在柏林开了家饭馆，以后，这家饭馆便成了冲锋队员们的聚合场所。据他儿子威廉说，阿洛伊斯在孩提时代就十分憎恨阿道夫，他抱怨母亲惯坏了弟弟，以至自己经常被迫做阿道夫分内的家务。
阿道夫也经常搞些恶作剧，使哥哥备受克拉拉的责骂，乃至父亲的处罚。阿洛伊斯常对人讲，他小时候经常拧阿道夫的脖子。阿道夫对同父异母的哥哥非常讨厌，在《我的奋斗》中他提都不提哥哥，也不许别人在他面前提到这个人。阿道夫态度倨傲，对所有亲属都要加以干涉、制约。
希特勒掌权后，兄弟俩仍无来往。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阿洛伊斯在柏林郊区开了一家啤酒店，战争爆发后就搬到首都繁华的西区维登堡广场，从此顾客盈门，买卖兴隆。
阿道夫的异母姐姐安吉拉是个漂亮的姑娘，也许是这个家族中最正常的人。人们一致认为她既勤劳又善良，而且非常正直。小时候，尽管她十分埋怨母亲对阿道夫的宠溺，但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弟弟。
1907年克拉拉去世时，留给了孩子们一小笔遗产。由于两个女孩最需要照顾，兄弟俩便把自己的一份送给了她们。阿道夫给了安吉拉，阿洛伊斯给了妹妹宝拉。后来，安吉拉嫁给了税务官拉包尔。
但很不幸，婚后不久，安吉拉的丈夫就死了，她又返回维也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在一所犹太学校当食堂经理，在一次学生骚乱中，她曾想方设法保护犹太学生，使他们免遭袭击。
安吉拉对弟弟怀有深厚的感情。当阿道夫被囚于兰兹贝格时，安吉拉千里迢迢从维也纳赶来探望。1924年，她带着女儿吉莉迁居慕尼黑，并为希特勒管家，后来她又在伯希特斯加登为其管家。
此后一个时期，在纳粹党人圈子里就常听到他们谈起安吉拉为希特勒做的他非常爱吃的维也纳点心和甜食。她于1936年离开希特勒，嫁给德累斯顿的一位建筑学教授。
希特勒当时已是总理兼独裁者，对他的姐姐也有一种病态的占有心理，所以她的离去和结婚使他很不高兴，连结婚礼物也不肯送。也有人说，安吉拉的离去是因为和戈林密商在伯希特斯加登毗邻他的宅第处购置田产，这使希特勒老羞成怒，责令她离开。
安吉拉是阿道夫一家人中唯一一个在他后半生仍然密切来往的人。如果说有例外的话，那就是她的女儿吉莉·拉包尔，一个美丽的金发女人，希特勒一生中只有同她发生过真正的爱情。这种爱情是希特勒对他姐姐的依恋的畸形转嫁，而从舅舅和外甥女近亲乱伦方面看，则完全是阿道夫父母的翻版。
比阿道夫小七岁的妹妹宝拉在孩提时代就同阿道夫难以相处，他们互相嫉妒和争吵，特别是当阿洛伊斯帮助宝拉时，他俩的关系就会僵。母亲克拉拉死后，宝拉的行踪一直是个谜。
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宝拉穷困潦倒地栖身于维也纳的一个阁楼里。当时，她的职业是为一家保险公司抄写信封地址，人们都称她为沃尔夫太太。有一次，布卢克医生前去拜访她，希望她能代他向希特勒求情，允许他流放出国时携带一些钱财。医生敲了好几下门，不见回音。
后来，沃尔夫太太的邻居出来告诉医生，沃尔夫太太脾气很古怪，从不见任何人，并答应替医生转交信。于是，医生在信上详细谈了自己的困难。第二天，他抱着能同她面谈的希望，又来到那里，然而邻居只对他说宝拉愿意尽力帮助他。事情就此结束。
据说，从母亲克拉拉去世到1933年希特勒当上总理这段时间里，宝拉和希特勒形同路人。希特勒从未在任何场合提到过宝拉，只是每月给她一小笔生活津贴，使其免遭贫困，避开舆论的关注。
1939年，威廉在拜罗伊特的庆典大会上遇到宝拉，那时她以沃尔夫太太的称呼出席庆典。希特勒也从未向任何人说她是自己的妹妹，只说她有些弱智，不爱讲话。
希特勒就是诞生和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并在这个家庭中受到熏陶和影响。
在希特勒父亲退休的那年，年满六岁的小阿道夫被送进林茨西南不远的菲许拉姆村的公立学校读书。由于他父亲按捺不下心来靠养老金安安静静过活，因此在林茨附近的许多村子里搬来搬去，希特勒也不断更换学校。
到阿道夫十五岁时，他已搬过七次家，换了五个学校。有研究表明，小时候改变居住环境对人的智能大有好处，希特勒也许由此受益了吧。
但这对阿道夫的人际关系和秉性却没有好处。因为不断地变换同学，使他不能和他们建立友谊，更多的是由陌生而引起的戒备和敌意。当同学欺负而使他受到委屈时，他仇恨世界的种子也许就悄悄埋下了。
阿道夫·希特勒一生只有一个密友，这与他小时候人际关系不和谐是有关的。他没能好好和人接触、亲近，没能感受到友爱，也不会对别人表示友爱。加之在家庭中与父亲、兄妹的冲突，更造成了他孤僻、冷酷的心性。1896年9月，七岁的希特勒被送进兰巴赫县老本笃派修道院的教会学校上二年级。他被吸收为修道院唱诗班成员。这是他日后津津乐道的童年经历。
在神圣宁静的教堂中，有清脆的童声在回荡，小阿道夫的心灵受到了净化。家庭和学校中的烦恼不快全部融化在上帝的声音中。那时，他对院长哈根的纹徽发生了兴趣。那是一个“卐”字，象征捕狼的陷阱。谁知道若干年后这个纹徽会成了纳粹党的党徽。成为屠杀羔羊的屠宰场的标记。
教会节庆是希特勒最快活的日子，那富丽堂皇的场面令他陶醉。他置身其间，仿佛置身于绚丽迷人、无忧无虑的天国。他唱着赞歌，从心底里感到了上帝的无处不在，并愿意为他献身，想要和他合而为一。那一刹那，他产生了想当神职人员的念头，过一种宁静的、内心充满了虔敬信仰的生活。
但当他走出教堂，他的心境便改变了。除了母亲让他稍感安慰，他对酒鬼父亲和乱哄哄的家庭生活充满了厌恶之情。他不爱接近同学，同学也不来接近他。他孤僻，内心狂躁。他倒是真需要上帝，可是上帝不需要他，他还得朝他的魔鬼生涯走去。
1900年8月，阿道夫小学毕业，成绩令人满意。他被送到林茨去上中学。这需要他父亲破费一点钱财，也说明他希望阿道夫继承自己的衣钵——当一个公务员。因此才不让儿子上文科中学，而硬要他上普通中学。然而，这却是儿子的最不想做的事。
从现存的两张他小学时和初中时的全班合影来看。小学生希特勒站在最高一排正中央，两手交叉在胸前，神气活现。另一张林茨中学时的全班照上的希特勒站在后排边上，一脸不满相，毫无自信心。他从内心里不愿当“国家公务员”。
希特勒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才十一岁，就不得不第一次违抗我父亲的意愿……我不想当公务员。”
