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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逮捕之后我没多久就被审讯了很多次。可是这些都是一些例行的询问，对我的身份进行核对等。第一次在警察局，那个时候貌似几乎没有人对这件案子有什么兴趣。可是一个星期之后，当我被带到讯问官的面前，他的眼神里写满好奇并一直望着我。和其他人一样，他最先问了我的姓名、住址、职业和出生年月与出生地。之后他便问我是否请了辩护律师。我回他：“没有。”我还没有想到这件事，我问他，是不是我真有必要请一个律师。
“你怎么会这么问我呢？”他对我说。我说我认为我的案子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他笑着说：“这在你看来或许有些简单，但是我们一定要遵从法律。假如你没有请律师的话，法庭会帮你指定一位的。”
我忽然想，当局如果连这些细小的地方都考虑得如此周全，真是一个妥当的安排，我将这个观点对他说了，他点了下头表示赞同，说道，法律是我们如今唯一的保障。
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十分认真地听他说。我们会面的地方很像是一个很一般的会客室，窗帘耷拉下来，桌子上只有一盏灯亮着，灯光打在了他让我落座的椅子上，而他自己的脸则全部置于黑暗之中。
我以前在书里看到过类似的场景，刚开始总是感觉像是在游戏。然而，我们聊天之后，我仔细观察了下他。他身量高大魁梧，轮廓清晰明显，一双深蓝色的眼睛，大绺灰色须髭，有着一头浓密而几乎花白的头发，他留给我的感觉是他十分的聪明，总体来说，他很有威望。只有一个地方让我有些不喜欢：他的嘴时不时地皱在一起委实难看，可是这貌似只是一种有些神经质的痉挛。作别的时候，我几乎伸出手来握手道别，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了我曾经杀了人。
第二天律师到我的囚室里看我。一个又矮又胖、头发发亮的青年人。大热天的，我都只穿了一件衬衣，他却套着一身黑色西装，衣领是硬的，领带十分惹人注目，是那种黑白宽花条的。他将公文包放在我床边之后，便做起了自我介绍，还说他已经很仔细地看过了我的案件记录。他的观点是，我们必须谨慎来做这件事情，如果我完全听他的话，胜算很大。我对他表示感谢，他说：“好。现在就让我们定下心来工作吧！”
坐在床上，他说他们已经对我的私人生活做了一番调查。他们知道我母亲刚刚在养老院里过世了。他们去马兰冓进行过调查，当地的警察讲到我，说母亲下葬前后，我看起来“非常无情”。
“你必须明白，”律师说，“我对于你这方面的私事从没有想要过问，只是这些事情关系很大，除非我能将他们的指控驳倒，证明你并非冷酷无情，不然我在替你做辩护的时候将会非常困难。而这也是只有你能够给我帮助的地方。”
他继续问我，在那“伤痛的场合”我是不是感觉到了悲伤。这个问题让我感到非常奇怪；如果我对其他任何人提出任何相关问题的话，我会感觉非常难为情。
我说，这些年来，我早已经没有再去观察有关情感的一些习惯，所以差不多也不晓得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说实话，我十分爱我的母亲——可是这实际上并没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我回忆了一下，便又说，但凡一切正常的人，在有些时候，也会有些希望他们所挚爱的人死去。
就在这个时候律师打断了我的话，样子看起来有些困扰。
“请你一定要答应我，当法庭在审讯你的时候抑或回答讯问官的回话的时候，千万不要说类似这样的话。”
为了让他满意，我答应了他，可是我继续解释说，我的身体情况向来都会影响到我的情感。比方说，就在下葬那天，我简直倦怠极了，处在半醒半睡之间。所以，说真的，我差不多都没有留意到事情进行的过程。无论怎么说，有件事我是能够对他做保证的：我希望我的母亲没有过世。
但是，律师看起来很不开心。“这远远不够。”他简洁地说道。
思考了一会儿，转脸问我，他是否可以说那天我在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
“不，”我说，“这么说是错的。”
他有些不太理解的瞧了我一眼，好像感觉我很奇怪，之后他对我说——语气里几乎暗含了敌意——不管怎样，养老院院长和另外一些员工都会被邀请过来做证人。
“这样的话就会对你非常不利。”他总结道。
我说，母亲的离世与我的案子没有半点关系。对这问题他仅回答，这只说明了我脑子里没有一点法律的常识。
他没多久就生气作别了。我倒是很希望他能够多待一会儿。我好向他证明，我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同情，而这些并不是为了对我的辩护有利，而是，如果我能够这么讲，他的同情便发自于真心。我能够看得出来，我让他很无语。他搞不懂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自然让他有些气恼。有那么一两次我想对他做保证，我和其他人都是一样的，是一个无比正常的人。可是事实上这并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于是便和其他别的事情一样，慵懒过去了。
就在当天稍微晚些的时候，我再一次被传进了讯问官的办公室。这一次审讯是在下午的两点，房间里溢满暖阳，窗户上挂着薄薄的一层窗帘，天气十分闷热。
让我落座之后，讯问官用特别礼貌的声调对我说，“因为某些意外原因”，我的律师此刻不能来了，对于他所提到的一些问题，我有权利等到我的律师在场的时候再做回答。
