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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王殊邀请施罗德访华
周恩来笑着对施罗德说：“我感谢你带来了一场好雨。”
周恩来说：“什么人要来访问都可以，施特劳斯也可以请来嘛。”
毛泽东亲切而温和地说：“你不要哭了，请抽一支烟吧。”
1972年4月，罗马尼亚驻西德大使主持招待会，会上，新华社驻联邦德国的记者王殊遇到了基民盟副主席、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
当王殊向施罗德问起他以前所表示过的愿意去北京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进行商谈的事情时，施罗德婉转地对王殊说：
王，今天会上人太多，我们不便详细地交谈，不过我非常愿意邀请你到我的办公室和我一道讨论这个问题。
10天过后，王殊就接到了施罗德的秘书打来的电话，电话里，施罗德邀请王殊前往。施罗德在过去的联盟党政府中曾担任过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要职，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
当天，施罗德同王殊的会谈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从当前世界局势到西欧政局变换。
谈了这么久，还没谈到正题，王殊不免有些着急了，他只能直截了当地问施罗德访华的问题。
这时，施罗德才表示愿在方便的时候前去访问。
王殊接着问：“什么时间比较合适？”
施罗德仍不愿说具体时间，只表示愿意听从中方的安排。
王殊表示将向国内有关方面报告后再来同他商谈。
王殊回到办公室后才知道，就在当天，施罗德的基民盟主席团已正式作出了决议，要求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第二天，王殊立即到中国驻东德大使馆将这个消息报告了外交部，王殊考虑到当时德国社民党只是一门心思放在同苏联和东欧各国的谈判上，对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不十分热心。
施罗德在德国国内声望也是比较高的，有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对中国发出邀请也比较方便，不至于让社民党太难看，于是王殊在给国内发出的报告中建议尽快安排邀请施罗德访华。
两个星期后，外交部的答复发回了波恩王殊的办公室里，外交部答应由外交学会邀请施罗德在7月份访华两周。
王殊于1969年被派往西德波恩分社。当时，他既不懂德文，又不了解欧洲和德国的情况，感到从未有过的沉重压力。
到恩波后，王殊开始学德文，他进行了大量采访和调查研究，终于渡过了困难期。
作为一名记者，最需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魄力。王殊则通过深入全面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分析，大胆提出，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而不是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他坦言：“我主张中国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
王殊多次报回上述报告，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殊的见解是正确的。
施罗德受到邀请后显得十分高兴，当天即向报界宣布了这一重要消息，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和注意，许多报刊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次访问将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两国的关系正在揭开一个新的篇章”。
施罗德访华的消息公布后，一时间，德国政府内外围绕着施罗德的访华搅得鸡犬不宁。
当时，执政党在议会中处境十分困难，由于有6个执政党的议员倒戈，执政党丧失了12票的多数，与反对党竟然成了平局。
4月27日，反对党对总理勃兰特提出了不信任案，只是由于两个反对党议员变卦，才以两票多数逃脱了险局。执政党已决定解散议会，在年底提前举行大选。
不知是哪一位敏感的记者及时获知了王殊同国内联系的情况，了解到他在积极斡旋中国政府安排施罗德访华，于是，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德国好几个党派的领导人物都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向王殊提出要求，希望也能同时安排他们前去中国访问。
几天之内，王殊就接到了几十个电话，这些电话无一例外都是要求安排随同施罗德访华。
