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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份合作经济阶段。这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资金、人才、技术为纽带，引导家庭工业走向股份合作，大力发展股份合作经济，产生了“小资本、大辐射”的效应。
这一阶段算得上是温州人资本的整合阶段。由于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个体或家庭作坊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企业更大规模、更高档次的发展，于是小企业纷纷走向联合，由多个业主共同投资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应运而生，“股份合作制”成为当时最典型的企业组织形式。由于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家庭作坊“模枋型”生产，在产品质量上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一度，温州变成了假货的代名词温州的企业经历了全国各地抵制温州货的“阵痛”。这也促使永不言败的温州人联起手来重新整合资源，整合他们拥有的资金、技术和无数宝贵经验继续向前走。
（3）二次创业阶段。1992年以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鼓舞下，温州人开始了以提高经济质量为核心的第二次创业，整个温州的民营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营造了“小区域、大发展”的态势。
这一阶段成了温州人资本的迅速扩张阶段。邓小平南巡讲话结束了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正了名。因此温州人开始了新一轮创业行动，不过这次他们不再白手起家，而是在拥有大量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优秀的人才的前提下进行。他们注重产品质量，应用品牌效应，采取信用经营。甚至还提出“争创世界品牌，实现产业报国”的口号，放言要“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脊梁”。在这一阶段，涌现出了大批的优秀企业，造就了大批的亿万富翁。
看看温州人这三个阶段的创业史，我们会明白：“赚钱无止境”是他们与其他商人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他们能够成为中国最会赚钱的人的一个主要原因。
越有钱越想赚钱
有人说，哪里有中国人，地球上哪儿就有温州人！如果在哪儿只有一个中国人，那么，这个中国人准是温州人！也许，这话绝对了一点儿，但温州人为了做生意，勇于开拓，四海漂泊却是不争的事实。很多年以前，无数的温州人就勇敢地走出国门，把生意做到了国外。而且，在国外做生意，他们同样是遵循“越有钱越想赚钱”的原则。
德国华人社团联合会副主席张香国于1981年随叔父到荷兰淘金。1993年他在荷兰开设中日泰餐馆，很快成为当地华人开办的最大的中餐馆。1995年，他来到德国继续从事餐饮业。生意红火之后，他又开始涉足服装和皮革批发业。
1997年，张香国在诺伊斯市时装批发中心租下铺位，开始经营时装生意。在服装批发经营过程中，张香国发现，尽管德国的服装批发中心不少，却没有一家是中国人开的。为何不建立一座华人开的中国贸易城呢？他找到结识的豪斯米兰诺（Hausmilano）大厦经理，反复磋商以后，双方达成了协议，并于1999年正式开张了中国交易城。很快，商城运作走上了正轨，生意日益红火，成交额不断攀升。进驻的商家依托诺伊斯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中国商界在德国的商贸活动，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入驻率接近90%，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国商品批发集散地。
之后，张香国的目光又瞄向了法兰克福。于是，德国最大、最集中的贸易批发区——法兰克福的德莱艾希（Dreieich）市场里，一个占地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当时德国最大的中国商贸城——“中国贸易中心”于2003年5月正式开业。为拥有经济实力的华商提供了良好的交易平台。数十家来自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及德国的实力雄厚的华人商家率先进驻中心。一个月后，中心的贸易额就达到了原来该商场经营几年的水平。
现在，不知足的张香国又开始酝酿着下一步的计划，他要建设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的“中国商城”。这既是因为他心中有着一个牢牢的“中国结”，想通过建商城搭建一条新时代的“丝绸之路”，把中国制造的商品引入欧洲。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由此将生意做得更大、钱赚得更多、影响力更好。
这就是典型的温州人的经商风格：赚钱“没有最多，只要更多”。他们赚到了第一桶金后，并没有得意忘形或者沉溺于享受，而是激励了他们想去赚更多的钱。而第一桶金给他们带来的资金、经验、信心方面的优势，又使得他们很容易成功。就这样“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地发财了。
（六）生意人要会顺大势而为
识时务者为俊杰。在经营中随机应变、见风使舵，如此才能事半功倍地赚钱。
选择决定结果
作生意要有胆意承担风险，但是并不是盲目的投资能够看清形势，分析其中的利弊，及时改变策略，才是真正胆识。亚洲首富李嘉诚的发展史，就是最好的例子。李嘉诚之所以能成为华人首富，就是因为他善于审时度势，及时调转船头。20世纪60年代，大陆形势混乱，逃港潮汹涌，因此香港人心不稳，很多人出国躲避风险，地产业一度非常低迷。李嘉诚从一大陆公社书记（这是他当时所能接触之最高级别大陆干部）口中探得，文革不会波及到香港，解放军也不会进攻香港。于是李嘉诚大胆投资香港房地产，买房买地，赚了个盆钵两满，为他人以后的产业大发展奠定了厚实的经济资本基础。