我说，我可以回答。他把桌子上的铃按了一下，之后一个年轻的职员便进来了，坐到了我的后面。接着我们——我跟讯问官——背靠背回到椅子上，审讯开始。他刚开始说，周围的人都会感觉我是一个沉默寡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很想知道我对于这种评价有何看法。我说道：
“嗯……我没有什么话题可讲，很自然我也就不怎么说话了。”
就像刚开始的时候那样，他又笑了笑，承认这个理由很不错。“实际上这关系微乎其微，抑或根本没什么关系。”他说。
静默了一会儿，他忽然将身子前倾，死死盯着我的眼睛，提高声调说道：
“真正吸引我的是你！”
我不大能听懂他什么意思，于是我便没有出声。
“有几件事，”他继续说道，“让我对于你的罪行有些不解，我相信你能够帮助我。”
当我说道，我犯下的罪过其实很简单，他便让我将当天发生的事情讲出来给他听。实际上，与他第一次会面的时候，我就已经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都讲给他了。当然，是概述的，有关雷蒙、海滩、游泳、打架，之后还是海滩、我射出的五颗子弹，可是我还是重新讲述了一遍，我每说一句，他就点下头，说道：“是的，是的。”当我说到海滩上的那具尸体时候，他着重地点了下头说道：“好！”我个人是比较讨厌一直都重复着同样的事情的。我感觉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
又安静了一会他站起身来，说他愿意帮我。他对我十分感兴趣，依靠上帝的帮助，在我身处困境之中时，他愿意为我出力。可是他必须先要问我一些问题。
他忽然问我是否爱我的母亲。
“爱，”我答道，“和其他人一样爱我的母亲。”正坐在我后面的职员，刚开始我听到他打字速度一直都很稳定，这个时候一定是按错了，因为我听到他将滚筒拉了回去，删除了几个字或是几句话。
之后，好像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相联性，讯问官又忽然问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接连发射五枪？”
我想了想，之后解释给他听，五枪其实并不是连续性的。我刚开始发射了一枪，等了一会儿才发射其余四枪的。
“在第一枪和第二枪中间你为什么停顿了一段时间？”
我貌似又瞧见了它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海滩上闪着红色的光芒，再一次感受到了脸颊上的滚烫，这一次，我没有回答他。
之后便是一阵沉默，讯问官有些烦躁了，将手放在头发里挠来挠去，半个身子站了起来又坐了下来。最终，将手肘拄在桌子上，他倾身对着我，表情看起来有些奇怪。
“可是，这到底是因为什么，你为什么还要对一个已经倒下去的人接连再拔枪射击呢？”
我依然感觉找不到什么话回答这个问题。
讯问官拿手抹了下前额，用另外一个语调再次问道：
“我问你‘这是为什么’，你一定要对我说。”
我还是沉默不语。
忽然他站起身来，走到对面墙边的档案柜前面，将其中的一个抽屉拉开，拿出了一个银十字架，一面挥动着，一面回到了桌子这里。
“你知道这是谁吗？”他的语气已经完全了变了样子，因为有些激动而变得有些颤抖。
“这个自然知道。”我回答。
这个十字架好像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他便开始很迅速地讲话。他对我说，他相信上帝，而即便是罪大恶极的恶人都能够得到它的宽恕。可是他必须先要有悔过之心，变得和小孩儿一样，有一颗单纯而信任的心，公开忏悔自己的罪过。他将身子趴在桌子上方，拿出那个十字架在我面前晃着。
但是事实上我不太那么容易跟得上他的话，首先，房间里太过闷热，又有只很大的苍蝇在来来回回地飞着扰乱心神，有的时候还落在我脸上。其次，他确实也把我吓到了。自然，我也看到了，这种激动有些荒唐，因为，罪人毕竟是我。然而，当他继续往下说的时候，我依然尽可能地听，并且得出结论，在我的自白里只是有一件事急需弄明白，就是当我发射第二枪之前，为什么我会停了一会儿。事情的其他部分，暂且说来，思路都已经很清楚了，唯独这件事他十分不能理解。
我对他说，他死盯住这点不放实在不应该，那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事情。可是我的话刚刚说出口，他便忽然挺直了身板，特别亲切地问我是否信仰上帝。当我说出“不”的那一刻，他便气愤地坐到了椅子上。
这简直太让人无法理解了，他说：所有的人都对上帝深信不疑，即便是那些背叛它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同。这一点他是百分之百肯定的。倘使他对此抱有一丁点的怀疑态度，他的生命便失去了所有的意义。“难道你希望，”他气愤地说道，“我的生命没有什么意义吗？”这一点我实在是理解不了，我的期望是如何与他生命存在的意义挂上钩的。我把我想的告诉了他。
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又拿起了十字架猛地放到了我鼻子下面，大声吼道：“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一个基督教徒。我要向它祈祷对你的罪行进行宽恕。我可怜的年轻人，你为什么不相信它是在为你经受着苦难呢？”
我观察到，当他一说到“可怜的年轻人”时，他确实是在为我担心，可是我却感觉已经够了。房子变得越来越热了。
就像平时打发掉让我不喜欢的人一样，我假装同意他的观点。但是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却因此变得高兴起来。
“就是了，就是了！如今你是否承认了你对它的信仰，开始依赖它了？”
我肯定又摇头了，因为我看见他又重新坐回了椅子上，神情里满是沮丧和阴郁。
我们两个人全都安静了下来，之前在我们谈话时做着记录的打字员，如今也打完了最后的话。之后他便意味深长且十分忧愁地看向我。