德国社民党看到自己的反对党在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步伐上走在了自己的前面，深感不安，连篇累犊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声称政府上台伊始就发表了愿意同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发展关系，为自己辩解，以使其摆脱受民众埋怨的窘迫状态。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报刊发表了另外一种不那么中听的声音，他们对施罗德的行动发出了冷嘲热讽，说他的举动并不能代表政府，甚至抨击他此举是试图为将在年底举行的大选“捞取政治资本”；还有一些人乘机揭起反对党的老底，说他们曾经在执政时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在布加勒斯特的中德两国关系商谈会上，轻易放弃了自己的主张，现在却又故做姿态地表现出对中德两国关系过分的热心。
施罗德不愧为富有经验的政治家，他对国内外所有的批评和攻击，都进行了非常谨慎的忍让态度，对记者一再表示他是以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华的，并将以超党派的精神同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在动身之前，他专门拜访了勃兰特总理和谢尔外长，就两国关系问题同他们交换了意见。
施罗德在当时决定访问中国，可谓是大势所趋。
早在1969年9月，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与自由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从此开始，自1949年以来执政了20多年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第一次成为反对党，社民党总理勃兰特是一个明智而清醒的领导人物，他上台后，一改过去联盟党执行的僵硬的东方政策，积极推行新东方政策，大胆地面对现实，承认战后世界局势，改善同苏联和东欧的关系。
其实，当时中国和西德之间并没有利害冲突，不管执政党还是反对党在同中国发展关系这个问题上都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刚上台的社民党政府比较担心同中国发展关系将会影响它推行新东方政策，更准确些说是担心影响它同苏联和东欧各国改善关系。
因此，他们上台以来，除了在他们的外交政策声明中简单地提到中国以外，在所有声明和讲话中都对德中关系不愿多提。于是反对党便就这个问题给政府出难题，他们认为新东方政策当然应该把中国包括在内。
1971年到1972年间，中国在外交上接连取得一项又一项重大的成就，中美“乒乓外交”的突破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尼克松访华之后，更多的国家同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中国在外交上取得的这一系列重大成在西德引起了很大震动，反对党领导人和报刊不断发表文章公开主张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在1971年中和1972年初两次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愿意到中国来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问题交换意见。
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也对记者发表谈话，认为应同中国发展关系。他有一句名言：“敌人的敌人是朋友”，他在发表的文章中大胆地主张应该拓展政府的东方政策的范围，不应该让它止于莫斯科，而应该延伸到北京。
当时，施特劳斯及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导人物们频繁发表改善同中国关系的言论后，德国《快捷画报》的记者几次前往王殊的住处拜访，还多次请王殊吃饭会谈，向他详细地介绍施特劳斯的观点，并且表示如果施特劳斯访华不仅对双方了解彼此的观点有好处，而且在世界上也会引起很大的反映。
但那个时候，执政的社民党政府对改善同中国关系的问题却是仍然抱着首尾两端的态度，并不像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导人那样对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表现出踊跃的态度，也不想因此而改变他们的计划。
他们一方面表示愿意同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发展关系，另一方面却又巧言解释政府正忙于同苏。联和东欧国家谈判，改善关系。
联邦德国的政府发言人甚至在公开场合表示要到1974年才考虑同中国的关系，后来反对党和执政党在联邦议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社民党在发言中说，“在长城上找不到统一德国的钥匙”。
