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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陈永贵传达中央最高指示
陈永贵向负责谈判的陈楚大使传达国内的指示：“最高指示：不能让！就是这些。”
邓小平说：“我对日本朋友多次说过，中日关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不要从外交辞令、外交手法考虑。”
邓小平说：“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所谓一秒钟，只是两个字：签订。”
1975年1月，中国驻日大使陈楚与日本外务省次官东乡就缔约友好条约的问题进行第二次政府间预备性会谈。
在会谈中，日方又借口“霸权”一词生辟，在过去很少做为条约术语使用，反对把反霸条款写进条约。
1975年1月16日，就在中日第二次预备性会谈的同一天，在苏联的要求下，日本外相宫泽喜一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也在莫斯科就缔结苏日和平友好条约开始举行谈判，这显然是为了牵制中日缔约谈判。
2月3日，苏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会见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对中日缔约谈判表示担心，他说“日本正要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会给苏联带来好影响”，要求停止条约谈判。
2月4日，莫斯科广播说，日中条约的谈判是在反苏的空气中进行的。
2月14日，特罗扬诺夫斯基拜会三木首相，递交了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该信提出“一面进行日苏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一面进行缔结睦邻合作条约。”
在中日谈判中，身处谈判第一线的中国驻日人员及时将此分歧报告了国内。国内电示：
一定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但谈判刚刚开始，也不要把话完全说死。
当谈判人员正在认真考虑如何在所写的发言稿中体现出这种精神时，外交部又来电告：
前电作废，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访问墨西哥将途经东京，一切以他转达的指示为准。
3月27日，陈永贵率团出访途经东京。在机场贵宾室，陈永贵向负责谈判的陈楚大使等传达了国内的指示：
最高指示：不能让！就是这些。
陈楚希望陈永贵再详细给大家说说，尤其是希望他能再讲一些具体的指导性意见，以便在会谈中设法落实，陈永贵又重复了一遍：
最高指示：不能让！
在随后的谈判中，中方的立场更加坚定，主张以联合声明为基础有所前进，将反霸条款原原本本写进和平友好条约。
而日方则坚持以“‘霸权’这个词很少做为条约术语使用”为由，力图说服我方放弃这一原则主张。双方主张明显对立，谈判陷入僵局。
在中日进行缔约的事务级谈判期间，日本新闻界也出来搅浑水。
1975年1月23日，日本《东京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对第三国的霸权，不写进日中友好条约——政府意向，避免刺激苏联》的独家新闻，将反霸条款是日中条约的核心问题这一事实曝了光，日本朝野一时舆论哗然。
4月20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题为《日本外交和“霸权条款”》的社论，称“霸权条款写进条约，从长远看有可能使日本陷入困境”，并危言耸听地说：“这种针对第三国的条款通常会被别人看成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
这篇社论对日本政府、自民党甚至在野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6月17日，苏联向日本政府递交一份苏联政府的声明，其中用挑拨性的语言说：
日本和苏联为维护共同利益，对于第三国根据自己的一孔之见试图给日苏关系的改善设置障碍而采取的任何行动，理所当然要予以反击。苏联已经采取这一方针，希望邻国日本采取同样态度。
一面是苏联的强硬态度，一面是国内包括外务省在内业务部门的步步紧逼，原本对缔结和约持乐观态度的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一时疲于应付。
三木更担心中国政府对他失去信任，于是抛开外务省派遣亲信向中方递交《首相见解》，称反对霸权主义是一项全世界普遍适用的和平原则，因此日本当然要遵守反霸原则，并反对世界上任何国家背离这一原则。既然这是一项全世界普遍适用的原则，不言而喻不是针对某个第三国的。
在随后举行的第三、第四、第五次预备性会谈以及陈楚与东乡文彦进行的正式会谈中，中日各持己见，谈判没有任何进展。
当时，三木试图说服中国作出让步，不在条约中写上反霸条款。他指示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他的几点意见，主要是希望中方理解日本的立场，做出让步。
小川会见乔冠华外长，请乔冠华“向周恩来总理转告三木首相对缔结条约的热情”。
1975年6月，周恩来在医院会见访华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在谈话中，周恩来就三木的想法阐述了中方的观点。
藤山一回国，三木就把他请到首相官邸，打听中方的想法。但中国的立场一如既往，而且藤山也表示“反霸条款应写入条约”。
由于中方原则立场的坚定性，三木在反霸条款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变化，认为反对霸权“同主张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和平共处五原则，以及主张解决纠纷不得使用武力的联合国宪章一样，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原则。”
但同时又认为，“这是一项全世界普遍适用的原则，不言而喻不是针对某个第三国的。”
因此，经过多次磋商，中日谈判仍然没有取得进展。
第9章乔冠华幽默反驳日本外相
1975年9月，日本外相宫泽喜一在与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外长乔冠华举行会谈。
在会谈中，相宫泽喜提出所谓“宫泽四原则”：
一、不仅要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而且要在世界各地反对霸权；
二、反对霸权不是针对某个第三国的；
三、反对霸权并不意味着日中采取联合行动；
四、不得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发生矛盾。
相宫泽喜的核心意见，是把两国原本一致同意的反霸条款，附加许多毋须解释的解释，特别是要免除反对苏联的争霸。
日方以“宫泽四原则”对反霸权主义进行解释，乔冠华反驳说：
出现需要解释的问题就是因为某个国家不高兴，有点神经紧张。像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物阿Q一样，头上长了癞皮疮，头发都掉光了，于是就怕人家说亮。
会谈后，宫泽利用会见记者机会，说中国方面好像还未理解日本关于条约的思路，恢复谈判是困难的，双方外长现在不可能互访。显示着不打算恢复谈判。