做生意首先要看清形势，这点是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的。大至世界格局的重组，小至市场上一粒纽扣样式的变化，都要看得明明白白想得清清楚楚，这样才能够赚钱，才能够事半功倍、轻松地赚钱。在“力卡”、“兄弟”、“蛇目”。日本家用缝纫机制造行业中，这3家厂商都实力雄厚，产品质量一流，可谓势均力敌，三足鼎立。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缝纫机市场走向滑坡，由于消费者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很多人以购买成衣取代自己缝制。面对市场风浪，另外加上台湾大量廉价的中低档缝纫机推出，挤占了一些市场使这3家厂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然而这3家大名鼎鼎的缝纫机厂商各有对策，但结果却不同。
“力卡”缝纫机公司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市场的清淡是暂时的，并自恃产品质量上乘，“皇帝女儿不愁嫁”。所以按兵不动，依然故我没有做任何调整。
“兄弟”缝纫机制造厂则认为缝纫机在家庭的作用准会逐步消失，缝纫机会从生活必需品中退出，所以36计走为上计，迟走不如早走。他们抓准这个时机，迅速改产办公自动化设备及电脑。
“蛇目”缝纫机公司则认为缝纫机产品尚未到衰落期，需要创新和改变目前的消费支住只要进行改进，家庭和服装加工厂会更需要它。因此，该公司花本钱开发出电脑缝纫机。
有什么样的选择就有什么样的结果，其实力相当的3家缝纫机厂商的命运最终结果是大相径庭：“力卡”的产品因无法与“蛇目”的电脑缝纫机匹敌，又难与台湾的低价缝纫机竞争，最终走向绝路，最终于1984年宣告破产。而“蛇目”和‘兄弟’公司由于善于驭势，及时适应潮流，不断更新发展自己则兴旺发达。
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从商业哲学与实践的角度看伟人说的话同样可以视为指导赚钱的商业思想。
精明的温州商人就是如此，在商业战场中，时时刻刻能顺市场潮流而动，随机应变，及时调转船头识时务而成为商战中的俊杰，因此他们总是能事半功倍地赚钱。
做生意要明大势
社会生活也是政治，每一个政策的变化都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人也不例外。他们多到的影响会更大。所以要做生意首先就要明大势。怎么明大势呢？那就要时刻关心国家大事，从国家大事中找信息，其实国家的经济、政治、外交活动，甚至每一项新政策的出台，都蕴涵着赚钱的机遇。
黑龙江省的国家级贫困县明水县有着好听名字，但是却多盐碱地又不通铁路，黑龙江人常用“明水没水，拜泉没泉”来形容这一带的落后与贫瘠。然而温州商人林永敏却在这片贫瘠的黑土地上开始了他的“实业”梦想，不仅在此落户，一个接一个地创办着企业，还带来一大批温州老乡来此，共同富裕，为什么会看出这样一个不能挣钱的地方，他又是怎样让贫土变富地的呢？因为林永敏看清楚了大势。
1999年，明水县到浙江招商，林永敏当即看中明水县的民用爆破企业的改造项目。这是一个设备陈旧、已经停产的老厂，还有250多名工人的就业和200多退休职工的养老问题没有解决。但林永敏还是勇敢地成为了当地招商引资引来的第一个“外商”。
仅用5年时间，老林就把这家民用爆破企业改造成为县里的纳税大户，他还从温州请来妹夫帮助自己管理企业，自己专职跑销售。近几年，他又陆续投资扩建了厂房，建成了自动化水平更高、全程安全监控的新生产线，使生产水平大大提高。
别人问他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这个行业，林永敏颇为自豪地说：“炸药行业是特种行业，是个人很难从头做起的‘控制行业’。原来的这家工厂已经具备了生产炸药的各种必需条件如批号、技术、设备、人员，只是由于经营不善而面临破产，而且产品的需求是不成问题的这样的项目摆在眼前还能不立刻抓在手？这几年，我只要保证生产安全，产品不仅在黑龙江市场，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后来，明水县领导请林永敏参与发展龙头企业搞粮食深加工，眼光敏锐的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赚钱机会——粮食深加工项目。经过考察调研，林永敏带来了自己温州老乡创办的全国百强民营企业环宇集团，共同投资1.2亿元建设玉米淀粉加工企业——环宇集团黑龙江格林粮食开发有限公司，自己入股40%。由于设计周密，企业在半年内完成建设并投产，把以往是明水农民发愁的玉米成了销路顺畅的淀粉。
别人眼中明水县的劣势变成了林永敏眼中的优势。明水是个贫困县，周边多是“贫困地带”，至今还不通铁路。这里投资环境不算好。但是，林永敏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在明水投资具有更长远的优势。首先，中央一号文件把“三农”放在首要问题来考虑，重点支持关系国计民生的粮、农项目。其次，为支持东北振兴，国家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黑龙江省和绥化市的有关部门更是对明水县实行对口帮扶。这两大优势就是别的行业和地方所不能比拟的现在企业刚刚建成，已经享受到贷款和购进固定资产的增值税予以抵扣的优惠政策了，仅是予以抵扣的增值税就有1000多万元再就是他看到的温州本地发展的劣势温州能源和资源的缺乏限制了企业在当地投资，使企业家走出来寻找新的投资项目。另外东北资源丰富，老工业基地长期形成的人才基础、文化素质都是其他地方不具备的。
林永敏顺应国家大势，发挥东北地区的优势顺势而为地做生意，自然就会事半功倍。
由于及早考虑到当地没有直达的铁路，林永敏在企业建设之前就开始谋划解决产品运输的问题，在企业投产前，他就承凶了离明水县最近的铁路线的一个货场，不仅厂里每天生产的产品不愁运输和储存，还可以盈利。
当地老百姓无不感慨，“我们看不上、管不好的东西，怎么到了温州人手里都能赚钱？”
明水县每年玉米产量约为30万吨，其中20万吨左右作为商品粮销售。林永敏的企业每年加工30万吨玉米淀粉，需要45万吨玉米作为原料，不仅解决了当地农民卖粮难问题，还要向周边地区收购玉米。为此，当地县领导很佩服地说：“明水是个农业县却粮食歉收，愁吃不饱饭。粮食丰收，又愁卖粮难，一直是守着粮仓喊饿的贫困县。但这让本地人发愁的粮食问题却被外来的温州人看好了、用好了，还做成了大文章。”
看得远，易赚钱
温州人精明不仅仅在于善于打“小算盘”，更在于温州人具有战略眼光。这种眼光，就在于不计眼前的不利因素，而是考虑更长远的利益，能在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发现潜在机会，开拓市场赚别人赚不到的钱。温州人善于看清楚国家大势，那是因为温州人很关心政治。有温州传媒曾在温州作抽样调查，有66%的温州人关心政治，而温州商人更是高达91%的“关心政治”或“非常关心政治”。
