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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1937年生于桂林，回族。
他有显赫的出身，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他也有极高的成就，被称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他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曾让外界猜疑和诋毁，也曾让无数人为之感动不已。多么传奇的人生！而他本人却斯文淡雅，并不色彩缤纷。
2003年，台湾公视推出的电视剧《孽子》成为金钟奖的最大赢家。这部根据白先勇早年著作改编而成的连续剧一举囊括了六个奖项，而小说原作也在出版十七年后，重新登上畅销书榜，再次证明了白先勇的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也正是这一次成功，让“白先勇”三个字迅速地在大众视野里泛滥，比以往更加广为人知。
而此前他已纵横文坛许多年，其作《纽约客》《谪仙记》《游园惊梦》等，俱赢得一时佳誉。他的文字，细腻到缱绻，一如他一直钟情的昆曲，总有抹不去的风流韵味。
采访手记
我们生活的时代，充满草根一夜暴富的传奇；而白先勇的笔下，却尽是贵族没落流离的故事。繁华散去，落寞凄凉；落寞凄凉，但又繁华艳丽。
这，就是我眼中的白先勇。
我震撼于那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然而，无论在他的文字里，还是我们的谈话中，白先勇提到王国祥都一直使用“我的朋友”这个称呼。我猜想，他是否顾及外界的感受，所以从来不说“我的恋人”或者“我的爱人”……
当然，也许我太过狭隘了！三十八年，有多少恋人可以共同携手走过风风雨雨三十八载？又是怎样的深爱才能对抗生死相隔？！
所以，尽管白先勇的文字和言语似乎充满柔性，但这柔中，蕴含着一种执拗的、不可摧毁的刚。
许戈辉：您的小说里，最开始就是一个父亲拿着枪在那儿站着，很粗暴的样子，是不是您的童年时代父亲的形象就是那样的？
白先勇：倒不是的。我父亲很骄傲的是，他是一员儒将。他对我特别宽待，我想可能因为我小时候生肺病生了好几年，所以他对我比较怜恤一点。
我们家十个孩子，我是第八个。我父亲不但没有打过我，连重话都没有一句。所以在我的印象里，我父亲倒不是那个样子的。不过我父亲是一个军人，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
许戈辉：父亲有没有什么样的教育让您至今难以忘怀？
白先勇：父亲教育我们非常严格，不许我们心中有一点特权的观念。比如我家里有些佣人，而我们在家里是绝对不可以骂佣人的，对待部属什么的都要平等。还有，广西比较落后、贫穷，战争的时候生活很清苦，所以那时候也比较朴素，因为是抗战时期。
许戈辉：但毕竟你们是一个大家族，而您又是家里比较小的孩子，还是会挺受娇宠的吧？
白先勇：是的。可是，父亲对我们的功课要求严格得不得了。可以这么说，在家里，只要功课好了，那待遇就宽了，功课不好是没有家庭地位的。
我知道功课不好没有家庭地位，所以拼命念书，在中学、大学的时候功课都蛮好的，就没有受到父母的责骂。我两个弟弟就不行了，他们还被打过。
白崇禧很注重孩子的教育，每走到一处，他都想办法让子女去最好的学校就读。
到重庆时，白先勇入读西温泉小学，那是很多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的子女读书的地方。少年时的白先勇活泼好动，很快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一起去河里游泳、去竹林里纳凉，也一起接受“蒋委员长”的视察和训话。他仍记得自己的战战兢兢和“蒋委员长”的黑披风、白手套。
对那时候的白先勇来说，读书或战事，都还没成为心上的压力。
直到因肺病而辍学几年后再入学校，他才感到了许多的不适应，也在父母每月对月考成绩单的查看中逐渐明白了成绩与“家庭地位”的关系。他开始发奋读书。
良好的成绩也让他有了阅读闲书的余地。在因病被隔离的时间里他开始阅读各种书籍，此时更经常光顾租书摊，看张恨水、巴金，也看鲁迅。少年的他还看不懂政治，只在书里看到爱恨的缠绵和“阿Q”的好玩，这都成了他后来写作的营养。
当然他也知道，这些书是要偷藏着看的——父亲让读的，还是四书五经和前后《出师表》。
许戈辉：能稍微讲一讲您母亲吗？
白先勇：我母亲是一个非常热爱生命、非常豁达、非常勇敢，而且非常有同情心、能对别人雪中送炭的人。
许戈辉：但是家里有十个孩子，妈妈哪顾得过来？你们会不会经常感到被冷落了？