在日方看来，当时中国正在严厉批判苏联的“霸权主义”，因此“反霸”成了“反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同义语，如果把“反对霸权”写进日中条约，将会把日本置于联合中国反对苏联的境地。
10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来华替三木首相传话的小坂善太郎时，严肃地指出：
我们和许许多多日本朋友都希望早日缔约，但日本现政府却不那么热心。像你一样，三木首相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就我个人来说，难以理解三木首相实际上连联合声明的立场都不能坚持，日本现政府究竟是三木首相作主，还是由滩尾、椎名、还有宫泽外相作主？
接着，邓小平提到乔冠华和宫泽在纽约的谈判说：
宫泽外相就他在纽约与乔外长会谈所发表的消息是歪曲事实的。
小坂说：“我感到宫泽的谈话脱离了、违反了目标。”
这时，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
我对日本朋友多次说过，中日关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不要从外交辞令、外交手法考虑。宫泽外长的话好像是从外交手法考虑，把皮球踢到中国方面去了，达不成协议不是日本方面的责任。因为三木首相是我们的老朋友，我愿坦率地进言：希望他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看远一些。
接着，小坂说，他来华时三木首相要他向中国领导转达三点想法：
一、日本对中国的亲近感是很大的，对苏联的则无法与此相比；
二、他希望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不要留下隔阂；
三、双方对反霸条款的理解如果能够一致，那么就能找到在条约中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途径。
邓小平说：
这次在纽约，宫泽外相向乔外长讲了类似的话，乔外长已正式答复了。现在双方的立场都很清楚，就是个决断问题。
邓小平还说：
日本某些外交家说，条约还要由政府来搞；现在看来，还是需要民间的推动。比如阁下就可以做很多工作。
当时，由于与苏联存在着北方四岛的领土问题，日本在外交上不得不小心翼翼照顾苏联的情绪。
苏联当然知道日本的软肋，因此千方百计对中日关系进行干扰。
如果根据日方的主张来缔约，反霸条款便成了几句空话。签订这样一个抽去了反霸条款实质内容的条约，是中日联合声明的倒退。
在原则的问题上，中方当然不能让步。至此，中日缔约谈判停了下来。
从此，中日在缔约问题上的争执便集中在了“第三国条款”问题上。
第10章邓小平强调反霸条款的意义
1975年到1976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日两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出现了有利于中日缔约的时机。而能否抓住时机，了结中日关系上这一悬案，关键就在于如何处置中日双方所见悬殊的“反霸条款”、“第三国条款”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促使日方在原来的立场上向前迈步，邓小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邓小平劝告日本领导人，要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反霸条款和考虑中日缔约。
当时，邓小平在会见访华的日本客人时说：
在谈判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中日双方都要从全球战略和政治观点出发。我相信日本人民和日本大多数政治家懂得这一点。
邓小平反复告诫外国政治家：
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在中苏边界地区，苏联只有一百万，挑起一些冲突有可能，要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在接见日本友人时说：
苏联要进攻中国，一百万人算什么，它没有五百万，六百万，来不了，即使来了，占领了北京这也不容易，占领东北某些地方，甚至更多地方，也只是战争的开始……我们中国自己是放心的，因为我们有明确的战略方向。
邓小平还指出，欧洲和日本几乎所有战略物资都依靠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各方面的基本点是保护通道。苏联向欧洲国家施加越来越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更重要的是它想从侧翼，从南面包围欧洲。它企图在中东取得战略资源，建立或扩大军事基地，它想控制埃塞俄比亚、南也门、控制海上要道。
如果苏联的战略部署得以实现，西方的石油供应将面临很大的威胁，对日本、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就亚太地区而言，苏联加紧控制金兰湾、观港和西哈努克港，进一步卡住太平洋，马六甲海峡紧急时很容易中断。如若苏联在阿富汗得手，就可以从陆上南下，配合控制整个中东地区，包抄欧洲。
针对苏联的方针，邓小平分析说：
有人讲，苏联的这些行动是为了包围中国。中国不怕包围，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中国是从包围中冲出来的。苏联在越南大搞军事基地，当然包括针对中国，但仅是针对中国吗？金兰湾离中国很远，切断海上交通，对中国威胁不大，对日本、东南亚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威胁更大，美国第七舰队也不舒服。这不是针对中国的问题，也不是亚洲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问题。
邓小平还说：
过去我们总是说，苏联在东方摆一百万军队，第一是对付美国的，其次是对付日本和中国。我们提出这个论据时，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还不大赞成。现在，至少相当多的人已经懂得了这点……过去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说苏联战略重点在欧洲，欧洲人不大接受，认为中国人危言耸听。现在美国人、欧洲人大概都懂得这点了，他们认识到中国人讲的是真话。根据客观的实际作出的正确判断嘛。
因此，中日两国缔结包含反霸条款的条约，其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中国考虑问题是从全球的观点、政治的观点出发的。
如果中日都能从全球战略和政治的观点出发来考虑中日关系，那么就很容易在反霸问题上达成共识。
相反，如果仅仅从自身眼前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就难免各唱各的调，谈不拢。
邓小平高瞻远瞩的分析，令许多外国政治家赞赏，对于中日双方缔约谈判在反霸问题上形成共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到了11月中旬，中国政府收到了三木和宫泽一起商议过的条约草案并表示同意重开谈判。
但是进入1976年以后，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中国内事繁多。
1976年2月后，日本方面的三木政府也正利用洛克希德事件同田中及其派系进行权利斗争。