“从我以前的经历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像你这么绝情的人，”他低沉着语气对我说，“在我面前的犯人，当看见这个代表着上帝受尽苦难的十字架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泪流而下的。”
我几乎要说，那正是因为他们“是”犯人。但是我立刻明白了，我现在也被列入到这个队列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从来没有将自己和与罪犯有关的词汇联系在一起。
估计是谈话已经结束，讯问官站了起来，用厌烦倦怠的口气，问了我最后一个问题：对于做过的事情后悔过吗？
我想了一会儿，说道，我感受到的懊悔比懊悔更多，我没有找到一句更加恰当的话来表达。他貌似并没有听懂我说的话。面谈那天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之后我又被叫去讯问官那里很多次，每次都有我的律师在身边。询问的范围基本就是把之前讲过的事情更加详细地说一下，要不然便是我的律师与讯问官讲着相关的事宜。到这个时候，他们很少留心到我。可是不管怎么样，伴随着时间的逝去，询问的口气也开始有些转变了。讯问官貌似已经失去了对我的兴趣，对于我的案子已经做好了某种定论。他没有再说到上帝，也没有像第一次那样抱有些许让人尴尬的宗教热情。结果就是我们的关系似乎变得更加友善。询问我几个问题，之后再和我的律师交换几条意见，便结束了谈话。拿他的话来讲，对于我的这宗案子要“听其自然”。有些时候，说话也是属于一般性质。讯问官和律师两个人都鼓励我参加到其中。我稍微有些自在了。在这一刻，他们对我一点儿敌意都没有，所有的事情都在很顺利地往下进行，以至于让我有了一个非常荒谬的想法——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平心讲，在我受到审讯的这十一个月中间，对于他们我非常熟悉，以至于我几乎非常惊诧于这种感觉。甚至有时讯问官会将我送到办公室门口，轻拍着肩膀，友善地说道：“好吧，反基督先生，今天就进行到这里吧！”更让我感觉开心的是，这之后，我便被狱卒带走。
2
有些事情是我向来都不想要去提及的。进了监狱没几天，我断定这段时期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日子过久了，我便觉得这种讨厌实际上没有什么依据。实际上，在刚刚开始那些天，我并没有感觉我是在牢狱里；我头脑里总是会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期望，希望某件事情会出现，是某种让人欢呼雀跃的事。
玛莉刚开始的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到访后，我便改变了我的想法。她写信给我说，“他们禁止我过来再看你”，因为她并不是我的家人。从接到信的那天，我明白了，这个囚室是我最终的家，就像是某些人嘴里所说的，这是死亡的终点站。
在被逮捕的那天，他们将我和其他一些囚犯关在了一起，那间囚房还算挺大的，其中的那几个囚犯很大一部分是阿拉伯人。他们瞧见我关了进来，脸上显露出狰狞的笑容，过来问我犯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讲，我开枪打死了一个阿拉伯人。他们有一阵子全都不说话了。可是夜幕已经拉开了，其中的一个人便过来教我怎么铺睡垫。将睡垫的一端卷起来，这样就成了一个长长的枕头。一整晚我都感觉有虫子在我脸上爬来爬去的。
过了没几天，我被押进了一个单人囚房，睡觉的地方就是楔在墙上的一块木头板子。除此之外仅有的一件家具就是一个马桶和包着铁皮的洗脸盆。监狱建在一块高地上面，透过我囚房的小窗户，能够望得到海洋。有一次，当我正在手握铁栏杆，瞧着暖阳洒在波涛粼粼的海面的时候，一个狱卒走了进来，说有人过来看我。我猜是玛莉。果真是她。
从囚房到会客室的那一段路，必须要途经一条长廊，之后拾级而上，再路过一条长廊。会客室很大，阳光从那扇大大的凸形窗洒进来。横亘在那里的高铁栅栏将房间分割成三个部分。在两个铁栅栏中间是一条长大概有三十英尺（注：1英尺=0.3048米。）的空间，是犯人和他们的朋友之间的一处无人区。我被带到了正好与玛莉相对着的地方，她依旧穿着那件花条洋装。而在我这一边有十来个犯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阿拉伯人。玛莉那一边则是摩尔女人居多。她将身子侧在两个女人中间，一个是个子有些矮小的老妇人，嘴巴闭得很紧，另外一边是位胖妇人，没有戴帽子，她尖着嗓门说话，总是在做着各种手势。因为访客与犯人之间还有一大段的间隔，我发觉我也要提高我的嗓音。
刚走进会客室时，秃秃的墙面上回荡着的嘈杂的声音和从窗户外面倾泻进来的刺眼的光芒让我有些头晕。已经习惯于暗黑与安静的我，隔了很久才渐渐地适应了会客厅的环境。然而，稍稍等了一会儿，我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脸庞了，就像剧院里的反光灯投射在了他们的身上似的。
我注意到在铁栅栏中间的无人地带两边，各坐了一位狱警。这里的犯人和他们的亲人朋友面对面地蹲在铁栏的两边，即便周边的环境嘈乱，他们并没有把嗓门提高，还是像耳语一样说话。蹲在地上低声说话的人们伴着他们头顶上大声的谈话声。我快速地瞥了一眼这周边的一切。她将那个已经被太阳晒成了褐色的脸庞紧靠在铁栅栏上，尽可能地笑着。我感觉她很漂亮，可是却不晓得为什么无法将我的这种情感说与她听。
“好吗？”她问我，嗓音挑得很高。“怎样？一切都还好吗？你想要的东西是不是都在？”
“嗯，在。要的都有。”
