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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友好：中国同英国、联邦德国正式建交
曾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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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毛泽东接见英国驻华代办
毛泽东握着谭森的手，真诚地说：“祝英国发展，请问候女王陛下。”
刘少奇说：“这是英国政府要印度先来试探的。”
裴坚章严正指出：“中英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是英国在联大投票中的两面态度和英在台设有领事馆。”
1970年5月1日晚，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灯光辉煌。
首都几十万群众汇聚到天安门广场，向参加“五一”节晚会的世界各国的朋友表示热烈欢迎。
群众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等口号，向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兄弟组织致敬。
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万岁！”“马克思主义万岁！”“列宁主义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等巨幅灯光标语，在灯光下显得十分耀眼。
当晚7时10分，奏着《东方红》乐曲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再次经过首都的上空，为节日的夜晚增添了新的气氛。
庆祝晚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际歌》。
天安门广场的欢乐景象十分动人，五彩缤纷的礼花，一串串腾空而起，把首都夜空映得通红。广场上的工农兵群众，高唱革命歌曲，载歌载舞，欢呼声、口号声，响彻云霄。
9时，毛泽东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同中国各方面的负责人员和各国贵宾、各国使节见面，同他们亲切握手、交谈。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4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在接见英国驻华代办谭森时，毛泽东握着谭森的手，真诚地说：
祝英国发展，请问候女王陛下。
毛泽东这句话使谭森深受感动，从此，发展中英关系和互换大使问题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中英关系的发展可谓是一波三折。
早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50年1月6日，英国指派前驻华领事高来含向中国外交部递交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周恩来外长的照会。
当天下午，高来含来到外交部，拜会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及欧洲和非洲司司长宦乡。
高来含首先申明来意：
我奉命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先生给周恩来将军的照会面交。这是英文本，中文译本尚未收到，收到后再送致将军阁下。
照会里记载着英国愿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制建立外交关系，并已准备与中央人民政府互派使节。
照会指出：英方愿意在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并准备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互派使节；在未任命大使前，指派其当时在南京的胡阶森秘书作为过渡时期的临时代办。
此外，高来含说他本人已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参赞，在胡阶森到来之前，由他负责同人民政府接洽一切事宜。
中国外交部在研究了英国政府的立场后，中方决定给予积极地回应。
1月9日，根据中方制定的同资本主义国家先谈判、再建交的原则，周恩来复电贝文外交大臣，同意接受胡阶森为英国政府谈判代表，就两国建交问题进行谈判。
英国外交部对电报中所谈到的两国要就建交问题进行谈判感到不解。他们认为，按照一般的国际惯例，应该是在双方互换使节之后才开始进行谈判。
当时，英美舆论界开始胡乱猜测，有的媒体说，谈判首先要谈香港和西藏问题；有的讲，中共肯定要收复九龙和“新界”。
为了稳妥起见，英国政府没敢让胡阶森马上来北京，而是一面让高来含再次到中国外交部打探消息，一面鼓动印度出面提出同中方谈判，想从中方跟印度的谈判中，摸清中国的底牌。
1月16日，印度外交部长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致电周恩来外长，表示印度将指派原印度驻南京大使馆代办雁谒森为临时代表，与中方谈判，电文指出：
待双方互派大使后，始能谈判一切重要事宜。
当时周恩来正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留在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就此作出批示：
这是英国政府要印度先来试探的。英国政府很怕我们提出“重要问题”来谈，故胡阶森不敢来，而要印度先来……因此，应该比较客气地答复印度，说中国与印度之间在过去没有存在需要在两国互派大使之前进行谈判的重要事宜，故同意雁谒森先生即来北京就两国设立外交使团以及设立领事馆等事宜进行谈判。
在印度外长致电周恩来的同一天，高来含也向中国外交部转来英国政府的两点意见，英方认为：
英中双方换文本身已表示英中邦交已建立，不知中国政府意见是否亦如此。
胡阶森只能以代办身份来北京，如果有什么技术性问题要谈，可先由高来含负责进行。
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发电报给刘少奇，作出重要指示：
对英国前北平领事高来含本月十六日转达英政府的两点意见如尚未回答，望以下列拟就的书面意见交外交部，由宦乡司长约高来含来外交部当面宣读。书面意见为：