洛克希德事件发生于1976年的日本战后4大丑闻事件之一，另3个为昭和电工事件、造船丑闻事件、里库路特事件。
该事件起源于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为推销其飞机向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及其他重要政治家行贿5亿日元，田中因此被迫于1974年12月下台。
自民党内部协商决定，由自由民主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指定小派三木派的首脑三木武夫上台，史称“椎名裁定”。
这样，中日两国缔约问题就被搁置下来了。
第11章邓小平传达“一秒钟”理论
1977年1月间，日本参议院议员河野谦三、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等访华，福田首相分别请他们顺便了解中国对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态度有无变化，并请他们把自己的两点想法转告中方。
早在1976年12月，三木首相下台，福田赳夫重组内阁。福田自称是“扫除大臣”，他要把田中、三木内阁遗留下来的许多悬案扫除干净。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当然也被包括在内。
1977年1月，福田首相在他发表的施政演说中，也谈了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他说：
关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两国一致具有打算很快缔结的意愿，日本政府将进一步努力，在双方都感到满意的状态下来实现这个目标。
日本新任外相外相鸠山威一郎也在演说中讲了同样意思的话。
3月，中国外交部官员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时，小川大使奉令向中方转告福田首相关于缔约中日友好条约的三点意见：
一、日中关系进展顺利，值得高兴；
二、忠实执行《联合声明》；
三、在日中双方都感到满意的状态下，尽快进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
这不过是复述老话，日本在外交上并未采取新的行动。福田首相这种光说不练的情况促使日本热烈支持缔约的各界领导人和群众团体发动了要求福田政府迅速缔约的国民运动。
3月11日，日本成立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推进委员会”，3月20日，日中协会召集人代表茅诚司等拜访福田首相，表示“缔约事关国家的信义问题，国民的大多数希望很快缔约”。
3月21日，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召开全体会议，有496名议员参加，通过决议，要求政府迅速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6月6日，日本社会党还向众议院提出了促进缔约的决议案。
9月到10月，邓小平接连会见了自民党滨野清吾、自由俱乐部的河野洋平以及自民党二阶堂进等3批访华团，并同他们谈了缔约问题。
滨野清吾是新任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他热情地告诉邓小平：
现在参加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已经有525名，超过了国会议员的半数，虽然我们属于不同的党派，但是我们要依靠这个组织的力量，在各方面进行工作，要利用一切时机，采取一切手段来逼使日本政府下决心缔约。我们相信，只要我们那样做，我们一定能达到目的。福田已处于不得不搞的地位。
邓小平说：
十分感谢滨野先生的这番话，非常感谢500多位朋友在这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相信500多位所做的努力是符合日本人民、中国人民的愿望，符合中日两国的长远利益的。福田先生过去的立场我们是了解的，既然他声明要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当然他工作繁忙，此事也牵涉多方面。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所谓一秒钟，只是两个字：签订。
邓小平所说的“一秒钟”很快传到日本，坚持中日友好路线的日本各界活动家知道中国对福田采取向前看而且正等着他的“一秒钟”后，结合纪念即将来临的日中邦交正常化5周年，把要求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活动推向一个新高潮。
9月29日，日中协会、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等43个团体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举行“促进条约国民大会”，滨野清吾根据他和邓小平的会谈精神，指出：
拥有和平宪法的日本，拒绝霸权，是理所当然的，政府应该立即决断。
社会党成田知已委员长在讲话中说：
缔结条约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谁也不应忽视。
在大会上讲话的人很多，最后通过了决议。
决议说：
已经取得了国民的同意，问题在于福田首相的决断，应该迅速决断，立即缔结条约。
接着，在日中协会主办的日中邦交正常化5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在众参两院议长保利茂、安井谦、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已、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民社党委员长春田一幸、日商会头等的包围下，出席集会的福田首相只好作了以下的表态：
日中之间还留有最大的悬案，我是一刻也没有忘掉，我希望尽快在两国人民的庆贺的状态下来缔结，这不仅是我的想法，也是政府的想法。
10月20日，曾经访华的自民党议员102位成员结成了以小坂善太郎为会长的“日中条约促进协议会”。他们访华回国后，小坂善太郎向福田进行归国报告。
小坂善太郎说邓小平会见了他，讨论了缔约问题，邓小平还问福田首相对缔结条约是否已下了决断。正像滨野清吾说过的，坚持中日友好的日本政治家正是“利用一切时机，采取一切手段来迫使政府下决心缔约”。
当时，中方也抓住了时机。应日本外务省的邀请，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任张香山和外交部王珍率领中国新闻代表团访日。
中国代表团在拜访政府、政党、财界和新闻界的领导人员时，都谈了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并介绍邓小平所说的一秒钟就可签订的看法。
代表团还拜会了福田首相，双方谈了1个小时。
在会谈中，谈到了缔结条约问题和反霸条款问题，也谈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
福田首相强调中日友好，在谈到关于缔约问题时他还复述了一再说过的要在两国人民共同祝贺的状态缔约。但在结束谈话时，他说了一句“日中两国是命运共同体，共坐在一条船上。”
张香山还拜访了日本自民党的滨野清吾。
滨野清吾对张香山说：“别着急，我们一定会带着像圆桌那样的大年糕，到你们的人民大会堂来吃红豆米饭的。”