白先勇：有，所以有母爱争夺战。
我算蛮幸运的，父母对我都还算器重，虽然我不是母亲最爱的，也不是父亲最爱的，可是他们俩都很爱我。但是其他孩子有的是妈妈党，有的是爸爸党，分成两派了；有时候父亲比较偏爱这一边，母亲比较偏爱另一些，总有这种情况的。
许戈辉：父亲、母亲都很爱你，那童年应该蛮温暖、蛮愉快的？
白先勇：应该是如此的。可是我童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就是我得了肺病。为此我休了将近五年的学，而且是隔离，因为肺病会传染。
许戈辉：对一个小孩子来讲，那段时间一定非常孤独。
白先勇：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失去童年了。
当时我的病挺严重的，开始是养病，躺在床上面；后来我就胡思乱想，这让我想象力特别丰富。
颠沛和寂寞，也许是白先勇少年时的两个关键词。
因为被祖母传染了肺结核，在重庆的时候，他被隔离在自家宅院后的一间山坡小屋里。一下子没有了同学、朋友的喧闹，唯有两个佣人的照料和父母间或的探看，他觉得格外寂寞。他会偷偷掀开窗帘，看着自家花园里正热闹举办着的宴会，觉得自己仿佛已被遗弃。
慢慢地，他习惯了这样的孤独。迁到上海后，他被“囚禁”在虹桥的一座洋房里，三年间都没有真正的访客，每日独与金鱼、小狗为伴，或埋首于阅读、想象。1946年12月，他被母亲带着去参加了宋美龄举办的一次圣诞派对，便是那时节格外的惊喜了。
直到他终究养好了病，重返校园入读南洋模范小学，才重新回到人世间的繁华。
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少年白先勇被“大世界”的哈哈镜里自己的身影逗得大笑，一面又仰头看当时的“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惊叹着“帽子都会掉落尘埃”。百货商场在他眼里闪闪发亮，自动扶梯又载着他“冉冉往空中升去”，让他兴奋不已。
斑斓之外，还有铺了两寸厚的红绒地毯，“装饰典雅、小巧玲珑”的影院。他在那里看“洋派”的好莱坞电影，又有梅兰芳演出的《游园惊梦》，曲调缤纷缠绵，让他难以忘怀。大街上的空气中飘荡着周璇的歌声，灯光闪烁、车水马龙，一样一样都被他在记忆里存档。
他看到了旧上海无比繁华的最后一瞬。
许戈辉：我们在您的文学作品里，经常会体会到一种颠沛流离之感，又有贵族之气，还有贵族没落之后的悲凉，这一定和后来的战乱、整个家庭的兴衰有关系吧？
白先勇：这个很有关系。你看我1949年离开大陆，那时候在我们来说，这是天翻地覆的改变，国家的历史还有自己的家庭都改变了很多。那时我是十几岁的小孩，那种感受也很深。
许戈辉：这种变化给您的印象最深的，是物质生活上的变化，还是心理上的落差？有没有比较具体的让您印象深刻的某个故事？
白先勇：我想两个都有。我们在抗战后去了南京和上海，南京是六朝金粉古都，上海是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我们都看到了。一到台北，台北那时候是一个相当落后、还没有开发的城市，落差很大。这种历史的沧桑感，那个年纪也很能够感受到。
整个少年时代，白先勇一直在漂泊。六岁在桂林上小学，七岁到重庆，又因肺病辍学，八岁到南京，九岁到上海，十二岁到香港读初中，十五岁到台湾读高中……以至于青少年时代的他，对用油布打背包熟练得很，因为被褥不好买，一定得随身带。
少年时的他敏锐地从家人脸上捕捉到了因时局动荡带来的焦虑，父亲长年不在家更增添了气氛的紧张。家族由母亲统领着，从上海到南京、到汉口、到广州，频繁迁徙、辗转、四散，他也最终在1949年9月的一个夜里，于驰往香港的轮船上，将正在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大陆抛在了身后。
1952年，独自留在香港读书的白先勇去往台北，与父母团聚。
在台湾的日子很辛苦，即使身为高官之子，他也住过木板房，家周围都是石子路。经常性地遭遇台风、地震，更让他无比怀念幼年时住过的山清水秀的桂林，也无比怀念曾见过的南京和上海的旖旎、繁华。但无论如何，在台湾，日子总算安定下来了。
许戈辉：您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历史的缩影，但是让我体会最深的，是您笔下的那些女性。那些女性里，有像玉卿嫂这样本来很美但最后结局很惨的，也有像尹雪艳、金大班那种很风尘的女子，那么在您眼中，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白先勇：我想，我写的大部分女性，对她们的一生来说，爱情很重要。像玉卿嫂，为情而死；不光为情而死，她失落以后还把她的爱人也杀死了，同归于尽，她有那种激情。像金大班，虽然她是一个风尘女人，可是在她最隐秘的那个世界里，有一段自己觉得最珍贵的、非常纯洁的爱情，那是她一辈子念念不忘的。可能对女性来讲，我想爱情在她们一生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我写的那些男性也有这样的，像有一篇叫做《花桥荣记》，讲一个在台湾的小学老师，他在大陆时有一段恋情，是他中学时的爱人，一个和他订过婚的女孩子，他对她也是念念不忘。