温州人之所以这么关系政治，是因为过去的20多年，温州人的民间私营经济活动一直与国家的政策相关联受国家政策影响非常大，有的政策能让你发家致富，有的政策可能阻碍你的发展。而且由于善于顺势而为，温州人已由对政治心有余悸，变成懂得观风度势、自我保护。
同时该调查还显示，温州人关心政治、观风度势更大程度出于实用的目的。60%被访者表示“曾经因为某项政策的出台或政策提示，而放弃或更有信心做某项投资或生意”，还有17%被访者坦诚直言“曾经钻过政策空子”。
眼光看得远，做生意就会顺势而作，就好比顺水行舟。李白之所以能“千里江陵一日还”，是因为顺水行舟。苏东坡坐船回老家，走的和李白是同一条水路，却整整花了3个月。差别这么大的原因就是一个顺水，一个逆水。
眼光长远，就能因势利导地寻找赚钱之道。比如明白了国家鼓励发展什么，限制发展什么，就会做对了方向，而且还能抢得先机，不但赚得巧、赚得多，而且随时都会有钱赚，还可以赚得长久。
一个温州老板独特的生意经就是分析政府文件，对于政府出台的各种文件，他都会下功夫去琢磨、分析、研究，因此保证自己在经营中的“先知先觉”，总能提前做好应变市场及股市高低的准备，因此总能赚钱。
有一次，广东省政府下达文件，要求各单位处理库存物资，加快资金周转。这个温州人分析文件后认为，各企业一定会按照文件要求清仓查库，处理积压物资，而这正好为自己提供了一批廉价商品。于是，他立即派出供销人员到各家工厂洽谈业务，收购了大量处理物资，然后他的廉价商店在鞭炮声中开业了。
潮涌般的人流汇集到廉价商店，使长期积压在仓库里的尼龙布、皮鞋、床单等商品，一时成为抢手货。不仅为300多家工厂推销了大量的积压物资，自己还做成了4000多万元的大生意。
现在成功的温州商人创业时的学历都很低，因为他们大多出身贫寒而读书少。不过，改革开放这些年，转型中的中国实践了一部波澜壮阔、难以读懂的大书。
他们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读懂了这部瞬息万变、奥妙无穷的“活书”，这部“活书”能够让他们学到更多、受益更大。事实上，正因为温州商人或多或少地读懂了这部“活书”，才使得他们善于看清形势的发展，才有机会顺势而为，去获得成功。
因此温州人商业智慧的精髓，在于被世人普遍赞誉的“三面镜子”：
望远镜——高屋建瓴，未雨绸缪，及时把握社会的发展趋势。
显微镜——以洞若观火的敏锐观察力，对市场的需求体察入微。
放大镜——见微知著，一叶知秋，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温州人通过对这三面镜子的悉心打磨，练就了一身纵横商海的过硬本领，使自己逐浪潮头而立于不败之地。这方面能不让他们在处着眼，小处着手，而不机械地解决大政策，又能结合政策准确地给市场把脉，这才是他们实际的成功这道。
（七）危机意识成就企业大发展
商人不可能天天走好运，商人应该具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临大敌的危机意识，在心理上及实际行动上有所准备。
危机感成就南存辉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有一句经典名言：“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6个月。”这与中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句古话异曲同工，说的就是人要具有危机意识！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危机意识。迟早会出问题，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危机意识，迟早会垮掉，而一个商人如果没有危机意识的话，破产或许还用不了6个月那么长时间。
为什么今天的温州商人这么会赚钱？有着“温州第一大老板”之称的南存辉就认为，是忧患意识成就了温州人。温州东临东海，北、西、南三面环山，过去交通不便，只有一条水路去上海。环境地域上的劣势和人多地少造就了过去温州人的生存危机。而现在，民营企业机制上的优胜劣汰、自我负责也使温州人充满了忧患意识。
就以南存辉的正泰集团来说，17年前，正泰还是只有5万元资产很原始的一个小作坊，而17年后，它成了资产数十亿元的大企业。其成长的动力之一就是南存辉的如履薄冰的危机意识。他以业经历的几次大改革，形成了现代的企业结构。
第二次改革1991年，南存辉手里已经有100万元的资本了，他成立了温州正泰电器有限公司，并招了9位家族成员入股，将自己100万股金所占的100%的股权一下稀释到40%。南存辉利用这些资本，开始正式走上“科技兴业，质量创牌”之路。正泰投资建标准化厂房，吸引八方人才，提高产品品质，扩大销售渠道。到1994年，正泰资产已达5000万元。南存辉的个人资产翻了20倍。
第二次改革为企业成长的更快。当正泰已成为温州首屈一指的知名企业时，南存辉却清醒地认识到企业要迅速做大，仅靠自身的利润增长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新的“发动机”。他意识到应充分利用正泰这张“牌”，走兼并、联合的资本扩张之路。南存辉选择企业的标准是：资产比较雄厚、产品有较好前途且还能为正泰“抬遗补缺”。这时正泰品牌的效益出来了，先后有38家企业以各种形式加盟正泰，而南存辉的个人股权也被稀释到了不足30%，这样正泰集团正式成立。
到1998年，正泰集团已初步形成了由低压电器、输变电设备、仪器仪表、通信电器、汽车电器等产品结构的成产业格局，资产达8亿元。南存辉的个人资产已超过2亿元。
尽管如此，危机感重重的南存辉为了正泰具有长久的竞争力，他先后又进行了三次股改，不仅能自己具有危机意识还进行改革让所有的员工和管理人员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他又一次扩股。南存辉在集团内推行股权配送制度，将最优良的资本配送给企业最优秀的人才。这就是正泰的“要素入股”制度——管理入股、技术入股、经营入股。
接下来，南存会对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不管你是大股东，还是小股东，如果按制度考核下来能力不行，就要“下课”。反之，不管是否股东，只要有能力就掌权。之后，集团又进行了股份化改造，建立健全了“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形成了三会制衡、三权并立机制，初步形成了以公司总部为投资中心，以专业总公司为利润中心，以基层生产公司为成本中心的现代化的公司管理体系。
创业难，守业更难