1972年4月，周恩来收到施罗德愿意访华的消息后，他经过反复考虑，并同外交部得人员进行了多次研究，认为勃兰特政府由于推行新东方政策，对同我国建立关系顾虑重重，我国先邀请反对党领导人来华访问，这对推动两国的关系有利，但对政府会有一些压力，因此选择适当的人选十分重要。
施罗德具有联邦议会外委会主席的身份，而且当过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办事谨慎仔细，中国外交部认为，首先邀请他以议会外委会主席的身份而不是以反对党副主席的身份来华访问比较妥当。
第14章周恩来与施罗德举行会谈
1972年7月15日，在北京首都机场，一架喷气式飞机徐徐降落。
飞机停稳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格哈德·施罗德和夫人面带微笑从机上走下来。中国外交学会和外交部的一些官员在这里为他们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
7月19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培源，会见了施罗德和夫人，以及随同来访的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秘书赫尔曼·容和16位新闻记者。
周恩来总理等同客人们一起照了相，随后同格哈德·施罗德、赫尔曼·容进行了坦率、友好的谈话。
外交部部长助理章文晋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及工作人员马家骏、王蒂、彭华、朱传贤、谢启美、胡本耀、廉正保等，参加了会见。
当天晚上，当施罗德夫妇在记者和警卫人员的簇拥下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会客厅门口时，周恩来已站在那里向他们表示欢迎了。
周恩来和施罗德人一见面，便谈笑风生，施罗德说：“我给您带来了联邦德国最好的祝愿。”
周恩来笑着说：“我感谢你带来了一场好雨。”
原来，那些天北京久旱无雨，在接见之前正好下了一场倾盆大雨。
接着，周恩来关切地问起施罗德夫妇在北京的这些日子都参观了些什么地方，施罗德高兴地告诉周恩来，他在北京游玩得十分开心，同乔冠华先生的会谈也十分富有成效。
施罗德说：“北京名不虚传，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我参观了长城、天安门、天坛，还有故宫。”
周恩来问他：“阁下到长城爬到什么高度？”
施罗德非常自豪地说，“我到了长城最高的地方。”
周恩来总理赞许说：
你很了不起啊！比尼克松高出一倍，比上星期来访的法国外长舒曼也高出好多呢。
接着周恩来愉快地回忆起他20年代初在德国的一些情形，并且他还问起波恩和科隆的一些变化，施罗德都一一做答。
随行的记者们又就德中两国外交关系的一些问题向周恩来提问。最后大家的话题不知不觉地转到德国和中国的啤酒上。
这时，周恩来叫人民大会堂的服务人员送给每个记者两瓶青岛啤酒，而且，周恩来总理风趣地对记者们说：
诸位先生，你们可不能自己在路上就将这些酒全部喝光了，一定要带回国去同你们的夫人一起喝，让他们也分享到你们来到中国的喜悦。
随后，周总理和施罗德来到会客室。
宾主坐定以后，周恩来很风趣地对施罗德说：
你看上去比你年龄年轻得多，你已当了很多年的部长了。
施罗德笑着说：
这个话应该让我对你说，我在担任部长之前就已经知道你的名字了。
谈话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开始，从欧洲和世界局势、两国关系一直谈到20年代总理曾住过的柏林和去过的哥廷根、科隆等德国城市。
谈话始终很活跃，双方都不感到累，晚饭后继续再谈，一直谈到凌晨1时。周总理对施罗德的谈话表示满意，特别对他所说的要真安全不要假安全表示欣赏。
第15章乔冠华与施罗德单独会谈
1972年7月15日，施罗德夫妇访问中国。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施罗德同外交协会会长、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进行了4次会谈，最后达成了一个书面文件，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尽早建立外交关系是可取的，而且在这方面双方都觉得没有什么障碍。
当天，他同外交部副部长兼外交学会
7月15日晚，乔冠华、外交部部长助理章文晋等与施罗德进行了首次会谈。
在会谈中，施罗德首先表示他不能代表政府，但愿意为推动两国建交作出努力。
在第二次会谈时，施罗德提出希望与乔冠华单独会谈。
施罗德在单独会谈中说：
我来北京前曾同勃兰特总理和谢尔外长讨论过两国建交的问题，得到的印象是他们都欢迎两国建交。谢尔外长表示毫无保留地欢迎建交，谢尔的设想是两国举行谈判就建交问题达成原则协议，他再应邀到北京正式签署协议。勃兰特总理的设想是，在我访华后中国通过驻欧洲使馆向联邦德国表示愿就建交问题进行谈判。
周恩来每天晚上听取乔冠华有关会谈的汇报。周恩来认为，从施罗德的谈话看来，估计西德政府是愿意同我国建交的。虽然西德总理和外长的设想有些不同，因此在第三次会谈中应进入实质性商谈，推动两国建交的进程。
