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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1949年生，祖籍北京。
这个名字对大陆的年轻人来说实在不陌生，多少年来，刘墉式的人生励志书一直占据书店的柜台。很多人即使没读过他的书，至少也听过他的名，或者耳濡目染地听过他讲的故事和那些精而准的道理。
但他又何止是个长盛不衰的畅销书作家？
他还是个画家，年纪轻轻就担任了美国艺术馆的驻馆艺术家和大学的驻校艺术家、副教授，在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中宣讲中国画的精妙，把画展开到了世界各地。
他还是个慈善家，搞义卖捐赠、携子去公益团体服务、做公益演讲为慈善募捐、资助大陆失学儿童……他做了很多事。至今，他已捐助了33间希望小学。
他还是个知名的媒体人，他所主持的电视新闻节目获得过“金钟奖”，他还被观众评为“最受欢迎的电视记者”。
他还导演过舞台剧，甚而自己演，演到得了舞台剧最佳男演员金鼎奖；他也写诗，获得过“优秀青年诗人奖”；他还开演讲，讲场遍及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
刘墉实在是个多功能人才的代表。
采访手记
和杂家相比，中国人肯定是更推崇专家的。既然“博大精深”是难以企及的境界，鱼翅、熊掌不能兼得，那么我们往往毫不犹豫地选择“精深”。也难怪，一百个榜眼比不上一个状元，奥运会上被记住的只是冠军的名字。不论图名、图利，专家显然都占尽优势。
但是，我们芸芸众生并不该都为名利而活。其实，如果就生活体验而言，杂家往往比专家享受的快乐要多很多。
刘墉显然是杂家，不仅学养深厚、涉猎广泛，连苦难生活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他把这些经验写成书告诉我们，于他是提炼生活，于我们是武装思想、备战未来。不是吗？我们的社会上除了少数在苦难中修道成佛的大家之外，就是众多在苦难中挣扎却永远成不了佛的凡夫俗子。我们的教育缺失了一个重要环节，那就是怎样让平凡的生活过得不平凡，或者说显得不平凡。
所以，如果一定要给刘墉这样的杂家一个头衔，我称他为“生活家”。
许戈辉：写作和画画哪个开始得更早？
刘墉：我想两个差不多。小时候就很喜欢画画，总是涂涂抹抹。我父亲认为我很有天才，但是现在想起来，他那时候总叫我坐他办公室里，然后叫我画画。
许戈辉：父亲画画吗？
刘墉：他只会画兔子，一个山，然后一个圈，一个圆圆的尾巴。
他喜欢画兔子，但是他也会教我用蜡笔画了以后，和另外一张纸靠在一块儿拿到灯泡上去烤，烤得一屋子都是蜡油味。他认为我很有天才，那时候我在他办公室画的、被他所有的同事大为夸赞的那些画，实际都画得很烂。
许戈辉：父亲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话让你至今难忘？
刘墉：父亲常常带着我去看电影广告牌。那个时候的电影广告牌都没有很大的摄影、印刷的，都是用油画画的。他带我去看，说你看这个圆扇子怎么画的，中间有个眼儿；那个圆圆的地球怎么画的，中间也有个眼儿。他把我抱起来，看到工人先拿钉子扎个眼儿，然后拉根绳过来，绳子上拴着根笔，然后这样一圈就绕过去了，画了个圆圈。他说所以，要画一个圆，先要找到一个眼儿。
我后来把这个感觉引申开来，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你要成为一个圆、要有个家、要有个事业、要四海漂泊，你就需要先有这么个眼儿。
3岁的时候，刘墉被带离父母，进入养父母的家庭。有很长一段时间，小小的他每天傍晚都会坐在门口，喃喃自语说：“回家吧！回家吧！”——这样的情节仅是传闻，连刘墉自己也不记得了。
所幸，养父母对他非常好。养父是“最疼爱他的人”，对他来说，父亲带来的很多都是永恒的记忆。比如小时候，父亲很喜欢在夜里带他去钓鱼，久而久之，繁星点点的夜空和波光粼粼的水面就成了他最熟悉的童年记忆，长大后总还时不时地流于笔端。
父亲待他也很温柔。曾经有一次，他拿着一柄非常名贵的伞去摘槟榔，结果把伞弄断了。当时他很紧张，怕受到父亲的责骂，父亲却在看了一眼之后淡淡地说，断了就断了，然后把伞放在一边，牵着小刘墉的手进了屋。这些温存而细腻的教育让刘墉一直感念至今，也成了他自己性格形成的养分。
许戈辉：家对你来说这么重要，那么你把9岁父亲过世和13岁家里失火视为人生的重大转折，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家一下子遭到了最大的冲击？