他在《我的奋斗》中以诚恳的态度详尽而如实地记载的传记性事实并不多，他在十岁刚出头时顽强地同他冷酷刚愎的父亲的坚决斗争则是其一。下面是他的自述：
我不要当公务员，不，不。我父亲为了要使我热爱这个职业，对我讲了些他自己一生经历中的故事，但是这一切努力的结果适得其反。我……一想到坐在一间办公室里，被剥夺了自由，不能再自由支配我的时间，不得不把我的一生花在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上面，心中就感到作呕……有一天，我终于决定要做个画家，做个艺术家……
我的父亲听了吃了一惊。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什么，画家？艺术家？”他疑心我发疯了，也很可能他以为听错了或者理解错了我的话。但是一等到他弄清楚了以后，特别是他意识到我不是开玩笑以后，他极其坚决地反对这个打算……“艺术家？不行！只要我还剩一口气，我决不答应！”……我父亲决不改变他的“决不”，而我却加强了我的“决心”。
这场父子冲突第一次表现了希特勒的坚强不屈的个人意志，这种意志日后终于使他克服了别人看来是无法克服的重重障碍和困难而达到了他那样的成就，而且使反对他的人目瞪口呆的是这种意志使得德国和欧洲盖上了一个无法抹去的烙印。
希特勒后来说，这次冲突的一个结果是，他在学校里就不再好好学习了。“我想，我父亲发现我在中学里成绩不好以后，就会让我实现我的梦想，不管他是否愿意。”他说，学校的功课“使我喜欢的我就学，我觉得没意思的或者对我没有吸引力的，我就罢学”。
三十四年后希特勒说的这些话，未必都是实情。可能有一半是为他在中学的不光彩历史作辩解。他小学时成绩良好，中学时却一塌糊涂，以至在林茨中学没有得到应有的证书，不得不转学到距林茨相当远的希太尔州立中学，他在那里也没能呆多久，未毕业就离开了。
希特勒与父亲的冲突使得他讨厌学习，上了普通中学后成绩一团糟。志愿受挫也许只是他学习失败的一个方面。他的一位老师——爱德华·休麦，曾经指出了他成绩不好的个性因素：
希特勒肯定是有天资的，虽然只是在某些学科方面，但是他缺乏自制力，说得客气一些，他好强辩，刚愎自用，脾气暴躁，不能遵守学校纪律。他也不用功，否则有他这样的天赋，他就会有好得多的成绩。
希特勒却因自己的不光彩历史而迁怒于他的老师们。他对他们没能给他好成绩而耿耿于怀，反过来嘲笑他们的学位、文凭和学究气。这种情绪甚至在他临死前三四年还依然强烈。
当希特勒在最高统帅部里忙于军事战略、战术和指挥上的安排的时候，他也常常抽出一个晚上，同他党内的老伙伴回忆他年轻时候碰到的教员怎样愚蠢。这个疯狂的天才这时已是亲自指挥部署在伏尔加河到英吉利海峡的大军的最高统帅了。
很明显，希特勒直到临死的时候，还忘不了也不能原谅他的教师给了他极差的分数。但是，他却能把实际情况歪曲到可笑的程度。
他的教师在他成了世界名人以后回忆起当时对他的印象，也有简短的记载。希特勒似乎还喜欢的少数教员中，有一个是教过他科学的西奥多·吉辛格老师。
吉辛格后来回忆说：“就我来说，希特勒在林茨中学既没有留下好印象，也没有留下坏印象。他在班里肯定不是出类拔萃的。他身材细长挺直，面孔苍白瘦削，几乎像是一个生肺病的人。他的眼睛常常睁得大大的，闪闪发光。”
希特勒的成绩虽然极差，可对绘画和历史极感兴趣，成绩尚过得去。林茨中学有一位历史教员，名叫利奥波德·波伊契，是一个泛德意志主义者。他的家乡在南部同南斯拉夫地区接壤的德语边疆地区，他在那里遇到的种族纠纷的经历使他成了一个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他利用讲授历史的机会向学生讲授德意志民族历史故事，这些故事深深打动了希特勒尚未成熟的心，对希特勒的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使他很快就成为哈布斯堡多民族帝国的反对派，也成了一个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
虽然这位历史老师给希特勒的历史分数不过是“中”，他却是在《我的奋斗》中受到热烈赞扬的唯一教员。希特勒非常愿意承认受到这个人的教益。希特勒说：
我有幸得到了一位懂得很少人懂得的……去芜取精的原则的历史教员。这对我后来的生涯也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林茨中学我的教师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的身上，这个条件得到了真正理想的满足。他是个温和但严格的长者，不仅能以其滔滔不绝的口才吸引我们的注意，而且也能够使我们听得出神。即使到今天，我还怀着真正的感情怀念这位头发斑白的人，他的激烈言辞有时能使我们忘记现在，好像变魔术一样把我们带到了过去的时代。穿过重重的时间之雾，使枯燥的历史事实变成生动的现实生活。
我坐在台下，心中常常燃烧着热情，有时甚至感动得落泪……他利用我们萌芽状态的民族热情作为教育我们的手段，常常唤醒我们的民族荣誉感。
这些教员使历史成了我最喜爱的科目。
事实的确是这样，虽然他并无此意，我却正是在这个时候变成了一个年轻的革命者。
大约三十五年以后，即1938年，希特勒总理在强迫奥地利并人第三帝国后到奥地利各地进行胜利的巡视，他特地在克拉根福停下来探视当时已经退休的老教师。他很高兴地发现，这位老先生是在奥地利独立时期被取缔的地下纳粹党冲锋队的队员。他同这位老先生单独谈了一小时的话，后来告诉党内同志说：“你们想象不出我得益于这位老人有多么大。”
1903年，希特勒的家庭发生了重要的变故。1月3日，他的父亲阿洛伊斯·希特勒因肺出血溘然去世。他的病是早晨散步时发作的，几分钟以后就在附近一家客栈里死在一个邻居的怀中。
当他的十三岁的儿子看到他父亲的尸体时，不禁痛哭失声。他的母亲当时四十二岁，搬到林茨郊外马尔法尔一所简陋的公寓去住，靠不多的积蓄和养老金抚养两个遗孤——阿道夫和宝拉。
正如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中所说，她觉得有义务按照丈夫的厚望继续让她儿子上学——“换句话说，要我学做公务员的行业”。不过。虽然年轻的寡妇很溺爱她的儿子，而且他似乎也很爱她，他却“比以前更加坚定地下定决心不愿干这个行业”。因此，尽管母子间感情很深，却还是存在着矛盾，阿道夫继续荒废他的学业。