11月28日，福田首相实行内阁的大改组，其中最重要的是调原官房长官园田直为外务大臣，调安倍晋太郎为官房长官。
这两位大臣都自认是肩负福田派的人。官园田直在鸠山内阁时曾任外务省政务次官，50年代初访问过中国，可以说是中国的老朋友。
安倍是岸信介女婿，是岸信介和福田两人要把他培养成为未来首相的。配备这两位担任新职，对于福田首相打算同中国签订条约，以及设法说服和调节自民党内和福田派内很多台湾帮反对签订条约是很必要的。
福田作了政府内的人事变动后，为下决心重开缔约谈判，他说服党内、派内反对缔约的鹰派、台湾帮、青岚会的成员，并使得包括岸信介在内，都感到谈判是不能不重开了。
福田还训令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设法同中国外交部有关官员，进行非正式的接触和磋商，以便为恢复正式谈判确定时间、方法和步骤等。
经过中日双方协商，这种非正式的接触和磋商，从1978年2月4日起就开始了。
第12章邓小平重申中方的立场
1977年10月1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议员、前官房长官二阶堂进。
二阶堂进选择这个时候访问中国，同样也是为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来的。
关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谈判，其实在田中内阁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早在1974年12月田中内阁下台后，三木内阁表示“争取早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并于1975年1月中日双方决定开始举行和平友好条约的事务级谈判。
但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在霸权条款问题上发生分歧，致使谈判断断续续，直至最后搁浅。
1976年12月福田内阁上台后，同样表示要“尽早举行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二阶堂进在这次和邓小平的会见中，提出了关于霸权条款的新方案，即：
根据本约发展日中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不是针对任何第三国的。
这各方案被后来人，称之为“二阶堂方案”。
在接见二阶堂进时，邓小平还提出了“双方均不干涉内政”的问题，进一步鼓励园田外相赴华访问，以完成缔约的最后准备工作。
1978年5月，日本首相福田委托日本公明党访华团团长矢野绚转达日方对中日条约的立场，要求中方予以理解。
邓小平向矢野明确表示：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遵照中日联合声明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发展两国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变化；中国方面认为，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基础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中日两国都不谋求霸权，也反对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
邓小平指出：
一方面说反对霸权，另一方面又说不是针对谁的，反对霸权无对象不合逻辑。事实上的霸权主义不但威胁着中国，也威胁着日本，中日两国都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双方互不干涉对方的内政。
关于重开条约谈判问题，中国方面不存在任何障碍，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希望福田首相做出决断，欢迎园田直外相访华。
邓小平还说：
请把我们的真意告诉福田首相，本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包括反霸条款是可以顺势解决的，很遗憾的是，三木首相执政以后没能借这个东风顺势发展下去。三木首相单单把这个问题挑出来，使得不成为问题的东西成了问题；拿出本来不必引起争论的枝节问题，使它变成了必须解决的原则问题了。本来苏联是说不出话来的，一看到三木首相这样的态度，就利用这个来施加压力。本来右翼是说不出什么话的，可后来这反倒成了他们的一张牌。既然这个问题挑到这样程度，在签订条约时就必须把它弄清楚。现在我们提出的反霸条款方案，差不多是照抄《联合声明》的反霸条文，只是原来这一条的开头的一句话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现在改为“缔约双方建立和发展中日和平友好关系，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下面完全是照抄原文。
矢野对邓小平说：“福田首相提出的希望中国理解日本要同任何国家都要和平友好相处这样的一个基本立场，我能否理解为中国对此予以理解。”
邓小平说：
同任何国家都和平友好，我们可以理解，我国也是这样的。反霸条款本身并不带来另一种性质：不可以同另一个国家和平友好；问题是，如果苏联在横行霸道，实行霸权，难道也能对它发展和平友好吗？如果中国在东南亚或在亚洲搞霸权，能相信人家会跟我们搞友好关系吗？这个问题可以不用去说明白。
矢野问：“外务省有一部分人，有强烈的希望，在本条约的前面加上，‘本条约是以发展日中和平友好为目的，不是针对第三国的’，阁下以为如何？”
邓小平用坚决的语气说：
这倒反而会挑起问题。请你转告福田首相、园田外相，苏联本来没有这张牌，是三木首相送给他们的。你越在这问题上表示软弱，他们就越觉得有机可乘。
矢野又问：“中国方面提出希望福田首相早作出决断，这个‘决断’的含义是什么？”
邓小平坦诚地回答说：
很简单，就是不要从《联合声明》的立场后退，应该有所前进。即使不能前进，至少也不应该从《联合声明》后退。如果福田首相从《联合声明》的立场有所前进，我看在中日友好关系史上，会写下他的光荣的名字，日本的后代也会替他写上这一笔，这是我们的真正看法。福田首相不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过去同中国的关系，我们彼此都清楚。见到福田首相，请你转告，这些我们并不介意，我们是衷心希望福田首相、园田外相，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一样，成为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告诉日本，反霸不能没有对象，这一点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但是，毫无疑问，坚持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是干涉内政，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对外政策，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如同其对内政策一样，都属于内政，别国不应干涉。中国不会干涉日本的对外政策，日本也不能干涉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就是说，各自在处理与别的国家的关系时是自主的。