刘墉：对，就是让我感觉到生命的无常。9岁的时候，父亲得了癌症，很快过世了。我记得那时候，母亲用头去撞墓碑，在地板上打滚，我心里就想，还有我在啊，为什么你如此无助？但当时就是发觉，家一下子崩颓了。
然后到了13岁的时候又遇上一场大火。大年初二晚上，我母亲出去做礼拜，家里只有我跟和我们一块儿住的舅舅、舅妈、姥姥。当时暖炉需要添油，舅舅往里添油的时候大概是里头的火跑出来了，他把手上的汽油桶一扔，一下子整个四周全部是红的。我冲到院子里的时候，眉毛、睫毛、头发都烧掉了，舅舅满身是火地冲出来在地上打滚，但是他反应很快，立刻又冲进房去，把我的小脚姥姥牵出来，舅妈也跑出来了。这时候已经全都着火，火蹿上屋顶去了，因为日式房子都是纸门，木质的结构。
从那些窗棂之间，我可以看到纸门上被烧出一个一个的洞，我的猫也在里面烧死了，房子一下子整个成为废墟。四周的人都来看热闹，纷纷坐在四边各家的墙头上，欣赏我们家上演的一幕精彩的戏剧。我能感觉到火场的风，因为气压的改变，可以看到一团团的火球冲上夜空，人们就跟着那个火球跑，说“不得了了，可能会掉到我家去”。
那一幕当然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下子没有了家。第二天清晨，母子二人回到废墟之上，想要捡回一点烧剩下的东西，才刚到就看到好多人拿着东西跳墙而去，剩下的一点儿东西都没有了。
许戈辉：父亲在世的时候好像是一片温馨，父亲过世，再加上这一场大火，一下让你有一种很苍凉、很流浪的感觉。你自己的性格有没有受到很大影响，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刘墉：我很感谢老天爷，似乎我蛮能够承受这些事情的，我蛮能够欣赏悲剧的美。我想很多作家、艺术家都会有这个能力，就是当你痛苦的时候，痛着痛着你突然疏离开来，好像灵魂脱壳似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再看你自己。
当我的家失火烧成平地之后，废墟上只剩下一个厕所，高高的，因为其他的都是木头和泥巴造的，只有厕所不能不用砖造，当然顶儿是烧没了。夜里慢慢地摸黑去上厕所，四周都是断垣残壁，这时候上面有星空，星星闪烁，月亮移过，那一根根烧黑的柱子让你有一种壮阔的感觉。我后来到了意大利罗马的万神殿，到了希腊，就觉得这个黑黑的柱子、希腊的星空我小时候就已经享受过了。
许戈辉：你9岁就没有了父亲，又是独子，那今后的岁月里，母亲对你的影响一定很大？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刘墉：母亲是一个让我自由发展的人，也就是这样我才能受到这种比较自由主义的教育。我到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跟英文老师说：“我好忙，我不要念英文，不要上课。”他说“那你不要来”，我说“可是你都点名，我不来就会旷课”，老师说“我不点你，你不用来了，给你49分”。然后我早早就去参加社团活动、去演戏，就认识了我太太。我大一不溜那堂课，还讨不到我现在这个好老婆呢。
你晓得我怎么结婚的吗？我有一天到教室里，一大早说，哪个同学带图章了？有两人举手。“走”“干吗？”“到法院去，帮忙做见证人”，然后吧嗒吧嗒盖章。在法院门口，看到有个人背个照相机，问人家有没有底片，说还剩几张，“那帮我们两人照一下”。没有婚纱，我跟我太太两人就在那天下午照了两张相，然后法官宣布“你们结婚了，祝你们白头偕老”，我们就结婚了。
许戈辉：这时候岳父完全不知道？
刘墉：不知道。送照片去给我岳父看，他拿着看了之后，绕着沙发一直转一直转。我说，爸爸、岳父大人，不要气，您请坐。后来又隔了半年，我舅舅出面补办了一次婚礼，演出了一场。
一直到现在，人家问我们什么时候结婚的，我跟我太太一定说我们大三那年结的婚。台湾师范大学的学生，大学三年级就结婚了。
许戈辉：学校没有把你们开除啊？
刘墉：没有，我在学校还蛮有地位的。我们这叫做二笑姻缘，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学校派我跟她一起去接受外面电台的访问，谈怎样准备大学考试。那时候我就认识她了，但没记太清楚。
等到大二的时候，我是师大写作协会的会长，就坐在学校门口收会员，然后有个女孩子对我一笑，戴着太阳眼镜，我也对她笑一笑，没认出来。过了会儿她又跑过来，摘下眼镜又一笑，我说“原来是你，来请坐”。我一个人在那儿招会员的时候，没招到小猫两三只，她一坐旁边一下子就说，“张三、李四、王五，来，参加参加”，一下子招了一大票，好厉害。我旁边另外一个社团的负责人就说，这个女生不能追，你看她认识这么多男生，不行。我后来把这话告诉了我太太，我太太说，那个家伙到咱们家来的话，我给他菜里多加两把盐。