1904年秋，十五岁的希特勒在母亲的督劝下。经过补考，终于初中毕业，转到施太尔的州立中学上高中，独自借居在格林广场十九号。次年6月，克拉拉以一万克朗之价卖掉莱昂亭的房产，实得7480克朗，带着宝拉迁到林茨洪堡街31号居住。高中一年级上学期结束，阿道夫的成绩单上写着：德语、数学、法语、速记四门不及格。由于苦闷和恼火，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到一家农村酒店去喝酒，越喝越起劲，淋漓尽致地发泄了一通，结果喝得酩酊大醉。他喝酒后上了趟厕所，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把成绩单当了手纸。
回家的路上，他走不动了，瘫倒在路边。一直睡到第二天清晨。一个早起的挤奶姑娘发现了他。将他扶了回家，房东太太问他要成绩单，他一摸口袋才想起已丢进粪坑了。他只好回到学校补领，被校长狠狠训了一顿，他发誓这一辈子再不喝酒了。虽然他后来在许多国内国际大事上言而无信，可这个誓言倒是终生恪守的，他以后不仅不喝酒吸烟，而且还素食。
将成绩单当手纸的事，有人记叙说是在他高一下学期结束后的事。这件件事是1942年1月8—9日晚上他在最高统帅部里回忆过去时讲出来的，他本人也可能记不准时间了。
希特勒高一下学期的成绩单也只配作手纸。那上面记着——品行：满意。勤奋：尚可。德语、数学、物理、化学：及格。几何绘图和画法几何：补考后及格。宗教课和唱歌：满意。体育和自由绘画：优秀。他完全学不下去了，可他的母亲仍然对他寄予厚望，要他完成学业。
母子间为此争执不休，彼此痛苦。这时候，“一场疾病突然帮了我的忙。在几个星期内决定了我的前途，结束了永无休止的家庭争吵”。他在快满十六岁时得了严重的肺病，至少不得不停学一年。他被送到希皮塔耳故乡，在他姨母家休养了一个时期。
农村的新鲜空气以及摆脱了烦人的学业后的愉快心情，使他恢复得很快。病好后，他暂时回到学校。医生告诉他的母亲，像他这种身体将来不能当职员。于是克拉拉只好同意他退学，把成绩单当手纸的阿道夫从此就离开了他恨之入骨的普通中学。
退学后的两三年是希特勒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如《我的奋斗》中所言：“好像梦幻一般。”虽然他的母亲劝他，他的亲戚也催促他去做工，学一个行业，他却陶醉在将来做艺术家的美梦里，在多瑙河畔逍遥闲荡。他永远忘不了十六岁到十九岁这一段年月里“懒洋洋的日子”，做“妈妈的心肝宝贝”，享受“空虚的舒服生活”。虽然体弱多病的母亲靠微薄收入很难维持生计，年轻的阿道夫却不愿出外谋生来帮助母亲。用任何正当职业来维持哪怕是他个人的生活，对他来说都是想也不愿想的，而且毕生如此。他天生有着不安分的血液，注定要过一种非凡的生活。
希特勒之所以觉得快成年的这几年这么快活，其原因显然是因为可以不必工作，这就使他有时间去沉思梦想。他白昼在城市街头或乡间田野闲荡，向同伴畅谈社会流弊和纠正办法。夜晚埋头读书，或者在林茨，或者在维也纳歌剧院的后排座位后，站立着出神地谛听理查德·瓦格纳的神秘的异教音乐。
这时的希特勒是一个面容苍白、沉默寡言的人，但是在听到不同意见时，也会突然发出神经质的怒言。
这几年最大的快乐。应该是他对一个漂亮女孩的自以为是的深深的爱情。这位迷人的金发少女名叫斯蒂芬妮，是希特勒的近邻。
希特勒在林茨的兰街大街上和母亲一起散步时，经常碰见他的心上人。他常常悄悄地久久地凝视她，在心中幻想她也注意到了他，并且敬仰他、爱慕他，用她的轻柔的小手来爱抚他。他仿佛看见她冲他微笑，朝他走来，像一个有翼的小天使，带着他一起在艺术的天空飞翔。
然而他的这种单相思情感一点也不曾为她所察觉。她像一片彩云在他的世界里飘来飘去，却从不曾为他驻足和回眸。而希特勒也似乎满足于这种单相思，满足于自己的白日梦，他从来没有做丝毫努力来同她结识，而像许多其他东西一般，宁愿把她保留在他的幻想驰骋的心灵世界里。
他后来成为独裁者后所追求的不也是这么一种不确定的空幻的东西吗？支配他种种不可思议之行为的不也是一种狂想的白日梦吗？
每个恋爱中的少年都是诗人。希特勒也不例外。他本来就有艺术气质甚至是天赋，在爱情的激发下，他的诗情进发了。
他给她写了许多爱情诗。用各种各样的美丽词句来赞美她。尽情地表达自己的种种微妙感受和甜蜜心情。
只是这些诗从不曾寄给她一首。“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这小诗人之意似乎也不在得到爱人的实体，而只有在想象中、在精神上占有她就满足了。
他需要有人分享他的快乐，来听他的情诗朗诵。尽管这听众本该是斯芬蒂妮，可腼腆的他却只敢念给亲密的好友库比席克听。他的《献给心爱的人的赞歌》连库比席克都为之感动。
在这些爱情诗里，斯蒂芬妮成了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少妇，她身穿一件随风飘扬的深蓝色天鹅绒长袍，骑着一匹白马，驰骋在百花盛开的草地上。
在世人心目中，希特勒只是个冷酷的魔王，是个刻板的变态的政治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库比席克在《我所认识的少年希特勒》一书中，对他这个同伴去维也纳过流浪生活前四年的情况作了一番很有趣味的叙述。这番描绘不仅填补了德国元首一生传记的空白，也纠正了此前人们对希特勒早年性格的错误印象。
希特勒也曾有一颗丰富、活泼、有灵气、有情味的心，只是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才被折磨得冷酷，况且那外表的冷酷仍潜藏了一股温情，只是一般情况下难得表现出来。希特勒虽然下定决心要做艺术家，最好是做画家，否则至少也要做个建筑家，但是他在十六岁时，已对政治表现出非凡的兴趣了。当时他对哈布斯王朝已经有了强烈的憎恨，对于凡是日耳曼的一切，都有着同样强烈的热爱。
十六岁的时候，希特勒已经成了一个至死不改的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只是这种思想在他艺术家的梦想破灭前尚未引起他自己的惊觉，但要不了几年，它就会推动他去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尽管过了这么久的闲荡生活，他似乎很少有一般少年所有的无忧无虑的心情。世界大事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的快活的日子渐渐失去了魅力。