我们静默了一会儿，玛莉自始至终都在微笑着。那个胖妇人对着我旁边的囚徒大声地吼叫着，那估计是她的老公，看起来很高，有些讨喜却一点生气都没有的男人。
“珍妮不想收养他，”她大声地喊叫着。
“那实在是糟糕透了，”男人回应。
“就是啊，我和她说过，只要你一出狱就接他回来，可她听不进去。”
玛莉隔着空地大声喊着说，雷蒙问我好，我回了句：“谢谢。”可是身边人说话的声音已经将我的声音给淹没了——他问：“他好吗？”
那个胖妇人笑了起来；“自然很好啊！身体简直好得不得了。”
我旁边的这个囚徒却一句话也没有回应。他很年轻，手看起来瘦得就像是个女孩子的。我看到他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他正对面的那位身量矮小的老妇人，而她用着一种关切的眼睛望着他。可是我不能再这样专注在他们身上，因为玛莉已经冲着我喊：“我们绝对不能放弃。”
“自然不会的。”我回答道。我的目光一下落在了她的肩上。忽然有一种欲望，想穿过那层薄纱似的衬衫，紧紧抓住她的肩膀。丝绸样的衣服在诱惑着我，然而也有一种感觉，她口里所讲的希望，貌似就集合在那上面。我能感受到，玛莉心里也会有和我差不多的念头，因为我看见她一直在笑，眼睛直直地望向我。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都能瞧得出来，之后我们便结婚。”
如今我眼里见到的只是她皓洁的牙齿和眼角蔓延开来的细微的眼角纹。我问她：“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因为我感觉应该有所回答，所以我以这样方式来问她。
她便开始用和我一样高的语调迅速地说了话。
“这是真的，你会无罪释放的，之后我们周末的时候再一起去游泳。”
她身边的那个女人仍然在大声地叫嚷着，对她的丈夫说，她留下了一篮子的东西放在监狱办公室了。她将她放的东西一个一个地全都告诉了他，让他记在心里仔细检查，因为其中有些东西价值不菲。在我另一面的年轻人和他的母亲相互看着对方，眼神里溢满了哀愁，位于我们下面的阿拉伯人，依然蹲在那里窃窃私语着。窗外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落了些进来，将对着它的人脸上涂了一层油油的黄色。
我开始感觉有些不舒服，希望可以回去。旁边嘈乱的叫喊声让我的耳朵十分难受，但是我又很想和玛莉多些时间待在一起。时间的流逝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概念。我依稀记得玛莉对我讲她目前的工作，脸上的笑容一直都在。叫喊声没有片刻停歇——喊叫声，说话声，还有一直搅扰在耳边的低声私语。感觉唯一能让我感到安静的便是那对母子。
接下来，阿拉伯人一个一个地被带走了。当第一个走开的时候，差不多所有人全都静默了下来。那小老妇人紧紧地贴靠着栅栏，与此同时已经有一个狱卒在拍着她孩子的肩膀了。他喊了句“我走了，妈妈。”她将手伸到了栅栏的中间，轻微地、缓慢地晃着手。
她刚走开，就来了一个男人，手上拿着一顶帽子，补进了她的空缺。随之一个犯人就被领到我旁边的那个位置上，两个人很快地开始了谈话——声音不算大，因为房子已经静了不少。过来一个狱卒把我右边的男人叫走，他的太太对着他大声喊道——她没有意识到已经不用再喊了——“好吧，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亲爱的，不要鲁莽做事！”
这次换到我了。玛莉给了我一个吻。我边走边回头看她。她一直都在原地，脸还是紧紧贴靠在栅栏上，她的嘴唇因为那略显紧张、有些扭曲的笑容稍稍半张着。
之后不久我便收到她的来信。于是我不想说起的事情便真的发生了。并不是它们太过恐怖；我不想过于夸张，然而事实上和其他人相比我少受了一些苦处。但是刚开始的那段时间也的确因为一件事而让人有些恼：就是我作为自由人的习惯想法。比方说，我会忽然有一种想去海边游泳的冲动。一想到海边的浪花声，游泳的时候海水击打在身上的清爽和大海所带给人的那种自由感，徒然让人越发觉得监狱的狭窄。
然而，这段时光也只是继续了几个月。那之后，我的思维方式就变成了一个囚犯所有的了。我在等着去院子里散步的时光或者律师的到访。至于其他的时间，我处理的也很不错，这确实是真的。我经常想，既然自己已然被困在这里，除去抬头望见的那一片天，便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我必须要慢慢地习惯这种生活方式。我已经学会了望着鸟儿与云彩从头顶经过，就好像在观察我的律师所系的让人感觉怪异的领带一样，又好象处在平行世界的另一个自己，静待周末的到来。就像是这样，无论怎么讲，就算不被关进这个枯树的空心里，这个世界上肯定还会有人比我的状况更糟。我依稀记起母亲生前经常放在嘴边的一句话——时间久了，人都会习惯的。
我开始逐渐和监狱长交好起来。到了吃饭的时间，他和厨子一起四处巡查。是他首先提到有关女人的话题。“这也正是处在这里的人最为埋怨的地方。”他和我说。
我说，我自己也这么感觉的。“这确实有些不公，”我补充了一句，“是打落水狗。”
“但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他说，“之所以把你们关起来也就是因为这个。”
“我不懂。”
“这就是自由，”他说，“现在你们的自由已经被拿走了。”
之前我没有想过，可是能够明白他什么意思。“真的，”我说，“不然就算不上惩罚了。”
狱长点了下头：“是的。你和他们不同，你会用脑子想东西，别人不会。只不过他们还是想办法来发泄。他们自己来。”说完之后，狱长就从我的囚室走了。等到第二天我也和别人一样做。