果然如周恩来所料，施罗德在这次会谈中说，他的想法是两国建交的时机很好，应尽快举行谈判，争取在当年11月份内西德大选之前达成协议，届时如谢尔所设想的那样，邀请他访华签署建交公报。
为此，施罗德建议由他和乔冠华副外长就建交问题达成内部谅解，以便他回国后报告政府。
这时，施罗德拿出由西德外交部起草的内部谅解方案，请中方考虑。
乔冠华看后认为与中方看法基本相符，因此经过商谈作了少许修改后就同施罗德在7月20日上午一起签了字。内部谅解表示：
两国政府都有早日建交的愿望，并拟通过驻第三国的外交代表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
中方还托施罗德转告谢尔外长，如双方达成原则协议，欢迎他早日访华，并正式签署建交公报。
7月21日，施罗德一行在离开北京去大连、鞍山、上海和南京访问，他在各地特别是北京的活动几乎成了西德媒体每天的重大消息。
7月29日，施罗德回到波恩后，在不到24小时内就乘德国空军的飞机到了奥地利，向正在那里度假的联邦德国外长谢尔报告了中国之行的情况，几个小时后又乘飞机回到波恩。
第二天，施罗德举行记者招待会，参加的记者和编辑济济一堂，盛况空前。施罗德激动地说：
我的此次中国之行，使我对中国这个国家的重要性和它迅速的发展有了深刻的印象，鉴于中国在当今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我深感这次旅行的必要性，这种重要性提醒我们要同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关系正常化。我还要指出的是，中国对日益强大的欧洲共同体的发展十分关注。因此，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联邦德国应尽早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不要再犹豫迟疑。事实上现在建立这种关系并不存在什么困难。
施罗德的这番话受到西德国内许多报刊和人士的赞扬与支持。
第16章周恩来指示王殊与德方谈判
1972月31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给各外事单位领导作国内形势报告，王殊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
报告会结束后，周恩来要外交部的几位领导和王殊留下来，研究王殊回到波恩以后的工作。
王殊发现周恩来总理比从前显得衰老了许多，但是目光仍然炯炯有神。
首先，周恩来询问了一些生活方面的问题之后，将话题转到刚刚离开北京的施罗德访华的事情上。他说：
我两天前在这里见了施罗德，他对我说，德国要真安全、真和平，讲得好。
周恩来又对王殊说：“施罗德访华，你应该陪着他回来，当时我们没有能够想到这件事。因此，通知你有些晚了。”
接着，周恩来要王殊详细地谈一谈有关德国问题的一些看法。
刚开始，王殊还有些紧张，不敢放开讲，周恩来就鼓励他说：
你放开讲好了，有什么谈什么，什么意见都可以说。
王殊受到鼓励，就将自己在德国获知的全部有关德国以及苏联乃至整个欧洲的时局变化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当时，正值中苏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不久，西方政治界和新闻界对苏联的对外政策反映不一，各种各样的言论众说纷坛，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苏联对外政策的目标究竟是向西还是向东，大多数人认为苏联的根本利益在欧洲，其政策重点肯定是在西而不会是在东。
但也有不少人坚持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苏联的战略可能东移，其中有的人还幸灾乐祸地幻想将祸水推向东方。
王殊当时凭着自己的新闻与政治敏感，对这些意见都做了分析和考察，并在发回的报道中对这些意见做了客观的报道，敏锐地指出了两霸在激烈争夺中，战略重点将仍然是在欧洲。所以，苏联的战略是向西而不是向东。
实际上，在周恩来接见他之前，已经看过他的这些报道，而且毛泽东也看过了。
周恩来对王殊的分析表示首肯，周恩来分析说：
欧洲经济技术发达，是两霸争夺的重点，双方大军在欧洲对峙，谁也不肯让步，西欧和东欧都受到威胁，希望和平与安全。
周恩来还向王殊了解欧共体在巴黎开会的情况，由于王殊当时主要负责德国方面的新闻报道任务，对此不是很了解，周恩来向他提出了不仅要了解热门问题，目前尚不是热门的问题也应该去研究。
最后，周恩来向王殊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么，你对目前我国和德国的关系有什么看法？
王殊就自己对目前局势的一些看法做了详尽的汇报。认为我国有必要尽快同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对施罗德的此次访华寄予很高希望。因为施罗德访华已在德国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估计施罗德回国以后，还将为发展两国关系出力。
接着，周恩来说：
施罗德回到波恩后在机场上举行记者招待会，说得很好，又马上乘政府的专机去奥地利向在那里休假的谢尔外长报告访华之行，双方没有透露什么，但舆论的反应是积极的。西德各个政党已开展竞选活动，当然主要是国内问题，估计也会对两国关系产生影响。