希特勒的注意力渐渐转移了，转移到他一生中应该注意的方面，那是天命所在。库比席克后来回忆说：“他处处只看到障碍和敌意……他总是碰到什么东西同他作对，总是同世界闹别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把什么事情看得很开的。他是自己给自己找别扭。譬如斯蒂芬妮，并非她给了他挫折，而是由于他胆怯、消极、耽于幻想，不敢付诸行动、大胆追求，所以他的挫折感是自己的个性造成的，他用阴暗的心理看世界，世界就更让他不满意。他再也感觉不到快活了，他开始感到别扭，也开始给这个世界带来别扭。”
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厌恶学校的青年人忽然喜欢起读书来，参加了林茨成年教育图书馆和博物馆学会，大批大批借阅图书。据他的少年友人回忆，希特勒总是埋首在书堆里，其中最喜欢阅读的是关于德国历史和德国神话的著作。
林茨只是一个外省城市，满足不了这个不安分的少年的心。金碧辉煌的巴洛克式的帝国首都维也纳在向这个雄心勃勃、幻想驰骋的青年招手了。他告别了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要去寻找苦难和制造苦难。
希特勒的艺术家之梦在认识库比席克后更加狂热。因为库比席克正是一名维也纳音乐学院的学生，后来成为作曲家和指挥家。希特勒在他影响下学习了四个月钢琴，在当地歌剧院观看了瓦格纳的全部歌剧，同时还自学了绘画，绘制剧院桥梁、城市、公路和建筑草图。他开始想入非非，带着母亲和亲戚们凑的一些盘缠，到维也纳去混了两个月。
一切都使他目眩心迷。他成天在街头闲逛，兴奋地瞻仰环城路附近的宏伟建筑、歌剧院。剧场中所看到的景象，更使他眼花缭乱，如醉如狂。他打听了维也纳美术学院的入学手续后才回家，心里也构思好了下一次的出征。这时，他母亲因患小乳肌恶性肿瘤在林茨医院开刀。手术后，克拉拉自知不久于人世，便佯作好转之状。10月间，希特勒动身去维也纳报考美术学院。
这个充满幻想和信心的青年挟着他自己创作的一大包画登程了，他“坚信能够儿戏般轻易地通过考试”。维也纳美术学院坐落在席勒广场上。这回的考生总共一百一十三人。
三十三名考生被淘汰，希特勒进入第二轮“评议习作”，即评议考生平日的画作。希特勒交出他那“一大包画”，“焦急万分但又骄傲自信地期待着揭晓”。但是，从维也纳美术学院的甄别名单上的记载可以看到，他挨了当头一棒：
下列诸生考试成绩不良，不予录取
阿道夫·希特勒
籍贯：莱茵河畔的勃劳瑙
生日：1898年4月20日
民族：日耳曼
宗教：天主教
父亲职业：公务员
学历：中学四年
考题：人头像
评语：试画成绩不够满意
最终，一百一十三名中仅有二十八人被录取。希特勒于心不甘也不服气，跑去找院长论理。院长告诉他，他带来的画“无可争辩地”表明他“不适合当画家”，说他的能力“显然在建筑领域上”。希特勒想报考建筑学院，这需要高中文凭，他却拿不出来，只好悻悻地离开了席勒广场上哈森设计的堂皇建筑。
真是祸不单行，又一个噩耗向他袭来。犹太医生爱德华·勃洛赫告诉希特勒，他母亲又患了致命的乳腺癌，于是，他回到林茨。
1908年12月21日，林茨开始披上圣诞节的盛装时，阿道夫·希特勒的母亲闭上了双眼。两天后，她被葬在利昂丁丈夫的墓边。母亲的死去，对于这个没有职业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个可怕的打击。
希特勒说：“我敬畏父亲，却爱母亲，她的去世使我的宏愿突然不能实现。贫困和残酷的现实迫使我作出一个迅速的决定：我面临着想办法谋生的问题。”安葬时，希特勒大哭了一场，后来他在自己的住处只挂母亲的遗像，同人交谈时也很少提及父亲，这大概是老阿洛伊斯没有尊重他的志愿的缘故。
父母的去世，使十八岁的希特勒和十一岁的宝拉成了孤儿。当监护人、莱昂亭县长约瑟夫·迈尔霍弗料理遗孤养育费和遗产继承事宜时，希特勒早年的倔强劲又上来了，他“要当建筑师”，“不要遗产，自谋出路”。
他并无一技之长，又一向轻视体力劳动，从来没有想靠自己的力量赚一分钱。但是，他并不担心。他向亲戚告别，发誓他“若不得志，决不回乡”。房东太太的母亲住在维也纳，并且认识宫廷歌剧院舞台美术设计主任兼工艺美术学院教师阿尔弗雷德·罗勒教授。房东太太出于同情心，请她母亲替希特勒写一封介绍信给罗勒教授。就这样，希特勒只身一人前往维也纳，追逐他的目标去了。他后来回忆这次壮行时写道：
我手中提着一只装替换衣衫的衣箱。心中怀着坚定的意志，动身到维也纳去，我也希望从命运手中夺取我父亲在五十年以前取得的东西：我也希望“有所成就”——但是决不做公务员。
1908年2月中旬，希特勒来到维也纳。他同库比席克合租了一间房。经罗勒教授介绍，他跟雕刻家潘霍尔策上艺术课，平日到宫廷图书馆读书。他仍希望成为一名艺术家。1908年9月中旬，他再次报考“国家艺术学院”。第一天考试的内容是画一张“逐出天堂”。希特勒认为，是命运选择了这个题目和他个人的处境巧合。第二天。当他发现考试的作业是画一幅“巨大洪水的一个插曲”的图画时，他一定感到命运在捉弄他了。在当时的场合下，这些特殊的题目一定激起了他强烈的情感反应。
因此，他无法全力以赴。艺术评论家认为，即使他的成绩不大好，他也具有某种艺术才华。然而考官的评论却是：“才气太少了。”希特勒做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的美梦再一次破灭了。
希特勒依靠父母的遗产和遗孤养育费过了一段惬意的日子。他中午起床后身穿燕尾服，头戴大礼帽，白手套中握着文明棍，上街散步，逛公园，进博物馆，到咖啡馆吃甜点心、看报，晚上去歌剧院。他的钱渐渐用光了，不得不搬出租住的房子，住到只有铺位的鸡毛店里，后来又搬到一幢同样简陋的单身宿舍栖身。他不想学什么手艺行业，或者从事任何正常的职业。
相反，他宁愿干些杂七杂八的零活，扫雪，拍打地毯，在铁路西站外面扛行李，有时候干几天工地小工的零活。在一家建筑公司当临时小工时，他虽然潦倒不堪，却矜持而不甘示弱，认为自己的“衣服还是整齐的”，不愿加入工会与无产阶级为伍，因而和工人们相处极不融洽，并因信仰问题和他们争吵，以至被工人们赶走。
在没有工作实在无法生活下去时，他只得在施粥站排队领取一点救济食物充饥，甚至沿街乞讨。因为没钱交房租，他一度成了一个流浪汉，经常夜宿在公园中的长椅上，或随便哪家的大门洞里，而白天则在小酒店和候车室中以廉价的食品充饥。
直到1909年圣诞节的前夕，他终于把自己的最后一点冬服典当一空，失魂落魄地进入麦德林的一个流浪者收容所。后来，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把维也纳的生活称作“一生中最悲哀的时期”，“贫困与不幸的五年”。他这样写道：