中国有四大商帮：晋帮、徽帮、浙帮、粤帮。可到今天，晋帮、徽帮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浙帮、粤帮却依然生机勃勃且日益发展壮大。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他们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
以浙帮为例，浙江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以及浙商走天下的经历赋予了浙江商人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强烈的危机意识，因此也锻炼了浙商善于化危机为转机，化不利为有利的超强的生存与发展能力。
商场是变化莫测的，商人也不是天天都走好运的。所以商人应该具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临大敌的危机意识，这样就能在心理上及实际作为上有所准备，以便应付突如其来的变化，即使不能把危机彻底清除，也可把危害降到最低，为自己留一条退路，为日后翻身打下基础。
一个温州商人就说过：企业做得越大，风险也就越大。你知道的东西越多，就越觉得自己无知。事业给了我很多快乐，也让我觉得沉重。失败是成功之母，更重要的是，成功也是失败之父。中国老话说的好，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这么多年来，这种危机感从来没有在我身上消失过。温州大虎打火机厂不但是全国打火机行业首家获得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而且还是国内同行业中的“中国质量万里行荣誉企业”还获得了全国打火机行业最高荣誉——“中国防风打火机最强生产企业”。
在荣誉面前，周大虎没有得意忘形，没有忘记办厂初期定下的“劣质产品将使你我丢掉饭碗”这个座右铭。很多厂家曾想和大虎厂挂钩，打他们的虎牌商标卖给老外，这样，每一只打火机大虎厂可赚1~2元，一个月就可白白地赚几百万元。在巨大的诱惑面前，周大虎很有危机意识，他清醒地认识到，决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砸了自己辛苦创下的牌子。他既不卖商标，也不盲目扩大规模、增加产量，而是老老实实把好自己产品的质量关。
另外，周大虎对儿子周小虎的“接班培训”中，也能感受到他的危机意识。
1999年，周小虎高中毕业进入宁波大学国际学院读商务管理专业。毕业后，跟许多温州老板一样，周大虎送儿子出国留学，在加拿大多伦约克大学学习商务管理。
在留学的第一年，按照父子的事先约定周小虎就开始打工。一边学习功课，接受系统的教育。一边打工赚取社会经验，因为父子俩一致认为，掌握在社会上的生存能力，比获得好的学习成绩更为重要。
周小虎在餐馆送外卖、洗车以及销售“虎牌”打火机。周小虎做洗车工作时，要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6点，报酬是每小时6加元。有一段时间，他把每周的3个休息日全部用来做洗车工作。
2004年6月，儿子留学回来，周大虎安排他进公司，开始真正的“接班培训”。第一步是进车间学习，周小虎先后在各个不同的车间学习管理，熟悉生产流程、产品质量要求、了解产品研发情况。第二步他进入行政办公室，第三步进入销售部。除了在各个部门的一线锻炼，周小虎还要跟随或代替父亲出席各种会议、应酬，这是周大虎为了让儿子进入企业界的圈子而拓宽人脉的又一个步骤。
周大虎之所以这么用心良苦地培训儿子接班，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创业难，守业更难”。只有具备了危机意识，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儿子才会真正懂得，如何经营发展企业。
自我革命，解除危机
在今天，温州商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了他们面临的危机：企业组织形式转换、企业管理方式转换、企业经营区域范围转变等诸多考验。
《中国经济时报》就曾经指出：“家族企业在温州、在柳市镇，是相当普遍的企业制度形式。但是，在竞争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企业意识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困难，企业运行中的问题也不断涌现出来。一段时间里，企业领导总是怪机构不健全，干部素质不高，管理不科学等等。而没有认识到，原因恰恰在于企业的家族特征限制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集团企业与成员企业、集团与销售公司的关系怎么才能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些现象在长城集团公司同样存在，但可贵的是长城集团在2001年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个危机，勇敢地进行自我革命，自己拿起手术刀给自己动了“大手术”。
长城集团公司是一家十分典型的家族型企业，其所有者就是老大叶祥勇、老二叶祥尧、老三叶祥桃、老四叶祥呈四兄弟和两个亲戚。老大负责生产，老二为董事长，老三为总经理，老四负责财务。兄弟和两个亲戚之间工作分工明确，配合密切，大家都十分努力，因此企业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实现了超常规的发展，产值、销售额、员工数等同创业初期相比增长了上千倍。
然而2001年新年序幕刚拉开，大家办公室椅子都还没坐热，集团公司便开起了董事会，讨论起增资扩股一事来。这是由于在市场日益加剧、中国加入WTO脚步逐步的临近的情况下，本企业在的集团企业与成员企业、集团与销售公司关系的不紧密更加明显，所有一切切问题都影响到了企业的发展必须解决。
当时董事会开了5次，增资扩股方案一直通不过。有几个股东认为我们企业搞得不错，年收入还可以，年利润很可观，资金也不太紧张，怕什么？有人说，柳市镇有的企业扩股操作不行，内乱起来，导致企业倒闭，这方面的例子也有。他们讲得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人多容易造成内部不团结。但叶祥尧认为只要我们做到公正、公平、公开、规范，大家坐得正，有章可循，照样可以做好增资扩股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将人才引进来。后来几次的董事会，有关领导、专家以及叶祥桃讲企业的形势，讲今后的发展，最后终于给一些股东说明改革顺利进行。