这里没有烟可以抽对于我来讲也是一种煎熬。在我刚被收押进监狱的时候，他们拿走了我的腰带、鞋带以及口袋里的所有东西——包括香烟。在我押进单人的囚室之后，我要求将我的私人物品交还给我，至少要给我香烟。他们和我说，监狱里禁止吸烟。这应该是让我忍受不了的地方。实际上，在刚开始的几天里我痛苦异常，以至于我吸那些从板床上撕下来的碎片。一整天我的脑子都不清醒，心情差到极点。我实在是搞不懂为什么连烟都不允许抽一口。这个事至少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坏处。直到后来，我才理解这样做的目的。这其实是一种剥夺，也在惩罚的范围之中。可是，当我明白之后，我早已经没有了对它的渴求，于是它也不再是对我的惩罚。
除去这些剥夺之外，我没有感觉到很不快乐。其实最重点的问题还在于如何消遣多余的时间。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在我已学会了回忆的乐趣后，我一点都不再感觉无趣。有的时候，我开始回想我卧室的样子来锻炼我的记忆能力，从屋子的一个角落开始想，走上一圈，脑子里记住出现过的东西。刚开始的时候，只要一两分钟就已经想完了。可是只要再重复一次，时间就会花费稍微久一些。我就仿佛真能亲眼看到每一件家具，以及家具上面抑或里面放着的每一样东西，之后就是每一样东西上面的每一个小的细节。可以这么说，每一个细节：一丁点的缺口，表面，碎裂的边缘，以及木器上的纹路与颜色。与此同时我努力让自己记住这些家具，有条不紊地，不会落下什么。最终的结果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我能够将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计算我寝室的物品上。我发现一点，如果你想的越多，就会有越多的细节——曾经忘记了一半的，抑或失于观察的——便全都从我的记忆碎片中呈现开来，貌似没有停止的那一刻。
这样，我意识到，即便一个人只在外面生活了一天，他也可以十分容易地在监狱里度过一百年的时光。在那一天里，他已经存储了足够多的东西可供回忆，永远也感觉不到厌倦。很显然，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算得上是一种补偿。
还有睡觉这方面。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整夜都无法安眠，白天更加睡不了。可是之后便开始夜里睡得有些安稳了，白天也会打打瞌睡。实际上，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我差不多每天可以睡上十六个或者十八个小时。于是，余下的六个小时用吃饭、大小便、回忆和那个捷克人的事情来填满。
有一次，无意间翻弄着床垫的时候，突然看见底层下面有一小张报纸。纸张因为年代久远已经依稀有些发黄，差不多已经成了透明的了，可是还是能够认出上面的印刷字体。上面讲的是一个犯罪的故事。故事的最开始部分已经没有了，可是据我推算故事应该是发生在捷克的一个乡下。有一个村民离开自己的故乡去了国外谋生。二十五年后发了财，就带着老婆和孩子回到了故乡。他母亲和妹妹这个时候已经在他出生的地方开了家小旅馆。他决定给她们一个惊喜，于是便将妻子安置在了其他的旅馆里，自己化名去母亲的旅社里投宿。他母亲和妹妹已经一点都认不出他了。吃晚饭的时候，他将很多钱拿出来显摆给她们瞧。就在当天夜里，她们便拿起锤子杀了他。把他的钱拿了出来，抛尸到河里。第二天早上，他老婆来了，想都没想就和她们说出了昨天晚上投宿的那位客人的身份。他母亲上吊自杀，妹妹投井也死了。这个故事我已经念了太多遍。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个故事一点儿都不像真事，从另外的角度来想，又很有可能是真的。无论怎么样，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就是自己作的——实在是不能开这种玩笑的。
就这样，长时间的睡眠，回想，去读报纸上的那段小故事，黑白轮回，时光悄悄逝去了。当然，我以前曾经在某本书上看到过，蹲在监狱里的人最终都会遗忘时间的痕迹。可是这种观点于我而言实在没有什么具体的含义。我搞不懂为什么说日子既是长的又是短的。长，毫无疑问那是一段一段都要去走的时光，可是这里的每一段时光都是如此的漫长，以至于到最终都会相互交织重叠起来，绵延成一片。实际上，对于日子来说，我没有想的那么深远；貌似只有“昨天”和“明天”这种词句在我这里还有些许意义。
有一天清晨，狱卒对我说，我已经待在这里有六个月了，我是相信他的——可是他的话语里并没有给我传达什么有用的信息。于我来讲，自打我进了牢房的那一刻，每天都开始变得一样，而我所做的事情也开始变得完全相同。
狱卒走了之后，我擦亮了小锡杯，仔细地观察着映衬在上面的自己的脸庞。我感觉自己的表情凝重得让人感到害怕，即便我想努力挤出一个笑容情况还是一样。我将小锡杯旋转了很多个角度，可是我的脸总是写满了相同的愁苦与凝重。
太阳正要西落，这段时间是我一点都不想提及的时刻，我把它叫做“无法言说的时刻”——夜晚的声音从重重铁栏圈绕的监狱里悄悄爬了上来。我走到铁窗的边上，伴着夕阳最后一抹余晖又看了一遍我的脸庞。它和之前一样的凝重，这一点都让人感到奇怪，因为那时候的自己也是这样的状态。可是与此同时，我听到一种我以前在这里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声音是一个人发出来的，这无疑就是自己发出的。然而我观察到，这个声音已经萦绕在我耳边很久了，一直嗡嗡作响。于是我明白了，在这段时间里都是我在和自己聊天。
别人曾经和我说过的一句话又再一次回响在耳边，是母亲安葬时候护士说的那句话。真的，没有路可以走，你想象不到监狱里的夕阳是怎样的一种情景。
3
大体来讲，我不能说开始那段日子时间流转地过于缓慢。第二个夏天在我还没有察觉到第一个夏天已然消逝之前就已经到来了。然而我明白，当炎热的夏季真正开始的时候，有新的东西在那里等着我：我的案子放在巡回裁判庭最终的开庭期进行审理，受理的时间是在六月左右。我的案子开庭审理那天，阳光十分刺眼。律师对我保证，说只需要个两三天就能结案了。“就我听到的是这样，”他说，“法庭会尽可能迅速地结束你的案子，因为在讼事表里，这个算不上很重要的案子，之后会有一宗弒父案，那会花费他们很多的时间。”