对许多人来说，维也纳是个尽情享乐的天堂、寻欢作乐的场所，但是对我说来，他却是我一生中最悲哀的时期。即使在今天，这个城市在我心中也只能引起不愉快的想法。对我说来，这个逍遥自在的城市的名字，所代表的就是五年艰苦贫困的生活。在这五年中，我被迫为生计奔波，开始当小工，后来当小画家。收入之微薄，不足以填充我每日辘辘的饥肠。
他说到那些日子。总不免要提到饥饿：
当时饥饿是我的忠实伴侣，他同我形影不离……我的生活就是同这个无情的友人进行的一场长期搏斗。
尽管希特勒生活困苦，但在收容所里仍要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他向他的伙伴吹嘘自己是位油画家，一位读过很多书的艺术家。这些流浪汉白天出外做零星杂活，晚上谈论国家政治。他们经常在一起辩论，希特勒总是歇斯底里地同他人发生争吵。兴浓之余，他们高唱“守卫在莱茵河畔”之歌。当他们唱到“我们德国人只怕天上的上帝，其余地上的东西没有使我们可怕的”的时候，那滑稽的场面真是令人捧腹不止。
在收容所里，希特勒结识了学版画的流浪汉莱因霍德·哈尼施，两人成了朋友。哈尼施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书中写道：“我从未见过如此一个被绝望淹没了的生命，除了低头叹息之外，他也不会做别的事情。有一次我问他‘你究竟在等待什么？’他的回答是‘我自己也不知道’。”
后来在哈尼施的鼓励下，希特勒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两人约定合作，希特勒作画，哈尼施拿去兜售，收入平分。圣诞节前，这对难兄难弟搬进了专供年收入不到一千五百克朗的人居住的梅德曼街上的简易公寓。希特勒后来说：“1909年至1910年之交。我的处境略有改善，我已经独立工作，当小画师和水彩画家。”哈尼施也认为，“订货蛮不错，凑合能生活”。希特勒照风景明信片或旧铜版画仿作，也画风景与人物，还有化妆品、皮鞋、女用内衣等的广告，月收入一百克朗左右。
1910年8月初，希特勒到警察局告哈尼施卖出他的两幅画，少给了他二十八克朗，哈尼施为此蹲了一周班房。两人从此分手。希特勒先托匈牙利犹太人诺伊曼帮他卖画，后又自己兜售。他的买主多是犹太商人和小贩。
维也纳的环城街上有歌剧院、艺术史博物馆、自然史博物馆、实用艺术博物馆、议会大厦、市政厅、园艺厅、大学、城堡剧院等，均系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建筑，以其浮华的装饰使这座奥国京城获得“繁荣”与“安全”的外观。希特勒偏爱这种风格的建筑，它们成了他百画不厌的题材。希特勒对艺术的看法，受叔本华的影响最深。叔本华认为，艺术作品应被理解为对人生的启示，应使人们像趋近君王似的谦卑地去趋近它们。正因如此，希特勒后来大兴土木，营造“纪念碑”式的建筑，用以象征“千年帝国”和“世界统治”。
此外，希特勒还推崇浪漫主义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瓦格纳早年丧父，性情粗野，读书不成，怨天尤人。走上社会后，放荡不羁，孤芳自赏，憎恶犹太，一心想出人头地。希特勒读瓦格纳的自传，仿佛看到了自身，他在自传中自诩从青年时代起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是一个“革命者”，其实他只是一个满腹牢骚的失意者。
希特勒指责学校“扼杀天才”，只给“鼠辈”开放绿灯，“连俾斯麦和瓦格纳”也都得到了错误的评价。他埋怨“这个浅薄的世界”只注意他手里有没有文凭，却不晓得他比数以十万计的知识分子学得更多。
希特勒没有瓦格纳的才华。却梦想着成为德国第一流的建筑师，用他的艺术“为后世指点道路”。
希特勒虽然落魄维也纳，却鄙视同样的沦落者，自以为鹤立鸡群，引颈望着上流社会的文艺沙龙。当哈尼施初见他问他有何职业本领，希特勒自吹自己是“画师”。
但是Maler也可作油漆匠解释，而他显然更像个油漆匠。所以哈尼施说：“油漆匠这行当可以挣大钱呀！”希特勒明白过来后，感到受了侮辱，怒气冲冲地说，他不是那类Maler，而是“文化人和艺术家”。
希特勒要用这种怒气来掩饰心底深处的恐惧感，他怕从原来资产阶级的立场跌到社会底层去。
这件轶闻笑料后来被希特勒的政敌用来攻击他，嘲笑他不过是一个房屋油漆匠。
经过四年最悲哀的岁月，希特勒终于没能成为艺术家。这是他的暂时的不幸，却将给人类带来更大的不幸，因为维也纳的流浪生活使他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他自己所言：“在这个时期，我形成了一种世界观，一种人生哲学，日后成了我一切行动的巩固基础。”
这是一种极度扩张自我和反人道、违天理的哲学，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带有变态和疯狂的空想主义的世界观。在此支配下，希特勒随着时势的潮流，一步一步地展开了他的魔王生涯。
第二章 军队的磨炼
希特勒“满腔热情”地来到慕尼黑，想在那里学习三年绘画和建筑。但是，现实却从未让他实现梦想，他也从未进入当地的艺术学院。比起维也纳来，想靠绘画谋生，这里更难，商业化的市场并不比维也纳的更大，而他被迫受走家串户或在啤酒馆里卖画的耻辱。但他坚信，尽管困难重重，他终将“达到自己立下的目标”。
1913年的慕尼黑有人口60万。在欧洲，它是个活跃的文化中心，其活跃程度仅次于巴黎。多年来，它一直在吸引许多慕名前来的画家，但这些人，希特勒发现，都是腐朽不堪之辈：瑞士的保罗·克里，以及像坎丁斯基、佐仑斯基和布尔柳克兄弟那样从东方逃来的难民。他们全是“新画家协会”的领导人。这个协会是在4年前创立的，目的在于给其成员更多的自由。希特勒属古典派，与这种观念格格不入，但是，这种理论的推崇者却也在艺术上为慕尼黑带来了发酵剂和激动。这肯定也刺激了年轻的希特勒这个奥地利人。“慕尼黑称这些从东方的俄国和巴尔千半岛逃来的长发者为游牧民族。他们源源不断地涌进施霍宾，即北区。那里，街道笔直……其目的，似乎只是为了保证在多数的画室内能有充足的光线”。尽管希特勒鄙视这些东方难民，但他自己是波希米亚人，也需要他们的自由和传统。在这里，他心目中的偶像曾创作出《崔斯坦和伊索德》、《诗歌会》、《莱茵河之金》。在这里，居住着诸如斯特潘·乔治、雷纳·玛丽亚·里尔克那样著名的德国诗人。在这里，理查·施特劳斯正在写他的歌剧，托马斯·曼刚在不久前写成《威尼斯之死》这篇小说，而奥斯瓦尔德·史宾格勒正在与希特勒的房子差不多一样空荡荡的室内疾书《西方的衰落》这部著作之首卷。在邻近的一家名叫“十一个刽子手”的餐馆内，《暴君的幽默》的作者、声名狼藉的天才弗兰克·韦迭金德正在演唱他创作的歌曲。在全德国，他创作的关于性生活和堕落性的话剧，令观众作呕也使他们着迷。