自我革命的结果是：在短短的20多天时间里，先后有20位投资人认股，加盟长城，而原来的6位董事中，有2位出局，董事会增加了7位新董事，同时聘请了学有专长的人士作为非股东进入董事会，享有与股东董事同等的表决权。另外，公司还聘请了财务管理、网络营销、资本经营等方面的30位专家、学者组成智囊团，从而大大提高了公司的决策水平、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
与此同时，长城集团为进一步理顺内部关系，完善法人治理机构，公司开始改革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实现产权和经营权的彻底分离。集团下设资本运作中心、决策中心、销售中心，同时建立接触器公司、断路器公司、成套公司、电源公司、仪器仪表公司、高科技股份公司、配电器股份公司等9大公司。
由于改革十分成功，使长城后来与世界电器巨人西门子顺利结成合作伙伴，让公司爬上了一个高的基点。在全国城乡电网改造和许多重点工程的业务洽谈和投标中，他们不仅响亮地推出了长城品牌，更巧妙地推出了西门子合作企业这块硬牌子，给人更增添了一份信任感、安全感。
叶祥尧很欣赏这样一段文字：“这是一个崇尚企业英雄的时代，也是一个残酷、善变的时代。成功对于企业、企业家而言，绝非是凝固的目标，在下一个港湾，我们谁都不会知道，我们将会颠倒或迷失在什么地方。”人最难战胜的是自己，企业进行自我改革就是战胜自己，没有改革的疼痛，就不会体会到发展的快乐。不挖出病灶，就不健康成长。温州人勇敢地改革和革新给自己带来了无限的生机。
（八）适度发展才能不断壮大
不图虚名，不搞花架子。什么赚钱干什么，干一行，精一行。清清白白做人、辛辛苦苦赚钱，这就是温州人的经商风格。
好高骛远易失败
生意越作越大，但是不是一直作大就是成功。盲目扩张只会把企业推向困境，使企业一步步走向衰败。所以说自以为是、盲目扩张都是招致灾祸的根源。当年响当当的三株口服液突然销声匿迹，就是扩张惹得祸。
三株集团处于鼎盛时期时，年过六旬的三株总裁吴炳新曾语重心长地对血气方刚的巨人总裁史玉柱说：“不该挣的钱别去挣，天底下黄金满地，不可能全部吃掉。这个世界诱惑太多了，人人都想赚得多多，但能见好就收的人却少得很。”
处于事业巅峰的史玉柱却听而不闻，业务横跨电脑、保健品和房地产三大领域的举人集团，贪大求全，盲目扩张，战线太宽，陷入资金短缺的危机，最终不能度过危机而轰然倒下。
其实，吴炳新自己也是说得到做不到，1994年，吴炳新设定了三株发展目标为1994年销售额达1亿元，1995年保3亿争6亿，1996年保9亿争16亿。但1995年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却将这一发展目标翻了几倍：1995年将争6亿改为争20亿，而1996年要达到100亿，1999年则要达到令人瞠目的900亿。按照这一宏伟的构想，三株的年增长率最高可达1600%~2000%，甚至在达到600亿年销售额后，最低增长率也要达到50%。
如此疯狂的扩张速度，现在回头仔细想想，不仅是不可达到的荒谬目标更成了业界的一个笑话。西方有句谚语：上帝欲使某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果然，疯狂的三株没多久就销声匿迹了。
这种笑话绝对不会出现在温州商人身上，至少不会大量地出现在温州人身上，因为温州人在经商中，经营手段平实，注重实际的效果，不高盲目扩张。他们不空谈，不靠幻想制定计划。国家投资少，就自己筹资建设。没有资源就从眼镜、打火机、纽扣等小玩意儿做起。科研教育水平低就从低级的从手工或半手工工厂做起。总之，他们干事业，就是面对现实，从一点一滴的小生意开始做起。
温州人做实在的生意，赚稳当的钱，一是一，二是二，自己有多大能耐就经营多大的生意，从不好高骛远，更不好大喜功，这种“一步一个脚印”赚钱的方式，最终让他们取得大发展，同时也赚到了大钱。
奥康集团的王振滔不仅做人如此低调，做事也十分务实。在一次集团的季度工作总结报告会上，奥康事业部某经理汇报他们超额完成了任务，这在大家看来大大的好事，却让王振滔眉头紧锁。
原来，事业部一季度原计划开店70家，而最终开店110家，超额完成了原计划任务。所以该经理在汇报过程中显得很高兴，他原以为一定会得到总裁的表扬。没想到换来的却是王振滔的批评：“这叫做严重超标，好大喜功，是很不好的工作习惯。你想想，你超标那么多，你的管理、物流和人员跟得上吗？如果不能保证质量，不仅不会形成有效的市场规模效益，反而破坏了奥康品牌的信誉，因小失大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盲目开店的结果只会是开一家，死一家。”
善于大比方的王振滔循循善诱进一步分析了道理地说：“这就好比一对夫妇原本只计划生一个孩子，可却生了三胞胎。对他们来说，这绝对是件又高兴又着急的事，家里一下子变成5口人，人多是热闹了，但抚养不起啊，今后孩子的教育也成问题。”最后，王振滔语重心长地说：“记住，适量发展才是最好的，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脚踏实地经营
温州人做生意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他们了解大的市场规律，但是从小纽扣作起只要有一分钱赚，温州人都会全力去干，他们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一丝不苟，不像有些地方的人，大钱赚不来，小钱不愿赚，只好两手空空地怪这怪那。
温州人不怕赚钱少，就怕赚不来，纽扣、标签、标牌、商标、小饰品、小玩具，这些外地人看不上、懒得做的“小玩意儿”，他们照单全收，且越作越大直到温州的小商品遍布全国走向世界。温州人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场的路，他们办起企业来，也不像北京人、广东人追求大气派、大产品，同样是从小处着手，填补了全国小商品的许多空白。乐清县柳市镇的五金电器、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苍南县金乡的小商品最负盛名，也最为典型。
有一家网络公司宣布，他们今年公司的目标就是——赚一元钱，这个听似搞笑的目标让众人哗然。区区的一元钱，还值得公司为之奋斗365天吗？
其实公司老总是极其务实，没有搞任何噱头他们知道，如果公司真能盈利一元的话，那么表明公司终于结束了“烧钱”的历史，迈出了实现盈利的第一步。
只赚一元钱目标是务实的。能赚一元钱结果是成功的。因为在一元钱的背后是大量的资金流给企业还有相当多的人与你分享利益。供应商、运输商要赚钱，员工要挣工资。你还纳税为社会尽义务。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因为你而得到了利益，今后也才会有这么多的人与你共同承担风险，也才会使今后赚成千上万的“一元钱”。
温州人林凯文能在15年之间，完成了一个有白手起家到拥有数亿资金的发迹神话，他并没有作一夜暴富的网络神话，而且认认真真行事、脚踏实地地做生意，在任何行业里淘金发展。