许戈辉：你觉得你们这么多年的婚姻依旧特别甜蜜、特别幸福的秘诀在哪儿？
刘墉：秘诀是，夫妻都要给对方一些空间，不然天天腻在一块儿，你就不会珍视。我觉得如果夫妻总有一些别离，像我每年都会在世界各地跑一跑，她就总有一些牵挂，要是知道我不太舒服了就会很挂念。
许戈辉：现代的男女之间好像有太多的情感困惑。一对夫妻结了婚以后，可能会甜蜜一段日子，但是在未来漫长的生活岁月里，太容易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这不是一个、两个人的困惑。
刘墉：这是非常难的，所以夫妻之间绝对会有冲突，我跟我太太之间也有过冲突。
我觉得我的太太对我恩重如山，对于我所做过的错事，她也都能够予以宽宥。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彼此的谅解、宽容非常重要，是能够维持婚姻的一样东西。
许戈辉：像你这样的父亲对于你的儿女来讲，是不是太过强势了？小孩子不懂事，在他慢慢开始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有一个有着丰富人生经验的、可以去指导他的一点一滴的父亲在身边，那他怎么才能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个性和行为方式？我觉得一切都是被你教出来的。
刘墉：讲得非常对，但这是我对儿子而言。我对我儿子太强势了，当然这是因为儿子刚到国外的时候，他必须想办法快速适应。我会带他到外头去，看电影的时候说，你去问那个人几点钟了。他说爸爸不是戴表了吗？我说我表坏了，你要去问。我就是让他开口说英文，让他有胆子。可能这跟我自己到美国社会去拼搏有关系，而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很快地适应，能够在这个社会当中战斗。可是对于我女儿，你要知道在女儿心里我是弱势的，并不是强势的。
许戈辉：后来你整个的方法都转变了？
刘墉：对，我转变了。因为我对儿子过度强势，后来儿子进了哈佛心理系，他会一点一点来批评我，说我哪个地方做得不对，所以我对女儿就改变了。儿子小的时候，他睡觉，我们就要小小声；他读书，我们电视关得很小声，怕影响他。所以我开玩笑说我都学会读唇术了。中国的父母往往这么做。
女儿不一样，她睡觉，我们把门打开，让外面的电视之类嘈杂的声音传进去，让她从小baby起就开始能适应。她听音乐，这边打电脑跟几个同学聊天，这边做功课，旁边摆着小提琴，做了一阵子开始拉琴。如果照我以前的个性就会跟她说，你做功课就做功课，打电话就打电话，干什么都要专心。现在，NO，我不用管这个，我只问收获、不问耕耘。你怎么耕我不管，到时候成绩单拿来——OK，那么好的成绩，还管她什么？
我觉得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一个孩子能够同时应付电脑、做功课、听音乐，甚至还可以应付外面的电话，这样的孩子未来进入社会有更大的适应力。
熟悉刘墉的人都知道，对于这对年纪相差了17岁的儿女，刘墉的教育方式截然相反。
在儿子刘轩眼里他是“强权父亲”。小时候，他“蛮横”地在诸如跑步、扔飞盘、三级跳之类的父子比赛中以“平等”为由全力以赴，让小小刘轩积年处于挫败当中；举家搬到美国后，他“独断”地让儿子每天花费3小时到鱼龙混杂的曼哈顿去念中学，自认为这是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但儿子却只在父亲对他看电视的约束、对他打电话的限制中积累了愤怒，于是叛逆期的刘轩和父母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有一次甚至愤怒地将父亲送他的玉坠砸在玻璃板上。
这让刘墉来了一次关于亲子教育的大反省。等他面对女儿时，干脆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几乎是“毫无原则地娇生惯养”。比方他会任女儿看多久的电视都不去责骂，也不会去硬拽睡懒觉的女儿起床，任她自己想怎么睡就怎么睡，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当然，他的放宽不止因为对女儿的宠爱，也因为对孩子的信任，更因为这种信任换来的结果让他很高兴。