他们早上七点半就过来将我带走，用囚车将我运到法庭。两个警察将我拉到一间散发着幽闷味道的小屋子里。我们坐的地方离门很近，从那个地方能够听到说话声、呼喊声和椅子蹭过地板发出的声响。模糊不清的躁乱声让我想到小镇里的那些“联谊厅”，音乐演奏结束之后，厅堂就挪出来当做跳舞场。
一个看守我的警察对我说，法官还没有过来。他顺手把一支烟递了过来，我摇了摇手。又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是不是很紧张。我回答他：“没有。”而且说在这里静等着要亲眼观看一场审判，我反倒感觉十分有意思，我以前没有这个机会去参观。
“也许，”另一个警察说，“要不了几个小时就会受不了了。”
又过了一阵子，房子里的一个小电铃响了起来。他们把我的手铐解了下来，把房门打开，将我领到了被告席上。
法庭上坐了很多人。威尼斯式的百叶窗虽然已经拉了下来，可是依然能够依稀洒落些阳光进来，整个空气闷得发慌，窗户全都关闭着。我坐了下来，两个警官坐在了我的边上。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看到对面已经坐了一排人。他们瞧着我看，我想他们大抵应该就是陪审团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并没有将他们看成是一个个的个体，只是感觉就好像刚刚乘上一辆电车，意识到电车上坐在你对面的人在看着你，试图想在你的外表下面找到一处能够让他们感觉有意思的东西。显然，我明白这个比喻有些荒诞。现在的这些人瞧着我可不是想找到什么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的东西，而是罪恶的痕迹。但是，两者之间的不同并不是特别大，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由于太多的人加之空气的憋闷，我感觉头有些晕晕的。我环视了周围一圈，看不到一个熟悉的面孔。刚开始我都不相信会有这么多的人是为我而来。一下子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可真的算是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平时可没有什么人会注意到我。
“这么挤！”我对着我左边的警察讲，他向我解释这都是报纸宣扬出来的。
他将手指向了坐在陪审团下面那张桌子旁边的一群人说：“就是这些人！”
“谁？”我问。他答道：“那些新闻记者。”他又说，其中的一个人还是他的老朋友。
过了一会儿，他提到的那个人朝我们这边望了望，之后便走向被告席，和警察亲昵地握着手。这位新闻记者看起来刚过中年，表情有些认真，对人的态度却很随和。直到这个时候我才观察到，差不多法庭上的所有人都在互相打着招呼，一搓一搓地聊着天。实际上，就好像在俱乐部一样，品位与地位相近的人聚一起就会让人感觉舒服自由。毫无疑问，也正是这个原因让我在这里感觉自己是个多余的，一个没被邀请的客人。
然而，那新闻记者依然十分亲切地和我打了声招呼，他预祝我一切顺利。我回谢了他，他又笑着讲：“你知道，我们对那件事进行了一些特写。夏天我们这里十分缺少写作的素材，除去你的案例和之后那宗案例之外，可以写的东西实在是没多少。下一起案子我想你应该也听到过一些了，是一件弒父案。”
他将手指指向记者席上一个又矮又胖，戴着一副黑色厚重眼镜框的人，这个人让我想起了一只吃撑了的鼬鼠。
“那个家伙来自巴黎的一家日报。实际上，他并不是专门因为你的案子过来的，他是为了之后的那宗弒父案，可是他们要他一起采访下你的案子。”
我差点就说了出来，“承蒙他们不嫌弃。”可是立刻想到，这样说有些不大妥当。他友善地朝我们挥了挥手，离开了我。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差不多没什么事情发生。
之后，由几位同事陪同，我的律师身穿长袍匆匆走了进来。他朝着记者席走了过去，跟他们握手。他们说笑着，看起来很自在，一直到尖锐的铃声响了，才回到各自的位子上。我的律师朝我走了过来，与我握了下手，嘱咐我回答问题的时候尽量简短，不要自动说出一些什么数据，其余的一切他都安排好了。
我听到在我的左手边有拉动椅子的声响，那是一个有些高而消瘦戴着夹鼻眼镜的人，将身上穿的红袍下摆撩开了再坐下。我想这应该就是检察官了。一位职员大声宣布，法官到庭，也就在这个时候两个大电扇在头顶上嗡嗡嗡地转了起来。三位法官，两位穿黑，一位穿红，胳膊下面夹着一个公文袋，走了进来，行动迅速地坐到了离地面几尺高的法官席。身穿红袍的那个人坐在了中间的高背椅上，将官帽放在了桌子上，拿起手帕擦了擦小小的光头，之后宣布开庭。
新闻记者全都将笔拿在手里，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显露出一种轻微的、冷漠而讽刺的、置身事外的味道。只有一个人除外。与那些人比起来他显得很年轻，穿着灰色的法兰绒，系着一条蓝色的领带，将笔放在桌上，专注地望着我。他的脸十分普通，身材矮胖。其中吸引我的是他那天蓝而澄明的眼睛，紧紧盯着我，只是眼神里没有显露出任何的感情色彩。这件事——再加之我对于审判流程的不熟悉——这让我还不能跟上开庭的各个流程：陪审团抽签，首席法官向检察官、陪审团主席和我的律师进行询问（当首席法官发问的时候，所有陪审员的头全都面向了法官席），以及匆匆念过起诉书——在这起诉书里，一些人名、地名我很熟悉，之后是对我的律师提示几个补充问题。