中英两国外长的换文表示了双方政府对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意，因此胡阶森先生可以英国政府代办的身份来北京谈判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步的程序与事宜。
英国政府得到高来含的报告之后，胡阶森奉命动身前往北京。
第2章裴坚章拜会英国议会外交官
1971年1月15日，中国新派驻英临时代办裴坚章向英外交部驻议会次官罗伊尔进行到任拜会。
在拜会中，罗伊尔指出：
中英两国是大国，应该有大使级外交关系才合适。英准备将其在北京的外交代表规格提高到大使级，望中国政府对此建议作出良好反应，尽快答复。
裴坚章表示，将尽快向国内汇报英方的意见。
3月17日，裴坚章宴请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摩根，摩根按其外交大臣的指示表示：
从周总理同谭森的谈话中，英外交大臣仍看不清中国对中英互换大使所持态度，即要英为此采取什么步骤，等待中方答复。如明确提出英必须采取的措施，英将认真研究，并已准备好随时与中方就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的问题在伦敦进行商谈。
裴坚章严正指出：
中英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是英国在联大投票中的两面态度和英在台设有领事馆。如英国在这两个原则问题上明确改变态度，两国建立完全外交关系就没有障碍了。
6月22日，罗伊尔约见裴坚章，表示英方愿完全满足中方条件。待中方作出良好反应后，英将撤回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英国不打算再支持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上须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重要问题”议案，并保证不支持旨在拖延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联合国的程序。
英国的答复虽表示接受了中方的两个原则条件，但对台湾地位问题并未表态，其中还有文章。
经研究决定由中方草拟一关于中英两国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换文稿。文中有一条款就是要英国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
这样，中英关系终于取得巨大突破。当然，中英关系能够取得成就，少不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英两国领导人为改善中英关系所作出的努力。
早在1950年2月14日，英国驻华临时代办胡阶森抵达北京。
当天下午，胡阶森到外交部做礼节性访问。对于如何对待胡阶森来访问题，中方高度重视。刘少奇在会见情况报告上批示：
对英国外交人员应有适当的、周到的、礼节性上的来往，不可怠慢，但也不要过分热情，以示与对苏联等国家人员有区别。
中方对胡阶森来访进行答拜。会谈一开始，胡阶森就急着表示：在两国交换照会以后，英政府原以为两国已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后来接到中国政府照会，始知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了解不同。
胡阶森指出，他奉英国政府之命来京，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初步的与程序的问题进行商谈，并表示他只有此一使命，并无其他事务，因此随时均可谈判，希望中方能约定时间开始谈判，又要求在谈判以前将问题提交他，以便转致英政府，好做准备。
中方回答，等外交部确定时间后，再行通知他。
3月2日，中英两国代表就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谈判。
根据事先约定，中方代表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英方代表是胡阶森。
在谈判中，章汉夫提出：
关于中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初步的与程序的问题，其中最重要与必须先行解决者，为英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的关系的问题。我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英国代表在联合国关于中国代表权的问题上投弃权票的行动，以及英国政府对于在英国、香港和英国属地之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各种机构及中国的国家财产究竟持何种态度的问题，都属于英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的关系的问题。因此，我中央人民政府希望英国政府就这两个问题予以澄清。胡阶森表示：所提两问题，相当复杂，牵涉到国际法及国际惯例，我不是法律专家，自当转报英国政府。
3月17日，胡阶森约见章汉夫，称英国政府已在1950年1月6日撤销对前中国国民党政府之承认，并于同日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法律上之承认。由该日起，对前国民党之政府已无外交关系存在。在伦敦前中国大使馆已行封闭而前大使已不享受外交官之身份。
胡阶森还说：
上次英国政府在联合国内对开除国民党在安理会之代表问题上投弃权票，并非袒护前国民党之表示，而是由于当时不可能达成多数通过。此理由同样适用于联合国其他机构。
他表示，英国政府欢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出席联合国及其所属各机构，而且一旦确知能形成多数时，英国政府自将对该项议案投赞成票。
胡阶森仍口头声明：
现在英国已确认中国在港的财产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中央人民政府及其委托人才有权处置，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手段损坏、扣留、转移或干涉。中央人民政府的此项产权，应受到英国政府充分的尊重。
对英方上述口头声明，章汉夫强调：