2003年，14岁的女儿刘倚帆因为成绩优异而获得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颁发的奖状。如今她已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学习。
至于儿子刘轩，那已是另一个事业有成而著作畅销的文化新星了。他涉猎广博，一如当年闯出天下的父亲。
许戈辉：你的第一桶金……
刘墉：我第一桶金是我主持《分秒必争》赚的，因为那时候题目是我出的、节目是我主持的，里面有个说哪一队加几分的X小姐，是我太太，所以都是我在赚。
我抢答的时候嘴非常快，节目又做了十三家广告，满档。但是新闻部邀请我去做记者，说我适合，但是薪水只有节目主持的十分之一。我决定选择新闻部，因为喜欢做记者。后来我被台湾的综合电视周刊选为“最受欢迎的电视记者”，第二天我就辞职到美国去了。
许戈辉：为什么抛弃得这么轻易？
刘墉：因为我觉得自己的东西不够，必须要再充实；我的外文也没有办法应付英文的采访。当然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丹威尔美术馆聘我做驻馆艺术家。我就到了美国。
许戈辉：那时候做驻馆艺术家，收入怎么样？
刘墉：收入不怎么高，我记得报税之后，美国政府不但退我的税，还给我一笔钱，说你太可怜了，收入太少。
当时收入比在台湾差很多。我在台湾演讲，几千人听，到最后我自己都进不了场，因为人太多。可是到美国在弗州理工大学第一场演讲，十几个人听，一下子就落到了那么冷清的地步。后来我到了纽约，开始在圣若望大学的夜间部教课，那只是成人教育，教一些老婆婆，不算是什么正式的工作，拿的薪水也很少。
后来我有一次开画展，附带做一个专题演讲，还有示范挥毫。那天很奇怪，来了一堆教授，好像各系的系主任也到了；等我讲完之后，校长就站起来说，你被聘了。
许戈辉：你到底讲了什么？
刘墉：我当时讲中国山水画的符号，什么点子、画石头的不同方法、跟自然物之间的关系等。我觉得我英文很烂，但是洋人不注意你英文文法对不对，而是你讲的内容好不好。而且他们非常重视幽默感，我有一种幽默感，他们就蛮喜欢。
这个演讲完了之后，我也没有太搭理被聘这件事。隔了一个礼拜，副校长出现在我家，说我们聘你了，你怎么不来送资料、填表格？我说我没有绿卡，他说没有关系，我们帮你办。然后他给了我一间好大好大的办公室，说我需要最好的天光；同时跟我说，你是驻校艺术家，但是你不必住在学校里，也不必每天来上班，你在世界各地去玩、写生、研究，都算是你上班。
我多么感激他们。那时候我才30岁，他们居然能够给我这样大的自由。我就靠着圣若望大学的薪水跟这许多自由，为台湾非常著名的画家黄君壁先生——也就是宋美龄女士的老师——写了他一生唯一一本画论。我也为李玉山先生写了一本画论，也写了自己的两本有关花鸟写生的中英文教科书。这些书据说有一年圣诞节的时候，在纽约第五大道有五家书店摆在橱窗里。
而非常重要的是，才教书教了没多久，我说应该要升等了。系里就讲，你现在是讲师，才教了两年，有什么资格升副教授？我就拿我的作品去给他们看，结果作品一递上去，一个礼拜就下来了，升等成功。我记得我在电梯里碰到别的教授，那个时代白人还有一种优越感，他就说你这拿的什么东西，我说这是我的作品。“你的作品？”然后看一看，马上脸色就不一样，对我尊敬有加。但是我必须要感谢，那个学校凭什么从一个演讲、一个展览，来认知这一个人是他们需要的？
其实刘墉得到如此的礼遇，当是实至名归。他画画是科班出身，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的他，刚刚毕业就有《听蜀僧浚弹琴图》由“国立历史博物馆”选送参加“第八届中日美术交换展”，从此立名。在著书的背后，他也一直以知名画家见称。
在美国当艺术家、教授，刘墉一向积极推广中国的绘画艺术。不过毕竟文化差异巨大，在教课的时候也闹出过不少笑话来，比方他画了一颗石头，学生们却说那是“面包”。有一次他告诉自己的外国学生们，在中国的文人画中，那一个个像鸡脚爪一样的印记代表着竹子，在教他们实际作画时，又再次提醒他们竹子像鸡脚爪。然而等到考试的时候，学生们面对着竹子，都回答“这是鸡脚爪”，让他哭笑不得。
1994年，刘墉辞去了圣若望大学教授的职务，专注发展自己的水云斋文化事业。他仍在写作、画画，以及奔波在世界各地。
刘墉：我有一个座右铭：当你站在这个山峰上，觉得另外一个山峰更高更远的话，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走下这个山峰；走下来，蛮痛苦的，会舍不得。你不知道你能不能爬上另外一个山峰，但是我总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