做水泵生意的温州人林凯文就说：“水泵行业是一个必须脚踏实地的行业。如果此生浮华，你就再也不能专注于你的产品。而对于水泵行业来说，这一点尤其是致命的。”林凯文一直铭记一句话：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1993年，林凯文的企业已经达到了1000万元销售额，在永嘉成为头号水泵企业。但到了1994年的公司却出现了明显衰退的迹象。而此时的林凯文棉队的已经不仅仅是“水泵之乡”永嘉的企业的竞争，而是全国各地的水泵企业。务实的林凯文对当时所处困境的原因做了详细分析，找到了企业衰退的结症所在，就是技术能力的底下导致产品质量不过硬，规格型号太单一。根源就是缺少技术人才。
因此1994年，林凯文通过各种媒体做广告招纳了贤才，结果居然没有一个符合条件的人前来应聘，为了招聘到人才，林凯文干脆将公司搬到了上海。结果他开出的165名的人才清单一下子就得到了满足，而且找到的全部是没有一点虚假的高级人才。
为了经营的成功留住人才，林凯文果断的移师上海，这种哪里能赚钱就去哪里的发展的务实作风让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今天，林凯文已经拥有了7家企业，200亩的集团用地和1500的员工。产品遍布全国各种行业，从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首都机场、军事博物馆到上海的东方明珠、浦东国际机场、磁悬浮工程，所有的水泵都出自林凯文企业。而早在2000年，集团销售额就达到3。5亿元，成为水泵业真正的无敌王者。
什么赚钱做什么
犹太人虽然有几百条戒律约束，但现实生活中的犹太人却很少受这些规律的约束。只要能赚钱，犹太人什么生意都可以做，什么都敢去做，所以成了世界上最会赚钱的人。在这一点上，温州人也于犹太人相似。
温州人做生意决不在一棵树上掉死，什么市场前景好就做什么。他们可以在服装、皮衣、皮件、建材、陶瓷、灯具、印刷、电器甚至汽车、房地产等毫不相关的行业中换来换去。开公司、上项目、仅仅是赚钱的手段而已。这个手段用旧了，不灵了，他们就立即赶紧交换手段。总之，什么生意能赚钱就做什么生意。
1988年，虞华弟带着借来的2000元钱，从温州老家一个贫困的小镇来桂林时，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后在朋友的指点下，他在桂林的黄金地段中山中路租了一间铺面，做起了眼睛生意，一年下来，除了能维持基本生活，他没有赚到什么钱。
1990年，有心的虞华弟发现，当时桂林服装市场都是从上海、广东、福建进货，而且普遍很高。虞华弟于是在当年秋天把自己辛苦挣来的一万多元钱一次全部砸了进去，从老家温州进了几套西装，小眼睛店摇身一变成了服装店。让虞华弟没有想到的是，眼看着季节都过了，他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把这批服装卖了出去，而且亏了。
1991年秋，不服输的虞华弟又从家乡进了一大批中低价的毛衣来卖，这一次生意格外火爆，一个冬天他的小店卖出了2万多件毛衣。1992年低，虞华弟盘下了邻居铺面的一家广东皮具店改成服装店，生意越做越大。
1995年，赶上中山中路要进行改造，要在此地盖一座综合楼。这时虞华弟不仅积累了一定的资金，还摸索出了一套生意经，认为繁华的中山路一定能赚大钱，于是他大胆垫于百万余元，预购了该地段新综合楼一楼400平方米的商铺3年的经营权。1997年8月新楼竣工，虞华弟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华嘉华商贸有限公司，主营皮鞋皮具，生意一开始出人意料。
到了2000年上半年，虞华弟发现桂林人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开始追逐品牌。善于把握机会的虞华弟于是主动出击，于国际品牌——“花花公子”设在广州的中国总部联系，成功的拿下了“花花公子”在桂林皮具皮鞋的代理权，开始涉足品牌商品零售业，接下来他又成了金利来，鳄鱼等多个知名品牌的产品代理商。
由于他的业绩很好，很快成了这些品牌在柳州工贸、南宁梦之岛、云南昆明各大商场的代理商。
2003年上半年，法国名牌特迪·华伦天奴登陆中国虞华弟得知后，大胆投入数百万元人民币加盟特迪·华伦天奴，涉及了特迪·华伦天奴全系列产品。虞华弟的这一注又赌赢了，在他的特迪·华伦天奴公司试营业那天，3~4个小时就有了近万元的收入。
不低头，不认输，干一行，精一行，什么赚钱干什么。不图虚名，不搞花架子，多做少说，做也不说。面对指责，不争论，不辩解。面对成绩，不自大，不张扬。清清白白做人、辛辛苦苦赚钱，这就是温州人务实的为人处世、经商赚钱风格。然而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面对佳绩，头不昏，眼不花，冷静思考，不盲目扩大发展，占领地盘才是企业发展进入正规中最重要的，温州人就是能够把持自己，特别给自己敲警钟才不至把自己推向盲目扩大的困境，保证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九）懂得放弃的温州人
世间上生意千千万万，任何一行做好了都能赚钱，某种生意不赚钱了，就及时改行做能赚钱的生意，不能一条路走到黑。
随机应变
俗话说“花无百日红”，不是所有产品都能一劳永逸的卖下去，赚大钱，舍得放弃，才能有所得到，放弃不挣钱的生意，才能不断赚大钱。
温州人就是这样，拿得起放得下。手上的生意只要不能赚钱了，或者发现了其他更赚钱的生意，他们就会立即放弃手头的生意，去做多赚钱的生意。
温州的螺丝大王刘大源原先是卖煤油灯的，后来他发现煤油灯当中的铆钉利润更高，就不卖煤油灯专门卖起了铆钉，金乡一开始是印刷学校饭菜票，后来发现校徽利润更高，就建立校徽厂并进而成为“校章之乡”。一个叫邓光华的温州人，最早卖针线，后来卖机械手表、电子表，再后来他卖计算器、手机、电脑，20多年下来，他不断关闭好景不再的商店和公司，再去做其他的生意，先后卖过的产品居然多达100多种。
温州人开了一个不过10人的小厂，资金不过几千元，没人把他当回事。但他却能随机应变，下大力气苦心经营，结果效益一直很好。他的第一个产品是当时市场上还没有的塑皮铁芯衣架，成本低廉，价格又低，加上干净结实，很受消费者欢迎。不少厂商见这个产品有利可图，便接踵而至。这时，他果断地放弃衣架生产，迅速转生产塑料“飞碟”，产品一上市，就在“飞碟热”，这又惹来了不少竞争对手。当别人又一哄而上时，他却来了个急刹车，丢了“飞碟”去抢“魔方”，又抢在别人前面得了市场。如此快速的调转船头，让很多对手都措手不及。