再然后主审法官宣布传讯证人。工作人员在传唤证人的时候，我听到了几个让我大吃一惊的名字。这让我从之前模糊不清的脸庞当中，全部都显现出来了，雷蒙、马森、萨拉马诺、养老院的门房、老贝雷和玛莉。玛莉跟随其他人从偏门走出来的时候，略显紧张地、轻轻地朝我这边挥了挥手。我之前在想，我竟然没有认出他们来，真的是很奇怪——就在这个时候，工作人员传唤了最后一个人的名字，赛雷斯。当他站起的时候，我发现他身边多了位怪异的小妇人，她一身中性的外套，眼里夹杂着敏捷与果决的神色，她就是曾经在赛雷斯饭店与我同桌的那位小妇人。我观察到她的眼睛正看着我。可是我没有什么时间再去观察她。主审法官接着又开始说了。
他说，正式审判马上开始，他差不多不用怎么说明，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控制好自己，不要夹带任何的感情冲动。他说，他作为一名公断人，职责就是监督听审过程，他将会十分谨慎，不会偏袒任何一方。陪审团的判决，将会本着公平的精神进行解释。最后表示如果出现任何的骚动，他就会终止庭审。
天气开始变得愈加热了起来。有些听众拿报纸当作扇子扇，于是整个房间里便时不时地传来悉悉率率的报纸声。主审法官摆了下手势，工作人员便将三把草编的扇子拿过来让三位法官用。
对我的审讯马上开始了。法官对我提出了几个问题，他的语气平缓，甚至让我感到了些许亲切。已经不晓得这是第几次被问到身份、姓名，这种官话实在是让我讨厌至极，可是我依然知道这是不得不走的程序；因为，假如法庭将对象搞错了，岂不是太新鲜了。
之后，法官开始让我讲述我之前做过的事情，说不了几句便问我一句：“是吗？”我则按照律师教我的，回答：“是的，先生。”这花费了很久的时间，因为法官会在每个很小的细节上仔细问询。新闻记者们则坐在那里一个劲儿地写着什么东西。可是我有的时候依然能感觉到那位最年轻的记者正在用眼睛看着我，还有那个“小机器人”女人。陪审员们的眼睛则全部都望着那个穿红袍的法官，这又让我想到当人一上车时坐在对面的那排乘客们了。这个时候红衣法官轻声地咳嗽了一下，翻了几页文件，边摇扇边语气凝重地问我问题。
他说，他现在需要追问一些事情，表面上看，似乎与本案无关，可是事实上却十分密切。我猜想他应该会说些关于母亲的事情，这种事让我非常讨厌。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把母亲送进养老院？我回答他，原因其实很简单，我没有足够的金钱让她在家里得到很好的照顾。于是他问，与母亲的分开有没有让我感觉很难受。我解释说，我和我母亲两个人相互之间都没有很多的要求，搬进养老院，也不会对任何人存有什么期冀。于是，我和我母亲两个人都能很快地适应新的环境。这个时候法官说，他没有什么问题再问，并转而问检察官，关于这一段，他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补充的。
后背半对着我，没有往我这个方向看，检察官便说，承蒙庭上的获准，他想问我，我再次回到小溪是不是当时怀有杀阿拉伯人的动机。我说：“没有。”既然这样的话，当时为什么会佩带着左轮手枪，而又为什么恰巧回到了那个地方，我说那纯粹是偶然。检察官马上用让人讨厌的声音说道：“很好。目前没有什么可问的了。”
接下来的事情我有点没跟上。只不过大概是法官、检察官与我的律师经过了一番探讨，主审法官宣布现在休庭，下午继续。
差不多还在我没有搞懂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之前，我就已经被带进了囚车，拉回监狱，让我吃午饭。中间只隔了一小段时间——时间短的恰好让我感觉我是多么的倦怠，他们便又来叫我了。我又被带回了屋子，面对着和上午一样的脸孔，于是整件事情便又重新走了一遍。气温升高了很多，庭上每个人的手里都握着一把扇子——陪审员、我的律师、检察官全都有，就连有些记者手里也有。那位年轻人和“小机器人”女人依然坐在上午坐的地方。可是他们手里没有扇子，眼睛却和上午一模一样没有片刻从我的身上挪开。
我将脸上的汗滴擦掉，差一点忘记了自己现在在哪里，自己是谁，一直到养老院的院长被唤上证人席，脑子里的意识才稍微转回来。养老院院长当被问到我的母亲是否对我的行为抱有怨愤时，他说：“有。”可是这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因为院子里的所有人差不多都对自己的亲人有怨恨。主审法官要他将意思表达清楚一些：母亲是否责怪我将她送进了养老院，他又说：“有。”可是这次他没有夹带着什么附加的解释。
对于另外一个问题他回答道：安葬那日，他对我异乎寻常的冷静感到有些惊诧。问道他说我的“冷静”具体指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低下了头，有差不多一刻钟的时间他只是盯着自己的鞋尖。之后他继续解释说，我没有去看母亲的遗体，没有流下一滴泪，安葬结束之后，没有在母亲的墓前停留一刻。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让他感觉非常的惊异，葬仪社的一个人对他说，我不晓得母亲具体的年纪是多大。这之后便是短暂的静默。之后法官问他，他是否能够确定他刚才所提及的那个人便是现在站在被告席上的犯人。这个问题貌似让他有些疑惑了，法官解释道：“这只是例行程序，所以我不能不问一句。”
主审法官之后便问检察官是否还有任何其他问题需要询问，检察官大声回答：“没有了！我所想问的都已经问完了。”他看向我的那种近乎得胜的表情和口气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让我有那么一刻感觉很多年都不曾有过这种感受了。我忽然萌生一种愚蠢的欲望，我想大声痛哭一场。我第一次感觉到，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么的讨厌我。