自本世纪初，连最可憎、最荒唐的文艺和政治理论，皆大受欢迎的波希米亚主义之精神，就业已在慕尼黑存在，并吸引了全世界的不墨守成规的人们。在离施莱斯默大街只有几幢房子远的地方，即门牌106号，居住着另一位政治极端者——他从俄国流放出来，已居住年余。他登记的名字是梅尔先生，真名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搞地下活动时人称他列宁。10多年前，他曾在这里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著书立说。
现在，希特勒不但也在施霍宾的咖啡馆和饭店进进出出，而且也在享受思想自由的轻松舒适的空气。他的叛逆天性和暴躁的神情并不吓人。在这里，他不外乎是另一个怪人而已，他也常常能找到愿意听他发泄怨言和讲述理想的人们。尽管他与施霍宾内的波希米亚主义多少有些关系，他的绘画风格却一成不变，与他的烈火性格与激进的政治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他的手法依旧是学院式的，而不是带有试验性质的。但很大胆，甚至刚劲有力。
在这个富饶的地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迷恋复活了。在图书馆里，他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凡是有关这件“毁灭的理论”的文献他都加以研究。“……我再次埋头钻研这个新世界的理论文献，试图弄清这种理论所能产生的影响，并将它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所带来的各种事件与现实的种种现象加以对比。现在，我破天荒第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在掌握这个全球瘟疫上。”
从图书馆回来，他常常一个腋下夹着一两本书，另一腋下夹着香肠和白面包，匆匆走上楼梯，走进自己的小屋。波普先生注意到，他已不再在罗文布劳饭馆或更小些的餐馆就餐，曾几次请他“坐坐，吃一顿饭无妨”。但他从不应邀。在波普太太眼里，他这个“奥地利人很迷人”，是个容易相处又乐于助人的青年，但又有点神秘。“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常常在家一呆就是几天。“他像个隐士，闷在房中，从早到晚都在读他的又厚又沉的书。”热心的房东太太要是叫他上她的厨房去进餐，他总能找到借口推辞。一次，她问他，他读的书与绘画有什么相干。他挽起她的胳膊说：“亲爱的波普太太，有谁知道在生活中什么可用上，什么用不上？”学习完后，他常到啤酒馆或咖啡馆去。在那里，常常有人听他高谈阔论。但是，他一把话匣打开，马上便有人反对他的看法，七嘴八舌的政治辩论于是便展开。在这种论坛上，在与这些对手的辩论中，希特勒使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变得更加锋利。
冬天一到，买画的顾客便稀少了，这给希特勒增加了困难。即便如此，在他的有生之年，“这也是他最幸福、最心满意足的时期”。在不利的条件下，维也纳令人闷闷不乐，慕尼黑则永远不会失去其魔术般的引诱力。“在今天，如果说，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来，我更爱慕尼黑的话”，11年后，希特勒在牢房里回忆说，“部分原因是，它过去是，现在仍是同我开拓的生活息息相关。即使在那时我取得了内心满足的幸福，究其原因，完全是因为这个维特斯巴赫人的住地在每个斤斤计较、但又具有丰富感情的人的身上所产生的魔力所致。”
1914年初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希特勒的尽管艰苦却也有报效的生活，突然受到了威胁。1月18日下午3时30分，有人在急剧地敲门。开门后，希特勒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面目严峻的慕尼黑警察局的刑警。这个刑警——名叫赫尔勒——出示了奥地利的一份官方文件：通知希特勒“于1914年1月20日自动前往林嗣的卡瑟琳·伊丽莎白30号码头报到入伍”。如不按时报到，他有可能受到起诉或罚款。更可怕的是他受到警告说，如当局发现他犯有“为逃避兵役而离国”之罪，他将被罚以重款，甚至被监禁一年。
阿道夫百感交集。早在3年前当他还住在曼纳海姆时，他曾请求在维也纳服役，但杳无音讯。刑警赫尔勒要求希特勒在入伍通知上签字。希特勒心烦意乱，抖抖地签上了“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名字。之后，刑警赫尔勒逮捕了他，将他押回总部。次早，他被押解至“奥地利领事馆”。此时，连警方都同情他了。希特勒当时的处境如何，不说自明。总领事也怜惜这个面黄肌瘦、衣着褴褛的青年画家，允许希特勒向林嗣发电，要求将入伍时间延至2月初。次日，林嗣打来复电：“务必于1月20日报到。”因为当天即为1月20日，加上对希特勒之惊慌之同情，总领事先生允许他写信向林嗣当局解释。这是一封请求饶恕的信，满是语法错误的句子和错拼的词——它显示出，这个被时运逼得走投无路的青年是何等惊慌和失望。他抱怨说，传票“十万火急”，令他无法处理自己的事务，连洗澡都来不及。
他月收入极不固定，眼下收入微薄，原因是，此时慕尼黑的书画市场，“正在冬眠，而在此地生活或设法生活的画家人数几乎达三千”。他解释说，早在1910年就曾向维也纳当局申请入伍，接着，他便描绘了一幅他如何在维也纳挣扎的可怜的图景：