我想可能那些爱情在某方面，不光是对个人情感的追忆，可能对他们来说也是对过去、对一些美好生活的一种回忆、一种执著。
许戈辉：我觉得您描绘的爱情里，总是充斥着一种绝望的情绪……
白先勇：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些人都在颠沛流离中，那些身不由己的爱情故事都没有圆满的结局。我想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永恒的爱情也几乎是一种神话。当然，有些人结了婚以后感情也很好，可是不是笔下那种浪漫的爱情了。
许戈辉：所以会有《谪仙记》里李彤那样的命运，就是最后投水自尽？
白先勇：我想李彤可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了海外华人一种心灵上的漂泊感，离开了祖国、离开了这块土地以后，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很有意思的是，现在有很多从大陆出去的新移民，一开始可能为了生活或是什么而奋斗，还没有感觉到这种情绪，但我想日子久了以后，可能那种对文化跟故国的乡愁，慢慢也就会深的。
许戈辉：您小时候生在大陆，又因为战乱到过很多地方，那您现在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怎样的？您觉得您的根在哪儿？
白先勇：我的认同，我想不以地理为限；我的认同很多是文化上的，是几千年的中国古文化，这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我抱有的是一种拥抱跟认同的态度。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认识白先勇，是从知道《孽子》开始的，当然，很大程度上也是拜电视剧的成功所赐。这部他唯一的长篇小说，绝对是很多人心目中“白先勇”的一块招牌。
尽管它刚刚于1977年发表时，对台湾社会来说实在是一本“怪书”，因为它所讲述的是一群有着特殊性取向的台湾年轻人的故事，讲述他们的亲情、爱情和生活中经历的悲欢离合。整个台湾社会对这本书“先是一阵沉默，后来虽然有些零星的言论，但也没能真正讲中题意”。直到二十世纪90年代，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才多了起来。
对于白先勇来说这也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并不仅仅因为它所取得的成绩，也因为他自己恰也有一段特殊的恋情。
其实《孽子》更大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的同性题材，而在于它的伦理价值和社会价值，但就白先勇自己来说，同性爱却是他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话题。有一个人，始终在他的生命里，即使已离开了很久，但那段感情，却始终没有结束。
许戈辉：我读到过您写自己的一生挚友王国祥的文章。读那篇文章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你们在一起38年了，比我活到现在的年纪还要大。我一直在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我看到您的文章里写小时候两个人相遇，就是那么简单而且充满童趣的一个过程，两个人都迟到了，都往楼上赶就撞到了一起，就那样相遇了。
白先勇：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可能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完全是凭着缘分；我想能够在一起——天下这么大，有这么多人，为什么这两个人会碰在一起，而且还会变成朋友？可能冥冥中有一种命运，我相信。
那篇文章叫《树犹如此》，就是我刚刚搬进买的房子，在院子里种了三棵意大利柏树。后来它们长得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然后突然间，中间那棵就枯萎死掉了。
