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人的世界（代序）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

什么是名人？人怎样才能成名？人们为什么会对名人“慕名而来”？为什么要看名人的谈话节目？做名人节目的意义又在哪里？

这是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摄制组不断追问自己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媒体人不断追问自己的问题。在狂热的“追星”文化氛围下，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一股低俗或媚俗的气息正在伤害我们的价值取向、道德取向。

有人说，中国已经进入了“名人文化时代”。对各类明星的追逐和崇拜，成为一些人的生命意义。在大陆，一位兰州女孩狂热追香港影星十余年，倾尽全家财力求见偶像一面，最终导致家破人亡；在台湾，只要是偶像经过的地方，都会看到一群追星族用吓死人不偿命的尖叫声来表达热情，有些人甚至还会失控地哭喊。追星的足迹不仅遍布全台湾，甚至如影随行地巡回全世界。对于他们的迷恋与狂热，许多人无法理解：追星需要如此疯狂吗？对于追星族来说，这样的行为会带给他们什么样的快乐和满足呢？

名人文化在西方早已有之。美国学者埃普斯藤指出，名人文化在美国如一种严重的流行病一样，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对于媒体来说，如果没有名人的话，几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好几个主要的版面就必须关掉。岂止是报纸媒体，没有名人文化的支持，电视媒体就更没有什么内容了。西方国家的名人文化已经成为其流行文化的主流，并与消费商业有近乎完美的结合。

凤凰卫视作为商业媒体，毫无疑问，要赚钱才能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赚钱是必须的，是要坚持的。但在赚钱之上，还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媒体是社会公器，是大众化的传播平台，肩负着对全民进行服务的任务。

因此，当我们这个平均年龄27岁的摄制组苦苦追问自己节目生存的意义时，我感到了欣慰。

这种追问本身就是对名人文化的一种思考，一种怀疑，一种导读。

《名人面对面》节目已经做了整整十年了，十年里，这个节目能在众多的访谈节目中坚持下来，能给人一种淡雅、清新、亲和的感受，得益于摄制组的怀疑精神。采访一个名人，是对名人的一次考试，亦是对摄制组的一种考验。

这个节目先后有三位制片人，都是年轻的女孩，她们都对我吐露过心中的困惑：有时，她们准备采访的名人，她们内心深处就有强烈的抵触；有时，收视率高的节目却是她们并不情愿做的节目，而那些有价值、能带给观众思考的名人却排在收视排行榜难看的位置。电视界有一句老话：收视率是万恶之源。包括我在内的电视人都不能不为此困惑，不能不为此妥协。在媚俗的潮流下，妥协也是一种坚守，虽然有些无奈和苦涩。

这种坚守包括，不仅仅采访人气极高的娱乐界名人，还要采访文化名人、社会名人、争议名人、问题名人，还有小众的知识分子名人和那些“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忧国忧民之士。当然，采访这些人要付出牺牲收视率的代价。

采访作家闫连科时，虽然明知道这期节目的收视率不会高，但是我们还是精心地传递了一个高贵者的正义、正直、无助与无奈，传递心忧天下者那种出于灵魂的震撼，从而成全我们的责任感、成就感。

这种坚守包括，把真诚当做世间最美好的品德。不仅仅是对名人生活状态的记录，还包括对他们生活的理解，生命的解读，内心成长的诠释，力求透过名人虚幻的光影呈现一个真实的普通人形象。

这种坚守还包括，以包容之心对待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文化。无论是靠付出、坚持和实力换来的真名人，还是靠包装、美貌、绯闻成名的假名人，我们都看做是生活的题中应有之意。恰如不挑剔的口味，无论东西南北，无论川粤鲁豫，无论酸甜苦辣，甚至是臭不可闻，均能得其妙而食之。由此让大家知道，如今，已经不应该是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世界，文化应该越来越多元，我们也应该越来越包容。只有共生，才能共荣。

这，也许是《名人面对面》不从众、不流俗的原因所在。

表面上看，电视记者是“无冕之王”，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而实际上，进入这个庞大的群体，你会发现，现代化的分工使他们每个人的工作十分具体与琐细。这个节目组一共六个人。一位主持人，一位制片人，两位编导，一位摄像，一位外联。这是六个人的世界，他们互相出主意，一起去拜访名人们，到处联系拍摄场地，心无旁骛，专注事业，有时比兄弟姐妹还亲，有时又为了一个问题、一个镜头而赌气、争执、吵架。有一次，我见他们在采访之后因为对自己不满而坐下来互相批评，情绪激动但不失理智，声音很大但态度真诚，从夕阳西下争到月上西楼，虽然没有吃饭，但是我相信，他们这一天的收获一定是盆满钵溢。

六个人，3000多个日夜，采访400多位名人，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在采访名人的过程中，他们也在成长，像那些曾经追星的少男少女那样，他们经过自己的劳作、思索和判断，为人们奉上了一种有价值的名人文化。现在，华章同人公司把这些采访结集出版，让这些名人的故事以文字的方式再现，我希望它不仅仅是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还是一个会心的微笑，一段生命的感悟，一次睿智的心灵交流，一种往事并不如烟的历史回顾。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