那时，我年轻，缺乏经验，又得不到经济援助，而我又极自尊，不愿向人开口求助或行乞。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下，只能自食其力，所得的几文钱，也仅能夜求一宿。那两年，我惟一的女友是“忧愁”和“需要”，而除了饥肠外，我也没有别的同伴。我从不知“青春”这个美丽的字眼为何物。5年后的今天，我的记忆依然是长满冻疮的手指、手背和脚。然而，当我记起那段岁月时，我不免多少有点喜悦，因为我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虽然我贫困不堪，我周围的人物也常被怀疑，我却保持了洁白无瑕的名声，在法律面前我也无罪。除未向军方报到外，本人问心无愧，而未报到之原因则又是本人一无所知。我应负责的仅此一项。如要罚款，小额罚款也还足够，本人也情愿支付此款。
他的托词是软弱无力的，但他成功地利用了总领事的同情心。于是，总领事写了一封便笺，随同希特勒的信一同发出。该便笺写道，总领事与慕尼黑警方均可证明，希特勒是诚实可靠的。由于希特勒似乎“极需适当对待”，总领事建议希特勒前往萨尔茨堡报到，无需远涉林嗣。待林嗣当局同意后，希特勒遂于2月5日，由领事馆出资，前往萨尔茨堡。当局发现，希特勒“身体太弱，不适宜执行战斗或辅助兵役，无法荷枪”。他瘦弱的体格使他无资格服役。
阿道夫于是又回到了自己的房内，继续靠绘制招贴画和出售画作为生。然而，到6月28日，他的强行挣扎的画家生活和成为建筑师的希望终于破灭了。那天，他在室内，忽然听见下边的街道上人声鼎沸。他连忙跑下楼梯去看个究竟。途中，波普太太激动地喊道：“奥地利的皇位继承人，弗朗兹·斐迪南大公被人暗杀了！”希特勒将她拨开，冲到街上，挤进入群。街上，人们把一块木牌围得水泄不通，木牌上写道，谋杀大公及其夫人索菲亚的凶手是一个年轻的塞尔维亚恐怖主义者，名叫加夫利洛·普令西普。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首次询访下议院时就产生了的对斯拉夫人的一切事物所怀的根深蒂固的仇恨，现在又得以复活。
在维也纳，愤怒的人群已开始涌向塞尔维亚租界。有些政界头目感到，这场悲剧将在欧洲导致一种危机。然而，德皇却在秘密地向哈布斯堡王朝施加压力，要他们入侵塞尔维亚。德国已做好战争准备，他对他们说，首先会援救塞尔维亚的国家是俄国，但它却未做好准备。在这种压力下，奥地利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接着，俄国进行了反对奥地利的全国总动员。有鉴于此，威廉便在皇宫的阳台上宣布：“战争威胁迫在眉睫。”接着他又向俄国发出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俄国于次日中午前停止总动员。由于未得到任何回答，德皇便于8月1日下午5时签署了反对俄国的总动员令。
向俄国宣战的消息传到慕尼黑时，聚集在野战军将军大楼前的人群兴高采烈。阿道夫·希特勒当时正站在人群的前边。他没有戴帽，穿着整齐，留着小胡子。没有人比他更希望战争了。“即使在今天”，他在《我的奋斗》书中写道，“我可不耻地说，由于欢喜若狂，我跪在地上，衷心感谢上苍让我有幸生于此时。”对他说来，这意味着他自幼所怀有的建立大德国的梦想已得到实现。
战争的狂热席卷了整个德国。这种狂热纯系感情使然，而不是出于理性。人们已处于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急于求得正义，而不顾代价将会如何。人们把战争看作是某种魔术表演。学生们在街上游荡，高唱着《莱茵河卫士》，高喊要采取行动。在卡尔斯广场，一群人将“法利希”咖啡馆夷为平地，原因是乐队拒绝反复演奏国歌。知识分子也同样兴高采烈，因为它意味着人们可从厌烦中解脱，也意味着资产阶级之虚伪的终结。战争将使人们从社会和文化的弊端中解放出来。连数月前被威廉辱骂为蛀食“帝国橡树”之蛀虫的社会主义者也欣然接受了德皇的邀请，加入爱国的十字军。
泛德主义的追随者也自动加入了游行队伍。“德皇万岁！”——运动的领导者正式地这样宣称。“我们必须将德语民族组成一个帝国，一个民族。这样，一个永远是最优秀的民族便能指导全人类的进步！”他们简直是说出了阿道夫·希特勒的肺腑之言。他把霍亨佐伦王室看作是在中世纪时期曾在东部斯拉夫入土地上建立殖民地的日耳曼武士的继承人。由此，他深信，德国必须为生存，为“自由和未来”而战斗。
两天后，8月3日，即向法国宣战后一天，希特勒亲自向路德维希三世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求允许他加入他的部队。当日下午，希特勒便站在惠特尔巴赫宫前的人群里，向这位年迈的君主欢呼。路德维希终于露面了。他演讲时，希特勒在暗自思忖：“国王若是看了我的请愿书，并批准我入伍就好了！”次日，他收到了复信，拆信时“双手发抖”。他被接纳入伍，成为志愿兵。8月16日，他到巴伐利亚国王近卫兵团的兵营报到——希特勒的第一选择。兵营外有块牌子，上面说，该团已满员。但他终于被巴伐利亚第一步兵团接收——这是他的第二选择。
他的最迫切的两个问题解决了：第一，他无须参加他所憎恨的奥地利陆军。第二，他无须再靠自己的努力去度过第二个艰难的冬天。除找到了一个有足够的衣、食、住的家外——生活也有了目的。他用不着再去怀疑了。在他的生命史中，他首次明确地知道了自己将往何处去和为了什么，他穿上了军装。惟一惧怕的是，在参战前战争便结束了。
几天后，他被调往巴伐利亚第二步兵团，在伊丽莎白广场的一间大型公共学校里开始了基本的训练。这次训练时间虽短，但课目紧凑，除队列操练外，还有拼刺刀训练。一天下来，新兵们累得筋疲力尽。一个星期后，希特勒被正式派往巴伐利亚第十六步兵团，他继续在慕尼黑受训，课目训练比先前更加紧张。阿道夫的一个名叫汉斯·孟德的同伴发现，他首次摆弄步枪时，“像女人观赏自己的首饰一样，兴奋地将它左看右看，使我暗自发笑。”
10月7日，希特勒告诉波普夫妇，他所在的部队要离开慕尼黑。他紧握着波普先生的手说，如果他战死，请他写信通知他妹妹。她也许需要他寥寥无几的遗物，如果她不要，这些遗物就送给波普夫妇。希特勒与两个孩子拥抱告别时，波普太太不禁失声痛哭。拥抱后，希特勒便“转身跑了”。次日，第十六步兵团开进了国王近卫兵团，举行了隆重的开拔仪式。在路德维希三世面前，士兵们宣誓效忠于他和德皇威廉。接着，希特勒与另外数名奥地利籍士兵也向他们自己的君主奥皇弗朗兹·约瑟夫宣誓效忠。关于希特勒对此次值得纪念的仪式的反应，据惟一记载称，他曾对同志们说过，10月8日这天将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因为在那一天，他们领到了双饷，还吃了一顿特别午餐，吃到了烤猪肉和土豆沙拉。