矢野回国转达中方的立场后，日方对邓小平“中日两国都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双方互不干涉内政”的说法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方已经考虑了日本的立场，就等着首相下决心了”。
这就为中日双方在处理第三国条款问题上达成不损害反霸条款精神实质的妥协，奠定了某种思想上和方法论方面的基础，并对日本政府早下决断，恢复缔约谈判，起到了推动作用。
紧接着，邓小平又会见了由飞鸟田一雄委员长率领的社会党第8次访华代表团。
在谈到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邓小平说：
这是大势所趋，现在的问题仍在于福田首相的决心。不要有怕字，怕得罪苏联，其实真地签下字来，他们也无可奈何。
邓小平称赞社会党在群众中做工作，推动缔约。
当飞鸟田邀请邓小平访日时，邓小平提高声调说：
我过去说过，只要福田首相下决断的话，我去东京。
在接见日本广播协会代表团时，邓小平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6月5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以日本广播协会会长坂本朝一为团长的日本广播协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日本广播协会驻北京记者丰原兼一，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副局长李连庆，有关方面负责人罗青、王枫、阮若琳等。
会见时，坂本朝一会长感谢邓小平在百忙中抽空会见他们。
邓小平对日本朋友来访表示欢迎。
邓小平在回答坂本朝一会长提出的有关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时说：
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是众所周知的。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历史已有一千多年。两国不友好的历史仅仅只有半个多世纪，而且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都要向前看。
中日两国人民休戚相关，我们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前景是良好的。在谈判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中日双方都要从全球战略和政治的观点出发。我相信日本人民和日本大多数政治家懂得这一点。
邓小平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第13章邓小平会晤日本外务大臣
1978年8月8日至13日，日本外相园田直应邀访华。
8月9日晚，外交部长黄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及其随行人员。
在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黄华外长和园田直外务大臣先后祝酒，共祝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
黄华外长说：
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日联合声明中的一项重要规定，也是至今尚待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中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早日缔结这项条约，不仅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符合中日两国人民以及亚太地区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早日缔结这项条约，中国政府一贯采取积极态度，并为此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黄华外长表示：
从七月二十一日开始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经过双方的努力是有成效的。我们相信通过和阁下的会谈，能够使条约谈判取得圆满成功。
园田外务大臣说：
我抱着把日中友好关系建立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上的希望来到中国。我也希望借此机会同中国各位领导人诚恳地、坦率地交换意见，共同寻求确保我们子子孙孙的和平友好关系的道路……我强烈确信，通过我们的这种努力，这次谈判必将成功，能缔结不仅从两国国民并从世界都能受到祝贺的良好条约。
8月10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会见应邀来访的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
在友好的气氛中，邓小平同园田直就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交谈。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韩念龙，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平、副司长王晓云，国际条法司副司长沈韦良，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等。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园田直外务大臣的随行人员外务审议官高岛益郎、亚洲局长中江要介、条约局长大森诚一等参加了会见。
邓小平说：
园田外务大臣怀着发展中日友谊的强烈愿望来到中国，这次访问必将为进一步增进和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重要贡献。
针对日方害怕反霸“矛头所指”的问题，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
条约的中心内容实际上就是反霸。反霸不针对第三国，但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苏联反对这一条，正是暴露了他自己。
邓小平还说：
在当今国际形势下，我们需要日本的帮助，日本也需要中国的某些帮助。
中国在反霸问题上立场坚定，但也充分考虑到了日本的处境，并在条约文字上照顾到了这一点。
邓小平对园田直说：
两国的处境不同，立场就不同，中国对苏联讲的话，日本就不能讲。
这一点，充分显示了中国一贯的外交政策，顾大局的宽广胸怀，也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艺术。
正由于如此，中日双方终于在第三国条款上达成妥协，最后在条约中将其表述为：
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
在谈话最后，邓小平对园田说：
中日建交稍晚了一些，但建交后的两国关系发展不算慢。条约谈判的步伐本来还可以快些，已经耽误了一些时间，现在要把时间赶回来。在当今国际形势下，我们需要日本帮助，日本也需要中国的某些帮助。中日之间不是没有任何问题。例如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讨论。