也巧的是，那时候我的朋友就生病了，后来就过世了。那是我们一块儿种的树，所以我那篇文章叫《树犹如此》，也是在纪念他。
1989年，王国祥的白血病复发了。他们开始艰难求治。
王国祥曾在大学的时候得过白血病，那一次幸运地凭着一份中医药方而治好。然而这一次却不见效，王国祥只能依靠输血维持生命。白先勇次次开车接送他去医院，陪他在医院里熬过艰难的八小时，也心疼着挚友坚韧地与极大的痛苦对抗。
为了求到救治之法，白先勇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他一面在美国为王国祥寻求良好的西医治疗法，一面也积极寻求中医治疗，先到台湾又到大陆，奔波于上海、杭州、北京、石家庄，求助于各种离奇玄妙的中医理论，也打过气功治疗的主意，几乎可谓“急病乱投医”。而在白先勇，却是“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其情切如此。
病间不乏险情。有一次白先勇从友人处归来，发现王国祥已半昏迷地倒在沙发上，吓得他赶紧送他上医院，在高速公路上飙到了每小时80英里（约130公里）以上。到医院后医生说，再晚15分钟，王国祥的大脑便会受损了。
当然也不乏闲情。两个人很会苦中作乐，总是尽力地享受正常生活，在允许的范围内享用美食、看电影，和电视里的德国人一起为柏林墙的倒下而欢呼。他们又买了两株桂花，种在王国祥家院里的两个大皮蛋缸里，时时浇灌、费心照料。
1992年1月，白先勇陪王国祥度过了最后一个生日。那一天他们本打算去餐厅吃饭庆祝，然而餐厅门口的十几级台阶却难住了王国祥，走到一半便已支持不住。两人于是回家煮了长寿面。周末傍晚，白先勇要返回圣芭芭拉，开车走时，从后视镜里看到王国祥孤立于门口的身影，满头白发、形销骨立，他心中悲痛阵阵袭来，于途中将车停在路旁，伏在方向盘上失声大恸。
也正是那一年夏天，王国祥病逝。最后一程里，白先勇一直执着他的手。
两人共处了38年。1954年，也是在夏天，两个赶着上补习班的少年因为同时迟到而争抢上楼撞在了一起，从此相识、相知——然后，一起走到了其中一人的尽头。这是白先勇心头的一个伤口，当他看到院中残留的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的缺口时，他说，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许戈辉：就同性恋这个问题，我和电影导演关锦鹏聊过。当时我问他，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说，我觉得我是上帝派到人间的一个使者。上帝有一些特殊的信息要向这个世界传达，这个信息不是女人、男人可以传达的，而要我这样一个很特殊的角色才可以传达。您觉得自己是上帝的一个怎样的使者？
白先勇：我想我是一个文学使者。我最终的目的是写文学，而文学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学写的是人性、人情，这也是我的文学观。我想同性恋是人性的一部分，所以我的作品也有同性恋的议题在里头。
许戈辉：关锦鹏说他觉得他比男人更了解女人，比女人也更了解女人。您是不是也这样了解女人？
白先勇：那是他的看法。其实我想很多作家或者艺术家，如果他是一流的，那么两性他都应该同时了解，否则只了解了人性的一半。所以对很多艺术家、文学家来说，没有性别的分别，他们对男人、女人都应该同样了解。
许戈辉：通常的说法是，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那您觉得男人是什么做的，女人是什么做的？
白先勇：我觉得有的男人是土做的，有的男人是水做的；有的女人是土做的，有的女人是水做的。每个人的气质不一样。
许戈辉：那您呢？
白先勇：我，参半吧。水掺着土。
许戈辉：如果有来生的话，您有什么今生未了的遗憾想去弥补？您希望怎么过来生？
白先勇：我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我经常看到很多人心中有很多痛苦没法解决，可能心理医学、宗教都没法解决，那么——我不晓得来生要做什么，但如果有来生的话，我希望能够解决人类心中的一些苦楚。
许戈辉：您这一生心中最大的苦楚是什么？
白先勇：我想可能是一种孤独感，一种不被人了解的感触。我有这种感触，可能是因为我生过病，自己受过痛楚，所以对别人的痛苦也一样敏感。我能看到别人那种无法说出来的痛苦，所以我才想诉诸文学。人家问我为什么要写作，我就很直接地回答说，我写作，是因为我想用文字来表现人类心中一种无言的痛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