关于联合国中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中方所重视的不是同意票的多少，而是要从投票中看出已经正式宣布与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和愿意与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在行动上究竟是否真正与国民党集团断绝关系及对新中国持友好态度，因此，对英方的解释不能满意。
此后，中英又举行过多次谈判，但对以上两个问题双方所持立场相差甚远。关于联合国问题，中方对英国在联合国的表决中态度暧昧表示不满。
第3章周恩来向谭森提出三点要求
1971年3月2日，周恩来接见英国代办谭森，并与谭森进行了亲切交谈。
在谈话中，周恩来提出中国政府对解决中英全面建交互换大使的三点要求：
一、撤销英国在台湾淡水的领事馆；
二、在联合国大会上，英国不能既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席位的议案，又投票支持把中国代表权问题作为所谓“重要问题”须经大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的议案，必须完全支持赞同中国参加联合国；
三、澄清英国过去鼓吹的所谓“台湾法律地位未定”的论调以及为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任何谬论。
周恩来之所以提出这三点要求，是为中英接下来的谈判打好基础，因为早在1950年新中国与英国进行谈判时，由于英方对待台湾等问题的态度含糊不清，最终导致谈判没有取得成果。
早在1950年中英举行第一次建交谈判时，中方希望英方对以上应该加以澄清，应以实际行动表示英国已和国民党集团完全断绝外交往来及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诚意，并表示在建立中英两国外交关系之前，这一问题是不能不解决的先决问题。
事实上，在1950年1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苏联代表提出的不承认国民党代表出席安理会的资格并加以驱逐案时，英国代表附和了美国代表的意见，表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出为时过早”。
1月13日，当苏联的提议在安理会表决时，英国代表又投弃权票。虽然到6月份英国决定“调整我们对中国代表权的投票政策，在任何符合条件的联合国组织中投票赞成代表权的变更，无论这一提案是否可能获得多数支持”，并打算在6月19日和7月3日召开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等会议上投票赞成新中国的合法地位。但英国并没有将这一想法告诉中国，并且最后由于美国的压力和朝鲜战争而放弃。
当时，在美国反对开除国民党驻联合国代表的情况下，英国投弃权票已属不易，而早在1949年11月，英国政府就已经决定：
指示其在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不参加辩论，如果举行投票的话，便投弃权票。
而且英方认为：“在即将到来的辩论中，支持国民党政府是没有理由的。”
英国在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作出了一定努力，贝文甚至抱怨说：“只有联合王国在为使中央人民政府取得进入安理会的必需票数进行努力”，但这些幕后努力并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同时，由于并不完全了解英方的情况，中方认为英国投弃权票的政策是“取首鼠两端的态度”，因此在谈判中不断表示不满的态度。
关于国民党在香港的财产问题，双方谈判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处理“两航”在香港的财产问题。
1949年11月9日，原国民党政府所属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在香港起义，由于当时中英尚未建交，新中国无法按正常的外交途径接收，而要受到港英当局的种种制约。
1950年1月9日，周恩来向香港原国民党机构员工发出“保护财产，待命接收”的命令。随后，中央组织了接收工作团。鉴于建交有望，工作团当时确定的方针是以政务院代表的身份正式入港统一接收。
2月23日，港英当局高等法院宣布“两航”公司留港飞机所谓的“出售”无效，宣判驳回美航接收“两航”的申请，并解除对“两航”公司全部资产为时3个月的“禁制”。
至此，“两航”护产斗争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这为中英建交谈判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英方在“两航”问题上立场不断倒退，“两航”问题逐渐成为中英建交谈判的矛盾焦点。
1950年5月7日，中国外交部对中英谈判的两个焦点问题作了书面驳斥，严正指出：
一、关于联合国中的中国代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重视的不是同意票的多少，而是要从投票中看出已经正式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断绝外交关系和愿意与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是否心口合一，他们对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否真正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对英国政府关于在联合国组织中对中国代表权问题投弃权票的解释不能满意，尤其对英国政府在联合国所属各机构中继续投弃权票的行为更不满意。
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英国政府应该以行动表示其确与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断绝外交关系。
二、关于英国政府对于在香港的国民党反动派集团的各种机构及中国的国有财产所持态度问题，根据胡阶森代办的口头声明，知英国政府已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现在香港的中国财产具有执行管理之全权。
1950年5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了中英双方谈判的全部过程及搁置的原因及责任。但当时中国政府仍给留在北京的英国谈判代表以外交人员的待遇，中英双方联系的渠道并没有断绝。
中英建交谈判是新中国第一次与西方大国进行有关两国关系的谈判，与此同时，中苏之间还在进行缔约谈判。
