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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7月12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正式会谈如期举行。根据双方事先达成的会谈议程，开始磋商1997年后为维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而做的安排。
中方谈判代表团成员：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姚广，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二社长李菊生，外交部法律顾问邵天任，外交部西欧司顾问鲁平，外交部西欧司参赞柯在铄、罗家欢。
英方谈判代表团成员：代表团团长、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英国驻香港总督尤德，港英政府政治顾问麦若彬，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欧威廉，英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毕瑞博、史棠穆。
会谈一开始，双方就香港的安排陈述了各自的意见。中方的方案共十二条，亦称“十二条方针”。它的主要内容是：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
2.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国防、外交由中央政府负责；
3.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法律基本不变；
4.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员由行政长官提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香港各政府部门任职的中外籍公务人员可以留用，可聘请外籍人士担任顾问或某些公职；
5.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依法保障居民的权利和私有财产；
6.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
7.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资金进出自由，港市自由兑换，继续流通；
8.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财政独立，财政收入不上缴中央，中央政府不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征税；
9.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同英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互利的经济关系；
10.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同各国、各地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
11.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负责维持社会治安；
12.中国将以“基本法”来规定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及对这些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而且这些政策50年不变。
这个方案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具有创新、务实等特点。它具体体现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并且是在邓小平关怀和指导下制订出来的。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根据中国国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并把他在解决大陆与台湾统一问题上所形成的新思路、新方法，运用到解决香港问题上，经过多次调查和深入思考，逐渐形成和完备起来的。
为了使“一国两制”构想具体化和制度化，邓小平开始着手制订香港回归祖国后对港实行的基本政策。
早在1981年初，邓小平就指出：
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和态度。请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方案，并尽快整理出材料，供中央参考。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有关部门立即投入工作。经过调查研究，并在广泛听取香港同胞的意见之后，制订出了中国政府的对港“十二条方针”。
1983年4月4日，邓小平在最后修改稿上批示：
我看可以，兹事体大，建议政治局讨论。
4月2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这一方案。邓小平在会上讲话说：
“十二条”可以做为谈判的根据。
邓小平又说：
谈判可能谈好，因为我们的政策够宽大的了。
但在当时，英方并没有接受邓小平提出的宽大政策。他们指责说：“中国的方案只是一种信念和希望，是‘乌托邦’”。又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保留资本主义的香港不变化，是令人怀疑的”。
英方抛出一个“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与中方相对抗。英方认为：“为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继续保持英国在香港的管理作用，并使社会主义的大陆同资本主义的香港隔离和绝缘”。“要使这一点为中国接受，英国就得接受中国对整个香港的主权”。
在头三轮的谈判中，柯利达执行撒切尔夫人的策略，不厌其烦地宣传香港的繁荣都是英国统治的结果，声称只有中国同意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英国才会同意给中国以名义上的主权。
这其实是英国人的底牌。中国代表姚广指出：
要解决这一历史遗留的问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把香港归还中国。
因为这个问题，双方争执得很厉害。对于下一轮谈判，姚广的态度也强硬起来，他说如果“英国不改变态度，我们就要考虑谈判继续下去的必要性”。
由于双方存在着深刻的分歧，经过三轮会谈，未取得丝毫进展，谈判陷入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