在一一询问过陪审团和我的律师是否有问题之后，法官便开始听取门房的证词。当走上证人席的那一刻，门房朝我这里望了一眼，之后就把眼神移开了。回答法官的问题时他说到，我拒绝看望母亲的遗体，我抽烟，守夜的时候打瞌睡，中间还喝了一杯牛奶咖啡。就在这个时候我感受到一股怒浪席卷了整个法庭，我第一次感到我犯了错。他们让门房重新叙述了一遍关于我抽烟和喝咖啡的事情。
检察官又将头转过来望向我，眼神里射出了一些活该的意味来。之后我的律师便问门房，他是否也抽烟了，可是检察官提出激烈反对。“我很想明确一点的是，”他愤怒地吼叫着，“所处这个法庭里，应该得到受审的是谁。我的朋友是否认为诽谤原告证人，从而使得对被告不利的证词产生动摇？可是这个证词实在是太有力了！”然而，法官还是允许门房去回答律师的问话。
这老人有些坐立不安了。“是的，我明白我确实是不应该那么做，”他小声嗫嚅地说，“可是我确实是从这个年轻人手里拿了一根烟——只是象征性的礼节。”
法官转头问我是否有话要说。“没有，”我回答，“证人说的是对的。当时是我递给了他一根烟。”
门房有些吃惊地看向我，眼里有些感激的味道，之后，犹豫了片刻，主动说，是他建议，我应该喝点咖啡提神的。
我的律师为此一振。他说：“陪审团会仔细审视这段证词的重要性的。”
然而，检察官马上站了起来。“十分正确！”他的声音在我们头顶上炸开了。“陪审团会仔细审看这点的。他们会得出这种结论：第三者即便是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将一杯咖啡递给了他，可是只要被告人如果带有一些对将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可怜妇人的遗体稍有些尊敬的话，按照常理都会去拒绝的。”
之后门房就被带回到了之前的座位上。
当叫到托马斯·贝雷的时候，不得不让一位法庭官员搀扶到证人席上。贝雷说，尽管他与我母亲是好友，但是他也只是在葬礼那天见过我一面而已，当询问到我那天的行为怎样的时候，他说：
“哎，那天我的心里烦透了，你明白的。实在是太烦了，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身边的事。我心里难受得都让我有些眼昏了。我想，我的这位好朋友的离世给我的打击太大了。实际上，安葬那一天我昏倒了，所以我差不多没有留心到这个年轻人。”
检察官要他对法官说，那天有没有看见我哭过。贝雷回答说“没有”，紧接着他便又强调了一下：“我相信陪审团是会对我给出的答案予以重视的。”
我的律师马上就站了起来，拿出一种在我看来有些没必要的口气质问贝雷：
“现在请仔细回想一下，老先生，你能否发誓说那天的时候你没有见过他流一滴泪？”
贝雷说：“不能。”
其中有些人偷偷地笑了起来，我的律师，撩起一只袖子，很严肃地说：
“这宗案子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搬弄是非的，根本就不想将事情的真相挖出来。”
检察官对我的律师说出的这句话假装没听到，拿着铅笔在公文袋上轻轻地敲击着，拿出一副冷漠的表情。
审判中途休息了五分钟，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律师对我说，案子到现在为止进行得还算顺利。之后是赛雷斯被传唤上庭。工作人员宣布他是被告的证人。那个被告指的就是我。
赛雷斯看了我一眼，作证的时候，他一直都握着他那顶巴拿马帽子。他穿的是看起来最体面的衣服，那套衣服是某些周末的时候他和我一起去看赛马的时候穿着的。可是很明显他并没有装上领子，我留心到，他衣服的上排扣只用一枚铜扣子系住。在问到我是否是他的顾客的时候，他回答：“是的，而且算是朋友。”要他评价我时，他说我这个人“很不错”，要他去展开解释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他说在场的每个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他是否是那种很有心机的人？”“不是，”他回答，“我不能说他就是那样的人，可是他却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去嚼舌根。”
检察官问他，在他的餐厅里，每个月的账单我是否都能及时付清。赛雷斯笑了起来。“喔，他是当时就结账的。至于挂账呢，也全都只是些小的零头，无关紧要的。”之后他被问及，对于我这次的罪行有什么看法。他将手放在了证人席的护栏上面，你能看得出，他已经事先准备好了一番供词。
“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次只是一个意外，抑或说他倒霉。这种事不是说你想防止就能防止得了的。”
他还想继续往下说，可是主审法官一下将他打断了。“的确。可以了，谢谢你。”
有那么一段的时间，赛雷斯貌似因为惊诧而有些失声，于是他便小声地做着解释，他都还没有把他的话说完，他们便让他继续往下说，只是需要简洁些。
他只一味地说那只是一个意外。
“或许是意外，”主审法官说，“可是我们这里是需要按照法律的程序来处理这种意外的。现在你可以离席了。”
赛雷斯转过头来看向我。他的眼角有些发潮，嘴唇也在微微地抖动着，就好像是在说：“兄弟，我已经在尽力帮了，只是担心没有帮上什么，对不住了。”
我没开口说什么，也没有做出其他的举动，可是这是我第一次想要去亲吻一个人。
主审法官再次要求他可以离开证人的位子了，于是赛雷斯回到了他自己的位置上面。在这之后的整个问询过程中，他就坐在那个地方，上身略微前倾，胳膊肘压在膝盖上，两只手捏着巴拿马帽，每个字都认真地在听。
接下来轮到了玛莉。她头上戴着一顶帽子，但是这样看起来还是特别漂亮，尽管我相对来说会更喜欢她头发散落下来的模样。从我的角度来看，一眼就能瞧见她乳房凸显出来的柔和曲线和一直迷倒我的略微噘起的下嘴唇。她看起来十分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