次日清晨，十六步兵团开出了慕尼黑，前往离慕尼黑约40英里的勒希菲尔德兵营。士兵们背着背包，艰难地步行了11个钟头，一路上大都在滂沱大雨中行军。“我住在马房里，”他在给波普太太的信中说，“全身湿透了，根本无法入眠。”次日，星期天，他们急行军13小时，还在野外露营。由于天气寒冷，士兵们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待他们抵达目的地时，已是星期一下午了。士兵们虽然“累得要死，随时有可能倒地”，但还是在一群法国战俘面前，雄赳赳地开进了兵营。在兵营的头5天是他生活中最艰苦的时刻，“因为训练的时间冗长”，晚间还要行军，以配合旅部的训练。第十六步兵团将与另一兵团合并组成一个旅。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合并的组成部分。由于新兵们疲于奔命，直到10月20日希特勒才得以偷空给波普太太写信。他告诉她，他们将于当晚开赴前线。他说，“我高兴死了。”“一旦抵达目的地，我会立即给您写信，将地址告诉您。我希望能开赴英国。”当晚，新兵们被装上火车。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奥地利来的大爱国主义者，也终于踏上了为德国而战的征途。
当希特勒和他的同伙们被装上火车时，旅部的一名副官，一名叫弗里兹·魏德曼的职业军人，见此情景，不禁百感交集。该团的团长已多年不在役，各连大都由后备役军官指挥，而士兵们所受训练又很马虎。团里的机枪寥寥无几，所用的电话原系纽伦堡一家公司为英军制造的，士兵们甚至连钢盔都没有。他们开赴前线作战，却只有油布帽，如同1812至1813年解放战争时期的志愿兵一样。该旅士兵的热情弥补了装备与训练之短缺。每列火车徐徐出站时，士兵们又唱又笑，就像去参加盛大的晚会一般。英勇而令人激动的战斗将进行数周，在元旦前以胜利告终。
拂晓，希特勒所乘的火车正沿莱茵河奔驰。大多数巴伐利亚兵都从未见过莱茵河。随着朝阳透过晨雾缓缓升起，耸立在尼德瓦尔德象征着日耳曼帝国的巨大的雕像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整列火车的士兵自发地唱起了《莱茵河卫士》。“我只觉得，我的心快跳出胸膛，”希特勒回忆说。
8天后，希特勒所在连队在伊普列斯附近参战。当士兵们冒着浓雾前去解救受困部队时，英军和比利时军的炮弹不断在前方树林中开花。“此时，一阵阵炮弹在我们头顶呼啸而过，在林子的边缘开花，树木被削倒，好像它们是稻草似的。”在给慕尼黑的一位熟人，恩斯特·赫普助理法官的信中，希特勒这样写道：“我们好奇地观看着。此时，我们尚不知有何危险。我们谁也不害怕。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冲锋’的命令……我们匍匐至林子的边沿。头上是呼啸而过的炮弹。四周是被打倒的树木和枝叶。炮弹又在林子边沿爆炸了，顿时打得硝烟弥漫，泥土石块满天飞，连大树也被整根拔起。我们不能老趴在这里，如果要战死沙场，不如死在外边。”德国人终于反攻了。“我们冲锋四次，都被压了回来：我们这群士兵，除我之外，还有一人生还，而他，最终也倒了下去。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右袖，但，如同奇迹一般，我却安然无恙。后来，我们第五次出击。这次，我们占领了林子的边沿和农庄。”
战斗持续了3天。团长战死，中校副团长负了重伤。希特勒此时已是团部的通讯员。他冒着猛烈的炮火，找到了一名军医。两人协力将副团长拖到急救站。据希特勒说，到11月中旬，第十六步兵团仅存军官30名，士兵总数不到七百，幸存的士兵只有五分之一，但进攻的命令却仍不断下来。新团长恩格尔哈特中校，在希特勒和另外一名士兵陪同下，来到前沿视察敌阵地，被敌人发现，机枪子弹如雨点般打来，两人跃至团长跟前，将他推进沟内。恩格尔哈特一声不响地与两人热烈握手。团长表示要授两人以铁十字勋章，但到了次日下午，正当他与众人讨论授勋一事时，一颗英军炮弹打中了团部的帐篷，有3人被当场击毙，团长和其他人受了重伤。就在几分钟前，因为有4个连长没有来开会，希特勒和另外3名士兵被迫离开这个帐篷去找他们。这是希特勒一系列九死一生、近乎奇迹的遭遇的开始。“那是我生命中最可怕的时刻，”他在给赫普法官的信中写道，“我们全都像信神一样信奉恩格尔哈特中校。”
德军成功地夺取了伊普列斯，攻势也告结束，战斗转变为阵地战。这样，在团部工作的人也就相对地静寂下来。到此时，团部设在梅辛纳斯村附近一平静地区，希特勒也就有时间作画。希特勒身边带有画具，画了几幅水彩画，其中有梅辛纳斯村附近的断瓦颓垣一幅、维斯切特村附近的战壕一幅。新团长的副官魏德曼要希特勒画另一种画——为一军官餐室上色。该餐厅内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垂死的士兵浪漫地横卧在铁丝网上，显得与餐室极不协调。魏德曼叫梅克斯·阿曼中士在团部工作人员中找个善于油漆的人来。结果，阿曼带回来的是希特勒。关于房子的颜色，是蓝还是粉红为好，魏德曼拿不定主意。希特勒观察到由于阳光照来，房子呈淡红，他于是便建议涂成蓝色。他搬来一个梯子，还找来一把刷子和一些涂料。他边涂边与魏德曼交谈。“我首先注意到的是，”魏德曼回忆道，“他神态不像军人，说话带一点奥地利口音。最主要的是，他很严肃。很明显，他的生活经历很丰富。”
魏德曼上尉和阿曼中士将应获勋章的人员列了个清单。他们建议授希特勒一枚一等铁十字勋章。由于他是团部人员，名字也就列在最后。为此原，希特勒被拉了下来，得了一枚二级勋章。即便如此，希特勒仍高兴万分，于两天后给波普夫妇写信道：“这是我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不幸的是，获勋章的同志大都牺牲了。”他让波普将描述此次战斗的报纸保存下来。“我要将它们留作纪念——假如亲爱的上帝饶命的话。”他被晋升为班长，不再被蔑称为“系靴带的同志”，赢得了官兵们的尊敬。
自在慕尼黑人伍以来，列兵汉斯·孟德就未见过希特勒。在慕尼黑时，他似乎身体太弱小，连背包都难以背动。现在呢，他手持步枪，头上歪戴着钢盔，八字胡子下垂，眼中“放射出生气勃勃的光芒”，到处走来走去，俨然是前线的战士。其他通讯兵对他之无畏深表尊敬，却不明白一个奥地利人为何要如此冒险。“他真是个怪人，”有人对孟德说，“自取其乐。在别的方面他倒是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