会见结束后，邓小平设宴招待园田直外务大臣及其随行人员。
当晚，园田直外务大臣一行应邀出席文化部举办的文艺晚会。日本贵宾由文化部副部长姚仲明、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陪同，观看了京剧《虹桥赠珠》、《卖水》。
邓小平还对园田外相谈《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前景问题。这是园田在同黄华外交部长会谈时提出过的，也正是日本的某些鹰派和台湾帮利用这个问题来妨碍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
邓小平坚决地说：
我可以正式告诉日本政府，这个条约已经失效了。我们至今所以没有用某种形式宣布，只是为了表示我们不重视这个东西。条约规定：如要废除可在条约期满前一年宣布废除，明年正是条约到期的前一年，我们准备那时以某种形式来加以废除。
会谈结束前，园田代表日本政府邀请邓小平访日。邓小平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并商定在举行互换条约批准书的仪式时访日。
8月12日，两国外长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双方确认了经过两国代表团级又一次敲定的条约文本和各种文字的翻译，并认为谈判工作业已完成。
在邓小平“求大同，存小异”的灵活的外交方针指导下，经过会谈，双方就和平友好条约取得一致。
第14章黄华在友好条约上签字
1978年8月12日下午7时许，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举行。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出席了隆重的签字仪式。
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外务审议官高岛益郎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等。
当天，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的大厅正面竖立着一架巨大的屏风，上面的图案画的是安徽省佛子岭水库的拦洪大坝。屏风前面摆着覆盖有绿色桌布的长方形条桌。桌子中央插着中日两国国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在桌子的两侧就座，在两份分别用日文和书写的条约文本上签字后互相交换条约文本。
签字以后，华国锋、邓小平、廖承志同园田直外务大臣一起举杯，热烈祝贺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的这一大事。
当时福田首相在官邸的电视机前收看了签字仪式的情景。
他坐的那把椅子，正是6年前的1972年2月21日佐藤首相怀着酸溜溜的心情观看尼克松访华场面时坐的那把椅子。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此时的福田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呢？看完签字仪式后，福田站起身来对记者感叹地说：
木桥变成了铁桥，今后运东西方便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指出：
第一条
一、缔约双方应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二、根据上述各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缔约双方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第二条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第三条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
第四条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
第五条
一、本条约须经批准，自在东京交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本条约有效期为十年。十年以后，在根据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宣布终止以前，将继续有效。
二、缔约任何一方在最初十年期满时或在其后的任何时候，可以在一年以前，以书面预先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条约。双方全权代表在本条约上签字盖章，以昭信守。本条约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日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在条约前言中，最主要的内容是缔约双方充分肯定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确认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
这些原则，包括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责任、中日战争状态和不正常状态的结束、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和平共处五原则、反对霸权、台湾问题等。
随着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上述问题中有一些已经得到解决；和平共处五原则和反对霸权在条约中另有明文规定，因此，前言中所说的应予严格遵守的原则，主要是指台湾问题，即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
条约的第二条是条约的中心内容，同时也是谈判中双方争执的焦点。
在《中美上海公报》、《中日联合声明》以及中国同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联合声明中，都有反对霸权的内容。但是，在国际条约中写进反对霸权，这是第一次。它首先是约束中日两国，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其次是“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中日联合声明的反霸条款规定“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根据日方的建议，条约中增加了“或其他任何地区”，其用意在于表明反霸是一个“普遍原则”。
其实，扩大反霸的地区范围并不影响反霸条款的精神实质，因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苏联的霸权主义也确实不仅出现在亚大地区，在中东、非洲、拉美等世界各地都有表现；不仅苏联存在霸权主义，美国也有霸权主义表现。
条约的第四条规定“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这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体现了中方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做了不损害原则的让步。