接着，周恩来转身对着王殊说：
你回波恩后，要赶快去见施罗德，了解他回国后同各方接触的情况，可告他中方同意两国举行建交谈判。他是第一个访华的人，要尊重他的意见。如果谢尔外长要见，在见了施罗德后可以去，也把中方举行建交谈判的意见告诉他，并且告他在谈判达成协议后，邀请他到北京访问，正式签署建交公报。
周恩来还要外交部的人员给王殊带去中国同其他国家建交公报的两种式样，一种是简单的，只是说两国决定建交，互派大使；另一种要复杂一些，除了建交和互派大使外，还阐明双方对一些问题的立场。
周恩来又郑重地对王殊说：
你把这两种式样都带去，我们都可以接受。你先征求施罗德的意见，采用哪一种为好。估计你回波恩后会有不少人士要见你，都可以见，也把我们的立场告知他们。
当王殊向周恩来谈起施罗德访华消息传出以后，联邦德国不少政界和经济界人士，包括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都希望来华访问，周恩来说：“什么人要来访问都可以，施特劳斯也可以请来嘛。”
周恩来在接见王殊后，觉得王殊的许多想法很有道理，应该再同毛泽东谈一谈。
在向毛泽东递交的一份关于同西德谈判建交的请示报告上建议毛泽东亲自接见王殊，于是，王殊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接见。
第17章毛泽东亲自会见王殊
1972年7月24日晚，王殊从一个朋友家吃过晚饭后回家。王殊刚下公共汽车，正在车站上等候的新华社外事部的人员欣喜若狂地拉住王殊的手说：“真是好不容易找到你了！”
原来，他们刚刚接到电话通知：有重要事情要我在晚上9时到外交部门口一起乘车前往。
上了车后，王殊才知道毛泽东要见他。后来，王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
我心情非常激动。我除了在电视和电影屏幕上之外，还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
王殊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寓所，当他被工作人员引进毛泽东的书房时，毛泽东正坐在左边的藤椅上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人谈话。
王殊被介绍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伸出手，同他亲切地握了握手。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说：“王殊同志在复旦大学上过学，学过几种外语，长期在国外当记者，对西欧的社会经济情况比较熟悉。”
毛泽东听说王殊是记者，便笑着说：“我也当过记者，我们是同行嘛。”
由于王殊是第一次和毛泽东这么近地坐在一起，一种巨大的幸福与欢乐充溢在他的心头，使他忍不住激动得哭了起来。
这时，毛泽东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亲切而温和地说：“你不要哭了，请抽一支烟吧。”
接着，毛泽东用他那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和大家畅谈起欧洲和国际局势。
王殊以他记者的职业习惯，掏出笔飞快地记着，但是有很多话他都听不清楚，周恩来看出了他的紧张情绪，安慰他说：“不要记了，注意听吧。”
在谈话中，毛泽东列举了一系列中国和外国历史上声东击西的战例后指出：
欧洲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双方的大军都摆在欧洲地区，争夺越来越激烈。
毛泽东还谈到了西欧的局势，他指出西欧国家太多、太散、太软，受到两霸的威胁，要联合起来维护和平和安全。周恩来向毛泽东简短地介绍了施罗德访华的情况，毛泽东说：可以请一些人来，右翼的也请来，我可以同他们谈，尼克松来，就在这个房间里，我们谈得还不错嘛。欧洲矛盾很多，局势很复杂，没有什么明灯，全是胡扯的。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不光可以请一些人来，还可以派一些人出去嘛，要搞一些调查研究，要和别人搞外交，首先应该把他们的情况弄得确实一些，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不殆。
这次会谈中，毛泽东从国内形势到国外局势，谈了近3个小时。接着，周恩来在书房外面的房间里又同大家谈了1个小时。
在谈话中，周恩来说：“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同西德谈判建交的请示报告。并要王殊尽快赶回波恩，了解施罗德回国后的接触情况，而且带两种我国和其他国家建交的联合公报的格式去，征求他们的意见。”
周恩来还告诉王殊说：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外交大臣大平正方不久即将来华访问，如果早一些同西德达成建交协议，将对日本是一个压力。
当王殊一行谈完事情，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