现在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残酷，无论在哪个领域赚钱，都是多个竞争对手在与你争抢市场份额，假如经营顺利当然最好，如果与对手相比，自己在资金、技术、知名度等方面都处于劣势，那该怎么办呢？如果硬拼，可能是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而已！聪明的温州人在这个时候就会选择放弃，去从事其他的生意。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才是“识时务的俊杰”。
南京温州经济促进会副会长、南京名商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建永是永嘉人，18岁就只身到南京创业。1991年，他刚到南京创办了一家小皮鞋厂。他为了推销皮鞋，人生地不熟的他几乎翻遍了南京市的黄页，挨家挨户推销皮鞋。几年后，皮鞋厂小有成就。1996年，他把皮鞋厂搬回了温州，回到温州后，在温州市场看了温州生产的皮鞋，才知道自己是“小巫见大巫”。
做皮鞋不赚钱了，怎么办呢？20世纪90年代末，房地产业方兴未艾。郑建永就把目光瞄准了门窗市场，投资创办了一个门窗厂，结果生意火爆，订单源源不断赚了不少钱。后来，当门窗生意慢慢疲软的时候，他又在2003年与几个温州朋友合作，投资2000万兴建南京名商俱乐部，主要从事餐饮和KTV。名商俱乐部开业后，生意连续几个月异常兴隆，一度创下了每天营业额十几万元的经营佳绩。
后来，郑建永与合作伙伴们再投资1500万兴建了一个名商浴场。这是一家集演艺、餐饮、洗浴商务洽谈等功能于一体、营业面积达6000平方米、24小时营业的浴场。因为眼光独到，浴场每天门庭若市。
放弃不是逃跑
在征战商场的漫长路上，会面临着很多选择，有选择就有放弃。放弃不是懦弱更不以为着逃跑，正确的放弃则是真正地把握了机遇。很多时候，放弃就意味着获得。人们常将“舍”和“得”合说成“舍得”，就是因为有“舍”才有“得”。选择什么，放弃什么，这是一门学问。但是不是所有的“舍”都有“得”。
永嘉瓯北人张国光是昆明温州总商会会长，是在昆明创业的温州人中的佼佼者和典型。在20世纪70年代末，为上海等地企业加工生产阀门的小作坊在瓯北如雨后春笋出现，张国光投身于当时这个最“时尚”的行业，1978年，他和朋友一起创办了一家小规模的阀门加工厂。
经过10年的发展，他的企业在瓯北当地已相当有名气了，并具备了一定规模，在全国各地都设有不少办事处和经销点。1988年，他到云南昆明向一家企业讨债，一连在昆明逗留了好几天，偶然间发现这里还没有一家像样的泵阀企业。所有阀门都是从外地“进口的”。看到了一门更能赚钱的生意，张国光于是决定投资云南拓展阀门销售市场。当年，他斥资千万在昆明兴建了冶炼厂、铸造厂、泵阀制造厂，一条龙生产阀门，很快抢占了整个西南市场成为西南地区泵阀行业中的领头羊。
后来，张国光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了亚麻种植行业。在一次温州昆明总商会的庆典上，当时昆明的4套班子以及一些区县的领导过来祝贺，正是这次庆典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在庆典会上，泸西县县长邀请张国光到该县考察，结果他意外的发现那里的土壤和气候很适合亚麻的种植，就向当地政府表示要投资种植亚麻的意向。当日晚上该县的领导召集各局有关负责人开专题会，讨论落实该项目的具体细节，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12点。该县成立了亚麻开发小组，决定准备拿出500亩土地，无偿让他种植亚麻30年。
面对政府的优惠政策，张国光更是果断决策，第一期就投资1000万。据预测，届时亚麻的年产值将达到2亿元左右，不仅张国光自己肯定会赚钱，还将大大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
因为太多“坚持到底”的故事，人们边常认为坚持与放弃永远是一正一反的矛盾，认为放弃就是失败、就是逃跑。其实，坚持也有理智与盲目之分，理智的坚持能够等到胜利的曙光，而盲目地顽固不化只会一步步走向灭亡。温州人做生意从不死守一个摊子，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如果自己的摊子或已经营熟练的项目不赚钱，不管他为此倾注了多少心血，自己对其多有感情，他们也会放弃他。
主动适应市场
依靠多年辛苦打拼闯出来的名号“温州男装军团”，在中国服装界，绝非一个华而不实的概念。温州男装品牌崛起速度之快，数量之多，实力之强，令业内人士广为专注。他们不惜重金请任达华、周华健、黄日华等香港大牌明星为品牌形象的代言人。但近年来，温州一千多家男装企业，70%向精品贴牌加工转型。其转型速度之快，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集体大“变脸”呢？还是因为那样更能赚钱。
温州丹顶鹤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鹿城区服装协会会长蒋少毅在前两年前，就痛定思痛决定舍品牌走加工这条路。丹顶鹤创办于1993年，是最早一批搏击品牌市场的温州男装企业之一。到20时机90年代末，这个有4000多平米厂房、500多名员工的企业年产量达到15—16万套，被评为市功勋企业，产品被国家服装质量检验中心宣称为“优等品”，参加国际博览会展贸的服装被国家贸易部评为“金奖”。
蒋少毅用“两个好”概括当年的情景：“市场好、销售好”。1999年企业扩大规模，2002年新厂房落成，规模达到2.5万平方米，员工1000名，年产西服可达40万套。
不过，就在搬迁的时候，蒋少毅就以其敏锐的市场嗅觉悟到男装休闲时尚大潮滚滚而来的气息，正装西服将会呈现下跌之势，外来品牌以不可当之势进入我国市场，温州男装固有的西服市场优势将受到前所未有的转型冲击。应对有百条路可走，但是保品牌、做广告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是产品休闲化，并且开发设计急需跟上。
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蒋少毅毅然做出了抉择——做精品贴牌加工。务实的他坦言：既然丹顶鹤无法排到创牌队伍的前头，就干脆张开翅膀去寻找另外一支队伍。只要有钱赚，做加工比做品牌更有面子。
华士与今天的丹顶鹤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华士创业早，较早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在业界引进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西服生产流水线。1998年，温州男装史出现了一件大事：报喜鸟首推香港著名影星任达华担当形象代言人，开始了“打造名牌”的工程，因此众多男装企业纷纷效仿。但是就在这时，华士的老板曾旭光思前想后没有随大流，最后否决了大投入请形象代言人的提议，一锤定音以加工为主。