日方曾要求写为“本条约不是针对特定的第三国的”，日方的意思是反霸条款不是针对苏联的。
经过双方反复磋商，做出了如上的妥协，既照顾了日本的处境和需要，对反霸原则也无损害。因为，两国各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并不因为缔结了条约而改变。
1978年8月16日，条约签订后的第4天，中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便批准了该条约。
日本众参两院在条约签订后也立即进行了审议。本来条约应由众参两院的外务委员会审议，可是，外务委员会以外的议员也提出希望进行质询，因为这是历史性的条约，进行质询可以“留名”于议事录中。
这样，审议的时间便延长了。到10月16日，众议院审议完毕，并立即送交参议院。参议院外务委员会当晚便开始审议。
18日下午，条约在日本参议院也获得通过。
20日，条约经日本内阁批准和天皇认证，完成了日本国内的全部批准手续。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对于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也具有意义的。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标志着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起点。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而且将有助于改进亚太地区的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
第15章黄华在告别宴会上发言
1978年8月12日，日本外相园田直应邀访华，同中国政府举行缔约谈判，谈判取得了圆满成功。
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当天晚上，园田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韩念龙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和夫人，园田外务大臣的随行人员等，出席宴会作陪。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文化部副部长姚仲明，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笑一，中日友协副会长赵朴初、张香山等。
园田外务大臣和黄华外长先后致祝酒辞，热烈祝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圆满成功和条约的正式签订。
园田外务大臣说：
我这次访问贵国的目的在于为了巩固和更加发展邦交正常化以来以日中联合声明为基础顺利发展下来的日中关系，同贵国的各位领导人坦率地交换意见，并通过这些交换意见，力图使日中间重要的悬而未决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顺利圆满地达成协议。由于日中两国政府和两国国民关于发展日中友好关系有所一致的信念、热情和努力，完全达到了我的这种目的。
园田直说，今天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是接着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在日中关系的历史上又揭开了新的一页的。”
园田外务大臣还说：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不仅对于日中两国和两国国民是重要的，而且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也具有意义的。我确信，这一条约从日中两国国民必将受到祝贺，同时从世界也必将受到广泛的欢迎。
我希望日中两国把这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做为新的起点，为了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发展和两国的繁荣，同时为了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要一同尽其力量作出努力。
园田直的讲话结束后，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接着，黄华致词说：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是迄今中日关系的政治总结，标志着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而且将有助于改进亚太地区的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相信，它不仅会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拥护，而且也必将为一切受到霸权主义欺侮和损害的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所欢迎。
黄华说：
我们高度评价大臣阁下作出的重要贡献，高度评价佐藤大使阁下和各位日本朋友作出的巨大努力。福田总理大臣作出了决断，我们表示感谢。
黄华还说：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圆满成功，是两国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两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我愿借此机会，向为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作出了不懈努力的日本各界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黄华最后说：
中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但是，我们相信，只要双方都信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各项原则，中日两国和平友好合作关系必将不断扩大和发展，中日两国人民定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8月13日下午，园田直乘专机离开北京回国。
前往机场欢送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韩念龙，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外交部司长沈平、副司长王晓云、高建中、王珍、沈韦良。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园田直外务大臣的随行人员外务审议官高岛益郎、亚洲局长中江要介、条约局长大森诚一等也同机回国。
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高度赞扬中日友好条约的缔结。
