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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正词严：新中国代表首次在安理会上发言
曾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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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警告美国：“若美军跨过三八线，侵略朝鲜，我们不会坐视不顾。”
周恩来致电赖伊：“……国民党反动政府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
伍修权说：“总理，您放心，我一定会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的。”
1950年11月16日下午，燕京大学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工会分会举办教员座谈会，交换大家对于美国的认识意见。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教授、讲助60多人，会议气氛非常活跃。
在会上，大家踊跃发言，都根据亲身的体会，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作了深入地分析，尤其着重地讨论了美国对华的文化侵略问题。
关于美国对中国的文化侵略问题，在燕大是个比较模糊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
在座谈会上，一位名叫聂崇歧的教授说，既然美国人来中国传教、办学校是出于好意，为什么还要强迫中国人把这些写在不平等条约上呢？而且中国人也很难断定哪一个来中国的传教士或“教育家”跟美国国务院不勾勾搭搭。
接着，座谈的中心很快转到司徒雷登身上，大家认为只要把司徒雷登的真面目弄清楚，就可以大大地帮助认识美国对中国文化侵略的本质。
在这次座谈会上，大家经过讨论认为，司徒雷登表面上道貌岸然，看来虽不像歪戴帽子，屁股上插只手枪那种特务匪徒，实质上他不但是美国文化侵略的先锋，而且还是美国对华政治、经济侵略的参加者。
座谈会提到的司徒雷登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燕京大学的前校长和美国前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于1876年生于中国杭州，他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
抗战期间，司徒雷登十分敬仰毛泽东。从一些参观延安归来的美国人口中，他了解并赞赏共产党的民主、廉洁和勤奋。
1949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对南京解放后将面临的诸多涉外问题给予明确指示：
对驻在南京的原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军管会及市政府要以双方没有外交关系为理由，不承认他们的外交地位，不和他们发生正式的外交往来。对他们的馆舍和人员安全，要给予保护，不得侮辱。
考虑到外交的敏感性，中央军委随即指示，南京现为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所在地区，一切有关外侨事情的处理必须事先请示，不得擅自行动，严防敌特和外国间谍的挑拨。
当时，黄华被派到南京市任军管会外事处主任。黄华原名王汝梅，“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国共和谈时，他任北平军调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
1949年5月5日下午，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接到黄华的一个电话。傅泾波问道：“我什么时候去看你啊？”
“明天上午吧！”黄华回答。
5月6日上午8时半，傅泾波去南京市军管会拜访黄华。黄华指责美国支持国民党敌视共产党。临走时，傅泾波试探性地问：
“你来了，也应该去看看你的校长。”
“好啊！”但立即补充说：“我也只能称呼他校长。”司徒雷登从1919年到1946年间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黄华正是他的学生。
“那你什么时候去看他？”傅泾波问。
“你跟他说好之后，我随时都可以去。”黄华回答。
是否面见司徒雷登，黄华致电北平请示。毛泽东回电表示：
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
毛泽东还指示，在与司徒雷登谈话时，“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黄华在几天后以拜访他的老校长为名与司徒雷登秘密接触，进行了“友善而非正式”的谈话。在这次会谈中，司徒雷登表示：一旦中国新政府成立，美国即会考虑承认问题。
6月初，黄华与司徒雷登在军管会外事处办公室正式谈判，核心是美国和新中国建交问题。与此同时，司徒雷登接到一份由北平转来的重要情报，称中共高层领导在对苏对美方针上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司徒雷登认为“这是极有希望的努力路线”，他向黄华表示自己愿意北上借访问燕京大学之际，同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会谈。
中共中央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安排燕大校长陆志韦写信致司徒雷登，邀请他北上访问燕大，在那里过70寿辰。
但是，司徒雷登坚持先请示国务卿艾奇逊后再北行。司徒雷登在与黄华接触的同时，还请民主派人士向中共领导人转达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给新政府50亿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获得的贷款。
万事俱备，只欠美国政府的指示。但美国政府7月2日来电，指示司徒雷登7月25日之前必须赶回华盛顿，且不要赴北京，以免引起国际议论；7月20日，美国政府又指示司徒雷登离开中国之前去一趟广州。
司徒雷登没有履行这个指令，反而再次申请去北京。黄华次日又转达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希望他北上的讯息，但司徒雷登又在25日收到美国政府电报，指令他务必于8月2日之前离开中国。
8月2日早晨，司徒雷登登机向中方人员挥手道别，带着遗憾心情飞离南京。在飞机上，司徒雷登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而在大洋彼岸的这一侧，毛泽东主席则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第三天，美国国务院随即发表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和国务卿艾奇逊给总统杜鲁门的信，把失败的责任推给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污蔑。
白皮书指出：
国民政府至抗战末期已完全腐化，故美国于二次大战期间所给予的20亿美元以上的援助，由于国府领袖们的无能与部队的叛降，大部分已落入中共手中。国民党的失败并非由于美援不足，而是因为它的领袖们无能应付危机，部队缺乏战斗意志，政府也失去人民的支持。唯有美国倾全力替国府打败共产党，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运，但如此会遭致中国人民的怨恨，美国人民亦不会赞成。
艾奇逊在致杜鲁门的信中说：
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中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成功。国民党曾企图用制定许多土地改革法令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律中有的失败了，另外的则遭忽视。国民政府今日所面临之难境，大部分正是因为它不能以充分的粮食供给中国。中共宣传的大部分，就是由他们将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所组织成。
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一公开，立即在中美关系史上掀起轩然大波。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甚至包括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意见相左的人，都对白皮书的发表作出强烈反应。
白皮书里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指责完全是歪曲事实的，特别是司徒雷登有关中共方面的片面报告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8月12日，即在白皮书发表的一周后，新华社以《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为题，发表了第一篇评论文章。
紧接着，在从8月14日到9月16日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又亲笔撰写了5篇评论文章，以新华社社论的形式陆续公开发表，对白皮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与批判。
《别了，司徒雷登》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在文中指出：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毛泽东把司徒雷登称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引导那些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的人透过现象看本质，去认识美国当权者的险恶用心，激发了解放区广大军民保卫和平的意志和决心。
随着司徒雷登最后一次对华外交努力的失败和美国国务院外交白皮书的发表，美国在远东战略上彻底失去了支撑点。
随后，杜鲁门公开发表讲话，将美国战略防御线放在了对马海峡和台湾东海岸，这个决定让南韩和台湾成为了美国控制远东地区的棋子，以用来遏制苏联和中国，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