作为旅法华侨，曾旭光身上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他兼容了具有中西服饰文化特点，了解中西方对衣服的不同要求，加上信息网络的优先，华士成功吸引了一批境外、国内名牌的加工订单。今天，华士已经创出了“加工的品牌效应”，在去年全国服装行业300强中，华士销售额排名第60位，利润列48位。
华士的副总黄必德说：“不管是做品牌还是做加工，其实都不重要，健康、长远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世间上生意千千万万，做好了都能赚钱。作为一个成熟的商人，重要的不是做哪种生意，而是哪种生意能够赚钱，所以在必要时要懂得放弃。温州商人固然有百折不挠的勇气，但他们也知道：如果生意不赚钱，就改行做能赚钱的生意，不能一条路走到黑。船小好掉头，即使是船大了，必要时候也必须卸掉货物马上掉头。否则大浪来临，只能全军覆没。
（十）信息就是商机
温州人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特别擅长于从别人不在意的信息中找到商机，在信息中挖掘出源源不断的财富。
温州人善抓信息
今天人们越来越重视信息的作用，而且温州人是中国人力最早把信息视如至宝的人。有人给温州人画了一个像：他的每一根头发，都像无线电天线那样竖起来，一切时间、一切空间都在接收信息，他的脑袋比电脑还灵，把收集到的信息迅速进行筛选、鉴别和整合，手足也飞快地行动起来，于是像雪花一样飘来的钱，就纷纷落到了他那好像装了磁石一般的口袋里。
这画像虽然有些夸张，但温州人靠信息致富的事例的确不胜枚举，下面看看两个小故事：
温州一生产农机配件的农机厂在1991年得到一条信息：近年来，我国草坪面积每年以50%以上的速度激增，而国内草坪机关键部位不过关，国外草坪机又不合适中国草坪，因此，体育、园林、宾馆、学校等单位不得不人工处理草坪。得知这消息后，单位领导立即到有关科研机构向专家请教，迅速研制出了适应我国需求的草坪机。1992年初，一种适应我国各种草势、地势的草坪机终于面世，产品畅销全国。
一则天气预报也能让赚几十万，这可不是笑话。有一年冬季，温州商人邓成文从杂志上看到来年春季广州地区雨量增多、雨季延长的气象预测，便叫手下的员工打听哪里有雨伞供货。几经打听，得知深圳一家公司积压了20万把雨伞，正在寻找销路。邓成文马上将雨伞全部买了过来。第二年春天，正如预报所言，广州阴雨连绵，20万把雨伞一售而空，邓成文净赚60多万元。
正如抢先占领朝鲜市场的曾永飚说的那样，为什么我们温州人在海外市场总能够最先发现商机？主要是因为温州人的消息特别灵通。
的确，现在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有市场的地方就会有温州商人存在，他们遍布全球140多个国家。这些在世界各地的温州商人每年都要互通各地的商业信息，因此，温州人总是能够掌握各地的最新资讯。
跟着信息走
很多温州人当初创业的时候是跟着感觉走，走到哪里算哪里，也可以赚到钱，那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到处包含着商机，而当时只有温州人敢于走出去做生意，他们就能发财。
销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了很多信息比如什么地方急需什么产品，什么地方哪样东西最便宜，什么地方的人何种性格……回到家乡后，他们将这些信息相互沟通、整合就形成了商机。受此启发，他们越来越注重视信息了。因此10万名推销员同时变成了10万名信息采集员，这批人在温州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起了异常的作用。
最早贩销纽扣的推销员叶尧林、叶尧青兄弟俩。起初，他俩从黄岩县路桥纽扣工厂买来一批纽扣，在桥头镇试卖，不到一天时间，价值400元的纽扣就销售一空，这个消息一传出，大家蜂拥而至都跟着做起纽扣生意。结果，纽扣在桥头小商品市场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到了1981年下半年，纽扣摊位达100多个，成了桥头事成的主营项目。1983年2月，桥头纽扣市场正式开放，很快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起来，成为闻名全国的纽扣交易中心，被香港《文汇报》誉为“东方第一纽扣市场”。
一位温州人或一个温州家庭漫游到某地，一旦稍微立稳脚跟且发现当地有商机闪动时，他往往会很快向自己的亲属或乡亲发出类似的信息：此处钱多、好挣，速来！于是前来聚集的温州人像雪球一样迅速越滚越大。
比如北京的浙江村的起源（实际是温州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1983年前后，温州农民卢毕泽和卢毕良兄弟俩在内蒙古包头经营服装亏了本，打算在回家途中路过北京。兄弟俩走南闯北就是没有进过京城，于是便在北京站下了火车，想第二天看一眼天安门就走。走在大街上，兄弟俩发现北京竟没有他们想象中管制得那么严，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扯着嗓子叫卖的商贩，于是两人索性把肩上打好包的上百件服装打开，也练起摊来，谁知这一堆在包头都卖不掉的衣服却在北京城了抢手货，转眼就一件不剩了。
“北京的生意好做。”卢家兄弟凭直觉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第二天，他们东摸西拐地到了城南的丰台区，租了间农民房，买了一台缝纫机，搭起了裁剪台，就这样开起了一个专门生产“时髦的温州衣服”的小作坊。很快，消息一传，越来越多的温州老乡尾随而来。逐渐形成了温州村。
当年，温州人就是这样跟着信息跑，在信息的指引下，去能赚钱的地方，干什么赚钱的买卖，这就是温州人创业成功率高的原因。
主动找信息
创业阶段对信息的重视，在发展阶段，温州人就视信息为宝了。一个记者去采访温州的一个小老板，看见小老板在翻阅《中国新闻出版社》。当时记者笑着问：“这里也有生意吗？”这位小老板指着报上的一则消息，说：“你看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将要更换全国的记者证，这不是商机吗？”
温州对信息的重视，还体现在那些雨后春笋般的“驻京办”上。他们知道，北京是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所在地，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重大信息的发源地，每天有各种各样的信息不断地产生。而了解了信息，搭上了关系，自己就能决胜于市场。所以，一位老总说：“宁可三天不吃饭，不可没有驻京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