文章指出：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了。中日两国人民高兴。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高兴。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高兴。唯独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高兴……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居然成了苏联的眼中钉。它一听到“反霸”二字就恼火，充分暴露了它的丑恶嘴脸。然而，中日友好的历史洪流，终究不是苏联所能阻挡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宣告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干涉与破坏阴谋的可耻破产。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两国的友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必将为进一步加强和促进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开辟更广阔的前景。中华民族和日本民族都是伟大的民族。中日两国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我们希望并且相信，在前进的道路上，中日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更好地携起手来，再接再厉，冲破种种干扰与阻力，使我们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而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日本舆论的反应也非常积极。《产经新闻》认为：“福田首相和政府有关当局在谈判中全力以赴、顽强拼博。对此，应给予高度评价。”
第16章邓小平向日本友人致谢
1978年9月1日，中日友好协会等11个团体，在人民大会堂设宴祝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中日各界友好人士2500多人出席了这次宴会。做为日本友好议员联盟庆祝缔约访华团团长的滨野清吾先生运来大量的年糕，同中方人员一起在宴会上共尝祝贺缔约的年糕和红豆米饭。
9月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滨野清吾、藤山爱一郎、鲸冈兵辅、冈崎嘉平太等4批来华祝贺缔约的日本外宾。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有关方面负责人王文林、王晓云、孙平化等。
参加会见的日本朋友中有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滨野清吾率领的“日中议联”庆祝日中缔约友好访华团，日本自民党众议员鲸冈兵辅和夫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藤山爱一郎率领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经济贸易访华代表团，日本金属加工和建筑材料工业技术展览团顾问冈崎嘉平太、团长原定司等。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伴正一也参加了会见。
当日本朋友来到会见大厅时，邓小平高兴地同各位朋友一一热情握手，并在一起合影。
邓小平一见大家就高兴地说：
朋友很多啊，非常欢迎。条约签订了，这不但是中国人民、也是日本人民和许多日本朋友奋斗了多年才实现的。从中国人民角度来说，非常感谢你们的努力。
接着，邓小平谈到缔结这一个条约的深远意义。邓小平说：
首先，我们两国之间有了政治性的条约，这加深了我们的友谊，促进了我们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领域的发展。其次增强了日本、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能力，这不仅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所以这个条约对世界和平，对世界反对霸权主义都有深远的影响。
9月20日，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和外相园田直分别在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会议上发表政策演说。他们一致强调，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不仅使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巩固，而且将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福田首相在会上首先谈到了不久前缔结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并请求国会迅速批准这一条约。他说：
日中两国的关系，在历史上虽几经变迁，但我认为这次巩固了两国间基于平等互利精神的长久的友好亲善关系的基础，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福田首相说：
政府决心通过缔结这一条约，尽最大的努力，不仅把日中两国的关系置于更加稳定的基础之上，使两国今后的和平友好关系变得牢固，而且应当对亚洲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福田在谈到亚洲问题时说：“为我国近邻亚洲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我国外交的重大支柱之一。”
园田直外相在演说中，阐述了日中两国政府不久前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经过和意义。
园田直说：
我坚信，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不仅奠定了旨在保证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长期处于稳定状态的基础，而且两国的友好关系长期稳定下去本身有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园田直表示：
政府立足于这种新的日中关系，打算今后为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园田外相也谈到了日美、日苏关系以及同非洲、欧洲等其他国家的关系等问题。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明确提出“反对地区霸权”，表明了中国的外交理念和亚太战略构想，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石。国际舆论认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对苏联的扩张主义是一个沉重打击，对亚太地区稳定及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