中方在中英建交谈判中的方针原则是根据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确立的。
“一边倒”是新中国在外交上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立场的形象表达，它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起，构成了建国初期的三大外交政策。
在此基本原则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与西方国家建交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在建交顺序上新中国采取了先苏联及东欧各国，再周边国家，最后考虑西方国家的方针。并且在不急于建交的策略方针下，与西方国家采取了先谈判后建交的做法。
后来，周恩来曾在不同场合对这一外交策略进行过解释。1952年4月，周恩来在关于外交方针与任务的一次讲话中曾经明确地说：“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
第4章乔冠华与谭森举行谈判
1971年7月1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约见英驻华代办谭森。
在会谈中，乔冠华说：
现在我们建议把两国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原则用换文形式肯定下来。我们准备了一个换文稿，在征求你们的同意后就可以正式换文，并建议全文发表。
7月19日，谭森约见乔冠华副部长。
谭森说：英国政府注意到中国的换文稿的条文，以前中方只提出两个突出问题，现在换文稿之中又有新的突出问题。
随即，谭森交出英方对中方换文稿的修改稿。
乔冠华看过后表示，中英两国现在仍停留在代办水平，原因就在于台湾问题。“台湾地位未定论”是英国政府首先提出的。英国与其他国家不同，英国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这两个文件规定台湾应归还中国。所以，台湾地位问题不是什么法律的问题。
8月4日，乔副部长约见谭森，面交中方对换文稿的修改稿。28日，英驻华临时代办萨力查致乔副部长信附英方修改稿。9月25日，乔冠华副部长约见谭森，面交中方修改稿。
由于中英双方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经历过一次建交谈判失败的教训，因此，在这次谈判中，中英双方都十分谨慎。
早在1950年4月中英第一次建交谈判中，英国宣布承认中国已经过去了3个月，双方仍未能在建交问题上形成统一的意见。
当时，英国朝野变得焦躁不安起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也承认英国的处境极其不妙。他甚至认为中国不同意交换外交使节，并采取不友好的态度，使英在华利益前景暗淡。但他反对和北京中断谈判，断绝与中国的全部联系。
贝文和他的远东专家们认为，中国不愿与英国建交的原因是中国领导人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所以他们决定英国目前对华政策的目标是抵制苏联在中国的影响。
贝文说：
若中止谈判，公开与中国为敌，将会对英国在香港及整个东南亚的地位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还会遭到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及其他跟随英国承认中国的国家责备。
因此，贝文坚持承认中国的决定是正确的，英国应继续寻求与中国建交的可能性。
但在“两航”飞机事件上，英国最终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3月，英驻美大使佛兰克斯爵士向外交部报告了艾奇逊对留在善港的70架飞机去向的忧虑。
弗兰克斯担心任何有利于中国的决定都会引起国会对英国政府给予英国经济、军事援助的攻击。
4月，美国务院指示美驻英大使馆通知英外交部，倘若“两航”飞机落入共产党手里，美国政府找不到向反对党辩护英对华政策的理由。
4月24日，英国内阁研究了美国对“两航”飞机的强硬态度，最后决定接受检察长哈特利、肖克罗斯的建议，将飞机扣留于香港。
5月10日，枢密院颁布敕令，否决香港最高法院的判决，并宣布在飞机的所有权被裁定前，飞机将扣留在香港。
为此，章汉夫于5月17日致函胡阶森，对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指出扣押飞机的行为是极不友好的态度的表现。中英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英国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决定改变它在联合国的投票政策。当时，安理会已有4个会员国承认了新中国，它们是苏联、印度、南斯拉夫、挪威。
要达到多数支持，加上英国还需两票。英国试图说服法国、埃及、厄瓜步尔和古巴给予支持，但由于美国的暗中阻挠，未获成功。
英国领导人又寄希望于美国态度的转变上。不久，英、美、法3国外长举行会议，贝文试图说服艾奇逊使美国不再反对其他国家投票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然而，艾奇逊固执己见。在他看来，中国代表权问题不仅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他认为苏联已控制了北京，接收中国到联合国将是十分危险的。
英国外交部国务大臣肯尼思·扬格主张不论联合国有无多数票，英国均应投票支持新中国加入联合国。
6月12日，扬格向艾德礼首相建议英驻联合国代表应分别于6月19日在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援助基金会上投票支持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艾德礼批准了这一建议。
美国得知英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后，表示反对在国际儿童紧急援助基金会投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形势陡然逆转。
随着东西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英国放弃了7月3日的投票计划，随后，中国拒绝了英国第一任驻华特使德宁秘密访华的入境签证。中英北京建交谈判从此中断。
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在1950年失去了与中国建交的机会。